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高中毕业，分配到沙漠边缘的一个连队，连队有200来号职工。其中，大学生有50来个，据说，是来接受“再教育”或劳动改造的。其中有一位，至今我记不起姓名，单知道背地里叫他毛驴画家，后来，又叫他小黑驴。大概是肤色黑吧。说是他一夜之间，能画百头毛驴，大大小小，姿态各异，却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毛驴画家从中央美院毕业留校当了教授。后来，出了事，都是那个年代常常不留神便犯的事，提出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连队职工戏说他，一看见毛驴，就像看到漂亮的姑娘那样，爱上了。他的身体单薄，背有点罗锅。说起来，又说到他那毛驴的样儿，只是双手没有着地罢了。我难得见他，他很孤僻，一开口，是结巴，讲一句话，涨得脸通红，好像喉咙里的话挣脱不出口。
那时哪个大田班都不愿接受他。拔草，他拔出了稻秧，留下稗子草。没办法，童连长只得派他护林，稍带着饲养几头毛驴；连队播种到收割一系列生产环节都机械化了。原来送肥、拉犁的毛驴都赋闲了。只得养起来。这合了他的意愿。他把仅有的几头驴养得油光滚壮。
他护的林带种了果树，离连队驻地有三公里路远。他索性不露面了。有事，出面的是头小黑驴，脊背搭着一个褡裢。褡裢里盛着一幅字，尽把大小事情用墨笔写着。或来取定粮（那时每月定粮是42斤，50％的粗粮。粗粮是苞谷面，细粮是大米、麦面），他注明细粮要麦面。
小黑驴一进连队就扯起嗓门“昂昂”地叫，像是打了胜仗归回。连队伙房的上司闻声，知道毛驴画家来办事了。小黑驴办事牢靠，只是出过一回差错，怪不得它。那是春天，它发情的季节，看见过路的进沙漠砍柴的毛驴车，“昂昂”叫着，撵过去，纠缠不清，挨了对象的主人的一顿雨淋般的鞭子。第二天，毛驴画家赶来寻找，牵扯着回去了。
有时，我们青年排的小伙子开玩笑，谈找对象的话题，说是大眼睛、大耳朵、穿着鞋的，谜底便是毛驴，这些标准只是毛驴符合。毛驴画家画毛驴画出了名气。连队不远有一个大巴扎，那天，我看见毛驴画家的毛驴出现在热闹的巴扎上。
黑毛驴走走停停，一个一个摊头转悠。摊主见了，像接待顾客一样热情。毛驴头低下，嗅嗅摊头摆放的物品——果脯啦，哈密瓜啦，烤羊肉串啦。摊主客气地掰一块，或拿一个，塞在毛驴的嘴里，口里喊：不香不甜不要钱。有时，还吆喝：瓜籽，瓜籽，上海的瓜籽。其实，都迷信上海。不过，毛驴不沾荤腥。
毛驴嚼着，“昂昂”一叫，摊主像一桩生意有了着落，起身去毛驴背上的褡裢取画，画的是毛驴。画上标明了易物的品种。摊主取了对胃口的那张，将开列的物品包妥，塞进驴背的褡裢里，拍拍驴屁股，或抚摸一下驴耳朵，算是告别。
小黑驴好像知道背里的分量，便出了巴扎，径直去了毛驴画家住的地方。远远看，只是一线绿，像在生亮。渐渐地，连队的政治“火药味”渐浓起来。童连长愁眉不展，按农场场部下达的指标，连队应当揪出一定名额的“牛鬼蛇神”。
毛驴画家的重要作用体现出来了。据说童连长专程去了他那一趟，大概透了风声，让他委屈一下，以便完成任务。事态的发展完全出离了童连长的把握。可能毛驴画家不知其中的分量（按现在的说法是缺乏政治头脑）。不过，他认为，连长照顾他，在连长有难处的时候，理应替连长分担。他接受了。
农场场部却小题大做，派了一个工作组来，打算树一个反面典型。过后，童连长怪起毛驴画家，怎么没头脑。毛驴画家在报纸上写生，那时的报纸，隔三差五都有领袖头像，或有“最新指示”。毛驴和神圣的人物画像、指示重叠，便生出反动来了。何况，毛驴入画了，本身就不是倡导的“英雄形象”。
毛驴画家的档次一下子拔高了，直接受场部的调遣——在场部游街，他的“伴侣”，那头小黑驴的头，挂在他的头上。标准的毛驴画家了。游街数日，天热，驴头散发出臭腐的气味。一路，哄了一群苍蝇。可是，他们都不肯摘去他头上的驴头，说这样名副其实，有意味。
人们都远远地观望，好像他已成了一具尸体。我是连队里点名派出的陪伴他游街的一个“积极分子。”我的背，真像背了一口锅，弓起，那驴头压着他的头，他双手几乎要着地，像是寻找着支撑。或者，他正逐步地趋向远古祖先的姿态。
我完成任务回连队。不久，听说他死了，具体的死因不明。猜测，传闻，众说纷纭，真实的情况由场部保密着，结论是畏罪自杀。而且，他替自己书了墓碑，汉字，只是一头小毛驴，毛色油亮，温驯可爱，睁着大大的眼睛，透出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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