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磨血与流血的来历

    磨血与流血，这是明德一批创办人对拯救旧中国的两种理念和两种实践。

    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敲开中国的国门时，中国这头沉睡的猛狮开始觉醒，一批批有识之士开始探索救国救亡的道路。他们并没有把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寄托在朝廷身上，而是用自己的理解、自己的立场、自己的理念，选择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们以国家和民族的崛起作为自己一生的抱负和价值追求，用自己的学识、精力乃至生命献身于国家和民族。他们所走的救国之路虽然各不相同，有的走实业救国之路，有的走教育救国之路，有的走革命救国之路，然而其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救国。

    1902年3月，已获取拔贡功名的31岁的胡元倓奉湖南巡抚俞廉三所派，赴日本留学东京弘文师范为期8个月的速成师范班；稍后，1902年的春夏之交，正在湖北两湖书院学习的28岁的黄兴奉张之洞所派，也来到了日本东京弘文师范为期8个月的速成师范班学习。他们先后来到日本，很快相识并成为一生的至交。当时，在日留学期间，留学生们经常讨论的就是清朝如何腐败、怎样拯救国家这些问题。在这种氛围之下，这两个湖南人分别立下志向，拯救自己的国家，只不过一个是通过办教育储才建国，一个是通过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新国家。

    1902年年底，胡元倓怀着教育救国的志向回到了长沙，不久创办了湖南私立明德学堂，走上了职业教育家的道路。1903年5月31日，黄兴以职业革命家的身份从东京回国。他在上海客居了一段时间，正在思考着以什么身份、在什么地方从事秘密革命活动。这时，胡元倓为去杭州招聘英语教员华紫翔正好途经上海，在《苏报》主编章士钊寓所与黄兴不期而遇，即告以明德学堂已成立半年，正缺教习，邀其前往任教。以教书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不失为秘密革命的好法子，黄兴于是欣然应诺。于是，黄兴在上海和湖北邀集了张继、周震麟、李书城、吴禄贞、金华祝、李步青等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人来到了明德，后来秦毓鎏、王正廷、苏曼殊、翁巩、沈瓞民、陈天华、陆鸿逵、杨德麟、仇道南等也相继来到明德。这些人大都有留学背景，一时师资灿若繁星，明德遂扩大办学规模，除了原来的中学甲、乙两班之外，又相继开办了速成师范班和高小，黄兴担任速成师范部主任，并担任地理、体育、博物等教学工作。

    黄兴等一班人，与其说他们为办好明德而来，还不如说为缔造一个新的中国而来。

    他们在明德课堂上、球场上鼓吹革命，培养革命骨干。他们的言行受到了校内外一班守旧势力和朝廷的打击。胡元倓和黄兴等在日本同学数月，相互十分清楚各自的救国主张，胡元倓在上海相邀之初，当然对黄兴的计划心知肚明，只是心照不宣而已。作为明德监督（校长）的胡元倓，更是对黄兴等一班人的言行十分清楚，虽然胡元倓自己没有直接从事革命活动，但是他总是以一种明里暗里支持的态度对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胡元倓以自己的行动支持、掩护了黄兴等在明德的革命行动。在朝廷多次缉拿黄兴时，胡元倓想法周旋，出面开脱，一次次地让黄兴得以逢凶化吉。30年代，胡元倓在《题黄克强先生遗墨》中回忆道：“……一日下午，克强仓皇挟一手枪至校，言事又闹大了（前为印书事，长沙县索克强，亦居校得脱），同赴龙宅。筱浦（张鹤龄）呼倓去，言得其据，发兵拿人，并言颇受湘抚责备，倓从容谓筱浦曰：‘诸事我均与闻，君如须升官，吾之血即可染红君之顶子（清一、二品官服制），拿我即是。’筱浦以手击桌曰：‘此狗官谁愿做！此刻看如何保护他们。’其表同情大出倓意外。旋与俞绶丞商，由萸溪尽一夕之力，将凭据焚毁。俞次晨即呼著名缉匪武官杨明道来谕：‘无证据不许拿人。’事遂缓。”教育之人与革命之人如此肝胆相照，堪为表率。

    也就是在这次事件化解之后，黄兴、胡元倓两人进行了一次心灵交换式的谈话。在一番推心置腹之后，胡元倓对黄兴说道：“养成中等社会，实立国之本图，惟其事稳而难为。公倡革命，乃流血之举，我为此事，则磨血之人也。”

    流血与磨血，当时救国之两种理念。黄兴，流血之元勋；胡元倓，磨血之典范。流血与磨血，集发于明德一校，明德学校之两大精神！

    流血革命，显而易见为当时救国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伟大之举。磨血，则蕴含着深刻而伟大之涵义。一为磨血救国之主张。该主张以储才建国、强国为目标，以办教育为实现途径。明德早期的教育，在思想理念上有革命性的一面，在实际办学过程中也有革命性的一面，因此有时候人们把胡元倓的教育总结为革命教育。一为教育之比拟。教师，其工作好似精心培植花草苗木，因此有人把他比喻为园丁；教师，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因此有人把他比作蜡烛。胡元倓对办教育则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教育是从根本上强大国家的事业，但是教育之事并非易事，须付之全身之心血，就好像用一副大磨子慢慢地把自己的血一点一滴地去磨，直到把自己身体中最后一滴血磨掉。把办教育比喻为磨血，把自己比作磨血人，这是胡元倓以教育救国为自己毕生志向的坚定誓言，也是他几十年办学实践的真实写照。教育事业就是磨血的事业，在胡元倓身上得到了最完整的注释。

    胡元倓一生的心血就用在教育上。为了办教育，他一生不为身谋，一生不做官，一生不顾面子，一生不顾身体。

    有次谭延闿和胡元倓谈到自己所从事的事情“乃过眼烟云”，并深有感慨地说道：“我辈唯公有职业。”胡元倓一生有事业，但自始至终没产业，甚至到死也没留下什么私产，他的生命，完全寄托于明德学校。胡一生为明德学校募集资金数十万元，所有这些款项都一点一滴融入了学校，而胡校长本人却一直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在明德几十年，尽管校舍雄伟壮丽，学校的教员有很多在校外也建有公馆、居室，但胡元倓家还一直没有固定居所，夫人为节省家用，经常住在宁乡娘家，回城也仅租小屋而居，一家人经常在学校食堂搭餐。1909年3月，胡元倓南京筹款未成，回到长沙时连自己家门都搞错了。胡元倓在其《继妻王夫人事述》一文中，对此有过记载：“归舟抵省已二鼓后，归家叩门，乃知夫人因倓出门，以赁廉，移居对门屋，倓不知也。”直至1920年，胡元倓才在校内将门房旁学生会客室及食堂稍作修整，当做永久居所，才解居无定所之忧。

    胡元倓为了明德，带着用人毕成常年在外奔波，个人生活极其节俭。直到1930年，他已是58岁的人，才拥有一辆六成新的人力车，而这还是大陆银行总理傅丽行送的；一袭敝裘也为学生周安汉所赠。他穿着很不讲究，有次为校筹款，却因衣着朴素而被挡在清宗室振贝勒的门外。

    胡元倓在外筹款，很少顾及家庭，自1903年到1929年办学的26年间仅仅有两次是在家过年的，甚至其妻过世也未能赶回家里主持丧事。

    1902年底，胡元倓自日本归国，筹办明德学堂，王夫人支持说：“吾怕穷者，不嫁君矣。君可一心办学，不问家事。”明德初创时，胡元倓在明德每月薪水24元，还经常不能按月领取。1911年胡元倓本不愿意当官，但为了担任留日学生监督可领取薪水400元，只好“委屈”赴日任职。他以100元捐学校，100元为校中贷款付息，给长侄胡迈50元嘱其为明德服务，100元在东京自用，给家用仅50元。王夫人自嫁胡元倓后，唯有此年每月有50元收入。王夫人含辛茹苦，勤俭持家，辅助胡元倓办学一辈子，是胡元倓磨血办学的贤内助。1930年6月1日，王夫人终因操劳过度于酣睡中去世。其时胡元倓在外奔波一时赶不回来，学校为其代办丧事，他悲伤不已，作挽联凭吊夫人：“节俭忧劳已卅年，内顾无忧，毕生事业皆卿赐；鞠育恩勤有三子，成才可冀，无限交游说母贤。”丧事结束后，胡才赶回来，有人嗔怪他为什么不早点赶回来，他以口头禅答：“只要是为办教育，纵不成功而死，也是有意义的。”

    中华民国成立前夕，胡元倓从日本赶回国，在南京会晤黄兴，请黄兴领衔创办明德大学于汉口，黄兴即邀胡元倓出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胡婉言谢绝。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后，又延请胡元倓担任次长，胡又婉言谢绝。对于这样一个不愿当官的人，民国总理熊希龄领教他的“募捐艺术”之余，感叹“胡九真难对付”。熊希龄对人说：“我最怕见胡子靖，见面就要钱，他来我不能不见，既见就不能不给钱，要他来做官他又不来。”此话传到胡元倓耳里，他即自撰一联云：“心如老骥甘伏枥，力尽关山未解围。”意思是官不做但围还是要请你解。胡元倓还将这副对联寄给熊希龄，请他题写。熊希龄只好书写并附1000元寄回。胡元倓欣然收下并将对联悬挂于书房。

    胡元倓一生与“官”也沾过两次边，还是事出有因。一次是1910年秋，胡元倓到北京找学部，申请将南京明德高等商业学校迁到汉口，而学部却以他担任留日学生监督为条件，如不答应，即不批准明德商科迁校之请，周旋一阵后还是没办法，胡元倓只好于1911年2月赴日上任，旋即辛亥武昌起义爆发，胡元倓即向学部辞职，仅仅担任此监督职务8个月。还有一次就是1938年抗战期间，为国家民族计，应国民政府延请，胡元倓受聘为国民参政员。

    为了办学，胡元倓终生不当官，也不参与政治；但为了办学，为了募款，胡元倓过问政治，特别是广交政界人士，且过从甚密。龙湛霖、赵尔巽、张鹤龄、端方、袁树勋、黄兴、范源濂、谭延闿、张继、陈介、陈果夫、陈立夫、陈布雷，乃至有“汤屠夫”之称的汤芗铭，胡元倓与他们都有极好的交情，他也从这些政界人士那里为他办学获得不少支持。

    胡元倓募捐被人们称赞为“磨血式募捐”。胡元倓从1907年开始，就几乎常年奔波在外为学校筹措经费，跋涉险阻，含垢忍辱，其艰难困苦，为常人所不能堪者，胡元倓莫不忍受之。因他在家排行老九，时人讥讽他为“胡九叫花”。民国时期上海《新民晚报》刊载了题为《咏三湘人物》的打油诗，其中有一首就是写他的：“四海扬名胡叫化，办学天天打背弓。屈膝求师兼募款，南方武训乐诚翁。”

    胡元倓为办明德曾两次下跪，一次是为续聘教员陈介当众下跪，被传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另一次是为求捐助，向同乡、上海道台袁树勋下跪。胡元倓请求其捐款，袁初不乐意解囊，胡竟然双膝下跪求援。袁感动不已，捐款1万元。

    胡元倓为了筹款，不避严寒酷暑，不计成败，风尘仆仆，不以为苦。关于筹款，他曾以“无所谓难，真不容易”八个字道出了他每次筹款前的心态（无所谓难）和筹款后的感慨（真不容易）。他长年在外奔波，据其数十份家信叙述，其身体一直就有高血压、便秘、风湿、失眠等多种疾病，但他视明德为其生命，他的募款办学举动无一不是以身殉学的真实写照。他镌刻了“磨血人”的印章，甚至直接就用“从苦打出”的印章，以示坚苦真诚之办学意志。他请国学大师王闿运手书“虽九死吾犹未悔”，请谭延闿手书“死不难、不死难”，用以勉励自己。

    后来被胡元倓自己提到的“一生借钱以这次最为狼狈”的事情，发生在农历1908年年底。当时正值年关时节，学校经费奇缺，给教员发不出薪水，教员无钱过年。他到南京找到端方，端方写了封信介绍他到南京裕宁钱局去借。但钱局不付现，要他转往九江官钱局提取。他急奔九江，不料九江官钱局也不肯提现。其时“风雪横江，孤危一室，时已腊尽”，胡元倓想到在校几十位教员等着他筹到的钱过年，而自己走投无路，大窘欲死。他写信给谭延闿，“托以校事，欲以身殉明德”。谭延闿与黄忠浩恐其有不测，发了一封假电报给胡元倓，告之校款已得到解决，才将其骗回长沙。

    在胡元倓的感召下，一批批磨血人支撑着明德这棵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常青藤。在湖南，以胡元倓为代表的磨血人直接影响着湖南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湖南教育一时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这些人有朱剑凡、陈润霖、曹典球、彭国钧、禹之谟、徐特立、何炳麟、王季范、胡庶华、谢祖尧、方克刚、邬干于……

    2 民国时期的教育募捐艺术家

    民国时期，胡元倓、张伯苓、晏阳初被戏称为三大教育募捐艺术家。

    作为湖南最早的新式学堂，明德是主要创办人龙璋（或龙氏家族）捐资兴办的，其他人如刘佐辑、黄忠浩、谭延闿捐款行为均属协办。明德学堂是一所私立学校。私立学校的经费大半要靠自己筹集，因此，如何募集办学经费，是学校运行与发展的头等大事。胡元倓在募集办学经费上，不仅有孜孜以求、永不懈怠的“磨血”精神，而且有多渠道、多手段、多方式的募捐技巧。可以说，他是一位教育募捐艺术家。

    明德筹创之初，为求发展，各方困难多多，尤以经费困难突出。当时学堂经费开支较大，“历年经费约六七万金”，而据当时《湖南明德学堂规则》记载，小学部、中学部学生一律“每年学费膳费寄宿36元，通学生24元”。这些收费还包括了书籍课本及伙食费（通学生包括中餐），所收学费对于学校正常运转都是比较困难的，就更谈不上结余搞建设了。这一时期，明德学堂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私人募捐和官方津贴。其中私人捐资主要为湘籍士绅。民国之后，学校办学声誉日隆，办学社会环境亦有改善，无论是政府的津贴、补助还是私款的筹募，都比晚清情形要好。然而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特别是创办明德大学之后，办学经费仍然经常入不敷出，后来甚至因经费问题，只得相继停办小学部、专门部、大学部，而专办中学。

    这一时期，经费筹措主要有三种方式，即政府津贴补助、私款募集、借款贷款等三种途径。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出现了教育部或社会团体对明德办学的奖励，学生家长捐助也是这一时期后阶段一个显著的现象。从募款地域来看，由国内拓展到了国外；从募款的方式来看，出现了私募、公募并用的多元方式。对这些募捐方式及其情形稍加整理，不难看出胡元倓高超的募捐艺术。

    胡元倓虽然从不曾留意仕途，但为了募捐校款，很善于和政府官员处理关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和老友谭延闿的交往。谭延闿本乃一无冕翰林，内心极愿参与社会公益，借此提高其社会地位。1905年龙湛霖病逝，谭继任明德总理，此正合谭的心意，这是胡元倓极妙的一步棋。1910年胡元倓出任留日学生监督，明德学校由总理谭延闿主持一切校务。明德因此而得到谭的不少关照和资助。而谭延闿日后个人发展也与他支持明德办学“有贤名”的基础不无关系，甚至因此而受益很大。谭曾三次督湘，始终与明德保持关系，并在胡元倓募捐筹款等方面给予支持。谭还经常在书信、谈话中，把明德看作他自己办的学校。当然，这也与谭延闿本身热心于教育，并和龙绂瑞为“少年昆弟之交”、和胡元倓友谊深厚不无相关。每当胡筹款或学校陷于困境，谭都给予开导、安慰。谢祖尧曾说过这样一则有趣的故事：1907年湖南铜元局罢铸，学校经费断炊，胡元倓终日愁眉苦脸，一日祖庵（谭延闿字）先生笑对胡元倓说：“你办学如此热心，应铸铜像以资纪念。”胡笑道：“不可。现今世界很不太平，铜像若被捣毁，岂不可惜！”谭应声道：“然则改铸铜元如何？”相顾而笑，不胜幽默之至。

    胡元倓善于和政府斡旋，为学校谋求经费。民国时期，政府对于私立学校是给予鼓励和奖励的，且都制定有正式的补助方案来实施。如1914年汤芗铭主政湖南时，就制定有详细的省款补助私校规程。据记载，汤氏主政之初，对私校补助随意核减，甚至予以取消，“幸明德私校随机应变，于汤氏任内，已获特别办理”。之后，广益、三公学、周南、楚怡等私校联合起来，在省议会和省府以种种理由陈请，方得此《私校补助规程》。事实上，这是明德学校在湖南各私校发展史上立下的大功中的一个方面，胡老校长功不可没。

    各私立学校补助金等第的确定，有一套完整的考核办法。兹以1920年代的有关规定说明之：“考察各私校成绩依左列各项定之：一、设备完善者；二、管教合法者；三、学生成绩优良者；四、有固定之校舍者；五、职教员资格悉合者；六、每班学生人数，视其学校性质年级收容适宜者；七、毕业学生如与升学考试取录较多者；八、毕业学生担任社会事业多数胜任者。”以上各条由“省视学考察各私校合于前条各项之多寡难易，分为甲乙丙丁四等”，当然，明德作为私立学校中的佼佼者，非甲等补助校莫属，甚至特种补助也是必然。

    政府津贴有规定可循，然而政府之津贴因战事等因素时常不能到位。因此湖南私立各校经常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向政府争取经费支持。尽管有政府的常年补助，但是私立学校的办学经费仍然是十分紧张的。因此，胡元倓特别善于借助成为政府要员的朋友、弟子的关系，谋取政府的补助，为学校另筹补助，作为建设经费，如“民国元年，君赴北京，知清户部有余存饭食银八万两，固闲款，请诸熊希龄拨充校费”。

    明德地近湘江，一年一度的水灾，让胡元倓总想跳出泰安里这个“水窠子”，迁往韭菜园、三汊矶，甚至还想在桂林良丰这个地方办个分校。胡元倓一直就没中断过迁校的计划，为了迁校他想尽一切办法、动用所有关系在外运作筹措资金。1929年在胡元倓的倡导下，明德决定迁校至东门外韭菜园后糠斗坡，耗巨资建设新校，胡元倓即在外四处奔波筹措资金。

    为实现迁校计划，他苦守南京数月，在谭延闿、陈果夫等的帮助之下，甚至还直接到蒋介石办公室面见了蒋，终于争取到中俄庚款返回款15万元。时胡元倓兼任湖南大学校长，他也同时为湖南大学在此庚款中争取到35万元，建设了湖南大学图书馆。1929年中俄庚子赔款的返回款进行支配，庚子赔款返回款是一笔巨款，上自政界要人，下至普通校长，都想尽办法争取这笔款。对于这笔中俄庚款，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孙科为实现其全国铁路建设的理想，对这笔款虎视眈眈，南开大学校长张伯岺也在争取，他们都没能如愿以偿。但是在谭延闿、陈果夫等的帮助下，明德一校就拿到了15万元。对于这笔庚款的争取，个中端倪，在胡元倓家信中有多次记载：“头晕之后，继以失眠（湖大一夕来三次电报，十时起二时半止），幸服药，尚觉有效，然为明德建筑费事，日在风雨中奔驰。今日午后三时，将呈文面交（冒大雨）杨少烱（文书局长，甚关切）。云今夕即可送蒋公家请批（陈果夫昨日已力言），两日内必揭晓（消息好则不能速动身），明德荣痒在此举矣。”“昨夕国府文官处（文书局长）送来消息，已出批拨十五万元建筑费，今午告知谭畏公，允代向宋部长交涉（不易到手），我不必坐候。星期三须请客一桌，似即可（检点）回湘，暂定坐三十日上海开之南洋丸。明日再与财次及院秘书长接洽后，再来快信即可定局。”

    运作了中俄庚款后，胡元倓尝到了甜头，他接着又花了一年多时间争取中英庚款。抗战前夕，他在陈果夫、陈立夫等的支持下，在南京打通众多关系，争取到中英庚款返回款4万元。湖南还有湘雅医学院补助设备费2万元，修业高级农业职校补助设备费3万元。明德用此款的一半在河西三汊矶购得80亩地皮，并积极进行建校规划。后来学校已经搬迁到霞岭时此事还在进行。对此，胡元倓多次指示并亲自指挥。关于此事他在给其三子胡彦久的家书中多次提及，过程周折，从中可见一斑。家信中说道：“闻果夫言，将晤孙哲生，可见其负责。此事我不须着急，俟其从容进行。今夕请客一桌，陈蔼士、杭立武、陈蔗青、柳先生、石先生、赖景瑚、杨公兆、顾荫廷。天气大晴，于我甚方便，此屋下雨不宜请客也。”当时庚款主要是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支配。信中提到的客人大都与中英庚款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陈蔼士，陈果夫的叔父，国民政府主计长；杭立武，中英庚款总干事；陈蔗青，即陈介，外交部常务次长；柳翼谋，南京国学图书馆馆长；石醉六，国民政府参军；赖景瑚，即赖琏，湖南省党部委员；杨公兆，当时职务不详，在资源委员会。另信中提及的孙哲生即孙科，时力主政府使用庚款建设铁路，他在处理庚款之事务上有极大的发言权。此款的运作，明德校友陈果夫十分出力，当然胡元倓方方面面的关系也在积极打通，如计划只要李四光一回国，就马上请他出力。他在家信中说道：“今日邮局转来陈果夫信，渠为英庚款事已致我三书，不愧为得力之董事。昨日请客主要为丁在君、杭立武，丁谢而杭赶归。今上午又访之。此次虽未能事先定案，明年必补助，中学已人人皆有同情，可将此意密告甫，并请其于李四光回国时即为明德力言（李书华已有信复我，甚佳），明年或可迎刃而解。”为这笔款，胡元倓时刻关注国民党中央开会的动向，在其提前得到明德得到这笔补助较为肯定的消息时，仍然十分谨慎对待，甚至都没将这样利好的消息外传。最终，胡元倓如愿以偿争取到了这笔庚款，而且全国各中学中只有明德争取到了。这也不奇怪，哪位校长又有他这样千方百计、尽心尽力呢？关于这一点，他在其家信中谈及时，个中谨慎之态、得款之后之高兴表述无遗：“中英文化费，明德拨给，我十六即知消息。大会未开前，须守秘密，仍是杭立武维持之功。全国只补助明德一校。”

    周旋于政府要员之间，苦心为学校筹集款项，必须放得下面子，“霸得蛮”。抗战初期，胡元倓曾写信给儿子，其中有云：“明儒有言‘不尤人，何人不可一处？不累事，何事不可为？’前书言及褚民谊、张道藩皆非切实做事之人，其中夹带甚多。但为做事计，此两人必须接洽。”哪怕是自己不喜欢的官员，也必须虚与委蛇，处理好关系。他还谆谆告诫儿子：“因其两人地位已重要，且有历史，不能离之，仍须近之。”并要求儿子“见面再推诚一谈，或因此自生助力也”，可见一斑。

    胡元倓曾请其兄弟胡元常手书“诚心实力”“有错无私”，请严修为他写一副对联：“持之以恒，化小为大；行之以渐，融异为同。”请胡汉民手书“事本无私，欲公诸世；求同乎理，不异于人”（上联为福泽渝吉语，下联为王阳明语）。这些条幅无不透露出这位教育募捐艺术家“有错无私”的坦荡胸怀，以及“融异为同”“不异于人”的处世路径，不如此，在战乱连绵的民国年间，如何能够维持一所名校且不断发展？

    由此我们也能分析得出胡元倓作为民国有名的教育募捐艺术家，其“艺术”皆来自其对教育、对明德学校的一片诚心诚意。事实上，他对教育、对明德之“诚”，一以贯之。他一生信服王阳明，以存诚为立身之本。创办之初，即定明德校训为“坚苦真诚”四字，他以自己的为人处世之态度告诫和教育他的学生。自1927年开始，他即以“乐诚老人”自称，并为自己刻了几枚闲章。1932年明德中心教学大楼竣工，他欣然接纳同事、朋友的一片好意，将该楼以其名号命名为乐诚堂。

    除了找政府想办法，胡元倓也善于通过公募募捐款项。如1926年汉口明德大学停办，胡元倓到汉口想办法偿还债务。当时明德经正一班学生欧阳予倩正在汉口演戏。欧阳予倩主动向胡校长建议由其出面邀集程君谋、南铁生等国内声名显赫的名票名伶，义演三日，募集资金，偿还明德大学债务。“起初胡师不肯答应，以为学校演戏筹款，名不甚正。”后在欧阳予倩筹备下，所有登报、出海报、售票等事宜，均不由学校出面，一切委托汉口中原实业银行及其他有关团体代办。演期三天，戏码极为硬扎，名票名伶演得也极为卖力。最后，除必须之开支外，收入现金4000元，悉数用于偿债。胡元倓仅给每位名票名伶送了一把签上自己大名的杭扇。这种方式乃是面向社会公开募捐（公募）的雏形——胡元倓募款的一大创新。

    事实上，在这之前明德也曾用过这种公募方式筹款。1920年代初，吴芳吉、刘永济、刘朴、辛树帜等在明德创办《湘君》刊物，但经费特别紧张，致使无法定期出刊。后经谢祖尧出主意，利用明德20周年校庆时期，在校内向各位来宾、校友以抽奖的方式募集资金。《湘君》有此记载：“适明德学校举行二十周年盛会，百戏杂陈，宾朋以十万计。谢君谓抽彩之利，如以百金为本，可三倍之。同人初不肯焉，然自计别无他道，于是从之。慨然假百金为始。张君昆弟、石君璞友者为买办，汤君泽良、胡君徵（即胡彦久——本书作者注）为掌柜，刘君弘度（即刘永济——本书作者注）为店主经理，吴君碧柳（即吴芳吉——本书作者注）为书记出纳。设四运动场畔旧剧舞台之西，而大书曰湘君筹款抽彩。”

    此外，胡元倓还曾广泛发动校友，“访庆应大学设立维持会办法，以期永久”，即通过校友维持会的形式，支撑明德渡过财政难关。其《致各地校友维持会》一文对此有细致的描述：

    致各地校友维持会

    ……十六年就明德二十四周纪念会，发动维持会，大众一致赞成，并指定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等地负责人员。业已着手组织，收捐六万元。不料政局动摇，纸币低落，事实上无形停顿。幸于十七年三月，得大学院批准，每月补助二千元。历时困苦，为之大苏。内部渐整饬矣。

    十九年秋，予走汉皋，于同学欢宴席上，再提维持会之议。李君得庸，浦君拯东，黄君建中辈，共认捐千元。秋间抵宁，畏公逝世。同学于公祭后，亦发起斯会，举定干事，分途进行。次年北平得汤君铁樵、梅君焯敏、赖君锟、管竹君之力，天津得傅君笠航、何君廉、杨君公庶之力，相继成立维持会。但均未着手收款耳。

    国难以来，全国教育经费均被减成分给。校中经费，陡形竭蹶。去秋余特至汉口将会款收齐。旋于上海，得周君砥青、郭君元觉之力，一席凑成千元。南京、北平、天津各地会款，亦次第收足，共得四千五百元。除将款项一次汇湘以资救济外，兹开具清单详列姓名数目。嘱本校月刊特出维持号刊布，俾知维持者之盛心高谊，兼可以明本校经济概况。且以锌版刊印前四年畏公手书，则示此会为其所主张。宿草虽寒，诚心如揭也。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三月十五日胡元倓

    从上述记述中，不难看出明德校友对母校之热忱。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兵连祸结，胡元倓入川，自知精力已衰，亦感无筹款之良策，故亟盼成立校友总会，借群策群力以维护学校。然而国步艰难，人心难定，且交通阻塞，联络不便。直至1943年继任校长胡迈执掌省财政厅，遂在耒阳先行成立明德耒阳校友分会，发起募集建校基金，得各地校友积极响应，先后成立10个分会以及7个通讯处，共募得国币340多万元。经过长时间的筹备，于1947年四十四周年校庆时，方成立明德校友总会。至此，学校机构有董事会、监事会、维持会、校友会、校务会等，董事会、维持会、校友会在经费筹措工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据吴芳吉书信记载，胡元倓还曾想出了“公益会”的形式，帮学校渡过难关。1924年江浙战事爆发，政局动荡，学校经费困难，教师发不出工资，几乎无法过年。1925年1月4日，吴芳吉在致父母的家信中说：“校中无钱，闻胡公现兴一公益会，以偿教员薪水。会金一万元，作十股，每股出一千元，云已邀得七人。大约此期薪水仍可发清矣。官立学校尚欠十一个月未发，今年两学期不支一文。”后来“公益会”募款未成，胡元倓不得不只身北上，另谋款项。1925年1月，吴芳吉在家信中又说：“校中近日无钱，薪水固领不到，即吾人饭食，亦有朝不保夕之势。”“校长胡公因筹款事，已于前日冒风雪赴北京去矣。昨日校中会计，送来一百元之支票，须至腊月二十九日，在某钱铺乃可兑也。”对此，吴芳吉在信中感叹道：“如此日暮天寒，犹冒风雪，赴数千里外筹款，弃身家性命于不顾，遍国中办教育者，无此精神也！”

    即使胡元倓费尽心力，校款也有青黄不接的时候。国内募捐款项困难，他便另辟蹊径，奋不顾身前往海外筹集经费，这在当时是一个创举。早在1908年胡元倓就曾出洋赴日筹款，《耐庵言志》中记载道：“戊申四月，（南京高等商科，作者注）开学稍暇，又游日本，为明德筹款。抵神户，乘急行车赴东京，值大风雨，拥挤异常。”

    1922年9月3日，时年50岁的胡元倓随教育部赴南洋教育考察团由上海乘法国邮轮赴南洋各岛及暹罗（现今泰国）等处，历时3个月。他决心利用此行联络华侨，为汉口明德大学筹集一笔基金。初抵新加坡，他感慨万千，即赋诗言志：

    民国十一年九月三日，由上海乘法国邮船赴南洋各岛暹罗等处，十五日抵新嘉坡，沿途风月甚佳，偶成一律寄示同人。

    已过知非岁，方为汗漫游。

    程途经万里，事业冀千秋。

    海静俨如镜，思潮欲载舟。

    此行仗忠信，群岛足淹留。

    11月5日到达槟榔屿，受到领事官戴芷汀的热情接待，并决定遵其先人忻然先生之遗愿，认捐明德学校礼堂建筑费21000元。胡元倓至此才放下心头大石，心怀舒畅：

    十日，戴芷汀来寓，本其先人忻然先生遗训，认捐礼堂建筑费二万一千元，首为提倡，慨出巨金。午后在杏春堂签字，其弟叔原邀游植物花园，归途遇雨。

    广厦期成庇多士，又劳亲驭骋修途。

    平冈起伏咸凝翠，飞瀑空濛正散珠。

    老树着花收夕照，山猿觅食盼停车。

    片云陡觉当头黑，诗句催成袖已濡。

    在南洋各岛募款途中，他写下了一系列诗作。其中有“万里海行成背水，此心难与俗人言”之句，称自己的南洋之行为背水一战，其悲壮豪迈之情怀，令人慨叹。

    1923年1月5日，胡元倓从南洋回到香港，回首此行，既有坚忍不拔、不畏惊涛骇浪之豪情，又不免涌出光阴飞逝、人生几何之悲感：

    十二年一月五日抵香港，勾留半月，偕郭仲和同摄一影，以为此次南游纪念，因题一绝并寄候新嘉坡诸君子。

    骇浪惊涛等闲事，层岩砥道且流连。

    光阴百二真弹指，回首南天倍黯然。

    胡元倓海外募捐的事后来传到了张伯苓耳里，张伯苓不禁感慨道：“我怎么就没想到海外募捐这一招呢？”

    办学永无止境，胡元倓筹款也永无止境：津贴已是甲种，就请特种；请了省津贴，还要请中央和部里的津贴；募捐几万元了，还想几十万元。这一切款项，只是想把明德办得更好。学校安定了，就要扩充；扩充了，就要请好的教职员；中小学办好了，就还想办大学。他为了他的教育理想，大刀阔斧不断前行，常常是手里有一元钱就开始筹划起办十元钱才能办成的事。他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发展学校，有时候为了解决甲事筹到一笔巨款，他就肯定会开始去筹划乙事了。1904年，上海道袁树勋（湘潭籍人）捐款1万元，本来是委托明德为老家湘潭开办速成师范班而捐。胡元倓得到这笔钱后，在上海买了很多理化仪器和博物标本，回校后就开办了理化和博物专科班。1907年本因湖南铜元罢铸学校经费难支，胡元倓赴奉天募款。当拿到赵尔巽、张鹤龄的捐款后，胡元倓就又开始做起了在上海办银行专科的梦。就连1909年学校经费奇缺的年份，明德都想办法在泰安里校区建起了两栋西式楼房。胡元倓的办学理想坚定，其办学举措因坚定的办学理想而出手不凡，也从来没有因办学经费的问题而停止过他的办学实践。

    如上述1937年这笔中英庚子赔款，本来是说为作健身房基金而募，得款后却拿它购置了三汊矶土地80亩，准备建设新的校区。关于这笔款的用途，他在家信中是如下记载的：“前三日访杭立武，知二十二大会通过补助明德体育馆四万元，分两年给与（全国只明德中学一校，以合模范资格，《大公报》之力，今年之成绩，亦可使诸公维持明德者得以有词建议也）。我因问其尚可继续请求否？彼云：领完四万仍可继续（此刻须绝对守秘密），但该会对礼堂不补助，拟即日自行发起，为礼堂捐款。”

    又如争取到中俄庚款返回款15万元之后，省会各报刊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本来，这笔庚款的争取就是以建韭菜园新校为理由申请的，争取到手后，长沙报界也是如此报道的。但是，上述中俄庚款取得后，胡元倓却花了其中12万元在校内建了一栋中心建筑——乐诚堂。

    建了乐诚堂后，胡元倓又在筹划建一个礼堂、一个图书馆和一个健身房，以图一劳永逸。他连这几栋建筑物的名字都设想好了：中心大楼叫乐诚堂，以兹纪念他的别号“乐诚老人”；礼堂叫四箴堂，用以纪念龙璋；图书馆叫慈卫图书馆，以纪念谭延闿；体育馆叫克强体育馆，以纪念黄兴。他的计划像个无底洞，所以他的筹款活动也永无休止。

    随着时光的流逝，胡元倓当年为明德而南北奔波的许多故事和细节，都已湮没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除了他自己，恐怕谁也不知道了。而他自己是非常重视这半生的艰辛奔波的。1948年春，胡元倓的高足、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刘永济教授在为钱无咎的《明德校史》作序时，曾记载了一件有趣的往事：

    犹忆民国初建之六年，余方养疴沪滨，一日，子靖先生来诏余曰：“子盍归为明德校史一执笔乎？”余辞以疾未能也，先生慨然曰：“明德往事，藏吾胸膈者，人不知也，及今不有以记之，后必无传焉。吾已搜集可供参考之史料，吾曾作大几一，吾二人日相对凭此几，以三月之力成之，子不能为吾一行乎？”余感其意，乃于是年秋回湘，未几而湘督张敬尧嫉先生与广东革命政府通，密图逮捕，先生闻讯，仓皇离校，事以中辍，今又三十年矣，乃得成于钱君之手，而先生不及见矣，未知先生胸膈之所存者，为何也，又未知先生所搜集尚有存者否也？

    当年胡元倓就已经慨叹“明德往事，藏吾胸膈者，人不知也，及今不有以记之，后必无传焉”，希望和刘永济合作，将自己跌宕起伏、南北奔波的办学经历记载下来，传之后人，可惜最终没能如愿。人生如梦，胡元倓的教育救国梦却显得特别辉煌、壮伟。1922年，在南洋各岛募款途中，他写下了《十四日抵仰光，触热，小病，连夜不寐，感赋》一诗：“大梦何时觉，艰难造士心。重围犹未解，伏枥且沉吟。”将自己献身教育的“艰难造士心”，比喻成一场“大梦”，自问“大梦何时觉”，艰难之中仍有无限的毅力与希冀。而学校发展诸事猬集、经费压力无日无之，“重围犹未解”，这位教育募捐艺术家犹如一匹垂暮的千里马，“伏枥且沉吟”，为了明德的发展，无休无止地奔波于九州四海之上，至死方休。

    3 与李四光合作办桂林分校

    胡元倓一生为了明德而奔波于大江南北，通过多年的艰辛探索，形成了明德独立的办学体系，明德的大学、专科、商科曾在北京、南京、汉口等地都有过校址。而在长沙，明德校址也曾有几处，从最初创办时的左文襄祠，到后来的西园老省电报局（经正学堂校址）、周氏花园（1904～1912年分校校址），再到最后的大湾内官地（泰安里校舍），屈指数来，不难想见当时办学的艰辛，以及胡元倓为明德发展而上下求索、永不止息的苦心。1922年，在为自己的诗句作注时，他曾写下这样一句话：“年来经营湘汉两校，辛苦万端，尝取唐人诗‘心如老骥甘伏枥，力尽关山未解围’二语，倩祖安书联以自况。”虽然“经营湘汉两校”（当时在汉口办有明德大学），操心劳力，远多于平时，他自觉“辛苦万端”，但想到这是教育救国、发展明德，他也甘之如饴。这种不计一切、奋力开拓学校办学空间的精神，在抗战初期有过突出的表现。

    其一，筹建三汊矶校区。1937年胡元倓在陈果夫、陈立夫帮助下得到一笔中英庚子赔款返回款4万元，全国中学中得此款的“只有明德中学一校”，心中十分高兴。这笔款本来是以建设学校体育馆的名义争取的，但每当这种时候，胡元倓就有更大的建设计划。这次，他看中了河西三汊矶一块80亩的地皮，想趁此建设新的校区。据钱无咎《明德校史》记载：“校长以募集健身房基金，中英庚款项内，移拨现洋二万二千元，购置三汊矶田地八十亩，为预建新校舍之用，因泰安里本校地势低洼，常年水患，亟欲迁地为良也。”后得知陈果夫因事来长沙，甚至当面要求陈到长沙后必须抽空去察看三汊矶新地皮。胡元倓在给其三子胡彦久的家信中讲道：“果夫今夕即行回长沙……我言必须抽空赴三汊矶，一观新地。彼渠已久诺。”此时明德中学已经搬迁到湘乡霞岭办学，胡元倓仍在考虑三汊矶校区建设的事。由此可见，胡元倓对迁校三汊矶一事十分重视。如果没有抗日战争，可以想象，明德中学主要的办学场地一定会搬到河西三汊矶。

    其二，与李四光合作办桂林分校。胡元倓赴日留学时曾受龙璋所托，带上年轻的丁文江一同留学日本，胡元倓因而对地质学家丁文江有知遇之恩，两人关系非同一般，胡同时又十分敬重李四光，于是总想着利用他们为明德做点儿事，可惜丁文江英年早逝。1937年11月李四光率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迁至广西桂林，并准备在桂林市郊良丰这个地方建设文化城。胡元倓趁此计划与地质研究所合作，在桂林新建一所明德分校。

    1938年8月17日在其给胡彦久家信中谈过此事，信中这样写道：“良丰（桂林一地名，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迁来此地，并拟建一文化城——本书作者注）划地明德，可预为布置得最优。先权以我精力及明德气魄，充实三汊矶学校，后尚可在广西设一明德分校，地以十亩为范围。彼辈既不愿外来不相干之学校，则明德可首先入股，只办五年中学。彼辈科学家我均可请教。丁先生（应为丁文江，此时已过世——本书作者注）亦早以辅助明德为己任，李先生（即李四光——本文作者注）亦同意更好。”一个月后的9月17日又在家信中写道：“渠（代词，指一名为公兆的明德校友——本书作者注）一周前已赴长沙，拟至桂林一行，我已作一书与李仲揆（即李四光——本书作者注）先生，请公兆面交，公兆亦甚赞成明德与研究院合作，汝一刻不走开，公兆到可深谈。”之后，此计划因时势的变化，未能实现。

    4 “我是伺候学生的”

    胡元倓有一句口头禅：“我是伺候学生的。”这是对他“磨血育人”的教育精神的口语化表述。察其生平，以教育救国为宗旨，“以明德为生命，抱以身殉学之决心”，孜孜以求，从未有半分懈怠，他确实是用自己的整个生命来“伺候学生的”，从许多小事中都有真切的体现。

    陈懋雍先生曾回忆过他父亲与胡元倓老校长之间的感人往事：

    我的父亲陈铸鑫先生（1915 ～1993年），湖南长沙县人。生前为湖南财经学院副教授，省内知名经济学家。那是上世纪20年代，祖父背井离乡，在北平任一小公务员，后不幸染疾，双耳失聪，失去了职业。1928年，携奶奶和父亲回到湖南长沙定居，靠乡下一点薄租，勉强度日。此时，父亲刚读完初中一年级，需插班明德中学初级二年级继续学业。明德老校长胡子靖先生治学极严，对插班生要进行入学考试，合格者才同意插班。父亲以优秀成绩通过，编入新制初32班学习，后又升入高4班。父亲在明德中学求学五年，成绩一直优异，期期获“贫寒优等生奖学金”，虽家境十分贫穷，却几乎没花多少钱就读完了五年书。高中毕业时参加全省毕业会考，夺得第四名，为母校争得了荣誉，老校长极为赞赏。

    高中毕业后，家中日子更显艰难，根本无力供父亲上大学（按当时规定，父亲可免试保送进湖南大学）。奶奶让父亲去报了邮电局，以便早日参加工作，减轻家中的负担。此事不知怎么被胡老校长得知，胡先生深为惋惜。即召学校教务主任和总务主任，自己掏出50大洋付予二位主任说：“陈铸鑫不读大学不行！”令二位主任将款送给我奶奶，勉父亲报考大学。

    奶奶、父亲深为感动，怀着恩师的期望，父亲赴武汉、南京两地报考了武汉大学和南京中央政治大学。不久，两校均发来了录取通知书。

    面对两份通知书，父亲又喜又悲。细读两份入学通知书，发现若进武汉大学，需很大一笔学费，且生活费用也不菲；而中央政治大学因系官办，且带军事化性质，学生入校后，不仅不需交学费，食宿全包，且每月还可领几元津贴零花。因此，父亲决定去中央政治大学学习。可是，中央政治大学的通知书上还有这样一项规定：新生入校，需交30元大洋的保证金。当时，祖父无职业，长沙城内又无一富裕的亲友可借贷，眼看入学期近，奶奶一家仍未想出办法。百般无奈之下，父亲只得再往明德中学，求助于胡老校长。与我奶奶家无亲无故的老校长当即书了一信交给父亲，让他赴南京读书时，持此信去南京政府财政部，找胡老先生的侄儿胡迈先生（后任明德中学校长）。父亲到南京找到胡迈先生后，胡迈先生即取了50元大洋赠父亲缴了这笔保证金。自此，父亲得以在中央政治大学财政专业读完了四年大学。

    胡元倓一生献身教育，资助过许多寒门学子，类似的回忆出现在不少老校友的笔下。他不仅在学生求学期间给予帮助，而且在学生毕业之后，也念念不忘，常常加以指导和照拂。赵家寰曾回忆20世纪40年代，胡老校长于重病之际，仍然关心着学生们：“1940年9月，我去看胡老校长。见到了老人，我说：‘我现在财政部盐政司工作。’老人说：‘去看倜君吧。’他老人家的意思当然是想要倜君署长照顾我。他拿出一张名片，想在上面写几句话，提起笔来问我：‘倜君的“倜”字怎么写？’我知道他老人家的记忆力已衰，恐难劳神，我说：‘您老不必写，我去看他就是。’我因见他精神不好，怕影响他静养，就起身告辞。这时警报大鸣，知日寇飞机又来了。站在松林里，看见日寇飞机飞过浮图关……警报解除后，老人要毕成送我下山，谁知这就是最后一面。他老人家身体不好，还这样关心我，至今想起，还很难过！”

    老校长不仅在学费上、物质上帮助学生，在精神上，也常常给予开导和点拨，其恳切动人之处，常令学生永生难忘。前明德校友会理事长潘基 先生是著名的工程师，他30年代于明德就读时，曾因一场球赛与同学发生争执乃至斗殴，而且还不服学校的处罚决定，犯下大错。胡老校长知道后，曾与他面谈：

    当时胡校长住在老校门传达室对面的小平房内，我们低头依次轻步进入。邬老师一一介绍后，我们向老校长深深鞠躬，陈述所犯错误，深刻检查悔过，吸取教训。校长要我们坐下，对我们用严厉而平易的语言说：你们首先要理解我为什么办明德中学，你们为什么来读书。你们读过历史，应当晓得鸦片之役，甲午之役，八国联军之役等，国家受尽耻辱，民族已沦于亡国灭种的地步。我留学日本看到他们之所以强盛，关键在教育，所以我才立志办学来救国家。我是一个寒士，身无分文，要办学谈何容易，几经筹划，得到多方支持，才于癸卯年三月初一（即公元1903年3月29日）以2000元起首，租房办起明德。我曾对克强先生说：公倡革命，乃流血之举，我办学校，则磨血之人，办学要央人出资赞助，求人低薪应聘教书，我流过多少泪，甚至向人下过跪。那年赴南洋筹款，远出数千里，人地生疏，全凭三寸舌，冒险出征，我当时比作背水一战，不成则死，别无退路。我的教育宗旨，一是要你们学好基础学科，若能进入大学，可以学文、学理，成才才有救国本领。二是要你们学会做人对事，做一个道德品质高尚，有毅力、有修养，爱国、恤民的人。所以我提出“坚苦真诚”四字为校训，坚就是告诉你们，凡办任何事都有艰难险阻，决不可能一蹴而就，救国图强的伟业，没有坚强毅力，没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没有坚定不移的意志，就会一事无成。屈原为救楚国，要求除奸佞经受过多少打击，他说过一句话：“虽九死其犹未悔”，这是一种为正义非常坚毅的精神。我办学要克服一切困难，就是要学他，也希望你们能学他，所以四字中，我把坚字放在第一位。老校长教诲之语，企盼之心，语重而心长。那时，我们已深为感动。校长接着说：我今年已61岁，人生七十古来稀，在世之日无多，而明德之事前途仍属茫茫。我昼夜思索，魂梦牵萦，总不放心，还望今日老师们，特别你们这些毕业学生，今后本着校训，认真读书，学有专长，通达做人的大道理，关心学校，为学校争光，为国家效力，我虽九死无悔，九泉亦无憾。说到这里，老校长声音呜咽，老泪纵横，而我们三人，俯首忏悔，感动万分，泪涔涔下。

    翌年，参加高校考试，三人均考入国立著名大学，或学工程，或学文学。时至今日，已时隔64年，此景犹历历在目，但犹耿耿于怀者，于母校贡献无多，有负老校长之期望……

    作为一名教育家，胡元倓不仅关心明德的学生，还关心明德之外的学生。对相识相遇的青年才俊，总是充满关切之意。这体现了一位以教育救国为己任的教育家的职业情怀。1910年，胡元倓奉派为留日学生监督，在日本期间，结识了一位名叫黄钧的女学生，该生“修业之勤，进德之锐”，颇为突出，令胡元倓刮目相看。后来该生因抑郁而服药自杀。胡元倓为此叹息不已。《胡元倓集》中收录了一篇文章，可见老校长爱才之心：

    书留日学生黄钧遗札后

    清宣统二年，元倓奉监督留日学生之命，辞不获已。越年春，东渡，居数日，有肄业奈良女子高等师范生黄钧者，籍江西，肃书至，意勤勤恳恳，言求学之艰，补公费不可得，将废学。因述其姊丈与元倓有旧，冀可一援手。适有缺额，为补之，则又肃书来谢，且道其姊丈姓名，则果旧友汪君衮父也。因是愈勤勤恳恳，常肃书来请益。举文字、义理、世教、国故，有所见，有所疑，辄书以相质，诵元倓所辑《修身约言》，则益喜为宋儒之学，其进德之速，迥异常流。元倓窃喜此行得斯人，于女学至有裨补，思所以勉之，则且请执弟子礼，出其文为质，求点定，然未见其人也。

    其后，以事至东京，来见，则忧伤憔悴人也。心窃异之。是年冬，革命事起，元倓亦返国。翌年，在都，晤汪君，亟询黄女生，则汪君叹息道，其不幸死矣。问何业，曰教习某校。问死状，曰仰药。问何故，汪君慨然曰，举世湣湣，则洁者危矣。黄钧之死也，岂有他故哉？元倓始恍然于其所以忧伤憔悴之故。

    嗟夫！世徒叹无才耳，有之，则虽一弱女子，亦且不容于世。以死，何哉？今日偶检故箧，见当时相从问学之手书，纸墨犹新也。而其修业之勤，进德之锐，不可复见矣。爰著其始末，如此盖不特悲其死而已也。

    “如此盖不特悲其死而已也”，清末民初，中华民族正处于历史的最低谷，国步艰危，人才匮乏，胡老校长“悲”的不仅仅是一个学生，同时也是整个民族的教育与希望。作为一位宽厚仁慈的大教育家，他有着对教育本身的敏感，其识才、爱才、惜才之心，其勤勤恳恳化育英才之意，可昭日月。其有诗云：“炎暑初收夜气清，楼台倒影碧波明。从今不作穷途哭，树蕙滋兰悦此生。”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学生，献给教育，献给自己热烈的理想，留在心中的，只是一片树蕙滋兰的欣喜之情。“我是伺候学生的”，这句话从胡老校长口中讲出时，那口气，应该是无比坚定，同时也是满怀喜悦的。

    胡老校长爱学生，学生们也敬爱胡老校长。1938年文夕大火，校舍付之一炬，先生“身虽在蜀，而魂梦常萦绕湘岳间，卒以忧愤疾大作，于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午时殁于重庆歌乐山岭八块田寓次”。

    胡元倓去世后，为纪念这位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名流，社会各界和明德中学给予了隆重的祭奠和悼念。

    1940年12月10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盛赞胡元倓一生之丰功伟绩。褒扬令原文如下：

    国民参政员胡元倓，早岁游学东瀛，即曾参加革命。返国后在湘省创立明德学校，宣扬主义，不遗余力，迄今四十余年，辛勤教导，始终弗懈，乐育英贤；弥昭功绩。抗战军兴，入参枢政，方翼国有志老，长资翊赞，遽闻溘逝，轸悼殊深。应予明令褒扬，以彰耆硕。

    此令

    蔡元培曾说过：“今观宣劳党国之同志，出于明德者甚众。”故前来送别胡元倓的明德校友极多，“二十五日出殡，前往执绋者有陈果夫、龚德柏、黄少谷及亲友门生等百余人”。第二年1月中旬在陪都重庆举行的胡元倓追悼会规格很高。追悼会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出席追悼会的政府要员、社会贤达及明德各届校友共四五百人。追悼会采用祭奠的形式，由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的王世杰主祭，陈果夫、陈立夫、蒋廷黻等陪祭，到会的明德学生最高的有经正班级的，最低的有初中四十班的，还包括曾就读过南京明德高等商业专科、北京明德大学、汉口明德大学的学生。

    湖南各界成立了“湖南省各界追悼胡子靖先生筹备委员会”，由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担任主席，“筹备会负责人员，以教育厅任总务，财政厅任财务，省党部任宣传，青年团任招待，秘书处任布置”。4月1日湖南各界在当时省府耒阳举行追悼胡子靖先生大会，党政各界领袖均亲往致祭。

    当时明德中学正在霞岭办学，噩耗传来，全校师生立时陷于悲恸之中。消息传到霞岭时是晚上，校方召集全体师生在办公室前坪集合。代校长俞劲哽咽着吐出了如下字句：“各位同学，各位老师，今天晚上有一个很……很不幸……的消息报告各位，就……就……是……我们的老校长，居住在重庆的老校长，自从今年五月得病后，在床褥□（此字原史料脱——本书作者注）缠了六月之久，毫无起色，旬日前因为转成了脑炎，病势更加沉重，终于在本月24日与……世……世……长……长……辞了。”顿时会场“嘤嘤的啜泣声，画破了寂寞的空气”。

    据《明德旬报》记载，接到噩耗后，校务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议案：全校停课一天，全体佩戴青纱，举行遥祭典礼，降半旗（校旗）三天……

    11月27日下午，全校师生在办公室前坪连夜搭建的祭堂肃立，祭堂内每个班都做了花篮或花圈，敬献在老校长遗像前。鸣炮三声，哀乐集奏，遥祭典礼开始。挽歌由陈毖涛老师作词、吴懿恭老师谱曲。常务校董周安汉先生挥泪就主祭位，带领大家行礼，何子钦先生颤巍巍地朗诵祭文，抑扬顿挫的音调，和着嘤嘤的啜泣，一声声震荡着吊祭者破碎的心情，引出无限的哀思。

    5 先有明德，后有民国

    明德创办后，急需一批懂新学的教员，因为懂新学的教员往往都具有新文明、新思想，且大都有忧国忧民的胸怀。具有留日背景的胡元倓办学，以“养成中等社会人才”“实行军国民教育”为己任，且始终认为“学校只要教员整齐，学生便乐于受教”，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人被聘请来明德任教。这些教师思想新而且都是清末民初动荡时代的弄潮儿。有什么样的教师，就有什么样的校园气氛，当然就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

    1903年7月12日，胡元倓从学校出发，往上海、杭州聘请英文教员华龙。在上海章士钊寓所遇见刚从日本归国的留日好友黄兴、张继、陈天华等，黄兴等是以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身份回国的，正好想找一职业作为掩护，从事反清革命活动。黄兴欣然应聘，任教明德小学部体育、地理、博物教员，并主持刚开办的速成师范。随着黄兴的到来，一大批革命志士云集明德学堂，一场革命的暴风雨即将在此引发。

    1919年8月4日，毛泽东在著名的《湘江评论》第四号上发表《本会总记》追述道：“此时的学校，大都以鼓吹革命为校风，学生竞（相）研究所谓经世的学问，扺掌讨论的，不外国事如何腐败，满政府如何推翻，怎样进兵、怎样建设，种种问题。明德继起，校旨相同。光绪末年的明德学生，在省城学生界，颇负时誉。大抵当时的学生，好干事，不怕死，是他们外发的特色。反抗官厅，不服压制，是他们外发的表征。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这一叙述正是对当时明德革命风潮的真实写照。

    鼓吹革命

    黄兴的到来，导致明德革命群落的催生。至1904年，一支阵容强大的革命师资队伍悄然而现。湖北志士吴禄贞、李书城、金华祝等来了；江苏无锡志士秦毓鎏来了；浙江奉化的王正廷来了；广东香山的苏曼殊来了；福建侯官的翁巩来了；浙学会派的沈瓞民来了；张继从河北来了；还有本省的陈天华、周震麟、陆鸿逵、杨毓麟、杨德麟、黎尚雯、仇道南、曾木斋、易宗夔……。而且，长沙明德学堂与武昌花园山机关事实上早有联络，是两个性质极为相似的革命机关，武昌花园山机关的李步青、金华祝早就在明德任教，他们既是花园山机关的发起人之一，又是明德学潮的策动者。

    这样一支强大的革命师资队伍，与其说他们为办好明德而来，毋宁说是为缔造一个新的中国而来。他们的到来，使得本来开明并旨在“非兴学无以救亡”、实行“军国民教育”、“养成中等社会人才”的校园，带上了浓厚的革命色彩。黄兴等认为“鼓吹革命，人心易激”，“运动革命，非有言论鼓吹不足以动人”。黄兴等一批志士仁人在课堂内外，“时向学生灌输革命学说”，讲述天下大势和列强侵略中国强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等，主张唯有推翻清朝、建立共和才能挽救民族危亡，“恒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义教育学生。”

    黄兴、陈天华等就在明德学堂内大量印发《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新湖南》《血泪书》等革命书刊，面向全省、全国传发。黄兴就连给明德食堂题写的对联“劝诸君努力加餐，每饭莫忘天下事；看先贤断齑画粥，立身端正秀才时”，都带有浓厚的革命意识。一时明德学堂革命氛围大增，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开演讲会、讨论会，抒发爱国激情、鼓动革命。

    黄兴等常常利用课堂讲课的机会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有一天，黄兴在明德学堂上博物课，双手托了一个大面盆走上讲台，盆里放了一条活的鲤鱼，开口就说：“今天讲鲤鱼跳龙门。”他先讲鲤鱼跳龙门的传说和它的科学道理，然后说：“鲤鱼终究还是鲤鱼，决不会成为龙的。只因造反的人，都想做皇帝，所以才捏造鲤鱼跳龙门的故事。历朝历代都是赶走一个皇帝，又来一个皇帝，对百姓而言，并没有什么好处。法国的革命党人就聪明一些，他们在革命成功以后，将政体改为民主共和，再不要皇帝了。”

    黄兴在讲历史课时，也常常借用中国古书上的一些话，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例如，他在向学生解释“民权”二字时，就不引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的话，而问学生读过《孟子》没有，他说：“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民权思想。”

    可见，黄兴当时还是很善于进行革命宣传工作的。

    在当时的气氛下，在校内宣传革命思想毕竟不怎么方便。黄兴在明德成立了一支“扬子江野球队”，野球即棒球。黄兴经常带领学生到校外协操坪进行训练，训练之余就和学生探讨革命主张。

    会创华兴

    1903年11月4日（农历九月十六日），从不做生日的黄兴突然邀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宋教仁、刘揆一、章士钊、周震鳞、翁巩、秦毓鎏、柳聘农、柳继贞、胡瑛、徐佛苏、彭渊恂等，在长沙连升街保甲局巷彭渊恂家聚会，给自己30岁做生日。实际上这是一次革命盛会。会上决定成立一个革命组织——华兴会，对外称华兴公司。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04年2月15日，正值1903年农历除夕，在明德学堂旁边的明德董事龙璋的住宅，举行了华兴会成立大会。到会者100余人，其中明德师生就有40余人。

    华兴会是国内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同时也是人数最多的一个革命组织，它有一套完整的组织系统。华兴会成立后，会员很快发展到400多人。总机关“华兴公司”设在长沙南门外；在小吴门正街伍家井设“作民译社”，以“讲求实学，翻译新书为宗旨”，实为华兴会宣传联络机关；此外另设“同仇会”联络会党；设“黄汉会”联络军界；在上海设“爱国协会”、武汉设“华兴会湖北支部”等。许多会员分头到其他府、县开展活动，明德学堂一时成了湖南革命运动的中心，并对湖北等地的革命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之后更推动了全国的反清革命运动。

    会议决定以明德为基地，分派成员赴各地联络，立即行动，发动长沙起义。会后，宋教仁至常德、桃源，陈天华至江西，姚洪业至上海，宁调元至醴陵，魏宗铨至萍乡，胡瑛至武昌，分途联络。刘揆一等抓紧与会党首领马福益联系，决定在慈禧太后70岁生日时发动长沙起义。黄兴则在明德学堂组织人员，并在理化教员掘井觉太郎帮助下，在学校理化实验室制造起义用的炸弹。

    黄兴在华兴会成立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提出了华兴会的宗旨，而且还有与以前不同的革命方略、革命统一战线等。其革命方略是“一省发难，各省响应”。其革命统一战线是建立在军学界和洪门组织基础之上。这些提法无论是在民主革命理论上还是在民主革命斗争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之后的各次武装起义特别是对武昌起义的成功提供了一整套的斗争学说。

    黄兴在华兴会成立会上的讲话

    本会皆实行革命之同志，自当讨论发难之地点与方法以何为适宜？一种为倾覆北京首都，建瓴以临海内，有如法国大革命发难于巴黎，英国大革命发难于伦敦。然英、法为市民革命，而非国民革命。市民生殖于本市，身受专制痛苦，奋臂可以集市，故能扼其吭而拊其背。若吾辈革命，既不能借北京偷安无识之市民得以扑灭虏廷，又非可与异族之禁卫军同谋合作，则是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然使湘省首义，他省无起而应之者，则是以一隅敌天下，仍难直捣幽燕，驱除鞑虏。故望诸同志对于本省、外省各界与有机缘者分途行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声援之策。

    国内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华兴会在这里成立，开“内地革命之先声”的起义——长沙起义在这里策划。在辛亥革命史中有着重要影响的这样两件事情都发生在明德，且主要是由明德人策划组织的。

    从明德走向辛亥革命

    华兴会为日后的反清武装斗争提供了坚强的组织和领导保障。之后，包括明德师生在内的革命党人，在黄兴的领导下，前赴后继，积极筹划各地起义，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长沙起义事泄，明德革命志士败走各地，但他们从此掀起了一波波更大的反清革命浪潮。长沙起义流产后，黄兴流亡日本，成为中国留日学生界的著名革命领袖。起义主要首领、华兴会的主要成员也纷纷来到日本。在日本，黄兴、孙中山晤面，决定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组织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以明德师生为内核的华兴会绝大部分成员均加入同盟会，并成为同盟会的骨干力量。同盟会首批会员中就有明德师生19人：黄兴、陈天华、张继、秦毓鎏、姚洪业、舒翰祥、成巍、杨时霖、胡瑛、周邦柱、陈嘉佑、陈家鼎、罗英、宁调元、潘昉、萧翼鲲、何陶、汤铁樵、吴超澄等。

    黄兴代表华兴会同仁，把华兴会的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移交给同盟会作为机关报，改名为《民报》。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出版。

    1905年12月，同盟会杰出的革命家和宣传家陈天华，为抗击日本政府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在东京大森湾激愤投海自杀。1906年3月，同盟会骨干明德学生姚洪业，在上海办理中国公学过程中，因官绅阻挠，忧愤自沉黄浦江。日后，1911年8月6日，明德教师杨毓麟因痛感黄花岗起义失败，在英国利物浦海口投大西洋自杀。明德人陈天华、姚宏业、杨毓麟谱写了明德校史和辛亥革命史上唤醒民众、“蹈江蹈海三烈士”的悲壮篇章。

    公葬陈、姚是同盟会湖南分会成立后领导青年学生和各界群众对清政府的一次政治大示威，也是湖南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的一次正面交锋。毛泽东指出：“这次毕竟将陈、姚葬好，官府也忍气吞声莫可谁何，湖南的士气在这个时候几如中狂发癫，激昂到了极点。”明德师生黎尚雯、宁调元和禹之谟一道组织了这次被毛泽东誉为“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

    同盟会成立以后的10次武装起义，黄兴等明德志士几乎无役不与，而且总是身先士卒，视死如归。

    1906年12月4日，萍浏醴起义爆发，这是同盟会成立后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斗争。明德学生魏宗铨、宁调元、李发群、胡瑛、文斐等领导、参与、策应了这次起义。魏宗铨被捕牺牲，宁调元、李发群、胡瑛被捕。萍浏醴起义第一次举起了“中华民国”的旗帜，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1911年4月27日，黄兴及明德师生赵声、柳聘农、陈方度、黄一欧、蔡蒙等领导和参与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

    最后在武昌起义中，黄兴、刘复基、胡瑛、陈嘉佑、陈果夫、陈方度等明德师生战斗在一线，组织起义。各地策应的明德师生有谭延闿、李燮和、阎鸿飞、章裕昆、秦毓鎏、潘昉、黄一欧等。

    1913年“二次革命”发起时，明德师生中有黄兴、张继、秦毓鎏、章士钊、李发群、柳聘农、彭允彝、陈嘉会、杨德麟、陈润霖、陈方度、文斐等领导和参与。

    明德学堂对黄兴等革命活动的掩护

    明德创办初期，经历了三次较大的劫难，每次都与新势力和旧势力、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有关。第一次是刘佐辑和周震鳞交恶；第二次是黄兴、陈天华等在校内印发《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刊物；第三次是黄兴领导华兴会策动长沙起义事泄密。继时务学堂之后，明德学堂成了新旧势力交锋的一个主要场所。

    胡元倓、龙绂瑞等办学者，虽然没有直接参与革命活动，但他们的教育救国和黄兴等的革命救国，大方向是一致的。胡元倓一生的实践是教育救国，同时也认为“革命是打乱了再做”，革命是必要的，但革命之后的“再做”就必须依靠教育。所以，他们一方面殚精竭虑地维系着明德的办学，另一方面也竭力维护黄兴等的革命活动。

    陈天华在明德教书时，印刷、发行其所著的《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书籍，长沙府颜钟骥欲借此倾覆明德学校。幸得学务处总办张鹤龄、兵备处总办俞明颐及金乃珠等省府要员的共同维护，使事情没有扩大。此时黄兴决志革命，辞明德教员职务，进行地下活动。反对明德的士绅向官府告密，说黄兴、周震鳞、胡元倓三人是革命派首领，应该抓起来明正典刑。湘抚将函交臬司俞明颐密告胡元倓。胡元倓、谭延闿、龙绂瑞三人商量，请在家养病的刑部侍郎龙湛霖“致书湘抚，力称克强之贤。倓又于龙宅约克强与张鹤龄相见，谈论亟恰。旋赴抚署，言方至龙家晤黄某，粹然儒者，职亦可以身家性命保之”。事情方得平息。华兴会成立后，长沙起义事泄，“一日下午，克强仓皇挟一手枪至校，言事又闹大了”。遂只好暂躲到龙宅。张鹤龄告诉胡元倓，这次得了真凭实据，马上就会发兵拿人，并说这次巡抚都发怒了。胡元倓则从容对张鹤龄说：“诸事我均与闻，君如须升官，吾之血即可染红君之顶子（清一、二品官服制），拿我即是。”张鹤龄闻言以手击桌回答道：“此狗官谁愿做！此刻看如何保护他们。”其表同情大出胡元倓意外。旋即与俞明颐商量，由龙绂瑞将凭据烧毁。俞明颐第二天早上布置当时著名缉匪武官杨明远前往捉拿黄兴前，严词交代：“无证据不许拿人。”后来，黄兴得到金封三、李廉方照应，由龙宅再次躲避到圣公会黄吉亭牧师处，胡元倓找张鹤龄借了300元给黄兴，黄兴、张继遂坐日清轮船离开长沙，终得脱险。正是胡元倓等人冒着倾覆学校的危险，对黄兴等革命党人全力掩护、救助，遂使明德与民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明德一创办，其革命性就成为一道独特的光芒。明德学堂，在辛亥革命史中之地位，堪比武昌之花园山机关。1919年5月，毛泽东到明德中学与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唐耀章、黄少谷等商量发动学生声援北京五四运动时说，明德是具有革命历史的学校，黄兴曾在明德任教，也可以看作辛亥革命在湖南的策源地。

    孙中山于1912年3月曾以临时大总统名义给予陈天华、杨毓麟、杨卓林、郑子瑜等湖南死难烈士以高度的评价，并批准建立烈士祠。他在给陆军部下达的批文中明确批示：“按民国缔造之功，匪一手足之烈，睹兹灿烂之国徽，尽系淋漓之血迹。以上诸烈士，或谋未遂而身赴西市，或难未发而瘐死囹圄，或愤铁弹之一击，或举义旗于万夫，或声嘶去国之吟，或身继蹈海之烈。”这些烈士，很多出自明德。

    自在明德创立华兴会之后，黄兴成为辛亥革命武装反清斗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以黄兴为首的明德志士，向清朝专制统治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冲击，为推翻几千年君主专制铺平了道路。明德学堂无愧于“辛亥革命的摇篮和策源地”之称，明德志士和明德学堂在辛亥革命时期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彪炳千秋、昭著日月。

    6 火烧赵家楼的第一人

    明德本身就是应救国而办，教育救国是学校的宗旨。这一脉敢于担当、天下为怀的精神，汇入了明德的德育传统，明德学子在历次历史关头，对国家、对民族总能表现出义不容辞的担当责任和剑及履及的行动能力。袁世凯逆历史潮流复辟帝制，明德人义无反顾停办北京明德大学，以示抗议。五四前后，张敬尧统治湖南，无恶不作，湖南民众恨之入骨。尤其是张敬尧镇压学生爱国运动，更激怒了青年学生和教育界、新闻界进步人士，明德学子唐耀章、柳厚民、左景鉴等和长沙其他学校学生一道走在斗争的最前列，印发《驱张通讯》，发动声势浩大的全市性罢课，组织驱张请愿团奔赴各地，汉口明德大学主动做好湖南学生北上驱张请愿团的接待工作，最后取得驱张运动的全胜。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对此后中国的革命史、文化史、社会史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五四运动当天的“火烧赵家楼”，则是轰动一时的事件，直接表达了学生的运动热情，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此后无数学者都曾对这一事件加以研究。当时正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读的明德学生俞劲、陈大榕，担任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负责人，组织全市学生游行示威。1919年8月1日俞劲写信给《明德周刊》编辑并投稿《国民自救》一文，号召明德学子行动起来，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

    同时，有史料表明俞劲、陈大榕同为火烧赵家楼的第一人。

    当事人陈大榕在1977年所写的《八十自述》中，有一段他当年参加五四运动的记述，现摘录如下：“民国八年，日本帝国军阀侵华日亟，迫我签订二十一条密约。当时北洋政府懦弱无能，而外交人员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主张屈服。群情愤怒，全国哗然。北京各大学学生为紧急挽救，发动全面罢课游行示威。俞劲慎初同学与余脱队购火柴两盒。大队进行至曹汝霖住宅时，湖南邵阳籍同学匡互生由后墙破窗而入。初为卫士所阻。匡君晓以大义，慷慨激昂，卫士为之感动，任其开启后门。大队一拥而入。余与慎初同学引火焚烧院中书房一幢，情势为之扩大。北洋政府惧于事态之严重，南方政府之反对，全国学生之响应，舆论之抨击，遂不敢轻率承诺矣。此中事实从未为外人道也。”陈大榕和俞劲，都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他们“脱队购火柴两盒”，后来“引火焚烧院中书房一幢”——赵家楼。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是五四运动当天的骨干力量之一，当时的学生写过很多回忆文章记述“火烧赵家楼”的细节，从匡互生的破窗而入，到俞劲的点火烧房，记之甚详，可与陈大榕的回忆互相印证。高师学生张石樵在《怀念五四壮士匡互生》中称：“匡互生发现曹宅有个窗户，他就利用从小练就的一身功夫，在同学们的帮托下，一拳打开了窗子，跃身而下。”俞劲在《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中也说道：“突然有领队某君（参加五四前夕秘密会人员之一，湖南人，高师数理部学生，曾习武术，膂力过人）奋不顾身，纵步跳上右边小窗户。”接下来，便是警察拉后腿，众学生帮忙解脱；“某君头向里面一望，内面还有数十名警察，正枪口对着他”，于是开始演说，终于警察良心发现，把枪放下。

    而关于“放火”的细节，也有许多回忆可资印证。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学生萧劳曾写道：“我行至曹家门外，看见穿着长衫的两个学生，在身边取出一只洋铁扁壶，内装煤油，低声说‘放火’。然后进入四合院内北房，将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面，泼上煤油，便用火柴燃着，霎时浓烟冒起。我跟在他们后面，亲眼看见。大家认得他俩是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而高师学生张石樵则点明是谁放的火：“亲眼看到北京高师一同学用煤油把房子点着了，我还添了一把火，赵家楼顿时火起。至今仍有不少人误把匡互生说成是烧国贼的放火者，这应该加以更正，真正放火者为俞劲（又名慎初）。我们不能为此而改写历史。”

    俞劲的这一把火，不仅点燃了赵家楼，而且直接导致后来军警逮捕学生，事端扩大，学生的热情日益高涨，此后各界人士援救学生，五四运动乃愈演愈烈，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应该说，这一把火，将五四运动点燃了，点旺了。

    俞劲，湖南临澧人，1914年毕业于明德中学旧制五班。1917年考入北京高师就读，系北京学联代表，是五四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因参与组织和发动五四运动被捕，释放后于1920 ～1924年躲避在母校明德。俞劲深得胡元倓信任。1929 ～1933年学校行政改组，担任校务秘书，总理一切校务。1933年担任训育主任。从1934年起教训合一，任高中部教导主任，不久与初中部教导主任邬干于为学生问题意见不合，双双去职离开明德。1938年8月被胡元倓从锑业公司费尽周折回聘明德。1940年任校务委员并代理校长。旋因事辞职。1942年任校务委员兼校董。1961年12月写有回忆文章《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

    7 教育抗战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全国各高校乃至中学，陆续迁往抗战的大后方——西南地区。这一时期应该是中国教育最为艰难、物质最为贫乏的时期，然而中华民族向来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所谓多难兴邦，在无比艰苦的条件下，中国教育领域竟然频频涌现奇迹，比如目前越来越受到研究者重视的西南联大。战火纷飞，徙转流离，有识之士认识到，教育乃传承民族文化精神、保存抗战救亡之火种的根本之举，以教育来抗战，为民族的复兴和崛起奠定基础、培育栋梁，是教育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胡元倓1938年在《致家长书》中写道：“教育乃百年之大计，未可因世变而尽改其常。学问为救国之本根，更难以时危而遽失其度。仍当淬砺近四十年兴学之初衷，以求拯救此亘古未有之奇祸。”明德中学没有西南联大那样的赫赫伟业，但全校师生历尽千难万险，教师矢志办学，学生刻苦求学，也谱写了一曲弦歌不辍的壮美篇章。

    抗战期间明德的六次播迁

    战乱之际，校址不断迁移。抗战初期胡元倓曾有过的两次筹建新校区的计划，均未成功。此后，明德校址六次播迁，师生跋山涉水，将明德“坚苦真诚”“磨血育人”的传统精神，洒向了三湘大地。

    播迁霞岭（1938年2月至1943年7月）随着战事不断紧张，1938年年初，经过周密考虑，通过时任明德书记员曾三吾的牵线，明德决定第二年春季搬迁到衡山、湘乡、湘潭交界处的曾国藩从弟曾善长公祠开学，整个搬迁之事一概由何公望负责。后来胡元倓在其《耐庵言志》第四集“自序”中记载道：“是时，寇氛已逼近湘境，深虑学校必遭轰炸，非迁地不可。谢祖尧对于党务不欲其放弃，万不能兼理学校事，乃改任何公望为秘书，负迁校之责。廿七年春，定移湘乡之霞岭，以地居万山之中，与公路、铁路皆隔数十里也。”

    霞岭曾善长公祠位于湘潭、湘乡、衡山三县交界处的一个四面环山的小盆地中，距离长沙300余里。因该时敌寇尚在苏皖，故未作全搬全迁考虑，仅搬运了教学、办公及生活必需用品，如图书、仪器、课桌椅、办公桌椅、床铺等，其他物品集中藏储在乐诚堂四楼。搬迁的方式是水陆运输。首先是沿湘江上行至湘潭，由易俗河沿涓水西行抵衡山晓南港，共100多里水路，共用20多只船，然后再由晓南港至霞岭40多里山间小路，靠原始的土车子（旧时农村一种手推独轮车）及肩挑步行。

    何公望毕业于1920年明德旧制第12班，因家境贫寒，胡元倓感其聪颖给予其特种助学金，学费、餐宿等费一律全免。虽然其身体瘦弱，但在毕业时胡元倓资送他就读东南大学体育专修科。因而何公望对明德感情极其深厚，毕业后就一直在明德服务，也成为胡校长极为信任的少数几个教员之一。何公望受命于危难之际，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当时他结婚不久，他把老母、娇妻、弱子（前妻所生）全部托付给湘潭乡下的表弟妹照顾，自己则以校为家，尽心于校务。其子何文正在《回忆父亲何公望先生》一文中记述道：“明德的图书仪器相当丰富，这些东西又易损坏，更给搬家增加了难度。除此之外，随校搬迁的还有数十户教工家属。不但许多老教师如曹赞华、袁鹤皋、陈毖涛等举家搬迁，连理发的解师傅、章师傅也全家搬去了。队伍如此浩大，旅途如此艰辛，其组织指挥之艰难，非身历其境是无法体会的。”何公望将学校和其他教工家属都安顿好后，才去接自己的家属，把离学校最远的住地留给了自己家。何公望身体本不太好，经此劳累后，一下子仿佛苍老了很多，当他和相隔一年多没见面的家人见面时，家人都几乎认不出他了。

    这次搬迁，因全省高中学生根据省政府要求集中进行半年军训，故1938年春季刚到霞岭的第一个学期只有新高一和初中各年级。第一学期仅租赁敦富堂、焕新堂两个院落。

    第二学期，随着其他年级相继入学，办学规模扩大，初中部和临时小学迁至小河对面焕新堂，另租了涵养堂加上敦富堂即作高中部及办公用房。几个楼堂分别自成一体，有各自的院落，均有高大山墙，彼此又相隔不远。虽该地系一狭窄山间地块，但置身其中，感觉青山绿水、钟灵毓秀，不失为一读书之地。明德在此办学近六年时间。

    播迁晓南港（1943年8月至1944年6月）因霞岭“终以入山太深，严峪为险，交通不便，公私交困，佥称与其坐阨荒田，日益亏累，不如迁至通衢，收以校养校之效”，学校上下均主张迁校。1943年6月，校长胡迈与校董俞劲回到明德，主持校务会议，共商迁校问题，决定1943年暑假迁校至衡山晓南港周家大屋，并于秋季准时开学。晓南港，属衡山白果乡，距衡山、湘乡、南岳都只70里，距湘潭也只110里，居民以周、赵二姓为主。周家大屋当时刚刚落成，系校友周安汉周家之祠堂。周家大屋两层独院，轩峻敞朗，比曾氏祠堂条件好得多，宿舍则差一点儿。这里地势较为平坦，昌水、涓水在此合流，可以通航。当时谢祖尧任代校长，迁校之事，由事务主任郑扬新主持。议决不到一个月，校具悉数运达，并如期招生开学。

    播迁蓝田（1944年11月至1945年4月）1944年日寇大举南犯，长沙、湘潭、衡山相继弃守，形势瞬间恶化。从6月开始，就有日军在衡山白果一带活动，且有敌机在晓南港校舍上空侦察。据当时在校学生梁润生回忆道：“学校正准备期末考试时，一天半夜钟声骤响，紧急宣布说日本兵距离学校只有十几里了，学校匆忙宣布解散逃命。”校方先将学生全部分组遣回，教职员则沦陷数月。图书仪器则寄存农民家中。据时任事务主任郑扬新回忆：“在明德任总务主任期间，为了保护学校财产，将学校全部仪器分装在50个木箱内，寄存农民家中。”此批寄存物件，直至抗战胜利学校复员长沙时，才派人取回。时代校长谢祖尧已先期假归新化，胡少煃原本为创办于蓝田的国立师院英文教授，谢祖尧礼贤下士聘他来明德担任教务主任。正是胡少煃带领大家，于9月20日出走，至安化蓝田。谢祖尧旋即赶到，召开校务座谈会。时国立师院正迁往溆浦上钟家，遂决定借用国立师院校舍及校具，筹备复学。于是，胡少煃代表明德与国师留守人员交涉，双方达成一致。为防备战事恶化波及蓝田，同时租赁距离蓝田45里的樟梅乡刘姓房屋为备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11月1日明德在蓝田正式复课。

    蓝田校舍事实上是在当地的光明山，笔者2005年寻访该校址，发现即为现在的涟源一中、涟源市政府所在地。这里部分校舍即为明德经正第一班学生、后为上海都督的李燮和的家园，俗称李园。梁润生回忆道：“这里原是国立师范学院的校舍，环境和房屋很好，学生四人一个寝室，上下床铺，还有两张大的书桌，四把凳子，教室宽大明亮，校舍建在山上，山后有一条清澈的小溪，夏天同学们在溪里游泳。”抗战时期的蓝田，先后有国立师范学院以及长郡中学、妙高峰中学、岳云中学、周南女中、广益中学、明德中学等一批三湘名校搬迁至此，廖世承、钱基博、钱钟书、李达、刘佛年等一批大师云集于此，当时的安化蓝田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教育和文化重镇，钱钟书先生名作《围城》中的三闾大学就是以抗战初在此创办的国立师范学院为原型的。明德中学在此先后度过了两段短暂而美好的办学历程。

    李燮和（1874～1927），名柱中，字燮和。湖南安化蓝田人。明德经正第一班学生。1904年加入华兴会，参与策划长沙起义。事泄后逃往上海，加入光复会。1905年东渡日本，由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后去香港、南洋，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广州起义后不久回国，任光复会上海支部干事。武昌起义爆发后，与陈其美在上海发动起义，任沪军都督府都督，后任吴淞都督，不久称光复军总司令，率军进攻南京。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被黄兴任命为长沙水师总司令。1913年去北京。后为袁世凯所利用，成为筹安会六个发起人之一。袁世凯死后闲居家园，1927年病逝。

    播迁樟梅乡（1945年4月至1945年8月）1945年4月日寇进犯新化，蓝田吃紧，学校随即迁至樟梅乡。4月11日夜9时半，代校长谢祖尧、校董周安汉、教务主任胡少煃等，率领学生500多人，连夜分队仓皇出走，第二天上午10时抵达樟梅乡。4月23日在此复课，但学生多半仍然未赶到，直至第十五周才基本上到齐。樟梅乡校舍乃一刘姓地主破旧木房子，楼下教室，楼板上睡觉，食则霉米，住则漏雨，条件很差，较之蓝田有天壤之别。

    再迁蓝田及回迁泰安里（1945年8月至1946年3月）1945年8月11日，日寇已成强弩之末，学校迁返蓝田开学。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谢祖尧因事请假，由教务主任胡少煃代理校务，筹备复员长沙。学校即派人到长沙校区修葺校舍，并在校园北向新开校门，是为湘春路开设校门之始，并派事务主任沈杰赶到晓南港清理所寄存的50箱图书仪器，运回长沙。1946年3月5日，学校教职员等雇用三艘民船起程回长沙，12日抵达长沙。1946年3月16日，明德中学校历经六次搬迁、徙转五地，最终回到阔别八年多的泰安里校区重新开学。

    精神犹在，校风依然

    尽管这一时期的学校，徙转流离，条件艰苦，经费奇缺，但是学校教育教学秩序井然，学生学习生活十分充实。学校“坚苦真诚”的校训以及“磨血办学”的精神仍然得到光大，校风、教风、学风都一如既往，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仍然独领风骚。正如1941年5月30日代理校长俞劲在《湖南私立明德中学校务概况报告》中所陈述的：“内部同人精诚团结，兢兢业业，未敢稍懈，学生尚能谨守校规，安心求学。”胡元倓老校长在其《耐庵言志》第四集自序中所说：“决定持重不轻易移动。今年南昌沦陷，学校宣言：非敌兵进至湘潭决不迁移。因之学生读书意志坚定，无一人请假者，大慰老怀。”胡老校长闻泰安里校舍遭长沙大火烧毁后，致书学校，称“省校虽焚，精神犹在，不难从容恢复也”。

    尽管徙转流离，但是教师队伍稳定，学校内部组织健全。学校设校务委员会，由三人组成，并由一人代理校长，负全校行政之责，下设教导、事务、体育三部及高中军事训练团、初中童子军训练团。每部设主任，军训团设主任教官，童子军团设团长。同时，年级设级任导师12人，国文、数学、英文、理科、社会科各学科分设主任，事务部主任下设庶务、会计、杂物员各一人，体育部主任下设体育指导员。“许多学校迁往乡下后，因为经济困难，教员很难令人满意，可是明德的教员没有这情形，所聘的都是学识丰富、经纶充足的先生，有大学教授，任教二十年的老资格，研究院研究生，他们都已下了最大的决心，愿意与学校同行动，组成一坚强的铁的阵线。”

    至于校园，只能因陋就简，且难以封闭，给学生管理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但是训导工作仍然十分规范，井然有序，有目标、有原则、有制度、有方式、有考查，体系完备、执行有力。1938年教育部颁布《青年守则》十二条，规定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国训”，令全国各级公私立学校一律实行。时明德中学结合本校校训等实际，提出了“坚苦、真诚、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纪律、整洁”的训导八纲，每纲另定纲目若干，按条训练。

    基本的训练方式有四种形式：

    强制管理——学生起居作息言行，均厉行纪律制裁；

    集合训话——每日早晚升降旗及纪念周，作精神讲话；

    个别指导——由级任导师担任之；

    服务训练——学生自治会及初中班会一切活动，绝对受学校指导，凡当选为该会各股股长及各股所聘请之干事，均需学科成绩满80分，且未犯乙儆以上之过失者，始准充任。

    学校此时训育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一点儿也不亚于之前，办学者一点儿也没有因抗战条件的艰苦而敷衍其事。

    对初中学生实行童子军训练、高中学生实行军训，以养成学生的优良习惯，是当时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明德的童子军训练和军事训练开始于1930年代初，搞得有声有色。当时童子军团长是郑扬新老师，在湖南乃至全国都很有名气，在学生中威信很高。明德童子军和军训曾接受过蒋介石的检阅，受到蒋的赞许。1936年初中学生谢燕生还曾代表中国参加过在荷兰举行的为期一年的世界童子军大露营活动。

    当时童子军训练有一套严格的实行办法。初中学生，全部施行童军管理，设童军团长一人，兼训导员，以期达到童训合一的目标。组织上，每期开学后，将初中全部学生依身高标准编为若干中队、若干小队，团内设文书、传令、保管各股，各设总干事一人，干事若干人，帮助团长推行团务。训练上，分目标、原则、步骤、方法各项，目的是让受训者成为智、仁、勇兼备之青年。童子军活动分露营、旅行、游艺、班刊等各种形式。童子军实行严格的考核，分晋级考试、行善检查、内务检查等各项。郑扬新老师对学生既严厉又慈祥，自己以身作则，刻苦耐劳，生活俭朴，经常与学生同吃。他常以古今中外圣贤或名人的事迹教育学生，要求学生砥砺品德、发奋学习。他仍然实行他的“郑氏训育法”，每天挑选一条格言，贴在布告栏内，要求学生抄下并实际践行。学生寝室被子叠得方方正正，一色白色的被单，十分整洁美观，丝毫不因条件的简陋而随意、邋遢。童子军除在校内训练外，还经常自带帐篷出去进行野外露营活动，他们自己动手做饭，一到夜晚还互相“偷营”，以养成大家的警惕性。高中学生的军事训练也很有特色，时值战争期间，学生们还多次参加在南岳举行的军事集训。霞岭时期，经常在教舍后面的山上进行打靶练习。

    霞岭地处三县交界处，即所谓三不管区域，社会情形复杂，有的学生来校入学，还由家里聘上一两个会点儿武功的“保镖”护送，甚至还发生过两起针对学校的土匪勒索事件。针对如此之社会环境，学校组织自卫队，挑选校工十余名，充当枪兵，由军训教官负责训练指挥，日夜巡逻。军训教官还在组织学生军训时，实弹射击三天，以示警告。因军训活动的开展，对其周边地域产生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因而明德在霞岭的几年还算平安。

    战时学校学生活动仍然很丰富。据1941年《湖南私立明德中学校务概况报告》中陈述，当时学生活动分健康、学术、社会、休闲四种。每期开学时由教导部订审活动分配表，会同有关各部，分期指导学生进行，大半于星期六下午或星期日举行。另组食事委员会，由学校杂务员指导办理学生伙食。

    各种学生活动具体内容大体包括：

    健康活动有班队球类、游泳、爬山、射击、远足、越野赛跑等；

    学术活动有国语讲演、国语辩论、英语讲演、数学难题解答、社会常识问答、字画比赛等；

    休闲活动有周休闲会（每周由每班组织游艺会一次，教职员每期组织一次）、平剧社（由教员学生共同组织）等；

    社会活动有开办民众小学（学生60余人）、民众夜学（招收失学民众夜间来学）、宣传（每于纪念日组织宣传队向附近各市镇宣传）等。

    霞岭时期，学校有两个大的文艺社团，一个叫“乐诚社”，由何经渭老师任导师；另一个叫“蒹葭社”，聘陈毖涛老师为导师。这些社团经常举办讲座，出版刊物，组织文艺晚会。教务处前石坪上的旧戏台，既是音乐课教室，也是集体活动的场所，刘沈和李传信（后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等同学在此演出过日本话剧《袒申》、短剧《最后的手榴弹》等剧目。

    当时有报刊对明德丰富的学生生活进行了报道，学校生活之阳光，跃然于纸上。兹摘录于下：

    明德活跃在霞岭

    奥文

    ……

    现在所有的功课，都与从前无异，只是更□（此处原史料脱——本书作者注）得紧张繁多。

    为补偿物资供给的不足，调剂同学的单调枯燥生活，现在每周有一个“消间会”，每班为一个单位，轮流担任，先从教职员起，已经开过五次，抗敌意识的话剧，诚谐突悌的杂玩，抑扬顿挫的歌咏，清幽悦耳的音乐，每周都有，真是目不暇接，美不胜收，每次消间会外来参观者很多，我们并不拒绝，因为这种游艺会附有宣传民众的性质，下面附带抄二副开会时贴的对联，由此更可以深切的明了它：其一：“不管他好好歹歹，知望他时间能‘拍士’；收集些零零碎碎，还希同学莫‘拉夫’。”其二：“老是哀卑西抵点线面体做个不停，未免使我烦闷；聊将多勒米花嬉笑怒骂拿来表演，还可令人消间。”

    上星期六（四月三十日）举行了一个“扩大宣传游艺大会”，顾名思义，当然是以话剧等向老百姓宣传，但另外还含有二个意义：欢送毕业同学与话剧比赛，那天，从下午起直演到晚上十一时，全场空气始终不懈，虽然天公不作美，老是阴霾毛雨，但外来的观众在百人以上，许多还道乡人特从距四十里外赶来观剧，由此可见大会之盛，魔力之大了。上演的剧本有《三江好》《火焰》《烙痕》《老母报国》《铁扫帚》《重逢》《黑人舞》及欢迎毕业同学的英文剧《成功之路》，各剧都很不错，尤以《三江好》《火焰》为最佳，评判结果高二二的《火焰》与初一二的《老母报国》获得锦标。

    另外体育部设立有射击场，练习同学的瞄准目力，自治会学术股成立“英语练习会”，增进同学英语，都引起同学的广大兴趣。

    这一时期学生活动丰富而又阳光，教学工作则科学而又严谨。明德历来重视教学改革、教研教改风气且一直延续下来。抗战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推行一些举措，实行教育抗战，其中在教学上有一条就是对六年制中学教学科目及各科教学时数进行改革试点。教育部指定湖南明德中学和湖南省立二中进行改革实验，明德予以积极实施。1941年上学期新招收的初61班即奉令试行中学六年一贯制。事实上，原教务主任邬干于同时期推行的中学五年一贯制，和上述实验同出一辙，都是节减教学时数，提高教学效率，但邬的改革力度更大。

    教育部指定本省明德中学施行实验教育颁发施行事项规定注意要点

    教育部昨检发《中学施行实验教育暂行办法大纲》来湘、指定明德中学于下年度（七月一日）开始时实施。爰将各情觅志于后。

    令教厅文

    查关于中学教育，经近年积极整理、大体颇有改进。惟教育事业，须有不断之探讨于实验，始能恢宏效率而裨益青年。现制中学，既以升学预备为主旨，则一部分准备升学专科以上学校之学生，其中学教育，当无取于高初中之划分，而可直接贯通，以稍减备业期间。又如学生编制教学方法及优才生教育上待研究与实验值问题，均关重要。凡此诸端，自应指定成绩优良之公私立中学，拟具实施方案，分别实施，借觇效果，而策改进。兹订定《中学施行实验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并先后指定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天津私立南开中学、保定私立育德中学、江苏省立上海中学、省立松江女子中学、上海私立光华中学、长沙私立明德中学、广东南海县立中学等校，分别于下年度开始时，兼办前项实施事业，除部分令外，合亟检发该大纲一份，令饬转行该私立明德中学遵照筹备，并于文到一个月内，拟具其所拟实验事项之实施方案呈核。

    此令

    那个时期的学校教育，虽以班级呈现，但还不像现在这样每个班配备一位班主任。明德在进行六年一贯制实验时，一个重要的配套措施就是实施班级和学科导师制。这次教改实验，还引起了胡元倓校长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他在给其儿子胡彦久的信中曾详细地说过此事：“寄来《导师制章程》及三哥手书，明德下学期必须将各班恢复（高中二、三年级）导师制，亦宜即实行（华中亦系得教部补助者，故急急遵办。我亦认为良制度也）。因此，下学期明德须延揽人才。”胡元倓在此信中同时明确提出由胡少煃主持此项工作，担任六年制计划之总导师。

    六年制中学国文、数学、英语三科按学生程度分两组教学。高中按学生志愿也分为一、二两组。第一组国文、英文钟点较多，第二组数学、理化钟点较多，其余各科共同上课。关于分组教学，明德早在1920年即开始实行，一直就有这个传统。高、初中课程设置除遵照部颁课程标准外，参酌本校教育方针，略有变动。各科用书均系采用经审定合格之教本，高中第一组之国文、英文补充教材，由教员选编讲义。高中物理、化学、生物三科，均有实验室，虽然场地简陋拥挤，还是做到了学生分组实验。各学科教学进度及教学法，由教导主任会商各学科主任，召集学科会议予以决定。

    学生学业成绩考查分平时、临考、期考三种，各占全期总成绩的三分之一。全省毕业会考制度仍坚持实行。当时尽管考试组考难度大，但不管是校内考试还是统考，都非常严肃也很严格。

    霞岭时期，因为考试，还发生过一次很不愉快的事件，很能反映当时考试制度的严格。当时高中部有一名学生的物理考试成绩为59.5分，按学校制度将要留级。该生的父亲是学校的董事，且官居要职，于是找到该物理老师，要其将孩子成绩加至60分，受到该老师拒绝。校董要求学校解聘该教师。此事在校内引起轩然大波，一批老教师仗义执言，校内师生罢课声援，6位老教师欲辞职抵制。有记载称，时英文教师杨毕钧，学识渊博，服务明德多年，德高望重，闻听此事后勃然大怒道：“明德开办至今，绝无此例，也不许留此后范，就是老校长在，也不得破例。”于是最后从耒阳把胡迈校长接来，以学生留级、教师不予解聘的处理结果，才算平息风波。

    霞岭时期，学校教职员子女无处读书，因此自1939年6月恢复了附属小学，由本校高六班毕业校友衡山周惠连初任主事，兼招当地农民子弟入学，常年有学生百人左右。继周惠连之后，明德毕业校友杨树春、何经渭相继担任小学部主事。小学部校址设在距中学部五里之外的肖望公祠。1943年下学期，明德由霞岭迁至晓南港，明德小学部再次停办。笔者于2002年学校百年校庆前寻访霞岭，就遇到过当年就读过明德初小、高小之当地学生。

    为稳定学校教师队伍，加强师资建设，提高教师待遇，这一时期学校对教师授课报酬方式进行了改革。从1941年上学期开始，将教员按教学时数计薪制改为专任制，实行年功加俸，凡任职满五年者，每多一年晋一级，加月薪四元。同年下半年，省政府将时薪制改为专任制这一做法在全省推广实行。

    宣传救亡，投身抗日

    抗战期间的明德，积极宣传抗日，投身于救亡工作，坚持办学，弦歌不辍，人才辈出。

    具有爱国传统的明德学生，每到关键时刻，爱国热情便迸发出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明德师生全体参加长沙市民游行示威，10月组织宣传队，自编快板、短剧，于街头宣传“提倡国货、抵制日货”。1931年10月8日湖南《国民日报》报道：“明德学校师生工友为谋抵制仇货之法，特组织提倡国货会，现已筹备完竣，定于本月九日下午四时成立，并颁布对日经济绝交公约十条，俾会员一律遵守云。”1933年1月，日本侵略军侵占山海关，华北危急，明德一批学生提出申请，要求出关杀敌。1935年，明德学生参加万人大游行，声援一二·九运动。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一天晚上，胡元倓校长居室里，聚集了一批明德教师及其亲属。胡校长慷慨陈词：“民族操节是人的最高操节。在此国难当头，明德人的表现将彪炳史书，这是你们要反复告诫学生的。凡我明德同仁，有贪图私利，或胁于淫威为虎作伥者，将永远逐出明德校门，不许与之序齿。勿忘此言。”

    有两位教师高举抗日救国大旗，对明德的抗日救亡活动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一位是音乐教师张曙，另一位是国文教师章东岩。两人来明德前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都是当时湖南文化界抗日救国会的负责人，在长沙合作成立了湖南学生抗日救国会。

    1934年5月，中共党员张曙应同学胡彦久（胡元倓三子）之邀，来到明德中学任教。课堂上，他教学生唱《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等抗日歌曲。张曙的教学深入联系学生实际且富有激情，课余时常组织指导音乐活动。一时间，校园里课余时间随处可听到“哼！哪喀！嗬！嗨！咳！嗬！嗨！”修路的号子声；教唱《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校内到处有人呼唤：“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校园里掀起了阵阵民族自救的巨浪。1936年他以住地北正街紫东园为名组织了“紫东艺社”，这是当时湖南文化界抗日救国会的一个外围组织。

    张曙（1909～1938），原名恩袭，安徽歙县人。1926年入上海艺术大学。1936年来明德任音乐教师，组织学生成立抗日救亡宣传队，赴各地巡回演出。1938年应田汉之邀，与冼星海参加政治部第三厅抗敌救亡演剧队。同年在桂林遇敌机轰炸牺牲。有《张曙歌曲选》。

    章东岩，湖南长沙人，章士钊先生的侄子。1935年受聘到明德中学担任国文教员。是当时湖南文化界抗日救国会的负责人，也是“一九三六”剧社成员。后因国民党当局指使明德将其解聘。1942年他和田汉在桂林办“新中国剧社”。后不幸因病在桂林去世。章东岩在课堂上讲授《孟子》时，突出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旧民主主义思想，并敢于抨击独夫专政；讲授《岳阳楼记》时，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联系到日寇入侵，人民深受战患的现实，批判政府不抵抗主义；他还向学生介绍鲁迅的作品，推崇“横眉冷对”的傲气，赞美其杂文是一把锋利的匕首。他组织学生排练话剧，公演募款筹军。

    在日常的校园文化生活中，明德中学也注重宣扬抗战精神，引导学生关注和思考国家大事，为教育抗战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比如这样一次充满激情与活力的辩论赛：

    第四届辩论会中舌战记实（《明德旬刊》）

    辩论题目：抗战建国精神重于物质

    参加班次：19、21、23、24共四班

    结果：21班以反面获得最后胜利

    自治会布告栏中公布的辩论会章程，有如一颗重磅炸弹猛落在同学们的心坎，唯心啦、唯物啦，事后到处都纷纷在讨论着，同时，校内外发生了两件事情！

    初赛复赛，一次比一次更精彩地过去了。到第10周星期六的下午，辩论场中老早就挤满了兴奋的观众，会场突然显得狭小起来。当记者赶到时，主席评判员两方的主辩及副辩，已被放射形的座中同学包围住，后来的同学只好远远地站在场外，昂头耸立，好在他们能自己安慰自己，他们是听辩论。

    “主席、评判员，各位同学！”正方主辩刘耀曹首先发言（内容略）。声音清澈宏亮，态度镇定而略带轩昂的情绪，获得全场各同学内心的掌声不少。复次，反方主辩刘熹君，申述五大理由（内容略），与相抗争。词令畅达，吐说清楚，态度适宜。刚才听众被正方主辩说服之心，重陷于中立彷徨的地位。双方理由的充足，引论的动人，由此可以概见。接着双方的副辩，各以突击的姿态，勾心斗角的辩驳，理论引证解说，均能争锋相对，各自致胜对方。前后凡八次发言，始告辩论完毕。

    明德一直就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加之有这样的教育引导，一时学生们满腔热血地投身到了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他们在学生自治会的组织下，排练剧目，组织游艺会，召开演讲会，深入城乡，甚至素食节食，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抗日宣传、募捐。当时省会各报纷纷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报道。

    明德学校大江剧社发起劳军公演

    本市明德中学学生自治会所组织之“大江剧社”，成立于本年五月，曾在该校上届游艺会中公演《警号》《林中口哨》等剧，成绩卓著，久为一般社会人士所公认。自卢沟桥事件发生以来，前方忠勇将士，为国杀敌，后方人士，莫不踊跃轮将，现该社社长何经渭先生及社员陈敏、孟繁英等君亦以学生爱国，向不后人，爰发起话剧公演，将所有券价，汇寄前方，借表慰劳之忱。

    明德学生全体动员出发宣传

    本市明德中学学生，鉴于前方战事紧张，后方民众，亟待唤起，特组织明德学校战时后方服务团农村宣传团，分赴各县宣传。兹收唤起民众之效，并经教厅及该校当局之允许……值此非常时期，该校学生能自动为国努力，殊为难能可贵云。

    抗日救亡和民族复兴，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尤其需要意志与精神。学校除了组织学生进行宣传，还特别注重培养学生艰苦奋斗、乐观昂扬的抗战精神，并将这种精神融入点点滴滴的学校生活之中。当时的校友曾回忆：

    ……当时的生活的确很苦，学校为了丰富学生生活，在学习之余还组织各种活动，培养乐观精神。每学期都举办班级篮球赛。我们班虽是最低年级，但是有从上年级休学转来的赵修先同学加盟，他年纪大一点，球艺精湛。我们不会打球的也都挤在球场边摇旗呐喊，结果我们班幸免于垫底。周末，童子军教员组织我们露营、野餐。在野外拉起帐篷，在溪边垒灶做饭。我班李运初同学负责炒菜，他做煎鸡蛋，单手端起锅子一颠，蛋在锅子里就翻了边，逗得我们捧腹大笑。有时还举行文艺晚会，各班自编节目上演，记得高中有位胡姓同学演唱卖梨膏糖，边舞边唱：“前方将士吃了我的梨膏糖，天天都会打胜仗”，“日本鬼子吃了我的梨膏糖，丢盔弃甲就投降”。结合学校的情况唱道：“国文先生吃了我的梨膏糖，之乎也者做文章”、“历史先生吃了我的梨膏糖，刘邦、项羽又秦始皇”、“数学先生吃了我的梨膏糖，X＋Y开平方”、“地理先生吃了我的梨膏糖，长城、黄河又扬子江”……引得全场师生哄堂大笑。当年物价飞涨，伙食很差，但学校领导注意督促经办伙食的饭要煮足，菜虽差，但饭尽饱吃，有时候弄到一点小钱，买上一、二片腐乳，也要邀二三知己共享，真是虽苦犹甜。

    在章东岩等进步教师的引领下，当时明德学生佘景行等积极要求进步，投身抗日宣传活动。佘景行在其回忆录《戎踪》中，对其在明德这段历史进行了重点描述。佘景行（1919～），湖南望城人，就读于明德1930年代初中47班、高中16班，在校期间参加过声援淞沪抗战和古北口抗战、抵制日货等抗战活动以及反压迫争民主的斗争。1937年军训时，因传播进步书刊被军训当局开除。1938年5月奔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当时和佘景行一同奔赴延安的明德学生还有唐济盘、杨昆元、高保生、邗仲飞等12人。抗战时，佘景行参加过冀中平原抗战、百团大战等重大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苏中、孟良崮、莱芜、豫东、淮海、渡江、解放上海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和珍宝岛战斗。曾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及朝鲜自由独立勋章。离休时任23军副政委。撰有《戎踪》《忆亲聆毛主席教诲二三事》等。

    教育抗战，乃是明德人秉持“坚苦真诚”“磨血育人”的校训精神，弘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文化，于艰苦卓绝之际谱写出来的精彩的教育篇章。抗战初兴，胡元倓曾向社会郑重承诺：“上副政府长期抗战之决心，下慰国人坚苦图存之大愿。一切措施，勉遵正轨，永迪教诲，未敢或弛。”明德抗战八年的所有探索与实践，都在验证胡老校长这句金石般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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