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忘不了宁立本家那棵老枣树。

    在他办公室里，我吃着枣子又想起它。插队那年头儿，我口袋里装个牛皮纸折叠的钱夹，塞些皱巴巴的零碎钱，够买冰糕或汽水儿，舍不得买水果。老枣树的果子刚发虚，皮儿微白，我和石光亮就摘着吃。次数多了，对它的枝枝杈杈都看得眼熟。它长在宁家前院的墙根儿处，朝院内弯弯地倾斜着，枝梢伸过大门内的影壁墙。像个驼背老头，俯视着院里都在发生什么。

    三十多年过去，我对汇龙村仅记个大体印象：一条大壕沟，豁豁牙牙的沟岔，起起伏伏的土岩头。上面长着杂乱的枸树、荆条和荆棘，夹着些野生柏。下面一片窑洞、瓦房、土坯墙、曲曲弯弯的路。这些，都很模糊了。只有那棵老枣树的姿态，至今仍记得清晰。

    宁立本的娘说，这树勤，从不偷懒，年年结出成串成串的枣。疙疙瘩瘩的，把树枝儿都压弯了。平时，对它并不怎么浇灌，都忘了这茬事。它就凭根扎得深，全靠地力，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接着又一个轮回，生生不息。它就像个宽厚的长者，浇不浇水都不争，只管尽心尽性地长果子。好像说，我是枣树就该结枣，不求别的。

    老枣树扎在黄河流域的沃土，带着邙山的精气神。邙山不高不奇，平平淡淡，没有峭拔的峰，准确说是道光秃秃的土岗岭，刻着横七竖八的冲沟。远看，很像疙里疙瘩的老树根夹着曲里拐弯的缝儿，带着原始的古朴。

    老枣树挺着铁黑色的树干，披着鱼鳞片似的老皮，颇像满身褶皱的老头儿。花呢，金黄色，小米粒般的细碎，散在茂密的叶子里，细碎得几乎分辨不出来；清香味儿，很淡，几乎闻不到花粉气。你初次见到枣花甚至疑惑，这也叫“花儿”么？它太不显眼，更不张扬，就那样儿，朴实得不能再朴实了。它就像黄河和黄土高原的风情凝缩。果子，似乎就是古朴风味的提纯。我深情地问宁立本：

    “老枣树还在吗？”

    “在，照长着呢。”

    他告诉我，改革开放三十年，汇龙村早不似当年，已整体搬迁到洛河岸边。原来那条大壕沟，也全部平整为耕地了。当时，他特意给村干部交代，老枣树一定要留住。老家没了，总得有个标记啊。有它在，能记住老家在哪里。

    2

    老枣树年岁久了。宁立本说，是他爷的爷种的。有年冬天，刮着西北风，他爷跟着他爷的爷扛把小头，跑到邙山岭上挖了棵小酸枣树，才一指头粗，移栽到院里，后来嫁接成大枣。那时宁家还穷，从宁立本的曾祖辈才渐富起来。新中国成立前，他家已是村里的头号大地主，有几十顷地。村里的穷人们，大多都给他家打过工。

    新中国成立后，宁家的主要房产充了公，变作村部和学校。还有些分给了穷人家，仅留下处小宅院：三间瓦房，两孔窑洞，还有那棵老枣树。

    我在汇龙村插队时，他爷爷还在世，那时已八十多岁，很清瘦，留着长长的白胡子。他读过私塾，有些读书人的温文气质，看上去慈眉善眼儿，很平和宽厚的样子。并不像电影里的周扒皮或黄世仁，一脸凶相。不是的，真的不是。地主确有很坏的，但不全是恶棍，那叫一概而论，也不客观。

    但“文革”那年头儿，把人统统按阶级分好坏。在村里，贫下中农是上等好人，最坏的是地主，还有“中等好”（中农）和中等坏”（富农）的。他爷是头号大地主，当然是头号大坏人。当时有规定，地主分子“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这样子，我为表现阶级觉悟高，每看见他爷跟避瘟神似的。他也不敢跟我多说话，仅是微笑着点点头，显得很“老实”。

    可没想到，老爷子在外不敢“乱说乱动”，到家里却“不老实”。宁立本曾私下告诉我说，他爷在家里偷偷教他读朱熹的《四书集注》。那是他爷上私塾的课本，纸页已老旧成古铜色，发着霉味儿。当时正搞“批林批孔”运动呢，读这个犯禁。他很惊讶：“这是儒家的书呀，还读？”爷爷却说：“这是咱的文化血脉，咱的根呀！你把老祖宗丢啦，还是中国人吗？”也许，他正是受过老祖宗的训化，才不至于那么野蛮？所以新中国成立前并不凶恶，据说还做过不少善事呢。村里人都这么说。

    为此，村里开批斗会时曾闹出过笑话。有个贫农老头叫王大壮，我们都称他“大壮爷”。当年，他曾给宁家扛过长工。有次开批斗会，让他到台上控诉“血泪仇”。这老头耳聋，也有点糊涂。上去后竟一直说宁家待他厚道，惹得哄堂大笑。主持人几次提示：“别讲这个！只讲，他咋剥削你啦？”大壮爷木愣着脸，好像没听懂，仍顺着自己的话头往下说。主持人急了，索性直白地提示：

    “你只说，他骂你没？打你没？”

    “骂？没有。打？也没有。”

    “那，他亏待过你没？”

    “你说啥？亏待？”大壮爷没听清。

    “就是说，他坑害过你没？”

    “哦！得说这个呀？让我想想、想想。”他挠着光秃的脑袋想了会儿，竟发愁了，“哎呀，想不起来。说实在的，东家待我真不赖。他吃啥我吃啥，没两样。我有时回家，还让我捎白蒸馍或烙油馍。掏良心说，待我真……”

    “打住打住，你你你……下去吧，真是的！”

    大壮爷稀里糊涂站起来，拄着拐杖一趔一趔走下台子，坐回自己的板凳上。周围人直发笑。他呢，仍不知哪点儿说错了，坚持说：“真的呀，东家待我真不赖！我是有啥说啥呀，人得讲良心不是？”周围人更笑得东倒西歪。

    从这个故事里，我感觉他爷是不算很坏，至少有人性。因而实际上，他在村里没啥民愤，即使在“文革”年代，乡亲们对他也不恶搞。有次，他戴着一米多高的纸帽子游街。七十多岁的老人，拄根弯棍儿前面走，后面跟群呼口号的，敲着锣，耍猴儿似的在村里转。他走得慢，造反派头头王铁柱大声呵斥：“磨蹭啥？不老实！快走！”说着猛推一把。他没防备，咚地跌倒在地，磕得鼻子喷血，顺着胡子梢往下滴。有个中年汉子平时说话结巴，我们都称他“结巴叔”。他当时看不下去了，一急起来，说话更是结结巴巴：

    “他恁大大大岁……你咋咋咋能……”

    他结巴着，猛拽住王铁柱的胳膊甩到一边，赶紧把老爷子搀扶起来。周围的人都愣住了。这个突然举动仿佛惊醒了人们的恻隐心，竟忘了他是地主。都觉得，一把瘦骨头的老人跌得满脸是血，挺可怜的。于是顺着结巴叔的话头，朝王铁柱嚷嚷起来：

    “是呀，他恁大岁数啦，你咋能这样呢？”

    “你看你！七八十的人啦，能经住这一拳吗？”

    “这孩子！咋能这样哪？”

    打这之后，地主老头仍不断挨批斗，却没人再对他动手动脚。山沟人厚道，在那疯狂的年代还固守着良心。也许是偏僻闭塞，阻弱了外界冲击，才幸存些古朴的人情？就像在深山白云处，更可能寻见最自然本真的东西？

    3

    那时，宁立本正在上小学。他背着“地主羔子”的臭名，不气壮。每次去上学，母亲都要叮嘱千万别惹事。他就像背着“千万”条戒律，哪儿敢惹事呢？可他不惹事，别的孩子还老找事。这没法子，他只有当受气囊儿。

    班里有个学生叫二孬，个头高大，打架谁都怕他，自然有号召力。他一喊“打倒地主羔子”，大伙儿便跟着上。他被摁倒在地，糊里糊涂挨顿揍。他势单力薄不敢反抗，也没能力反抗，只有挨揍的份儿。有好多次，都这样。

    也怪他聪明。比如识字，他几乎看一眼就会写，而有些孩子手把手教多遍，愣是学不会。老师有时不耐烦了，朝那学生发火：“笨，你看人家立本，一教就会，你真笨死啦！”这话是有毛病，极易招惹笨学生嫉恨。而他，居然被夸得很是得意，竟忘了自己是“地主羔子”。这样，他的倒霉出身和聪明天赋共同构筑了遭人仇视的世界，经常面对冷漠或敌意的目光，动辄便挨揍。

    在学校挨了揍，回家还得补顿揍。父亲脾气暴躁，每见他惹了事，不容分说便抡起破鞋底子朝他屁股上猛抽。爷爷疼孙子，忙过来拦挡，把父亲训斥一通。

    “你不问孩子对错，只管打，有这样当爹的？”

    “不是不问，咱这家，惹不起事呀！”

    “孩子生到这家够可怜啦，你还打！”

    父亲只得扔下鞋子作罢；再遇到这类事，仍照打不误。他十岁那年，父亲患病没钱医治，走时才三十多岁。实际上，他不是脾气暴躁，而是家里靠他出力干活、养活老小，在外见人还得低声下气，委屈啊！窝囊气没处发泄，便拿儿子当出气筒。

    升到小学四年级后，他的处境才有了改变。不是说“地主羔子”可以不挨揍了，而是算术题有了难度。

    二孬越学越糊涂，开始抄他的作业。自然得给他撑腰，否则不能抄作业。这样，才没人敢再找他的岔子。后来又有新发展，他渐渐硬气起来，竟开始挟持二孬了。有时，他捂紧作业本不让看，二孬抄不成。没法子，只好商量出个妥协的办法：每抄一次作业，给他半个麦子面馒头作为交换，他才放宽政策，允许一直抄下去。等于说，他是用智力换人权，进而还能换馒头。

    出校门后就不行了。没有二孬护驾，小伙伴依然欺负“地主羔子”。放罢学，都要去放羊。遇见片茂盛的青草，他们就把他挤到一边。他腼腆怕事，不敢反抗，只得把羊牵到啃剩下的草地上。那羊不憨，扭着脖子舍不得离开，可主人太软蛋，硬把它拽到一边去啃剩草，活该跟着受委屈了。

    有次，他不经意往草地上撒了泡尿，那羊忽然吃得欢快起来。这是个发现。他脑瓜聪明，很快琢磨出其中的奥秘———八成是尿里有盐分，羊才吃得欢。后来又试了几次，果然很灵验。他看出门道了，每次去放羊之前，先喝一肚子水，能多撒尿。那羊每次都吃得肚圆，久之，竟比别家的羊都明显长膘。小伙伴们惊奇地问咋回事？他偏不说，还窃喜着，别家的羊吃好草却长不胖。这样，他在垄断“发明专利”的同时，也替他的羊讨个公道：咱吃不着好草偏长胖，让别家的羊“瘦”去吧。

    他是生得聪明，却长得不是地方。背着沉重的政治负担还挨打，吓得没了胆儿。就这样，聪明并怯懦着———这成了他的性格。

    那时老吃不饱，肚里经常饿得咕咕叫。枣没长熟，他就爬上去摘。有次，母亲发现了。不是怪他偷枣，是怕摔下来，怕吃青疙瘩枣拉肚子。便操起扫帚，想教训他一下。他吓得赶紧躲闪，母亲撵着打。直把他撵得钻到床底下，蜷缩在墙角里瑟瑟发抖。母亲心软了，说：“你出来吧，妈不打你了。”可他仍不敢出来，哆嗦着说：“我怕，我怕。”

    母亲突然难受起来。她知道，孩子是在外受人欺，回到家还老挨揍，才懦弱成这样子。她扔下扫帚，一屁股坐在床沿上，心疼地哭了。

    “孩子啊，你生到这家，憋屈呀！”

    4

    他后来能去县城上高中，是个很偶然的例外。当时是推荐制，按政治标准，“地主羔子”绝对不行。但有个特殊政策，对极个别表现好的“可教子女”给予照顾。这概率极小，他居然摊上了。就是说，他是个没有坏到底，还可以教育改造的坯子，为体现那个政策才上的高中。就这身份，在全是“根红苗正”的同学中，矮人一头的。

    那时是靠挣工分吃饭。父亲死了，母亲体弱。爷爷已八十来岁，干不成重活儿。这样一年下来捞不着多少工分，当然也分不到多少粮食。他每次去县城上学，老是背一袋子红薯，拎一瓶咸菜丝。他本来身份卑下又这样穷气，在城里的学生面前，想不自卑都难。

    在汇龙村插队那会儿，我印象中，他夏天总是穿件天蓝背心，都洗发白了，下身是件皱巴巴的黑裤子———那是把尿素袋子拆开，染黑后缝成的裤子，跟纸灯笼似的。他看见钟梅韵便发窘，不是脸皮儿薄，实质是自卑。因此，他绝不会像石光亮那样，对她死皮赖脸地穷追。不敢，也没可能。

    严格说，他跟田家也不是门当户对。起初，田俊凤她爹就反对这门亲事。嫌宁家太穷，还是地主成分。她是看中他有文化（高中生在村里很稀少），长得英俊聪明，也很实在，硬是认定了。老爹气得咬牙跺脚，骂女儿死心眼儿，她说：“我就是死心眼儿，非吊死到这棵树上不可！”

    在乡下定个媳妇不容易。据宁立本说，为这事，他家几年没吃过白面馍。就靠那点儿工分挣来的粮食，从牙缝里省出两缸麦子。母亲好强，知道亲家嫌穷，饿着肚子也要撑骨气。她把积攒的麦子全卖掉，买了块“上海牌”手表；剩下的钱已不多，借了些凑够一百元，跟手表合一起作为订婚礼。这在当时够重的，也很体面。

    乡下管订婚叫“换手巾”，就是，男女双方互换个包有礼品的手帕，便算是定了。男方的礼品贵重些，女方包个笔记本或钢笔就成。一般是这样子。那天，田俊凤和她爹来到家里。说了会儿话，宁家母子去窑里做饭。屋里只剩下父女俩。宁立本去前院地窖里拿萝卜，隐隐听见里面在嘟哝：

    “你看这家，破成这样儿！”田俊凤她爹说。

    “破又咋的？有吃有喝就成！”

    “吃喝？哼哼，你看这粮缸里，都见底儿啦！”

    他听见掀粮缸盖儿的声音，便知露馅儿了，赶紧走开。回到窑里，母亲仍高兴得合不拢嘴，直夸俊凤长得俊俏。还说包的礼不丢人，准让亲家喜滋滋地走。他听着这话一阵酸楚。眼看母亲勒紧腰带省吃俭用，身子都快瘦成干柴火，就为撑个面子，却露了底儿，仍被亲家小瞧了。

    换罢手巾，日头已是偏西。送走客人，宁立本回到屋子里，把田俊凤赠送的手帕打开来。冷不防地，抖落一沓十元的人民币！他一下子惊呆了。原来，她把钱全留了下来，一分都没带走。笔记本里还写了几行字：

    立本：

    咱俩能有今天，我很知足。手表是你和母亲的心意，我收下。钱就不必了，也给得太多。屋里的粮缸我都看了，明白钱是咋来的。以后的日子很长，何必这样紧挤呢？这钱，再去买些粮食吧。我不图这个，只图你一颗心就足够。

    另外，这钱是我偷偷留下的。千万别让我爹知道，会吵我骂我。也别告诉你爷你妈，怕他们会伤心。只让你心里清楚，我乐意这样做！

    恢复高考那年，宁立本考上了大学。据他说，田俊凤把那块上海牌”手表也送了回来。说是在乡下干活儿用不上，而他在学校见天上课下课、吃饭睡觉都得把握时间，用得着。那手表，她一次都没舍得戴。

    爷爷是有眼力的。他见这姑娘不图钱财，认定是个“旺夫命”。爷爷对他说：“妻贤夫祸少啊。甭担心她将来会贪富贵给你惹麻烦。”

    5

    宁立本说，他这辈子最敬重的是爷爷。

    那年，他考上省城的华原大学，属全国名校。在高中同学中，能考入这等名校的只有他和钟梅韵，全县都没几个。这是宁家“光宗耀祖”的事。去省城报到那天，爷亲自把他送到县城火车站。他是跟钟梅韵一起搭车去的。爷爷早就看出来，他对这姑娘有心思，只是自家穷又是地主成分，不敢有“那想头”，才跟田俊凤订了婚。此刻，爷爷见他俩偏巧碰在一起，不免有顾虑。临上车，他拉住孙子紧叮咛了句：“记着，别忘了俊凤，多给她写信！”他恭顺地点点头：“我记着呢，会的。”

    他上大二那年爷爷去世了。

    病危之际，他从省城跑回来。爷爷时而清醒时而昏迷。那几天，田俊凤一直守在病榻前。虽然没过门，她却尽着孙媳的孝道，给爷爷喂饭，端痰盂，甚至倒尿盆……爷爷临终前一天，突然变得特精神，声音也很洪亮，他握住孙子的手，大声说：“你给我听着，立本！俊凤可是个好媳妇。你如今上了大学，不能嫌弃她！”

    “我听着呢，爷爷，我听着呢。”

    “你的名字是我起的，可知啥意思？”爷爷没等他回答，接着说，“立本，就是立在天地间，要守住本心。你可去求功名求富贵，但不管当多大官挣多少钱，都别忘了，守住做人的良知、良能、良心！”

    他紧握着爷爷的手猛地一抖，觉得这话跟明代的“心学”有相通处。他是哲学系在校生，课堂上刚讲过王阳明。他越发敬佩爷爷，竟懂这个。爷爷说罢松开他的手，又让田俊凤坐到床沿上，很深情地嘱咐了一段话：

    “你是好闺女。立本遇上你，福气啊！我这孙子呢，不笨。就是从小被他爹打怕啦，胆小腼腆。可话说回来，人得有敬畏心。若没点儿怕惧，迟早都要惹祸的……凤啊，爷爷交代句话：以后的日子长着哩，你对立本得不断提醒着点儿。男人在外闯天下，容易跑野迷心性。记着，多提醒他呀。”

    老人喘着粗气说完这段话，已累得没了力气。他闭上眼歇了会儿，呼吸才渐渐变得匀称，却像抽风箱似的带着哨音，很微弱。宁立本见爷爷陡然这么精神，以为病情好转了呢。但他不知道，这其实是“回光返照”。

    据说，很多老人临终前都有这现象，脑子突然很清醒，有些话还说得很深刻。能否说，他是在阴阳两界徘徊，在人神交际的恍惚中，窥见了生命的真相？或者说，他是将走完生命的全部历程，才贯通了它的完整的意义？但“完整”意味着生命的尽头。这有点儿悲哀。

    老人第二天就不行了。他在“回光返照”中说的那些话，成了临终遗训。断气前，他已说不出话来，老用食指捣着自己的心口，像是要表达什么。宁立本悟出来了，仍是告诫他要守住做人的“本心”，实际上，还是怕他对田俊凤会变心，或是脑子里仍闪着钟梅韵的影子？那是老人的一个顾虑。当着田俊凤的面不便直说，也说不出来。宁立本心里明白，完全能意会出爷爷的意思。

    “爷爷，我明白您的意思。您的话我记着呢，记着呢。”

    老人终于松了口气，那只手安然地垂到了床沿上。他是见孙子听懂了记住了，才慢慢闭上眼，撒手而去。

    6

    大学校园里横着一条河，把校园劈作两半，正好区划出文科和理工科。钟梅韵是园林系，在河南岸。宁立本是哲学系，在河北边。

    在上大学之前，他在她那儿一直很自卑。上高中时，他俩都是全年级的拔尖学生。但知名度大不同。她是公认的“校花”，全校都认得。他呢，穷，土气。很少引人注意，外班学生大多不知他的名字。倒是他的裤子有点特别———偏开口。他去县城上学没像样的裤子，借表姐的。有次，全校公布考试成绩，他居榜首。外班学生惊讶地问：“宁立本是谁？”答：“就是那个穿偏口裤子的！”他就这知名度，人人都知其裤子而不知其名字。在他的心理上，学习成绩优秀并不能抵消自卑。

    考上名牌大学不光改变了命运，也改变着心理状态。

    那天，他跟她一起搭火车去省城报到。手里的录取通知书都一样，这很重要，它表明新的身份———都是处在同一个层面的，似乎原有的落差扯平了。这对他是种鼓舞性的心理暗示。一路上，他跟她边走边聊。以往，他见她不敢正视，说句话都脸红。哪儿有这勇气啊？此刻连他自己都惊异，怎就不羞怯了呢？实质上，自卑感是现实落差的心理折射。当落差不存在时，它会在不经意中淡去，一种很自然的心理转换。

    开课后都忙起来了。恢复高考后的七七、七八两届大学生，都在社会上晃荡多年，逮着重新读书学习的机会，不易呀。那是如饥似渴地下闷功。他和她只隔条河，来往并不多。都在埋头读书，老觉时间不够用，挤不出空儿。

    偶然碰面，多是在图书馆或阅览室。有次，他借了本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而她拿了本计成的《园冶》，是明代的园林学著作。俩人互相交换着翻看几眼，都觉挺新鲜、有趣。这就各讲各的“学问”，见面都有说的。

    郭于敏不断来找钟梅韵。这很正常，因为是恋人。

    不很正常的是，石光亮也时常到华原大学来。说是找他玩儿，实际想见钟梅韵。这就不大对头，明知人家有恋人，还来缠磨个啥？可石光亮总有那想头。他不敢单独去见她，怕讨没趣。每次都拉上宁立本做伴儿，也是个避免尴尬的法子。

    有天傍晚，石光亮又来了。说是去看电影《阿诗玛》，刚解禁的影片。石光亮在雪地排了半天队，才抢到三张票。这次又拉上他去邀请钟梅韵。而她压根儿就烦石光亮，不愿跟他一块儿去看电影。好说歹说，才勉强答应下来。

    那晚，他是第一次跟漂亮女生看电影。而且是“文革”中禁演的爱情片，刚解禁。他也是第一次看这样的片子，带着好奇、羞涩、激动和些许的恐慌心理。当看到阿牛搂着阿诗玛骑在马背上的镜头，他惊讶得目瞪口呆，心里狂跳不止。他跟她紧挨着坐，有种很异样的感觉。整场电影看下来，他一直坐得端端正正，不敢扭头正视她，眼角的余光却不停地偷瞟着。偶尔，不经意碰到她的膝盖或胳膊肘，仅是些微一触，很轻，他的心便咚咚狂跳，皮肉发起瑟瑟抽搐，痉挛性的。

    电影结束后，他跟她一起乘公交车返回学校。车上很拥挤。他紧贴着她的身子，在车上摇来晃去。她的发丝散发着香水味儿，拂扫在他脸上。他感觉，那头发像是撩拨着他的心，痒丝丝的。他右手拉着横杆上的铁环，衣袖时不时蹭上她的脸。回到宿舍后发觉，那衣袖上有脂香味儿。他睡不着了，躺在床上摸着黑，把那衣袖嗅了几遍，只觉脂香气顺着鼻孔，一股一股往心里钻。

    他直折腾到半夜没睡着。

    宿舍临着那条河，下弦的月芽儿爬上岸边的柳梢头。斜照在他的床头上，被子一半儿罩着月光，另一半儿是淡淡的朦胧。他看下手表，已是深夜两点了……但这一看惊颤了一下：突然意识到，自己陷入痴迷的狂想了。

    手表对他是个提醒，那是他跟田俊凤的定情物。这使他好像猛地意识到，自己是订过婚的男人。这个事实让他不安。上大学后，母亲体弱多病，田俊凤虽然没过门，却替他把家务事全揽了下来。可这会儿，自己却对另一个女人想入非非……他顿然有种愧疚感。觉得，刚才那种痴想，就像是种见不得人的事。

    “妈的！真没出息，想到哪儿去了都？”

    他暗骂着自己，思绪被拉回到老家的回忆，眼前闪出一串儿零碎、散乱的场景：“换手巾”时的那封信；玉米地里疯狂地拥抱和热吻；复习备考时，田俊凤帮他家担水、劈柴、做饭、洗衣服；送他上学那天，她亲手把这块表戴在他手腕上……这些场景在他脑子里忽忽闪闪，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但都撞击着他的心灵。他感到不安、烦躁，不停地翻动身子，床板老咯吱咯吱地响。

    迷迷糊糊，他飘回了老家汇龙村。他在邙山岭上漫游，时而是阿诗玛和阿牛，时而是郭于敏和钟梅韵，又好像是他骑着马儿，紧抱着钟梅韵在一片山花中奔跑……忽然，他看见爷爷直朝他瞪眼，眼神很凶。他害怕了，扑通跪到老枣树下……他惊醒了，是场梦。他回想着梦中爷爷恼怒的眼神，一阵惶恐。

    7

    此后好长一段时间，他怕见钟梅韵。

    他怕跟她在一起仍会“没出息”，最好是回避，尽量不见或少见她。其实是强迫性的自我控制。这种心理后果更加剧着内心冲突。他越刻意回避她，反倒越想着她。实质上，他不是在回避她，而是在回避自我的内在冲突。

    打这之后，每到图书馆去，他一边想，最好别碰见她，一边又希望着，最好能碰见她。心里总有种怕见又想见的躁动。有段日子真的没见着，他忍不住了。那天，他不自禁地走到她的宿舍楼那儿。手里拿本书，故作从图书馆出来路过的。其实不是，而是借故。他在楼下磨蹭了会儿，没碰见她，一阵懊丧。可即使见了又能怎么着？不怎么着。就这心理，连他自己都觉得荒唐。

    大学校园开始跳交谊舞了。

    这也是禁止多年的事，刚解禁，而禁止等于诱惑，就像亚当和夏娃面对伊甸园的禁果，越禁越想尝。舞会一开禁，大学生们率先成了亚当和夏娃，场场爆满。人性的本能冲动是那么自发的强劲，挡都挡不住。

    有天晚上，钟梅韵突然来邀他去跳舞。乡下孩子腼腆，对这事有种本能的羞涩。他是想回避她，但这时没了定力。他扭捏着：“哎呀这个，我不会跳呀，不去罢。”可嘴里说着不去，两条腿却不听话，还是去了。

    钟梅韵是县城人，很容易融入都市环境。她把手搭在他肩上，很从容。他呢，一拉她的手便觉嗖地一下，浑身麻酥酥的。他动作僵硬，准确说不是跳，而是一踮一踮地走，脚步抬得老高放得笨重，拿捏出一身汗。心里总想着，这一曲怎就这么长，老不到头呢？

    终于把一曲“走”完了，他害怕再跳。幸好，有位男生过来邀请钟梅韵。他趁势溜到大厅的柱子后面，那儿放着些椅子、茶几。他装作喝茶，其实不渴。她跳过几曲后，猫着腰四下瞅，老半天才找着他。邀他再跳一曲，他是真不想跳了，拿捏得慌。却不便拒绝，显得太不绅士。他竟想出个推辞的理由，说，肚疼。

    “那咋办？找校医看看？”她关切地说。

    “没大事，忍下就过去啦。”他捂着肚子说。

    “那我送你回去吧，看你疼成这样子。”

    “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走，没事儿的。”

    她把他送出舞厅门口，分了手。他轻松地长舒口气，心里话：“哈哈，总算摆脱了，不再拿捏啦！”他颇为自己的机智得意，竟想出这么好个理由；还有点儿豪迈，好像是次胜利，不像上次看电影，弄得神魂颠倒。“哼！我还是有定力的。这次没被她迷住吧？”他这样想。

    刚下过场大雪，校园一片白茫茫。路灯闪着寒光，仅有几个行人。他咯吱咯吱地踏着雪，有种孤冷的感觉。风吹起雪丝打在脸上。忽儿，路边松枝上掉下块儿积雪，砸在他头上或肩上，有时灌进脖子里。他打个寒战，冻得直淌鼻水儿，他随手拧了下鼻子，嗅到手上有股脂香气，那是和她拉手时沾上的。很熟悉的味儿，跟那次袖子上的一样。情不自禁，他竟又没出息地嗅了几下。这气味唤起了曾经的情绪，那种春心荡漾的情绪。

    他又想她了，这使他有点儿泄气。

    他仍能听见舞厅传出的“嘭嚓嘭嚓”声。他想象着那里面的情景，不禁涌起眷恋的情愫：柔柔的灯光、朦胧的浪漫，一对对舞伴儿搂着抱着，在尽情地欢跳……这对青春期的男子来说，不管他怎么腼腆羞涩，内心都有种难抑的躁动。尽管拿捏得慌，但对心仪女子的吸引很难排斥。本能上，他更倾向于宁肯“被拿捏”，也不情愿彻底拒绝。渐渐地，他感到冷落、孤凉以至懊丧，后悔不该出来，多没劲儿啊。

    他形影孤单地走着、走着，那种诱惑、那种躁动，一步步地强烈。松枝上又掉下块儿积雪，正巧砸在额头上，把他砸得灰心丧气。他不由止住脚步，踌躇了：想拐回舞厅去，再拉住她的手跳几曲。拿捏是拿捏，可他欲罢不能。

    他回走了几步，却又踌躇了：因为刚说过肚疼，怎又忽然不疼了？这是个问题。他直悔不该装病，要么装得再重些？跳不成舞，让她护送会儿不也好么？偏偏，装得不轻不重，弄得欲留不能，欲送不必。他暗骂自己：笨！

    8

    他跟钟梅韵的宿舍楼隔着那条河，对面就能看见她那扇窗。夜晚，他时常站在窗前凝望。柳丝遮挡着，能隐约看见她窗口的灯光。他想象着，她在那儿看书或写作业呢，还是在闲聊或洗衣服？

    事实上，他在高中时穷是穷了点儿，可学习老拔尖儿。这对钟梅韵是有打动的。几多次，他偷瞟她的时候，正碰上她也在瞟着他，两双眼一对撞，都赶紧把头扭过去。那年龄都懵懵懂懂，好感？欣赏？还是爱羡？说不清。

    上大学后，他多次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校园的宣传栏里，曾贴过他的照片。她看到过的，有次还给他说：“那照片真棒，很帅气。只是，有几根头发翘起来啦。”她对他看得那么仔细，让他意识到了点儿什么。青年男女间的情感很诡秘，一句不经意的话甚或一个异样的眼神，都隐含着某种意味。他能感觉到她对自己的好感。但他明白，她其实跟他一样，都仅仅是好感。因为各自都有恋人，也只能止于好感。这个，彼此都清楚，心照不宣。

    可是后来，郭于敏把钟梅韵甩了。

    那段日子里，她痛苦不堪。这时，她也许是寻求倾诉，或是那种好感的发酵？也可能是失落中更渴望有种情感依赖？不好确定。但明显地，她跟他联系得多了。

    好几次，她跑到河这边来找他哭诉，有时哭得眼泡发虚。好像，她把灵魂交付给了他，但不意味着把一切向他敞开。因为她知道，他在老家已订过婚，田俊凤对他一往情深，并在老家默默地替他扛着一切。她还知道，他是个有良心、有责任感的男人，不会也不忍伤害田俊凤。而她，正忍受着被人夺爱的伤痛，怎能把这种痛苦再转嫁到另一个女子身上？她的良知警戒着非分之想。于是他和她之间，田俊凤就像道无形的墙隔出两个世界。彼此即使有些隐秘的情感，也不过像这道墙上一个朦胧的窗。她不可能完全进入他的世界，他也谨慎地防护着。她的灵魂，对他也只能是半封闭的呈露，或是仅向他袒露个流血的伤口。

    他呢，暗慕多年的女子受到伤害，能找到自己倾诉。这使他有种说不清的感动。同情？怜香惜玉？还是爱的萌动？似乎都有点儿，一种复杂的混合情愫。他被她哭得动情了，甚至萌发想拥抱她的冲动，让她躺进自己怀里痛哭。多半儿是同情的驱动，或是一直克制的爱突然超越理性，产生某种程度的肢体接触欲望？但他没那样做，是根本跨不出那一步。仿佛，他跟她的身体接触是一段很长的旅程。他掏出自己的手帕，很想为她擦把泪。刚冒出这念头手便颤抖了，他把手帕递到她手里。仅这个举动，对他似乎已是种突破，伴着慌乱的剧烈心跳。

    不过此后，他跟她的来往渐多了，不时相约到河边散步。倒不谈别的，多是谈哲学或园林学，偶尔也谈小说或诗歌。有天晚上，月光明朗，风吹着她的连衣裙和披肩长发。她默默地走了段路，忽然停住脚步，捋着飘乱的长发问了句：

    “她呢？还好吧？”

    她问的是田俊凤，却不直说这个名字，只说“她”。似乎有种微妙的心灵默契，他立即明白“她”是指谁。她对提到“她”分明很敏感，却又故作漫不经心。他搞不清，她是想试探什么呢，还是随便问一句？他也故作轻松，淡淡回应。

    “她嘛，还那样。家里的事，没少操心。”

    “是啊，你遇上个好女人，幸福呀。”

    “是是……呵呵，也、也不是……”

    他回答得含含糊糊。实际是把握不住，当她说那个女人好”时，到底该回答“是”还是“不是”呢？说是，好像意味着对她是种反衬的否定或不在乎。说不是，又觉对不住那个她”，也不符合事实。就这样，他不置可否地应承了一句。

    她淡然一笑，没再说什么，接着默默往前走。岸边的柳树下有个石凳，她顺势坐下来。河里映出一弯冷月，在微波上悠晃荡漾。她偏着头托起下巴，像是欣赏水中的月亮，长发散在肩上，岸边的青石栏杆上印着一片发影。她盯着月光粼粼的小河，冷不丁冒出句唐诗：

    “我啊，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他不由一怔，意会到话里有潜台词。是否说，他就像让她暗羡”的鱼？这鱼，却被别人钓了去，而她只剩下“徒羡”的份儿？他也有种说不出的凄楚。在他心目中，她又何尝不是可羡”的鱼呢？可他也只能“徒羡”着……但这话都无法直说。就像不愿撕破那层面纱，宁让它维持着朦胧的美。他于是装着糊涂说了句大白话：

    “是啊，我也喜欢钓鱼，不知这河里有没？”

    “不说这些啦，没劲儿！”

    她白了他一眼，把头扭向一边。他嘟起嘴，没趣地扒拉着柳丝。俩人一阵无语，看着水中那个月亮。

    9

    他有时朝河那边凝望，会古怪地猜想，她此刻会不会也朝这边凝望呢？他希望是这样。隔着潺潺的河，透过依依的柳，一对有情人互相凝望，是不是很有诗意？

    这种凝望最终是无望，却挡不住他那样浮想。他有时也顾虑，这样频繁来往，会不会向她释放错误信号？使她总有种误判的期待？但这是无法兑现的期待。于是一次次相约，他实际是叠加着沉重，一种情感和理智纠结的沉重。

    纠结着纠结着，该毕业了。

    他作为优秀学生干部，被选拔为“定向培养对象”。母亲催逼得急，早就说，一毕业就得结婚。到这份儿上，他就得跟她有个交代。老不明不白地拉扯下去，算咋回事呢？离校前那天晚上，最后一次在河边散步。俩人都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他低着头走了会儿，艰难地启齿了。

    “我妈说，都老大不小啦，得赶紧把事办了。”

    她并不意外，明知是迟早的事，可事到临头，仍很惊愕，半天说不出话来。那情感，仿佛一场梦境戛然中止，一丝缠绵顿然割断。

    “可能……我让你失望了。”他结巴着说。

    “失望什么？哼哼，我本来就没抱希望！”

    “其实，我很在乎你的。”

    “是吗？这不重要，你可以不在乎。”

    “不不，我怎能不在乎呢？”

    “难道，你在乎过我吗？”

    他咂咂嘴苦笑了下。他是想说，他真的在乎她，很在乎，从高中到现在，对她都一直很在乎；说每次跟她在一起都特激动，甚至睡不着；说时常隔岸凝望她，还多次梦见她……他是想说这个，表明“在乎”她。可事实是，他将跟另一个女人结婚了。再说这些，还有意义吗？是的，他着实不是不在乎她，而是过不了对田俊凤的良心那道坎儿。钟梅韵也明白这一点，很无奈。

    她扭过脸去，盯着静静的河，随手捡起根细小的干树枝，无意识地折着，很茫然的样子。岸边吹着细风，条条柳丝摇来摆去，发出咝咝摩擦声，就像耳鬓厮磨，却牵连不到一起，仍各自垂向地面。

    10

    多年过去，我坐在人文学院的校长办公室里，听着宁立本的讲述，不经意朝外瞥了几眼。发现他的办公楼前有片人工湖，岸边种着一圈儿垂柳。下意识地，我联想到华原大学那条河，岸边也是垂柳。这稍微有点儿巧合。

    宁立本谈罢大学时代那段情缘，沉默了会儿。不知是坐久了想舒展下身子呢，还是动情得坐不住，或是下意识的举动。他忽地站起身来，走到窗户那儿，朝外凝望了会儿。显然不是欣赏眼前的这水、这柳。也许，仍是想着华原大学的那水、那柳？我感觉得出来，他对那段情是有眷念的。

    “你这家伙，是不是还想着梅韵呀？”我半开玩笑。

    “去你的吧，这不闲扯淡嘛。”他不愿承认。

    “那你跟她……如今？”

    “不谈这个啦，没意思、没意思。”

    我是有点儿好奇，想继续探问。转业回省城以来，当年插队的朋友有过几次聚会。我隐隐觉得，他跟钟梅韵之间仍有点儿异样。那眼神那表情，似乎隐含点儿什么。但这档子事，他不愿再谈，我也不宜深问。仅是开个玩笑，罢了。

    办公室墙角有台柜式挂钟，敲响了整十点。

    我是清早八点赶到的，这才意识到已谈了好久。他在窗口站了会儿，转过身来又踱到茶几前，发现我的茶杯已经喝空，便又去续了杯茶，话题岔开了。他坐下来，接着谈起毕业之后的事。

    他毕业后一直走仕途。我原以为，他是喜欢这行当，其实不是的。他说，大学毕业那会儿，压根儿没想当官，更想搞自己的专业。当时是希望留校教书或到省社科院去，从事哲学研究。但不知咋弄的，竟被选拔为后备干部。他稀里糊涂回到老家河洛县，直接到谷川乡挂职当副乡长。这叫命运，他本意不想当官，可命运偏把他绑定在了仕途上，一干三十多年。但他说，自己不是当官的料。

    “谦虚吧？”我说。

    “不是谦虚。真的，我不是这块料。”

    他在谷川乡当了两年副乡长，就提拔到青龙镇任镇长。后来这形势过去了，他当了五年多镇长，才接任书记。接着又干了五年多，才提拔为副县级。说到这儿，他露出一丝苦笑。说：“你看，就凭这个，能说我是当官的料？”

    11

    青龙镇周围全是山，一条歪歪扭扭的小街，抽半支烟就能走个来回。街上有个国营百货商店稍大点儿，剩下几个杂货店。晚上，整条街黑灯瞎火的。这么个小镇，他竟蹲了十多年没挪窝儿。

    他说，在青龙镇当镇长时，碰上个“老油条”书记。五十多岁，人称老夏。俩人年龄差二十多岁，伙计搁得还行。老夏对他也挺满意，只是觉得嫩了点儿。这老家伙着实很“油”，把人情世故看得透。有次，曾对他这样说：“小宁啊，论能力和实干，你都没说的，就是有点儿……那个。”

    他不懂“那个”指什么，老夏也不便说得直白，怕伤年轻人自尊。老夏把腿跷在办公桌上，手里夹着烟，边抽边咳嗽，却也不耽搁说话。

    “哎！这年头儿啊……咳咳！光闷头干活儿，太本分老实，不行呀……咳咳！”

    老夏说着“咳”出口痰来，脖子一扭，随口吐在桌子腿旁边，用脚蹭蹭地跐着。宁立本明白了：哦，原来是说自己“太本分老实”。他觉得委屈，心里话：“你老家伙耍滑头，我再不本分老实点儿，这工作咋干？”

    老夏在乡镇干了六年书记，早就干烦了，一直想调回县城，见天提不起劲儿，懒得管事。他老鼓动年轻镇长：“小宁啊，你年轻。放手干，啊，放手干！”有时，他说得很实在：“小宁啊，我是一天都不想干啦，得动动。我一动，这书记还不是你的？”这话使他很受鼓舞，便埋下头拼命干。是，年轻人谁不想往上爬呢？

    这样一来，老夏像个甩手掌柜。凡事多是拍个板儿，接下来就找不着人了；或象征性地下去转转看看，嗯嗯啊啊说几句，得了。具体抓落实呢，由镇长“放手干”。其实，他是回县里跑自己“动动”的事，却借故说是身体有病，得去县医院看看———也不知得了什么“病”，总看不到头。

    他看着病看着病，却“看”出个好消息：县委书记许由化亲口答应，准备让他调任物资局长。当时实行“双轨制”，钢筋啦、木材啦什么的，计划价比市场价便宜一大半儿。掌权的物资局长是个肥缺，走在大街上，仰着头叼着烟，身后跟一群点头哈腰讨“计划”的。那叫牛气，权力支撑和鼓胀着的牛气。

    老夏知道自己要走，很想让镇长接书记。当“一把手”的大多都这心理，希望副手接自己的班，老夏更是这想法。人得凭良心，他平时懒得管事，甩着手捞个肥缺。镇长顶着杠干活儿，总得补个缺吧？否则说不过去。为这事，他往县委跑过几趟，极力给许由化推荐。许由化呢，不点头也不摇头，总是挠着光秃秃的脑门，嘿嘿一笑：“这个嘛，得统盘考虑哪。回头再说，回头再说。”

    老夏油，有天给年轻镇长出主意，说：“老许这人吃那一路。看样子，得给他再加把火。”他朝宁立本诡秘地眨眨眼，捻着两个手指头，做出点钞票的动作。

    “没这个，怕是不成。”他说。

    “可许书记经常讲，要廉洁……”

    “哈哈，你真老实！信他那一套？”

    “可是……可是……”

    “甭可是啦，老许这人呀，你没摸透！”

    老夏是真心帮他，亲自做了巧妙安排。当天晚上，财政所长悄摸儿地走进他办公室。嗞啦一声，拉开鸭绒棉袄的拉链，拽住一疙瘩东西来，报纸包着，像块砖头。那是两捆十元钞票，整整两万元！当时，买套三居室的集资房才两万多块钱。就是说，将近一套住房款呢，把他吓了一跳。

    “这……什么意思？”

    “夏书记说，你明天去省城跑项目，得用。”

    财政所长说完走了出去。他心领神会，明白是让自己给许由化送的。他很感激老夏，更佩服他会“来事”。真是个老油条，这么大的事，把经手人都蒙在鼓里。他攥起那捆钞票掂了掂，硬硬的沉沉的，掂着掂着，手有些发抖了。

    但他急想接任书记，那欲望在心里抑制不住的冲动。当晚，他便赶回县城，直奔县委大院。许由化的办公室在二楼，屋里的灯亮着。正在看报，显然没别人。绝好的机会！这时，他的心陡然狂跳起来，很猛烈，似乎能听见咚咚响。

    他深吸几口气，想竭力控制狂跳，可根本控制不住。因为他知道这是在冒险。可能一举成功，也可能一招不慎弄砸了。他在急于求成的亢奋中，夹杂着担心惨败的恐惧，促发心跳加速。那堆钞票装在公文包里，他手提着，不是夹在腋下，太厚太沉，夹不住。黑色公文包是牛皮的，他只觉得像块冷铁。“两万块！天哪，两万块！”他老想着这个数字，越想越怯怕。

    也是。谁干冒险的事不紧张呢？但有人胆子大，敢豁上去来事：“娘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便抖着胆子出手了。他不是这种人，没那胆儿。还没上楼呢，两腿便有些发软。他怕被人瞅见，躲在楼头的核桃树下。有阴影，别人看不清他的脸。他在树下呆立了会儿，盯着那个窗口的身影，心里仍狂跳不止。

    这使他感到很泄气，以致恼恨自己怯懦，以致没了主意，以致把脑子搅得一片混乱。他搞不清是怎么想的，竟糊里糊涂走出了县委大院。大街上乱乱糟糟的，他几乎没感觉，就像根木桩在挪动。有个小孩儿在奔跑，冒失地撞在他怀里。他猛一激灵，才意识到是走在大街上。

    12

    那夜，他烦躁地睡不着，折腾得田俊凤也睡不成。忽然，她猛坐起来，定要追问有什么事。他瞒不过了，也确实憋得难受，想释放下，便把事情如实说出来。她惊张地“啊”了一声，瞪大眼睛直吼：

    “你疯啦，这是犯法的！”

    “去去去！外面的事你不懂，少管！”

    “不是我要管。是咱爷怕你迷了心性，让我管的！”

    没错，爷爷临终前是这样交代的。他咝地倒抽口气，打了个冷战。不由得想，爷爷说她是“旺夫命”，或许正是这意思？应该是。一个把男人逼向疯狂贪婪的女人，即使很聪明，但是做得很愚蠢。因为她可能不是在“旺夫”，而是在“毁夫”，最终也毁了自己。他歪着头想了想，觉得是这理儿。

    “那钱呢？在哪儿？说呀，在哪儿？”

    她直撅撅地逼问。他木愣着脸懒得回答，朝梳妆台瞟了一眼。她看见了，那上面放着他的公文包。她光着身子跳下床，滋溜拉开鼓囊囊的黑皮包。慌了点儿，成捆的钞票扑扑腾腾兜在台面上，一大堆。她惊得大瞪眼，乳房簌簌直抖，竟蹦出句没头没脑的晕话：

    “这这……若出了事，会判、判几年？”

    “滚你的！说什么来着？败兴！”

    她见他发了火，自知失口，不敢再顶撞，委屈地抽咽起来。她一哭，他软了，意识到自己不冷静。因为他明白，这钱若“出了事”是够判刑的。这使他心里发毛了，身上嗖地起了层鸡皮疙瘩。他很感晦气，事还没办呢，竟冒出句这话！他有种不祥的预感。人在脆弱时，都会产生这种诡谲的潜意识。它构成一种心理暗示，对某种行为选择产生影响。

    他犹豫了。

    田俊凤躺进被窝里，侧过身子不搭理他，仍在哭。他更没了脾气，反倒想：“也许她没错，自己发烧了？”也是，她不鼓动他冒险走极端，而是制约他保持审慎。这有什么错呢？“我不是怕你出事么？”田俊凤边哭边嘟哝，“若出了事，咱妈咋整？我和孩子咋整？要是爷爷在天有灵，让他评评理，我错了吗？”

    他低下头不吭声了。是，若让爷爷“评理”的话，指定会说她是对的。爷爷读过《易经》，曾给他讲过阴阳制衡的义理。说女人是以阴柔的妇德，去克制男人阳刚的烈性。这话，他至今仍记得清。他突然冒出个玄想：“也许，上帝造出男人和女人，正是通过这样的阴阳制衡，使人类达到中和状态？”但这只是一闪念，他没再多想。只是叹了气，后悔不该发火，便拍了下她的肩膀：

    “你睡吧，让我再想想。”

    他强制自己镇定下来，自我警戒着：“太乱了，太乱了！得静下心再理理，再理理！”他靠在床头上，点上支烟抽着。哲学科班的训练，使他习惯于逻辑思维归纳、推理、判断那一套。不大会儿，他“理”出头绪来，对动用公款跑官买官这档子事，归纳”出四种可能性：1.可能跑成事也没出事（如愿以偿）；2.可能跑成事后却出了事（先甜后苦）；3.可能没跑成事也没出事（白跑白送）；4.可能没跑成事又出了事（鸡飞蛋打）。他扳着指头一掐算，嘟哝了句：“对，只有这四种可能。”

    这很沮丧。因为只有一种可能是他愿意看到的，其余三种都不愿看到。也等于说，他是以四分之三的失败概率，去为四分之一的胜算冒风险。“值不值呢？是啊，值不值呢？”他这样反问着，动摇了，困惑了。

    他一连抽了几根烟。

    田俊凤睡着了。他时不时地瞟她一眼，心里老想着那句愣话：“若出了事，会判几年呢？”他不敢往下想。那堆钞票，仍在梳妆台上堆着。他感觉刺眼了。好大一笔钱啊，它能为他往上爬提供资助，也能让他走向不归路。胆儿大者，也许只看到有利的那一面。他胆儿小，更多的是恐惧发生不测，为此惶恐不宁。他捏着半截烟头，抽上两口便摁灭，紧接着再点着———不停地摁、不停地抽，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他的思维处于混乱状态，以至搞不清想抽烟还是不想抽……总之，他害怕了。第二天，他把那钱如数退给了财政所长。不过，他也跟老夏学了点儿乖巧，把事情弄得神不知鬼不觉，再次把财政所长糊弄住了。

    “这钱，还拿去吧。”他故意说得很轻淡。

    “咋的？不是说，今天要去谈招商项目吗？”

    “黄啦！那项目黄啦，不用再去啦。”

    13

    几天后，倒不是什么项目黄了，而是他接任书记的事“黄了”。新任书记叫赵文轩，曾当过县委书记许由化的秘书。这一说，都明白是咋回事。但组织部长跟他谈话时这样解释：“你当镇长时间短，接任书记呢，条件不太成熟。从大局考虑，让文轩同志接任，更稳妥些。”

    赵文轩比他大几岁，从年龄上说是“成熟”些。这算个说法。可在本次调整中，刘集镇的镇长王敢闯比他小两岁，当镇长还晚半年，却接任了书记。怎就“成熟”了？组织部长说：“这是根据工作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嘛。”他只说“工作需要”，也没说清如何需要，把宁立本打发了。

    他压根儿瞧不上王敢闯。那小子仅是中专毕业，开会讲话都没个条理，常常让下边的人听不出头绪，没法记笔记，有时还念错别字。就这水平，竟能接任书记，而他却“不成熟”。他很憋气。懊丧地回到镇里，跟老夏诉说一通。

    老夏也很泄气。自己的推荐意见没采纳，挺没面子的。他低着头抽了一阵子烟，不时地瞟他一眼，那眼神像是说：“弄到这一步了，再说这些顶屁用？”又像是对他很失望：“还说呢！我把什么都替你想了做了，可你关键时候掉链子，不上道呀，怪谁？”但这话没说出来。直到一支烟抽完了，才不紧不慢地说：

    “是啊，你说得没错。王敢闯那小子，论德论才论实干，都不比你强啥。可就是……”老夏说到这儿停顿了下，又点着支烟，“可就是，你比他好像缺点啥……”

    “缺、缺点啥？”

    “胆！”

    他身子摇晃了下，鼻子咝地一酸，有种想哭的感觉。他骨子里瞧不起王敢闯，可人家居然上去了。他是感到气愤，想跟老夏倾诉一下，谁知没得到同情，反倒受到奚落，这更难受。他想为自己辩解，说不是没胆，而是想堂堂正正做人，不屑于使那手段。对，是不屑。

    他突然想到“不屑”这个词，好像占领了道德制高点，自觉有些清高的凛然。可是，他看着老夏责备的眼神，却忽地泄了气。他知道，老夏是嫌他窝囊，因为周围人对王敢闯多是赞叹的口气：“这小子真行，你看上得多快。噌噌几下子，就当上书记啦！”至于，他是通过什么门道或手段上去的，一般不深究这个。人们多是看重博弈后的结果，而不是博弈中的品格，甚至忽略了信仰和手段的冲突。“不管怎地，人家上去了，这就叫本事！”人们大多这样认为，老夏也是。而他对此却说“不屑”，是否有点儿另类？

    那个“不屑”的词儿，他没敢说出来，好像自己没本事，却拿“不屑”打掩护，这样反倒显得更蠢笨，也更窝囊。他揣测着，王敢闯八成是使了“跑送”的手段。他很容易想到这一点，因为他也曾试图去跑去送，只是犹豫了下没出手。这时，他竟嫉妒王敢闯胆大，能使出“那本事”，而暗愧自己胆子小，没“那本事”。

    他委屈地垂下头，像做错事的小孩儿，不敢抬眼看老夏。直觉那眼光含着鄙视，就像盯着一个无能的笨蛋，一个让人泄气的笨蛋。

    14

    他在青龙镇当了五年多镇长才接任书记。此时，王敢闯又跨进一步，当上了县交通局长。这就是机遇。你这次慢了一步，接下来步步赶不上。

    渐渐地，他对王敢闯也不得不服了。

    这小子肚里墨水不多，可往上边跑项目、跑资金什么的，特投门儿。当上交通局长没几年，从北京到省里、到市里都混得路路通。有时，往上边“跑”什么大项目，书记、县长连门都进不去，带上他去打关节。他往门口一站，朝里头打个电话，门卫立即放行。书记和县长趁着他的面子，跟在屁股后头，夹着公文包缩着脖子溜进去。就这本事，书记、县长都服，你服不？

    那几年，他给县里弄来不少投资项目（资金）。有了钱，自然能干成事。全县一级公路里程居全省首位，凭这个，他后来被提拔为副县长。从正面说，领导不是指定要重用他，而是看他着实有能耐，能弄住事。对此，县里不少干部也这样认为：“就得用王敢闯这号人，能弄住事！”

    确实，不少人见到王敢闯都竖起大拇指来。这使宁立本越发难受。尤其是，当他看到他很神气地坐在主席台上，或在县电视新闻里频频露脸，或被周围的人们簇拥着恭维着，心里更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嫉妒？还是自愧不如？好像都有点儿。

    王敢闯倒是义气，当上副县长后，仍把他当哥儿们看。他是胜利者，对落败者当然不会有嫉妒，甚或，更愿摆出“苟富贵，勿相忘”的样子。每逢见面，他仍会拍着他肩膀称老兄。他呢，会下意识地趔下身子，感觉不舒服。

    他开始自卑了。进而怀疑，自己是否真的不行呢？进而琢磨，到底“不行”在哪儿呢？有时，他把自己的“不行”归因于父亲。从小老打他，把他打得没了胆儿。但他又不甘自认“不行”，尤其是当着别人的面，他更愿摆出“不屑”的样子。意思是，我不是不行，而是没把那当回事。

    “嗤！争个副县级又怎的？都是身外物。”

    他对别人这样表白，倒不是自命清高，至少显得不窝囊。但糟糕的是，他即使“不屑”，别人还替他“屑”呢。“你哪点儿比王敢闯差？凭啥他连蹿几步，你仍原地不不动？”接着会鼓励，你也得跑跑呀！光闷着头干活儿，能行？”言外之意，是说他愚笨或木讷了点儿。当然，话不会说得这样直白。一般会变个说法：不是说他“笨”，而是说他“实”，这好听点儿。

    “你呀，太实在啦。”

    “实在……不好吗？”

    “好是好。就是……太实在啦。”

    按说这话是好意，替他抱不平呢。但如今说谁“老实”或实在”，似乎暗含有“笨”的意思。也许是价值观的混乱，是非都成了糊涂账，以至把好多词性也搅混或颠倒了？他听着这些话，直觉像褒扬，细品又像贬谪；仿佛帮他打架，本来是好意，却失手扇了他一耳光，他只觉脸上热辣辣的，还没法说。是啊，说什么呢？

    15

    “那些年，我一直觉得王敢闯是个谜。”宁立本说，“他打哪儿来恁大本事啊？几乎没办不成的事，没打不通的关节，像有什么魔法似的。”

    他说着捡起一颗葡萄丢进嘴里，一边仔细品嚼着，一边就像在揣摩那个“谜底”。我也很感好奇，朝他眨巴着眼反问：“是呀，哪儿来恁大本事呢？真是谜！”但他没马上回答，却接着讲起王敢闯后来的事。

    他说，王敢闯后来出事了。不知打哪儿捅出的娄子，他被突然宣布“双规”。进去没几天就透出消息，说他吐出了一堆行贿受贿那些事，涉案金额高达两千多万。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被列为省里的特大案件。当然，那么多钱不是全装腰包了，也送出去不少。他“咬”出一串受贿的，从北京到省、到县都有；窝案，扑扑腾腾抓进去了一批人。

    “天哪，两千多万！”我不禁惊讶。

    “你震惊了吧？我当时也很震惊。”他说，“想想，我去找许由化才拿两万，都吓成那样子，人家出两千万都不眨眼！呵呵，自愧不如啊！”

    他说着拍下大腿，又摇着头笑了笑。他的表情很复杂，我琢磨不透这笑意味着什么。是自嘲真的“自愧不如”？还是嘲笑王敢闯的胆大妄为？或是对这些丑陋现象无奈的摇头？我真的琢磨不透。眼下，人的心态就这样怪怪的：既鄙夷、愤懑有些人投机钻营捞便宜，又嫉妒、自愧没那本事吃了亏。我揣摩着，在他拍腿、摇头、不置可否的笑里，是否也隐含有这些复杂的心理成分呢？

    他很快收起了笑脸，接着刚才的话头，带着调侃的口气问我：“你猜，王敢闯的谜底是什么？”我正在琢磨他的笑呢，略走了神，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他见我木愣着脸没反应，便大笑了两声，然后自问自答：“哈哈，那谜底其实就两个字！”

    “哪两个字？”

    “‘胆’和‘钱’！”

    他接着解释说，王敢闯之所以有那么大本事，说白了就是胆子大，敢把大把来路不明的钞票往兜里装，也敢往外边甩。有这个，还愁打不通关节？我“咝”地倒抽口气，仿佛豁然顿悟了似的。可转念一想，这“谜底”其实没啥神秘的，不就是拿钱开道么？这招数，也实在没多少技术含量，斗下胆的事……这时，我不由想到他给县委书记送那两万块钱，这么简单的事，他居然跟搞科研课题似的，归纳、推理、判断，竟捣鼓出那么多逻辑推论的“概率”。是不是有点儿可笑？

    我瞟了他一眼，却没笑出来。不不，我是觉得不该笑。因为王敢闯的下场，恰好印证了他捣鼓那些“概率”也没错。不妨说，是种理性的审慎。这该嘲笑吗？我于是严肃起来。这时反觉王敢闯有点儿愚蠢，他为满足某种功利欲望，不惜提着脑袋去冒风险，值吗？起码不理性。

    这便是王敢闯的悲剧。他因犯罪数额巨大被判处死刑。

    谈到王敢闯的死，他的脸色阴沉下来。他说，他对王敢闯的死很痛心。到这份儿上，他当然对他已没了嫉妒，都判死刑了，还嫉妒什么呢？当他对王敢闯没了功利攀比的嫉妒，当他以纯净的人情去看待王敢闯的不幸，便转向了对他的同情。因为他跟王敢闯有深交的，这时感情的因素占了更大成分。

    当副乡长那会儿，他跟王敢闯参加青年干部培训班，同室住过三个月。王敢闯出身很苦：三岁那年，父亲就死了，母亲带着他改嫁到另一家———这在乡下是被人歧视的。他跟他的出身差不多，有点儿同命相怜的意思。从那时起，他俩成了哥儿们。王敢闯当上副县长后，仍跟他有交情，还帮过他不少忙。王敢闯出事后，他也念着哥儿们情，曾几次到王敢闯家里去，看望他的老母亲。

    “敢闯这孩子，命苦啊。”他母亲哭诉说，“他从小没了爹，跟着我走到这家后，村里人都看不起。他受屈呀，总想争口气，从小就特要强。后爹又不咋管教他，不是不管，是怕当后爹的管严了落不是。他是自小缺家失教，没怕惧，才惹出这么大的祸。我当娘的，愧呀……”

    他被这话触动了一下，忽想起爷爷的临终告诫：“人得有敬畏心，若没个怕惧，迟早都要惹祸的。”其实，他对这道理也懂得，但感触并不深。直到这时，当他有了亲身的经历和体验时，再去回味爷爷这些话，感觉才大不同。他深感爷爷太智慧了，把人生看得如此透彻。他可怜这位母亲，也可怜王敢闯。他想，假若王敢闯小时有亲爹严管着，也有个智慧的爷爷调教着，也许不至于会惹杀身之祸？

    他对王敢闯的同情远大于对他的谴责，或者说，他不是痛心他贪赃枉法走向不归路，而是可怜他成了世态浮躁、虚妄贪婪的殉葬品。

    处决王敢闯那天，整个县城都轰动了。副县长被公开处决，人们都很感好奇，想去看看。他也去了，但不是好奇，绝对不是。那天，他一直跟随到刑场，把整个过程看到底。多半儿是带着惜别的心情，为朋友送行。他一路心情沉重，很沉重。

    16

    我没看过执行枪决的场面，也无意领略那种刺激。但那种场景是另一种生命形态的存在，它又会是怎样的呈现呢？我为这好奇，有意让他多讲些，讲细些。

    当时是实行公开宣判。开个公审大会，游街示众，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大体就这程序。那天，他从镇里赶到县城时，晚了点儿。大会已结束正在游街。那次共处决七个死刑犯，一拉溜卡车从县城穿过。

    我原以为，死刑犯此刻应是吓瘫了，其实不是。他说，那些罪犯的表现不是我想象的样子，而是面对满街观众都昂着头，好像挺淡定或面无表情。

    这让我意外，无法想象他们是什么心态。对王敢闯还好理解：也许确实有胆，或在乎自己曾有的身份，想极力维持体面？因为他在众人心目中曾是个“人物”，即使到这份儿上，硬撑骨气也得装得像个“人物”。也许是这心理？可能是。

    但其余六个人呢？他们都没什么“身份”，无须在乎什么体面。或许，他们也想模仿英雄，显出自己是条“汉子”？但，真正的英雄是有信仰的，他坚信自己的正义，才有凛然的底气。而他们是被世人唾弃的恶棍，连他们自己也这样认为。就是说，他们没有道义的救助，在心理上不具优势，哪儿来的底气呢？

    我只能这样理解，他们是强装姿态显出有尊严的上路。几刻钟后，他们的生命将不存在，拼命获取的一切也全然没了意义。当身外的附加价值统统剥去，不管副县长或平头百姓，都是人。这就对了，他们还有人的自我意识。即使几刻钟的活头，仍得活得像个人样。这恰恰验证出，人最本质的生命诉求是什么———尊严。对，是尊严。在绑赴刑场的路上仍在乎这个，但他们已无法再通过其他行动去获取，唯一能做的就是昂起头，以此捍卫最后的尊严。

    但枪决那一刻就不行了。

    刑场设在县城西郊的大路边。一小片荒草地，临着一道土岩头，路边两行洋槐树。卡车在路边停下来。打开车厢板的瞬间，他们顿然瘫软了，根本站不起来。因为此刻将被剥夺生命，极度恐惧大概已丧失了全部意识（包括尊严意识）。他们分别被左右两个警察架起胳膊，才撕拽着拖下来。共十四名警察，齐刷刷统一动作。他们拽起犯人往下跳的那一刻，同时发出迸裂般的厉吼：

    “哈———！”

    这声“哈”极是威厉、恐怖，仿佛戛然撕破天空。不知是行刑人为自己壮胆，还是渲染肃杀气氛？围观者感受到强烈震慑，心里猛烈一抖，脸皮都嗖地紧绷起来。几个女人发出尖叫，惊恐地捂住脸，从指头缝里挤出怯窥的目光。罪犯们被这声“哈”吓得魂飞魄散，顿然瘫软成一堆泥。

    王敢闯被两个警察架着胳膊，他的头就像在肩窝里滴溜着。拖拉到路边时，有棵槐树绊了下腰，他整个身子像根软乎乎的肉绳，一摆一甩过去了。以往，人们都说他“胆大”，此刻跟别的罪犯没两样，照样吓瘫了。胆大在哪儿呢？

    拖到预定地点，枪口整齐地顶上七名罪犯的后脑勺。只听“扑”的一声，罪犯们随声滚地，弹蹭几下不动了……那枪声很微弱，远不是想象的震撼。因为紧顶着脑壳，闷闷的。观众几乎没反应过来呢，就完事了。生命，原来如此脆弱，不管是什么“人物”，“扑”的一声，都没了。

    持枪人放过一枪，转头就走，不肯或不忍多看一眼。这是人性的本能情感。即使面对罪犯，不管他如何穷凶极恶，毕竟是条命。当扣动扳机那一刻，当那个脑壳崩出了脑浆，对执刑人的心灵都是种强刺激，因而不愿回头看。直到这时，围观者才似乎反应过来，确认那七个生命已不存在。也都扭过脸去，不愿再看那些尸体……

    “当时，你什么感觉？”我问宁立本

    “我也转身就走，没再回看一眼，是不忍。”

    我点点头。人性是相通的，假若我在现场也会这样。但这让我困惑：持枪警察是执行正义严惩罪犯呀，心理尚有不适感。周围人多是毫无干系的旁观者，也都发起惊恐的战栗。而那几个杀人犯残害无辜的生命时，灵魂就不颤抖吗？我不信。因为他们也是人啊，能没人性的本能反应？这不可思议，除非变态。

    王敢闯倒没杀人。但我也不相信，他干违法事会因“胆大”而没恐惧感。因为他挑战了人们共守的行为规则，这些规则经过长期潜移默化，已结构为普遍心怀敬畏的文化心理，甚至植入潜意识或直觉，谁冒犯它时都会自发忐忑。王敢闯也同样会。他即使丧失理性，凭直觉也不可能没有后怕和惶恐。

    我的问题来了：他是怎么抗拒恐惧感的？我能想到的法子，只能是以侥幸和自欺壮胆：“怕什么？没事的，只管做了！”做是做了，可到“有事”时却吓得要死。据说，他在接受审查期间，曾跳过一次窗没得逞，后来又在房间里触摸电灯线，试图寻求自杀以逃避恐惧。证明他仍是有敬畏心的。只是，此时的“敬畏”已没了意义。

    17

    墙角的柜式挂钟敲响十一点，把谈话打断了一下。宁立本喝口茶，接着转换了话题，重又回到他的工作经历上。他说，自己老是“屁股沉”。在青龙镇蹲了十年多，才提拔为河洛县委宣传部长。不久，组织上强调干部异地交流，他被“交流”到郐县任常务副县长。在这儿，他又是一蹲十多年。

    这是他很重要的一段经历。我剥了个香蕉吃着，想听他多谈些，尽量不打扰。刚啃了一口香蕉，办公室的门突然开了，一位中年女士走进来，是学校办公室主任，她手里拿了一张印有表格的纸，朝他递过来：“宁校长，这是今年招录的青年教师名单，请您审查一下。”

    刚才谈话中，时不时有人进来请示工作，都很识趣，见校长正在谈话，说几句就迅速避开。办公室主任也一样，说完就转身走出去。他呢，顺便朝纸上瞟了一眼，并没打算马上“审查”，因为正谈在兴头上。不料这一瞟，他竟猛打个愣怔，露出惊讶的样子。我嘴里含着香蕉也愣了下，顿然停止了咀嚼。

    我注意到，他的手稍有些发颤，脸色陡然阴沉下来。我等他接着往下谈，谁知他把那张纸往茶几上一放，下意识地叹了口气，突然说出句让我很意外的话：“不早啦，快该吃啦，今天就谈到这儿吧？”我猛一愣，才刚十一点，吃什么饭呀？以为是有什么关紧事了。他摇摇头说不是，而是刚才看这张名单，没了心情。

    “这，为什么？”

    我是说，大半天都谈得好好的，怎就突然“没心情”了呢？我感到失望。他意识到了，也觉得挺对不住的。他苦笑了一下，又随手拿起那张纸解释说，这名单上有个女孩子的名字，他一扫见就觉很刺眼，顿然没了心情。

    他给我指了下那个名字，叫王小希。

    我立即想到，他准是跟这女孩子有特殊关系，否则怎会这样呢？但他说没有，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压根儿不认识，只是有个巧合——他在郐县工作时曾经认识一个女孩，也叫这名字，而且是同年生的，就为这个，把谈话的心情一下子搞糟了。

    我惊奇地瞪大眼。两个女孩子根本不沾边，仅是个名字巧合，他竟如此敏感，太不可思议了。我忍不住刨根问底。他见我追问得很执着，看样子绕不过去，只得把那个“王小希”的事端出来，直谈到过了吃午饭的点儿。

    18

    那个王小希，是他刚去郐县不久就认识的。

    她是古城寨村的学生，当时才上小学三年级。身穿天蓝色的学生装，扎着一束长发，小瓜子儿脸，细嫩嫩的白，阳光照得粉嘟嘟的红。宁立本说，那是个很漂亮也很活泼可爱的女孩儿，让你一看就喜欢。

    那天是植树节，县四大班子到古城寨的山坡上植树。县委老书记刚调走不久，由县长楚道坦领着去的。当地小学生配合活动，他跟王小希分在一起，搭配着干活儿。他挖坑，她蹦跳着去拿树苗；他往坑里填土，她扶着树苗咯咯地笑个不停，像小鸟般的脆。他打心底喜欢她，聊个没完。

    闲聊中得知，女孩儿家里很穷，父亲原是煤矿工，被煤灰呛出肺病，不能干重活，平常给煤矿编些荆笆，卖不上几个钱。可穷人家的孩子，争气。她对他说，她的考试成绩总是年级第一名，最差是排第三；还说，将来要考上名牌大学，留大城市工作，把父母也都带去，过上城里人的日子。

    他正埋头挖树坑，被这话打动了，不禁停顿下来，直起腰拄着锨把，朝小女孩儿打量了几眼。他也是穷人家的孩子啊，小时候跟她一样，有着同样的梦想，所以才苦读书，每次考试都拔着尖儿。他从这孩子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的过去。他有种感动，越发觉得这孩子讨人怜爱。如果需要的话，他情愿帮她一把。真的，他当时就是这样想的。

    “孩子，以后有啥难处尽管说，我帮你。”

    “我怎么找您呀？”

    “直接去县政府，或写信打电话，都行。”

    “那，怎么称呼您？”

    “就叫———宁伯伯吧。”

    “好，宁伯伯！”

    “哎！就这样叫，我喜欢。”

    女孩儿天真地叫了一声，很甜。她歪着脑袋扮个鬼脸儿，朝他调皮地笑了。他认真地答应了一声，也喜眯眯地笑了，下意识地，他还猛闪出个荒唐的念头：“这妮子，将来若能给我当儿媳，多好！”这么想着，他还暗自掐算了下，儿子比她大两岁，年龄也差不多。

    那天是专门去植树，并没打算看学校。可种完树后，他却临时动念，拐进了古城寨村的学校里，没什么目的，就是想看一眼王小希的学校。准确地说，他不是去看学校，而是被对女孩的情牵动。一种奇妙的潜意识，仿佛鬼使神差。

    走进校门后，他惊讶了。

    前天刚下过场大雨，校园一片泥泞。两排红瓦房，斑斑驳驳的土坯墙，不知多少年前盖的，如今已很少有这种房子。他大体扫视一遍，有些玻璃窗已经破碎，用废旧报纸糊着。有座教室漏了，房顶铺着塑料薄膜，土墙上裂着缝，能塞进指头，怕倒塌，用根木桩戗着。他一阵寒心：那么可爱的小女孩儿，就在这破地方读书啊？

    他是苦孩子出身，常常有这种自发的情感。

    他时常下乡视察工作。当看到山区小孩儿背着沉重的书包，冒着雪雨在山径上跋涉，翻山越岭去上学；当看到小孩儿挎着荆条篮，放罢学还得去山坡上拔草或放羊，他都会不禁感叹：都是爹妈养的孩子呀，生到这地方算倒霉啦，老天不公啊！

    每年春节前，他都去山村慰问贫困户，看到有些小孩儿穿着脏兮兮的破棉袄，小脏手冻得像红萝卜。掀开锅盖儿，里面是吃剩下的玉米糁糊涂，下顿还得烫着吃。棉被黑乎乎的，脏得看不清什么布料，也不折叠，就那样胡乱摊在床上；撩起一角，没有褥子，露出光溜溜的草席。他心酸：可怜的孩子啊，冬天就吃这个、睡这个？

    这种时候，他往往想到自己的儿子。若是他这样去上学、去拔草，这样吃、这样住，自己是怎样的感受？有时，看着小孩儿可怜巴巴眨着眼，他会情不自禁掏出自己兜里的钱，一百块或二百，至多这样，塞过去。但这济什么事呢？

    此刻，他看着破烂的校舍，又一阵情动。他想，农村孩子生活苦，短时是没法子，可建个好点的学校总可以吧？这是政府应该办的事。他是主管财政的常务副县长，很清楚眼下财政吃紧，但少买几台车、少建几栋办公楼、少搞些面子工程，钱还是能挤出来的。

    当天吃午饭时，他跟县长楚道坦谈起这想法。

    老楚也是从基层上来的，作风很稳健、务实，毛病是稍圆滑了点儿。他在郐县好几年，早就看到这是个问题。县里每年开人代会，都有代表提议案，要求改善农村办学条件。但这么大的事，书记拍板才行。可原任书记呢，主要心思在抓发展上，说这事暂往后搁搁，等发展起来有了钱再干。这话，好像也没啥不对，就“搁”那儿了。

    老楚很赞成他的想法，点着头说：“这事得干，一定得干！不然，老百姓该骂娘啦。”说罢，似乎意识到不妥。据说，他要接书记，此时得保持低调，更不能贸然拍板，显得他好像已经当上书记似的，就不对了。他正呼噜吃着面条，忽然停住筷子，又补充了句：“只是，这事，下步再说吧。”

    意思是说，等他“下步”接了书记，这事“一定得干”。宁立本会意地笑了笑，没再深谈。心里话，那就等到你接任书记后再说吧。

    19

    没想到从省里“空降”个书记，郭于敏来了。

    我说过，郭于敏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省委办公厅，后来当了处长。赶上机关干部下基层挂职锻炼的机会，“空降”到郐县当了几年书记，被提拔为省建设厅副厅长。后来又接任正厅长，两年前出了事。我从部队转业后，一直想去探望他，没挤出空儿。此刻，我俩都有意回避这个话题，太伤感了点儿。

    当时，对宁立本来说，老同学来当书记不是坏事。但麻烦的是，老楚本来就气不顺（没接任书记），对新任书记的弄法又看不惯。这样子，书记和县长尿不到一个壶里，他夹在当间儿，就别扭了。

    自然，他跟老同学的感情近。但在工作套路上，他更倾向老楚的稳健、务实。在他看来，郭于敏似乎有种急于出政绩的镀金心理，躁了点儿，也虚了点儿。这就有些纠结，他在情感上是跟老同学走得近，却又不很赞同他的做派。就是说，他跟新任书记的个人情感和工作套路是对立着的，越发不好立站。

    常常，换任书记换套思路，各有各的弄法。前任书记是下劲儿抓工业；郭于敏一来，又把重心挪到城建上———他要对县城动大手术，进行“高起点，大手笔”规划和改造，弄成现代化的气派。这也没啥不对。问题是，得花大钱呢。

    郐县全年的财政收入才两个多亿，除去干部教师工资和人头经费，还有必保的刚性支出，就不剩多少钱了。老楚的意思，一手继续抓发展，多上些工业项目，增加税源；另一方面挤钱修路、建校等等，先顾住民生这一头。可郭于敏不是这套路，提出要“跨越式”发展，强力推进城市化。他让建设局拿出个“大手笔”的规划，大体匡算，将近八个亿！天哪，全县不吃不喝，三年的财政收入都挤不够。

    干部们都咋舌了。

    那天，开了个全县干部大会，叫“统一思想”。郭于敏一口气讲了三个多小时。他很有口才，特能讲；气门也很足，经过音箱放大，整个会场嗡嗡回响，讲到激昂处，他的声调会拉高八度或更高点儿，喷出的气流撞击着麦克风，“咚，咚咚、咚咚咚！”就这声音，跟擂鼓似的，激起阵阵掌声。

    他讲的大体意思，是说要通过强力推进“城市化”，把农民转移到城里来，从而实现“跨越式”奔小康。长远地看，这是发展方向，没错的。但近点儿看呢？农民不可能一下子都“城市化”，眼下的日子怎么过？这个，他没讲。可能是把眼下的阶段疏忽了，或是“跨越”过去了。

    资金不足。他想出个法子，让财政局成立投资公司，吸收高息集资，另外向银行融资。老楚很抵触，担心落下巨额债务，把民生的急事也耽搁了。他呢，只管硬拍板，干！老楚就这特点，反对归反对，并不硬碰硬。他见书记铁了心，拗不过，得，你是“一把手”，听你的。

    老楚说，他是顾大局，不能跟书记往僵处弄。这说法也对。不过他也有自己的小盘算。他明白，跟书记硬碰没好处。郭于敏是有背景的，也碰不过。他在面上尽量顺着来，私下呢，见伙计不好搁，便悄悄去市里活动，要求调走。市委也同情老县长没接任书记，委屈了，答应换个位子。他有了底儿，更不跟书记较真儿。

    起初，宁立本也有抵触情绪。在他看来，现有财力根本玩不起这种“大手笔”。农村中小学那么多危房更关紧，得先顾下这个才对。他曾极力劝说过郭于敏，结果不顶用。虽是同学关系，但他毕竟是副职，对主要决策来说，私交的影响力很有限。

    郭于敏很自信，他处在一把手的位置上，自信与权威的结合，更会膨胀为自负。因为他周围经常是众多的奉迎者，几乎，他不管说什么，下面都是“对对对、是是是”。这话听多了，使他很容易形成种错觉———自以为最高明也最正确。久之，他甚至没有反思能力，因为习惯了正确，对老同学的话也照样听不进去。区别只在于，老同学可以交心，跟其他班子成员就隔一层。

    “是，你说得没错。乡村的路呀学校呀，确实很差劲儿。”郭于敏对他是掏心窝子说的，“但你想过没？农村是个无底洞。多少钱砸进去，就像撒胡椒面儿，啥也看不见。咱能在这干几年？你想想，嗯？你想想。”

    宁立本眼皮一眨巴，便听懂啥意思了：哦，原来是想干出些“看得见”的政绩，不愿把钱撒到“啥也看不见”的事上，出力不见功。这很好懂。但他心眼儿实，还老想着：“那么多破烂学校咋弄呢？”脑子一时转不过弯儿。

    可是后来有了变化，他被提拔为副书记。

    常务副县长升任副书记，很正常。但，好几位常委呢，谁升副书记都说得过去。这时，一把手的意见很关键。对此，他心知肚明，很感激老同学关照提携。不自觉地，他脑子竟也渐渐转过弯儿来。不是说，郭于敏提携了一步，他就转而依顺他。有这心理，但不全是。人的政治立场并不仅仅是政治，情感因素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参与选边站。你被某个人感动时，对他的好感也会影响到对他的理性评价。原来，他对郭于敏的弄法看不惯，一感动，抵触情绪便不经意地被淡化，以至在理性认知上趋向一致。似乎觉得，这弄法也没啥不对，至少，对他不反感了。

    他当上副书记后，郭于敏让他牵头抓县城改造。显然是信任，指靠他出把力。他呢，本来对这事有看法，因着老同学的提携和信任而感动、而趋同、而转向力挺。他掏出了真劲儿，拼力抓起城建来，有时白天黑夜连轴转，忙得一塌糊涂。

    偶尔，他还会想起那些破烂校舍，但他强迫自己不再纠结，并寻求自我开脱的理由来麻痹内心冲突。他有时拿老楚比靠：县长还不跟书记打别呢，我算老几？”进而认为，自己这样做也是“顾全大局”———总不能跟“一把手”对着干吧？这就通了。他用维护一把手权威和顾全大局为自己开脱，回避或模糊了感情用事的利己动机。但无视那些破烂校舍仍于心有愧，他又把责任推到县长和书记身上来自我原谅：“反正两个班长说了算，我又能怎样呢？”这样一想，他就像分摊了负疚的心理压力，顿觉轻松了释然了，肩头和心头都不沉了。

    可是有一天，他下乡察看收麦情况。在古城寨村口的麦地旁边，忽然又碰见了王小希。女孩儿长高了，差点儿认不出来，倒是她一眼就认出来，惊喜地喊了声“宁伯伯”。他猛一愣，记起来了。

    女孩儿已经上了初中，仍在村里那个学校。那天是周末。她挎了篮西红柿，说是去镇上赶集，变卖点儿钱，当作学费。他朝她上下打量了几眼：十多岁的女孩儿，贪长——个子是长高了，可那腿、那胳膊，仍跟麻秆儿似的纤细、嫩弱，挎个大荆条篮子，装着满满的西红柿，坠得身子趔趄着。村子离镇上好几里路，这样坠着趔着走一趟，实际卖不上几个钱。指靠这交学费，得跑多少趟呢？

    他心里酸酸的。这时才又想起那破烂的校舍，上次植树时去看过的。当时曾动过心，想把整个农村中小学都修缮一下。不觉三年过去，他一门心思抓城建，把这茬事早忘了。他问女孩儿，那教室修过吗？女孩儿摇摇头：“没，从没，还那样儿。”这其实是白问。因为他知道，村里穷得连干部的补贴都没着落，还得给村民摊派，哪儿有钱修学校啊……他于是又多问了几句。

    “焦麦头天，那教室没电扇，热吗？”

    “不热不热。窗玻璃都碎啦，能透风。”

    “那，冬天冷吗？”

    “不冷不冷。糊上报纸，隔风。”

    女孩儿很天真，吃苦已不觉是苦了。说，有时下大雪会冷点儿，但在教室里搓搓手，跺跺脚，就不冷啦；还说，有时天太热，浑身淌汗、头晕。买袋冰水，也不贵，才几毛钱。往额头上摁一会儿，便不热也不晕了。孩子说着显得很知足。幸亏她不知道，城里的孩子是怎么过的———教室里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电扇或空调……

    他眼睛湿润了。山区孩子的吃苦、忍耐使他感动，而这种知足又使他觉得可怜。他突然觉得，把大堆钞票投在城建上，不光是图政绩、搞面子工程的事，也欺弄了孩子的单纯和天真。是，他是觉得欺弄了孩子，对不起孩子。这时，他顿感为自己寻求的那些开脱理由苍白无力。在可怜的孩子面前，那些理由被无声地击溃了。他意识到，那些理由实质是自欺性的良心宽恕。是的，他欺负了孩子也愧对着良心。情不自禁地，他掏出三百块钱，好像是种弥补或偿代，试图以此去安抚孩子也安抚良心。他亲热地称呼着说：

    “闺女，别去赶集啦，这钱伯伯拿。怪我没干好，让你受委屈了。”

    “不要不要。俺还种有黄瓜和豆角，再赶几趟集，学费就不愁啦。”

    女孩儿极力推辞，挎着篮子跑开了。满篮西红柿把身子坠得趔趄着，她一趔一趔地跑出好远，忽又扭过头来朝他莞尔一笑，像是说：宁伯伯，您真好！

    那笑很甜，却让他感到很苦涩，心里揪揪地难受。他尴尬地愣在那儿，目送着女孩儿远去。眼前一片泛黄的麦子，有风，拂起涌动的麦浪，那穗子都沉甸甸的。

    20

    “那是我第二次见到王小希，也是最后一次。”宁立本对我说，“这么多年，我老想到那个笑脸。今天偏又看见这个名字，又想起她，心里很难受、很难受。”

    我又习惯地追问，这，为什么？

    他指下自己的胸口说，愧心啊！

    当时，他已接任了县长，老楚调走了。他说，其实对农村中小学的状况，自己心里早就清楚，很差，群众意见也很大。见了王小希后心里更沉重，觉得自己很失职，对不起孩子。可城建工程铺下恁大摊子，财政塌个大窟窿。一堆半拉子工程在那儿摆着，不接着干咋整？实在挤不出财力顾学校。

    当年郐县是吃饭财政。根本没能力搞那些“大手笔”的城建工程，只有靠投资公司集资。人们图吃高息，集资将近七个亿。几年下来，整个县城确实翻天覆地，很有些现代化气派。一举成了全省城镇建设的样板，省里在那儿开过现场会，外地来参观的不断头。郭于敏弄得很风光，上头领导都认为，他是“开拓型”人才，被列入省里的优秀后备干部名单，离提拔不远了。

    可是不久，投资公司出事了：大部分集资款到期，取不出来。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啊，全砸在城建工程上，财政无力偿还。储户急了，发起大规模挤兑潮，把投资公司的门窗、柜台都砸了，还差点儿砸了县政府。几个劝阻的干部挨了打，让公安局去抓人。可上千人在那儿闹腾，抓谁去？结果糊涂了事，算白挨了。

    吵着闹着，倒没影响郭于敏提拔。上头的考察组来了。先问GDP和其他数字，增幅都不小（数字不知怎么挤的）。再看过几处城建工程，很振奋。至于这些工程欠了多少债，一般不问这个。考察期间，公安、信访部门做了严密布防，设法把上访群众堵在一边，分散处置，不能形成集众闹访。考察组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就这样，郭于敏当上省建设厅副厅长，走了，很风光地走了。

    宁立本接任了书记，但也接了个烂摊子。这是指定的事，凡是前任甩着钱玩“大手笔”，甭问，后任指定跟着擦屁股。谁赶上这茬子，作难没商量。

    于是谈起郭于敏来，他的感情很复杂。

    几年间，他从常务副县长起，到副书记、到县长、再到书记，固然有个人努力，却也沾些郭于敏的光。这个，他心里有数，对老同学是感激的。可他走后，却给他留个糟糕的烂摊子，作大难了。讨债的、闹事的不断头，他就像坐着热鏊子，直烧屁股。他对郭于敏的感情很复杂，就复杂在这儿。

    那些日子里，见天都有成群的人涌到县政府闹事。他有时被堵在办公楼里，有时被拦在大街上，半天脱不了身，说得喉咙都哑了，以至形成习惯性焦虑，每天清早睁开眼便发愁：“妈的，今天不知会来多少人，闹多大事呢。”他不能不发愁。钱是一分不能欠的，可这么多钱哪儿弄去？只得东挪西凑想法挤，勉强应付局面。

    他接任书记后，连续三年，全县干部工资都是“空调”。填个表格，数字却兑现不了。好在，干部们有组织管着，发些牢骚是有的，不敢胡闹。可乡村那么多公路破损，校舍漏着雨，却挤不出钱整治。老百姓看着孩子在破烂教室里上课，或走在坑坑洼洼的路上，挡不住骂娘。他都听见过的。可那么多储户不停地闹，弄不好会出大乱子的。即使挤出点儿钱，得先捂住这头。

    这时，上头又部署了项“中心工作”。

    各地都在争创全国卫生城，华原市也不甘落后，为此专门召开了动员大会，要求各县迅速掀起“创建”新高潮。市长特别提出，郐县要率先“达标”，拿下这块牌子。这说法也对，你郐县是全省的样板，有那么好的基础，自然得先走一步。至于钱从哪儿来，各自想法儿。你说有困难。是，是有困难，但没困难的话，这官谁都能当。还要你干什么？对吧？

    按“达标”要求，很多硬件不到位。匡算下来，投资还得两个多亿。这事没商量，上头压下来的，由不得他。倒不是说，他怕搞不上去会丢帽子，也不是急于出政绩、往上爬。当然有这想法，不全是。在这点上，他跟郭于敏不属一类人，官欲倒没那么强。问题是，还有比头呢。若别的县都拿到那块牌子了，“有基础”的郐县却落了后，脸往哪儿搁？他在乎这个。

    那块牌子是能力的见证。抓到手了，证明有本事。抓不到手呢？至少在同行中显得太低能。他怕被同行比下去。即使提拔不起来，也不能落个笨蛋呀。这是他的底线，也是他最根本的内驱力。它源于自爱的本能，外化为强烈的争胜心。任何激励机制，本质上便是这种本能心理的利用，借此刺激内驱力。他对我说：“我不是要争那块牌子呀，谁没个争胜心呢？”

    21

    一年多下来，“创建”紧锣密鼓没停歇。缺钱，集资是搞不成了，得跑贷款。他和县长往省城跑了多趟，不停地请这行长那行长喝酒。朝死里喝，拼命巴结。按他的话说，自己是给行长们“当孙子”，只差没下跪磕头了。

    还好，“孙子”没白当，讨到两亿贷款。就是说，早已债台高筑的财政又垒上了两个亿。有钱，便不愁干成事。郐县果真“先走一步”，率先实现“达标”要求。上头的检查验收团来了，郐县是第一家。这对他来说，挺体面的。

    那天吃罢早饭，验收团已从省城出发了，需要去迎接。打算是迎到高速路口或更远点儿，显出热情（迎接上边检查团都这惯例）。这就有段路，得赶紧出动。他有点儿感冒，头天就有些低烧，仍没退，得先吃几片药，再动身去。可是，他把药片吞进嘴里，去端杯子的当儿，猛扫见桌上有封信，刚才送报纸时带进来的。那封信上，写着“宁立本伯伯收”。他顿感好奇，顺手撕开一抖，突然掉出张照片来。

    他认出来了，那是王小希的照片。

    女孩儿心细，怕“宁伯伯”记不得自己，专门附张照片提醒记忆。信不长，一页多点儿。大体意思是说，她已临近初中毕业。前不久，全县初三学生通考，她是全乡第一名。说要上重点高中，正紧张备考。可教室太破烂，眼下进入汛期老下暴雨，屋里漏得上不成课。雨一停，地上全是泥。还担心，万一教室塌了咋办？

    “您曾说过，有事找宁伯伯。我知道您太忙，可实在没法子呀，才给您写信求助。宁伯伯，您能来看一眼吗？能帮我们把教室修一下吗？”

    他读着，鼻子不禁酸了下，像是想打喷嚏的感觉。其实不是感冒引发的，是心酸。“多好的孩子啊，得去看看，应该去看看，别让孩子失望了。”他是有这念头，在脑子里闪了下。但顾不得多想，车在楼下等候着，得赶紧去迎接验收团。那信，他顾不及折叠，顺手塞进抽屉里，慌张地走出办公室。楼道里扑面有股凉气，他不禁打个大喷嚏，这是感冒引发的，真的感冒了。

    验收团在郐县待了三天。

    座谈、听汇报、看资料，现场察看，就这些事。当然还得吃饭。每顿都很丰盛，想让验收过关合格，必须的。他和县长顿顿作陪，少不了喝酒，还都是“茅台”。也是的，花这多钱又苦干这多天，不就为夺块牌子么？不让客人吃美喝美，那叫不会来事。他感冒着的，喝酒更上火。可在这节骨眼儿上，硬撑着也得喝。他怕感冒发作，每晚得去趟医院打吊针。试图尽量控制住，以便次日能继续撑着陪喝。

    结果不错，验收团给了很高评价。看样子，拿到那块牌子已问题不大。他终于松了口气，可一松劲儿就不对头了，送走验收团的当天晚上，他就病倒了。发高烧，浑身瘫软，躺在病床上爬不起来，连住了几天医院。

    偏在这期间下起大暴雨，惹出一场祸。

    那晚，他是最后一次打吊针，准备第二天出院。针刚扎上，办公室主任突然闯进病房来，说古城寨学校的教室倒塌了。学生正在上夜自习，有些学生砸了进去。他顿然蒙了，正是王小希那所学校！他立即想到那封信。忽地，他从病床跳下来，不容医生分说，自个儿拔去吊针冲出了病房。车在病房楼门口等着，雨还在瓢泼似的下。他慌忙钻进车里，直朝现场奔去。

    出事现场很恐怖。

    电线断了，一片瞎黑。几辆车开着车灯照明，射出一束束阴冷的光线。倒塌的教室是旧瓦房，土墙塌了，房顶实踏踏地砸下来。这时，多数学生已跑出来，还有几个压在下面，正在往外扒。还算幸运，扒出来的学生都活着，伤势有轻有重。忽然有人叫道：“还少个人哪，王小希没出来！”

    他脑子“轰”地一下爆起股冲动，发疯似的冲过去。周围人也都跟着蜂拥上来，一阵忙乱地狂扒。很不幸，等把小女孩儿扒出来时已经窒息。她是正巧被大梁砸在头顶上，满脸血浆，没救了。

    班主任是位中年女教师，看见学生瞬间成这样，疯了似的飞奔过去，把旁边两个男人都冲倒在地。她一把搂住小女孩儿，扑通跪倒在地上：不是哭，是尖叫，就像把夜幕嘎地撕裂个口子，划出道凄厉的尖叫；也不是痛，还顾不着痛，她跺着脚使劲摇晃，想把学生唤醒：“小希呀，你醒醒呀，醒醒呀，咋不说话呀！”

    王小希没反应。女教师仍像平时教训和鼓励学生：“你不说，要考上重点高中，还要考上名牌大学吗？你能考上的，肯定能！你还打算读研读博，进大城市工作。我敢肯定，你会做到的，会的！可你、可你……”

    她摇晃了一阵儿才意识到不行了。她绝望地瘫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边哭边抱怨：“你傻呀！你是想抓紧复习。可眼看房子都忽闪啦，不赶紧跑，还要挤那点儿时间……你这闺女！傻呀，真傻呀……”

    现场一片肃然，空气似乎凝固。废墟湿淋淋的，散发着混浊的湿气。旧砖瓦和老白灰的尘垢味儿、糟木头的发酵味儿、麻秆箔的腐烂味儿混在一起，还有淡淡的血腥味儿……人们都战栗着屏住呼吸，整个现场很寂静，只有不停的抽泣声。可怕的寂静，一种窒息的感觉。

    第二天，人们在清理废墟时，发现她那残破的课桌上，还压着数学作业本，上面留着画出的半个圆。就是说，教室倒塌的那个瞬间，她正在埋头做几何作业，捏着圆轨画圆圈。她想把那个圆画完，结果耽搁了逃命的瞬间……

    花季少女就这么匆匆走了。连个圆，都没画完。

    22

    他离开郐县已两年多了。但王小希的死对他一直是种痛。那个没画完的圆，也一直深刻在他心灵上，就像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此刻，新招录的青年教师名单在茶几上放着。我瞥了一眼，也顿觉“王小希”三个字扎眼了，不，是感到扎心。我终于明白，他为何对这个名字那么敏感。同名同姓，一个并不罕见的巧合，对他，却是个敏感的符号。那是个刺在他心底的名字，是个一碰就痛的伤疤。办公室的座钟响过十二点。一个小时前，他都说“该吃饭”了，此刻却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忘了吃饭的事。

    他接着谈到那封信。

    明摆着，这信如果抖搂出去，便是他渎职的铁证。是，那是渎职。事先已接到求救的信息却没及时抢险，严重的渎职。他极度恐慌，立即想到销毁。这是种本能的反应，利害攸关处，人都会首先想到自保。他也是。碎纸机在墙角放着，他做贼销赃似的，一阵手忙脚乱。那信纸塞进了碎纸机里，呼呼啦啦几下子，切割成了碎片，锯末似的碎。他稍松了口气，证据销毁了，而且很彻底。

    偏在这时，门突然砰地开了。他吓了一大跳，以为有人来。其实不是，风吹的。这更加剧了恐惧心理的紧张，他只觉诡异，哪儿来的风呢？“不会是王小希的阴魂吧？”他不由疑神疑鬼，好像屋里有点儿啥？他惊怵地扫视一周，什么都没看见，却总觉有双眼睛在盯着自己。

    他手里捏着照片，本来也想一块儿碎掉的，可看着那张熟悉的脸朝他微笑，他犹豫了。碎掉？多可爱的孩子啊，人没了，连她的倩影也要销毁，是不是太残忍了点儿？他怔怔地看着照片，小女孩儿的身影在他眼前活动起来。

    那是他记忆中的身影：时而是在古城寨的山坡上植树，她活泼泼地跳来跳去，不时朝他扮下调皮的鬼脸，发出咯咯的脆笑；时而是古城寨村口的麦田边，她挎着一篮西红柿，累得满脸涨红。冲他露出含羞的笑，惊喜地叫着“宁伯伯”……那笑脸、那叫声都很甜，一直在他眼前晃动着回响着，多么可爱的孩子啊！他后悔极了，直悔那天怎么没追上去把三百块钱塞给她呢？更后悔，接到信怎么没及时赶往学校看看呢？哪怕看一眼，也不会发生这样惨的事……

    他把照片锁进了保险柜。铁皮门打开后，里面放着自己的工资卡，他随手取出来———打算去给王小希的家送笔钱。政府已做过补偿，这是他个人的心意。后来，他还亲自安排给王小希立了个墓碑。但这仅是种良心的补救，很微弱可怜的补救，并不能抵消那么多悔恨。而他现在能做的，也只能是这了。

    照片一直藏在保险柜里。他每瞥见那个厚重的铁柜，心里总会一沉。仿佛，里面仍活动着一个挣扎的生命。调离郐县时，他曾再次动过销毁的念头。老放着这个，总觉是块心病。可他把照片取出后，看着那双大眼睛朝自己微笑，水灵灵的，活泼泼的。他又心软了，仍下不去手。

    “那张照片呢？”我不由好奇。

    “还在。我把她带到这儿了。”

    “能否让我看看？”

    他扭动下屁股，稍迟疑了一下才站起来，说：“反正，这事已不瞒你了，看下也没啥的。”他说着走进卧室里。那照片在柜子底下压着，藏得很隐蔽。

    我接过那张照片，手便不自禁地颤抖了。女孩儿真的很漂亮：粉嘟嘟的脸儿，瓜子形的精致；水灵灵的大眼睛，双眼皮；修长嫩白的脖颈上有颗黑痣，像无瑕的白玉镶嵌个小珠子；她手里捧着一束鲜花，紫色———我分辨出来，是紫丁香。

    相片是在照相馆里照的。不知是摄影师的安排，还是她喜欢，手里为何捧束丁香花呢？我灵机一动，猛想起戴望舒那首《雨巷》里的几句诗：

    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静静地远了、远了……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消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她的／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

    这诗太凄伤，照片上的女孩儿却笑得很灿烂，两下极不协调。但她的悲惨结局，使我油然想起这首诗。但这是种尖锐的冲突，因为她笑得那么灿烂、生动、甜美。可是她已经死了，而且死得很惨。凝视着这张活泼可爱的脸，我无法承受这个事实。太残酷了！我不敢想象，她被砸成血肉模糊的样子，连想象下都觉得是种残酷。我眼前交错呈现着生和死的幻象，一种完美和悲惨的剧烈碰撞。我的手哆嗦颤抖，宁立本悔丧地坐在沙发上，连连拍打着脑门儿嘟哝：

    “假若，当时接到她的信马上去一趟，便不会……假若，当时忙走不开，给教育局打个电话，派他们去处理，都不会……假若，打电话也没时间，给身边的秘书交代一句，让他去催办，也不会……”

    历史没有“假若”，但可以反思。

    我更想说：假若，能把搞面子工程的钱挤一点儿，修缮下校舍便用不完；假若，即使不挤出那么多钱，先弄几根木桩戗住墙，也不至于倒塌———买木桩能花几个钱呢？至多相当于一瓶茅台酒，而款待验收团不是喝了一瓶，也不是几瓶，而是几箱……但这话会更刺伤他。我想了几想，没说。

    “那个王小希很有志气。”他继续嘟哝着，“她一直梦想着考上重点大学，还要考研、考博，将来到大城市工作。跟这些孩子一样，年龄也相仿，都有很多梦想。”

    我瞟了眼茶几上那份名单。我知道，他是说这个。是啊，这些被招录进来的年轻人，跟王小希的年龄都相仿，甚至名字也有巧合。其中也有从农村来的。她们都有自己的梦，才发奋读书，考大学，读研，读博，进入大城市工作……王小希也是这样的梦。她在生命的最后那一瞬间，仍在为自己的梦拼搏努力。

    可是这些孩子的梦都圆了，她呢？

    23

    “你还记得大壮爷吗？”

    “记得，那老头很厚道。”

    “你还记得结巴叔吗？”

    “记得，那人很耿直，说话结结巴巴的。”

    访谈临近结束时，他突然提到大壮爷和结巴叔。他说，当年村里开诉苦大会，控诉对他爷的“血泪仇”。大壮爷竟在台子上说：“掏良心话，东家待我真不赖！”他当时缩在墙角里，被这句话感动得哭了。因为在那形势下，大壮爷还能守着做人的良心！他说，“就为这，我永远忘不了他，一辈子都忘不了。”

    他接着谈起结巴叔。那时，他爷戴着高帽子游街，被王铁柱捅倒在地，磕得鼻子喷血。结巴叔扶了他爷一把，结结巴巴说了半句话：“他恁大大大岁……你咋咋咋能……”这话阻止了爷爷继续挨打。否则，七十多岁的老人是经不住打的，也许就活不成了。他说，这是在危及生命的时刻，结巴叔挺身而出说的半句话。到今将近四十年过去，他一直没忘记，那是深刻在心底的感动。

    后来，他在郐县当县长时，结巴叔去世了。

    那天，他听到消息便连夜赶回老家去。结巴叔姓钟，跟他家仅是乡亲关系。按乡俗，他上份礼躹个躬就行了。但他坚持按本家长辈对待，要跪下磕头行大礼，结巴叔的家人忙拉住：“噫噫！你是县太爷，咋能给他下跪哩？承受不起呀。”他没做任何解释，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磕了三个响头。

    他给逝者下跪，就为那结结巴巴半句话。

    他给逝者磕头，就为他搀扶过爷爷那一把。

    良心啊，似乎很抽象，其实又很具体：一颗对危难生命的慈悲心，一只对无助者的救援手。有时，仅是一句甚至半句对冤屈者的公道话……可是，在王小希这件事上，作为县委书记，他接到那封求助信时，用不着亲自搬砖和泥，也是一句话的事，就能挽救小女孩儿的生命。可那句话，他没说出来。不是没说出来，而是没往心里去。至今，他每想这个仍愧恨不已。他说，良心无价，亏欠了，一辈子都还不起。早晚想起来，都是难以承受的沉重。

    我听说过，他在郐县的口碑不错。当书记那几年，边还账边抓发展，上了一批工业项目。临走时，财政年收入翻了几番，还干了不少实事。比如，乡村的路全修了，所有学校统统改建了一遍……但他拥有人民赋予的权力，也该为老百姓办些事。这是他的天职和本分，我不为这感动。

    倒是，在这件错事上，他对一个具体生命有悲悯情怀，有颗做人的良心。再大的政绩，能比这个更可贵么？这点，让我感动。

    24

    早过了吃午饭的点儿。我感觉到饿了，心里开始发慌。我清楚是低血糖引发的，自己有这毛病。我赶紧吃下几颗大红枣，很甜，可以补充些糖分。

    宁院长办公室的窗外，种着一棵核桃树，上面挂满着核桃，都熟了。好大一棵树，胸径有大碗口那么粗，我望着窗外的老核桃树，不禁又想起他家那棵老枣树。

    “你家那老枣树也该有这么粗了吧？”

    “差不多吧。只是，已经很老了。”

    “我真想再摘吃它的枣，好甜呀！”

    “是啊，那是黄河水喂出来的。”

    我舌根涌起股儿涎水，真想再品尝下那老树上的枣子，它的味道，像是带着黄河母亲乳汁的甘甜，是那么自然本真的纯正。

    窗外有风。核桃叶子阔大，在阳光下闪闪翻动，沙沙响。老枣树的叶片很细碎，吹不出这么大声响。你若坐在老枣树下，静下心，能听见丝丝的摩擦声。那声音，就像他爷爷喉咙里抽出带哨音的呼吸，也仿佛天籁细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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