被誉为世界航海史上伟大奇迹的郑和下西洋，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郑和七下西洋，历时28年，每次都有粮船、水船、马船、战船、多橹巡逻艇等船舶200多艘，官兵、水手、医士及其他随员27000余人，纵横于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的辽阔水域，主要航线42条，驶达东南亚、南亚、阿拉伯、东非等37个国家和地区，最西到达非洲东海岸的麻林（今坦桑尼亚马林迪），最南驶达爪哇，最北抵达红海的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航程16万海里（约29.6万公里），几乎跨越地球的三分之一……无论是历时之久、规模之大，还是航程之远、所达地方之多，在当时都可以称得上世界之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望其项背，且比欧洲著名航海家哥伦布、达！伽马的远洋航行早了半个多世纪。
然而，就是这样一项规模空前、轰轰烈烈的航海运动，却被历史的烟尘与风沙遮蔽了近500年之久。直到20世纪初梁启超撰写《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极力推崇、标榜郑和：“谓大陆人民，不习海事，性或然也，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明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这才重新“浮出水面”，进入后人视野，知道、谈论并重视他的人越来越多。
2005年，是郑和首次下西洋600周年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年份，各种相应的纪念活动纷纷举行，如太仓筹建郑和公园及全国最大的郑和纪念馆；“凤凰号”单桅帆船、“绿眉毛”仿古船重走郑和下西洋之路；举办郑和航海暨国际海洋博览会，郑和下西洋国际学术研讨会，郑和下西洋与华人华侨纪念活动；拍摄电视专题片、大型纪录片；开展全国青少年大明宝船海模比赛，世界华裔青少年郑和古船模型竞赛，航海暨海洋知识竞赛、有奖征文、系列讲座、夏令营；开办郑和下西洋文物展览；修缮与郑和有关的历史遗迹遗址；修建宝船厂遗址及郑和墓；出版界也不失时机地推出了《与郑和海上相遇》、《1405：郑和下西洋600年祭》、《明抄本〈瀛涯胜览〉校注本》、《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郑和研究百年论文选》、《郑和史诗》、《郑和新传》、《帆鼓西洋》等从不同角度纪念郑和下西洋的系列图书……
过去，我们的航海意识、海洋意识太过淡薄，对郑和航海、海洋文化、蓝色文明不仅缺乏应有的关注，反而表现出某种神经质的避讳及不可思议的冷漠。因此，我们担心的，并非“郑和热”过头，而是恐其“火”力不够，恨不得因风吹火、添柴加氧、呐喊鼓噪。
透过长久的冷寂与当下的热流，我们可以发现许许多多与民族性格、华夏文明、国家命运、历史走向等重大命题密切相关的深层内涵及真实符码。
600年前的郑和下西洋，是在“开国禁海”这一大背景下的纯官方行为。
明王朝建立之初，政权不稳，特别是敌对势力方国珍、张士诚余部旧党在沿海地区称兵构乱、不断骚扰，加之元末以来愈演愈烈的倭寇之患，出于防寇防倭、巩固统治及国家安全的目的，朱元璋自1368年建立明王朝伊始，便一反唐、宋、元历代鼓励与开放海外贸易的倾向，断然采取否定与禁绝政策：“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片帆寸板不许下海”，“敢有私下诸番互市，必置之重法”……
然而，当朱元璋的“开国禁海”作为祖宗旧制延续下来，成为有明一代的长期执政国策，中华民族也就开始从海洋退缩，变得更加封闭而内敛，对后世的海洋观、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负面影响。
明成祖朱棣是明王朝相当突出的一个另类。是他，以叔父燕王身份，打着“清君侧”的幌子，发动长达四年之久的“靖难之役”，于1403年从朱元璋钦定的名正言顺的建文帝朱允炆手中夺得皇帝宝座。从宗法道德的角度而言，明成祖自然犯下了大逆不道之罪。然而，哪怕是公然纂权夺位的他，在即位之初，也不得不重申并延续朱元璋立下的海禁政策：“缘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以遵洪武事例禁治。”
明成祖所禁，只是不许私人出海贸易，如果得到官方允许，拿到“号票”、“文引”之类的通行证，还是可以下海的。登基仅一个月，他就派使臣前往安南、暹罗、爪哇、琉球、日本、苏门答腊、占城诸国。自永乐三年起，又遣郑和六次出使西洋，将明代航海乃至中国古代经营海洋的活动推向前所未有的高潮。
明成祖接二连三派遣郑和出使西洋的动机与目的，历代学者作过连篇累牍的分析研究，稍作归纳，不外乎以下几点：一、当朱棣以非正当手段纂夺皇位，从北京带兵攻陷建文帝所在的南京都城时，皇宫腾起一把熊熊大火，侄儿朱允炆在冲天的火光与弥漫的硝烟中不知所终。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不论建文帝是否活着，对明成祖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潜在威胁。如果活着，在一个崇奉正统的古老国度里，只要建文帝振臂一呼，那种号召力足以动摇朱棣尚未坐稳的宝座；即使死去，只要没有确凿的证据，也会有人打着他的招牌“练兵勤王”以图复兴；而当时广为谣传的，是建文帝已出海外逃，为防侄儿朱允炆东山再起、死灰复燃，朱棣自然不惜一切代价，派遣心腹太监郑和前往西洋查访建文帝的下落了。二、明王朝政权建立在推翻元朝蒙古族统治的基础之上，蒙元虽然败走沙漠，尚有上百万青壮年可以战斗，残余势力仍不时袭扰北方。面对北边吃紧的国防格局，明成祖为防腹背受敌，不得不屡派郑和南下西洋诸国，开展恩威并施的外交活动，贯彻“四夷顺则中国宁”的华夏传统战略方针。三、扬威海外，满足自以为天下第一的虚荣。在历代封建统治者眼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除“天朝大国”中国外，其余的都是些不在话下的蛮夷小国。郑和扬帆海外，每到一地，总是“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要求西洋诸国接受封号前来朝贡，“不服则以武慑之”。朱棣更是沉浸在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妄自尊大中获得虚幻的心理满足，一次，他不无陶醉地对礼部大臣说道：“我居四海之中，驾御万国，当今天下虽大，却无不臣服。”四、满足奢侈豪华的享受欲望。以中国的大量财富，换取西洋诸国的香药、珍禽、异兽等稀奇古怪的“宝物”……
郑和所下之“西洋”，既非大西洋，也非今日欧美各国。古人分不清海与洋，便笼统地称之为海。到了宋代，随着导航技术的发达与海上交通的兴旺，这才有了“洋”的概念——将海的中心，也就是水最多的地方叫做“洋”。直到元代，才出现“西洋”一词。以马六甲海峡西口为界，东面的东南亚、东亚水域称“东洋”，西部的北印度洋水域称“西洋”。郑和船队从中国东海之滨一直远航到南海西部、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湾及东非沿岸，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认为，郑和船队最远航行至南非海域，甚至到达厄加勒斯角附近。这些广大的水域，都在“西洋”范围之内。
郑和七下西洋，所率多为兵船，随员也多为军士，算得上当时世界上一支最为强大的“海军”。这支规模空前的特大舰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攻击舰队出现之前，尚无任何船队与之匹敌。郑和虽以“耀兵”、“示中国富强”为手段，从而达到“威制”西洋诸国，让他们对明王朝俯首称臣的目的，但从未像此后的西方殖民者那样攻城夺地、滥杀无辜、劫掠钱财。郑和也曾三次用兵，其中两次出于自卫行动，另一次是主持正义帮助苏门答腊国王平定叛乱。如果说郑和前三次下西洋还带有查寻建文帝下落的意图，那么此后几次，则主要是航海与外交。即使前三次，行踪虽不出东南亚及南亚沿海诸国范围，但更多的是化解中国与海外各国的紧张局面，解决当时诸国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恢复一度中断了的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各国之间的关系。郑和将中华文明的种子沿途撒播，带去了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及先进的文化，巩固了明朝对西洋诸番国的宗主地位，密切了中国与亚非各国之间的友谊。
然而，郑和七下西洋所取得得的政治、外交成果，却建立在国库的巨大耗费之上。郑和所率庞大船队的打造，随行人员的一应开销，全部由国家财政负担；船队还带去大量的丝绸、瓷器、金银器、铁器、铜器等物，或无偿赠送，或换回胡椒、奇石、珍禽、异兽等西洋之物；因此，郑和航行规模越大，区域越广，航线越长，在经济上的负担与损失也就越大，这便形成了郑和航海的第一大悖论。
明成祖为追求“万邦臣服”、“万邦来朝”的所谓旷世盛景，似乎从来就没有想过要算一算经济账，反正历代封建王朝挥霍的钱财全部来自普通百姓的民脂民膏。比起那些用于个人享受的帝王，明成祖自然要比他们“略胜一筹”。
郑和下西洋宣威海外后，引得西洋各国纷纷前来“朝贡”，出现了一派亘古未有的旷世盛景。其中不少国王并非心悦诚服，而是眼见中国繁华富有，皇帝出手大方，便假意称臣，带上一些特产前来中国，然后换回皇帝赏赐的大量金银珠宝满载而归。如卜赖哇国的使臣献上几匹斑马、几只驼鸟，明成祖顿觉眼界大开，当即颁赏金500两，银3000两，还有无数的丝绸、茶叶等物。
郑和下西洋给明王朝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使得“库藏空匮”，百姓困乏，它的非经济性决定了这种官方模式的海洋经营活动难以为继。因此，当郑和六下西洋后，便遭到了不少大臣的强烈反对，就连始作俑者明成祖也有了不堪重负的难言之隐。适逢皇宫遭受火灾，朱棣不得不宣布暂停中外互航。
其后，新皇明宣宗继位，以庆贺自己登基，才有了1431年郑和第七次出使西洋。这也是郑和乃至中国古代的最后一次远洋航行，船队两年后返回。
1433年7月，远航船队刚刚返回，明王朝再次重申禁海令：命南京都察院严查私通番国者，对告发检举犯禁罪行举报者予以奖励。民间出海一禁再禁，而官方也因水灾、旱灾、蝗灾不断，国库空虚、财政紧张，再也没有能力进行毫无经济效益的“亏本”远航。
1447年，国家财政复苏，明宪宗复谋下西洋，兵部车驾郎中刘大夏为了阻止，竟将郑和七下西洋好不容易搜集、积累的所有资料、图籍档案，一把火烧了个精光。长达6.6米的《郑和航海图》因收入《武备志》一书，才得侥幸存世。面对上司的责难与追问，刘大夏竟振振有词地辩解道：“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刘大夏的短视、愚蠢之举，不仅博得许多人的喝彩，也代表了一大批封建臣子的心愿，他们从维护所谓王朝德政及百姓利益的名义出发，以防后人利用这些航海资料效仿郑和，不仅冠冕堂皇，而且“理直气壮”。于是，郑和下西洋、“德泽洋溢于天下”的伟大壮举，一夜之间成了“误国误民”的“弊政”、“滥政”，成为坚决打击并予取缔的对象。郑和的英名与功绩也随着那吞噬图籍档案的火光，与袅绕的青烟一同飘散在历史深处。
当郑和七下西洋的盛举转瞬间成为历史陈迹，中国官方的航海活动也就由峰巅猛然跌入低谷，而民间航海从来就没有开禁过。于是，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所有航海活动从此销声匿迹，中国与海外诸国的交往几乎完全断绝。中华帝国，就此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之中。
当我们面对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及一系列领先数据的时候，骄傲与自豪之余，很有必要进行一番纵横比较与冷静思考。
李约瑟曾称中国人是伟大的航海技术发明者，却不是伟大的航海民族。事实也确然如此，国人与海洋的关系，似乎自古就有着一种疏远与隔离的传统。中华民族是一支在高土高原与黄河流域的结合带，以中原为中心不断向周边及外围地区发展、融合的民族，自古远离大海，文明的源头及因子对海洋的认识相当匮乏。当我们的祖先面对浩瀚的大海时，看到的只是一片山呼海啸、晦暗幽冥、阴森凶险、无始无终、蛮荒无涯、难以捉摸的恐怖情景，少有海洋的另一性格——浪漫诗意、温和宁馨，于是，在传统文明的底色上，也就打上了变幻莫测、敬畏有加的基调。“海”字“从水从晦”，晦者，指月朔或日暮，昏暗之意。古代先民往往将海与渺远、蛮荒、苦难划上等号，比如瀚海、边海、海外、苦海等。一句“望洋兴叹”，更是透着一股令人伤感而又无法排遣的无奈与无能、懦弱与辛酸。时至今日，国人对大海的认识与心态并未发生多大变化，仅以曾经流行而略带贬意的“下海”一词为例，从中就可窥见黄土文明、陆地文化的历史渊源与深刻烙印。
文明的早期背景与底色决定了国人在与大海的交往中，总是显得谨小慎微、畏葸不前。扩张版图，改朝换代，总在陆地进行，很少考虑越洋派兵海外，所谓“逐鹿中原”是也；除了捕鱼，国人向来不会主动出海；即使出海，也只是在环中国大陆的近海里游走一番。隋炀帝曾派人乘海船抵达台湾，一度引起极大轰动。拥有了几千年的悠久文明，仅仅渡过一条台湾海峡，就陶醉得无以复加，与西方那些航海民族相比，也实在是太“小儿科”了，如果他们当时有知的话，会作何感想？
明朝海禁之前，先民虽以一种较为开放的心态与海洋打交道，但在先天条件及文明底色的束缚下，也就形成了独具中华特色的古代海洋观念：一、有限开放性。华夏民族几次大的融合，总是大陆民族取胜，海洋民族屈居被动地位。在大陆强势文化的主导下，海洋的开放倾向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挤压与掣肘，始终被纳入“以农桑为本”的黄土文明框架之内。二、边缘附属性。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农耕文明的社会里，自然形成了陆主海从的传统意识，中原地区是中心，沿海地区为边缘；农业经济是主导，海洋经济是末流；农业文明是主体，海洋文化为附属。三、本土防御性。在重陆轻海思维模式指导下，国民海洋活动缺乏，国防范围仅仅局限于陆地，缺少向海外拓展的勇气与信心，少有的几次海上军事经略活动，其落脚点仍在维护本土安全与稳定。
一个不具航海特性的民族，在禁海令一再颁布、重申、强调的情况下，郑和却能率领一支世界规模最大、技术最为先进的船队，所行航程之远、所到地方之多不仅超过历朝历代，在世界也首屈一指，这不能说不是一道异常眩目的光芒，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迹。
郑和航海所迸发出的奇异光芒，实则建立在前人累积的经验与业绩之上。
中国虽不是一个以海洋为主要活动场所的国家，但毕竟是一个濒临海洋的大国；虽不是航海民族，却是航海技术的伟大发明者：国人在周朝时就将风细致地分为12类型，对风向、风力进行研究，掌握并利用季风航行；在海流、潮汐的认识与利用方面，中国也遥居世界领先地位；到了宋元时期，航海者已进入“定量航海”阶段，掌握了测深、用锚、使舵等技术，对海洋气象、水文变化规律及信风的运用都已十分纯熟，可以在各种风向下操纵风帆；而指南针、船尾舵、密封舱等航海技术更是出类拔萃，给航海者带来极大便利；中国造船业一直位居世界前列，其船型之多，据有关资料统计，仅木船类型就达1000种左右……
郑和远航便很好地继承了古人千百年来留下的丰厚航海遗产，将航海针法、地文航图、天文牵星、水文流变、季风运用、航海气象预测等方面的航海技术及系统运用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七下西洋可以视为中国古代航海技术的一次集大成、总检阅与总发挥。
然而，我们虽然长期拥有先进的航海技术，却少有著名的航海家。将目光投向遥远而漫长的历史极力搜寻，扳着指头数来数去，也仅有汪大渊、鉴真、法显、周去非等寥寥数人。即使他们，也无法与郑和比肩，这不能不说是华夏民族的一大遗憾！
郑和，作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伟大航海家，如果将他与西方那些名副其实的航海家比较，又是一番怎样的情形呢？
论及郑和航海的领先地位，我们总是引用梁启超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中的句子：“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今译达！伽马）发现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那么，我们不妨将郑和与哥伦布、达！伽马进行一番比较。
首先，哥伦布远航有着极大的主动性，他能够实现远航理想，很大程度是他坚忍不拔意志的体现。他闯入西班牙、葡萄牙王宫，兜售自己的环球航行计划，以三寸不烂之舌打动西班牙国王及王后，最终得以成行。
郑和下西洋则显得相当被动，不过是奉皇帝之令出海罢了，体现的是皇帝的意志。也就是说，如果不是郑和，朱棣也会选择另外的人替代他以逞一己之欲，只是我们今日所知道的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航海壮举，就会换上一个符号，成为张和下西洋或李和下西洋了。明成祖之所以选中郑和，一是忠心，二是能力。郑和十来岁就作为明军俘虏受阉割，随侍朱棣左右并深得他的信任。试想一下，如果不是忠心耿耿，明成祖能放心将一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交付给他吗？而郑和的卓越才能更是在出云南、进北京、转战塞北及靖难之役中表现无遗，深得朱棣赏识。郑和本姓马，改姓郑乃因他在一个名叫郑村的地方立下显赫战功而为朱棣所赐。
明成祖选中郑和，有着极大的偶然性。即使因忠心和能力作为下西洋的最佳人选，还得接受一项今人看来十分可笑的“考验”——相面。为此，朱棣专门征求了当时最为著名的面相家袁忠彻的意见，直到袁忠彻认为郑和身长九尺，腰大十围，眉目分明，齿如编贝，行如虎步，声若朗钟，是领队远行的绝佳人选，明成祖这才最后定下“盘子”。
被明成祖钦定为出使西洋的“首席”正使，自然是一种荣幸，可在内心深处，郑和又何尝没有一种无奈之感呢？毕竟，以他早期的人生经历而言，熟悉与擅长的舞台与空间，还是陆地。要经略一个新的未知领域，其中该是充满多少不定因素与莫测风险呵！然而，知遇之恩是那样浩荡，容不得郑和半点异议与犹豫，就得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与郑和经历迥异的是，哥伦布14岁就成了一名水手，有时驾驶热那亚的商船出海，有时替加泰罗尼亚的船队效命，据说还当过一段时间的海盗。哥伦布远航之前，早就习惯了海风的咸涩、海水的浸泡、巨浪的颠簸与冒险的航行，有着23年的航海经验。航海是他的职业，是他的生命之所系，他是置身大海，从海洋的角度经略海洋，寻找殖民地，发现新大陆。郑和虽然出身航海世家，也略懂一些航海术，但离职业航海家则相去甚远，他是以大陆为依托，从陆地的角度熟悉海洋，认识海洋，经营海洋，扬朱明王朝之权威，传中华文明之火种。
郑和七下西洋，不仅从未考虑获取经济利益，反以耗费大量钱财为代价换来短暂而虚幻的政治、外交荣光，以维护明成祖的最高统治地位，扩大明王朝的国际声威，满足上层贵族追求异域珍奇的享受欲望。郑和带去无数的金银财宝、丝绸瓷器，据有关资料记载，七下西洋仅白银就带了700多万两，而换回的却是大量的胡椒、苏木、葡萄、石榴、竹杖及珍禽异兽等。明朝财政衰敝，后来不得不以“充溢库市”的胡椒、苏木折成文武官员、军士人等的俸禄，此种情形一直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成为中国封建朝廷俸禄史上的一道独特“奇观”。
而哥伦布四次赴美探险发现新大陆，达！伽马两次航海发现印度新航路，其内在动力与主要目的就是经济刺激，大发海上贸易之财。这也是西方航海民族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初期的共同经济心理，当一艘艘满载金银与香料的海船远洋归来之时，那种世俗的欢呼与瞩目，甚至超过国王的驾临。哥伦布与达！伽马的航海探险刺激了西班牙、葡萄牙国民前所未有的航海热情，加速了欧洲向海外征服殖民的进军与步伐。
哥伦布出海前做得最多的可能就是发财梦，在与国王签署的合同中规定，每发现一片新的土地，国王不仅封他为副王、总督，还可享有该地10%的财富，后代并可永世承袭。于是，哥伦布每到一地，就宣布该地为西班牙殖民地，并以西班牙式的名字命名。当地民众稍有反抗，即用武力坚决镇压。
如果让郑和与明成祖签订类似哥伦布与西班牙国王的合同，以中国封建专制政体而言，将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海军”，总是与当地官员百姓和睦共处，绝少示威动武，以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为生产单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固有的农业文明、小农经济，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成为残忍掠夺的殖民主义者。如果说哥伦布是用铁与剑、血与火、霸道与殖民构筑世界秩序，那么郑和则是以怀柔远人、礼尚往来甚至是厚往薄来的方式建立天下太平。明成祖所构想并推崇的理想社会，是“君临万邦，四海如一，敬天道，抚人民，共享太平之福”。
就航海规模、时间次数等计量数字来看，哥伦布与达！伽马自然不能与郑和船队相比较。郑和航行7次历时28年，每次船舶200多艘，其中大船60多艘，最大的巨型宝船为1500吨级，随员多达27000多人；哥伦布4次航海历时13年，船只最多17只，最少仅有3艘，人员最多在1200至1500之间，船舶吨位仅100至200吨；而达！伽马航行只有2次，历时6年，第一次船只4艘，第二次20艘，吨位皆在50至120吨之间，每次航海人员仅150左右。仅从以上数字比较，哥伦布与达！伽马的航海似乎不足为道，但我们不得不看到中西航海技术的不同及船员身体素质的差别，在没有机械动力的古代，船形、船帆及人的体力对航行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西方船为长船，底部尖形，巨风吹到45度角时可以保持平衡，而这时中国船舶则会倾覆；西方船的船帆为三角形，中国船的船帆为长方形或梯形，西洋帆可充分利用风力，一艘50吨位的船舶即可横渡大西洋，而中国船则需千吨级吨位，方可横渡大西洋。造成这一情形的原因，并非中国人不懂得使用三角帆，而是受着身体素质的制约，中国人难以操纵体力强度极大的三角帆，不得不采用长方形或梯形的方帆。而用方帆，船就必须造得很大，水手也需相应增多。据史籍记载，郑和乘坐的“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十八丈”，可容一千人。换算成今天的计量单位，该船长约130米，宽为50多米。因此，宝船显得“体势巍然，巨无与敌”，也就不足为怪了。而哥伦布、达！伽马的远洋船队人虽少，吨位也小，却能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哥伦布、达！伽马远航皆属探险范畴，他们所经航路，大多都是新开辟的航线，充满了难以预测的风浪与险恶。郑和航海自然危机四伏、危险重重，但船队基本上是沿近海航行，没有脱离以陆地为标志的地文导航体系。所行航线及所到国家和地区，是对宋元以来航路的继承与发展，90%以上都是前人航海所到过的，带有重走的味道，只有不到10%的线路和地区为郑和开发。
在哥伦布远航的宏伟蓝图中，自始至终存在着一个需经证实的理论，那就是地圆说。其时，托密勒写于公元2世纪的《地理学》被译成拉丁文在西欧各国广为流传，《马可！波罗游记》更是激发了人们的热情与兴趣，哥伦布相信，地球是圆的，东方各国就在大洋彼岸。先进的罗盘导航术、威力巨大的火炮装备与地圆说结合在一起，使得哥伦布与达！伽马如虎添翼。哥伦布由东向西，达！伽马由西而东，尽管方向不同，但目标一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西方航海家终于在南中国海相遇并发生碰撞。1519年至1521年，西班牙麦哲伦船队将哥伦布与达！伽马开辟的航路联为一线，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大航行，标志并开启了一个新的伟大时代，世界经由蔚蓝而辽阔的海洋逐渐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近代史即肇始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西方航海活动。
而郑和所率船队不论驶出多远，因为没有地圆说的理论作先导，怎么也不会出现类似的航海大发现。以国人当时对世界地理的认识水平而言，郑和远航抵达阿拉伯及东非等遥远国家，似乎已是“际天极地”了。郑和航海走出了南洋，并未真正走向世界，不仅没有开启一个新的伟大时代，没有带来国民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反因无法避免的负面影响而使封建社会的发展陷入困境——以郑和航海为转折，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走向封闭与衰落，而西方社会的发展则因航海大发现呈直线上升趋势。中国主动退出南洋、印度洋，所经营的航线、海域为西方殖民者填充、侵占，欧洲的科学、经济、军事在此后三个多世纪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正是这一进一退造成的西方扩张与中国内敛，带来了中西之间文明与愚昧、先进与落后的强烈反差。因此，当东、西方于19世纪正面相遇并交锋时，中国封建社会那暴露无遗的腐朽、无可挽回的衰落、不堪一击的脆弱，才打破了“天朝大国”的虚幻，惊醒了“唯我独尊”的迷梦。
宣德五年（1430年），明宣宗朱瞻基命令郑和第七次出使西洋。
前六次下西洋皆受明成祖朱棣派遣，星移斗转间，皇帝已换了两任，郑和也是年值花甲、白发苍苍的老人了。朱棣病逝前五年，紫禁城新完工的三大殿因雷电袭击引发一场大火，烧毁250间房子，皇帝的木雕龙椅也在冲天火焰中化为灰烬，加之全国各地频频发生的水灾、旱灾、蝗灾，朱棣既为财政所困，又惶惧于上天的惩罚，不得不暂停船队远航。明成祖病逝，儿子朱高炽明仁宗刚一即位，就颁布了他的第一道圣旨：“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如果说朱棣是暂停下西洋，那么朱高炽则是正式下诏中止有关远航的一切活动，停泊在福建太仓等处的船舶“俱回南京”，带去的货物交付内府，“各处修造下番海船，皆停止。”明仁宗还解除了郑和的宝船船队总兵之职，任命他为南京守备，主要负责修理整饰南京的宫殿。
朱高炽46岁才继位登基，他身材肥胖，好静，不仅缺乏父亲朱棣应有的活力，个人性格及执政理念也似乎截然相反。刚一上台，他就释放了所有因触怒父亲朱棣而遭囚禁的官员。照此看来，明仁宗是不可能耗费巨资、兴师动众地再下西洋了。郑和奉侍新君，换了一个新的岗位与角色，仍忠心耿耿地履行着一个臣子应尽的职责。他的心中，似乎已不再有远航的希望，只是谈及或回忆搏击风浪、梯航万国的往事时，那略显浑浊的眸子，突然变得灵动圆润、炯炯有神，犹如穿透浓雾的灼灼闪电。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朱高炽苦等苦熬，登上皇帝宝座仅九个月，就突然驾崩了。朱高炽儿子朱瞻基继位，与祖父朱棣关系密切的他，不仅继承了明成祖朱棣递传下来的皇位，更继承了祖父朱棣的勃勃雄心与执政理想。据传爷孙俩曾因西洋贡使来朝，留下一则“对对子”的趣闻。朱棣出了一句上联“万方玉帛风云会”，要求孙子联缀。不过一瞬，朱瞻基就口占格律严谨的下联道：“一统山河日月明”。
明宣宗朱瞻基执政不久，就将国家治理得有条不紊，迎来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黄金时代。面对日渐混乱的东南亚局势及明政府在海外不断下降的威望，朱瞻基决心重振旗鼓，再造“万国来朝”的盛世景象。
置身南京的郑和，遥望北都新皇明宣宗，一颗衰老而疲惫的心灵，不禁燃起了希望的火苗。大海虽然充满了风浪、颠簸与险恶，但也给了他权力、自信与荣光，他深切地感到，海洋才是他建功立业、自由挥洒的广阔天地。
当明宣宗决定再次组织一支庞大的船队出使西洋时，领队人物自然非郑和莫属。
距上次远航，已有近十年时间了，船舶必须重新修理打造，货物有待征集装载，人员也一时难以到位，因此，郑和及副手王景弘等人几乎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准备第七次远航西洋。
郑和深知此次远航的机会来之不易，这些年来，他总是站在荣耀与毁谤的风口浪尖，下西洋在给他带来声望与荣誉的同时，也不得不承受来自或明或暗的攻击与责难。最让郑和伤心的，还是那些曾经支持他的人，后来成了顽固的反对派。如户部尚书夏原吉，曾是那样地费尽心机寻求财源，助他出使西洋，前六次远航获得巨大成功，无不凝聚着夏尚书的心血与汗水。可是，当郑和第六次出使西洋归来，夏原吉竟站在了他的对立面，以空耗国家资财为由，坚决反对郑和再下西洋。明宣宗早有下西洋之意，可他不得不等到夏原吉病逝，登基五年之后才降旨下令。如果夏原吉依然活着，尽管他只是一名不得不听命于皇帝的大臣，可在他背后，却有着一个坚决反对的庞大官僚集团，朱瞻基虽为一言九鼎的皇帝，也不得不考虑不同集团之间利益的协调与平衡。
再次受命远航，郑和感到他的身与心又充满了一股昂扬的活力与充沛的激情，然而，岁月毕竟不饶人呵，在活力与激情背后，分明透着一股难以掩饰的衰老，须发苍苍，皱纹纵横，体力不支……郑和清楚，这将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次搏击，同时也有一种预感，那就是他耗尽心血经营的多次远航，极有可能遭致更大的攻击、诬蔑与诋毁，甚至是湮灭无闻。作为一名历经险恶、见惯风浪的成熟政治家、航海家、外交家，郑和不仅感到了反对势力、习惯心理、传统文化的强大，也感到了人生、命运及未来的无常与无情。第七次远航西洋前夕，他既要耗心费神地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同时又不得不未雨绸缪，安排身后之事。他不知道日后编纂的历史会怎样记载评价他的远征，虽然是非功过，任由他人评说，但总得留下一段历史的真相才是。于是，郑和命人刻石立碑，详细记述他的每一次远航经过。郑和担心石碑被毁，也就多了一个心眼，一共刻了两块，名为《通蕃事迹》碑与《天妃灵应之记》碑，分别立于船队的启航之地苏州刘家港与每次出洋前的驻泊休整之地长乐太平港。事实证明，郑和的担心并非多余，刘家港离南京近，石碑早被那些反对者毁弃；今日留存的，便是立在福建长乐太平港的《天妃灵应之记》碑。
宣德六年（1431年）一月十九日，郑和率领船舶300多艘，成员27550人，从苏州刘家港启航，这是明朝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支规模最大的远征船队。
二月二十六日，船队依然抵达每次驻泊的长乐太平港，“等候朔风开洋”。郑和此次在长乐停泊的时间较长，有近十个月之久。
在驻泊候风的时间里，郑和半点也未闲暇，而是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并将该做的事情差不多全都做了：征集宝物，储藏货物，维修船只，增添水手；将《天妃灵应之记》碑立在重修的天妃宫内；亲往海神天妃故乡湄洲岛，修葺天妃庙宇，并在妈祖祖庙举行祭祀仪式，虔诚地向天妃祈祷……
值得一提的是，郑和七下西洋，不仅为西洋各国带去了丝绸和瓷器、文明和友谊，也传播了妈祖信仰。当人力风帆面对大海那不时出现、无法抗御的风暴、巨浪、潜流、暗礁时，祈求海神保佑，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郑和每一次远航，船队都供奉海神妈祖，对南洋诸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经之地纷纷建庙修祠，供奉如仪。如南洋修建最早的妈祖庙宇——马六甲青云亭，香火一直绵延至今。
宣德六年（1431年）十二月，郑和率船队从长乐五虎门出发了。他站在最大的宝船船头，凝望远方的坚毅目光，分明透着一股留恋与迷茫，不由得向刚刚驶离的港口深情地回望不已。他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出使西洋，也是人生的最后一道奇异光芒；他不知道的是，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回望故国家园。
郑和第七次出使西洋，船队到达占城、爪哇、满剌加、真腊、暹罗、旧港、苏门答腊、古里、阿丹、锡兰山、甘巴里、忽鲁谟斯等20多个国家。每到一地，船队都受到了当地民众真诚而热烈的欢迎，与此后他们对西方殖民者的仇恨敌视截然相反。南洋一带，至今仍流传着赋予三保太监郑和神性化的无数动人传说，保留有他曾使用过的物件如三保公矛，还有以郑和为名的纪念地如三保井、三保垄、三保洞、三保港、三保城、三保山、三保宫、三保庙等，并在东南亚形成了一股“郑和崇拜”。因郑和船队密切了中国与南洋诸国的友谊，而后移民那里的中国人甚多，仅吕宋、葛罗已诸岛的福建人就达数十万，据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统计，因郑和下西洋后移居南洋诸岛国的华人总数“当不下五百四五十万人，加以与土人种杂婚者，当及七百万人”。
两年后，郑和率队回航，满载西洋珍禽异兽、奇特物产的各分遣支队在忽鲁谟斯汇合，然后浩浩荡荡地向印度古里进发。不幸的是，郑和在返航途中操劳过度，突染重疾。心力交瘁的老人经受不住病痛的折磨，在古里与世长辞。作为一名佛教徒，郑和一直信守着家族的伊斯兰教传统信仰，他的葬礼一如他的出生，也按伊斯兰教仪式举行，尸体裹以白布，头部朝着麦加。在一片吟诵与祷告声中，郑和的尸体被投向大海。大海是他奋斗与荣光所在，也是他最后的归宿与葬身之地。
南京城外有一座郑和墓葬，那儿不过是他的衣冠冢，里面埋着的，是按郑和要求带回故国的一双鞋子和一撮头发。
郑和虽死于归途，但船队仍很好地完成了第七次出使西洋的使命，达到了“万国来朝”的目的，西洋各国又开始成群结队地前来中国向明朝纳贡称臣了。
然而，就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船队归来两年后，即宣德十年（1435年）初，明宣宗朱瞻基因身体短暂不适，竟意外病逝。他一死，船厂的建造工作即行停止，此后再也没有恢复过。而船舶的停造，或对所造船只大小、式样的限制，则直接导致明朝水师质量与数量的急剧下降。到了16世纪，已少有船匠知道大型宝船的建造之法了。西洋诸国也不再向明朝进献贡品，即使朝贡，此后的皇帝也吝于回赠大量赏赐。朝贡体系一失，也就意味着中国势力范围退出了西洋诸国。
随着郑和及明宣宗的病逝，中华帝国的体系、中华文明的机制仿佛凝固了。一艘艘海船静静地停泊在寂寥的港湾，在岁月悄然无声的流逝中，散发出霉烂腐朽的气息，不知不觉地化为乌有。于是，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也就成了仅供后人追忆、怀念与向往的遗世绝响。
郑和下西洋，每次都从苏州太仓刘家港出发，而在福建长乐太平港驻泊休整、伺风开洋。也就是说，长乐太平港是郑和的驻泊基地，也是船队驶离中国的最后一站及计程起点。当郑和从长乐太平港启锚，也就离开了中国领土，浩浩荡荡的船队向着遥远的天际，纵横在蔚蓝辽阔的大海，直达西洋诸国。
从理论而言，郑和下西洋的出发点是太仓刘家港，但真正意义上的实际出发地，应为福建长乐太平港。
郑和舟师七次驻泊长乐，多则近十月，最少也要停留两三个月，对当地的政治、经济、商贸、文化、科技、教育、宗教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修造船舶，带动了长乐的造船技术；补充给养，促进了这里的经济；祭祀海神，推动了民间宗教的发展；招聘船员、训练水手，使得长乐县成为“海员之乡”，那些跟随郑和左右的长乐水手，屡建奇功，不少成为优秀的将士；两万多军士驻扎，形成一条“人物辏集如市”的“十洋街”，刺激了长乐的商业贸易；各色人等汇聚一地，种种俗言俚语、方言语汇及不同的服饰习俗、生活习惯相互交流影响，丰富了长乐的语言文化、服装文化、饮食文化及民俗文化。此外，郑和还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新建或重建了天妃行宫、三清宝殿、三峰塔寺、云门寺、太监楼、天妃宫大井石栏，修葺了朱子祠、文昌阁、龙峰岩读书处，铸造了三清宝殿铜钟……
不论历史、世人如何对待郑和，热闹也好，冷寂也罢，长乐人都一如既往地接纳郑和，赞美郑和，宣传郑和。郑和下西洋所形成的海洋文化，近600年来长久地浸润着当年的驻泊之地，在长乐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留下了深远的影响。郑和在长乐人眼里，已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是一笔世代相传的宝贵财富。
郑和七次下西洋，长乐潮涌六百年。是的，当我踏上长乐这片土地，也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生生不息的涌动。当小车穿过今日长乐喧闹的大街，来到城西南山脚下，仰头望去，一座高高耸立的寺塔立时跃入眼帘。随行的吴世灯先生告诉我，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三峰寺塔！
三峰寺塔是一座足以见证当年下西洋盛举，并与郑和结下了不解之缘的纪念物，它那映照在夕阳之下的沧桑身姿，依然巍峨雄壮，摄人心魄。
郑和驻泊长乐期间，常登临此塔，或散心休憩，或察看港口形势，或检阅船队阵容。后来，他得知塔为宋徽宗祝寿而建，故名圣寿宝塔，颇为不悦。宋徽宗赵佶为金人所俘，丧身辱国，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这样误国误民的君王，半点也不值得祝颂。郑和环顾南山绵延起伏之势，发现兰茗、香界、石林三峰并立，便将塔名改为三峰寺。永乐十一年（1413年）第四次下西洋候风驻泊长乐时，郑和重修寺塔，并在寺额上题写“三峰塔寺”四个大字。18年后，即宣德六年（1431年）春，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又将三峰寺修葺一新。
沿着直达山顶的宽敞石级攀缘，不一会就站在了三峰寺塔前。这是一座与其他古寺风格并无二致的石塔，仿八角楼阁形制，七层八角，塔内为拱顶空心室，有曲尺形石阶通达顶层。然而，三峰寺塔又有着与其他古塔互异的独特之处，那就是第七层开有四个门窗，以便在顶层室内张灯作为航标，供往来航行的海船远眺辨识。于是，三峰寺塔也就兼具航标塔与了望塔这两种功能。
三峰塔下，原为郑和所建南山天妃宫，1490年毁于对郑和下西洋反感无知的长乐知县潘府之手。1985年，为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南山天妃宫得以修复，改为郑和史迹陈列馆，并将南山辟作郑和公园。
踏进占地面积达3378平方米的郑和史迹陈列馆，我见到了一座别出心裁的郑和雕像。与普通名人雕像不同的是，这是一尊半身塑像，包括基座在内，高不足一米。然而，就是这样一尊矮矮的塑像，却给了我一种少有的震憾。塑像立于室外空旷的院内，没有半点遮盖，一如当年在大洋上昼夜星驰的颠簸，郑和的雕像与大自然的春夏秋冬、风雨雷电融为一体。当然，也有绿树、鲜花在塑像四周环绕，还有温柔的月光、明媚的阳光与和煦的海风浸润沐浴。郑和的半身雕像以坚稳厚实的大地为根基为依托，高昂的头颅透着一股坚毅与自信，深邃的目光仿佛穿过了重重迷雾，越过了无垠的时空。面对塑像，我不仅没有感到它的矮小，反而觉得周遭的一切，也在郑和那高昂的头颅、坚毅的神态与穿透性目光的烛照下，变得熠熠生辉。
郑和立足于大地，却献身于海洋，他的身子永远面向大海，目光是那样地义无反顾。是的，只有辽阔无垠的海洋，才是他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处。作为一名太监，无论官职多高，本领多强，在世人眼中，也会藏着一丝鄙夷与不屑。俘虏与太监的双重身份，自儿时起，就如影随形地伴随在他左右。难能可贵的是，屈辱身份不仅没有击垮郑和，不仅没有带来畸型与变态，反而激发他建功立业的志向，以补偿命运的不公。在郑和身上，我们真的半点也没有感到太监的委琐、阴暗与狭隘，正如他那英俊魁梧的外表，郑和的内心，也算得上一位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一名真正的英雄。然而，不论郑和如何坦荡赤诚、聪明果敢，可太监身份总会不依不饶地将他纠缠，他不得不时时听命受制于人。只有在浩翰的大海，他才是至高无尚的统帅，谁也不会想到他的太监身份，才能获得少有的自由与洒脱，发挥他的智慧与才华。
我们虽然无法知道郑和的个性特征及真实心态，但从他一生的阅历与行止来看，可知他是一个多重的矛盾复合统一体。郑和受过阉割不是一名正常的男人，但外表的高大伟岸遮掩了内里的生理缺陷；他受命于皇帝不得不谨小慎微唯唯诺诺，在海上却是至高无尚的唯一统帅；他一生信奉伊斯兰教，同时也是一个佛家徒，并对道教神祇妈祖顶礼膜拜；他有着昂然的头颅与自信的目光，但在皇帝、天神、大海、风暴面前，却时时感受渺小、无奈与惶惑；他对航海活动有着深刻的认识，认为“国家欲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海上”，可是，却在皇帝的授命下盲目追求政治效益，将大量的银钱掷诸海洋，置经济利益于不顾；他向往大海，远航西洋诸国，死后也葬身大海，而心灵却无法真正皈依海洋，不得不在陆地留下一个衣冠冢；他受儒家思想及皇权阴影的束缚，不论航行多远，也无法摆脱内陆帝国封闭而偏执的专制体系；他的航海事业广为传颂，可不得不同时承受诸多非难诋毁……
后人眼里，郑和已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人，他代表着七下西洋的浩荡船队及无数士兵水手，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华夏文明的象征，是中外学者研究、剖析中国古代社会、中国海洋文化的一个特殊符号。我们发现，郑和所代表的中国大航海活动，一如他本人，也充满着种种悖论：在海禁的背景下，郑和将中国古代的航海运动推向峰巅；峰巅过后，便是无可挽回的航海低谷；中国古代的航海技术一流，却少有一流的航海家，且效益极为低下；西方航海民族远涉海洋的内在驱动力，第一要素是经济与市场，郑和下西洋却正好相反，船队欲扬大明王朝之威于海外，以巨大的经济损失换来“万国来朝”的虚幻满足；明王朝经略海洋，并不真正重视海洋，而是将海洋视为比“化外之地”还要等而下之的水域；郑和1433年于返航途中客逝古里，65年后，达！伽马远洋探险也抵达这里，于是，印度古里成为中西角色转换的一个见证与标志，中国封建王朝从此疏离海洋，放弃海权，走向衰落，西方世界则由此敞开胸怀，通过麦哲伦的环球大航海将世界联为一体，逐步走向兴旺、繁盛与强大……
其实，郑和及所代表的航海活动所表现出的种种悖论，实则透着中华帝国根深蒂固的黄土文明的种种内在特性。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是两种有着不同区别的文明形态，大海的波涛潮汐、神秘莫测、危机四伏、航行流动、航线变化、开拓进取与田土的固定不变、耕种的周期循环、收获的相对稳靠、生活的循规蹈矩；大海的广阔空间、开放胸怀与一亩三分田的拘束狭小、封闭意识；水手的勇敢无畏、船队的精诚合作、首领的民主推选、船员的自由组合与农民的内向保守、各自为阵、长者权威、血缘关系、乡土情结……举凡农耕与航海所具有的种种特性，皆形成一种极为鲜明的对比与反差。正是这种种互异，构成了农业文明与海洋文明相互区别的具体内容及本质特征，也形成了中国与西方海洋国家在科学技术、政治制度、民族精神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在此我们不妨引述一段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关于大海与人类关系的描述，也许会加强读者对海洋文明的认识：“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因为勇敢的人们到了海上，就不得不应付那奸诈的、最不可靠的、最诡谲的元素，所以他们同时必须具有权谋——机警。这片横无边际的水面是绝对地柔顺的——它对于任何压力，即使一丝的风息，也是不抵抗的。它表面上看起来是十分无邪、驯服、和蔼、可亲；然而正是这种驯服的性质，将海变做了最危险、最激烈的元素。人类仅仅靠着一叶扁舟，来对付这种欺诈和暴力；他所依靠的完全是他的勇敢和沉着；他便是这样从一片巩固的陆地上，移到一片不稳的海面上，随身带着他那人造的地盘，船，这个海上的天鹅，它以敏捷巧妙的动作，破浪而前，凌波以行……”
海洋文明推动了世界一体化进程，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一部海洋文明史，海洋文化实质上就是世界文化，海洋强国也是世界强国。一个濒临海洋的大国，如果着眼点仅仅局限在陆地领域而忽视辽阔的海洋，必将由强而衰饱受蹂躏。
中国是位于东亚的大陆国家，也是濒临太平洋的海洋国家。中华文明中自然也有海洋文化的因子，但那只是一种从属，一个微不足道的构成部分。中国的海洋文明，就本质而言只能是近海文化与海洋农业文化。我们看待海洋，自古至今，只是从陆地的角度出发，在黄土文明及农业文明的框架中兜圈子。以陆地为中心的视野束缚了一切，使得中华民族似乎患上了一种“海洋恐惧症”，无法真正迈向海洋。即以中国航海运动达至峰巅的郑和下西洋来说，说到底仍是黄土文明、农业文明的一种延伸，算不上严格意义的海洋文明、蓝色文明。郑和下西洋拉开了世界航海史的序幕，却将海洋空间与发展机会拱手让给了西方海洋民族。于是，海洋贸易、海军无可更移地成为近代世界历史的宠儿。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却不是一个海洋强国。只有当我们变换角度，转换视野，从海洋的角度看海洋，从大海的视角看陆地，变重陆轻海为海陆并重，海权意识与陆权思想兼备，才有可能真正进入海洋文明的层面与蓝色文明的范畴。比如对国土的认识，就不能局限于960万平方公里，必须算上拥有主权及管辖权的内海、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6500多个岛屿等多达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陆地面积加上海洋国土，1260万平方公里，才是中国国土的实际面积。
禁海几亡，开海当盛；背海而衰，向海则兴。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已上升到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并形成了如下国际共识：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发展将成为世界发展的主题，海洋正成为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谁拥有海洋谁就拥有未来……
如果我们放开视野，将眺望的目光越过大陆，投向占地球三分之二的蓝色海洋，就会发现，分割海洋、重定版图，已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一大热点。1996年，中国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随着该条约的生效，海洋地缘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全球海洋面积已有30%划归世界各国管辖海域。海洋所具有的重要战略地位及拥有的丰富资源，使得海中小岛成为各国纷纷抢夺的目标，或登岛调查公布数据，或设主权标志，或建军事基地，或输入人口。昔日的岛屿之争，是主权之争与军事要地之争，今日已演变为资源之争、经济之争与战略要地之争。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殖民及掠夺的野心，但自己的“地盘”，却容不得他人染指。而应属中国管辖的300多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却有一半被周边八个国家单方面划为己有，成为“争议区”，相当于我国陆地争议面积的九倍。特别是日本在钓鱼岛及台湾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海洋意识半点不可忽略！
郑和史迹陈列馆内，珍藏着郑和当年刻立的《天妃灵应之记》碑。作为镇馆之宝，石碑存放在一个特制的玻璃橱柜内。石碑高大、古朴而厚实，这是至今唯一留存的叙述当年远航盛举的见证之物，碑文虽只1177字，却留下了郑和下西洋船队行踪的详细记载：“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域，迥隔于烟霞缥缈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者，诚荷朝廷威福之致，尤赖天妃之神护佑之德也……”读着这段气势恢弘的描叙，郑和当年经营南洋诸国的情景，不由得生动而真切地浮现在我们眼前。人类来自海洋，只有当我们纵横海洋之时，才能见到原始而率真的本性，才能显出应有的阳刚与智慧，才能进入昂扬与饱满的状态，才能获得应有的虔诚与敬畏，才能得到真正而全面的发展……
今天，该是我们重返海洋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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