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湖南最早的新式私立中学

    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师夷长技以制夷”、强国强民的探索和实践，中国大地上国民教育体系开始悄悄地发生着蝶变，留学教育、兴办学校、停废科举，一系列举措相继出现，近现代教育初见端倪。也就是这个时候，一个湖南人勇立历史潮头，思考着他那兴学图存的鸿鹄之志，毅然创办了湖南私立明德学堂。

    胡元倓，1872年出生于湖南湘潭隐山一个经学世家。和旧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1897年胡元倓参加了科举考试，考取了拔贡，但一直没有进入仕途，乃一光杆拔贡。事实上，他受家学的影响，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当官，而是立志于办学，走教育救国之路。

    湘潭隐山这个地方，乃湖湘学派的发脉地。南宋初，经学大师胡安国、胡宏父子来到隐山开办书院，讲学授徒。胡氏父子以书院为阵地，研究传播心性之学，形成了自己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格，开创了“不屑于功名利禄”的学术流派，史称湖湘学派。湖湘学派是内圣外王、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湖湘文化的内核。隐山，也就成了湖湘学派的发祥地，自胡氏父子之后，隐山“湖湘学盛，户被儒风”，书塾、私塾次第开设。宋代大儒张栻，清代左宗棠、王闿运及后来的彭德怀、周小舟等大批济世精英均出自隐山。胡元倓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耳濡目染，因此他对办学尤其是办私学有着特殊的向往。

    光绪初年，胡元倓随祖父、父亲来到广东，师从岭南学派陈澧。近而立之年的胡元倓，深受经世致用、不屑于功名利禄理念的熏陶，加之开放的岭南文化的影响，胡元倓深感国运式微，民智不开，毅然接受湖南巡抚的派遣，远渡重洋，学习考察日本教育。

    清朝末期，清政府有感于科举教育的局限性，着手构建新的国民教育体系，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选派青年才俊出国学习、考察新学教育。在这一背景下，光绪二十八年（1902），日本高等师范校长嘉纳治五郎来湘商定资送学生留日问题，当年3月湖南巡抚俞廉三即选派胡元倓、陈润霖、刘佐辑等12人赴日本东京宏文学院习速成师范。此为湖南官费留学之始。在日本学习期间，大批的中国留学生痛感中国内忧外患，深受列强欺凌瓜割，他们纵论救国之道，有的想搞君主立宪，有的主张革命救亡，有的提倡教育救国。胡元倓认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在于教育的普及，因此他虽不反对革命救国，但更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他花了大量的时间考察日本的学校教育，对福泽渝吉创办庆应义塾、育才兴邦之举十分钦佩。他决心“不为身谋”，回国后创办私立学校，办中国的“庆应义塾”，做中国的“福泽渝吉”，走教育救国之路，以储才建国复兴民族为己任。

    1902年年底，胡元倓回国，他取道江苏泰兴拜会在此当知县的进步绅士龙璋。龙璋是胡元倓的表哥，是典型的维新派人士，1894年后在他任职江苏沭阳、如皋、泰兴、江宁等地县令时，就积极兴办教育，曾创办有如皋小学、泰兴第一高小、旅宁中学等，此时他极想在长沙创办一所新式中学，并于1902年邀约好友黄忠浩一同向湖南巡抚具名呈文，请求“出私财……于省城设立中学堂一区”，得到湖南巡抚俞廉三的批准。此时恰逢表弟胡元倓从日本习速成师范归来，并也矢志兴办新学，正合龙氏“改革当从教育始”的主张。其《开办中学呈俞中丞立案文》对兴学的理想、主张、人员安排有细致的表述：

    开办中学呈俞中丞立案文

    （癸卯正月，即明德学堂开办呈文）

    ……

    窃惟生存竞争，愈剧愈烈，非兴学无以图存，非毁家无以纾难。是用不自度量，簪萃同人各出私财，争先创始。从地方官立之后，为东瀛庆应之规，聚十余县子弟于省中，建立中学一区，注重师范，专为他日小学教习地步，粗具规则，藉树先声，私谓风气既开，踵立者自夥，二百余区之数，不难与之齐驱也。正值极意筹画、经营办法之时，适速成师范游学东归，语以教授方法，力为赞成，璋等办理愈有把握。职贡胡元倓身任管理，爰以数月之力，购造器具，选定教习，转瞬春间，今始开办。新学末进，又恐难资镇慑，佥推在籍刑部右侍郎龙绅湛霖为总理，主持全学，以楷多士。其学科办法，胥遵钦训。

    胡、龙在泰兴的会晤，迅速促成了明德学堂的创办。两人商定取《大学》开篇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中“明德”两字为学堂名。龙璋当即拿出1000银元交给胡元倓作为明德学堂的开办经费，并书信一封给在长沙西园的堂弟龙绂瑞，要他协助胡元倓筹办开学事宜。胡元倓回到长沙后，得到龙绂瑞的积极支持，龙绂瑞也出资1000银元作办学经费（另有胡元倓留日同学刘佐辑也出资200串）。筹办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们租赁了长沙城北西园隔壁的左宗棠祠堂作为校舍，聘请刘佐辑、陆鸿逵、许兆魁、王正廷、王达、陈凤光、苏曼殊、翁又拱、秦效鲁等为教习，教员整齐，皆“一时之选”。胡元倓自任监督，龙绂瑞任副监督。

    新学在当时乃一新生事物，难免会遇到地方顽固派的反对和阻挠，胡元倓和龙绂瑞商请在家养病的龙璋的叔父、龙绂瑞的父亲、在籍刑部右侍郎龙湛霖出任学堂总理，得到了龙湛霖的大力支持。正是这一举措，使得学堂得以顺利开办，更为难得的是在开办后的几年内，正是有这样一位“后台”罩着，在受到王先谦、叶德辉等守旧势力甚至地方官府的屡次刁难时，明德学堂均得以安然过关。

    1903年3月29日（光绪二十九年，农历癸卯年三月初一），这一天是明德学堂总理龙湛霖的生日，在按预定计划招收了中学甲、乙两班共80名学生后，这班人选定了在这天湖南私立明德学堂正式挂牌开学。这是湖南第一所新式私立中学，也是湖南最早的新式中学之一。更值得骄傲的是，这样一所中学，日后引领着湖南乃至全国的新式学校的发展。

    1903年4月，上海《苏报》即介绍了明德学堂开办一事：“湘潭胡子靖孝廉自东归，与龙侍郎之子萸溪创设明德学堂。教员得人，规模亦甚整齐，其主义在养成军国民资格，现已开办，将来必有成效可睹。”

    学堂开办三个月左右，谭延闿陪母亲来龙家做客，顺道参观了刚开学的明德学堂，感叹办学义举，当即捐款1000银元作办学经费，并承诺每年负责英文教员薪金1000银元。从此开始，谭延闿终生关注和支持明德的发展，也一直以明德创办人自居，而且他自1905年到1930年去世，一直担任明德学堂、明德学校、明德中学校总理、董事长。

    2 从小学办到大学，树立中国学制

    1903年时的教育环境，一没师资，二没生源，三是毕业生没出路。胡元倓认为：“教育不普及，阻碍愈多。”为招生及学生毕业后的去向考虑，明德以中学为内核开创了系列化的办学体制，走上了“从实践中树立中国学制”的道路。

    胡元倓认为中学为教育之中坚，中学是陶铸人才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开办中学是其首要目标。纵观明德办学体系，先后开设有中学、速成师范、理化博物选科、高等小学、中学补习科、东语理化专科、茶陵速成师范、初等小学、攸县速成师范、南京高等商业学堂、中等商业预科、中等商业本科、中学预科、银行专修科、法政别科、北京明德大学、汉口明德大学等名目繁多的学制班别，可以说基本上是从中学始并以中学为中心上下拓展开来的。

    明德创办时办的是中学。等到开办时，付出了不知多少艰辛和努力，好不容易才招了80名学生。当时科举还没有废除，人们的思想还没有开化，绝大部分家庭还是一门心思让自己的孩子通过科举来求取功名利禄，认可新学的可谓凤毛麟角。80名学生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由先知先觉的几个学校创办者在亲戚朋友中动员来的，他们大都来自创办者龙湛霖、龙璋、龙绂瑞老家攸县，以及胡元倓老家湘潭、刘佐辑老家醴陵。就是这80名学生，他们的文化程度也参差不齐，只好分设甲、乙两班分层次上课。这也难怪，当时全省根本就没有几所小学，哪来已经接受过小学教育的生源。

    面对这种生源窘境，胡元倓这个“湘潭蛮子”被倒逼出两个对策：一是自己开办小学，培养中学生源；二是举办速成师范，快速培养小学师资力量，为各地小学的开办提供办学者和师资。于是，创办时的明德接着开办了附属小学和师范。此外，在明德的办学实践过程中，还出现了根据生源实际情况、实际困难而自设的学制形式，如中学补习科、中学预科、中学选科等。

    民国著名教育家王凤喈在其《明德学校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一文中谈及明德学堂小学的开办时说道：“中学学生取之于小学，当时新式小学甚少，故不得不办小学。”胡元倓则说得更实在：“俟师范办成后，再附设高等小学堂一所，以便师范生实地练习，且为明德中学之预备。”值此风气尚未开化、教育基础尚在萌芽状态之时，明德学堂速成师范班的创办为随之而来的湖南新学教育的蓬勃发展杀开了一条血路。明德另一创办人、江苏狼山镇总兵黄忠浩1906年领衔给湖南巡抚端方的《成立三年请给津贴以固基础呈端中丞文》中述说道：“湘中教员奇乏，谙管理法者亦鲜其人，外县兴办学堂多苦无措手。自明德两班速成师范卒业二百余人，一时遍布全省学界，稍有径途计今在学堂执事者，明德学生居其大半。转移风气功大效宏。”

    这些中学、小学、师范，虽然学制的长短基本上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的，但都属于当时朝廷“壬寅学制”“癸卯学制”中顶层设计的办学体系范畴。

    “从来纬地经天业，皆在躬行实践身。”胡元倓认为，“国民教育最忌空谈，救弱方针宜求实际”，他的办学在一步步地探索前行。以教育救国为主张的胡元倓，办了中学后又在思考着这些学生今后的升学去向问题，因为放眼当时的中华大地，还没有几所大学和专科学校，这些中学生毕业后何去何从？因此他研究社会需要，围绕培养将来中等社会所急需人才的目标，克服一切困难相继开办了实用的专门学科，如师范、商业、银行、法政、理化等。

    关于这一方面，钱无咎在1948年《明德校史》中有多处记载：“（1906年春）胡监督元倓为谋中学生升学计，拟开办高等商业专科，入京呈请学商二部立案”；“1910年胡监督拟筹设分校于汉口，开办高等商业专科，以便本校中学第四班学生升学。”

    胡元倓认为“非留学无以研究实业，非专门无以预备出洋”，因此开设了东语、商业银行法政等专门班，尤其重视商业专科的开设。胡元倓认为：“现今世界经济竞争，握此枢纽者，实为商业。湘中以地理言之，颇为南部内河商务要地。”为此，当时明德在中学开设了经济常识课程。胡元倓原计划在上海开设私立银行专科学校，后因故改设于南京，并得到两江总督端方的支持，于1908年4月在南京创办官立南京高等商业学堂。

    关于适应社会需求开设各专门学科的办学思路，胡元倓早期还有过详细的阐述，兹摘录如下：

    夫中国当此过渡时代，民智闭塞，学术幼稚，兴学之始，自以速成师范、专门选科为最先。速成师范所以开风气之先声；专门选科所以启学术之门径。东西各国莫不由之。然今之世界以工商业相竞争……本学堂爰本此义，以准定永久方针始于今冬，决定改设高等商业专科之议。然欲养成特别人材必不能无特别人材之准备；欲讲求完全教育必不能无完全教育之筹划。故东西各国之言教育者，必由小学而中学，中学而高等专科。爰于商业专科之先，暂设完全中学堂，教以普通智识、商业大意为之基础，俾得于此数年间，渐以预筹专科办法。而后之，由中小学卒业者，即可进而讲求高等专门学问，以底于成。此亦日本庆应义塾、早稻田大学之成法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中华民国即将建立，身在日本担任留日学生监督的胡元倓立即动身回国，在南京谒见黄兴，再商学校发展大计，提出了明德开办大学的想法。中华民国成立后，在黄兴等社会名流的帮助下，胡元倓决定在汉口办理一大学，先设文、法、商三科。呈文递交后，获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批准，他批复道：“该校开办十年，成效昭著。肇造民国人才，多数出自该校。育德立功，全国攸赖。”后经综合考虑，将大学改设于北京，随即于1913年4月北京明德大学开学。

    1916年北京明德大学停办。后来在范源濂的主动帮助下，胡元倓将明德大学在汉口恢复。

    清末民初，多级制的学制尚在制度酝酿探索之中，明德学堂一创办，就闯出了一条自成一体的多级制加旁系列的办学体系之路。这条路完全是一代教育家胡元倓殚精竭虑所开创出来的。明德自成一体的办学体系的建立过程，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部教育拓荒史。民国著名教育家王凤喈曾评价道，“（明德学校）从实践中树立了中国学制”。

    因多种原因，胡元倓办学唯有中学有始有终，而且明德中学体系的发展、演变轨迹成为我国中学学制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刚开始的时候，受制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学制的长短、体系的分设、课程的设置等，都显得有些凌乱。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民国教育部颁布了《学校系统令》（俗称“壬子学制”），中学的办学体系才开始有了新的思路。特别是1922年“新学制”的推行，明德中学的办学体系无论是学制还是课程标准都逐步由原来的日本体系转化为美国体系。“新学制”完全套用美国的“六三三”制，其显著的变化就是一改原来旧制四年制中学的学制，中学分设初中和高中两个阶段。1924年8月，明德中学第24班为新制初中第一班，但之后的第25班、26班、27班、28班仍然是旧制，直到1926年8月第29班、30班为新制初中第二班、第三班。这个时期也没有招收新制高中班级，直到1929年8月新制高中第一班举办。自此，明德就一直分设初中、高中。当时全国中学学制的发展变化也大抵如此。

    3 学校管理、课程体系的现代化进程

    以中学为例，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的学校制度和课程体系发展变化路线图基本上是：清末朝廷顶层设计与日本学校模式的糅合状态，到民国成立后的变革探索状态，再到20世纪开始的美国模式下的现代雏形状态。当时在我国基础教育界勇立潮头的明德中学的发展变化过程，正是这一路线图的一个缩影。

    清末朝廷顶层设计与日本学校模式的糅合状态

    学校内部怎么组织、怎么管理、课程怎么开设，在当时可是一个大课题。明德创办时，清廷1902年制定的《壬寅学制》并没有颁布实施，而《癸卯学制》还正在酝酿之中，国内也没有什么新学校可以借鉴。

    胡元倓到日本留学是怀着创办新学校的目标的。胡元倓在日本弘文学院习速成师范时，刻苦学习之余，邀集刘佐辑等几位好友，潜心游历考察日本教育。

    日本有个庆应义塾，引起了胡元倓的极大关注。这所学校是由日本教育家福泽渝吉创办的，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努力，到20世纪初，庆应义塾先后举办了幼稚舍、普通部、大学部、商业学校以及补习部等各级学校，而且都很成熟。学校编印有《庆应义塾办学规则》《庆应义塾纪略》两本学校制度性文书，对学校的总则、内部组织、教员会议、课程设置、课时安排、保证人制度等诸多方面都一一作了详细的规定。胡元倓回国时带回了这两本书，翻译并翻印给了明德每位教职员工，并以此为蓝本编写了《湖南明德学堂规则》。于是，《湖南明德学堂规则》就成为明德创办时期办学的基本指南，初创时明德办学模式深深地打上了庆应义塾的烙印。

    对初创时的校务组织及学校管理，《湖南明德学堂规则》是这样规定的：学堂职员任事分设教务、教员、舍务、庶务、会计、书记、校医等七类。中学和小学各设教务干事一人，负责教员和学生的管理及教学和考试组织管理。中学授课分学科教员担任；小学则实行学级担任法，每学级设正教员一人主任其事（相当于年级组长），分教员若干人分任教科。庶务之责设立庶务干事担任，主要负责校舍校具、校役管理、饮食卫生等事务。舍务设立监学一职，专责宿舍管理及生徒休息、运动、自修管理。职员的聘任特别“注重品行、改良学风、实心任事、和衷共济，以期教育之进步”。书记除负责缮写、办理、管理学校文书表簿契约之事外，还负责图书器械、学生用品、课本的收发管理等事务。

    学校定期召开职员会议。《湖南明德学堂规则》规定，“每月开职员会议一次，集议本学堂应整顿扩充改良之事”。职员会议定于每月月底前六日午后召开。每次会议由监督指定议长为主持人，议长必须于会议前一天公布会议议题，会议必须有2/3以上职员出席。遇有事关学堂特别事故，则由学校监督临时召集相关会议研究，但必须有与所议之事相关的人员参加，且必须获得半数人员的认同，方可通过施行。

    学生成绩考查、考试的规定也极为细致、科学。学生平时行检（常规）随时记录，月底时汇总核定分数。学生学业成绩有月末成绩、学期成绩、学年成绩、毕业成绩四种。除月末考试外，考试之前均安排有停课复习时间。当然，教员对学生也经常组织考查，一并计入月末考试成绩之中。学期成绩分数以月末考试平均分数与学期考试成绩加起来除以2计算，学年成绩则以两学期成绩平均数计算，毕业成绩则以学年平均成绩和毕业考试分数加起来除以2计算。成绩60分以上为合格，80分以上为优等，100分为满点给予奖励。50分及以下为不及格，月考不及格者停一星期例假（星期三晚和星期日），三次月考不及格作退学处理。学年成绩不及格不得升级，两次不能升级者予以退学，毕业成绩不及格不得毕业。

    学生管理实行严格的奖惩制度：名誉赏赞、奖励奖品、记功、记大功；训诫、罚站、禁假、扣分、记过、记大过。记功三次作大功一次，大功三次给予名誉奖章。记过三次作大过一次，记大过三次给予退学处理。大功抵大过一次，一功抵一过。一学期不缴纳学费者责令退学。此外，学生在校期间，有嚣张、煽动、毫无意识及搬弄是非者，或者有违抗命令、肆无忌惮及毁灭告示条令者，一律开除学籍，外出滋生事端情节严重者开除学籍，并告知兄弟学校不予录入。学校实行严格的门禁制度。学生出入校门，必须办理相关手续，并交验假牌（或通学生的名牌），返校时在门房处取假牌（或名牌）交还学监销假（通学生将名牌悬挂到管理室）。

    当时学校对学生礼仪要求十分严格。途遇尊长应向前止步直立敬礼，待对方答应后方可前行，遇同学也必须互施礼节。上、下课时必须起立敬礼，而且课前在见到教员进教室门时就必须由值日生司口令起立。学校规定学生无论何时均须穿戴校服、帽。

    明德学堂当时规定有明晰而科学的学校作息时间，一年分夏季和冬季两种作息时间。

    早期明德的课程新学意味特别浓厚，虽还开有“读经”等旧课程，但明显注重自然科学和史地的教学。由于胡元倓偏向于将来明德的学生学习商业报效祖国，因此到了中学还加开了商业常识课程。

    当时清政府对新学相当重视，地方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倡导兴办学校，积极推进国民入学率，对于已经开办的各类新学也给予积极的扶持和奖励，对于在校学生的学习程度也详加考查。1905年4月27日，湖南巡抚端方亲临学务处考查长沙学生学习成绩，明德有7名学生、经正（系明德的分校）有8名学生参加了这次考试。这次考试的试题分国文、历史舆地、算术、代数、几何、理化、外语等门类，兹摘录如下，从中可窥见当时学校的教学程度。

    国文：问 国文与国民之关系？

    历史舆地：问 西史家分上古、中古、近世、今世，于舆地……

    算术：设制火药，用硝十五分，则配碳三分……二物需几何？

    代数：①今有两位之数，如易其位，则与原数有三与八之比，且易位之数能以九约之，问系何数？

    ②今有一数不知几何，只云自乘开立方得数以三倍之，再加三，乃等于十乘原数之立方根。试求原数几何？

    几何：有三角形自底线上任取两点，至顶角各作直线，遂成三三角形。如知两点距底角之长相等，则倚边之两三角形面积必等。试求其证。

    理化：问 无机化学、有机化学之区别及其关系？

    中译西：勾践说于国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与大国执仇，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则寡人之罪也。寡人请更。”于是葬死者，问伤者，养生者；吊有忧，贺有喜；送往者，迎来者；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然后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吴，其身亲为夫差前马。

    在当时的情况下，明德的这些学校管理和课程体系模式无疑已经是很先进的。但是，限于当时的背景和条件，这套模式显然很肤浅。

    民国成立后的变革探索状态

    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华民国建立，民国政府教育部于1912年9月颁布了《学校系统令》，俗称“壬子学制”。在这一教育大背景下，胡元倓、龙璋、龙绂瑞、谭延闿等人决定，改湖南私立明德学堂名为湖南私立明德学校，监督改称校长。同时根据当时办学的实际情形，为加强中小两部班级、年级的管理和衔接，在校内设立四部：中学部、专门部、高小部、初小部。四部初设时各部主任分别是舒翰祥、胡迈、黄堃、唐憬荣，学生达900多人。

    明德响应民国教育部公布的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提高了对美术、音乐教育的重视程度，逐步摒弃了封建王朝背景下的文科教材。1915年袁世凯颁布《特定教育纲要》，复活尊孔读经，取消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明德予以坚决抵制。

    这一时期明德强化了对学生的校本化教育，特别将学校校训“坚苦真诚”推为明德同仁的核心信条。1917年，龙璋以《坚苦真诚四箴并序》为题，力图对校训“坚苦真诚”四个字作出详尽的解释，并撰写了序言，指出“坚苦真诚”四字为明德人应该坚守的箴言，概括为“四箴”，还特意在校园内建了一栋独立的房屋，命名曰“四箴堂”。可惜龙璋写完“坚箴”后不久不幸辞世，之后胡元倓先后花了10年时间对“苦箴”“真箴”“诚箴”进行了续写。1927年7月，谭延闿为此写了一篇短文，表述了自己对“坚苦真诚”校训的理解以及龙、胡二人对此校训的倡导事实。1928年3月15日，蔡元培撰文感叹明德“坚苦真诚”校训乃“陶铸人才之宝训”。

    在龙璋撰写“四箴”前后，明德还设计了自己的校旗、校徽，谱写了《明德校歌》。校徽为一西书和唐卷交叠图案，寓意明德教育遵循“中西会通”的理念，时明德国文教员、著名词学大家刘永济在校徽、校旗图案旁欣然手书释义。刘永济撰写《明德校歌》歌词，时明德音乐教员、著名音乐家黎锦晖为此谱曲，这首校歌至今为明德人所使用，它也是黎锦晖一生从事音乐事业所创作的第一首曲子。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明德校园内开始倡导一种民主的校风和学风，学生们关注社会，并开始出现了一些学生组织和一些学生活动。如从1915年旧制八班开始，明德就开办了平民学校，完全由学生主办，免费招收附近因贫困不能入学的儿童，每天下午两节课后，学习两课时，每期至少两个班，1917 ～1919年最盛时，学生达300多人，从校长、教导主任到各科教员，都由学生担任。学生中出现了乐群会、同求会等类似学生会的组织，但学生自治程度还不是很高。当时明德的学生并非只是关在教室里死读书，他们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就是在作文的字里行间也透露出时政气息和历史责任感。如1918年下学期刚刚进入明德读中学的任弼时，在其作文《国庆纪念日感言》中，就武昌起义以来，人民对建立共和充满期待，由于袁世凯篡位，复辟帝制，造成南北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这一系列事实进行了洋洋洒洒的分析，发出“以一二人之私见、相争，竟破坏全国之安宁……中国其能免于亡乎”的忧国之问。十来岁的少年，经常在字里行间纵论时势，忧国忧民，能不成才？在明德还有些学生在校时就积极向先进组织靠拢，如学生唐耀章，汉口明大的沈均一、易礼容就加入了毛泽东和蔡和森领导的新民学会。这样一种氛围和气象，对随后的五四运动以及明德历史上五四时期政要人才群落现象的产生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20世纪开始的美国模式下的现代雏形状态

    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一批欧美留学生归国，欧美教育思想逐渐地改造、取代了日本教育模式。1922年推行“新学制”，明德无论是学制还是课程标准以及学校教育的方式，都逐步由原来的日本体系转化为美国体系。

    这一时期明德的教育改革有个十分关键的人物——谢祖尧。谢祖尧毕业于明德旧制四班，中学毕业后，他潜心于师范学习，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和日本东京高师就读，1918年回到母校担任中学部主任，1919年趁着驱张运动长沙学校停课的间隙，再度赴日考察教育，次年春学校复课，即回国继续主持中学部工作，开始了他的教育改革行动。

    谢氏改革首先是改革学校行政组织，设立教务、训育、事务、体育四课（初时称股）。校长之下是（中学部）主事（1929年2月后称校长室秘书），各课主任下设若干职员。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新举措，是现代学校内部组织的雏形。这一校内组织形式的出现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新学学校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探索的结果；二是增加了学校教育的德育功能；三是将强身健体摆在了学校教育极其重要的位置。

    20世纪30年代，明德的校内组织系统已十分完善（见下图）。

    校内会议分为校务会议、行政会议、全体教职工会议、各课会议、各科会议、联席会议、临时委员会议等类型。

    谢氏改革在课程目标的实现途径上更为科学。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让明德学生的文科学习生活化、社会化，使文科学科的课程目标得到了最大化的实现。而严格的教学秩序，科学而严谨的教学活动，则让明德的理科学科的课程目标得以充分实现。

    明德从一开始创办就十分重视实验室的装备和建设，非常注重实验教学。1903年，湘潭人上海道袁树勋捐赠1万元，从日本购买了大批理化仪器、药品。特别是20年代后，谢祖尧执掌中学部，学校再次投巨资对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生物实验室进行了改造、建设，并从广州购进一批仪器、药品，这些实验设备大都是日本和德国的进口货。谢祖尧认为，“教育是不能离开现代文化的”，“现代文化的根本特征就是实验思考”，“现代科学的两件法宝就是观察和实验”。30年代初颁布的《湖南私立明德中学高中部教学规程》同时配套有各学科《课程纲要》，其中理科课程的规定对实验要求很严格。以化学学科为例，《课程纲要》规定化学必修科教学有三大目标，其中一条就是“养成化学实验的知能”，在时间和学分分配上规定“每周开设两小时实验课”，上满一年得两个学分，实验用教材采用“麦费孙和罕迭生主编的《化学实验教程》并选编他种实验教材”。同时规定高中化学实验共有48个实验要目。袁鹤皋一辈子在明德教化学，是享誉三湘的化学“大佬”。他在上化学课时十分注意从实验得出结论，即使在抗战期间学校搬到霞岭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对实验教学仍然一丝不苟。日后成为我国著名化学工程教育家的邓颂九回忆道：“我很多的化学基础和化学技能，就是从明德袁鹤皋老师的中学课堂上学来的。”

    因此，谢祖尧在明德30周年纪念讲演词中也骄傲地认为，“本校早见及此，数年前，便注重学生的观察和实验，所有生物理化的实验室及其需用的设备，大概可以够用，学生的头脑也渐渐地走入科学之路”。1934年天津《大公报》经理胡政之考察明德后说道：“（明德）科学仪器之多，视大学毫不逊色。”

    谢氏的这次改革，学生实行能力分组，提倡学生自治，厉行课外运动，其核心是推行民主教育。

    第一，改造以往师道尊严的师生关系，大力加强学生自治的力度。之前，校内也有过类似学生会的组织，如乐群会、同求会等，但自治的程度都不高。1920年9月22日召开全体教职工会议，重点讨论学生自治大纲及自治演讲事宜，11月29日明德中学学生自治会正式成立。自治会的机构相当庞大，涉及的工作延伸到学校工作的各个方面。虽然学校原有的学生管理规定仍然继续实行，但是学生的主体地位无疑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学生和学校当局关系、师生关系得以相对平等，学生能力锻炼、提高的机会不断增加。后来，学生自治会的章程不断完善和修改，到了30年代，各班成立班会并纳入学生自治会组织体系，依照章程各班班会分设总务、学术、游艺、体育四个股，由各班自行组织选举。

    在此基础上成立的学生自治会，包括文书股、旬刊社、民众学校、食事股、合作股、体育股、卫生股、游艺股、事务股、审计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等各个分支机构，体制健全，蔚为大观。各分支机构下面又设置各小股，如食事股下设杂务股、荤菜股、小菜股、油盐股、柴米股等，几乎囊括了学校食堂的各项工作；学术股下设国文组、英文讲演组、国语讲演组、数学组、图画组等机构，每一小股或小组又各有股长（组长）及干事，其分科之细、罗列之全、服务之周到，令人惊叹。明德中学向来重视宣传工作，旬刊社是自治会内一大组织，下设社长、总编辑、协理、论文编辑、文艺编辑、杂俎编辑、校闻编辑、校闻记者、广告启示、校对员兼干事等十来个机构，共有人员四十余名，组织严密、自成体系，难怪《明德旬刊》能够绵延数十载，长盛不衰。

    自治会也应各个时期的需要，再在其下设立分支机构，承办某一具体事宜。如抗战前夕，学术股因感时局严重，宣传工作十分重要，故另设“抗战壁报编辑委员会”隶属旗下。为应对敌机来袭，自治会议决特成立“明德中学防空委员会”，下设守望、交通、消防、救护、纠察五个队，在学校支持指导下，他们购买器械，组织骨干进行技能培训，编制自救方案条例，自行组织全校同学进行疏散防空演习。当时的学生自治程度可见一斑。

    著名历史学家吴相湘在忆及明德中学的学生生活时，曾大发感慨：“当时是配合个性发展，现在恶补重压下的‘学生自治’对于学生心理和行为的培养效果实在不可相提并论。”

    第二，学生课外活动大大增加。

    这次教育改革以学生为本，积极推行人格教育、科学教育、劳动教育和学校社会化的改革方针。国文教师吴芳吉经常带领学生远足郊游，足迹遍布岳麓山、望月湖、涝塘北山等郊外。他和刘永济、刘朴等挚友在明德组织“红叶会”，每逢节假日，便带领爱好写诗的二三十个同学，登岳麓山，远足郊游，讲述名家诗作，互相唱和。据吴芳吉《自订年表》记载，第一次“红叶会”是在岳麓山举行的。之后每年两次“红叶会”，一次在端午，一次在中秋。1924年重阳节，吴芳吉与学生远足，在其诗作《甲子重阳，与明德远脚队七十人登涝塘北山绝顶，燔柴告天，环唱国歌而下》开头第一句就是：“独乐不如众乐，乐莫乐兮远脚。”充分道出了对集体远足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作用的推崇，以及文学创作须贴近自然、贴近社会、贴近生活的思想主张。“曾子作参谋，何郎作司令，小吴冠先锋，阿张押行阵……扬旗布严令……遥指云中山。”诗中对远足活动的描述，让人神往不已。这样愉快的学生生活，加上一定的诗词创作素养，要写出思想深刻、词语激昂的诗篇，难道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吗？

    现在的长沙人没有几个人知道，望月湖这个地名就是因为当年诗人吴芳吉带着一批明德学子在此游玩写下诗作《五里堤》而得来的。这个地方起初不被人所看好，正是因为诗作《五里堤》的创作，因此而名倾长沙，成为长沙城里人郊游赏月的首选地，故名望月湖。明德中学学生“红叶会”远足活动从2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抗战前夕，深受学生欢迎和喜爱。

    明德学生自治会有一个重要的机构——旬刊社，一直主持着学生刊物《明德旬刊》的编辑、印刷和发行工作。明德学生刊物可以上溯到1919年7月中旬因五四运动而创办的《明德周刊》，它是湖南省学界最早的白话文学生刊物，比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还要早两个多月。继此之后，省城各校学生刊物相继创刊，如周南中学的《女界钟》、岳云中学的《岳云周刊》等。紧接着，明德校内相继出现了《明德半月刊》《明德季刊》。从现存的《明德季刊》来看，其内容大多是学生深入农村、深入社会各层面的调查类文章和时论性文章，反映了当时明德学生忧国忧民的思想作风。1929年10月10日明德学生自治会创办了《明德旬刊》，该刊物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一直出版，很少间断。从《明德周刊》到《明德旬刊》，刊风、文风一脉相承，版面科学紧凑、文笔生动，特别是思想性、学术性强，无论是在办报办刊还是在文章写作等多方面，明德学生都因此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从五四时期的毕磊、黄少谷、唐耀章，到20年代末的周小舟、肖敏颂，再到40年代的龚育之、郑惠等明德学生刊物的主编、主笔，日后都成为办报、办刊的出版家或是“大笔杆子”。

    事实上，明德自创办以来，明德学生就有办报、办刊物的传统。据不完全统计，1903～1948年明德学生刊物情况如下：

    辛树帜1919年从武昌高师毕业后，来到明德担任中学生物教员。他十分重视生物的实物教学，学校建有博物标本室，而且他每周必带学生去岳麓山采集标本，节假日甚至远足南岳、大瑶山、庐山等地，进行植物考察及标本采集，并指导学生撰写科学论文。当时如石声汉、庞新民等不少明德学生终生追随辛树帜进行植物研究，并成为国内外赫赫有名的植物学家、农林学家。1920年10月4日，辛树帜将校园中各种植物的科名、中文名称、学名一一标记，并以木标立于其侧，以便学生认识。1923年，明德创办20周年之际，由教员吴芳吉、刘永济、辛树帜发起，教职员集资建亭于校园湖中，湖命名为屈子湖，亭取名为楚辞亭，用以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亭中竖一黑石碑，胡子靖请省城名士徐桢立刻画屈子像于其上。刘永济以蝇头小楷书《离骚》，配以镜框。辛树帜则带领学生遍采《楚辞》中的芳草，种植于屈子湖四周，好一派“十步之内芳草，六经以外文章”的景象。吴芳吉更是挥洒着诗人的激情写下了“我今又观屈子像，风流文采天人姿”的诗句。校园氛围做到如此极致，学生焉能不成才乎？

    明德从一创办，就将体育纳入学校重要的课程当中。明德的学生体育活动，创办初期主要是实行军国民教育，体育课称体操课，包括柔软体操、器械体操及兵式体操，每周授课两节。同时也开展了少量的球类活动，开创了湖南省学校中球类运动的先河。1903年黄兴来明德后开设的扬子江野球队（即棒球），是湖南省学校中最早的球队。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明德体育开始有了现代体育气象。1918年下学期，明德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学校运动会，项目包括体操、田径、球类及游戏、国术等。任弼时当时在明德求学，其作文《本校运动会纪事》对其盛况作了一番详细的记载，其中写道校外来宾上千人，朱剑凡先生还作为来宾在运动会闭会前作了一次较长的演讲。从其作文中的叙述来看，运动会项目似乎主要是表演类的，如任弼时所在班就做了早操、持枪体操、国技和徒手体操四个项目的表演。

    1920年10月12日，明德体育课（股）召开课（股）务会议，决定在校内大力开展体育课外活动，将体育课外活动课程化，主要项目为篮球、网球、队球（即排球）及各类田赛、径赛项目。开始时，总有些学生不太喜欢运动，这种现象在当时各学校都普遍存在。于是学校规定每天下午4时后为体育课外活动时间，届时教室、自修室、寝室等一律落锁，强制性地要求全体学生进行室外体育活动，谓之“强迫性体育”。如此一段时间后，一到下午4时校园内总是人声鼎沸，校园体育氛围极为浓厚。

    1921年明德学校即成立了足球、篮球、队球、网球、门球队等五个球队，这些球队从1925年开始就称霸于省内。由于当时学校之间经常组织友谊赛，明德往往都是胜利者，因此明德不管是什么球队都很有名气，一直享有“泰安球王”之美誉。当时省城有支英国水兵队，有次明德队把英国水兵队打得大败而归，明德学生甚至在湖南《大公报》上以《中英球战——中华健儿大败英方》为标题大造舆论。那个时期，明德整个校园球类运动氛围极其浓厚，经常有班队、联队、教职工队、同乡会队等五花八门的球队比赛。

    沈从文在其《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一文中写道：“省中私立中学如胡子靖老先生主持之明德中学，平时学课虽以谨严见称，然学生活泼性即从未减少。”

    4 独领风骚的私学现象

    明德学堂的创办开启了湖南私立中学之先河，而明德拓荒式的成功发展，则树立了我国私立学校之规制。

    胡元倓对于办私立学校，从一开始到他去世，都情有独钟。

    他出生于湘潭隐山一个经学世家，生活在这个崇尚读书、私学盛行的地方，从小就对私家办学方式耳濡目染，对私学有着独到的理解和偏好。

    南宋初，胡安国、胡宏父子避难荆楚，1131年来到潭州湘潭县西之黄荆坪隐山，在此开荒芟草，植松竹，结庐舍，创碧泉书院，讲学授徒，后又在衡山办了文定书院。胡氏父子以书院为阵地，研究传播心性之学，形成了自己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格，开创了不汲汲于利禄的学术流派，史称湖湘学派。胡元倓先祖在明嘉靖前，自江西来到茶陵，再慕名迁居湘潭隐山，世代在此筑室办学。自明末清初至清道光年间，胡氏十二代世袭相承设书塾课士，名扬华夏。受此地域文化及胡氏家风的熏陶，生逢国运式微的胡元倓教育救国的志向与日俱增，而且对办学有所研究的他一开始就提出了开办私学的主张。

    留学日本期间，他对日本教育家福泽渝吉兴办庆应义塾（私立学校）、拯救民族之举，极为推崇，对于庆应义塾这所私立学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私立学校人事稳定，计划一贯，无朝令夕改之弊端，受外界政治因素的影响小，可相对独立地按照办学者自己的办学思路、办学主张、办学思想和办学意志行事。这一观点，按他自己的话则表达得更为直白：“非从教育着手不足以救亡，非办私立学校不足以行志。”1936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西林热心于明德，向胡元倓建议将明德改为国立中学，并承诺促成国中之事。然胡元倓回答说：“国立中学办法虽好，俟我身后实行。”婉拒了丁西林的一片好意。当时湖南明德、天津南开、江西沁远号称全国三大私立中学。

    明德创立之初，时值清政府开风气之先，大力倡导开办私立学校。当时学校按经办主体分官立、公立、私立、教会学校四种类型。其中私立学校到底怎么办、政府怎么管理、政府怎么支持、支持到什么程度等，均无定法。正是私立明德学堂的举办，且其一办即优，深受湖南先后几位巡抚及后来的谭延闿所赞赏，就连素有“汤屠夫”之称的汤芗铭主政湖南时，都制定有对办学优良之私立学校的补助、奖励政策。政府对私立学校的支持力度自然很大，政府补助费、奖励费最多时约为公立学校经费的1/2。

    1903年私立明德学堂创办后，长沙私立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先后创立：清朝末期的私立周南女子中学（1905年）、私立修业中学（1905年）、私立兑泽中学（1905年）、私立广益中学（1905）、私立岳云中学（1909年）、私立妙高峰中学（1910年）、私立育才中学（1911年），民国后的复初、广雅、含光、协均、明宪、大麓、福湘、湘江、育群、楚材、衡湘等都是当时名噪一时的著名私立中学，同时还涌现了很多私立小学、私立职业学校。这些学校很多都是受私立明德的影响而创办的，这些私立学校的绝大部分，其创办人或校长就是明德的学生或老师。

    受明德的影响，特别是受胡元倓“磨血”办学精神的感召，清末及民国各个时期，湖南私立学校林立，几乎占到全省教育的半壁江山。而且受私立学校的影响，湖南的教育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据曹典球1932年6月统计编写的《湖南全省中等学校概况》，到1930年，湖南有私立学校75所，占全省中等以上学校数的41.21%；当年全省在校学生38228人，其中私立学校就占到20160人；当年全省各类学校实支经费为2893373元，私立学校实得1309746元；时历届毕业生56405人，私立学校就占到38647人。

    中国各省之私立学校尤其是私立中学，以湖南为最多。抗战前，全国几个教育发达省份中的私立中学数为（据1937年教育部已备案资料统计）：浙江31所，江西26所，四川82所，湖北56所，福建42所，广东61所，湖南77所，其中虽然四川私立中学总数超过湖南，但是四川总共有中学295所，湖南仅有173所，按比例计算，湖南私立中学比例远远大于四川。

    在湖南，私立学校的数量多、影响大，学校的管理十分规范、科学，就连其他公立学校都往往是学习它的办学方式而办理，其教育的示范性和引领性非常突出。1934年天津《大公报》经理、著名报人胡政之对全国各省教育作了一番游历之后，在《大公报》上刊文称：“在长沙则对于教育不禁起钦仰之感，盖街市上小学生与女学生之多，实任何省市所少见，足为教育发达之征，尤有一特色，即私立学校极多，且具有悠久之历史，省府亦多方扶植之，而官立学校则更以办私立学校之方法办理。此种坚贞质实之精神，实最值得大书特书也。”湖南教育特别是中等教育以私立中学为重心的特殊现象，不能不说是受胡元倓等一班人创办明德的影响。也正是私立学校的蓬勃发展，奠定了湖南教育在全国教育中的领先地位。

    当时的私立学校，有一些成文或不成文的举办方式。凡私立学校往往聘请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士担任总理，以期在社会上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之效力。这些德高望重的人士，要么是政府或军界高官，如明德创办时即聘请朝廷刑部侍郎龙湛霖担任总理，私立大麓学校1930年2月则聘请时任湖南省主席的何健担任董事长兼校长；要么是教育界名人，如周南中学就先后聘请过胡元倓、陈润霖等担任过董事长。到了20年代末期，私立学校大都按照政府要求成立了董事会，董事长和董事都是名重一时的社会贤达。

    当时私立学校还有一个独特的现象，颇值得赞叹。私立者，民办也。然而这些私立学校的举办者，无一是汲汲于利禄之人。他们或以教育救国为理想，或以实现个人价值为取向，大都是“毁家兴学”、“不为身谋”、不置私产，更没有一个因办学而富有。胡元倓担任私立明德校长38年，始终仅仅拿工资而已，而且查阅30年代档案，胡元倓月工资为180元，在学校教员中顶多属于中等水平。那些为维系学校常常做出重大贡献的各位董事在学校更是没有分文报酬。

    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12月湖南省临时政府颁布《湖南省管理私立中等学校暂行办法》，对私立学校采取“鼓励存在，协助维持”的方针。12月2日，成立新的校董事会，由时任省领导、明德校友周小舟任董事长。1951年10月，湖南省文教厅将历史悠久、在全省有影响的明德、周南、清华、广益、岳云等五所私立学校改为省立，明德更名为湖南省立明德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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