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给她？黄莺冷冷说道，世上可怜的人多了，你可怜别人，可谁可怜你呀？说着接过卡去，瞟了一眼，说数目也不大嘛。孙宏利不满地说，人家母女俩相依相命，能拿出这些个钱，也不容易了。前几天，我给你妈打电话说这事的时候，你妈就说了，那女孩各方面条件都还行，只是名额有限，托关系走后门的好几个呢。黄莺说，那当然，现在办事，谁不得靠关系？芽你要是还人家卡就早点还回去，至于她女儿的事，就听天由命吧。我和她一无亲二无故，凭什么要帮她的忙？
孙宏利被妻子抢白得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他对妻子说，那你把这张卡给咱妈送去好了，就说是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实在推辞不过，让她千万要帮这个忙。
黄莺说，我妈才不稀罕呢，一准给我。说着，诡谲地一笑，最近，我们财务部有个主管的名额，我正琢磨着见跟我们老总，这不正赶上过中秋节嘛，明天我就把这卡给了他。
孙宏利警惕地说，那可不行，你一定要和妈说清楚，要是事办不成，这卡必须退给钱阿姨，咱可不能做昧良心的事。
黄莺生气地白了丈夫一眼，说一张破卡，又没多少钱，我还懒得要呢。孙宏利见状，忙不迭地对妻子说好话，别生气，你想怎样就怎样吧，但钱阿姨的事你得给办了。
黄莺“哼”了一声，你以为我是傻子呀？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我连这点都不懂吗？
孙宏利和黄莺是通过媒人介绍结合的，对孙宏利来讲，算是高攀了。他出身普通工人家庭，而黄莺的父母却是有头有脸的国家干部。前些年，建筑设计院还算好单位，如今实行自负盈亏，揽不到业务就挣不到钱。门路广的，脑子灵光的，早跑到外面干去了，只剩下一群安分守己的，老老实实呆着，分些残羹剩肴。腰包里不鼓，说话底气就不足，家里大事小情黄莺一个人说了算，孙宏利唯有点头的份儿。他的性格原本就拘谨，这些年，就越发寡言少语了。
晚上，黄莺吃过饭就下楼去了。楼下的小区花园有个空场地，邻近爱跳舞的居民，晚饭后就聚在一起翩翩起舞。黄莺也是那儿的常客，她想跳舞减肥。她原本也不胖，可是对于女人来说，减肥是一项长期艰巨、常抓不懈的任务。
孙宏利洗涮了碗筷，收拾干净厨房的地板，便拐进儿子的房间，督促儿子写作业。儿子正读五年级，调皮贪玩，自制力差，抓得紧点，成绩就直线上升；稍微放松点，功课就一落千丈。等孩子写完作业，睡下，已经十点多了。孙宏利隔着阳台的窗户向楼下望去，小区花园依旧灯火通明，铿锵的音乐声传来，不折腾到夜里十一二点，不会曲终人散。
他转回书房开了电脑，先进搜狐的校友录里浏览一圈，意外收到一条消息。消息是外地的女同学丁家玲发来的，只有五个字：陶洁离婚了。孙宏利毫无防备地看到这条消息，登时愣住了。
网络是个好东西，校友录几乎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同学都吸纳进来了，有几个爱闹的，常常发帖子、贴相片，孙宏利很少在同学录里发帖、留言，更多时候，他只是个安静的看客。瞧瞧那些名字，看看他们贴上去的照片，仿佛重温过往的青春岁月，令他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亲切和惆怅，还有些莫名其妙的感伤。
页面显示丁家玲在线，他赶紧发送消息给丁家玲。他问，陶洁为什么离婚了？丁家玲告诉他，陶洁离婚的主要原因，是她婚后有习惯性流产的毛病，结婚多年连个孩子都没有。她丈夫是家里的独子，日子久了，婆家就对她有些嫌弃。偏巧这个时候，她丈夫又有了外遇，还是个姑娘，那姑娘竟然有了身孕。陶洁无路可走，只好离婚了。得知原因，孙宏利托在键盘上的手指悬在空中，好半天没有落下来。他愣在那里，一动不动，内心虚弱而浑沌。
丁家玲是陶洁大学时的好友，而陶洁呢，曾经是孙宏利的女朋友。正因为这样，丁家玲才急巴巴地把陶洁离婚的消息转告孙宏利。毕业时，孙宏利与陶洁同众多的校园恋人一样，因为没能分配到一起，劳燕分飞，各自回到原籍。一个在塞北，一个在江南，眼见得隔山隔水失去了联系。起先，孙宏利还抱着一线希望，试图考取研究生，直奔陶洁所在地。然而，想归想，做归做，成不成还得看老天爷。他的考研计划，连续两次落败。这个时候，他得到了陶洁嫁人的消息。在同事的婚礼上，他醉得一塌糊涂，不省人事。酒醒后，他便死心踏地，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父母为他安排的婚姻。
他之所以隔三岔五惦记着登陆同学录浏览一番，内心也暗含了对陶洁的希望。然而，同学录的名单里没有陶洁，有同学发帖询问陶洁的下落，丁家玲回复说，陶洁从不上网。还有一次，丁家玲贴了一张几个女同学小聚的合影，其中就有陶洁。孙宏利看着那张照片，百感交集，他手握鼠标，把相片一会儿放大，一会儿缩小。放大到整个屏幕时，陶洁的眉，陶洁的眼，陶洁的鼻子……他端祥了又端祥，感到他们都不年轻了，青春已成为一段往逝的历史。
没有人知道孙宏利对陶洁不仅仅是余情未了那么简单。他对她，还藏着深深的负罪感。
那天的天气不太好，阴沉沉的，有雾，像是要下雨。但到最后，雨终于也没有落下来。二十岁的孙宏利骑着一辆借来的红旗牌28型自行车，带着陶洁。陶洁背着那个年代流行的军绿挎包，穿着一件长袖碎花衬衣，深蓝色长裤，双腿并拢，坐在后座上。双手环着孙宏利的腰，头靠着他的脊背。微风吹在她细瓷般光滑的脸上，她小声哼着程琳的歌：“今天你要去远行，正是风雨浓，山高水长路不平，愿你多保重……”路边一丛丛不知名的嫩黄色小花，在阴郁的天空下，绽放得热热闹闹。
他们要去的地方是郊外一个妇产医院，陶洁怀孕了。他们不敢到正规的大医院去做人流，因为大医院要结婚证明。若让学校知道了，他们可能会被开除的。私底下，他们打听到郊外有一个妇产医院，经常给未婚怀孕的女孩子做刮宫术，便趁周末赶来了。
那妇产医院其实就是一个农家院落，如果不是门上挂着红十字的白色门帘，几乎看不出是一个医院来。院子里搭着竹木架子，栽种着丝瓜、葡萄等蔬果。有个中年妇女，手里端着一碗面条，正坐在石凳上专心地吃着。孙宏利问，这是妇产医院吗？那妇女抬头瞟了孙宏利一眼，又意味深长地朝陶洁看去，陶洁被她看得低下了头。她开门见山地说，你们是来刮孩子吧？孙宏利窘迫地点点头，问医生在吗？中年妇女说，我就是啊。说着站起身来，端碗进了一间屋子，停了一会儿，穿着件白大褂走出来。她给陶洁端出一杯滚热的红糖水，让陶洁喝下去。孙宏利紧张地问，不会有危险吧？妇女居高临下地说，啥事都有风险，如果你们害怕，就别做了。
交了手术费，妇女就把陶洁带进手术室。陶洁临进门的时候，回头望了一眼孙宏利，一副无助的样子，像一只畏畏缩缩的小白兔。孙宏利在门外等了十几分钟，十几分钟对他来说，就好像一万年那么长，甚至比一万年都久。他站在窗前，屏息聆听着屋内的动静，有刀叉的碰撞声，有陶洁的呻吟声，还有树上的蝉鸣声……就像一锅热油，沸腾着，煎熬着，令他恐惧难安。陶洁从里面出来的时候，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妇女送了他们几包草药，简单告诉他们冲服的方法，然后语重心长地告诫陶洁，以后再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了。仿佛深有体会地说，咱们女人的苦啊，男人是不会懂得。说罢，白了孙宏利一眼。
孙宏利揽着陶洁的身体，扶着她，离开了那个简陋的妇产医院。一路上，他小心翼翼地骑着自行车，陶洁依旧坐在后面。遇到路面不平，他就停下来推着走，唯恐颠簸得陶洁难受。陶洁每一声轻微的呻吟，都像扎在他心口上的针。他说，对不起。陶洁说，不怨你，是我愿意的。他自责地说，都是我的错。陶洁便紧紧抱住他的腰，伤心地说，我们的孩子，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
那是发生在大三的事，自从做了人流，孙宏利再没敢和陶洁亲密地相处过。他们克制着自己，甚至彼此有意疏远了。男女间的情爱有多深浓，就有多纤弱。时间是一把隐含不露的小刀子，一点点划开了他们的距离。两个人都是老实本分的孩子，骨子里都有点随遇而安，逆来顺受的懦弱。大学毕业后，他们没有分配在一起，在强大的现实面前，便没有挣扎就各自退缩了。
这么多年，孙宏利每每想起陶洁，就安慰自己，只要她能够幸福，他就没有什么牵挂的了。即使没有嫁给他，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在他心里，只要陶洁幸福比什么都重要。
可现在，忽然有人告诉他，陶洁并不幸福，而这不幸福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有可能就是他。他根本躲不掉，也逃不掉。以他匮乏的医疗常识判断，陶洁的习惯性流产与那次简陋粗糙的人流手术不无关系，使陶洁无法成为母亲，而成了婚姻的弃妇。
他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做，让我想想，让我想想，我该怎么办？他双手托着额头，喃喃自语，心乱如麻。他忽然记起许多年前看过的一本小说，里面的男主人公面对多年前的恋人时，也是这样：让我想想，让我想想，我该怎么办。
是啊，谁能告诉他，他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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