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公园

    香山公园坐落在北京西北郊西山东麓，面积158万平方米，香山的最高峰海拔557米，峰顶有两块岩石，称为乳峰石，形状有如“香鼎”，远远望去，缭绕的香烟袅袅升空，所以称其为香炉山，简称香山。

    香山重峦叠嶂，清泉潺潺，满山花木，景色清幽，故金、元、明、清历代帝王都在这里营建离宫别院，为各朝皇家游幸驻跸的地方。清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这里大建亭台楼阁，建成了勤政殿、翠微亭、栖云楼、森玉笏、香山寺等28景，并加筑围墙，称为静宜园。“西山晴雪”为“燕京八景”之一。园中名胜遍布，风光旖旎，秋来黄栌挽装，漫山红遍，如火如荼，有“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胜景。1860年和1900年两次遭到外国侵略军的严重破坏，古香山寺只留下一片废墟。建国后香山经全面整修，被辟为香山公园。

    在香山东簏，碧云寺依山叠建。图为其金刚宝塔香炉峰位于香山公园西部，是香山的主峰，海拔575米，俗称鬼见愁。此峰高峻陡峭，很难攀登，游客可乘缆车登山，到峰顶能饱览香山全景，香山寺（旧址）原建于金大定二十六年（公元1186年），清朝时先后被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两次焚毁。寺外有两棵松树，树龄已有700多年。相传乾隆曾给树起名“听法松”，意思是它们也在听寺内和尚念经。半山亭坐落在南部山腰，是过去香山寺观音阁的旧址。

    双清别墅位于香山寺下。这里原有两股清澈的泉水，相传金章宗时称“梦感泉”。清乾隆在泉旁石崖上题刻“双清”二字，1917年熊希龄在这里修建别墅，定名“双清”别墅。

    琉璃塔建于清乾隆年间，这是一座七层八角的玲珑宝塔，黄色的琉璃宝瓶安放在塔顶。每层塔檐上悬挂着铜铃，微风吹来，铜铃就会发出悦耳动听的声音。

    昭庙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全名叫“宗镜大昭之庙”，属藏式风格。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六世班禅进京觐见，曾在这里居住。此庙后来被外国侵略者毁坏。

    西山八大处

    西山八大处位于北京市西山风景区，是八座寺庙的总称。唐代即有僧人在此地安居。八大处现存建筑大都为清朝重新修建而成，后来遭八国联军的焚烧和国民党军队的拆毁，破坏严重。新中国成立后，政府花大力修整才得以完整保存。八大处景色迷人，四季皆美。春来桃李遍野，群芳争艳；秋至红叶映山，如火如霞。水心亭、放鹤亭、铜佛洞、藏经楼、眺远亭等亭楼洞院古韵悠长。曲折蜿蜒的山路旁松柏夹道，各个寺内清泉奔流，翠竹欲滴，实为人间胜景。

    一处是长安寺，始建于明代（公元1504年）。寺内多有玉兰、白皮松等珍贵花木，八大处展览的文物多汇集于此。

    二处是灵光寺，创建于唐代，是八处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寺院凭山而立，院内存有元代银杏树一棵。西院有蓄养着各色金鱼的莲池，池旁有辽代塔基。寺北院新建一座八角十三层佛塔，塔高51米，塔内供奉着从塔基中发掘出的11世纪释迦佛灵牙舍利。

    三处是三山庵，只有一个院落，常被游客作为登山的起点。

    四处是大悲寺，共三层殿堂。前殿内存有传说是元末雕塑家刘元雕刻而成的十八罗汉像。

    王庙”合并而成。游人多爱在此小憩。

    六处是香界寺，为八大处的主寺，曾是封建帝王游山休息之地，正殿供奉三尊大佛。院内的白玉兰传说是明朝所留。

    七处是宝珠洞，山势最高，有一座牌坊，其字乃乾隆所题。洞口附近的岩石为砾石胶结岩，形似蚌珠，故名宝珠洞。洞内还有塑像，常被称为“鬼王菩萨”。

    八处是证果寺，位于卢师山半腰，有石崖洞穴，叫秘魔崖。洞内有石桌、石床、石门和石窗，如常人居所一般。清代的海岫和尚曾在此洞里面住了40多年。

    承德避暑山庄

    避暑山庄位于承德市北近郊，又称热河行宫或承德离宫，是清帝王避暑和处理朝政的离宫，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历时87年，到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才宣告竣工。园林面积约564万平方米，故宫大相径庭。苑景由湖、平原、山峦三个景区组成，水乡园林、平野草原和山区斋堂诸般景色兼而有之。康熙皇帝曾以四字为三十六景题名，如烟波致爽、澹泊敬诚等。乾隆皇帝还曾以三字为另外三十六景题名。这72处景点散布于苑景各景区之中。

    山庄宫墙随山势起伏而筑，气势宏伟，长达10千米。园内建筑形式多种多样，如楼台廊庑、桥亭轩榭、寺观塔碣。各种建筑与自然景物相映成趣。

    清代皇帝在山庄南部的宫区处理日常政务和居住，这一景点由正宫、松鹤斋、“万壑松风”和东宫四组建筑组成。宫殿青砖素瓦，参天古松环绕四周，与北京故宫的庄严豪华形成鲜明对照，“澹泊敬诚”“四知书屋”“烟波致爽”“云山胜地”等宫殿是其主要建筑。

    澹泊敬诚殿是节庆日朝廷举行大典的地方，面积583平方米。由于整个大殿的木构件全部使用烫蜡楠木，楠木味清香可闻，故又称“楠木殿”。大殿全为青砖素瓦，楠木上不施彩画，显得肃穆淡雅，山庄的生活气息极浓。

    从清康熙至咸丰皇帝150年间，避暑山庄实际上成为清政府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六世班禅曾于乾隆四十五年自西藏来到山庄为乾隆祝寿，乾隆就是在这里接见了他，并赐茶于四知书屋。

    烟波致爽殿是避暑山庄寝宫正殿，于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修建。咸丰皇帝的卧室位于殿西头一个小房间内。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逃到山庄，临死前曾在此屋密召八位重臣，嘱告在他死后不要让那拉氏专政。当时，慈禧偏偏躲在背后小屋内偷听。她立即假传圣旨派出密使，杀掉了几位大臣。从此清王朝受慈禧控制达48年之久，她把中国人民推向了苦难的深渊。湖区在宫区以北，此处湖光变幻，亭榭掩映，洲岛错落，花木葱茏，完全是一派江南景色。月色江声、青莲岛、如意洲、金山、清舒山馆、戒得堂、文园狮子林等10来个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洲岛分布在湖面上，以桥、堤将这些小岛连接起来。

    景色。著名的万树园，曾经是当年的赛马场，此园内绿树成荫，麂鹿徘徊，野兔嬉戏，几个蒙古毡包掩映其间，更增秀色。

    在这里，清乾隆曾接见过英国使节和六世班禅，宴请蒙古王公、少数民族政教首领，并观看烟火、杂耍、马技、摔跤等具有民族特色的娱乐节目。山区在山庄西、北两面，山峦自南而北绵延起伏，“锤峰落照”“四面云山”“南山积雪”“北枕双峰”四亭建在四个高峰上，于四亭上居高临下，纵目远眺，可见山内幽谷溪流，峰回路转，能清晰地领略到外八庙的宏伟壮丽。

    从康熙到咸丰帝历代皇帝每年都要在山庄里住五六个月，处理朝政，接见少数民族王公及外国使节。来自西北部蒙古、青海、新疆的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来自西南部西藏、四川等地的藏族、苗族，以及来自台湾省的高山族等少数民族的首领头目都到山庄朝觐皇帝。到这里进行友好访问的还有朝鲜、南掌（老挝）、安南（越南）、缅甸等国的使节以及国王，甚至连英帝国也派使团长途跋涉来山庄谒见清帝。民族的团结和边疆的安宁正是得益于国家的强盛啊！

    长城到底有多长

    据史料记载，我国从公元前9世纪的西周时期开始，前后共有20多个诸侯国和封建帝王修筑过长城，全长共计5万多千米。公元前221年，秦制的国家。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了防御外敌入侵，派大将蒙恬动用了近30万的人力，在原来秦、燕、赵部分长城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增修扩建。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道万里长城。

    此后，从汉、南北朝一直到金、元各朝也都曾修筑了长城，明代的长城修筑工程是继秦以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工程：它东起河北省的山海关，西至甘肃省的嘉峪关，横贯中国北部的河北、北京、山西、内蒙古、宁夏、陕西、甘肃等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长达5660千米。

    现在人们见到的长城大都是明朝修筑的。绵延万里的长城有数百座雄关、隘口，成千上万的敌楼、烽火台，构成了一道完备的防御工程体系。丰富的绘画、雕饰等艺术，更使这座雄奇险峻的建筑深具魅力，成为一个巨大的露天博物馆，一座伟大的历史丰碑。其中，“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北门锁钥”八达岭等最为著名。

    山海关位于秦皇岛市东北，距离市区有25千米。它北依燕山山脉，南临渤海之滨，自古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素有“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之说。

    山海关始建于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是由明大将徐达组织人力修建的一座关城，因此关位置在山与海之间而得名。山海关由青砖和泥土垒建而成，14米高，周长4千米，依山就势，以城为关，形成“铁关金锁接长城”之势。山海关共有4个城门：东为镇东门，即“天下第一关”匾额所在之处；西为迎思门；南为望洋门，因面向渤海而得名；北门与燕山山脉相对，为威远门。各个门上均有一座城楼，钟楼位于城中心，护城河依城环绕。

    山海关的关城四周有许多军事设施、建筑物，烽火墩台星罗棋布，彼此呼应。其关城的两翼不仅建筑布局合理，造型美观，而且在军事上互为犄角，前防后卫，主次分工明确。

    山海关南面4千米处为长城的南入海处——“老龙头”，这里有明代蓟州镇总兵戚继光所建的石城；山海关城东北8千米处是有“长城倒挂”之称的角山长城。

    八达岭长城位于距北京约70千米处，南通北京，北去延庆，西往宣化、张家口、大同等地，四通八达，是长城的一个重要关隘。它的东西两锁，一旦这里失守，居庸关也就门户洞开了，那么，北京将首当其冲地受到严重威胁。

    八达岭长城依山势而筑，墙体外部由巨大的城砖砌筑而成。长城的高低宽窄各不相同，平均高6～7米，宽4～5米。下部由条石台基组成，上砌砖墙及马道，墙身内的填充物为碎石及黄土。墙顶的材料是墁方砖，内侧为宇墙，外侧为垛墙。垛墙由供望和射击的垛口——射洞组成。山脊的高地、城墙的转角或险要处都筑有堡垒式的城台，它在古代主要用于防御外敌的入侵。城台分上下两层，上层顶部为平台，周围有射洞和垛口；下层则为贮存武器和驻兵的屋舍。墙台多建于平缓处，较低矮，或骑墙而筑，或凸出墙外，与城墙具有相同的高度。台四周也有射洞和垛口。

    此外，金山岭、古北口长城、箭扣、平型关、娘子关等也都是长城中较有特色的游览之地。

    1987年，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黄崖关长城

    位于天津市蓟县城北30千米处，全长约3025米。黄崖关口建于明永乐年间，太平寨建于明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此后屡被修建加固，形成了以黄崖关为主体的一套坚固的军事防御体系。

    关城由瓮城、外城和内城构成，为官衙和仓储重地，河谷中建有用于水上防御和收税的5孔桥式水关。两侧因地制宜筑有砖墙、石墙以及险山墙、劈山墙等防护体系。沿线敌楼、烟墩类型众多，共计20座。其中凤凰楼雄踞关北1千米孤峰上，圆形砖砌，底径16.1米，高18.3米，上下两层。此地的敌楼形状多样，空心实心皆有，有建于墙体之外的哨楼，也有独立设在墙内的墩台。

    黄崖关长城内建有全国第一座长城碑林。另有古长城博物馆建在黄崖关正南，长城附近还修有古营寨式旅馆和八卦阵村。

    慕田峪长城

    慕田峪长城位于北京市以北的怀柔县境内，距离县城约20千米。明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由明代著名将领戚继光在明初所修长城的基础上加以扩建，将城墙加厚，增筑空心敌台，借此巩固了北方的防务。

    慕田峪长城的城墙高5～7米，顶部马道宽约4米；墙身侧用条石垒砌，中间乱堆填石灰土。顶部马道两侧的砌筑垛墙上有射孔。慕田峪一带因山势平缓，故敌台林立，各敌台之间最近距离不足50米。空心敌台高、宽一般均在12米左右，分上下两层，上层建望亭，下层为室，为官兵休整、生活之处。

    司马台长城

    司马台长城位于北京密云县北金山岭上，古北口以东，为金山岭长城的一段，由著名将领戚继光于明隆庆四年督建而成。

    司马台长城全长19千米，敌楼35座，以峡谷为中心，分为东西两段，峡谷中有一座索桥将东西两端的长城贯穿在一起，东段长城在千米山峰之巅，密布敌楼15座，建筑精美的“仙女楼”，雄奇壮观的“天桥”均位于长城之上。西段山势较平缓，保存着20座敌楼。城墙蜿蜒起伏，气势磅礴。司马台长城集“惊、险、奇”于一身，在这段长城的十余里内，危岩险涧、孤峰险楼、陡壁险梯、悬空险墙随处可见。如果说长城是奇观的话，那司马台长城则为奇中之奇，被誉为“中国长城之最”。

    最古老的齐长城

    齐长城最早是修建在水利工程之上的。原来齐国特别是齐国西面，水灾非常频繁，齐人写的《管子》里称“五害之属，水为最大”，因此齐国很早就在河岸筑起一些拦水的堤坝，当时就叫“防”。而这些堤坝在古平阴邑（今长清县孝里镇南三里东张一带）最有名。因时人在防上开辟大门以方便车马行人来往，就叫“防门”。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55年，晋国会同诸侯联军攻打齐国齐灵公“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就是从堑壕里挖出泥土附在堤防上，使堤防更高更宽更长，从而发挥其御敌功效。于是，这道防就由水利工程一跃而成为军事防御工程，齐长城也因此被誉为“巨防”“长垣”，而叫“长城”则是以后的事情了。是年，平阴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平阴之战”。虽然战事以齐灵公指挥不当而大败，但从此拉开了齐国长达几百年的大规模修建长城的帷幕。

    齐长城的修建并非一时之功。平阴之战后，齐国历代君主认识到在其南境分水岭的交通要道和关隘要塞上，依照筑水坝的方法构筑防御工事，是一种效果很好的国防工程，于是就有了《竹书纪年》中齐威王“筑防以为长城”的记载，而《史记》中所说的“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则在公元前557年已建成，中段泰山以东至穆陵关建于公元前356年至公元前320年，东段建于公元前319年至公元前301年，前后持续了250多年。虽然在学术界一直为与齐长城同时修建但没有确切遗址的“楚长城”

    是否存在而争无定论，但齐长城西段的修建年代要比其他诸侯国的长城早200多年，就是中段和东段也比其他长城早几十年至上百年，已是不争的事实。齐长城不仅因是中国最古老的长城而被史学家誉为“中国长城之父”，同时它也是“世界壁垒之最”。就世界范围内来说，齐长城比庇犹斯半岛上于公元前457年所始修的仅长79公里的雅典壁垒护道墙早100多年，比公元2世纪罗马人所建哈德良和安东尼长城早700多年。

    古老就是历史，古老就是文化。齐长城以其苍凉巍峨的身躯，无声地凝聚着沉重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作为中国长城的始祖，齐长城的这一开创之功并不一定为人所尽知。

    无论是先秦诸侯国的长城，还是之后修建的历代长城，都是中国几个省甚至十几个省劳动人民智慧与力量的结晶。但齐长城则不同，它独立于山东省境内，主要是由齐人修建的。

    齐长城是随着不同的地质和地貌条件而修筑的，不仅建筑规模宏大，而且其建筑工艺水平也相当高。整个长城的修建，突出体现了“因地形，齐长城具有因山就势，土石混筑，片石干垒等特点用险制塞”的原则。山区多用石筑，有的全部用石头砌筑。由于当时还没有石灰等材料，完全是干砌，得讲究石块与石块的叠压与交错。特别是陡坡地段，采用分段垒砌，一段为一个层高，下墙靠上墙形成阶梯形的墙体。后来蒙恬为秦筑长城的“垒石为城”，就是吸取了齐长城的建筑方法。而齐长城在丘陵和平原地带，则用沙上或黏土夯筑。为了增加墙的坚固程度，还采取了在夯土中掺盐的方法。

    齐长城上有许多关隘、敌台、烽火台、城堡、兵营和点将台等，它们构成了一套完整、严密、宏大的军事防御体系。关隘一般修建在南北交通要道上如防门、长城铺、青石关、锦阳关、穆陵关等。城堡遗址较多，全线发现了几十处，一般修建在山岭险要处。烽火台是战时报警的设施，有的建在长城上，有的则修在长城之外。在当时，除了在关隘守有重兵外，还在险要处驻有军队，平时执行巡逻任务，战时能及时支援吃紧地段。长城上及其附近的点将台、跑马场则是操练部队的地方。可以说，齐长城无论在设计、建筑，布局还是防御功效上，都为后来的长城修建积累了经验。

    2000多年来，这条千里巨防，经历了一场场鼓角铮鸣、浴血鏖战的烽火硝烟，阅尽了一幕幕诸侯征战、国家兴亡的沧桑变迁。尽管在战国末年，齐长城并没有能阻止秦军攻占齐国的铁蹄，但谁也不能否认2000多年用。它的存在，也是齐国从春秋到战国一直称雄天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已成过去，齐长城也早已失去它昔日的防御功能。据考证，齐长城现存遗址的总长度为398公里，约为原齐长城的64％。齐长城之所以能够历2000多年的时光而被大部分保存下来，除了其建筑工艺水平高超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多隐蔽在崇山峻岭之中。然而现在，许多地处偏僻的齐长城遗迹，在历经2000多年的风风雨雨和近几十年来的人为破坏后，已经是遍体鳞伤、满目疮痍。

    现代人对齐长城的破坏用触目惊心来形容绝不过分，因为近几十年对齐长城的破坏比2000多年来自然风化与人为破坏还要严重！在长清，建于平地上的齐长城大多被黄河两次改道淤积的泥沙掩埋，只有少数高亢段露出墙体，就是这些零星的石墙石垛也未能逃脱被扒毁的命运。在青岛的胶南市，当地一位45岁的农民指着光秃秃的长城岭回忆起他小时候的情景。当时这里树木成林，他每天都要来此拾柴、玩耍，而现在树木已荡然无存。许多人还挖取长城上的泥土运回家盖房子。在齐长城的起点，在仅存的150米的巨防遗址上，当地人竟种起了庄稼！

    虽然政府已于2001年6月将齐长城全线列为国家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齐长城的保护形势依旧严峻。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进行全线保护，也许2000多年前的遗址将会成为绝景。

    最长的长城——汉长城

    在中国历代修建的长城中，汉代长城最长，超过2万里。从嘉峪关向西蜿蜒于戈壁与沙漠一直到罗布泊一段的汉代长城，是河西走廊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斯坦因之前没有谁考察过汉长城

    在今甘肃河西地区，汉长城的残垣断壁随处可见。今河西走廊很多名关，名城，如阳关、玉门关、嘉峪关（汉玉门石障），以及沙州古城（今敦煌）、大方盘城（汉仓廪）等的设置，也都与当时修筑长城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这些胜迹和曾经与这些胜迹连在一起的长城，给后世留下了无言的历史见证。

    汉代长城亦称塞、塞墙，在西北地区比秦长城区域有所扩大。绵延在祁连山北麓、横贯河西走廊1000余公里的汉长城，西从今新疆罗布泊到甘在金塔县，长城分北、南两路。北路沿额济纳河北上，直到内蒙古的居延海；南路从金塔东南行，经高台、张掖、山丹、永昌、民勤、武威、古浪等县市，直到永登西（古今居）。此呈横“丫字状”的汉长城，因主要在河西走廊区域，故也称“河西走廊长城”。

    河西走廊长城是汉武帝花了20年时间修成的。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武帝令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击破匈奴。匈奴的昆邪王杀休屠王，率4万人来降，武帝即在河西地区设武威、酒泉两郡进行安置。为巩固河西地盘和西域道路的畅通，“隔绝胡与羌之路”，汉武帝决定“筑令居（今永登县境内）以西”的边塞亭障，修烽燧，筑河西长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又令从“酒泉列亭障至玉门关”，完成了河西走廊西段的边塞工程及张掖、敦煌两郡的建置。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又从玉门关往西，“列亭障至盐译（今新疆罗布泊）”。

    河西走廊长城防御体系的建立在当时有明显的效果。据《汉书·匈奴传》记载：“是时，汉边郡烽火候望严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这条防线的设置不仅加强了汉朝西部地区的防务，对汉帝国长治久安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而且保护了陆路交通，促进了汉朝与欧亚各国的政治来往和经济文化交流。

    由于西部汉长城无论其地理位置，还是建筑结构或其所发挥的实际作用都有别于其他长城，百年来受到了无数中外学者的关注。首先是英籍匈牙利人探险家斯坦因。1900年，他在新疆完成楼兰、尼雅遗址的调查发掘之后两次来到甘肃西部进行汉代长城的调查发掘，揭开了长城考察的序幕。1944年，由中国学者向达、夏鼐、黄文弼、阎文儒等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组，也在敦煌西部玉门关地区进行了考察，发现了玉门关以西约11公里处具有重要价值的马圈湾烽燧遗址，后于1979年9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对该遗址进行科学发掘，获得汉简、帛书等1500多件珍贵文物。1987年，在甘肃全省组织的文物大普查中，文物考古部门也曾对疏勒河流域汉代长城进行了考察，仅安西县境内就普查到61个烽燧、8个障古城是西汉在疏勒河流域所建的重要粮仓之一，自1934年陈宗器先生发现后便无人到那里考察过，不能不说是重大的遗漏。

    二、烽隧是汉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疏勒河是位于甘肃省西部的一条内陆河流，古代又称苏赖河，发源于祁连山，沿祁连山北麓经玉门、安西、敦煌北境与党河交汇注入哈拉湖，西入榆树泉盆地西端，全长约400公里。远古时期的疏勒河应该是注入古罗布泊的河流之一。由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东移，割断了河水流向，才形成榆树泉盆地的一系列湖泊，碱滩和沙丘高低起伏的地貌。翻越榆树泉盆地西端约15公里的沙漠之后，疏勒河故道即展现在眼前。平坦宽阔的河道，衍生着繁茂的红柳、芦苇等多种野生植物，成为沙漠的绿色屏障，也是野生动物繁衍生息的场所。古河道向西约75公里，即罗布泊东岸。

    疏勒河流域的汉代长城在建筑结构上有别于其他长城。汉代修筑长城的原则是“察地形、依险阻、坚壁垒、远望候”。鉴于戈壁沙漠上没有土、石，更没有砖、瓦，工匠们巧妙地采用大漠特有的芦苇或红柳条连同沙砾层层铺压。最下面铺一层芦苇或柳条，上面铺一层沙石，沙石之上再铺一层芦苇或柳条。这样层层铺筑，依次加高。这就是2000多年前，人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创造出来的长城建筑上的“绝活”。在一望无际的大漠中，延伸数百米、数千米乃至数十公里的长城，就像条笔直的长龙匐卧在地，竟然不见一丝弯曲，真是奇绝至极。

    而最令人惊奇的还是那些孤寂而高傲地屹立了2000多年的烽燧。烽燧是汉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前也有人意的是，河西走廊的烽燧线是和丝绸之路同时出现的，其主要目的是防御匈奴入侵，保护丝绸之路上过往的商队。汉长城改进与发展了秦以前长城的布局，长城、亭障、烽燧、列城等同时修筑，使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都有相连的堡垒、烽火台、方城，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有效的防御体系。当时在丝绸之路沿线所设长城烽燧中都驻有戍卒，每个燧中有十几名士兵，由燧长统领，执行各种军事警戒防御任务，这在出土的汉简中有大量记载。几个燧中间有一个大的烽台，是更高一级的军事建制。再上面有侯官等。这种军事建制明显不同于警戒信息的传递系统，其全面的军事防御功能，与长城别无二致。

    32号烽燧位于大方盘城南200米处，属大方盘范围内的防御体系汉代烽燧多呈底宽上窄的斜方柱形。主要建在长城内侧。汉代烽隧的距离，当地群众习惯称为“五里一小墩，十里一大墩”，但实际上有的相距不到1公里，有的竟有一二十里之遥。

    烽燧建在不同高度的地方，其本身高度也就有所不同。如建在雅丹地貌的台地上，因台地本身就比附近高出十几米，所以烽燧较低，一般仅2米多高。而建在戈壁上的烽燧，一般都在7米以上。烽燧顶部，四周有不烽燧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传递消息，举火报警，以防外敌骚扰和侵入，同时也为往来使者、商队补充给养。报警的方式主要是举燔炬、燃积薪，其主要材料仍是芦苇。

    20号烽燧和“积薪”

    长城烽燧结构独特，保存完好，虽经历2000多年沧桑变迁，有些高大的烽燧和塞墙至今仍难以攀越。在数以百计的烽燧遗址中，发现了丰富的汉代遗物。其中带有墨迹文字的简牍，成为研究汉代边陲屯戍、中西交通和西域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三、罗布泊的居卢訾仓城遗址

    汉代在长城沿线遍设城堡和障塞。由于岁月的侵蚀，玉门、安西境内的汉代长城，除安西西部几段保存较为完整外，可能由于风力作用，很多地段已倾圮，成为鱼脊形，有些则仅在地面留下了一点痕迹。但也有几段保存相当完整，如南沙窝的“红柳长城”，以红柳树枝、沙砾为原料，层层叠砌而成现存高2米、长200米，犹如巨龙横卧于戈壁沙漠之上。

    敦煌境内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不但一些长城烽燧保存完好，就连当年堆放的“积薪”竟也能保存下来，有的烽燧积薪多达十几堆。总体看来，敦煌境内汉长城的保存情况，西部较东部好，玉门关以北盐池湾至马圈湾段约11公里的20～26号烽燧之间，长城残高多在1米以上，最高为2.95米。长城向西进入榆树泉盆地之后，连接10号烽燧，折向南2公里，最后到达一高大风蚀台地。虽然以西的马迷兔、土豁洛、天桥、湾窑15公里之内仍有烽燧建筑，但已见不到塞墙的痕迹。

    居卢訾仓城是汉武帝西伐大宛后于罗布泊东部地区新建的粮仓，专门为往返的军士、使节、商贾等提供食粮。遗址是70多年前中国学者陈宗器率先发现的。1934年，陈宗器先生考察罗布泊后发表文章说：“出沙不远，有废墟，垣址可辨，想即居卢訾仓遗迹。”在那之后，多次有人怀着浓厚兴趣进入罗布泊想一睹居卢訾仓的风采，却终未能如愿。

    后来，人们在三陇沙、阿奇克谷地、库姆塔格沙漠交界处发现一口径2米、深1米的古井，周围芦草丛生，外围却一片平沙，想必这就是陈宗器先生所说的“居卢訾遗迹”。

    1996年6月，石油地质勘测队在三陇沙古井东南数百米的平沙丘中，发现数万枚汉代古钱币，计有半两、五铢、剪边五铢等。从他们所绘的勘测图计算，钱币存放地西距古井约500米。从居卢訾仓遗址所在地的周围环境及地貌看，古井、钱币与居卢訾仓有密切关系。古井似为居卢訾仓人的生活用水之源，古钱可能是途经居卢訾仓之商旅所携。他们或许是在此现。但这一推测尚待今后的考古发掘证实。

    汉朝修筑长城总长约两万里，是历史上修建长城最长的一个朝代，其工程之浩大，施工条件之恶劣，耗费人力、物力、财力之巨，在西汉以前是绝无仅有的。汉武帝的大将赵充国在他的《屯田奏》中说：“自敦煌至辽东，一万一千五百里，乘塞列燧。”汉代花如此大的气力筑长城，除了军事上的防御目的之外，西部长城还起到开发西域屯田，保持“丝绸之路”畅通的作用。

    岁月流逝，沧桑巨变，疏勒河流域的汉代长城尽管许多已经面目皆非，但仍然是耸立于人们心中的丰碑。

    “九龙壁”共有多少条龙

    如果问，北海九龙壁上有多少条龙？许多人会立刻说：壁前壁后共有18条。

    其实不然。你仔细一看就会发现：除了壁前壁后各有九条蟠龙正在戏珠外，壁的正脊、垂脊、筒瓦、陇垂等地方都有龙的踪迹。九龙壁顶呈“庑殿式”，有一条正脊，四条垂脊，正脊前后各有九条龙，垂脊左右各有一条龙，正脊两侧有正吻（也称吞脊兽）两只，它的身上前后也各有一条龙，这样五条脊上就有龙30条。往下，每条瓦脊前面的“筒瓦”（俗称猫头）、“陇垂”（俗称羊尾巴低子），多彩斗拱下面，镶嵌着的龙砖都各有一条龙，壁四周共有“筒瓦”252块，“陇垂”251片，“龙砖”82块（前后各41块），加上跃于云雾之中的18条蟠龙就有633条了。再仔细找，在正脊两侧“吞脊兽”下，东、西还各有一个“烧饼形”的筒瓦盖（俗称“气不忿儿”），上面各有一条龙。总共算来，就有635条龙了。

    婺源县明清建筑

    婺源县在江西省东北角，西距景德镇80千米，官宅、府第、祠堂、民居等明清建筑随处可见。其中较为集中的在沱川、浙源、江湾、流头、思口、龙山、许村等乡镇所辖的某些村庄。有的村尚有廊桥、路亭、门楼、店面、戏台等。近年这些村镇已发展为江西旅游的新景点。

    沱川乡里坑村的官邸建筑群，气势雄伟，金碧辉煌，雍容华贵。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吏部尚书余懋衡的天官上卿府，崇祯年间广州知府余伯怡奉旨敕造的官厅（后改友松祠），明末工部尚书余懋学之尚书府第、兵部主事余维枢宅第等都集中在这里。大门多为石库门，地面用水磨青砖铺成，梁上雕刻着花卉和戏剧人物，门窗雕刻精细，别具一格。思口乡延村的清代民居古建筑群也很有特点，多为富商住宅，雕工精细，堆花砌锦。刻在梁枋、斗拱、雀替、门楣、窗棂上的满是松柏花草、戏曲人物。门楼上飘檐卷角，青石铺地用白灰填缝，全村宅第用游廊连通。古坦康熙年间修建，面积为1200平方米，主要包括庭院、门楼、正堂、后堂、后寝，全是砖木结构。大梁上雕刻精细，全装饰着中国传统吉祥图画，1982年其照片曾在法国巴黎展出。江湾乡汪口村的余氏宗祠为清代中期歇山顶式，全部用砖木建筑而成，占地1000多平方米。所有梁、枋、驼峰、雀替，均为雕刻精致的三面浮雕，全祠堂有立柱70根，地面全用青面铺砌，雄伟壮丽，别具一格，被专家们誉为“艺术宝库”。

    苏州园林

    苏州从西汉时起就有皇家园林，三国时期的孙权也曾于此兴建园林。江南最早的私家园林是号称“吴中第一”的东晋的辟疆园。南宋时期，江南人大力兴起建私家园林。这些园林一般建于苏州、杭州、扬州、湖州一带，而以苏州的园林最多。苏州园林到了明清时达到鼎盛时期，现存的苏州园林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遗迹。

    拙政园位于苏州楼门内，是苏州四大名园之一，建于明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由当时御史王献臣兴建。当时失意归乡的王献臣取晋代文人潘岳“拙者为政”之意，将自己新建的别墅取名为“拙政园”。清初归海宁陈之遴所有。

    乾隆时，为蒋诵先拥有，改称复园。太平天国时，李秀成将它作为忠王府的一部分。清代同治十年，又改为拙政园，并被作为奉直会馆。全园分东中西三部分，中部为园的主景。园以水为中心，所有建筑几乎都临水，景物层次多样而又深远，屋宇辽阔疏朗。此外，还有远香堂、南轩、澄观楼、浮翠阁、宜两亭、见山楼、枇杷园、玲珑馆等楼阁轩榭环池而筑，其间连以漏窗、回廊，园内的山石、古木、绿竹、花卉组成了一幅幽远宁静的画面，这代表了明代园林的建筑风格。

    网师园位于苏州城东南的十全街。离苏州、南林等饭店仅几十米。它占地仅5000平方米，是苏州最小的园林，但建造精巧，布局紧凑，是典型的花园住宅。全园由东、中、西三部分组成：东部为布置雅洁的住宅区，代表当时封建官僚宅第的建筑格式。中部为主园，有一泓清澈如镜的池水，又有廊、轩、亭、榭等环池而建，夹岸的叠石曲桥疏密有致，配合得当。池角的引静桥是园内最小的石拱桥。西部为占地一亩的内园，园中的屋宇、亭廊、泉石、花草无不疏密相间地搭配在一起，体现了苏州庭园布置的精粹。和“看松读画轩”隔池相望的“濯缨水阁”是读书作画的所在；和“射鸭廊”遥遥相对的“月到风来亭”极适宜观鱼和欣赏水中倒影；自成院落的“殿春”则适于读书修身。

    网师园的“月到风来亭”

    留园在苏州市阊门外，于明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修成，主人为徐时泰。园内的空间被建筑物划分成各部，各建筑物上设有多种可沟通各部景色的门窗，使人在室内观看室外景物时，能看到以山水花木构成的各种画面，扩大了视觉空间。中部为池塘，并有明瑟楼、凉台、小蓬莱等山石楼阁环水而建。而著名的“佳晴喜雨快雪之亭”“林泉耆硕之馆”“还我读书处”等十数处斋、轩则位于园之东部。西部漫山枫林绕以清溪。这里的布置曲折多变，景色幽雅。

    周庄

    周庄古镇位于昆山市昆山南境，离苏州市约30千米，面积约0.4平方千米，常住人口约4000余人，是江苏省著名的历史文化村镇。

    周庄具有900多年历史。春秋战国时，周庄镇被称为摇城，是吴王少子摇的封地。到了北宋元元年（公元1086年），因周迪功以舍宅为寺，故被称为周庄。元代中期，由于周庄镇的白蚬江水运极为便利，西接京杭大运河，东北走浏河出海通商贸易，因此成为江南粮食、丝绸、陶瓷、手工艺品的集散地，成为苏州的一座大镇。

    现存古镇的建筑仍以明清时期建筑为主，其粉墙黛瓦、小桥流水别具江南水乡之韵味，其曲折有序、临河筑室、沿街成市，更是将一派江南水乡的旖旎风光展现无遗。河道上有许多古桥，其中有14座元、明、清的古桥梁，是国内古桥的精品。

    豫园

    豫园位于上海南市旧城东北，建于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上海人潘允端曾任四川布政使，据说他为了奉养他的父亲而造此园，“豫园”即取“豫悦父亲”之意。园林面积现有2万平方米，有亭、台、楼、假山、阁、池塘等30余处，还有一些工艺精细、生动形象的砖刻、木雕，具有明、清两代南方建筑的艺术风格。

    三穗堂位于豫园北门入口处。因其每扇窗格的花纹都雕刻着稻穗、麦苗、瓜果而得名。三穗堂内布置着豫园全景图的简介，成为豫园的“序厅”。在清代，豫园为园内最大的豆米业公所管辖着，是豆米业同行议价、议定标准斛的地方，所以又被称为“较斛厅”。

    当年，官府也常在这里召集地主士绅传达皇帝的谕旨。因此，当年这里也是上海富商、士绅活动的重要场所。

    豫园内有一面围墙，由五条巨龙装饰而成，这五条巨龙一是伏虎龙，二是穿云龙，三、四是戏珠双龙，五是睡龙。这五条巨龙蕴含了豫园的精灵秀气，乃是游豫园的必游之地。

    得月楼是清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以后的建筑，在楼上可以俯视荷花池中的月色，故得其名。上海文人墨客常在此谈古论今，吟诗作画。清道光时期，得月楼又归上海布业公所管辖。楼上曾供奉过中国元代著名的纺织家黄道婆。？织亭位于得月楼西侧的回廊内，亭中16扇屏门上的16幅黄杨木雕图案记载了中国古代的纺纱织布技术和棉花栽培技术。

    “桃花源”究竟在哪里

    东晋诗人陶渊明在他那篇清新、飘逸、光彩而恬淡的《桃花源诗并记》中，描绘了一个自由、安乐的理想社会，那“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源风光尤其令人神往、称羡。

    1000多年来，有人指责这桃花源是不存在的“乌托邦”，有人却能数说出桃花源的许多模特儿……“桃花源”究竟是纯属虚构，还是有真实的原型？

    湖南桃源县西南15公里的水溪，俯临沅水，背倚青山，景色绮丽，松竹垂阴，被人称作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唐代人开始在此建有寺观。宋代更加兴盛，并建造了渔人遇仙的“延请楼”。此楼元末毁于大火。明代景泰六年（1455年），又在此建造了殿宇，明代末年又毁于大火。直到清代光绪十八年（1892年），又重修了“渊明祠”，并顺着山势以陶渊明的诗文命名建造了观、祠、亭、洲，诸如“桃花观”“集贤祠”“蹑风亭”“探月亭”“水源亭”“缆船洲”等。

    《学术月刊》1984年第七期载刘自齐所写《〈桃花源记〉与湘西苗族》的文章，认为《桃花源记》所描绘的那幅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劳动、平等自由的美好的社会生活图景，并非作者的凭空虚构，也不是幻想的再创造，而是切切实实的当时居住在武陵地区的苗族社会的写真。据《苗族简史》，武陵地区的苗族人民开始了“铁犁牛耕的农业生产方式，出现了自耕农的私有制，创造了父系氏族初期的物质条件。但由于生产力还比较低，所能提供的剩余生产品极少，因此，还产生不了突出的富户和显贵人物”，因此呈现出了没有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社会现象：“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如此世外仙境一般的苗家社会，初当做“异闻”传播。除了陶渊明有所闻，并见之于他的诗篇外，还有一个东晋文人刘敬叔也在他的《异苑》中记述道：“元嘉初，武陵蛮人射鹿，逐入石穴，才容人。其人入穴，见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这简直是又一个“桃花源”，所不同的是发现者一位是渔家，一位是猎户罢了。其他如武陵地区苗族人民素有对桃树的崇拜以及见客人“便邀还家，设酒杀鸡作食”的习俗等，都能说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指武陵地区的苗家社会。

    然而，“杂取种种，合成一个”，这是文学作品塑造典型的成功的手法。除了桃源县或苗家寨，被大诗人陶渊明选作《桃花源诗并记》原型的现实境界外，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呢？

    古代海州即今连云港市地区有两个武陵的地名：一个是载入《魏书》的“武陵郡”，故城遗迹犹存，在今赣榆县沙河城子村；一个是云台山脉的宿城山西麓，至今保留有武陵古邑的地名。清咸丰元年以前，这里一直地处五羊湖的东岸，由水路顺山麓向南，直至海边山尽处，有一小径通入宿城山凹。

    江苏连云港市的宿城山凹，三面环山，一面向海，除了翻越虎口岭，与外界无路可通。这样一个僻在“东海隅”天然巧成的“坞壁”堡垒，中间却是一片坦荡美丽的川原，山畔竺篁摇曳，地名大竹园。东面临海处，有一座半身浮浸于海中的峻峭的山峦，状如大船，故称船山。山脚转弯处，也有一条经过拓宽的石峡，逶迤通向高公岛。这样的世外乐土，陶渊明在来到郁洲以前，早就闻名。陶渊明在写入桃花源的情景时说道：“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方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这足以使我们产生有趣的联想了。而更重要的是：诗人陶渊明曾实实在在地亲身到过这个地方。他在著名的《饮酒诗》里唱道：“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根据《晋书·地理志》的记载，郁洲山于晋世应称东海，当时的海外州称临朐，隶属于东海郡。所以，陶渊明所说的“直至东海隅”的“远游”，正是处于东海一角的宿城高公岛之行。

    隆安三年（399年），农民孙恩起义于海上。隆安五年，第三次登陆，攻克广陵（扬州），后浮海至郁洲，打败了镇守在高公岛的东晋将领高雅之。最后，起义军又为东晋镇军刘牢之所败。由陶渊明的诗《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丹阳）作》可知，陶渊明从隆安四年开始任镇军刘牢之的参军，他“往来海上”，高公岛战争期间，必亲赴战场，“登降千里余”。然依然时刻怀念他的田园生涯，最后还是要“终返班生庐”——返回他退隐的居处。

    怀着这种心境做刘牢之的镇军参军，陶渊明当然有觅求桃花源的心愿。看到高公岛云山武陵郡中这秀丽的渔村，夹岸的桃林，鲜美的芳草，一径通幽的石峡“小口”，他也必然会像作品中的渔人一样“舍船从口入”，去游历那“良田美池”“桑竹垂阴”的宿城山凹。

    南唐诗人李中早就意识到陶渊明到过宿城山。他在郁洲山之游以后，写了《春日书怀寄朐山孙明府》诗，发出过“犹怜陶靖节，诗酒每相亲”的感叹。苏东坡也是知道陶渊明吟咏过郁洲山的。他在回忆海州朐山之行的诗中模仿陶渊明“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的诗意写出过这样的诗章：“我昔登朐山（今连云港市海州锦屏山），出日观沧凉，欲济东海县，恨无石桥梁。”

    清末两江总督陶澍自称陶渊明的后裔，也是研究陶渊明的专家，他曾著有《陶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一书，并于道光十六年亲自向道光帝讲述了高公岛、宿城一带“鸡犬桑麻”的“太平景象”。道光也认为：“此境与桃花源何异？”这位皇上的“金口玉言”引起“海州人士逖听腾欢，咸以郁洲”为“乐郊”。

    陶澍在宿城法起寺旁建起了“晋镇军参军陶靖节先生祠堂”，绕以长28尺、广20尺的西回廊，长32尺、宽25尺的东回廊，合《五柳先生传》的文章，仿陶渊明故居的特点，在门前植五株柳树，并栽植桃花，使陶祠“倚天照海，朱霞霭霄，云台倍觉鲜明”。陶澍还为陶祠书匾额：“羲皇丘人”。对联是：“此间亦有南山，看云归欲夕，鸟倦知还，风景何殊栗里；在昔曾游东海，忆芳草缘溪，林花夹岸，烟村别出桃源。”“晋镇军参军陶靖节先生祠堂”隶书刻石的匾额至今尚存。饮誉中外的宿城山水，丰富了诗人桃花源的叹咏。沧桑十五世，昔年的“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今已出入通达。

    “桃花源”原型还可能不只是陈述在上面的几处。严格地说，它还是一个仅仅被猜出了一部分的谜。

    武陵源

    武陵源区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与天子山、索溪峪三个部分组成，总面积达369平方千米。这里混居着汉族、土家族、苗族、白族等民族，约4万多人。武源陵风景优美，资源丰富，生态完整，既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又是一个秀丽迷人的风景名胜区。集中国名山的雄、奇、险、秀、幽、野于一体的武陵源区又被称为地球馈赠给人类的一座大自然迷宫。武陵源区作为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和世界自然遗产，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张家界位于张家界市城西北，离张家界市区约30千米，古称青岩山或马鬃岭，是一个著名的自然风景区，山的最高处海拔1300余米。这里山石嶙峋，林木奇秀，鸟兽遍布，花草齐全，再加上古道斜阳，溪水深潭，构成一幅优美宁静的山水画。山上主要胜景包括1个瀑布、2座天桥、3座古庙、4条碧溪、5个天门、6个山寨等。2000多座高矮不同、大小不一的山等山石风景之名即源于其形，无不惟妙惟肖，生动逼真。金鞭岩是最吸引人之处。这是一座三面垂直、高达300余米的巨大石峰，每当夕阳西照，金光闪闪直插云天，相传是秦始皇驱赶百姓修万里长城时留下的“赶山鞭”。黄狮寨为风景区中心，望涧台、望仙台、望峰台等几个观景台位于其上，气象变化万千。

    天子山在桑植县城东40千米处。风景区面积约14万亩，与张家界索溪峪相连，也是武陵源区的一部分。这里奇峰连绵，怪石嶙峋，景色引人入胜，黄龙泉、茶盘塔、老屋场、凤栖山、石家檐等为其主要游览区，将军崖、茶盘塔、天梯等地风景尤其迷人。民间传说认为，将军崖为土家族起义首领向大坤之化身。崖上有一被称为“石柱之王”的石峰，高耸入云，崖间一隙洞口喷泉飞流直下形成瀑布，由于泉水呈黄色，因而被称为黄龙泉洞。一巨石横卧于两峰峡谷之间形成天桥，桥下云雾缭绕，深不可测，极为壮观。

    索溪峪位于慈利县城西北，这个自然风景区是近年新发现的。索溪蜿蜒曲折，奇特的山石位于溪水两岸，以猛虎啸天、雄狮回头、寿星迎宾、老人岩、三女峰、金龟出水最有特色。此外还包括神堂湾、宝凤湖、转阁楼、天子坟等胜景。

    恒山

    恒山自明代起被人尊为北岳，位于山西省北部浑源县境内，海拔2000余米，东北西南走向，绵延150千米。天峰山和翠屏山为恒山的主峰，分别位于东西两侧，两峰相峙，苍劲陡立，浑河之水从中流过，形成了险要的地势。

    盆峪、凌云口、大川岭、上桦岭、千佛岭、西河口、五峰山等景区及汤头温泉区、神溪度假区、龙山自然保护区组成。天峰岭、翠屏山、烽火台、悬空寺、金龙峡、果老岭、飞石窟、会仙府、还元洞、停旨岭等近百个景点位于山中。

    恒山以西是雁门关，冀北平原位于其东侧。南接五台群峰，北临桑干河盆地，险峻的山势及地理位置浑然天成，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古代关隘，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北魏初期，恒山为一时佛教胜地。到了唐代，佛教衰微，道家兴盛，恒山又成道家仙境，号称“第五洞天”。如今，山中遍布各式文物古迹，是一处可供游览、度假、疗养的胜地。现在果老岭上仍有驴蹄人脚的痕迹，相传仙人张果老曾骑驴来游，因山高路陡，不得已牵驴上山而留下的。此外，山下有望仙亭，山上有会仙府，都与张果老有关。

    悬空寺在恒山脚下，位于距浑源县城南5千米处的金龙峡内西岩峭壁上，从悬空寺之名就可推知它以惊险著称，自古以来，这里一直被列为北岳恒山的第一奇观。它建于北魏后期，金、明、清三代曾被重新悬空寺上载危岩，下临深谷；面对恒山，背依翠屏。民谚以“悬空寺，半天高，三根马尾空中吊”来形容悬空寺的奇险。悬空寺寺门朝南，共有大小殿阁40间，整个建筑皆为木结构，都是巧妙地利用力学原理，半插飞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背崖依龛，独具匠心。其中南北两座三层飞楼，在高空互相对峙，中间相隔数丈，架栈道相通。

    华严寺

    华严寺在山西省大同市城内，建于辽代清宁八年（公元1062年），于金天眷三年（公元1140年）重修。经过历代天灾人祸，寺内仅存上、下两寺，上寺即大雄宝殿，下寺即薄伽教藏殿。与一般寺庙的坐北朝南的朝向不同，两殿均坐西朝东，这可能与契丹族崇拜太阳的特殊习俗有关。

    大雄宝殿进深五间，面阔九间。为了使空间宽敞，殿内柱子的配列采用减柱法，尽量减少内柱数目。殿内正中有五尊主佛，人称五方（东南西北中）佛，各统治一方。中间三尊为木雕，左右两尊为泥塑。五方佛两侧的砖台上，立有二十座佛教的护法神，称为二十诸天。清代光绪年间工匠们又在殿内墙壁上绘满了巨幅壁画。

    薄伽教藏殿建于辽代重熙七年（公元1038年）。殿身面宽五间，进深四间，结构严谨，表现出一种古朴、稳健的风格。殿内古香古色，气氛森严。佛坛上有三尊大佛，分别被称为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总称“三童子、弟子组成。其中尤以“合掌露齿”的胁侍菩萨最为生动。四大护法天王并立两旁。这些辽代塑像，造型优美自然，线条适度舒展，体型丰腴，是中国彩塑艺术中的瑰宝。殿内四周，依壁有藏经柜三十八间，分两层，修建成楼阁式样。后窗处，有用拱桥连接的五间木制天宫楼阁，雕工精细。这是国内现存唯一的辽代木结构建筑，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龙城”今何在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这首传诵千古的唐诗，名曰《出塞》，出自唐朝诗人王昌龄的手笔。诗句抒发了王氏追昔抚今的感慨，后两句的意思是：只盼能有威震龙城的李广那样的飞将军，率士奋战，御敌于国门（阴山）之外。李广是西汉名将，长期戍守北部边境，抵御匈奴南下骚扰，先后与匈奴70余战，以勇敢边。那么，诗中的“龙城”指何处呢？

    宋朝王安石在《唐百家诗选》卷五中，将“龙城”改为“卢城”。为何作此改动呢？阎若璩《潜邱札记》卷二中作了解释，他认为，据《汉书·李广传》记载，“李广为右北平太守，匈奴呼曰飞将军，避不敢入塞。右北平，唐为北平郡，又名平州，治卢龙县。“《唐书》有卢龙府、卢龙军”，所以，“龙城”就是右北平，应为“卢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唐诗选》取此说，将“但使龙城飞将在”改作“但使卢城飞将在”，认为卢城即今河北卢龙。但是，无论汉朝还是唐朝，右北平从来就没有称过卢城，只有《汉书·西域传》中记载有一个无雷国，其国王“治卢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显然，此卢城不是右北平。况且，据《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记载：“元光六年，青为车骑将军，击匈奴出上谷，至笼城，斩首虏数百。”唐初颜师古注曰，“笼”读音与“龙”同，“笼城”就是“龙城”。可见，这次威震敌胆的龙城大捷是卫青指挥的，并未提及与李广有关。因此，有人认为，王安石改“龙城”为“卢城”，是“疑出臆改”，而“阎氏之说，似是而非（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是将“卢龙县”三字挖心换尾，凑成“卢城”而已。

    在多数唐诗集中，如《文苑英华》《乐府诗集》《万首唐人绝句选》《万首唐人绝句七言》《唐诗品汇》等，均作“但使龙城飞将在”。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的清朝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在对此句的校记中也持此说，认为“唐人边塞诗中所用地名，有但取字面瑰奇雄丽而不甚考地理方位者”。此处的“龙城飞将”，“乃合用卫青、李广事，指扬威敌境之名将，更不得拘泥地理方位。而诗中用‘龙城’字，亦有泛指边关要隘者。”就是说，“龙城”不过是象征性的地名，并非特指某一具体城邑。

    粥际在《“龙城”考》（见《河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中却认为，据《汉书》《史记》等多处记载，可知龙城是匈奴祭祀龙神、祖先之地，地方并不固定，但在匈奴境内，并统称为“龙城”。这地名在汉代史籍中往往是音译词，分别被写成“龙城”“笼城”“茏城”“龙庭”，“龙城”。自西汉初年起，匈奴连年犯境，汉朝无力抵御，只得采取了容忍的态度，直到汉武帝时，国力强盛起来，才命卫青、霍去病等实行反击。元光六年的龙城一战，首战告捷，一扫汉朝70多年来的屈辱，大大振奋了军心民心。龙城之战成为汉朝军民心目中扬威敌境、雪耻大胜的象征。据《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和《汉书·严安传》记载，严安在汉军反击匈奴之前的上书中曾有“深入匈奴，燔其茏城”之语，可知在汉人心中，“龙城”又是敌人大本营的代名词。“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汉书·李广传》）”，李广是屡建战功、威震敌胆的英雄，是汉家大将的杰出代表，因此，王昌龄将大捷的象征——龙城，冠于西汉名将的象征——李广头上，将卫青和李广的业绩糅合在诗中，表达杀敌制胜，扬威敌境的意思。

    汉军战匈奴先后有7次大捷，涉及地名20余处，王昌龄所以选取“龙城”一词，还因为出于此诗音律的需要，无论从诗中的正格和变格来看，“龙城”处的两字均应用平声，“龙城”两字正是平声，而且字面又瑰奇雄丽，选用了它，使诗句达到了音、义、色俱佳的境地。

    清朝孙洙在《唐诗三百首》中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认为据《晋书·张轨传》记载，匈奴曾筑姑臧城，“城长七里，宽三里，地有龙形，故曰龙城”。根据此说，“龙城”就是指姑臧城，即今天的甘肃武威。1979年中华书局在重印此集时采用了此说。

    扑朔迷离的“龙城”，它究竟在哪里？揭开此谜，无疑将使这首千古名诗增辉添彩。

    甘棠港在何处

    王审知是五代十国时闽国的奠基者，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息，在位二十九年，境内安宁。他收用唐流亡士人为辅佐，建立学校教本地士人，开辟海港，招徕外国商贾，奖励通商，文化经济一向落后的福建开始发展起来。”

    王审知开辟的海港名叫什么？至今屹立在福州闽王祠内的《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记载有港名：“闽越之境，江海通津……途经巨浸，山号黄崎，怪石惊涛，覆舟害物……一夕震雷暴雨；若有冥助，达旦则移其艰险……赐其水曰甘棠港。”甘棠港在何处？碑志及文献皆没说明，历来为学者所瞩目。

    在远离福州的福建福安有甘棠港，而在闽江口所属的连江县，有黄崎半岛和黄崎湾。这两处，孰是孰非？学者们各持己见。王铁藩发表了《唐末开辟的甘棠港址考》（《福建论坛》1984年第5期），他依据闽王王审知的判官刘山甫所撰的《金溪闲谈》来论证，首先确定刘山甫为主持甘棠港改建工程的人。《金溪闲谈》的记载是：“黄崎镇，先有巨石屹立波间，舟多覆溺，王审知为福建观察使，尝欲凿之，而惮于力役。乾宁五年，因梦金甲神，自称吴安王，许助开凿。及觉言于宾僚，因命判官刘山甫往设祭，祭未毕，海内灵怪俱见……凡三昼夜始息，已别开一港，甚便行旅……赐号甘棠港。”

    据此，王铁藩集中探讨黄崎镇位于何处的问题。根据《读史方舆纪要》：“黄崎镇，唐咸通中置……明嘉靖中，以宁德县（属福安）之长崎为黄崎镇，而改黄崎为白石巡司”，但白石有上、下两个，改为白石巡司的是下白石，所以唐、五代的黄崎镇在下白石。下白石的白马港就是唐末的甘棠港。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论点，他又论述了白马港的优越环境：“白马港上接白马河……港的南端有水门与海相通，这里岩石壁立，形势险要，即所谓白马门，亦即古镇门，门内水深面阔，风微浪静，水流平稳，具有停泊海船的条件……这种优越条件，不论在停泊安全以及防卫上，都十分适合辟为对外贸易港。”

    王铁藩还驳斥港在连江黄崎的说法，认为《连江县志》不见记载，且林光衡不同意王铁藩的意见，他在《甘棠港辨析——与王铁藩同志商榷》（《福建论坛》1985年第3期）分三个部分论述自己的看法。

    第一部分，林对甘棠港址在福安县黄崎镇（下白石）提出质疑。他首先指出王说刘山甫是主持辟港工程的人，没有依据。接着又指出：“不论是刘山佑的《金溪闲谈》，或是唐天佑三年（906年）于兢记颂王审知功绩的《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和后唐天成元年（926年）翁承赞撰的《唐故威武军节度使守中书令闽王墓志》，都只字未提黄崎镇在今福安县附近。”林光衡进而又对宋《三山志》记载王审知开辟甘棠港在福安提出疑问。他指出《三山志》把辟港时间错推后了6年，从唐乾宁五年（898年）推迟到唐天佑元年（904年），与其他书及碑刻所记不同。总之《三山志》关于甘棠港的记载是值得怀疑的。林光衡又着重论述了下白石周围的地理、交通情况：下白石所在的福安地区是海拔300～500米的丘陵山地，交通极不方便，此地又远离闽国统治中心——福州，所以林的看法是：“由于古代（事实上直至近代）今福安县内陆交通十分闭塞，根本不可能为唐末福建对外贸易提供陆上或内河货物集散地的运输条件。加之，唐末今福安县及其附近地区的经济尚未发展，当地不可能为王审知政权的对外贸易提供必要的外运货物。这样唐末今福安县沿海显然不存在王审知开辟的对外贸易商港。”

    第二部分，林认为当时“港”的性质，不是现在港的性质：“唐末王审知开凿的甘棠港，并不是一个‘对外贸易港’或‘商业港’，而仅仅是一段供船舶通行的近海航道。”理由一是宋徐铉注《说文解字》将港列为“新附字”；二是古代某地港口，一般直称地名；三是依据《琅琊王德政碑》，只是赐名其水为甘棠港。可见开辟甘棠港是开辟近海航道。

    第三部分，林光衡从历代闽江通海航道来寻找甘棠港。他指出“由闽江口出海航道，一是出闽江口长门，过双龟屿……继续向北到达连江定海……过黄崎湾沿黄崎半岛，东北行经北菱后入海。二是船出双龟屿继续东行……穿过五虎门，再折向东北行，也达连江定海湾，再东行经黄崎湾，乐之间的南港航行，经长乐县梅花出大海。”他还指出最主要的航道是出五虎门、定海经黄崎湾这条航线。据此，他认为“唐末王审知开凿的甘棠港道是在连江黄崎镇附近海中”。然而林光衡也还无法指出黄崎镇在连江何处，他的推论还需要补充证据。

    近年来，文物工作者在连江定海的文物调查中找到了沉船线索及海底文物。另外人们正努力找到真正主持闽国通商、贸易及主持开辟港道的人及有关文献。经过努力，相信不久之后，甘棠港之谜也将迎刃而解。

    屯溪老街

    屯溪老街位于黄山市屯溪区，是一条保存比较完好的宋式商业长街，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老街全长约1200米，宽4.8～7米，沿河而建，曲直不一，路面由2000多块浅赭色条石铺成。老街建筑具有明清徽派特色，为青瓦、白粉马头墙，房屋多二层楼房，间以三层。街道两旁店铺鳞次栉比，楼下开店，楼上居室，有茶楼、酒店、墨场、书场等260多家，还有200多个摊点。门面多为单开门，通常是前店后库，前通街，后通江。全街建筑古色古香，上下前后错落有致，被誉为现代“宋街”。

    西递古村落

    西递村清代民居位于安徽省黟县城东8千米。这里保存了120多幢清代中叶居民建筑，以大夫第、瑞玉亭、仰高堂、青云轩等建筑最有历史价值。

    雕的门罩设在门坊上，其花纹、人物、式样，皆无一相同。以雕花的石块组成的窗上有各种漏格，这些漏格千姿百态，繁简相衬，疏密得体。这些民居大多有一处或多处因地制宜、依势而成的小庭院。院内布置着花坛、水池，围以漏窗、矮墙，饰以石雕、砖镂。总之，整体建筑比例和谐，尺度适宜，在质朴中又见俊秀、典雅，犹如观玲珑园林一样，让人觉得赏心悦目。各个民居单元均置有以青石为圈的水井。这些水井古朴无华，用井水煮茗，成为山村一大雅趣。

    全村建筑被誉为“徽派古民居珍宝”，建筑布局上高低错落，布置得当，吸引了无数中外参观考察者来此探幽览胜。西递古村落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九华山

    九华山在安徽省青阳县城的西南方向，与四川峨眉山、浙江普陀山、山西五台山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

    九华山原称陵阳山。山上有山峰99座，而以天台、天柱、十王、莲花等9座山峰为主峰，因这9座峰秀丽多姿，远远望去似9个并肩站立的兄弟，故又称九子山。后因唐代大诗人李白在一首诗中将九子山称为“九华山”，九华山之名才由此确定。

    山中有舒潭印月、桃岩瀑布、莲峰云海、九子泉声、东岩宴坐、平冈积雪、天台晓日、天柱仙迹、化城晚钟、五溪山色九华十景，遍布着各种岩洞山泉。

    唐朝时，由于新罗国金乔觉（地藏）到这里，辟地藏王道场，并修筑了寺庙，后形成大规模建筑寺庙的风气，历经宋、元、明、清，日益兴旺，鼎盛时有300余座伟寺，僧众4000余人，因而又被称为“佛国仙城”。慧居寺、肉身宝殿、化城寺、百岁官等是现存古刹中保存最完整的，还有1500余尊佛像，藏有明万历皇帝颁赐的圣旨、藏经及其他玉印、法器等文物1300余种。百岁宫内供奉的是无瑕禅师的肉身坐像，即“应身菩萨”。该游览区开发出来后，无数国内外游人和佛教人士前去游览、朝拜。

    天台峰是九华山极顶，又称天台正顶，海拔1325米。东侧是龙头峰，西边是龙珠峰。两峰间的拱形石桥被称为渡仙桥。由桥下可进天台寺，桥石，其上窄下宽，从岩隙仰视蓝天，蓝天便成为一线，故称“一线天”。这里是看九华山全景和云海日出的最佳处，其中的“天台晓日”更是九华山十景之一。

    化城寺是九华街主要的景点之一，位于九华山中部，原是金地藏生前修行的地方。该寺于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创建，在九华山所有的寺庙中，它的历史最悠久，又称开山寺。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皇帝将其辟为地藏道场，并赐名“化城寺”。该寺多次被兵火毁坏，除藏经楼肉身宝殿位于九华山中心九华街西端神光岭，据说地藏王菩萨的原身即葬在殿下。入寺后，要登80余级石阶后，才可进入殿内。殿中央是月身塔，塔内有很多地藏王塑像，塔下即是埋葬地藏王肉身的地方。殿后并列三只高约1米的铁香炉，为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所铸。殿内收藏了贝叶经和各代钦赐地藏金印等众多文物。

    高昌故城

    全部用夯工筑成的、总面积约为2平方千米的高昌故城，位于吐鲁番市东南约40多千米的火焰山旁，由于气候干燥，被大自然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它是国内外游人向往的旅游胜地，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高昌故城略呈方形，周长5.4千米，其建筑和基本规模形成年代约在前凉至高昌！氏王朝时代。城垣大部分残存，马面、西门瓮城被保存了下来，此外，尚有一些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城门的土建痕迹。全城由外城、内城和宫城三部分组成，略有唐代的长安城的布局特点。城内建筑遗址被破坏较严重。有一座寺院的遗址位于外城西南的一角，面积约1万平方米，有保存得比较完好的寺门、广场、殿堂、高塔和佛龛。内城中的一座高台，上面有一座残存下来的建筑物，高15米，俗称“可汗堡”。绿色的琉璃瓦残片和带有覆莲纹图案的石础曾在附近被发现，可能是北凉时期的佛寺遗址。门窗顶部多作穹窿形，和现在的吐鲁番建筑颇有几分相似。

    高昌之名最先出现在《汉书》中，当时称“高昌垒”或“高昌壁”。南北朝时，北朝魏文成帝和平元年（公元460年）阚伯周建立高昌政权，才开始有高昌之名。保存下来的一座不规则的圆形堡垒位于城中偏北的地方，可能是唐以前高昌王宫的一部分。

    交河故城

    交河故城位于吐鲁番市西北约千余米处，又叫崖儿城。由于它建筑在两条古河流交汇处，故名。据史载，车师前王国由西汉至后魏一直建都于此。公元6世纪初，！氏建高昌国，在此设交河郡。后高昌于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为唐所灭，改为交河县。其后部属吐蕃、回鹘。一直到交河故城为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城遗址之一。城依土崖，为长方形，东西宽300米，南北长约1650米。全城四周设有城墙，只有一个大门，这一点不同于中国其他故城。城以大道为中轴线分为三个区域：寺庙遗址包括各种类型的佛塔在西北区；鳞次栉比的院落位于东北区，其院落的平面布局和房屋的门窗位置依稀可辨；东南区为交河城的政治中心，建筑已被严重破坏，但有一较大建筑保存尚完好，有庭堂、通道、天井、台阶等。在城市中心有一寺院，据说为城中最大的寺院，至今保存较好。寺院88米长，58米宽，四周建有长方形的土墙。寺院内的廊房、塔柱非常壮观。此外，正对大道北端，还有一夯土建成的佛塔，有数米高。原来大塔四面各有25个小塔，但由于风沙侵蚀现只剩下一堆堆的塔基。城内还散布了许多陶片，多为灰色印纹和附加堆纹，也有少数是彩绘夹砂粗红陶。

    城外有车师、高昌和唐代的墓群。古城虽是夯土建成的，自汉至元经历了较长的年代，但终因气候干燥而得以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为研究新疆古代的城市建设和布局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价值。

    鸣沙山

    鸣沙山坐落在哈密市北的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口门子柳条河畔，离哈密市约70千米。鸣沙山是一座高百米、长约5千米的沙山。在沙山的周围，则是碧绿的大草原。其沙“风吹似烟，流动如水”。当游人从沙山滑坡下来时，能听到各种音响从山腹里发出，鸣沙山之名由此而来。据有关地质科学家解释，鸣沙山之所以会发出音响，是因为山丘高大，以细沙为主，且坡底下有泉涌出，而沙坡又极为干燥，在太阳的照射下，经游人滑沙摩擦，因而发出响声。

    罗布泊

    罗布泊位于若羌县北部，塔里木盆地东部。“罗布泊”系蒙语，即“汇入多水之湖”的意思，古称蒲昌海或盐泽。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已经有人类活动，后来成为古丝路南道的要冲，至今仍随处可见古城、古墓、烽火台等遗址。罗布泊本是新疆最大的湖泊，面积为3006平方千米，湖面海拔768米，是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长期以来，罗布泊位置多次发生移动，因此地理学家称它为“游移湖”。湖泊现已因注入它的河流改道和水量的减少而干涸。1980年，中国著名地质学家彭加木在这里神秘失踪，更增加了罗布泊的神秘色彩。目前游人未经特别批准，不能进入该地区旅游探险。

    泼水见画的石壁

    在四川仁寿县黑龙滩水库的峭壁上，有一个九百年来未解的名胜之谜——“泼水现竹”石壁画，人称蜀中奇观。“怪石墨竹”写于1071～1073年之间，距今已逾九百年。而这“怪石墨竹”经水涤石，画面至今清新如故之谜仍未解开。

    黑龙滩北端、龙泉山脉的一处巍峨悬岩上，镌刻着一米见方的两个字“龙岩”。龙岩东南百余丈的紫色石壁上，有一尊大佛坐在窟中，石窟上面左侧凹进的平面石壁上，用净水泼洒后，出现“泼水现字”几行墨笔字。署名处清晰地现出“乾道五年”等遒劲字迹。在石窟上右侧石壁凸起的平竹主干亭亭，枝叶潇洒；竹根临怪石处派生出一丛幼竹，婀娜可爱；顶部侧叶，长剑当空，刺向云天。

    “怪石墨竹”的作者文同，字与可，号笑笑先生，人称石室先生、文湖州，北宋梓州永泰县（四川省盐宁县永泰乡）人。他平生爱竹、种竹、写竹，开拓了“湖州竹派”。仁寿（占称陵州）县志记载：“文同北宋熙宁四年知陵州后，在龙岩写怪石墨竹，两壁摩岩隐隐有光。怪石墨竹既无墨迹，又无雕镂痕；用水涤石，画面犹新。”

    画面再“犹新”，也很难在九百年间一直如故啊！相传，文同写竹的用墨非凡。那墨是在其主要原料松烟、煤烟中，投入了珍稀的某种鱼的尿液，经铜炉炼制。而当地百姓则说，是因为龙岩处于神秘莫测的古怪位置，岩顶有参天古树荫蔽，岩下有从河水中不断蒸腾升起的某种地气，加上龙洞中不止的山泉孕育，才出现了这个奇观。更有古稀老人说，是文同的表弟——宋代名人苏东坡，在密州就任期间，从徽州买来一种“魔墨”相赠，并引用苏东坡《送与可出守陵州》那首七言律诗为证。根据现代化学原理解释，“怪石墨竹”处的紫色岩石，含化学元素钾，钾的化学性活泼，容易与水发生剧烈反应，可能生成氢氧化钾。龙岩泉水可能和指示剂石蕊有相似的化学成分，石蕊遇氢氧化钾显墨蓝色，看上去酷似黑色。

    然而，到底为何泼水才能现竹，仍然没有人真正解开这个谜。

    神秘的洪洞监狱

    在山西洪洞县城内，有一座六百多年前修建的明代监狱，是我国至今保存下来的最完整的监狱。相传，京剧《玉堂春》中的名妓苏三蒙冤落难，逢夫遇救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监狱。对许多好奇的人来说，洪洞监狱就像许多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建筑一样，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见的富户宅院，有镶有花窗装饰的红墙，卷棚顶式的大门，精巧美观。这座监狱并不怎么大，但院内开阔平坦，带有回廊的正房和两侧的厢房排列整齐，这里显然是监管人员的办公处所，到了右面的监区，才使人感到它的不同之处。

    监狱分“普通监狱”与“死囚牢”两种。普通监狱是关押一般犯人的。最初收监，苏三就被扣押在这里。房门低矮，门槛结实，窗户很小，似一小块豆腐，竖着几根粗粗的窗棂，只留下几道小缝。除此之外，与一般住宅并没有什么区别。从小小的牢窗往里看去，里边阴森森、黑洞洞的，从早到晚阳光都无法照射进来。监内除一个土炕外，别无他物。炕也很小，即使1.5米的小个子也无法躺下，只有蜷缩成一团，才能睡觉。过去常听“坐监”一说，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进入普通牢房，必须穿过一条狭而长的“胡同”。胡同宽不过五尺，并排过两个人都有点困难。胡同两壁，滑直无攀，上面盖着铁丝大网，系着响铜铃铛，真可谓名副其实的“天罗地网”。胡同、短炕、低门、小窗、铁网、铃铛……这些奇特的构想，是专门为监狱设计的，可见当时费了设计者不少脑筋。

    苏三的死囚牢在普通监狱的南尽头，那里矗立着一堵厚厚的高墙，不到跟前，是绝不会相信还有别的去处的。只有到了大墙根，才发现往左再拐个直角，迎面的墙上画一个龇牙咧嘴的大“虎头”，下面有一低矮狭小的门洞，恰似虎口。这就是被称作“虎头牢”的“死囚牢”了。犯人被判处死刑之后，在等候上方批示和开刀问斩之前，就扣押在这里。当年苏三主要是在这里坐监。

    死囚门上画的“虎头”，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虎头，而是一种传说中的凶猛动物——狴犴。狴犴是什么动物？为什么画在监门之上？这里有个典故，相传龙王生育了九子，但不全是龙子，老四叫狴犴，外形和老虎有几分相像，气势自然汹汹，所以人们就把它立于狱门旁，以示法律的威严。明代时，因为狱门上常绘狴犴头像，故而把狴犴作为牢狱的代称。由于狴假成真了。

    死囚牢的院子，不及四分之一篮球场大，院内有一小井，上面盖一块尺余厚、二尺见方的大青石，中央凿得碗口大的一小孔，是为井口，人头从这个井口是钻不下去的。这井口有何作用呢？是为防止犯人投井自杀而专门设计的。因为年代久远，井口周围被绳索拉磨出许多深深的痕印。因传苏三曾在这里打过水，洗过衣服，后人又称“苏三井”。

    牢门对面，还有一个略大于狗洞的窟窿，人完全可以钻过，这是干什么的呢？原来这是“死囚洞”，俗称“老虎屁股”。犯人如果被囚死在监狱里，是不允许从监狱的大门往外抬的，只能从这个洞里拖出去。洞旁还有一狱神小庙，可能是看守者欲借神力震慑犯人，同时也昭示犯人被囚于此乃天意，只有老老实实地听天由命。

    单从洪洞监狱所承载的文化符号，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具有多么重要的学术价值了。作为封建社会衙门制度的一个缩影，它为我们后来人讲述了那些年代久远、鲜为人知的往事。

    太湖形成之谜

    太湖，古称震泽，又名笠泽或具区，是我国著名的第三大淡水湖泊，素以兼具风景秀丽和气派浩渺壮阔而饮誉中外。太湖的水域形态宛如佛手，作为江南的水网中心，以其蕴藏丰富的资源孕育了流域内人们的繁衍生息，自古就被誉为“包孕吴越”，历代文人墨客更是为之陶醉，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句。

    人们在讴歌太湖美的同时，也在探究着它那迷人的成因。

    目前，关于太湖的成因有多种形成之说，为中外学者所共同关注和探究的课题。早在上世纪初，我国地理学家丁文江与外国学者海登施丹就著东，如皋以南、海宁以北，即包括太湖地区在内都是长江淤积的范围，这是最初对太湖的成因所作的理论上的描述。

    发展至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对太湖的形成有了较成熟和系统的看法。著名的地理学家竺可桢（见《大江下流之地文》）与汪胡桢（见《太湖构成与退化》）等提出了泻湖成因论，即以后广为流传的太湖经“海湾——泻湖——湖泊水网平原”的演变模式。泻湖论在以后又不断被充实新的内容。德国人费师孟在1941年提出经太仓、嘉定外冈、上海县马桥、金山漕泾，直至杭州湾中的王盘山附近，为一沙嘴组成的冈身，是公元一到三世纪的海岸线。以后经对位于冈身的马桥文化遗址下的贝壳碎屑进行C14测定，基本上公认冈身是6000年前的古海岸线。华东师范大学海口地理研究所的陈吉余教授等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泻湖论。泻湖论主要依据太湖平原存在着海泥沉积来推断，认为因长江带来的大量泥沙逐渐在下游堆积，使当时的长江三角洲不断向大海伸展，从而形成了沙嘴。以后这沙嘴又逐渐环绕着古太湖的东北岸延伸并转向东南，与钱塘江北岸的沙嘴相接，这就将古太湖围成一个泻湖。后来又因为泥沙的不断淤积，这个泻湖渐成与海洋完全隔离的大小湖泊，太湖则是这些分散杂陈的湖群的主体，又经以后的不断淡化而成为今日的太湖。这一观点，曾为大多数地理学者和海岸地貌工作者所接受，在出版的有关专著及许多地理教科书中，都承袭了泻湖成因的传统说法。

    近年来，随着对太湖地区地质、地貌、水文、考古和文献资料等方面的不断研究，对太湖成因的探究又有了新的发展，有些同志对泻湖论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质疑。认为在海水深入古陆腹地的过程中，虽然一边冲有泻湖地貌的沉积，但它不具有整体意义。因此，泻湖论虽然可以解释太湖平原的地形和地质上的海泥沉积，但难以解释何以在太湖平原腹地泥炭层之下以及今日湖底普遍有新石器遗址与古生物化石的存在，同时也与全新世陆相层的分布范围不符（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教授魏嵩山《太湖水系的历史变迁》）他们认为太湖的成因是沿着：“三江（指吴淞江、东江和娄江）——湖泊——水网化”的方向发展的，其形成的时间应当在全新世中期长江南岸沙嘴堆积发育之后，原来由孟河口（今江苏武进县境内）入江的荆溪（古名濑水），因孟河口逐渐淤塞而改道东流，与苕溪汇集于太湖洼地，遂积水形成淡水湖泊，即否定了泻湖成因论。特别是根据不久在太湖三山岛（指大山、行山和小姑山）上所挖掘出来的旧石器遗址，认为更进一步证实了东、北、南三面为沙冈和沙嘴所包围的太湖平原是一块古陆而绝不是海湾泻湖。

    此外，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所的陈月秋还提出了太湖系构造湖演变而成的说法（见《地理学报》1986年第1期：《太湖成因的新认识》）。陈文根据太湖地区的古海岸线的位置、沉积相与微古化石种属特征、地貌形态和考古资料等诸多因素，否定了太湖地区在全新世期间曾有海侵，即否定了太湖为泻湖成因论；同时，他又提出由于强烈的燕山活动，奠定了太湖地区的地质基础，以后在新构造运动的继续影响下，太湖盆地作西高东低的倾斜式下沉，湖区的边框形态基本上接近今日太湖的面貌。后来随着河道比降的变化，三江壅塞改道，湖水泛滥，以至在低洼地普遍发育了陆相沼泽层。

    不久前，南京地理研究所的科技工作者又提出新看法，认为太湖是由于长江南移在地势较低的冲积黄土平原上形成的（见《文汇报》1987年2月10日），他们根据可以测量湖底以下40米的地层剖面仪测定，太湖大部分湖底是一大片坚硬的深达5～6米的黄土层。同时，在东太湖水域底下，还发现了距今六七千年前的稻谷、瓦片及绢片、丝绒和竹器、纺轮等杂物，从而证实了太湖在此时居住着人类。后来由于长江南移，形成太湖。

    可见，目前对于太湖的成因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所有这些不同的观点，均有助于推动人们作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由于古太湖的成因涉及历史地理、地貌、考古和文献学等许多学科方面的内容，需要加强在各学科之间的纵深研究以及横向之间的联系。随着不断的深入探究，人们最终一定能揭开扑朔迷离的太湖成因之谜。

    白帝城

    白帝城位于奉节县城东4千米处的瞿塘峡西口长江北岸。相传，西汉末年的公孙述是它的创建人。奉节古称鱼复或者夔州。西汉末年，割据四川的公孙述依托“殿前井中有白龙出”的传说，于东汉建武元年自称白帝，并将这里改称为白帝城。三国时期的刘备举兵伐吴，兵败退守时，即在白帝城托孤于诸葛亮。在临江的白帝山上，至今尚存白帝庙。唐以前的公孙述祠，清始改名白帝庙。庙以明良殿、武侯祠、观星楼等为主要建筑。

    唐代诗人杜甫曾流寓夔州。在此期间，他写下400多首诗篇。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对此地的描述更是冠绝千古，诗云：“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阴陵大泽之谜

    《史记·项羽本纪》中载：“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直夜溃围南出，驰走……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这里所说的阴陵大泽究竟在何处呢？由于在史书和地方志中，出现了几个“阴陵”，诸家各持一据，莫衷一是，于是便产生了阴陵大泽在灵璧、在定远、在全椒和在和县的四种说法。

    一、灵璧说。这种说法认为，阴陵大泽在灵璧县东25公里。清康熙二十三年撰的《凤阳府志》中载：“阴陵山在灵璧县东五十里，与泗县接界。项羽失道于此。”《泗（县）虹（灵璧）合志》则认为，阴陵山在泗县，为泗县八景之一的“阴陵夜月”。清《安徽通志》亦载：“（垓下聚）在灵璧县东南阴陵山之南。”

    这种说法，由于缺乏可信的历史依据，很难自圆其说。清乾隆年间编纂的《灵璧县志》记载：“志又以……阴陵为项羽迷道处……考《史记》注，阴陵在淮南……不应入《灵璧志》，其是非更不必论矣。”同时还载：“虞姬墓东二里许有小山，《虹县志》以为阴陵，非是。”显然，灵璧说不能成立。

    二、定远说。这是争论颇大的一种说法，它认为阴陵大泽在定远西北30公里。

    《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阴陵县故城在濠州定远县西北六十里。”《资治通鉴》引班固《汉书·地理志》并同引《括地志》云：“阴陵在定远西北六十里，属九江郡。”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著的《水经注》中亦载：“淮水又北经莫邪山西，山南有阴陵县故城。汉高祖五年（前202年），项羽自垓下从数百骑夜驰渡淮，至阴陵迷失道左，陷大泽，汉令骑城九曲泽，泽中有项王村，即项籍迷失路处。项王失路于泽中，周回九曲，后人因以为泽名。”《辞源》中关于阴陵的注解亦是认为在定远。不但上述史书认为在定远，在《定远县志》中，还有一位叫叶志淑的，至定远县阴陵故城作有怀古诗，可作为旁证。诗云：“阴陵城北小村西，旧说重瞳相此迷。今日偶经争战地，残阳古木任鸦栖。”

    但有人认为这种说法不确。他们认为，阴陵是山名，而不是县名。这种提法在《史记》中，常常可以见到。如《韩世家》第十五载：“今楚兵在方城之外。”这里的方城就是指方城山。《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有：“遂解阏与之围。”这个阏与也是山名。《史记》中还有“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白登”也是山名。因而他们认为阴陵是山名，故阴陵大泽不在定远。

    三、全椒迷沟说。民国9年撰的《全椒县志》中载：“阴陵，东南二十五里，旁有楚迷沟。《项羽本纪》曰：羽困垓下，溃围南出，汉兵追之，渡淮，骑仅百余人，至阴陵迷道。即此。”《太平寰宇记》亦载：“寿春图经曰九斗山，一谓阴陵山，江表传云：项羽败，东走乌江，取此山过，汉遣灌婴追羽，兵至此，一日九战，因名九斗山。今山石犹有磨刀砺镞之迹。其西五里有迷沟，相传项羽迷道处也。”1951年出版的王伯祥《史记选》，王注道：“安徽省全椒乐南三十里有地名‘迷沟’（去阴陵五里），相传就是项王所陷入的大泽。”

    四、和县说。这种说法就是认为，阴陵大泽在和县北40公里，接江苏江浦县西北。清光绪二十七年撰的《直隶和州志》载：“阴陵山，州北八十里，项王迷道处。上有刺枪坑，为项王立枪点。旁有泽，名红草湖，春夏之交，潦水涨发，弥漫无际。即阴陵九曲泽，泽中有项王村，项王失路于泽中。周围九曲，后人因以为名。”这里的阴陵大泽，也即是今天和县绰庙乡之裕民圩。《舆地纪胜》载：“（阴陵）在乌江县西北四十里，即项羽迷道处。”《纲鉴易知录》卷十亦载：“阴陵山在今安徽和县北，接江苏江浦县界。”唐著名诗人刘禹锡，在任和州刺史时，留下的《历阳（和县）城。”项羽曾尊称范增为亚父，封为历阳侯，故历阳城又称为亚父城。唐朝诗人张祜亦有《过阴陵山》一诗，诗中有“壮士凄惶到山下，行人惆怅上山头”之句，指的也是和县城北40公里的阴陵山。

    以上关于阴陵大泽的四种说法，必然有真有伪，有正有误。我们必须辨别真伪，考订正误，才能弄清阴陵大泽的确切地点。

    长江何以又称“九江”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也是世界上几条著名的大河之一。长江流域面积广达180万平方公里，其干、支流通航里程达8万公里以上，约占全国内河通航总里程之一半。长江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水量丰富，全年流到海里去的水量约1万亿立方米，占全国河流入海总水量的1／3以上。但是，古时长江却不叫长江，而叫“九江”，叫长江那是以后的事情。一直到唐朝，还有人称长江为“九江”，如李白长期流放夜郎前，获御史中丞宋若思帮助出狱，并在宋幕府任参谋。其时，李白写过一篇别具风格的文章——《为宋中丞祭九江文》。这是一篇誓师文。“祭九江”其实就是祭长江。

    长江，何以称为“九江”？下面列举三说，以引起探究之兴趣。

    一说，长江之所以称为“九江”，是因为在两湖和江西境内寻出了九条支流，说明所谓“江流九派”，因此称长江为“九江”。例如：1981年3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吕世安原辑，蔡东藩增订的《中华全史演义》一书讲到禹治江河之历史事迹时，就提到长江为“九江”。书载：“特命鲧子禹为司空，付以治水之任，益、稷二人辅之……以洪水之患，莫大于河，济次之。淮与江又次之。”可见，古时长江与淮河并提，地点当只在淮河南边之两湖与江西境内。该书又载，禹“仍先治河……疏河为九，使亦息。兖州事毕，乃至青州……青州之大患已除，遂至徐州，治淮水、沂水诸流。事毕，竟至扬州。扬州为江水下游，亦水患之大者”。这“江水”当然是指长江了。该书还载：“北条莫如河，南条莫如江。”意思是说论起水患来，北边最大的一条“水患”莫如黄河，南边最大一条“水患”莫如长江。又说：“禹乃平定九江之水。九江即沅、渐、辰、无、叙、酉、湘、资、澧诸流汇合而成。”禹平定“九江”之水患后，“又导沱、潜诸流，使之安澜，荆州水患遂平”。可见，古时所指“九江”是“荆水”以下的上述九条支流汇合而成的长江。这就是所谓的“江流九派”。

    另一说认为，长江称“九江”，因为在“九江”的总目下涉及了在四川境内的支流和湖北境内的云梦，认为古时所谓“九江”并不是因为在两湖和江西有九条支流。例如《禹贡》一书载“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就说明了“九江”非单指两湖和江西的九条支流。

    第三说认为长江称“九江”是因为长江上游有九条大支流，即岷江、大渡河、金沙江、沱江、嘉陵江、黔江、湘江、汉水、赣江。这九条大水综合成为长江，故长江又称为“九江”。例如1971年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郭沫若撰著的《李白与杜甫》一书中，郭沫若介绍到李白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为宋中丞祭九江文》时，郭老明确指出：“‘祭九江’其实就是祭长江。”又指出：“长江，何以又称‘九江’……我揣想，应该是指长江上游的九条大支流，即岷江（古以为长江之源）、大渡河、金沙江、沱江、嘉陵江、黔江、湘江、汉水、赣水。是这样的九条大水综合成为长江，故长江又称为‘九江’。”这里，郭沫若言明古以为岷江是长江之源头，也是有所根据的。乾隆二十三年的四卷木刻版《增补幼学故事群芳》一书之第一卷就有“江之发源岷山”的记载，既然岷江在古时为长江之源，那么岷江以下的九条大支流汇合而成的长江称为“九江”也是十分令人可信的。但是《增补幼学故事群芳》一书第一卷（西昌程允升先生原本，闽汀周达用增订）却又这样记载的：“江之发源岷山，总括汉泗沅澧。”接下去作者还引并吞沅澧，波引沮漳。”这样看来，长江为什么古时称为“九江”，其由来又模糊了。

    “江”是指长江吗

    浩瀚千里，奔腾东流的长江，是我国境内最长的江河。它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与黄河共同哺育了祖国悠久的文明。千百年来，在我国宏富的文化典籍中，留下了人们对长江的大量记载与赞美。但在古代汉语中，人们很少用“长江”一词，这样一来，古代汉语中的“江”字，在文献学上是否就有了特殊意义了呢？

    对此，多数人的意见是肯定的。他们断言：“江”是专有名词，在古文献中，它特指长江，后来才引申为大江河的通称。王力在《古代汉语》中明确指出：“‘江’字一般总是指长江，如‘江东’是长江之东，‘江南’是长江之南。即使在后代，除非加上另一个江名（如‘浙江’），或加上数目字（如‘三江’、‘九江’），或‘江山’连用，否则仍指长江。

    （见《古代汉语》上册第1分册，第308～309页）”南方的河流虽然多称“江”，如湘江、漓江、嘉陵江等，但这些都受了“江”字本意的影响。就是说，古文献中除了特殊的与“江”字连缀的词外，单独的“江”字即是代表长江。这种意见，在《辞海》等多种著作中都有所反映，成为人们阅读文言文的一条常识。早在清朝初年，胡渭在《禹贡锥指·略例》中，就“江”字的特殊意义曾指出：“南人得水，皆谓之江；北人得水，皆谓之河。因目岷江曰大江，黄河曰大河，此后世土俗之称，非古制也……禹主名山川，亦未尝假。江、河自是定名，与淮、济等一例，非他水所得而冒……

    《水经》篇题，概曰某水，绝不相假借，深得《禹贡》之意。”

    近来有人在《长江与扬子江名称初考》中，全面考证了长江在我国各说，见之于文献的“江”字在春秋时代的兵器上就有了，如吴王的铜剑上刻有“处江之阳”的铭文。先秦古籍中最早记述长江的有《山海经》“衋冢之山，汉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江”，《尔雅·释水》“江河淮济为四渎”，《尚书·禹贡》“岷山导江，东别为沦……江汉朝宗于海”。汉代以后，人们开始称长江为“大江”，六朝以后始出现“长江”这一称呼，而“扬子江”则是在隋代大业年间才出现和使用的。

    对于上述流行的看法，有人指出了异议，不同意“江”是特指长江的专门名词。有人认为，古“四渎”（江、淮、河、济）中的“江”字，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是长江，但从其最初的记载来看，并非如此。《史记·殷本纪》引《汤诰》云：“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如果“江”是长江的话，怎么淮河会在长江的南面呢？前人梁玉绳对此在《史记志疑》卷二中就有所怀疑，他推测《史记》关于江、淮二水的方位记载颠倒了。他为了加强自己的理由，说唐人徐坚《初学记》所转录的上述《史记》“四渎”中关于河、济的方位就与今本《史记》互倒（作“北为河……西为济”。见《初学记》卷六，江之四）。但《初学记》上江、淮二水的方位，仍与今本《史记》所引《汤诰》一致。因此，《史记》所记当是无误，古“四渎”之“江”不是长江《史记·封禅书》曾说过一句：“四渎咸在山东”，从方位来考证，古“四渎”之“江”只能在淮河下游以北，相当于今之沂河。其他一些先秦古籍中的“江”字也不是指长江，而是指沂河，直到汉宣帝时始以今之长江作为“四渎”之“江”。进而可知，在古代，汉水、蛮河、淮河也曾被称为“江”，所以，“江”不是长江的专称。至于“长江”之称出现的时间，至迟在东汉时就已有了，但仅指今湖北境内的那一段江面。

    考辨古代汉语中的“江”字，是不是“长江”的专有名词，不仅仅是文献学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对于我们研究历史地理，正确认识与“江”有关的古地名、方位与地望，有着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

    青海湖

    青海湖坐落在青海东北部大通山、日月山、青海南山间，又名西海。湖面海拔3196米，湖水含盐量为6％左右，湖面形似菱形，面积4635平方千米。这个湖因地壳陷落而形成，是我国最大的咸水湖。海心山位于湖中央，山上云遮雾罩，若浮若沉。因海面水色青绿，故又称青海湖。在湖中的5个小岛中，鸟岛是最为壮观的一个。

    鸟岛在青海湖中西北隅，又名海西皮岛。岛的周长约500米，宽约150米，西北低而东南高，形与蝌蚪相似。每年4月到7月初，十万余只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等地远飞而来的候鸟在这里栖息，使鸟岛成为鸟和蛋的世界。现在，这里已是亚洲地区密度最大的鸟禽繁殖场所。

    长江的源头在哪里

    长江的源头位于青海省西南边境。唐古拉山脉主峰格拉丹东雪山西南侧的姜根迪如雪山海拔6621米，其上南北两条呈半弧形的大冰川融水孕育了长江正源沱沱河。这里气候寒冷，地势高峻，降水绝大部分为固体，积雪久而开成山谷冰川，奇妙瑰丽，高达数十米的冰塔林、长至数尺的大水晶石尽现冰清玉洁之神韵。

    塔尔寺

    塔尔寺在湟中县鲁沙尔镇，这个镇位于西宁市西南约30千米处，塔尔寺是中国西北地区的黄教的圣地和佛教中心。中国黄教属于喇嘛教格鲁派，有六大寺院，它们分别是西藏的色拉寺、哲蚌寺、扎什伦布寺、甘丹法，意思是十万座佛像。相传宗喀巴（公元1357～1419年）诞生于此，他是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早年习经于夏琼寺，后赴西藏并创立黄教。宗喀巴圆寂后，人们为纪念他，在他的诞生地修建了一座高达11米的大银塔。此后，以大银塔为中心发展成寺院。因为这个寺院先建塔后有寺，故名“塔尔寺”。

    塔尔寺的殿堂集合了汉式宫殿和藏式平顶建筑的特色，艺术性很高。众多的经堂、殿堂、僧舍组成了规模宏伟的建筑群。

    小金瓦寺于1631年创建，屋顶是镏金铜瓦。小金瓦寺的大殿又称护法神殿，这是因为殿内供奉着佛身、功德、事业护法王和王臣、王佛母等护法神像。白马标本位于殿右，传说九世班禅骑此马从西藏来青海，仅用一天时间就赶到塔尔寺。殿前的时轮大塔，也称太平塔，象征着太平的意思，修建于1942年。

    大金瓦殿是汉式宫殿式建筑，带有佛教藏式建筑的庄严特色。它是塔尔寺内主殿，正中的大银塔座高1米，相传宗喀巴出生时的胞衣就埋葬在这里。金银灯等装饰物位于塔前，莲台上坐着各种佛像。

    黄河的源头在哪里

    黄河的源头位于青海省境内巴颜喀拉山北麓约古宗列盆地。关于黄河的源头，古今说法不一，现在人们多以约古宗列南面的卡日曲河（藏语，红铜色的河）为黄河正源。卡日曲长20多千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脉的各姿各雅山。黄河源头冬日银装素裹，夏天峰顶亦为白雪所覆。这里有美轮美奂的冰塔林、一如碧毯铺地的高山草原，牛羊悠然啃食其间，更有成群的野驴、马鹿疾驰而过，飞鸟翱翔天际，动静协调相融，色彩相映成趣，大自然之妙趣毕露无遗，造化之精尽现其中。

    “天涯海角”究竟在何处

    “天涯海角”原泛指僻远的地方，历代封建王朝往往把被贬谪的官吏流徙到“天涯海角”之地。古代诗人也喜用“天涯海角”抒发情感，唐代王勃在《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中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之句。白居易《春生》诗中有“春生何处暗周游，海角天涯遍始休”的著名诗句。究竟“天涯海角”在什么地方？人们至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天涯海角”就是在海南崖县（今三亚市）。《人民画报》1980年第3期在介绍海南岛风光时说：“相传海边石上‘天涯’两字为北宋文学家苏东坡贬谪海南时所题，现已被辟为‘天涯海角’游览区。”主同此说的还认为“由于崖县在古代交通十分闭塞……宋代著名的文学家苏东坡曾被流放到这里，现在这里还保留有苏公祠，祠内有苏东坡的石刻像和数块墨迹碑等（宁山《地理知识》1980年第一期）。”张子桢在《“天涯海角”在什么地方》中说：“我国确有‘天涯海角’这个地方，就在海南岛南端，马岭附近的一个美丽的海湾处，现已辟为‘天涯海角’游览区。这里东距崖县所在地三亚26公里，西距崖城（原崖县旧址）22公里。在一片怪石中，有两块嶙峋的巨石，一个上凿‘天涯’，另一个上刻‘海角’，两相对峙，蔚为壮观（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出版）。”

    另一种看法认为“天涯海角”不只一处，并非专指崖县。据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一记载：钦州（今广西灵山）有天涯亭，廉州（今广西合浦）有海角亭。“钦远于廉，则天涯之名甚于海角之可悲矣。”可见早在宋代钦、廉二州已有“天涯亭”“海角亭”，一直保存至明清时期。据史载，“天涯亭”在北宋中期即已得名，而海南崖县的“天涯”“海角”刻石要比钦、廉二州的“天涯亭”“海角亭”晚得多。据清光绪崖州知州钟元棣《崖州志》卷二记载：“天涯”石刻“下马岭海边石上，与海判南天（刻刻石距“天涯”刻石不远，大小相近，但字体不同。“天涯”二字为楷书，“海角”二字为行书，《崖州志》没有记载，时代显然要比“天涯”刻石迟。据《崖州志》“天涯”二字是在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程哲任崖州知州时所书刻，“天涯”“海角”即因这两处摩崖石刻而得名，较之钦、廉二州“天涯”“海角”因亭而得名迟近700年之久。关于崖县苏公祠问题，据《宋史·苏轼传》和《苏东坡全集》，苏东坡于绍圣四年旧历七月三十日从惠州抵达儋州，居三年，于元符三年（1100年）旧历六月离开海南北上，次年卒于常州。但没有任何资料证明他曾被流放到崖县，并曾在崖县刻石书写过“天涯”二字。因此，宁山所说苏公祠系张冠李戴。崖县绝无苏公祠，只有唐李德裕祠，“在多港峒”。据《琼州志》记载，苏东坡在海南岛的遗迹和祠堂有儋县桄榔庵、载酒亭、东坡坐石、海口府城苏公祠等，故苏公祠不在崖县而在海口（徐恒彬《“天涯海角”辨析（一）》，《地名知识》1980年第3期）。张云石在《崖县“天涯”石刻非东坡手迹》一文中，认为苏东坡于绍圣四年（1097年）到儋州，居三年，所到之处均有诗作可查，现存四千多首诗中没有一首是写崖州的，因而“天涯”并非苏东坡手迹（1961年7月24日《羊城晚报》）。田青也据《宋史》和《东坡先生年谱》，认为苏在儋耳（即儋州，今海南儋县）三年内，甚至连一般的出游都有详细记载，却找不到他到六百里外“天涯海角”所在地的崖州去的任何记录，“天涯”当然不可能是他的手笔（《旅游天地》1980年第1期）。郭沫若曾去“天涯”刻石实地查考，指出“相传为苏东坡所书，但字体殊不类”，其后得见《崖州志》，“既得此资料，因三往天涯海角目验”，“天涯”二字之旁“确有小字依稀可辨”，证明的确为清雍正十一年程哲书刻，与苏东坡无关（《天涯海角》，载1962年2月20日《羊城晚报》）。

    “天涯海角”在今海南崖县，几成定论，因有刻石“天涯”和“海角”为证，而“天涯”二字又传为北宋文学家苏东坡所书写，故广为人们所传颂而闻名。现有人提出“天涯海角”不该专指今海南的崖县一处，还有今广西的灵山、合浦等处，其得名较崖县还早近700年，也就是说在海南崖县“天涯海角”刻石之前早已有“天涯海角”这个地方了。

    惠山

    惠山位于无锡市西郊，被誉为“江南第一山”。山峰九曲，蜿蜒如龙，其主峰三茅峰高达328.9米。因其有惠山泉、龙眼泉等诸多著名泉水，故俗称惠泉山。山中有春中涧、唐宋石经幢、明寄畅园和清竹炉山房等名胜古迹。

    惠山泉位于惠山东麓，号称“天下第二泉”，或称陆子泉，相传得名于唐代“茶神”陆羽。该泉分为上池、中池和下池。上池呈八角形，水质最好，建有泉亭，其匾额“天下第二泉”为元书法家赵孟手书；中池为方形，也建有泉亭；下池为长方形，最大。宋徽宗时，泉水成为宫廷贡品。

    寄畅园也位于惠山东麓，是江南名园之一。全园包括两个部分：东部以水廊为主，西部则以假山、树木为主。园东是一个名为锦江漪的水池，池中的方亭叫做知鱼槛，九脊飞檐，是游人观赏鱼藻的地方。北京颐和园内的谐趣园就是模仿此园建造的。

    西湖

    西湖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原不是一个湖，而只是一个和钱塘江相连的浅海湾。环抱这个海湾的两个岬角是南面的吴山和北面的宝石山，后因泥沙把出海通路淤塞，进而形成内湖。湖的形状呈椭圆形，面积为6.03平方千米，而水面面积约为5.66平方千米，湖岸周长为15千米。湖平均水深1.5米左右，最深处在2.8米左右，最浅处不到1米，底较平坦。湖中白、中还有四岛：孤山、小瀛洲、湖心亭、阮公墩。西湖三面环山，吴山、南高峰、玉泉山、北高峰、五云山、葛岭、飞来峰、宝石山等是其主要山峰，其中北高峰高355米，南高峰高302米。在西湖的诸多山泉中，虎跑泉、玉泉和龙井泉是最为著名的。

    西湖十景源于南宋画院画师的山水小品的标题，现在则将平湖秋月、苏堤春晓、花港观鱼、双峰插云、柳浪闻莺、雷峰夕照、三潭印月、曲院风荷、南屏晚钟、断桥残雪称为西湖十景。

    白堤位于西湖北面，全长1千米，是一条游览长堤。白堤的两侧植有垂柳碧桃，每到春天，则桃花似云，柳丝泛绿，使白堤犹如湖中锦带。因据传是白居易主持修建这条堤的，因而称之为“白堤”。白堤东头的断桥是一座独孔环洞桥。民间神话故事“白蛇传”中白娘子和许仙的“断桥相会”就在此处。白堤南边的平湖秋月，一面临堤，建有八角亭、四面厅、湖天一碧楼等，三面环水。楼前那座400多平方米的平台极利于赏月。

    苏堤是一条将西湖南北风景区贯通起来的林荫大道。全长2.8千米，从南到北依次是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6座石拱桥。据史书记载，该堤是宋元四年（公元1089年）由苏轼主持筑成的，后人为纪念他而称之为苏堤。

    堤上铺设柏油路，两岸加砌石块，并对6座拱桥进行了改建、加固，还沿堤增植花卉、垂柳，修建亭榭、花架，因而使得景色更加清幽美丽。秋瑾墓位于西湖西泠桥之侧，以花岗石砌筑，高1.75米，正面大理石上刻着“巾帼英雄”四字，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书写。座上有秋瑾立像，以汉白玉雕成。

    灵隐寺

    灵隐寺位于西湖北高峰南麓，又叫云林禅寺，是我国佛教禅宗十刹之一。它于东晋咸和元年（公元326年）创建，后又多次修葺。寺周围树老林深，峰峦竞秀。

    相传，灵隐寺是由印度僧人慧理创建的。他传经来到这里后，认为奇石嶙峋的飞来峰是印度灵鹫山的小岭飞到了这里。由于印度灵鹫山小岭上有个洞，洞里有两只在那里修行的白猿和黑猿，他认为二猿必随之而来，于是向山上叫了几声，果然有黑白二猿跑了出来。慧理遂面山建寺，并将寺取名为“灵隐”。

    现在寺内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和大雄宝殿。天王殿前两座经幢于宋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创建。进天王殿大门后，有一尊已有200多年历史的弥勒佛，两侧为四大天王。韦驮菩萨位于弥勒佛背后，用香樟木雕成，制作于南宋时期。大雄宝殿高达33.6米，是著名的中国单层重檐古建筑之一。殿内有一尊如来佛像，高达24.8米，由24块香樟木雕成，佛身净高9.1米。大殿的后壁上还有“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故事。寺内有姿态各异的大小佛像150个。

    六和塔

    六和塔又称六合塔，位于杭州市区南钱塘江边月轮山上。传说“六和”之名是由佛家的六种规约得来的，为了压制钱塘江汹涌的江潮而兴建此塔。塔建成后，行驶在江中的船只可利用塔灯识别航向。11世纪初，塔因战争被烧毁，南宋定都杭州后，于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重建，后又整修过多次。1953年和1970年两次进行整修后，六和塔显得更加雄伟壮观。

    今塔高59.89米，在平面为八角形的塔基上高高耸立着，占地900平方米，共13层，每层中心都有小室。塔身的柱子和斗拱等虽为砖结构，但均仿木结构建筑形式。每层都有壶门在廊子两则，内与小室相通，外与檐廊相通。塔内所有须弥座上，都有砖雕神人、飞天、花卉、鸟兽等图案，与《营造法式》所载没有一点出入，是我国建筑史上宝贵的实物资料。

    富春江—新安江—千岛湖风景区

    富春江—新安江—千岛湖风景名胜区位于浙江省中西部，地处钱塘江中下游。由富春江、新安江两岸景点、景区和千岛湖景区、景点构成。新山、桐君山、严子陵钓台、瑶琳仙境、七里泷、梅城、龙山岛、灵栖洞等是这个风景区内最有名的景点。

    富春江在浙江省中部，是对钱塘江从桐庐至萧山市闻堰一段的别称，一般也包括桐江（桐庐至严予陵钓台）、七里泷这两个部分。两岸的崇山峻岭相互环抱屏峙，岩石奇峭而林木葱茏，景色迷人，被誉为“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天子冈、鹳山、严子陵钓台、桐君山、葫芦瀑布、谢翱墓、双塔凌云等是沿江最有名的景点。

    新安江是钱塘江的上游，发源于安徽黄山，主体在徽州境内。江水四季澄碧，清澈见底，水色佳美。在江的两岸，群山蜿蜒，冈峦青翠，飞瀑流泉甚多。朱池、白沙大桥、落凤山、刘长卿别墅、梅城等是沿江胜景。

    千岛湖是新安江水库的别称，位于新安江上游。水库于1957年动工，历时3年建成。拦河坝高105米，坝顶长460米，面积为580平方千米，库容为178亿立方米。在正常水位下，可见的岛屿有398个，低水位时达1078个，千岛湖之名由此而来。湖里建筑的水电站的装机容量达66.25万千瓦，每小时能发出18.6亿千瓦的电。库区港汊交错曲转，江水四季常清，碧波荡漾。湖水随着气候变化而变化，冬暖夏凉。避暑胜地有金竹牌、花洲坞、屏风山等处。附近的白马乳洞和仙姑洞等胜景也吸引了众多游客。

    古函谷关

    《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了这样一则有趣的故事：齐国大贵族田文（即孟尝君），曾身居齐国国相要职，声势赫然，威望甚隆。此君有一大嗜好，即广罗食客帮闲，号称养有“食客三千”。这些食客中，虽也有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之徒，但并非全是酒囊饭袋之辈，其中不乏颇有些真才实学和一技之长的人。这些人还有一大特点：为主人办事，耿耿忠心，披肝沥胆，勇而有谋。

    有一次，秦昭王邀请孟尝君访问秦国首都咸阳。对孟尝君的来访，秦国一些权贵十分妒恨，他们认为孟尝君了解秦国的许多情况，回齐国后对秦国不利，极力怂恿秦昭王杀掉孟尝君。秦昭王听信谗言，准备拘押孟尝君。孟尝君闻讯惊恐万状。为了逃离秦国，随他一起访秦的食客先托人去敲秦王宠妃燕姬的“后门”，要她向秦王说情，放掉孟尝君。燕妃允诺，但她提出一个条件：孟尝君必须送她一件白狐裘，才肯去打通关节。这可难煞了孟尝君，因为他仅有的一件白狐裘，到了秦国后，已献纳于秦王，怎么办呢？消息传到了他食客中一位擅长“梁上君子”之术的人耳中，此人略施小技，便将孟尝君原献给秦王的白狐裘“完璧归赵”，孟遂将它献给燕妃。唯恐秦王反悔，孟尝君一行趁月黑风高，连夜匆匆逃离咸阳。途经函谷关时，只见关门紧闭，无法进出。原来，关上有规定，每天早晨，只有鸡鸣报晓之后，才能开关让商旅通行。就在孟尝君一筹莫展之时，随行中一位会作口技的食客说他自有妙法让关门开放。只听他一声高亢的鸡鸣，一会儿，关内群鸡“皆应”，嘹亮鸡啼声，关吏以为天亮了，起身开关，孟尝君一行终于逃离了秦国。孟尝君虎口脱险，引出一则成语典故，名曰“鸡鸣狗盗”，也造成一桩历史悬案，孟尝君逃离秦国的函谷关今在何处？

    历史上函谷关有两处：一为古关，即秦关；二为新关，即汉关。新关建造于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4年），关址在今河南省新安县。对此，学术界并无疑义。至于孟尝君曾经过的古关地址，则说法不一。

    1979年版《辞海》说：“古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东北，战国秦置……现仅存关门。”同书“秦关”条目则说秦关“在今河南灵宝县南，是秦的东关”，台湾1973年版的《中文大辞典》又说它“在今河南省灵宝县西南”。重版《古今地名大辞典》亦称：“古函谷关现在河南省灵宝县西南里许。”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文史知识》1983年第10期刊载了汤漳平题为《何处古函关》一文，汤文又提出了新论点。他说：“古函谷关的真正地址是在今灵宝县北（略偏东）约三十里地处的坡头公社王垛村。”汤漳平说，为了搞清古函谷关究竟在什么地方，1981年11月他亲自深入到河南省灵宝县进行调查。在灵宝县有关方面的配合支持下，查阅了历代文献资料的有关记载，对照唐初重要地理著作《括地志》、宋人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并在王垛村实地考察。虽然没有见到古函谷关的遗迹，但却见到了一些能够说明古函谷关地址的古迹。在王垛村，他见到了古关原有的太初宫，今改为王垛学校，校舍内还保留了部分古代建筑。尤为有趣的是，王垛村原来有个土台，老百姓称它为鸡鸣台，并能说出它的由来。经过调查、考证，汤漳平还对《辞源》《中文大辞典》《辞海》《古今地名大辞典》等记载的论点，提出了意见。

    汤文说，《辞源》和《中文大辞典》错在沿袭旧说，没有注意到灵宝县城已在20多年前迁往虢略镇，在虢略镇东北40余里处的旧县城早已浸入三门峡水库中，“今河南灵宝县南”当然不会再有古函谷关的故址。

    对《辞海》和《古今地名大辞典》的记载，汤文则认为其错“是把清代修建的新关，误作为古函谷关了”。根据光绪年间撰修的《灵宝县志》载：“函谷关在邑西南里许，曹操西征张鲁时开粮道于此，后遂置关。基址久湮，前令江蘩重建，去周置旧关十余里。”汤文说，《辞海》所说“现仅存关门”的那个函谷关正是清代所建的新关遗迹。

    汤漳平使古函关究竟在何处的争论，又多了一种新说。

    古营丘到底在哪里

    古营丘在哪里？这不仅是齐国史的问题，而且是山东古国史的重要问题。随着山东古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营丘问题越来越显得重要。

    营丘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说：“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是为太公。太公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五传至哀公，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哀公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袭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因袭薄姑都，治临淄。”这里虽未说出营丘的具体位置，但却说明了营丘和临淄不是一地异称，而且靠近莱国。但到《汉书·地理志》提出“临淄名营丘”后，便产生了“临淄”和“昌乐”两说。《汉书·地理志》临淄条注引：“应劭曰：‘齐献公自营丘徙此。’臣瓒曰：‘临淄即营丘也。故晏子曰：姑爽鸠氏居之，逢伯陵居之，太公居之。又曰：先君太公筑营之丘。’”从此两说并立，各有论证。郦道元主张临淄说，其《水经注·淄水》云：“尔雅曰：‘水出其前左为营丘。’武王以其地封太公望，赐之四履，都营丘为齐。或以为都营陵……余按营陵城南无水，惟城北有一水，世谓之白浪水……由《尔雅》出前左之文，不得以为营丘矣。营丘者，山名也……今临淄城中有丘，在小城内……淄水出其前，故有营丘之名。”

    《太平寰宇记》、赵一清《译水经注》等则主张昌乐说。阎愉《营丘辨》驳郦道元说：“营，营（萦）也。营行脉中，于前必左，营丘者，水出其前之左而营其丘也。盖《尔雅》之释文如此。如今营丘故城，旧垣尚在，蜿蜒数十里……偏东则迤逦而高，若陵埠焉，谓之石埠。南瞰白浪河，自西而绕城东流，折而北入潍邑界。近城复有金带河，经胜井水沿隍而东，入于白浪，与前左之文正相符矣。而郦道元独主临淄古城为营丘，反谓此与《尔雅》不合，不亦信度而不信足耶？因是附会。”同时指出，临淄去莱差远，离海也较远，与《史记》之“营丘边莱”、《汉书·地理志》之“太公以齐地负海舄卤……通鱼盐之利”的说法相悖。

    当代以来，郭沫若主张临淄说，他在《中国史稿》第一册中说：成王把师尚父封为齐侯，统治薄姑氏的土地和人民，都营丘（今山东临淄北）。而范文澜主昌乐说，他在《中国通史》第一册等处说：成王封外祖父太公吕尚做齐侯，都营丘（山东昌乐）。

    外，又有新说提出。

    王恩田主临淄说，但否认郦道元“营丘在小城内”之说。他在《关于齐国建国史的几个问题》（《东岳论丛》1981年第4期）中指出：“郦道元所谓营丘在临淄齐故城小城内的说法是错误的……此台系夯土建筑台基，非自然形成的土丘。”再者，“小城城墙及周围文化遗存，多属战国以后之物……不可能是营丘。”“笔者认为今大城东北角‘韩信岭’一带，具有地势高、遗物丰、时代早的特点……很可能即太公所封之营丘。”

    赵守诚主昌乐说。他在《齐都古营丘浅探》（《东岳论丛》1986年第2期）中除列举前人有关论述外，特别提出地方志记载和当地古地名等文化遗存对研究此问题的重要意义。他引章学诚《修志十义》说，方志“以一乡之人修一乡之事，其见闻较确，而论说亦较详也”。《昌乐县志》、《青州府志》、《山东通志》皆主昌乐说是有根据的。从地名及遗物看，昌乐古营丘一带至今有古城残垣遗迹近5公里，有村仍名营丘。此外，附近还有古城、城前、城角头、古城店等村名，都印有古营丘的遗痕。

    夏明采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提出新说——益都臧台遗址说。他在《营丘新探》（《东岳论丛》1986年第2期）中认为以上诸说皆难成立，而新发现的益都北部臧台大型遗址，有可能解开营丘之谜。因为那里地势较高、范围很大、时代早、遗物多，有两个大型台基：臧台和台后遗址，符合“太公筑营之丘”的记载；臧台南4公里褚马有跃龙河发源经台向西北流，符合《尔雅》“水出其前，左为营丘”的说法；臧台方位在淄、弥河之间，恰与“营丘边莱”说符合。更重要的是出土大量文物中有西周遗物，特别是圆筒半瓦当这种西周仅用于宫殿、春秋中期也限于大型建筑才能用的建筑材料的出土，说明此地有可能就是文献中记载之古营丘。

    另外，还有人认为，寿光县之呙宋台遗址面积大、文化堆积厚，历年有商周青铜器和陶器出土，西面又有古河道，有可能是古营丘之所在（见《东岳论丛》1982年第4期封三）。

    以上诸说，各有所据，但均不能作为定论，只有暂且存疑。

    黄鹤楼何以命名

    “城下沧江水，江边黄鹤楼。朱栏将粉堞，江水映悠悠。”

    黄鹤楼，故址在今湖北省武汉市蛇山的黄鹤矶头，相传于三国吴黄武年间建造，以后又屡毁屡建。历代有关黄鹤楼的诗文画幅数不胜数，王维的这首诗仅为沧海一粟。从六朝至唐代的文字记载、宋元明各代绘画及清代丝织品图案和清末所摄照片来看，昔日黄鹤楼，轩昂宏伟，辉煌瑰丽，峥嵘缥缈，令各代文人骚客流连忘返，以致“游必于是，宴必于是”。现修复的黄鹤楼恐怕难以达到昔日那样的意境了。

    尽管古籍中有关黄鹤楼的资料极为丰富，然而对黄鹤楼何以命名的记载却少得可怜，且不尽相同，甚至穿插附会了许多神话故事。

    任《述异记》记载了这样一则有趣的故事。一次，荀叔伟出外东游，在江夏城（今武昌）黄鹤楼上小憩。突然，他隐隐约约地望见有一飞禽自西南方向急急飞来，“飘然降至霄汉”。不一会儿，此禽已经降到楼上，一瞥之下，原来是只背驮神仙的鹤。鹤停留在门旁，这位身着霓裳羽衣的骑鹤仙人便立即就座，与荀叔伟吟诗痛饮，“宾主欢对”。过了一会儿，骑鹤仙人便告辞而去，“跨鹤腾空，渺然而灭”，来无踪，去无影。

    《报恩录》则写了一个“辛氏酒楼”的神话：辛氏在山头设摊卖酒，一个神秘道士数次在此饮酒后，辛氏都没有索取一文酒钱。一次，道士临别时，取橘皮在山壁上画了一只神采飞扬的鹤，嘱辛氏道：顾客一到，就拍手引鹤下壁，这鹤便会“飞舞侑觞”。辛氏遵嘱试行之后，道士的话果然应验了，画中鹤立即满天飞舞，一时间顾客盈门，辛氏不久就发了财，成为当地有名望的富豪。光阴荏苒，转瞬7年过去了，道士故地重游，拨弄一番身上佩戴的铁笛后，空中就飞来了白云，随之而来的是鹤。道士便这也是以神话命名说的一个依据。神话中涉及的“神仙”，有王子安、荀叔伟遇到的骑鹤仙人和吕洞宾等。这些神话，的确为黄鹤楼增添了诗情画意，但作为确定楼名的依据似乎站不住脚。

    最早提到黄鹤楼这一建筑的是南北朝时梁氏萧子显所撰的《南齐书》。《南齐书》提到：“黄鹤楼在黄鹄矶上。”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则说，东吴黄武二年（223年），筑城江夏，“以安戍地也”“城西临大江，西南角因矶名楼，为黄鹤楼”。这说明应是先有“黄鹄矶”，才有“黄鹤楼”。古今不少学者据此认为，黄鹤楼是以地而命名的。然而，黄鹤楼所在的地点，叫“黄鹄山”“黄鹄矶”，照理说，楼名似乎应该为“黄鹄楼”才更合情合理。其实，文献称其地为“黄鹄矶”“黄鹄山”的虽多，但并不尽然。《方舆纪要》就说，黄鹄山，又名黄鹤山，坐落在城西南面，“峭峙江口，与大别对”。《武昌府志》云：“黄鹤山曰高冠山，西至于江，其首轰然，黄鹤楼枕焉。”《蔗余偶笔》记载曾衍东题黄鹤楼太白堂楹帖为“超然之作”，对联曰：“楼未起时先有鹤，笔从搁后更无诗。”可见，黄鹄、黄鹤指的是同一座山，说黄鹤楼以地命名似乎证据确凿了。

    但据《礼部诗话》记载，黄鹤楼似是以人命名的。《礼部诗话》载，唐代诗人崔颢在题黄鹤楼诗“昔人已乘白云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下的自注中说，“黄鹤乃人名也”。《礼部诗话》认为，“子安乘黄鹤过此”中所提到的“黄鹤”，正如崔颢自注所云，皆是人名，并指责张南轩“妄谓黄鹤以山得名”，提出“或者山因人而名欤？”高步瀛在《唐宋诗举要》中否定了《礼部诗话》的说法。他认为崔颢的诗应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起句云“乘鹤”，故下说“空余”，如果起句为“白云”，“则突如其来，不见文字安顿之妙矣”。后世某些才疏学浅之人见此诗起句中出现三个“黄鹤”、一个“白云”，似乎不均匀，遂妄改第一句的“黄鹤”为“白云”，使黄鹤、白云两两相俪。高步瀛认为，所谓崔氏自注之说亦是这种人所“妄造”的。因而，以人命名说也是立不住持以地命名说的人很多，在三种说法中占首位，然而其说依然没有比较确凿的根据。《南齐书》等文献只能提供一些零星的材料，并没有系统的论述。

    丹阳古县名为何叫“曲阿”

    从史书中可以看到，我国古地名命名中以“丹阳”为名称的县郡很多。其中，今皖南当涂县东北的小丹阳，秦时为丹阳县。汉置丹阳郡，治所在今皖南宣城，辖境相当于今皖南和天目山、大茅山以西地区。东汉末年，孙权舅父吴景为丹阳郡太守，而当时丹阳郡治所却被笮融所盘踞，吴景便来丹阳郡所属地的曲阿常驻，先后达一二十年，曲阿成为丹阳郡的实际治所。唐代天宝年间，改润州（今镇江市并含丹徒县）为丹阳郡，改曲阿为丹阳县，从此丹阳这个古老的县城便正式有了现在这个名称。

    说起它的古名“曲阿”，人们就很自然地想到秦始皇东巡。《江苏史话》有这样的记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带着小儿子胡亥和左丞相李斯、宦官赵高第二次东巡，在今湖南蓝山县境内的九嶷山祭祀虞舜，然后乘船顺长江东下，到了今江苏境内的丹阳（当时称云阳）。相传该县东北有座山是秦始皇游览过的，叫“随驾山”。这次东巡是他久闻“东南有天子气”后，决心亲自除掉“天子气”，以确保嬴姓皇帝万世一统天下。在东巡中他又从方士那儿确知“东南有天子气，在云阳之间”，便派刑徒凿云阳北冈，筑直道，“令曲而阿，因名曲阿”。《中国地名大辞典》中《曲阿县》条也说：“本名云阳。秦始皇以其地有天子气，凿北冈以败其势，截直道使阿曲，改曰曲阿县。汉袭之，吴复曰云阳，晋复为曲阿，梁改为兰陵。隋复为曲阿，唐改丹阳，即今江苏丹阳县治。”《丹阳县志》的各种版本也记载了上述史实。

    《史记》说“十一月，行至云梦（今湖北安陆县南），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这段文字里提到的“丹阳”，不是今之丹阳，而是指江宁县东南五里的鄣邯。再翻阅《史记》中的各种注释、考证也没有提到现今的丹阳。关于“云阳直道”，《史记》也说：“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这里说的直道经考证是指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的古云阳的直道，与曲阿名称的来历没法牵到一起。考古学家发掘出的当年秦始皇所筑“云阳直道”址，更证实了这一点。

    曲阿名称的来历，南宋蔡逢认为来源于西汉，西汉以前，仍称云阳。后英布借秦始皇东巡事以图王业，改云阳为曲阿。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将江南之地封给荆王刘贾，号荆国，后刘贾被英布所杀，公元前195年，高祖平定英布，号吴国。后刘濞举兵反汉，兵败自杀，国号废除，曲阿遂改为云阳。东汉初，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年）分会稽郡为二，置会稽郡与吴郡，曲阿属吴郡。孙权占江南，于吴大帝嘉禾三年复曲阿为云阳。西晋又将云阳复曲阿。南北朝宋武帝刘裕，改曲阿为兰陵。至此，曲阿名称终止了。

    蔡逢是南宋丹阳籍进士，一生喜爱文史，仕途失意，回乡编写本邑志考，这是据史载最早的私人撰修的丹阳县志。蔡逢虽经多次实地考察以及翻阅大量史料，但仍由于局限所致，本邑志考中有许多失误。对古县名“曲阿”来历也有经不起推敲处，如《史记》成书约于汉武帝太初元年至政和二年间（前104～前91年）撰成。汉高祖事记载较为翔实，为何没有提到英布命名曲阿之事，是属于疏忽还是觉得不值一提尚不得而知。

    “君山”名称的由来

    在湖南省北部洞庭湖与长江汇合处，有一座新兴的旅游城市——岳阳优美。它因为岳阳楼的存在而驰名中外。登上岳阳楼，凭栏远眺，八百里洞庭尽收眼底。唐代诗人刘禹锡登斯楼，感慨万千，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七言绝句《望洞庭》：“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诗中“银盘”指“八百里洞庭”，“青螺”就是指湖中的君山。

    君山——洞庭湖中的明珠，现已辟为旅游胜地。君山因存有许多名胜古迹而闻名天下。关于君山名称的由来，也有许多优美动听的传说。前人也曾作过一些解释，在古籍史料中亦多处提到过，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取二妃墓联上下联前一字得名。

    只要到过君山，一登上君山东麓，映入你眼帘的便是虞帝二妃墓。墓前约20米处的一对引柱上有一副石刻对联：“君妃二魄芳千古；山竹诸斑泪一人。”有人便认为“君山”是取自该墓联上下联的前一字而得名的。二妃墓修于何时，又由何人所建，无资料可查。据一般的说法是清代光绪年间重修的，这副墓联是清末兵部尚书彭玉麟撰写的。但是实际上早在这以前就有“君山”的名称了。远的不说，仅唐、宋诗词里就有“君山”之名。如唐朝程贺《君山》诗等就可以证明“君山”的名称早于这副对联几百年时间。所以，这种说法显然有点牵强附会。

    二、“盖尧女之湘君始居于此，故名”。

    《山海经》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盖尧女之湘君始居于此，故名。”晋代郭璞注云：“君山湘君之所游处……”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也认为：“洞庭湖中有山，曰洞庭山。山有石穴潜通吴之包山。郭景纯所谓巴陵地道者也，是山湘君所游处，故名君山。”《郡国志》云：“洞庭山院，尧女居之，内有君山。然则君山洞庭之分耳。”《巴陵县志》也有类似的记载。综合以上诸种论述可知：“君山”是由于“尧之二女居之”

    （是“居于此”还是“湘君所游处”，此文姑且不论），“故名君山”。

    三、因秦始皇南巡在此避风而得名。

    据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八年（公元前219年）曰：‘湘君何神？’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葬之。’于是秦王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秦始皇一怒之下放火烧山，毁其庙宇、亭台，并掏出九龙镶金玉玺，对准岩石用力盖去，留印封山。其意为镇住湘水女神不再兴风作浪为患。后人将秦始皇留在石壁上的大印称为“封山印”。虽经2000多年历史风雨的侵蚀，“封山印”依然存在，只是字迹模糊难辨了，所以《湘川记》曰：“秦王欲入湘，观衡山，遇风涛飘溺到此山，而免因号‘君山’。”

    四、由“洞庭山”和“湘山”改名而得。

    “君山”原叫“洞庭山”，据李思密云：“君山为神仙洞庭之一，以其为洞府之庭，故曰洞庭。”又据《博物志》载：“君山即洞庭之山。”而《荆州记》更是讲出了其叫“洞庭山”的原因：“君山上有道通吴之包山。今太湖亦有洞庭山，亦潜通君山，故得名耳。”《水经注》也有同样意思的记载。这就是说洞庭湖以洞庭山而得名，而洞庭山又和太湖洞庭山同名同姓。这样湖光山色，交相辉映，真是“一分山色九分湖”。湖以山得名，山为湖增色。因君山不像洞庭湖那样波澜壮阔，更没有那么雄伟壮观。长此以往，洞庭山之名将被洞庭湖而湮没。再者太湖也有洞庭山，同名同姓没有自己的特色。因此，人们便以纪念忠诚坚贞爱情的“湘君”“湘夫人”而改名为“湘山”。据说这有两层意思，我国著名爱国诗人屈原被放逐到江南，诗人后来辗转流亡到洞庭湖区域，搜集了民间流传的关于二妃的故事，并以此为素材，写下了催人泪下的光辉诗篇《湘君》和《湘夫人》。一是为了纪念“湘君”“湘夫人”忠贞爱情的高贵品质；二是表示对屈原的深切怀念之情，因而将“洞庭山”改为“湘山”。这个名称改得贴切，体现了它自己独特的风格和表达了深刻的含义。我们还可以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述秦王南巡“至湘山祠”和“伐湘山树”等史料证明了当时袭用“湘山”之称的习惯。

    这个名称固然改得不错，久而久之，人们也嫌“湘山”之名仍有美中不足之处，于是便从民间传说和大量的历史故事中提炼了这个富有诗情画意的美名——君山。

    君者，表达了人们对“洞府之庭”的“君山”的敬仰之情。凡与此有关的人都可以称得上君。二妃、秦王称“君”，理所当然；屈原称“君”，亦当之无愧。凡到这里来旅游观光的人们，不仅可以领略到君山自然风光美的神韵，而且可以吟诵有关君山的历代诗文，还可以赞叹和欣赏“君山”名称由来的神话般的传说。

    谁最早登上黄山的顶峰

    滔滔大江南侧，奇秀胜五岳的黄山是古今文人墨客必涉之处。黄山的天然之美，冠盖群伦。因其兼有泰山之瑰伟，武夷之秀逸，华山之峻峭，衡山之磅礴气势及匡庐之飞瀑腾空、峨眉之层峦叠翠、雁荡之峰石嶙峋，更有松、石、云、泉“四绝”，使得无数游人为其留下数不胜数的诗章。有关黄山最早的传说记载于《周书异记》一书中，相传轩辕黄帝命驾左右丞相容成于、浮丘公来黟山（黄山古名）炼丹。《神仙传》亦云：轩辕问道于浮丘公，曰：“愿枢衣躬侍修炼。”浮丘公曰：“江南黟山，神仙所居。有古木灵药，其泉香美清温，冬夏无变，沐浴饮者，万病全却。”故黄帝栖身于此，继而得道升天。唐明皇好道家之说，遂于天宝六载（747年）六月十七日诏敕赐黄山之名，从此，慕名前来游者不乏其人。唐李白、贾岛，宋范成大、吴龙翰、张尹甫，元汪泽民、郑玉，明徐霞客、丁云鹏、钱谦益，清袁枚、石涛等名人学士，或登山游览，或以诗文咏赞，或以丹青相赠，或助资建寺筑路，使黄山成为华夏大地最负盛名的游览胜地之一。但是，千百年来谁最先登上黄山之巅，成了千古之谜。

    黄山最高峰是莲花峰，这是徐霞客在明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六年间，两登黄山的一大发现。在《游黄山日记》中，徐霞客写道：天都峰“万峰无不下伏，独莲花与抗耳”。第二天，当他历尽艰险登上莲花峰时，见“四望空碧，即天都亦俯首耳”。从此，这位明代的旅游家纠正了自秦以来历代人以天都峰为黄山之巅的错误看法。现代的测量也证明了徐霞客目测之准确，莲花峰海拔1860米，而天都峰海拔1800米。由于徐霞客对黄山之巅的发现，前人以为除了“三天子都”上的神仙外，徐霞客开登黄山之巅之先河。其实，早于徐霞客登黄山前的350年，已有人登上莲花峰顶，这就是宋人吴龙翰、鲍云龙和宋复一三人。

    宋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十月十四日，吴龙翰偕鲍云龙、宋复一，在“黄山四千仞，三十二莲峰。丹崖夹石柱，蒸萏金芙蓉”（李白《送温处士归黄山白鹅峰旧居》）诗意的感召下，身带干粮，涉足丹崖，攀石登顶，历时三天，终于登上黄山最高峰。

    据吴龙翰的《黄山纪游》中记述：“上丹崖万仞之巅，夜宿莲花峰顶，霜月洗空，一碧万里，古梅淡玄，鲁斋诵史，足庵歌游仙、招隐之章。少焉，吹铁笛，赋新诗，飘然有遗世独立之兴。”吴龙翰等三人行走于没足草棘之间，攀岩缝，过危岩，在“三天子都”之巅吹乐赋诗，以示庆贺。

    长期身处黄山，“一生沉酣黄海莽浪中”，和“黄山烟霞协趣，结侣非一朝”的潘之恒（公元1556～约1621年）精心编纂了全面系统介绍黄山的专著《黄海》。书中的“纪游”部分，主要收录了宋、元、明人游黄山吴龙翰、鲍云龙和宋复一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批登上黄山之巅者。在他们之前是否还有古人捷足先登呢？历代留存于世的有关黄山著作都无此记述。潘之恒所撰的《黄海》，卷帙浩繁、内容十分丰富，是他在长期深入考察，研究黄山的基础上，广集前人文字所成。明代著名文人李维桢在《寡刻〈黄海〉序》中说：“友人潘景升（即潘之恒），因其乡黄山，作《黄海》。搜葺黄帝事略尽矣。可以博古，可以穷理，可以反径，可以解惑。”故若有比吴龙翰更早的资料，潘之恒不会不加以搜集，所以，吴龙翰等三人当是最早登上黄山之巅的一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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