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深处-忆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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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三十多年过去,我回忆起下乡当知青的日子,便会想到那件新毛衣和破棉袄。在那个遥远的冬天,我从河洛县铁路子弟高中毕业后,就得到乡下“安家落户”。母亲为我赶织了件新毛衣父亲送了件铁路职工的破棉袄。我去县“知青办”集中那天,便这样穿着去的。毛衣自然很体面,那棉袄实在有点儿寒碜。

    父亲是火车站维修工,棉袄是他的旧工作装。深蓝色,缀着镀铜纽扣那种。他见天跟机器打交道,免不了蹭上些油渍。这一点那一片,油腻腻的轻易洗不掉。袖口是磨烂了,露着发黑的棉絮。刚下过场大雪,寒风卷着雪丝儿打在脸上,刀割似的凛冽我把破棉袄裹得严严实实,新毛衣当然露不出来。这很不幸,你的体面无法展示,你的寒碜却丢人现眼地明摆着,真让人泄气。

    “知青办”的院子有篮球场那么大,一排两层单面楼房,走廊朝院内敞开。二楼安装着一道湖蓝色的铁栏杆,油漆已经发白、剥落,显出斑驳的铁锈。院子里竖着两根木桩支起的投篮板,可打半场篮球赛。周边有自行车棚和配电房。几棵裂着老树皮的泡桐。还有一堆不知做什么用的废旧钢管,旁边扔着几个破纸箱,显得很杂乱。来自各处的一群下乡知青,统统站在雪地里听候分派。一大片嘴巴哈着热气———那年头儿多是吃红薯饭,能嗅出熟红薯的气味儿。

    我扎在密集的人堆里,穿什么都不显眼。开始分组后,不知怎么弄的,把我跟省城来的几个学生撮成一伙。这就露馅儿了。我往陌生伙伴的圈儿里一站,他们都盯上了我的破棉袄。就像发现个怪物,你瞥一眼,他瞟一眼。我窘迫得慌,时不时地挠挠鬓角或后脑勺———不是头皮痒,而是窘得手没处放。

    我特别注意到一个省城来的女生,叫苏琪。她穿件黑底白格呢子大衣,头上裹条毛茸茸的红围巾,像是纯羊毛。一看就是都市姑娘的洋派儿。

    大雪初晴后的阳光分外耀眼,那红围巾被映得极是鲜艳,呢子大衣的白格子白得发亮。我只觉刺眼,下意识地耷拉下眼皮,扫视下自己的破棉袄,这才发现,那些油渍斑点在日光下竟也发亮!油光光的亮。难怪都盯着呢,是太显眼了,在雪地里更显眼。我本能地趔下身子,站在老泡桐树后边,避开大伙儿直视的目光。

    进村之后,知青们跟乡村人混在一起。省城人基本说普通话,语调抑扬顿挫。我操当地口音,发声偏硬,分不清升降调。村里人呢,却是一口地道的土话。比如,他们把头说成“骶脑”,把蹲下说成“圪蹴”;说谁愚笨或傻气时,就叫“二”或“剩蛋”。这些土语,都市人听不懂。我倒懂点儿,却不习惯用。就是说,我既捏不出都市人的洋腔调,也说不成乡下人的老土话,像是夹在二者之间的另一类。

    有次在地里种红薯,是春天。那地刚犁耙出来,暄腾腾的。一片松软、发白的细土和碎坷垃。我忽然发现,在地头的大柿树旁边,两只狗屁股对屁股连在一起,东拉西扯地撕拽不开。八只爪子前扒后蹬,荡起一团尘烟儿,在干“那事”。我失声惊叫了句:“咦!性交哪!”苏琪正弯着腰插红薯苗,直起身来白了我一眼:“难听死啦。那叫做爱,懂不?真土!”可是,正在刨坑的刘老汉又反过来嘲笑我。他停住锄把,往手掌里吐了两口唾沫“呸!呸!啥子性交啊?跟狗还玩洋词儿哩。晓得不?那叫‘狗联蛋’!”众人一阵哄笑。不是笑狗,而是笑我———这边笑我土老帽,那边笑我装洋蒜。我拿着铁瓢往坑里浇水,羞得满脸涨红两手一抖,半瓢水洒在裤腿上。

    就这样,我常常显得有些尴尬:乡下人眼里,我是洋气的城里人。都市人看来,我又像土气的乡下人。倒也没错儿。县城是城乡接合部,而我是在“接合部”里长出来的。自然带着不城不乡、不土不洋的味儿。

    后来,我的新毛衣有了展示的机会。

    那年头儿,冬天老搞“大寨田”,平整土地。抡头、铲土推车子。都是出力活儿,得脱下外套干。我扔掉破棉袄,唰!新毛衣赫然展露出来。那是用橙黄色毛线织的,颜色耀眼夺目。我推着满车冒着热气的土坷垃,一趟趟地跑来跑去。就像移动的聚光点,满地人都朝我身上瞟。我颇有些优越感,至少在乡下人面前是这样。

    有个小伙子叫宁立本,跟我同龄还是同月生———八月。他是土生土长的山里娃,就穿不起毛衣。干活冒汗了,他脱下老棉袄,贴身是件粗布衫儿,皱巴巴的,白线头发着黑。他拄着头把喘气的当儿,老瞟着我的毛衣,很羡慕的眼神。这对我有种心理暗示,似乎粗布衫和毛衣的对比显出了尊贵。我得意地抖下肩膀,这一抖,优越感仿佛从肩膀上冒了出来。

    那年刚开春,宁立本去邻村相亲,便是借了我的毛衣去的据他说,当天在女方家吃午饭时,他故作嫌热把外套脱了。那天仍冷得冻手,估计这样会打寒战的。但毛衣唰地露出来,那姑娘的眼睛猛一闪亮,像是惊讶他帅呆了。这就对了,冷是冷了点儿,图的就是这效果。

    他“相”的那个姑娘叫田俊凤,家是贫农成分,长得也蛮漂亮。而他家是地主成分,贫农一般是看不起地主的,可她居然跟他订了婚。固然,她是看上他了,但那件毛衣也会起点儿作用,比穿土棉袄显得有气质,把漂亮姑娘哄住了。这对我来说,自己的毛衣竟然可供相亲之用,且能借此取得成功,也挺受鼓舞的。

    可是,遇见省城人苏琪就糟透了。

    她端的是大都市人的见识,远比山沟人的眼头高。搞“大寨田”时,她边往我的车里铲着土,边朝我的毛衣上乜斜了几眼。我以为她也是在欣赏呢,谁知,却撇着嘴挑起毛病来。说毛衣的式样太老啦,土啦,俗啦,呆板啦。说着,她扔下铁锨,朝我的毛衣上捏了几下,随即哼了一鼻子:“哼!什么毛衣呀,根本不是毛料。多半儿是腈纶丝,准是图便宜买的贱货!”还说,颜色也很难看,“黄不拉叽的,像毛孩儿拉的稀屎,咋看咋恶心!”这一说,新毛衣简直成了垃圾。

    我一下子泄了气,就像童话中的皇帝盛装被突然揭穿,羞得脸都没处放。顿时,我只觉满地人都在嘲笑自己。我推着车子,走路开始拿捏得慌,弯腰撅屁股都觉得别扭,以至于连怎么抬腿甩手都好像不对头。

    唉,这毛衣!把我弄得哭笑不得。它让我在宁立本面前感到自尊,又在苏琪面前感到自卑。这种心理后果影响到情感倾向:此后的日子里,我跟宁立本成了好朋友,而跟苏琪一直合不来,甚至有种敌对情绪,不愿搭理她。

    平时,苏琪还老说我吃饭时嘴唇吧唧响,不止说过一次,好多次。这在乡下人看来,根本不是个事儿。他们吃饭都是端个粗瓷大碗,往门口的饭场一蹲,把咸菜碟子放在地上,发起一片呼呼噜噜、吧唧吧唧声,比我的唇音更响呢。但苏琪烦这个,每听见我吃饭带唇音都直拧眉毛,好像我比她的文明进化迟了几个世纪。

    我对她窝了一肚子火,开始试图寻机报复。

    有一天,我突然产生灵感,发现她的长相有可攻之处:她身材倒不错,高挑的个儿,两腿修长,但皮肤黑了点儿,还有些粗糙;脸是鸭蛋儿形,形状也秀气,可嘴巴明显偏大,把秀气挤走了;她留一头短发,干活儿时老被风刮得蓬乱,颇像斗鸡头上的毛……我忽然觉得,她的长腿、蓬发、黑皮肤颇像乌鸡,便索性给她起个绰号,就叫“乌鸡”。这个发明获得大伙儿一致认同都说,像,太像啦!

    从此,“乌鸡”的绰号流传开来。这招管用,相当于以攻为守。弄得苏琪只顾生“乌鸡”的气,顾不上嘲笑我土气了,也顾不上挑剔我的毛衣。至于吃饭吧唧嘴唇的事,她偶尔还指责,但到底有了顾忌,怕我反骂她“乌鸡”,得悠着点儿。

    2

    我插队的村子叫汇龙村,处于黄河和洛河的交汇点上,才起个这名字。它坐落在邙山头下的大壕沟里。那沟像条蜈蚣,两侧伸出道道沟岔,装进几百户人家。山背后是黄河,沟口横着一条古老的洛河。村里人出远门,都得坐船渡过去。

    这就很显闭塞。刚来时,新鲜了一阵儿,很快便觉乏味了周围全是沟沟垴垴,头顶一小片蓝天,就像装进个闷葫芦。见天下地干活,不是爬岭便是下沟。挑水、担粪、推土、锄地,就那些活儿,多是重复劳动。感觉,自己跟拉磨的驴差不多,一圈儿一圈儿地转。

    男女知青同住在一个破仓库房里。当间儿用木棍和铁丝搭成网架,挂几张破席,糊上层废报纸,算是男女宿舍的隔墙。门呢,几块破木板,砍砍削削钉在一起,铁丝拧个扣子挂上把锁———那也叫门么?连风都挡不住。冬天,西北风顺着门缝飕飕往里钻。夜里撒尿不敢出来,都怕冷,在屋里放个尿桶。这样子,男生倒没啥,女生就难堪了。她们怕羞更甚于怕冷,老怕隔壁听见撒尿声。她们小心地屏住气往体外挤,使不雅的响声尽可能微细。但男生们仍能听得清,那墙太薄。

    山沟里还没通电灯。有些农户舍不得花钱买煤油,靠燃核桃皮照明。微弱的火苗夹着黑烟儿,像病蔫儿老头,一咳一咳往上窜。晚上黑灯瞎火,村里人老早就上床睡觉了。那些已婚男女好像没别的好玩儿,制造出一堆孩子。可我们这帮光棍小伙子,晚上就闲得慌。守着一盏马灯,隔着破席糊着废报纸的薄墙,听见那边女生们的谈笑或酣睡声,更耐不住青春的躁动。

    那年龄,不到二十岁,对异性有种好奇和神秘感。在我们知青圈儿里,尤其看见那位漂亮的女知青,你总忍不住想偷瞟她,又怕别人发现自己没出息,便端着脸装正经,摆出对她视而不见的样子,可眼珠子却闲不住,老朝她身上骨碌骨碌乱滚动。不光是我,男知青们都这出息。

    那位女知青叫钟梅韵。她来自县直高中,公认的“校花”。皮肤嫩白,透着红润,就像葡萄含着水儿。大眼睛清澈水灵,眼睑刀刻似的叠着双层皮儿。咧嘴一笑,牙齿像晶莹的石榴子儿。她是那种让你一看就感到刺眼的漂亮。晚上隔墙看不见她,男知青们的眼珠子是不乱滚了。可是,每听见她在那边谈笑,这边都会立即静下来,就像有种心灵默契,都专门支起耳朵听她的。倒不是她的谈笑都很有趣,而是听见她发声都会不由心动。仿佛,那声音是携带着漂亮脸蛋儿的诱惑,从墙那边穿透过来。以至听见她咳嗽几声,心里都会得儿地一蹦,涌起股痒丝丝的感觉。

    在那伙儿男知青中,最没出息的是石光亮。

    他也是县直高中的学生,跟钟梅韵是同班。在学校时,他就暗恋着她,以至发痴。晚上,我跟他挨床睡。这家伙不光想听她的谈笑声,连撒尿声都感兴趣。有时,他竟让我猜是谁在撒尿可那边四个女生呢,隔墙看不透,照哪儿猜去?

    说白了,他是在朝她身上臆想,满足某种猥琐心理。我逗他玩儿,偏朝别的女生身上猜。果然,每说出个名字,他都咧着嘴否定:“噫噫!不是,肯定不是。你再猜,再猜。”这很荒唐。明明什么都看不见,他凭什么说“不是”呢?可没法抬杠,我又凭什么说“是”呢?最后,我只得说出那个漂亮女生的名字,因为只剩她没说了。

    “也许是……钟梅韵?”

    “也许……嘿嘿……也许。”

    他满意了,诡谲地一笑。灯熄人静后,他蒙在被窝里不停地蠕动。八成是对那个漂亮女生想得入邪了,躁动呢。那被筒一鼓一鼓,此起彼伏,像条蠕动的虫。

    白天,这家伙死皮赖脸地巴结钟梅韵,变着法儿献殷勤。比如,她挑水时把扁担放偏了,一头翘,他会赶紧跑上去扶正。再比如播种时,他见她拉耧,便会帮她把毛巾缠到绳梢上,免得磨了肩。屁大的事儿,人家自己都会干,实在不需要帮忙。但,关键不在是否需要,重在巴结。不管被巴结者是否乐意或承情,而他在巴结中感觉是贴近一步,获得臆想中被宠幸的自我满足。

    人跟人是没法儿比的。

    宁立本跟钟梅韵也是高中同学,可他每往她对面一站,竟不敢抬眼正视她。他是山里孩儿,穷。看见城里的漂亮女同学,自卑他对她不敢、也不可能有别的想头,明摆着不现实。所以,他才跟个乡下姑娘订了婚。山里孩儿也腼腆,不像石光亮那样厚脸皮。

    其实,我也想巴结漂亮女生,真的想,但脸皮薄了点儿,这很恼人。你是想巴结她,却苦于抹不开脸。于是,每见石光亮向她献殷勤,我有种巴结无计而又被他抢了先的懊丧,夹杂着酸不溜地难受。很自然地,我把懊丧转嫁为对他的愤懑,忍不住反骂他:“你真酸呀,酸得不要脸!”但不管骂得如何恶毒,他照巴结不误,真把我气得没法子。

    不过,我的脸皮虽不及石光亮厚,却不至于像宁立本那样子,跟漂亮女生搭句腔都脸红、发窘。就是说,他比我的脸皮更薄。这也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

    3

    下乡插队的日子是苦是累,有群知青在一起打打闹闹的,倒也快活。但渐渐起了变化,有的人走了。你仍留在这儿吃苦受累,就不由感到失落。每走一个人,留下的人都挺沮丧的,几天缓不过劲儿。

    第一个离开的是苏琪。

    她老爸是省里的领导。这家境使她不免有些娇气,受不了山沟的苦。她经常托病请假往省城跑,一去几天不回头。每次回省城,她都跟老爸又哭又闹,死活要求回去。当然,我们也不愿吃这苦。可没别的门路,只得愣呆着。她仅在汇龙村待了两年多,便被调回省城,安排到省农学院当了图书管理员。这倒说不上怎么荣耀,但对山沟里苦熬的知青们来说,就像进了天堂。你能想象到,眼巴巴看着她远走高飞,我们是怎样的心境:羡慕、嫉妒、愤愤不平,可除了愤骂几句,也没别的法子。

    走就走罢,我本来对她没好感。白天,我照样下地干活。晚上,听着钟梅韵在隔壁谈笑,心里照样感到惬意,似乎没少什么。我甚至有个很自私、很晦暗的想法:“都走光才好呢。只剩她陪着我,更美气!”我真的这样想过。

    可是很扫兴,她不久也离开了汇龙村。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县里办起展览馆,需要一批讲解员。她聪明漂亮又口齿伶俐,正适合。她父亲是全县知名的高中语文教师,县委宣传部长是他的学生。没费周折,她便被选调走了。这对她无疑是个幸运,而对我们统统是不幸。苏琪离开时我们多是愤愤不平。钟梅韵一走,那感觉大不同,简直像丢了魂儿。好多天,大伙儿都闷闷地干活、吃饭、睡觉,几乎集体失声。尤其是男生,更丧气。

    你能想象到,一群青春萌动的小伙子,甩在光秃秃的山沟里。困苦、劳累、乏味。幸好有个漂亮姑娘伴随,你偷瞟着暗恋着躁动着,心底荡漾着澎湃着懵懂的激情。可她一走,就像肚子捅个洞,扑哧一下泄了气。没劲儿了,真的没劲儿了。

    石光亮几夜无语。他不再支起耳朵听隔壁谈笑,也不再让我猜谁在撒尿。几天后,他偷偷去了趟县城,据说又去巴结钟梅韵了。可他死活不承认,但情绪很低落。我明白,他其实是自作多情,指定讨个没趣回来了。我对此暗自窃喜。好像,他没巴结上对我的巴结不得是种欣慰:嘿嘿,你小子白巴结一场,倒不如我不巴结呢。

    这点儿欣慰很可怜。他没巴结上漂亮女生,可我也没得到她呀,瞎乐个啥?后来,听说钟梅韵有了恋爱对象。那小子也是她的高中同学,叫郭于敏。他曾来过汇龙村几次,我认识的。长得很帅气,聪明机灵。毕业那年,他被选进县委大院当通信员,不必下乡了。这对甩在穷山沟的知青们来说,羡慕得要死。如今漂亮女生竟又被他套住了。我简直感到愤慨。不过,想到石光亮死皮赖脸献殷勤,最终也没讨到漂亮女生青睐,我又颇感庆幸———幸亏没像他那样犯傻。于是,我在嫉恨他的基础上又发展为嘲笑:你小子瞎巴结个啥嘛,真个傻鳖!

    但这个“傻鳖”后来居然也走了。

    他走得很突然。父亲在县车队开货车,运输途中出了车祸,造成终身残疾。车队为照顾工伤人员,让他儿子接了班。这也算是个幸运,一个悲惨的幸运。不过当时,我真羡慕他能进城接老子的班。但这没法子。我总不能为自己也能进城接班当工人,寄望老爸也弄个残疾吧?这这……不能再往下想了。

    这样一来,接连走了三个伙伴儿,就很有些悲凉了。你看着那几张卷走铺盖的床,少了人气儿。而他们进城了,你还困守在山沟里苦熬日子,何等的失落、懊丧和凄凉呢?很长一段时间,我打不起精神。

    郁闷,消沉。

    4

    那段日子里,我最烦的是钟声。你百无聊赖,懒得动弹,可生产队的活儿忙不到头。日复一日,队长一敲钟,你仍得扛起锄头或耙子或铁锨,集合到大柿树下听候分派。就那些活儿,乏味、厌倦。

    那钟,其实是段生锈的铁轨,穿根破缆绳挂在老柿树杈上。它一响,你就像冲跑在铁轨上的列车,心灵一片空虚,就像惯性地往前冲。这很可怕。青春活力很旺盛,耐不住空虚无聊,总想寻找机会发泄。或者说,刺激。

    我突然变得很暴躁。下地干活儿时,我会因计较出力多少或闲抬杠惹恼了,跟人吵骂一通,甚至大打出手。我嘴巴好使骂人一般不吃亏。打架呢,理论上说不占优势。我长得细皮嫩肉还太瘦,不壮实。但我会用巧劲儿,比如使绊子什么的,把对方绊个嘴啃地。万不得已时,我还能使出揪裤裆的招式,把对手揪得浑身犯抽使不上劲儿。当然这手段太卑劣,不宜推广。我是实在打不过了,才偶尔用过两次。每打一架都弄得热血沸腾,这很刺激,有效地充实了精神空虚。只是,我在痛打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得受些皮肉之苦,代价大了点儿。

    后来,我又遭遇到另一种刺激。

    那天下午,我正在玉米地里掰棒子,忽听见玉米叶子呼呼啦啦响。猛一转身,竟窥见令我惊讶不已的一幕:宁立本正搂着个姑娘在那儿亲热一气!后来才知道,那正是跟他订过婚的田俊凤。那年头儿,即使订过婚也不兴这个。乡下更保守,恋人想在一起亲热,得钻到玉米地里偷着来。而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的;我惊呆了,看傻了。

    他俩的动作很笨拙。像是使着憨劲儿搂抱,恨不得把对方勒进肉里去。玉米地里很静,我能听见他俩很急促、紧张的呼吸声。呼哧呼哧的,好像亲嘴也是掏力活儿。两个肉体激烈扭动突然“咔嚓”一声,踩倒了一棵玉米秆儿,又绊翻了荆条编的棒子篮儿……我浑身打战,牙齿磕碰得哒哒响,那感觉比打架更刺激。竟忘了玉米叶片上长有毛刺的,把身上划出一片血道道。

    那晚,我浑身血管都在膨胀,将要爆裂似的膨胀。我在被窝里狂躁折腾,苦苦睡不着。床头的尿桶散发着刺鼻的臊气,我眼睁睁嗅了大半夜,非常不爽。

    青春期的躁动,在黑洞洞的仓库房里,本来就寂寞难耐。忽然窥见那情景,什么感觉?就像孤行于茫然的荒漠,一缕炊烟便会引发亢奋;就像幽闭于灰冷的暗室,一点儿亮光便会燃起欲火。那是青春期生理和心理的混合情绪,仿佛干柴堆下压着的火苗,猛地挑起一杠子透进股风,突突突地直蹿动。我在寂寞中越发难耐。

    5

    难耐着难耐着,我偷偷摸摸跟个村姑好上了。

    那姑娘跟宁立本是宗亲,也姓宁,叫线儿,真不知怎么起的名字。她留着两条黑亮的长辫子,直垂到细挑挑的身腰间;眼睛很水灵;皮肤不算白,挺细腻———你见过清水泡麦籽儿吗?就那样。润白中泛点儿黄,光滑滑地诱人。

    夜晚的山村没处约会,我俩总是溜到打麦场上去。有个麦秸垛,从垛子上撕下些麦秸来,往地上铺出厚厚一层,躺上去很软和。当然,没敢放肆地宽衣解带,怕有人来,得随时准备逃窜。几多次,当我抚摸着她的胸脯,忍不住想解她的衣扣。她都紧捂住扣子或把我的手推开。“不要,不要嘛。万一有人来看见,多丢人呀!”我也怕这个,不敢勉强。所以仍衣是衣、鞋是鞋地穿着,在麦秸窝里激烈地翻来滚去。我疯狂地抱她吻她,直到肉体的冲动渐渐淡去,才喘着粗气静躺下来。这时抚摸和亲吻已带不来快感,便望着满天星星和月亮,说些没味没趣的话。

    “沈思,你的名字真好听,谁起的?”她说。

    “我妈起的,她是语文老师。”我说。

    “沈思呀,你看这星星,多明。”

    “可不,真明。”

    “这月光多亮,洒了一麦场。”

    “是啊,洒了一麦场。”

    乡下的情爱就这样子,没情没调的土气。那时候,我多向往大城市的浪漫哦。此前,我曾去过两次省城,那灯就比县城亮得多,五光十色,散漫着温馨浪漫的暖意。城里的情侣们双双走在路灯下,腰肢一扭,屁股一抖,钉了铁垫儿的皮鞋底嘎嘎脆响传导出春心荡漾的节奏。谈情说爱呢,有公园有路灯还有电影院,即使找个僻静旮旯,也是高楼洋房的拐角……乡下有什么呀?青年男女玩点儿时尚,顶多穿双塑料底布鞋。踏在石板上倒也呱哒呱哒响,跟城里人穿皮鞋的响声差不离。可走土路就“呱哒”不成了,仍是扑腾扑腾的闷声。约会呢,小偷儿似的,不是找个麦秸垛,便是钻进玉米地,真寒碜土气。

    宁线儿就像从土里熏出来的,特质朴,对我的爱也很纯朴冬天都搞“大寨田”,在工地上集体吃饭。粗粮窝头可随便吃麦子面馍就得按人头分。她时常吃粗粮窝头,省下白面馍偷偷塞到我手里。经常的,不是几次。

    收秋或割麦时节,老是搞“突击”干到半夜。每人能领两张麦子面烙油馍,那是难得的奢侈。白花花的油馍一层层浸着油夹着细碎的葱花儿,香得让人流涎水儿。宁线儿只吃半个,实际吃不饱的,把剩余的全塞过来。我吃不完又怕别的知青贪占,便用废报纸包住掖藏到枕头下边,预备偷个空儿独吞。有的伙伴嗅到了,说有股油馍味儿。我说:“哪儿的事呀,你是想油馍想的幻觉!”

    宁线儿老让我吃偏食也挺难为情的,总得有所表示才对。有次,她说没去过省城。这倒不难,花不了几个路费,我便答应带她去“开开眼儿”。可生产队管得严,出门得请假。在偏僻的山沟里,谈情说爱多被视为“不正经”。而我的名声极差,在人们眼里是个浪荡公子。若为这事请假,极可能被指认为流氓行径只能偷着去,当天必得溜回来,断然不敢隔夜的。

    河洛县离省城六十多公里。一天跑个来回,大半儿在路上。在省城仅逛了个百货大楼。商品琳琅满目,宁线儿都是扫过几眼便罢。不是没兴趣,是没钱买。她在卖毛线的柜台前站了好大会儿,看得很仔细,最终也没买。原来,她是为我考虑的。

    “我先看好,等攒够钱,给你织件好毛衣!”

    “别别,我有毛衣呀。”

    “苏琪说,你的毛衣不好看,我记着呢。”

    我好感动呀。她对苏琪挑剔我那毛衣的事,竟记在了心里,还想为我争回体面……走到大街上,她老是仰着头看高楼。每幢,都比村里的瓦房高得多。她使劲往后仰,长辫子垂在腰间飘荡。那发梢儿就像拂扫在我心上,痒丝丝的。

    我想请她吃顿好饭。可连瞅了几家饭店,门面都挺大的。我怕兜里的钱打发不了,没敢进。绕来拐去,走进一个臭烘烘的小胡同,有个小店铺,门口挂张破纸箱片,写着“蒸笼包子”四个字。白粉笔写的,字体歪歪扭扭,“蒸”字的笔画还少了一横。我估摸着,这能吃得起,才昂扬地走了进去。我慷慨地掏出一张二元钞票,还倒找了两角的小毛钱———买了两碗鸡蛋汤,五个包子。而且,还是肉的!

    说起来够寒碜的。我跟宁线儿相爱一场,从没对她有过什么物质表示。就是去了趟省城,买过两碗鸡蛋汤和五个肉包子,其中,我喝了一碗,吃掉三个。

    6

    我和宁线儿相恋一年多,便去部队当兵了。离开汇龙村那阵子,我还牵挂着宁线儿,不断有书信来往。直到恢复高考后,我从部队考入南方一所大学,感情才开始起了变化,跟她渐远了。

    我遇上了同班的小乔,就是现在的老婆。

    起初,我纠结了多天。因为宁线儿是个很善良的姑娘,对我的爱很真、很纯。怎忍心伤害呢?可小乔太让我动心了。不论相貌、气质,还是文化品位,她都没法跟小乔相比。我曾多次自问,对她到底是真爱?还是寻求空虚中的刺激?就像干渴时抓个矿泉水瓶子,解了渴便扔掉?

    不不,我自认为没堕落到那一步。她多次忍饥挨饿,把省下的白馒头塞给我;时常偷偷帮我洗衣服,还打算给我织毛衣———我是真的感动。每次去麦场上幽会,我跟她是那样激情缠绵,恨不得让两个生命一起燃烧,融化成一堆儿肉。当时情景下,我多次发誓,要爱她一辈子,也确实那样想。可后来……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变了。

    插队那会儿,宁线儿虽是初中毕业的村姑,但我也仅是高中毕业的县城人,差异并不大,是可以接受的差异。考上大学后满眼洋里洋气的城里姑娘,再去想她时,便觉太“土”了。班里的女生多是南方人,说话细柔柔的、软绵绵的。听着,心里感觉一弹一弹的舒服。反观过来,便觉她说话也不耐听,发音硬邦邦的,每句话的尾音都特重,就像石头砸进土坑里。

    小乔生长在南方,典型的水乡姑娘,玲珑、妩媚,还有表演天赋。系里组织文艺晚会,她一登台,男生们都两眼直勾勾的她在台上唱歌时,水汪汪的眼里闪着迷人的灵动,我总觉是在向我抛媚眼儿,心里怦怦直跳。其实,台上是看不清下边每张脸的。我是自作多情,被她迷得心动了。不动,会有后来的事么?

    大学校园的小湖旁边,有片茂密的杉树林。中文系的学生宿舍楼紧挨着这片林子。我时常跟小乔在那儿约会,循着林间小径散步。谈托尔斯泰、莎士比亚、陀斯妥耶夫斯基,也谈康德、尼采或海德格尔……有时谈到深夜仍不断头,特有兴致。哦,对了,这就是理由———我们“有共同语言”,而跟宁线儿“没共同语言”,所以才分手。她只会跟我躺在麦秸窝儿里,说些星星很明、月光很亮之类的话,多乏味啊。

    可是,当我以这个理由为自己开脱时,却说服不了自己。因为我明知道,她没任何对不起我的地方。真的没有。存心找碴儿,都找不出她的错。实实在在说,是自己变了,嫌弃她了。

    是否有点儿卑鄙?但我不愿承认这个。是,谁肯承认自己卑鄙呢?可你不愿自认卑鄙,也可以不听道义谴责,或找理由为自己开脱,却绕不过良知这道坎儿。它就像内心的自我审判,无法逃避。

    有时,我正跟小乔聊着,不由会想到宁线儿。我极不愿想到她,却又时时想起。毕竟,跟她有过那场事,深刻在生命里的,想抹都抹不掉。小乔觉察到我老走神儿,便问想什么。我没勇气坦白———她若知道我有这档子事,会怎么看我呢?对我的爱是否还有踏实感?我心虚,便胡乱撒了个谎掩饰。

    “这湖光很美,突然想吟首诗。”

    “好啊,想出什么佳句了?”她当真了。

    “哎呀,还、还没想好呢。”

    我为难了,意识到这谎撒得太笨。可不是呢,诗是本心的发声。那些爱情诗很美,源于洋溢着真情。撒谎,能鼓捣出什么狗屁诗呢?我由此多出个心眼儿:以后跟恋人约会确需撒谎时,可以编造别的说法,千万不能再搬弄诗了。

    7

    我无法想象,宁线儿怎会跑到大学来。好远的路呢,一千多公里。连省城都很少去过的村姑,怎么摸到的?

    她是专程来给我送毛衣的。

    很不巧。她是晚上赶到的,我刚跟小乔约好去看电影。她回宿舍换衣服,很快拐回来。这当儿,她突然闯进我的宿舍。我大感意外慌了手脚。第一反应是懊丧:“不早不晚,偏赶到这茬上!”我怕她跟小乔碰上头,就麻烦了。可她是跑了一千多公里摸着黑儿赶到的呀。我能想象到,她从汇龙村坐船渡过洛河,步行二十多里到县城火车站,再由省城转车到此地。特大城市,我初次来时都摸得晕头转向,没见过世面的村姑得费多大周折啊怎好意思推走她?

    “你……吃饭没?”我表示关切。

    “吃啦。俺来时,兜里装着馍呢。”

    她竟是自带着干粮来的!我心里不禁一酸,“这样吧,我去给你打份饭。”我说着扭动下身子,摆出准备去打饭的动作。她止住了,说刚吃过个馍,不饿。我没再坚持。倒不是没情义,而是怕小乔碰见。我也想到,她刚咽下个干窝头,会渴的。可壶里的水太烫,怕等不及放凉,小乔就会赶到,没敢倒杯茶。却说屋里太热,到湖边走走吧。深秋天,屋里能热到哪儿去?幸亏她没说别的,顺从地点点头,跟随着我走了出去。

    我俩绕到宿舍附近的小湖边,杉树林静静的。刚才在屋灯下,她显得很疲惫憔悴。此刻,在朦胧的月光里,她的脸又映得很光洁。我想到那麦场上的月光,她躺在白亮亮的麦秸上,脸也是这般光洁。她仍穿着红底白格上衣,那是在麦场约会时常穿的。当时,我觉得这件上衣很美,此时看惯了校园的美女风采便备感它土气。她仍留着长辫子,而城里已时兴烫发头了。

    我怕小乔突然跑过来,不停地扭头窥望,偷鸡贼似的。突然,她朝我跨近一步。我以为是想拥抱,赶忙后退一步。不防踩住个石子,打滑,身子趔趄了下。可我猜错了,她根本不是这意思。乡下女子猛然来到大城市,怯生生的,也不敢在这儿玩那样的浪漫。她拉开人造革提包,露出几个花卷馒头:薄薄的白面皮,卷着厚厚的红薯面。她把馒头扒拉开,从包底下翻出件新毛衣。我才松了口气,不担心是拥抱,而是给我掏毛衣的!那毛线打手一抓,很柔软,挺贵的那种。

    “哎哟,这这……得花好多钱啊!”

    “俺有钱。俺编草帽辫儿,卖了不少钱哩!”

    “什么?编草帽辫儿……卖钱?”

    我惊讶得张嘴瞪眼。我知道,一盘草帽辫几十米长,卖给供销社收购站才几毛钱。买这么多上等毛线,得编多少盘草帽辫啊!那是把麦秸一根根编上去,再一指甲一指甲掐出来,至少得掐出上千米。然后变卖成钱,买回一大团毛线,再一针针织上去……天啊,得多少个昼夜!

    那是上等毛线织成的灰色毛衣。大翻领,元宝扣,很时尚的款式,城里人都时兴穿这个。即使让挑剔的苏琪看见,也得伸大拇指。可山沟里的村姑能赶上这时髦,得费多少心思去找参照,去琢磨穿针挑线的新织法?进入深秋,北方已冷了。她怕我受冻,赶织了几个通宵,又慌忙跑一千多公里送到学校来。但她不知道,南方还不很冷,短时用不着穿毛衣,却把她急成这样。

    我感动。可我已决计背弃她,当然不能再接受这个。但她是大老远送来的呀!拒绝?太冷酷了。我想婉转地推掉,却找不着合适的词儿。喉咙里像塞了团棉花,噎得喘不出气来,舌头也打不过弯儿。忽然,传来小乔的寻呼声。她大概等急了,扯着嗓子呼喊。我不敢应声,怕她循声跑过来。宁线儿惊异地愣住了,我也愣住了。小乔边喊边朝这边走来。我更慌,已顾不得“婉转”,慌忙把毛衣塞进包里去。这动作太突然,宁线儿惊愕地张着嘴说不出话,直盯着我,露出疑惑的眼神。

    此前,她对我的变化未必没觉察。书信明显少了,见面后又这情景。凭着女子特有的敏感,肯定会意识到点儿什么。她惊呆了,嘴唇哆嗦痉挛。她眼里滚出两行泪,在月光下莹莹闪闪。她哭了,却忙捂住嘴巴,不敢放声。

    “那女生是、是喊我开会呢。”我哄骗说。

    “你啥都甭说啦,俺啥都看明白啦。”

    “这毛衣……南方不冷,用不着。”

    “你啥都甭说啦,俺啥都看明白啦。”

    “真的,南方不冷,不用穿……”

    “你啥都……俺啥都……”

    她哽咽着说不成话。我难堪地抓挠着裤子,不知说什么好我想弥补下负心的愧欠,忙掏出把零碎钱,顾不得查点,全塞了过去。“这钱……你做盘缠吧。”她听出我是要打发她走,惊愕地倒退一步,恰巧踩着一根干树枝,嘎喳响。她敏感地反应过来了就像小树枝一折两断的决然:“俺有钱,不稀罕!”她把钱啪地打落一地。我猛一愣,不知该去拾钱还是劝慰她,或是向她道歉正犹豫不定呢,却见她又把毛衣从包里撕拽出来,狠狠摔在地上:

    “毛衣是专门给你织的。你想穿,穿!不想穿,扔!随你去!”

    说罢,她猛转身跑开了。我傻了似的呆立着。她左手捂着哭泣的嘴巴,右手拎着大提包,像是挂在扁担头上的布桶,甩来甩去,把身子甩得踉踉跄跄。我没去追她,而是本能地去拾地上的钱,怕被风吹散了。弯腰俯身的当儿,我瞥见湖水泛着麻乱的波光,撕碎了水中的月亮。

    后来收到她一封信。

    那封信里,她对我没任何抱怨,更没骂我一句。而是直骂自己眼瞎了,眼瞎了。她说,此前那段日子里,她每天都在想我念我,夜里睡不着。可连给我写过十多封信,只收到我两封回信。都是一页纸,不冷不热。她已预感到不对头,还傻傻地编了大半年草帽辫又通宵彻夜织毛衣……她于是骂自己贱,太贱啊。

    我从信里得知,那晚走出大学校门后,她不熟悉城里的路又气得迷迷糊糊,胡乱瞎摸到后半夜才到火车站。她累得浑身发软,又渴又饿,买了两杯茶,咽下个干馒头。在候车厅打个盹儿,就天明了。

    我捧着那封信,手抖得拿捏不住。自己都觉得太绝情、太绝情了。她是啃着馒头,满腔热血奔波一千多公里啊!我竟没给她让个座,也没倒杯水……那封信,在我手里止不住抖颤。我看着满纸文字,只觉像点点的泪珠。我两眼一片模糊,那是不禁闪出的泪花打湿了眼睫毛。

    8

    转眼三十多年过去。

    我不光跟宁线儿断了联系,插队时的朋友也很少来往。因为当兵不久,我父母也调往外地铁路段,从此很少回河洛县。考上大学后,我仅收到过宁立本一封信。他和钟梅韵同时考入了省城的华原大学,属全国名校;石光亮也录入华原师院;郭于敏呢,考上了省农学院———正巧苏琪在那儿当图书管理员,又碰在了一起……我所知道的就这些,后来几乎断了音信。

    前些时,我从部队转业到了省城。当年插队的朋友也多在省城工作。那天,他们听说我回来了,专门召集起来为我摆接风酒席,才又续上关系。

    老朋友久别重逢,感觉像做梦。当年的小伙子,如今都已年过半百。有几个都混出了名堂,不是当年的穷酸样儿。宁立本已是华原市人文学院的校长;石光亮一直做生意,看样子是发了财,坐着豪华轿车来的;钟梅韵大学毕业留校,至今已是正教授。在这群朋友中,数郭于敏混得最显赫,曾任省建设厅的厅长,但也跌得最惨,两年多前犯了案子,至今仍在监狱服刑……唉!世道沧桑,人亦沧桑。

    我没忘记,石光亮巴结钟梅韵那些事。她当年根本瞧不上他,跟郭于敏处上了恋爱对像。谁会想到呢?后来石光亮居然跟钟梅韵成了夫妻!郭于敏呢,却是跟苏琪结了婚。这真的像做梦,阴差阳错的,哪儿跟哪儿的事啊?

    更让我震惊的是,前不久苏琪自杀了。

    天哪!怎会发生这样的事啊?我猛烈震颤,手里的酒杯几乎掉在地上。朋友说,她是在家里上吊自缢的。我立刻想到个恐怖的词———吊死鬼,不禁打个寒战,脊梁骨嗖地冒出股冷气。大伙儿也都放下筷子,几乎没心情夹菜,更没心情喝酒。女服务员提着酒壶愣在一边儿,不知该不该继续侍酒。这样子,酒宴好像不是为我接风,倒像是给苏琪祭魂。

    散席后,我脑子里一直浮现着苏琪的身影。当年,我对她是

    有些反感。其实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早被时光荡涤。面对一个亡灵,生死之间会达成种自然和解———她死了,你还活着。仅此一个事实,即可扯平一切。这时你有了平和的心态,转而去关照那个亡灵:她到底发生了什么?

    9

    那晚,我久久不能入睡。聚会中,那些熟悉又陌生的脸在我眼前交错浮动。他们都老了,我也老了。我突然感到强烈的时间意识。重逢,就像时空穿越,跟三十多年前对接。以往,你也会不断翻日历,或频频看钟表。但你关注的是某时某刻,却忽略了时间的长度。存在主义哲学,把时间和存在放在一起考察。忽视了时间,也就忽视了存在。因为你沉醉在当下的喧嚣中,无暇去关注生命的整体意义。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从事写作,如今又转业到《人生》杂志社。老玩弄文字,搅得脑浆习惯冒泡儿。我靠着床头,一派胡思乱想。

    忽然,我涌起股冲动,跳下床去翻箱倒柜。很幸运,我找到了插队时的老照片。可看不清楚,合影一片模糊。眼花了。我戴上老花镜又拧亮台灯,一张张面孔才看清晰。以往,我每看到老照片上这些面孔,都很亲切熟悉。聚会回来,我再去看老照片,顿感他们变得陌生起来。这还是他们吗?不是了,全然不是了。

    我顿感“人生易老”的苍凉。

    时空转换改变着一切,随时都在改变。正像两只脚不能同时踏入同一条河流;看上去还是那条河,却不是那个微观的存在。你看着自己的老照片,还是现在的你吗?不,你是隔着遥远的时空,对那个你凝视。是的,他们已不是当年的他们,我也不是当年的我。我戴着老花镜去看老照片,那也不是当年的眼睛。

    我凝视着老照片,不停回顾着已逝的岁月。忽然意识到,这茬人是个很奇特的历史现象———从小就挨饿,上学不久便戴上“红小兵”袖章闹革命;接着下乡或进工厂,什么苦都吃过;如今又赶上改革开放的时代巨变……大颠大簸的一茬人啊!

    我突然萌发种冲动,想把插队时的几位老朋友寻访一遍。在这段奇特的历史过程中,他们都发生了什么?我痴痴地看着老照片,思绪漫无边际。直到看得两眼发涩,头脑昏沉,才取下老花镜揉揉酸困的眼,躺下睡去。

    10

    我梦见了苏琪,被噩梦惊醒。

    她的死对我是强烈刺激,那“吊死鬼”的模样很可怖。小时候,我听奶奶说,死去的人有阴魂。它像是独立于肉体的存在会变着法儿显灵。这个,深刻在我的潜意识里。我惊疑,难道是她的阴魂在我梦里“显灵”了吗?天哪,吊死鬼居然找我来了我在被窝里吓得浑身发抖。

    我是曾被“吊死鬼”吓傻过的。上小学时,正是“文革”初年。不知从何说起,校长成了“叛徒特务”,整天批来斗去,动辄下跪挨揍。那夜,他实在忍受不了,把脖子套进麻绳圈儿,悬吊在办公室的木梁上……我清早走进学校时,他已被人放倒在地。满脸乌青,吐着长长的舌头,眼珠子鼓瞪得几乎掉出来。我刚一扫见,吓得尿了一裤裆,接着连夜发高烧,冒虚汗,在噩梦中抽搐惊叫。去了几趟医院都没治住。母亲没辙了,居然想出个怪招;她把我带到一个十字路口,在那儿燃香、烧纸、磕头,折腾大半天。

    “沈思呀,回来吧,快回来吧,妈在等你呀!”

    母亲边烧纸边呼喊,我莫名其妙。儿子明明在她身边,喊什么来着?后来才知道,那是给我“招魂”呢,说是魂吓跑了,得找回来。我那时懵懂感知:人,不光有肉体,还有灵魂。当然母亲说的是民间文化中的鬼魂,是种人格化的妖怪,它不同于我们常说的灵魂———那是指心灵。

    我没目睹苏琪临死的惨状,但对那位校长的记忆,使我恐惧。心理学上叫“移情”。我是把曾经的恐惧移接到她的死上了。白天那么联想,夜里便那样做梦。有个传统说法: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不过,把梦看作大脑记忆的残留物,早已被现代心理学家所不屑,他们多是把梦作为精神现象去分析。荣格认为,梦是心灵的显现,它假借象征物而发言。他们更关注心灵,是觉察到现代人的心灵出了不少毛病,该关照一下了。

    那梦使我越发不安,更坚定了去寻访几位老朋友的想法。这些年,他们到底都发生了什么?我被这想法鼓动着,激活了沉寂多年的追忆。

    追忆有时很扰人。往事本来在那儿尘封着,一旦打开涌上心头,身上似乎多了叠加的沉重。幸好,堆积的往事已被追忆筛选和浓缩,无须再耗同量光阴去重温。其中也许蕴涵着某种意义,把我引向已逝的生命回味。

    11

    我走进华原市人文学院的校长办公室,最先拜访了宁立本。

    他自然很热情,特意买了些香蕉、橘子、荔枝招待,多属南方的果子。我没吃,却捡起几颗大红枣,细细品嚼。这些年一直在南方,很少吃北方的枣了。在汇龙村插队时,他家有棵老枣树。那枣蜜甜蜜甜的,我没少吃。此刻,很想再品出那味道。他也捡起一颗红枣,边吃边跟我东拉西扯瞎白话。扯着扯着,竟扯到了宁线儿身上。我顿感难堪,他也不客气地对我发起抱怨:

    “你呀,真把她害惨啦!”

    他呷了口茶,控制下情绪才慢慢讲述起来。那年,宁线儿给我送毛衣回来,气下一场大病。多天不出门,羞得见人,在家憋着生闷气。我俩相恋时,村里就有不少闲话,说她“浪”,意思跟“骚女人”差不多。她倒不在乎,以为跟我结了婚,别人自会没说的。却没想到被我甩了。这在乡下人看来,就像鬼混了一场,更挡不住说三道四,都说,你看这闺女,浪个啥子嘛!

    乡间女子落个这名声,便不好嫁人。谁家愿找个“浪”媳妇呢?会遭人耻笑的。邻近的人不愿沾边儿,撮合过几门远村人家。他们不知情,初次见她长得漂亮没有不动心的。可一经打听,再没了回音。倒有些歪瓜裂枣的男人,不嫌她“浪”。可她又看不上,这就难了。

    她耽搁到快三十岁还没嫁出去。

    后来,农村兴起招商热。镇里引来个“港商”操着南腔北调,搞不清是哪里人。说是跟镇里联合投资办厂。招工时,宁线儿正在村里待不下去,报名参加了面试。老板第一眼就看中了还让她当办公室秘书。没想到,这其实是埋下了祸根。

    “那老板不是人!”宁立本气愤地说,“他把线儿糟蹋啦,据说还打过胎。起初,他说自己早已离婚,发誓跟线儿结婚。可没过两年光景,厂子就垮啦,根本生产不出合格产品。那老板见势头不对,一拍屁股窜了,逃得无影无踪,谁也联系不上,结果把线儿坑苦啦。”

    他说,宁线儿跟那个老板在一起时,还堕过胎。这在乡下就不是“浪”,而叫“破鞋”。谁肯讨个“破鞋”当老婆啊?直到三十岁出头,她仍没人要。最终,她嫁给邻村的一个瘸子。好像拿个臭名去抵两条残腿,算是种对等的平衡。那瘸子从小患小儿麻痹,左腿细得像麻秆儿,走起路来,左一瘸右一拐,脑袋随着甩来甩去,偶尔遇见路不平,或是麻秆儿腿软了下,或是脑袋甩得失了重,会“扑腾”倒地,滚爬一阵子,才能站起来。

    瘸子倒是挺聪明。初中毕业后,曾在生产队当会计,算账门门清。后来土地分到户,不再需要会计。麻秆儿腿又干不成农活儿,便在镇上开个裁缝店。他脑子好使,学会了裁缝手艺,做得还很出样,镇上很多人都找他做衣服……这给我一丝欣慰,却仍高兴不起来。宁线儿,那是个美丽的生命啊,就像被人当成破烂捡去。

    当然这是后来的事,不能全怪我。但,她毕竟跟我有过那段恋情啊。就像她生命里的一段河,曾打你身边流过:你是道弯岸,她流经后改变了航线;你是道高坎,她流经后激起了波澜。她的后果里有你的前因,怎能说与你无关?

    我满脸愧色。那么好个姑娘,竟被糟蹋到这步境地。而这一切的发生,其实都与我相关。对此,我曾拿“没共同语言”来自辩。可当着宁立本的面,自己都觉说这话嘴短。因为他跟我一样,后来也考上了名牌大学,毕业后还被选拔为“定向培养对象”,回河洛县挂职当副乡长,继而当镇长、书记以至县长、县委书记,如今是人文学院的校长。混到这地步,他一直没嫌弃田俊凤。我说什么呢?

    无言以对。

    在办公室临窗的墙角处,竖立着一台落地挂钟。油漆的深红色,有一人来高的样子。两尺多长的钟摆镀着金灿灿的光,不停地左右摆动。此刻正好敲响九点整。当啷当啷几声响,我感觉是敲击着心灵。我心里一沉一沉,堕堕地重。

    我垂丧着头,接连吃了几颗红枣。其实不是想吃,而是借此掩饰内心的不安。沉默了一阵儿,我想缓和下气氛,不然实在太难堪了。我灵机一动,想起他当年跟田俊凤在玉米地里疯狂搂抱,而我伸长脖子不眨眼地偷窥着。那场景,当时对我是种感官刺激,如今却觉得可笑,很可笑。对,我就拿这件事逗个乐子。于是隔着茶几,我朝他眨眨眼,把那件事抖了出来。

    “信不?我当时可看得一清二楚!”

    “瞎编哪,去你的吧!”他不信。

    “真的,就在拐把子地里。你俩搂着扭来摆去,把棒子篮都绊翻啦……想想,再想想,有没这事?哈哈!”

    我说得如此确凿,他不得不信了。他不禁趔下身子,窘迫得哭笑不得。我得意地大笑起来,心里话:“揭我的丑哪,你小子当年也不老实!”不料,他隔着茶几猛捅来一拳,接着是句恼羞的嬉骂:

    “你这鳖孙,王八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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