痕迹

    行色匆匆走过了一段岁月，回望时心里总有些不忍。本该在春暖花开的季节留下一些醉人的记忆，可曾想在父辈遗留的贫穷和现实生活的夹击下，还只能遇春不看春埋头苦耕耘。

    前些天我回了一趟林机厂，想在那再熟悉不过的环境中，找寻曾经生活了二十几年的过往痕迹。

    厂区早已不复存在，工厂倒闭后这里变成了高楼林立的深宅大院。那些历历在目的工厂生活情景，无不像千万虫子在叮咬着我的心。毕竟我的二十几年青春岁月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它竟然成了我追逐过梦想的呈殇地。

    原来厂大门对面那条通往家属区的小路还在，只是小路两旁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家属住宅楼没有了。取而代之是一栋栋漂亮的洋楼，但我依然怀念那些布满沧桑的苏式建筑。当你走在咚咚回响的木地板房里时，苏联小说中电影里许多生活场景就会展现在你眼前。那些充满怀恋让人伤感的痕迹，只能永远存在我的记忆里了。

    小路尽头的子弟校还在，一楼一底窗明几净，只是当年的教室和办公室早已改建住满了人。走过我曾经代过课的教室时，仿佛又听见了我当年略带青涩的讲课声。

    子弟校靠西的墙边就是“珍宝岛”，夹在大河和灌溉渠间的这段河堤，被称着“珍宝岛”实在有些牵强。厂里人都这么叫，久而久之便约定俗成为这段河堤的称谓。“珍宝岛”上早前有一排平房，我住在朝向大河的一面。我结婚前的七个青春寒暑，就在这里度过的。

    这段青春岁月，镶嵌在我一生这部书开始的章节里。尽管也显得有些平淡和青涩，平心而论这段起始，也还算有些亮色。我至少用音乐和文学的爱好，填满了那段“文革”年代的无聊和虚空。七年光阴就像音乐的七个音符，当它们在我生命的琴键上滑跃出一串清越的旋律，我确认我的命运有了七彩的开始。

    记忆的天空飘来了排水渠对面楼上的小提琴声音，那是厂党委书记韩凤祥的女儿韩小莉在跟安南学习小提琴。凯瑟练习曲第一章的单音节音符，在琴弦上激越、在我回忆里律动。小莉的母亲刘惠英是厂财务科科长，她特别喜欢文娱活动，也就特别喜欢我们几个搞乐器的小伙子。

    十天前得知韩小莉八十七岁母亲去世的消息，除了震惊，心里还有一丝隐隐的痛。不久前在我家聚会时，安南、德君我们几师兄还说，待来年春暖花开定去看望她老人家，谁知这愿望竟成了我们永远的遗憾。

    此时我站在“珍宝岛”上，尽管眼前的一切都已物是人非，但刻在记忆里的那些痕迹是抹不去的。感怀自己的人生，祭念已经逝去而值得我们感念的人，往往跟时空是没有关系的。

    记得我刚参加工作的一九七〇年夏天，厂财务科把我叫去核实一个问题。刘科长拿出一封公函给我看，让我核实一下信的内容是否属实。公函是当地“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寄来的，一张打印的清单，记录了我在红卫兵大串联时，在多个红卫兵接待站借的钱和粮票。十来块钱几斤粮票，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可在当年就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核实后刘科长吩咐张老师给县“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回信：就说这些娃娃刚参加工作没有偿还能力，等以后他们有偿还能力再说。当然这件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但刘科长却悄悄地走进了我心里。

    一九七五年温江地区最后一次文艺调演，灌县选送的是独幕歌剧《春茶飘香》。由汪浩老师编剧，我厂郑万奇老师谱曲。有一个情景让人终生难忘：竹笛引子掀开青城茶山的早晨，舞台上没有灯光，唯有天幕上茶山沐浴在晨曦里。一群采茶姑娘的剪影，随优美旋律翩翩起舞。这美轮美奂的歌剧前奏，在当年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已实属不易。况且我们是业余宣传队，所以在那调演会上受到广泛好评。

    引出这段回忆，也是跟财务科刘科长有关。那年参加完文艺调演回到厂里，一算时间已经超过三个半月。尽管是经过厂里同意抽调到县里搞演出，回到工作中多少还是有些陌生感，更不好意思再到处去张扬。回厂没几天郑万奇老师找上门，要我到厂财务科问一下出差报销。实在说，那时二十刚出头的我，对是否能出差报销并不十分在意，犹豫后也只好到财务科去问。财务科刘科长不在，主办会计张老师答复说没这个报销项目。一周后，依然是刘科长叫我去财务科填出差报销单。

    有一种说法说人有两个命：一个是父母给的生命；一个是人在成长过程中，知识的润养和生活的给予而形成的慧命，慧命注定要承载命运的坎坷重压。生活的细节是形成性格的基因，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而生活的细节用善良和仁爱滋养了你的慧命，你的智慧便有了光辉。滴水恩涌泉报只是因果常理的逻辑，而真正融入我们生命血脉的是那润物无声的善念滋养。我记住了刘科长曾经给予过我的点滴，她遗存世上的人格魅力已留在我心里。

    我从“珍宝岛”往回走时，看见子弟校东面墙边的阳光下，坐着两个熟悉的老人身影。稍一走近，就看见是曾在一个小组工作多年的王绍夑师傅的背影，他对面坐着痴呆多年的妻子。今年是暖冬，听说只要有太阳，王师傅就会陪他痴呆的妻子，在那固定的地方坐一个下午。

    王师傅依然穿着年轻时就爱穿的中式对门襟外衣，满头银丝浸在阳光里显得格外明丽。王师傅的妻子静坐在他的对面，呆呆地望着西边的远空。斜照的阳光把王师傅的身影投在了他妻子的身上，似乎这种无形的搀扶正延伸着他们留在未来的时光。

    我望着呆坐在阳光里一动不动的王师母，望着她那双谁也不再认识的呆滞眼睛。

    那时我们小组里我最羡慕的就是王师傅，他家里有三个听话的儿女，还有一个永远不要他操心家务的能干妻子。在我们经年的劳动休息间隙，总是充满着王师傅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和笑话，总有他学养丰厚的幽默和调侃。

    站在子弟校门前的小桥上，望着浸润在阳光里的两位白首老人，回想着和他们生活中几十年的交集，并行的足迹渐渐远去，而我们生命中共同的那段岁月痕迹却越来越清晰。

    二〇一五年三月一日

    那年高考

    一九七九年是“文革”后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三年，我参加了那一届高考。

    我是六七级的初中生，“文革”开始那年我上初中二年级。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我们便成了那个年代风口浪尖上的革命红卫兵。两三年后，我们还没有回过神来，又响应号召扛着“上山下乡”的大旗，去到了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两年后，我们居然又成了那个年代的佼佼者——工人阶级。

    从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到一九七九年的那届高考，算来整整十三年。我已从一个懵懂的少年长成壮实的青年。一路走来行色匆匆，但是我们却行囊空空。到我准备那届高考前，什么叫数学的因式分解，我都不会解题了，可见留在我们心灵的那段岁月有多苍白。

    起心去参加那一届高考原因是，一九六八年九月初，四川轻机厂的某某拿到大学的通知书，已经去某学院报到去了。这一确切的消息深深地刺激了我，同时也着实鼓励了我。轻机厂这位仁兄是我同校初六八级的同学，他都能考上大学，我也一定能参加高考。

    勇气归勇气，要沉下心来做高考准备那又是另一回事。考文科的语文、政治、历史、地理、数学，五门学科从零开始齐头并进。当时的外语考试只作参考，我可以不管它。仅仅要把那五门学科的教科书找齐，进行系统性地复习。对于只上过初中二年级的我来说，那比登天还难。

    开始我根本找不着北，到新华书店，把能买到的初高中教科书统统买回来。一番海看，一番胡乱翻阅。没有老师指导、没有朋友搭伴；一人一意孤行、一人闭门造车。时间就在昏天暗地中悄悄地流逝，转眼便来到了冬天。

    我记得在入冬前的一个星期天早上，那天我起得特别晚。原因是头天晚上几乎看了一个通宵的书，凌晨四点才强迫自己怏怏地睡去。醒来已是中午时分，饭后骑上自行车就往新华书店跑。这是我几个月来的例行，每天利用午休去新华书店逛一趟，看能否买到新的复习资料。这天正好来了整套复习资料，除了外语没买，其余的我高兴地收入囊中。

    这套复习资料，是在一九七八年出的复习资料基础上，经过增补和修订而新出版的。它是根据当年的教学大纲，把所有的教学内容删繁就简、浓缩梳辫而成。要点明确、条理清晰，练习题、思考题要有尽有。这套复习资料，针对我这样特殊的复习考生，起到了事半功倍的特效。我进入到了有条理的复习，有重点的练习中。复习资料上有的，就看复习资料掌握。复习资料上不足的，就在教材上去补充，我很快地进入到愉快的学习氛围里。

    冬天是从车间里烤火取暖开始的，那一炉旺旺的炭火，从早上上班烧到下午下班。

    开始我并没有打算把书带到车间里去看，怕把初高中课本带进车间被人看见笑话。有了复习资料就不同了，早上上班和下午上班。我都可以把不同的复习资料换着带一本，放在宽大的工作服裤兜里，神不知鬼不觉地带进车间里。只要大家休息，我就悄悄地躲在工具箱背后，把复习资料拿出来神游一番。或者走出车间去到厂里，找一个没人来往的角落躲起来，继续做那没完没了的梦。

    寒风中我不得不坐在靠近火炉的地方，师傅们悄悄地离开到其他小组烤火去了，留下我一个人在火炉旁静静地冥思苦想。几十年后的今天想起那一幕幕，依然让我感动不已。和师傅们一起再平常不过地劳动干活、开会学习，他们从来不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他们知道用最平常的态度对待我和不惊扰我，就是对我最大的尊重和支持。他们为我守护了一个自由翱翔的空间，他们教会了我对人性的起码尊重。

    每天晚上是我最难熬的时候，因为我把所有晚上的时间，都用在了演算那枯燥的数学题上。我从初中一年级的数学题做起，把所有教科书后面的练习题都演算一遍。当课程推进到高二的内容时，我已感到十分吃力。就此打住，回头从复习资料上开始演算大量的综合题。我清楚地知道，高考数学难题是做不起的，争取拿一些基础分是可能的。

    我一生从来没有在那么短的时间内，集中演算了那么多数学题。以至于后来多年看见数学题就恶心，就反感，就手脚不自觉地发凉。但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通过那一段高强度的恶补恶算，我的思维条理清晰了；逻辑推理判断能力强了；自学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以至后来在烧那一大麻袋数学题演算草稿纸时，我心里下意识还有过几分庆幸。

    确认春天在我寝室的窗外铺开时，离七月初的高考已经不到三个月。莫大的精神压力，长时间的睡眠不足，再加上单身生活营养跟不上，我很快瘦了一大圈。昨天我在翻看当年的高考准考证时，看见照片上我那张脱了形的脸，还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记得高考前的三天我就没再复习，赶车去了青白江姐姐家，打算在她家好好休息养两天。一进门，姐姐没想到我会瘦成那样，抱着我就是一阵痛哭。几十年了那哭声依然绕在耳畔，我是她最小的弟弟。

    六月份就热得不行了。离高考还有一个月，我便请假在家做最后的冲刺。除了数学以外，我把其他复习内容浓缩在几页纸上。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一边看一边嘴里直嘀咕。我想我当年肯定给别人留下过这样的印象：“这娃疯了吗，犯神经病了嗦，嘴里嘀嘀咕咕的。”

    早上我会带上从食堂买回来的冷馒头，顺着厂背后的大河向下走几里。找一个有树荫的河边，把脚放在河水里。这样清凉倒是清凉了，头上的蝉鸣却叫得你心烦。世间的万事万物都不可能随我们的意愿而存在，只有我们不断地改变自己，去适应这世间的万事万物。就像这参加高考，如果我不改变自己，我不重塑自己，我就没有资格走进考场；我就没有可能改变自己的人生。

    一九七九年高考文科录取分数线是265分，我那年考了264分。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七日

    那年那月那时

    河面上的雾氤氲成一种神秘，熹微的晨光淡染着漫雾，静谧中充满了生机。

    二胡曲《回乡路上》的旋律，总是在重复着曲谱最初的两个小节。二指和三指在弦上交替下滑同一个音时，听起来总是不那么准确和流畅。一、二小节和三、四小节的内容是一样的，只是音阶爬高了三度。乐曲一开始就烘托出轻快激越的气氛：知识青年轻快地走在乡间小路上，夜风微微、蛙声一片。

    一九七〇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早晨，我坐在临河新修的宿舍二楼上，望着窗外的一片朦胧，拉着《回乡路上》二胡曲，开始一天的晨练。

    半年前我从农村招进了工厂，虽已融入了工厂生活，总忘不了还没走远的知青岁月……

    一

    一九六九年四月，举国欢庆党的九大召开。我们生产队也一样，田间地头充满了喜庆的节日气氛。

    春寒料峭，这一年的春天好像比往年来得晚一些。四月份了，队长孟昌龙依然穿着那件黑色空心皮袄。裤脚挽很高，赤脚蹅在秧脚田里。手握刨锄，不紧不慢地铲除着田埂上原有的旧标语。歪戴在头上的那顶从朝鲜战场上就伴随他的棉军帽。由于耳鞑上的扣子未系上，脑后吊着的那片帽耳鞑，伴随着孟昌龙有节奏的动作，在空中有一搭无一搭地飘飞着。

    当年十八九岁的我，虽然血气方刚，但当看见孟昌龙赤脚蹅在泥水里时，不觉心里也打着寒战。孟昌龙头也没回地说道：“谢知青，你快去把会计夏代金喊来。干石灰在保管室，脚盆和排笔不要忘了，十一点公社要来检查。”后来，我也试着脱了鞋，蹅下秧脚田，和他们一起铲田埂写标语。开始还是感觉到冰冷刺骨，后来也就麻木了。

    会计夏代金突然问我：“谢知青，庆九大都不回去耍几天哦，听说今晚东门口要放焰火。”我正在写庆九大的九字，刚转过脸，却引起一阵哄笑。原来我脸上飞溅的石灰水，已经干成了一颗颗白麻子。笑是笑，另外两个知青直朝我挤眼睛，要我顺势给孟队长请假。我便接过会计夏代金的话茬：“要回去耍几天，下午收工就走。孟队长，我们就正式给你请假了。”孟队长没有接话，只是怏怏地嗯了一声。

    还没等到下午收工，那两个知青已经回城里去了。我和孟队长他们天擦黑才收工，回到屋里就瘫倒在床上。迷糊中听见有人在叫我，那声音由远而近，睁眼看是孟婆婆，我便翻身让座。孟婆婆手里端着一升米说：“我家孟昌龙让你把这升酒米带给你妈妈，这东西在城里要稀罕一点，在我们农村就不稀罕了，它不涨饭。孟昌龙说他明天就上山借玉米。”

    我看着孟婆婆手里的那升酒米，想着前两天路过她家时，曾听见孟婆婆给孟昌龙说家里没米借玉米的事。心里一阵难受，我什么也没说，接过孟婆婆那升酒米，搀扶着把孟婆婆送回了家。回来后我把米坛里的十多斤米，一起装进布袋给孟婆婆送过去。孟婆婆死活不要，我只好说我还留了一半。

    我知道等麦子收起来还有些天，孟昌龙明天一定会去山上借玉米。

    远处的暮色中，孟昌龙在排水沟边放着那头老水牛。

    二

    君君和安娜从城里来看我了。

    两个十六七岁的丫头，光脚蹅在我屋前的小沟里嬉戏着。虽已入秋天气依然炎热，竹影婆娑，洒满我房前屋后。老远我就看见一幅当年在农村极不协调却又引人兴奋的画面。

    我们三个知青住的这排房子，再早是生产队的保管室。房屋坐南朝北，是一座典型的槎槎房。所谓槎槎房，是指把树干直接用篾条捆扎成房架，再在房架上用竹子捆扎成屋面，盖上麦草就是一间不错的房子。我们这房子盖的不是麦草，而是盖了足足有三十公分厚的麻杆。屋子后面筑的是土墙，前面两侧和隔间，都是用捶笆编的。捶笆就是把砍倒的老毛竹，用铁锤捶破剖开编成的笆子。干了的捶笆用斧头和刀都砍不动，可见房屋的安全性是很高的。

    房顶上爬满了南瓜藤，瓜叶已经开始黄了。春天无意种上的几棵瓜苗，没有施肥没有管理，居然就结了五六个大小不等的南瓜。橙黄色的南瓜在稀疏的瓜叶间躺着，似乎在享受秋天阳光给它们最后的滋养。

    两个穿着艳丽裙装的婷婷少女，站在篱笆茅屋前，可想那反差有多强烈。她们并没有察觉我异样的眼光，只是一味兴奋在身边的新鲜里。

    到我自留地里摘菜，两个丫头兴奋到了极点。她们嘻嘻哈哈的笑声，引来了无数生产队人的远观。以至于后来孟婆婆都在追问我，两个中哪一个是我的女朋友。

    我在初夏种上的四季豆，现已是繁花错落豆荚满挂。春天栽种的辣椒、茄子，虽然早已过了盛果期，但植株上依然挂满了辣椒和茄子，只是小了一些。两个丫头在回去的路上，像疯了似的又唱又跳又打又闹。我端着一脸盆丰收在后面观看着，埋藏在心底的那份奔放的冲动，瞬间在我的血液里涌动起来。真想上前去和她们疯闹一阵，释放释放心里的压力。招工的推荐已经完成，但体检还在下月。忍了吧，忍住了。

    君君煮饭是一把好手，她在灶上淘米做饭。乡下没柴烧草，我就在灶前烧火。安娜起初还和我们有说有笑，过了一会儿她却没有了声息。我回头一看，她正直勾勾地看着火塘自言自语：“没想到烧草有那么麻烦。”是啊，烧草就是麻烦，你加多了它不燃只冒烟。你加少了一进火塘就没有了，只好不断地加不停地加。忽然我感觉到肩背上有鼻息的韵绕，我正要回头，安娜在我的耳边轻声说道：“我在你背上闻到了太阳的味道。”别提我当时有多紧张多兴奋了。整个夏天我都和生产队的男人们一起，光着膀臂在田里劳动。除了裤衩遮住的地方以外，浑身上下都被太阳晒得黝黑油亮，连雨水淋在身上都不巴。我不知道她想要说什么，但我感觉到了她鼻息的那缕馨香。

    暮霭在田野上扩散开去，我推着自行车送她们上公路。两个黄色军用挎包里，装满了四季豆、辣椒和茄子。说笑中她们已挥手消失在暮色中，而我却在暮色中久久踟蹰，用无奈去体味已过去的一天和刚才的告别。

    三

    时间来到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用一整天在公社办完了返城的手续。回到生产队把所有的家具送给了孟昌龙家，把所有的书都分送给了几个回乡知青，亟不可待地在暮色中上路。借口是赶在一九七〇年一月一日，工厂报到前回家做准备。而骨子里却是不愿意再在农村多待一分钟，想早一分钟把多年来，为挣表现的屈辱和压抑抛开。

    暮色中我和生产队的几个回乡知识青年握手告别。孟昌龙在远处向我挥手，暮色中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但我感觉得到他的那份不舍。这时我更想要告别的是和我母亲一样的孟婆婆，她才是我心中的那份不舍。

    我推着自行车不断地回头不断地招手，及至都消失在夜色中。我并没急于骑车走，而是在惬意地享受片刻的宁静。三个月前的告别和眼下的告别，都定格在了那年那月那时。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三日

    那段枫木的记忆

    我是一九七〇年一月一号，从农村知青招工进了林机厂。

    进厂后，我和德军、友林、祥林加入了工厂宣传队，各人从工会分得一把二胡。我便笨鸟先飞地早晚猛练起来，日有寸进，乐此不疲。

    随后安南和陈国林从西昌调来，我们才渐次形成了爱好圈。随后才有了杨堂德寝室里的周末演唱会，再后来才有了德军寝室里的男天鹅湖的嬉戏。

    一九七五年厂宣传队的吴太康调走了，他使用的革胡交我接手。乍一看这是个什么乐器哦，古灵精怪的。但细一看，这革胡还真发现了许多机巧。

    革胡是中国民间乐器，它试图替代大提琴在中国民间乐器中的作用。它用的四根弦就是大提琴的弦，它用的弓依然是大提琴的弓。它的演奏方式和大提琴一样，只是外观样式感觉相去甚远。大提琴会像一位仙女一样，在你怀里曼妙地歌唱。而那革胡就像放大了无数倍的二胡，在你的大腿间闷声闷气地诉说。革胡的机巧处，在于它的音枕穿过音筒，和粘合在硕大蟒皮上的音柱形成九十度交叉。这样发出来的音，虽不如大提琴的音那么细腻，也还算那么回事。

    从此后我便做上了拥有一把大提琴的梦，大提琴成了我生活、理想、追求的唯一。我成了成都春熙路音体商店的常客，“文革”中商店里没有西洋乐器卖，我只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制作上。

    大提琴的背板需要上等的枫木，面板需要上等的云杉。上等的云杉木都好找，那要上百年的上等枫木就困难得多了。后来托在卧龙森工局工作的朋友，还真找到了一根上百年的枫木。枫木直径有五十多公分，断筒看材质非常理想。我等不及了，请假火速赶上山去。

    在朋友的帮助下，快中午了才赶到伐木现场。陡峭的山崖下，横七竖八躺满了砍倒的原木。那棵硕大的枫木夹在砍倒的原木中间，必须先把夹在中间的枫木吊出来才行。朋友找的装车工说午休时才能吊，我们也只好等中午下班。这时我才回过神，静静地看了一下伐木现场。一根钢索横过头顶，柴油动力的绞盘机拉着滑车，在钢索上来回运输吊装。装运木材的车辆在坡下排队等候，次序井然。远处不断传来砍倒树木轰然倒地的声音，间或伴随着树倒横山的悠长号子。

    午休时朋友找的师兄，帮我们吊出了那棵枫木。朋友借来油锯，我得到了一段最理想的枫木。下午五点过，我坐上了装车师兄找的顺风车踏上归程。开始下雨了，远山和近景一起迷蒙在雨雾中。车像小爬虫一样在泥泞的山道上爬行，而我却充满情趣地看着雨雾中的风景。

    听别人说这段枫木要放上几年，让它自然干透才能用。至于在制作前，那段枫木还要蒸啊、煮啊、药水泡啊，以后就请制作师去考虑吧，我得把这段枫木放上几年再说。

    很快“文革”结束了，厂工会买回来一把大提琴，很快就满足了我的大提琴梦想。而那段我费尽心机弄回来的枫木，在床下躺了几年，静静地等着我的召唤。

    后来我结婚时，把那段枫木改做了家具。写字台面上的虎皮斑木纹清晰可辨，三十多年依然舍不得遗弃这旧家具。只要一看见虎皮斑木纹，就想起那段青春年少，就想起记忆在我生命里的那段枫木。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哥家的年夜饭

    我已有两年没有到二哥家团年了，原因是我家的小孙子刚出生，太小不方便。今年腊月才过一半，二哥二嫂就上门来请了。还给两岁的小孙子带来了许多玩具。约定年三十在二哥家团年。

    年三十一大早，妻子便开始清理要送的礼品。给二哥二嫂买的保暖内衣，给侄子森林买的防寒服，给二哥的孙女儿美琪买的花大衣。妻子一边整理一边说：“这人见人爱的美琪，穿上这件粉色的花大衣，那不晓得要漂亮到哪里去。”看着眼前的情景，我心里有说不出的畅快。妻子为我哥嫂家人准备的礼物，尽管不值多少钱，但在人情越见淡漠的当下，溢于天然的亲情也属难能可贵。

    我从书房里拿出不久前朋友赠送的茶叶，决定把这实至名归的碧潭飘雪香茶送给二哥。二哥平时喝的是普通花茶，几十块钱一斤。要他上千元一斤去买这有机香茶喝，那不要了他的老命。我只是想让二哥，能在他平常爱喝茶聊天的几个老哥们面前显摆显摆，看咱们也能喝上名贵香茶了。哎，这虚荣啊，怕是命里相随了。

    近几年疏有和二哥家走动，咋就又装修得焕然一新。二哥依然把母亲的遗像相框挂在了客厅的正中，进门抬头便可以看见。说是母亲的遗像倒不尽然，它是母亲生前唯一的一张生活照。阳光下，一把川西特有的藤编圈椅，母亲闲静地坐在上面。神情中透出安详和平静。

    我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已经五点，就和二哥商量早点吃饭，晚上好回去看春节联欢晚会。二哥应允后开始了饭前的祭祀，这是母亲在二哥家去世后，形成的不成文的规矩，年年吃团年饭前的必修课。

    二哥搬来小方桌，放在母亲的挂像前。他在小方桌上放上一碗米一碗豆，嘴里喃喃地说道：“妈，来哦，我们团年了，有米有豆，来年才够。”他在小方桌上摆上了酒摆上了肉，跪在小方桌前，将点燃的蜡烛和香插进米碗和豆碗里。嘴里不停地说：“妈，哥哥和姐姐今年没来，他们病了。这个人吃五谷生百病嘛，哪有不生病的呢。今年就我和幺兄弟两家和你团年嘛，一样的高兴。点蜡燃香，感谢上苍。”二哥端上了不起眼的那碗豆花，摆在了小方桌的正中间。默不作声地叩了三个头，便起身进厨房去了。我知道他想起了母亲，想起了伤心事，想起了那碗豆花过年的往事。

    一九五六年父亲去世的那一年，给父亲办丧事借了许多钱。那时我们兄妹四人还小，只靠母亲一个人在公私合营的制豆社里领的工资。既要解决一家老小的生活，姐姐哥哥读书的学费，又要攒下一些钱还给别人。到了那年春节，不要说给我们兄妹四人缝新衣服，就连上街买肉的钱都没有。母亲把钱都用来还账了，她说不拖过年账。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关上门吃了一顿豆花就算过年了。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她那晚讲的一席话，我终身难忘。“你们都给我记住，穷要穷得有志气，有借有还，再借不难。隔壁邻舍都艰难，我们一辈子都要记住人家的好。”

    年夜饭开始了，圆桌上摆上了干盘子。所谓干盘子是腊肉、腊肝、腊排骨、香肠、酱肉、风干鸡。凉拌鸡块上来了，鲜红油亮的色泽，让你未动筷子就先吞下口水。凉拌折耳根端上来了，红萝卜丝、绿莴笋丝、白萝卜丝，色彩柔美、酸甜可口，糖醋味会永远留在你心里。二哥端上了白果炖鸡、海带炖鸭，他还笑哈哈随口说道：“鸡有鸡路，鸭有鸭路，合起来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活路。”二哥又端上了蒸甜烧蒸咸烧，随口俏皮说道：“翻甜烧、翻咸烧，愿我们来年都翻烧（发财）。”二哥端上了他做的最后一道菜，红烧豆瓣鱼。那张开的金黄酥脆的鱼嘴，好像要说点什么。那撮放在鱼背上的青翠香菜，让我想起了鱼塘里的水草。二嫂端上了素炒韭黄，炝炒油菜苔，干煸茄子辣椒。二哥家的年夜饭上齐了，平时不喝酒的我，也和二哥对饮上了。我打心眼里佩服开过餐馆的二哥，他把一顿极其普通的家常饭，做得那么丰盛，那么富于想象。而且他的谚子，说得那么贴切，说得那么富有诗意。

    祝酒声声，孩子们在闹，大人们在笑。二哥家的年夜饭还在继续。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八日

    刻在记忆里的坝坝电影

    一九八四年的夏天，电大还没有毕业，我就从车间调到了厂工会。

    到厂工会报到的当天是周末，当天晚上我自然就去帮助放电影。放映员李云珍大姐不可能去爬杆挂银幕，搬机器、抬桌子、挂银幕自然就该我们年轻人上。厂工会的周末坝坝电影，建厂以来雷打不动。

    电影在工厂单身宿舍旁的篮球场放映，我正好就住在单身宿舍的二楼上。二楼三楼的寝室就像电影院的包厢一样，足不出户就可看完整场电影。

    晚饭后出现在球场坝的是端着小木凳小竹椅的孩子们，他们把银幕前最好的位子占子。稍后也有大人端椅子抬板凳占位子的，大多数人要等电影开始后，错落有致地找好位子站着看。

    我一生仅有的一次坐在放映机旁的感觉十分异样：从黑暗中射出的好像被挤压得太久的强光，直扑前面的银幕，亟不可待地把生命用另一种形态演示；那每分钟十六帧画面胶片的长度，正好在平静地叙述我理想的一段岁月；大家都聚精会神地看着电影，只有我悄悄地环顾四周，想从他们会心的那一瞬间，窥视到他们内心不曾多有的那一闪念。

    在一阵叹息声中，灯亮了，单机换带了。

    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〇年，这两年是最值得我记怀的时光。我开始写诗了，我已经恋爱了，我结婚了。

    那时我和她的家境都困难，面对结婚的巨额花销，我俩都不愿乱花一分钱。中日建交后国内大量放映的日本电影，是我当年追求的唯一。我只好推着永久牌加重自行车，驮着我的她去看坝坝电影。

    一九七九年的夏天，我以一分之差高考落榜，我和她瓜熟蒂落准备结婚。逢周末我就会去到她学校，晚饭后骑上自行车去看坝坝电影。最难忘的是在853信箱篮球场，看日本经典爱情故事片《生死恋》。

    灿若云霞的樱花；白雪皑皑的富士山；湛蓝天空下的海港；变幻映衬着一个爱得死去活来的故事。都过去几十年了，现在想起来依然让人怦然心动。时值国门刚刚开启，对于一个热恋中的文学爱好青年，可想当年电影给我心灵的震撼有多强烈。记得电影散场后，我俩推着自行车走了很长很长一段路，谁也不说话，任情泪满面。

    我想，之所以这部电影让我记忆一生，是它在一个特殊的时点走进了我的心。反观“文革”中经历过的那些文艺形式，不难理解用心灵讲述生命故事为我们开启的那扇门。樱花盛开的花期短暂，但她盛开时美丽灿若仙人；白雪皑皑的清冷孤傲，她寓意着爱情的纯洁；湛蓝天空下的海港，放飞了影片女主人公夏子虽然短暂但却美丽动人的纯洁爱情。那时的我们虽然青一色的中山装工作服，还推着自行车去看坝坝电影，但是我们已经有了属于我们的爱情。

    一九八〇年的夏天，我们已经结婚并盼着儿子的降临。她虽然有了几个月的身孕，但我们依然推着自行车去青城纸厂看坝坝电影。那是日本最新出品的平民电影《远山的呼唤》，我指望能看到描写像我们这样的小人物的电影。整个故事都在平衡与不平衡中演绎着生命的进程，小人物的命运就在远山的呼唤中波澜不惊地走进我们的心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日本的经济发展高速增长达到顶峰，这样给日本带来了大的社会平衡。而地处偏僻的北海道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这样就形成了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对不平衡。影片开始的滂沱大雨和雷鸣闪电，是大自然的不平衡。而屋里女主人公民子母子俩灯下温馨的晚餐，又显得那么平衡如常。这时窗外传来敲击声，高仓健饰演的男主人公田岛耕作敲开了房门，打破了这家如常的平衡。经过一夜的折腾，明媚的早晨、初生的牛犊、平静地分手，好像一切都又没有发生过一样的自然平衡。

    记得还是在那个夏天的一个星期天，我是一个人去水电十局球场坝看的日本经典故事片《追捕》。水电十局是36毫米双机，银幕又大，那次看得特别过瘾。也许是那年看得特别认真的缘故，几十年过去了依然记得一些情节。特别是那贯穿全剧的《杜丘之歌》，“哪呀哪，哪呀哪呀哪呀哪……”那旋律就从来没离开过我的记忆。

    与其说《杜丘之歌》是一首歌，不如说它是贯穿全剧富于韵叹的主旋律。当一个低沉雄浑的男中音，在东京如林的现代建筑上空盘旋回环。简单的叹词“哪呀哪”，伴随着平静悠远、辽阔优美的音韵旋律，引出一个发生在东京地方检察厅的，波澜壮阔悬念迭起的侦探推理故事。从那平静流畅还略带几分俏皮的歌声中，你完全感觉得到法治带给整个社会的定力和毋庸置疑的社会逻辑。这段旋律除了带给我们优美的视听，同时也带给我们无限的遐想。

    那几年看坝坝电影，除了看过大量的日本电影；也看过南斯拉夫有代表性的电影《桥》；也看过阿尔巴尼亚有代表性的电影《宁死不屈》；也看过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看过的这些电影很快就把留在我们记忆中的样板戏覆盖了，并且让我们把许多美好的记忆和憧憬留在了那个看坝坝电影的年代。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飞往拉萨

    十一点三十分飞机终于起飞了。

    在飞机爬高飞行的过程中，心情有了几分轻松，但心里的忐忑并没有减少。从眼下算起到次日凌晨七点十五分返回成都的飞机，算来已不足二十小时。飞机到拉萨机场应该在两点左右，贡嘎机场到拉萨城里还有五六十公里，虽然是高速公路大巴车也要一个多小时。到下班关门留给我办事的时间也就两个小时左右，愿佛祖保佑不要出任何差错。

    一周前我和儿子去订的这次往返拉萨的机票。本打算两人起个绝早坐凌晨六点的飞机，到拉萨也就中午时分。下午半天有足够的时间去办事，还可以在拉萨城里逛逛。人算不如天算，检了票排队都要登机了，广播传来飞机有故障晚点起飞。天渐明，停机坪上的飞机轮廓渐渐清晰。远处的跑道上不断有航班起飞，然而我的心情越见焦躁不安。

    此去拉萨唯一办件事，到大昭寺莲花生大师塑像前还个心愿。

    事由还得回到十多年前：在普照寺何洁大姐六十大寿的寿宴上，得到大姐赠送的大昭寺莲花生大师的画片。画片如汽车驾驶证大小，正好放在汽车驾驶证里可以随身携带。大姐说画片由大昭寺制作，还由大昭寺的主持开了光，随时放在身边祈佑吧。

    何洁大姐是圈内出了名的宗教文化学者，她虽然没有口口声声宗教的经典教义，但她平常的表述总是充满了禅意和机智。对于宗教文化里的神秘部分，大姐有她独特的理解和领悟。宇宙间有许多不可知的世界，我们还是保持几分敬畏。

    就这样这张莲花生大师画片一直伴随我身边。

    此后不久我出了一次车祸，我开的奥拓车和一辆大农用车正面相撞。按常理应该是车毁人亡，奇怪的是我非但没受重伤，而且汽车受损也不严重。如按常理怎么也解释不通，也许这就是莲花生大师走进我心灵的直接原因。不管客观情况有一千种解释，或者仅仅只是一种心理暗示，我想我唯一能自圆其说的，就是承认自己是一种内心的认定。这次车祸后我默默许下一个心愿，来日有机会到拉萨，一定到大昭寺面谢莲花生大师。

    二〇〇五年夏天我第一次到拉萨，办完事后选择了一个下午去参观大昭寺。游人如织我怕不得要领，便请了一位导游。所幸有导游引领我穿梭于信众的人潮，如果是我个人前来参观就很难找着北。人潮涌动中见缝插针草草即就，只是在莲花生大师塑像前我停留的时间稍长。面对这位把印度佛教传入西藏的始祖，我由衷地感激他把生活在现实苦难中的远古藏民族，以一种博大的人文情怀带进了极乐世界。我双手合十静心闭目，心中默念。

    多年后不知什么原因，莲花生大师画片竟不知去向。心有失落，再次到青峰书院看望何洁大姐提起此事。大姐二话没说，再次拿出她珍藏多年的莲花生大师精美相框，还带上一盒檀香和一只精美的小香炉，“拿去常常焚香祈佑吧，也许你和大师有奇缘。善恶福报仅仅一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心得到安宁。”

    算来妻子在汶川大地震前一年做的癌症手术到今天已有九年，按医学理论已经痊愈。前不久再次做了原发性结肠癌手术（非转移），这次发病和手术的过程让我匪夷所思。

    周末儿子从成都回来，一家人早早吃了晚饭。晚饭后不久，妻子呕吐不止瘫倒在地。急速送妻子到医院诊治，医院检查是结肠上的问题。没有扩散没有转移的早期，随即动了手术。同样的食物我们没有任何反应，只有她吐得一塌糊涂。是因为感冒或者呛了一口冷风？之前没有任何一点先兆。她平时也有焚香祈佑，由此我便动了去拉萨大昭寺还愿的念头。

    不出所料到了大昭寺已是下午四点半，赶紧买门票和一保温瓶酥油进去。此时大昭寺里的游人信众已然退去，儿子一边参观，一边为佛像前的圣灯添酥油，我却直奔莲花生佛像大殿。看看前后无人，便按藏族人磕长头的方式行了三个大礼。怪怪的是当时我为什么要看看前后无人呢？其实用什么拜谒方式有那么重要吗？依然俗人一个。

    从大昭寺里出来时的轻松和平静，和早上飞机晚点的焦躁不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人的心路历程也许就是这样：由我们的理想目标出发，穿过为自己设定的理想通道，剩下的就是想不费分毫达到目的。殊不知天有不测风云世事难料，形成虔诚的想法本该平静，因主观而酿成纷扰影响了心境。烧香拜佛是一种调节内心的方式，我们有这种心理需求，就能找到这种解决方法。此时我又想起了何洁大姐的那句话：善恶福报仅仅一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心得到安宁。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黄土塬上的樱桃

    十二月六日，是四川省三万五千名艺术类考生开考的日子。美术类考生的考题是：一张方桌上，放着盛满樱桃的竹篮，紫红色的樱桃在自然光的照耀下，明暗清晰晶莹剔透，桌面上还散落了几颗。这种同一考题的静物速写，显然是考察学生静物速写的准确度；考察静物观察角度的变化带来的光线变化和色彩变化。

    考生们正在聚精会神地画樱桃的时候，我就站在萝卜寨的樱桃园里。时空的穿越，似乎让我看见了透亮在阳光里的满树大樱桃。它们用微醉的笑靥亲吻游人的嘴唇，一丝浸润灵魂的甘甜可以把你留在这云端的天堂。

    站在这海拔两千米的高台黄土塬上，一千五六百亩有效的耕地面积让我吃惊。在岷江上游的峡谷地带，自然形成耕种条件如此优越的地方，恐怕绝无仅有。可见生活在这里的羌族的先人们，千百年来在这里繁衍生息，用勤劳和智慧给这片黄土塬留下了深厚的人文信息。所以我们才得见这里和其他羌寨截然不同的建筑；这里和其他羌寨不一样的农耕细节。

    凤凰山上已然冰封雪漫，凤凰山下黄土塬暖阳如春。

    我痴痴地望着无际的樱桃树林，希望能想象出春天繁花随风雪飘的情景。用眼观实景去印证台湾歌手周传雄《樱吹雪》中的那句歌词意境：粉色的樱花忽然间迎着风，回忆飘如雪……

    冷清的空寂中，几片零落的枯叶在裸枝上摇曳，它们不愿意很快从五月留给山野的记忆中退去。阳光里樱桃树留给枯叶的深红，是它们要用满腔的热诚伴着羌楼上的风铃叮当，在冰冻雪封前为黄土塬唱最后一次颂歌。

    我慢慢地走在樱桃林里，轻轻地抚摸着将要被修剪的枝条。吻着枝条上那一个个为来年孕育新绿的芽孢，默默地和樱桃树对话。既然要把黄土塬的生命修剪成羌家来年的幸福，请把修剪下的莘枝，燃烧在丰收台的火塘里。我要踏着羌家的舞步，旋转在羌家庆丰收的人群里。

    这来自异国他乡的樱桃，漂洋过海来到萝卜寨的黄土塬。凤凰高山的泉水给了它晶莹剔透的灵魂，所以叫它水晶樱桃。高原艳阳给了它足够的日照，所以它们才有和羌家妹一样红扑扑的脸庞。黄土塬重新孕育了它的生命，这车厘子、这大樱桃才以丰厚的礼数，回馈了生存在黄土塬上的羌家人。

    望着已长成碗口粗的樱桃树，望着像一把伞样的矮化修剪树形，很难再想象出当年引种时栽下的小苗样子。就像现在很难想象当年栽下小苗时，引种人那种忐忑不安无限期待的样子。好在日子永远不会照我们的吩咐过，小苗在磨磨叽叽中长成了树，樱桃也从最初挂几颗到后来挂满树。你要问萝卜寨黄土塬上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变好的，可能没有一个人能准确回答你。但你要问是什么让他们过上了好日子，他们会异口同声地回答：种上了樱桃。

    我在樱桃林里遇上一个小伙子，他告诉了我他们过上好日子的秘密：过去黄土塬上只种玉米、土豆、花椒，年人均能有一千多块的收入已经算不错的了。现在不同了，仅每年夏天樱桃一项收入每户就有几千上万元，樱桃林还不影响间种玉米和土豆。再加上每家人搞的旅游收入，萝卜寨人均已达到四五千元的收入。小伙子还说，萝卜寨人上山采药外出挣钱还没算在内。我在小伙子采摘的菜堆里挑出一个青头萝卜，用他砍菜的刀削了皮放在嘴里咬了一口，冰冷浸牙，但是却很甜。

    我家有个亲戚的小孩今年也考美术，他也到萝卜寨黄土塬上吃过大樱桃。但愿他把静物速写，就画成他印象非常深的黄土塬上的樱桃。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茶溪谷的淡然

    石碑岗下行百米便是茶溪谷了，溪水一湾绕流而去。

    越桥，绕过前厅寻右拾阶而上，来到岔路口。右去，一条小径伸向远处的山林。细碎的阳光和绿意撒满一路，想来此去寻幽必得一份清凉。左去数步，蝉鸣中一隅茶厅便在眼前了。

    泡上的绿茶在水温和时间的交替中，渐渐释放出她藏在心底的那份惬意。淡淡的，淡淡的，在你的口中，在你的心里牵绕出一丝淡淡的沁香。看来这便是茶溪谷给我的第一份淡然吧。

    茶厅左边一条石阶路盘曲而上。当行至一段陡梯路时，便停下脚步四处寻望，静幽幽中除了蝉鸣就只有粗声的喘息。岁月无情啊！心里顿生些许悲哀。淡淡的，淡淡的，我那一丝淡淡的情怀。

    行至山顶，林间忽现一座精巧的殿宇。“茶圣殿”，殿内茶圣陆羽高座台上，面前贡案上香烟缭绕。这些贡品和烧香定是茶溪谷人奉上的，他们在为茶溪谷种茶人祈福吗？茶圣陆羽的表情似乎有些淡然——茶道本应平淡无奇，应是平静的心灵和大自然的勾通；应是大自然对心怀虔诚的馈赠。也许这是茶溪谷给我的第二份淡然吧。

    淡然于茶溪谷是一种姿态，本无名无势，便以天然去雕饰去实惠游人。

    淡然于茶溪谷是一种境界，弃掉无实虚名，以朴实无华去润泽游人的心。

    望着将要离去的茶溪谷，你淡然吗？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三日

    天使的叹息

    一九九六年的夏天，我家从学校搬到了城里新买的住房，那年儿子正读高中。

    搬家是一件苦差事，幸好大型家具都没有搬，只是把铺笼罩被和家电等搬到了新家。妻子在新家里外拾掇，我就从楼底往五楼来回上下搬运东西。累得够呛但很兴奋，想到儿子不再骑车上学，心里一阵轻松。

    所有的东西都搬完了，只剩下一台破旧的天使牌洗衣机。我用布带捆扎好背上往楼上搬，在四楼的转角处，踩滑了楼梯踉跄了两步。人虽然没有摔倒，但背上的洗衣机由于受冲击，外壳下边长期受腐蚀的地方撕开了一条缝。

    望着眼前残破的洗衣机，总想不出一个让自己沮丧心情平复下来的理由。拿妻子的话说：都十几年的破洗衣机了，有啥舍不得丢嘛。说的也是，从一九八三年买起到一九九六年，整整用了十三年。但哪个又晓得这台破洗衣机，扎在我心里生成的那般难以割舍的情结呢……

    一九八三年的倒春寒推迟了春天的到来，都三月初了依然冷飕飕的。上班时师兄们围着火烤，组长李阳普小声宣布：郫县花园铸造厂的活路说好了，十七张图纸，工钱四千五百块钱，一个星期做完。我们九个人分三组，两天一轮。厂里保持六个人上班好打掩护，谁都不要耽误请假。星期天全部到花园，收拾完活路好结账。

    这是我们木模组第一次全体外出打野挣钱，足足让我兴奋了好几天。

    星期一的早上天不见亮，我们师兄三人骑着自行车上路了。之所以选择早上六点上路，一是为了赶时间，最主要的还是怕别人看见。因为木工工具都是分多次，一点一点地从厂里悄悄带回家的。

    当我们到了郫县花园的公社里时，还没有上班。那时还没有电话联系不上人，只好在公社里转悠傻等。都快九点了才听李阳普说人来了，果然看见公社大门口走来了几天前来过我们厂的老张。老张进门老远就打招呼，直说对不起来迟了。跟即把我们带到公社礼堂的舞台上，把制作木模的方料板材一起交给了我们。

    在厂里上班制作模型不累，台式带锯、台式圆盘锯、台式压刨、台式钻床一应俱全。而这个充满哲理的舞台上什么也没有，空荡中唯有我们被生活压得有些变形的青春和活力。

    我脱掉了棉衣在马凳上用锯子开始下料，起初还感觉有些冷，没几分钟浑身就发起热来。我又脱掉毛衣，只剩下空落落的衬衣，随我锯锯子的动作上下翻飞。这毕竟是个重体力活，不想发光发热都不行啊。不出半小时我便大汗淋漓，在厂里上班哪里遭过这种罪嘛。回想当年那种超乎常规的劳作，一定有一种原动力在驱使。那充满诱惑的心里预期，早就在我们身上上足了动能的发条：组长李阳普明确表态，所有工钱九个人平分。

    用一个星期没命的劳动，能挣来近一年的工资收入，那是我做梦都会笑醒的事，你说我能不卖力吗？但是当晚十一点半收工，我们都累趴在鸡毛店里了。这件事在今天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在当年却是一件大逆不道的大事。如果当年被厂里知道，一定会给我们严重处分。因为我们只用了工厂收费标准三分之一的价钱就给别人做完了工，而且还满足了用户短周期的要求。这次实实在在的“市场行为”，早早唤醒了我心里的创业意识。

    在第二天午饭后的短暂休息中，我靠着一块木板很快就睡着了。睡梦中我拿着分得的四百多块钱，兴冲冲地来到厂门口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乐山东风电机厂在厂门口，以厂价在我厂推销他们的产品天使牌洗衣机。都快摆一个星期了依然有那么多人，乐此不疲地在那里看、在那里选。我似乎早就选好了，交了四百多块钱，扛上洗衣机就回家。

    插上电开始洗衣服了，工作服、工作裤、沙发套、沙发垫，把平常最难洗的都往洗衣机里装。洗衣机开始旋转了，洗衣桶里的水流正反都那么顺畅。洗衣桶里的水流发出的声音，是我从来就没有听见过的那种：流动时舒缓灵动唱吟，暂停时回头矜持凝望；动静间命运的浪潮反复被推高，旋转中循环往复拷问着曾被污浊的灵魂。

    不知什么时候妻子笑盈盈地站在我的对面，向我伸出一双手指上缠满胶布条的手。她似乎在向我说，这双纤细的手不再因为洗衣而在冬天开裂了。忽然洗衣桶里发出光芒，随即砰的一声巨响！唉，李阳普绊倒了一块木板。

    在那次干完活回家洗澡换衣服的时候，妻子看见了我红肿的右肩胛。她抱着三岁的儿子走过来，故意用儿子的小手摸我红肿的地方。嘴里虽然随便说着儿子你给爸爸吹一吹，但我看见眼泪就在她红红的眼眶里打转。妻子不知道木匠的戳子是用铁锤打，而木模工的戳子是用肩胛顶着削。只听见妻子抱着儿子转身一声声轻叹：咋个的嘛，咋会这样……

    那台天使牌洗衣机早已经融进我的那段过往岁月，在与那段岁月的对话中，你总能感受到它的那份坚守。许是我在那段岁月里曾用血性的青春感染过它；许是我在用踏实的脚步丈量那段人生时获得了它的认同。它用超期服役回报了我的真情，它成为了我一生都怀念的朋友。以至于收荒匠从我身边拿走它时，仿佛还听见它一声怅怅的叹息。

    二〇一五年二月一日

    湘西行

    车从边城过

    过了桥我们就从湖南跨进了四川，这可是真正的边城。

    停好车我们从四川这方去边城。公路下坎到小溪边，两三百米长的古道两旁，全是木结构的老房子。离水百余米的石梯路中间，建了一座丈余见方的六角亭。两层楼的亭子全用青砖砌成，亭子上下六面都有观察窗。不知道我该怎样思考这亭子在当年的用处：是出四川去远方签证盖章的地方；还是出入四川的货物在此纳税交钱的地方。抑或都不是，这民国时期的建筑，也许是川军和湘军边界镇守的瞭望楼吧。

    小溪依然像沈从文先生《边城》里描写的那样，那么恬静、那么怡然、那么开阔。溪对面的崖壁上，雕刻着由沈从文先生手书的边城二字。渡船依然是《边城》里描述的那种方头船。不再是小说里的那根“废缆”，而是一根崭新的钢绳牵着方头渡船。船工不再用手“攀援废缆”拉动渡船前行，而是手执一根前端开了凹槽的木棒，用木棒凹槽撇着钢绳拉船前行。尽管有了一些变化，但渡船的方式和情景，依然与《边城》里描写的一样没变：站在船头的船工，用夹杂着湖南口音的川东话，招呼着来往过渡的乡邻。到了岸，船工依然像小说里描写的那样，首先跳下船拉住船头，憨厚地叫大家：“慢点，慢点，别忘了东西。”

    在一九九〇年代还没兴起旅游时，这里的民风依然那么淳朴，这里的自然环境依然那么美丽迷人。从沈从文先生《边城》小说里描写这一带环境来看，也有了明显的变化。比如小说里描述四川这边时，只说有一条“官道”，而后来形成了四川秀山县洪安镇，也包括小溪边的古街和瞭望楼。小说里描述过渡船上岸一里地便到了茶峒镇古城，现在上了岸就是茶峒镇的小街了。这些环境的变化，并没有破坏边城这幅画的结构，相反这些古香古色的街道和建筑，给这幅画添了不少色彩。在原有的清丽古朴上，增加了几分丰满和圆润。

    从四川流到这里的酉水，和小溪汇流后向下称白河。“白河宽半里”，沈从文先生的估算是准确的。白河在茶峒折向东南，流向沅水流向洞庭湖。这里自古便是水陆码头交通要道。茶峒古城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繁华，可见一斑。

    酉水和小溪汇流处并不宽，就五六十米。向下流四五百米，河面增宽至二三百米。由于有几米的高差，由窄变宽的河面就自然形成了滚水滩。“一滩青石”，是沈从文先生《边城》小说里描写的这里的情景。也是小说除了描写渡船情景之外的，重要情景之一。

    青石滩的中间塑起了一座汉白玉的雕像，雕塑的是《边城》小说里的主角——翠翠和那条黄狗。他们坐在河滩上，背对着渡口，面朝白河的下游。

    翠翠在等那曾经深深爱过她的天宝，那个勇敢豪爽、诚实善良的湘西男人。

    翠翠在等那她深深爱着的老二傩送，那个轻利重义、守信自律的湘西汉子。

    她从沈从文先生一九三五年的笔下诞生那天起，就在这里等：“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她会永远等下去，在这边城。

    夜宿凤凰

    推开宾馆的窗户，眼前一片灿烂。

    我们住的宾馆，应该在眼前那湾碧水的东南面。远处浸润在晚霞里的城郭，便是凤凰古城了。窗外右边蜿蜒而至的河面，在眼前拉出一道宽大的弧，似要把霞光撒在水里的万千金箭，不断地射向水边苍翠润泽的竹林。宽阔的水面好像没有了流动，静谧的水边有一两个少女在洗菜浣衣。几只鸭鹅在泛金的水面扑腾，颤动着的涟漪试着把静晚的美传递开去。西北面的霞光越见暗沉，水面的杆杆竹影也渐渐模糊。或有几声鸟鸣会打破这里一时的宁静。

    窗外左面清水流出视线的地方，一道古城墙临水依山而起。河岸不远处矗立着一座古城楼，似曾相识一时想不起。后来听服务员说，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在这里拍过很多镜头。

    粉墙黛瓦的小街依山鳞次而建。离水面丈余的石阶，宽阔但略显陡峭。看来这里是城里人挑水洗衣洗菜的地方。最后一道晚霞，把深红的记忆悄悄地留在了这片水面。

    楼下的餐馆因停电在暮色中越显昏暗。烛光里晃动着老板的笑脸：“三位吃点什么？”“老板，来个回锅肉，炒个醋溜白菜，再烧个煎蛋汤。”老赵没加思索就按四川的习惯叫菜。老板笑盈盈地走过来：“对不起，没弄过回锅肉，是不是……”没等他说完我就接过去：“我来炒，行不行？”老板依然笑盈盈地：“可以，那就麻烦你。”

    这里由于没有郫县豆瓣和甜酱，炒出来的回锅肉，已与家里炒出来的味道相去甚远。

    结账时老板高矮要少收钱，理由是我们照顾了他的生意，还教会了他炒四川回锅肉。那憨厚质朴的情感溢于言表。

    一九九〇年代还没兴起旅游，我们来这里也只能算一个过客。凤凰城的灵魂已写进沈从文大师的小说里了；凤凰城的天然美景已走进黄永玉大师的画布里了。而我总希望那份淡淡的悠远的情，常常驻足我心里。

    过乌江

    车过遵义便调头向东，沿三二六国道前行。原计划车行至凤冈县，折向三零四省道，当天即可到贵州最东边的印江县。第二天就可达湘西的目的地。当车行至凤冈县岔路口，见公告才知道，三〇四省道因故不通需绕道。这一绕道就得多走一天。

    傍晚时分我们绕行到了德江县。这是个怎样的袖珍偏远小县哦，我们住的政府招待所，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房间。隔壁住的广东商人，在那里骂了一句最具代表性的话：“在这鬼都不生蛋的地方，谁来投资嘛。”

    从德江县到乌江渡也就半小时路程，上午九点左右我们的车已来到码头。

    由南向北流过来的乌江好像在这里打了一个结，江面忽然变得很宽。那七八百米的宽度和一两公里的长度，足以使这里成为天然良好的轮渡港。渡船正好停在这边码头，船上没见动静，好像是在等过渡的车辆和行人。

    从公路到渡船边，是一条大约两百米宽四五百米长的下行坡道。全是用当地特有的红沙石墩铺成。由于坡道很缓，两边便有摆摊设担的人。我的车缓缓行至船边，对准跳板开了上去。车稳稳停在了船的前面，后面还留了有两个车位。

    这时从码头上传来大声的喊叫：“车不要先上船，十一点才开，不然要罚款哦。”心神未定的我赶紧把车往岸上倒。由于没有经验，本该一鼓作气就退上岸，车速慢了一点，还没完全上岸车就开始打滑。车在原地磨蹭了一阵，不但没有后退一步，反而向下滑到了离江水不足一米的地方。紧张的我大喊老赵小张推车。这时码头上又传来刚才那大声的喊叫：“喂！你们那边几个过来一下，人家天远地远来帮我们建设，国家的财产我们要保护嘛！”循着声音过来几个彪形大汉，“一、二、三、起！”还是那洪亮的声音。说来也怪，就差那点力，车很快就退了几米。

    车离开轮渡越走越远。后来渐渐走出了我的记忆。而那洪亮质朴的大声喊叫，却离我越来越近，有时会从梦里把我喊醒。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再次翻越娄山关

    第一次翻越娄山关，是在一九六七年元旦。再次翻越娄山关，已是三十年后的一九九七年了。

    一九六七年的元旦异常寒冷，我们十八个与共和国同龄的少年，走在异乡的冰天雪地里。从桐梓县出发，由于路面有冰，行走十分艰难。那时的公路是石子土路，走路边要好得多，于是一队人沿路边鱼贯而行。现在想起当年那些事都好笑，可当年是多神圣的事：“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的红卫兵”，“革命大串联”。

    沿着公路我们艰难前行，越往山上路面越滑。快到山顶时只好四肢并用。尽管这样也免不了摔跟斗，摔个四脚朝天，摔个懒狗吃屎，也再所难免。嬉笑声中，大家已散坐在山垭口的路边，望着远山，望着夕阳。眼前这幅情景，正是毛泽东笔下的“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我坐在离他们几米远的桥涵路边平台上，忽见平台的洁白冰面，用黑色的葵花籽摆放了一行字：“一九六七”，显然是葵花籽不够，少摆了个年字。就这几个黑白分明的字，引起了我一连串的猜想。往常的路上，去赶赴“遵义会议”纪念的串联队，会一队接着一队，相隔几米。而新年伊始的元旦却少有串联队上路，是怕冷还是怕山上冰雪路不安全；是没想起新年第一天翻越娄山关的纪念意义，还是不急着赶路，趁着元旦休整一天。唯有我们在新年的第一天，在娄山关上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早上起床时就看见一队红卫兵出发了，队旗上写着北京至遵义。三个男生两个女生，大概是高中生吧，总之都比我们高比我们年龄大。他们都穿着真正的军装，披着真正的军大衣。哪像我们穿的是用土黄布做的“军装”。

    用葵花籽摆的这行字，我宁可相信就是北京串联队摆下的。而且不是三个大哥哥摆下的，肯定是两个姐姐摆下的。我还宁可相信是那位留着长辫子的姐姐摆下的。因为晨曦中她那张美丽的笑脸，已经深深印在我心里了。

    我把摆成字的葵花籽收起来，放在手心里用鼻子闻着，希望闻到从神圣的北京带来的不一样的香味……

    一九九七年六月，我驾着载重两吨却装着三吨多的小货车，从成都出发经重庆、遵义，转道贵州到湖南湘西吉首。这两千多公里的长途奔袭，对刚学会驾驶不久的我来说，既兴奋又紧张。

    早就听老驾驶员说，从重庆到贵州的路，每年雨季是最难行的。全是山区的黄泥路，要像走冰雪路一样必须挂链条。

    从重庆的綦江县到贵州的桐梓县，一百六十多公里的路程，我们的车整整走了一天。我也算亲身领教了威震川黔的九十九道拐的行路难。

    桐梓县的早晨一如三十年前，安静清丽甚至略显冷清。只有出早车的人在那里走动，做着上路前的准备。我非常清楚这条路的咽喉屏障，就是前面必须翻越的娄山关。在向老驾驶员请教翻山要领时，他们告诉你：“上坡提前减挡，轰足油门不要软油，一鼓作气就上去了。”虽然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依然担心车载超重。

    果然我不愿看到的一幕出现了。在最后一段长达两公里多的陡坡上，一辆满载煤炭的东风车，冒着滚滚黑烟在我前面五百米处冲坡。我也尾随其后喷着浓浓烟雾向上猛冲。突然前面的东风车在距坡顶三四百米处停下了，而且正好停在路中间。我的车无法绕过去，也只好停下来。同车的老赵和小张赶紧下车，从路边捡来两个石头，放在后车轮下止住车。陡坡上我加大油门试了一下，车根本起不了步，我一脸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办。

    东风车开始慢慢地向后退，我也只好慢慢向后退，退到了我刚才起步加速冲坡的地方。这一下我真蒙了，束手无策，呆呆地望着长坡。坡上下来一辆汽车，车牌是四川的，我上前拦下了这辆车：“老乡我请教一下，车有点超载怎么办？”他看也没看就丢下一句：“拉上风门！”车一溜烟从我面前消失了。我这才猛然醒悟过来，难怪那东风车黑烟滚滚，那不就是拉上风门尽烧燃油的原因吗！

    和老赵商量了一下，他俩原地等待以备接应。我上车、拉风门、点火、轰油门、起步，汽车像疯了一样向坡上窜去。我万分紧张地看着前面的长坡，心里焦急地数着，过了一半了，还有三分之一，离坡顶还有三百米、两百米、一百米，哦！过了！万岁！我心里一阵狂喜。

    车很快到了娄山关垭口。我跳下车，对着毛泽东诗词碑做了一个胜利手势，高喊：“我们胜……利……啦……”

    三十年前我的同学们也这样高喊过。

    一九三五年红军在这里打了大胜仗，肯定也这样高喊过。

    现在行车不再需要翻越娄山关了，渝黔高速已从山下穿洞而过。娄山关的过往也已定格在历史里，我与娄山关的亲近，也已成为我最美好的回忆。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一路延伸读红原

    金灿灿的阳光照亮了通透明媚的梭磨河。

    河边树林里蒸腾的水雾，阴角处不化的冰凌，都在悄悄诉说高原迟来的春。

    车过马尔康一路灿烂延伸向草原，刷马路口是这一路绕不开的一个节点。下车即下马，回忆往事等于刷马休息。曾经多次经过这里，就是没有今天这样高的兴致。也许是多日不见阳光吧，它照得我心情大好。

    从地图上看，刷马路口就是红原县伸向东南那只脚的指甲盖。说它是北上草原的门户也好；说它是北上南下的交通要冲也罢，都不为过。因为此去翻越海拔五千米的鹧鸪山垭口，就是现代汽车也要几个小时。不用说当年还没有现代交通的旅人和马帮，他们要进出阿坝腹地就一定会在这里刷马小憩。

    随着鹧鸪山山腰公路隧道的开通，过去几小时的翻山路程，现在几分钟即可过去，刷马路口渐渐冷落。这里的渐渐冷落情在理中，现代畅通的延伸即是对它往日繁荣的礼赞。

    过了刷经寺，才算真正进入红原草地。

    眼前一任的辽阔，天地间的距离一下变得不可思议的近。如洗的湛蓝碧空和枯黄一冬的草原，在我视线能及的维度里无限地延伸。此时此地的那种开阔、那种深远、那种莫名地想流泪的冲动，无一不在感受着“天地玄黄，宇宙苍茫”的玄机。

    四月的草原依然不见一丝绿意，枯黄依然是这幅画的主色调。

    前面翻过查真梁子就算进入红原县的腹地。

    远处，由东向西横亘于大草原上的山垣隆起，这就是查真梁子。远远望去，就像一位藏族老人匍匐在大草原上，向西朝拜着佛祖。那梁子顶上低矮无序的红柳，像是老人的头发；那随光照折射变化的枯黄，像是老人的藏袍。

    此刻我就站在查真梁子的顶上，望着眼下涓涓蜿蜒北去的白河。想象着几十公里外的黄河第一湾上，白河水带着虔诚融入黄河水的情景。因为我把查真梁子流下的涓涓细流，看成是老人朝拜时喜极而泣流下的热泪。老人右眼流出的眼泪，化作草原上一条飘逸的哈达。一头拽在老人的手里，一头系在黄河的颈上。

    东南坡一路上行的公路，总绕着流向长江的梭磨河支流而行。这就是匍匐着的老人左眼流出的热泪，老人要把积攒千年的虔诚与祝福，带到更远更广的地域。他要把纯净雪域高原的魂，静静地融进长江的生命里。

    一对年轻的藏族夫妇，在查真梁子的公路口上，双双向空中抛撒着龙达。那印满经文的龙达随东南吹来的暖风翻飞着，他们是要为父母的长寿送上祝愿，还是为草原来年的风调雨顺祈福。总之，从他们会心的笑脸上，就可以感受到他们被暖风读懂的心事。

    修好但还未通航的红原机场，离公路很近。那让人充满遐想的登机楼，那让雪域高原延伸向未来的飞机跑道，都给美丽的草原添上了浓浓的一笔。

    此去红原的目的地，是西南民族大学青藏高原研究所。三年前，我们在那里做了一个三十五千瓦的太阳能发电系统。还在县城的大街上，远远就能望见西北边的天宇下，有一片泛着蓝光的物体，那就是太阳能发电的多晶硅板。

    望着房顶上二百五十平方米的多晶硅板矩阵，说实话心里暗暗有一种自豪。在日新月异的草原上，我们能以清洁能源的示范引领未来，实在是一件幸事。

    研究所去年建了一个全自动化的气象站，邀请我们去把太阳能发电的一部分，直接接入气象站。趁员工上房顶施工的时候，我也爬上了房顶。极目远眺那无边无际的草原，我似乎又看见了当年红军走过那片草原时留下的足迹。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六日

    后院叙事

    一

    昨天是星期天，一早我便开车到花鸟市场。准备为我家后院新修的鱼池，买几对适合喂养的观赏鱼。

    走遍市场几家卖观赏鱼的商铺，最终还是回到我以前常买鱼食的那一家。在卖鱼老板热情的招呼声中，我开始环顾四周飘着彩色生命的玻璃鱼缸。

    在我的计划里，首先考虑要买的是一对带虎皮斑纹的锦鲤。在离堆公园荷花池里涌动的彩色鱼群里，老远就可以看见跳眼的虎皮斑锦鲤。那么特别那么显眼，金棕底色上天然地套上了黑色的虎皮斑纹。总是在色彩斑斓里、灵动的生命里，尤显一份沉稳大气，出落一份高贵典雅。

    其次，我要买一对大红袍斑纹的锦鲤，在众多彩色锦鲤的品种里，它是不可多得的品类。洁白的通体上，由鱼头到鱼脊背到鱼尾，漂染上了鲜红的水印。洁白和鲜红的相嵌，精致得无可挑剔。它像一位穿着洁白婚纱的新娘，从洁白的头饰上扎上一条飘逸的鲜红轻纱。生命在色彩的飘动中，转瞬写下了永恒。

    我还要买一对有花斑纹的锦鲤。它虽然常见，但它通体红白黑三种色块的杂陈，总能让你体会到大自然的奇妙。

    我还要买两对通体金黄的锦鲤。它们就更常见了，但这是我为鱼池里将要飘起的一群小生命定下的基色。让它们为白底蓝花的池底随时增加一抹亮色。

    做生意就是做生意的，那么漂亮的一位年轻女老板，她居然随便拿一根塑料袋、一瓢清水，就把我那么看重的五对小生命，随便一装就叫我提走了。唉，生命有时为什么会被轻视呢，我们不敬畏生命，还能敬畏什么。

    在我把彩色小生命往鱼池里倾倒那一瞬间，我的心释然了。它们并没因为我的担心而改变它们的生命形态，在入水那一刹那，水便还原了这群小精灵的自然生命。它们头咬尾、尾跟头地做线型运动：时而大红袍斑在前面领头，绕着池里的假山脚呈6字形或8字形游走；时而虎皮斑在前面领头，绕鱼池外圈做环形游走；时而又无规则地穿行。也许它们在狭小的空间里待久了吧，一旦来到这宽阔的大池里，它们就会把生命的精彩演绎到极致。

    二

    其实我家的后院早就有鱼池和花园，只是毁于“5·12”大地震。

    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大地震的当天下午，我冒着频繁余震可能带来的生命危险，回到家里看见那幅惨不忍睹的场景。楼房建筑质量好并无大碍，房内设施却一片狼藉。客厅里的损失尤为惨重：五十七寸的等离子彩电倒在台下，屏幕摔得粉碎。柜式空调倒下来，压在了彩电上。倒下来的热水器把储存的水，全部泡在了客厅里。

    饭厅展示柜里的酒类，全部倾覆在餐桌旁。我还真没想到它们的消失，就那么简单而富有诗意。它们虽不能为我在亲朋好友面前，挣得一份应有的赞许，但却为我们敬畏大自然的神力，提前敬献了一份应有的诚意。只是它们为了给我留下一份念想，屋里弥漫的美酒醇香、久久都没有散去。

    书房里的书柜倒在地上，摔成了粉碎性骨折。玻璃器皿、陶瓷花瓶均体无完肤，各类书籍散落一地。所幸的是书是摔不坏的，有书在，我们就有了希望，就有了未来。

    当时在屋里不敢多待一秒，拿上必备的东西就往外跑。屋里的情况只是扫几眼罢了，更谈不上到后院去看一下鱼池和花草。

    再次，回到家里已经是大地震后的第三天。前两天的大雨和频繁的余震，惊魂未定的我哪敢轻易回家。到了第三天，从正面媒体获得信息，确认地震的震度和频率在减弱，我方才心情忐忑地回到家中。

    回家后的第一时间我便冲向后院，后院虽然完好，但是院墙已有几条大的裂缝。后院我最关心的仍然是那鱼池，因为鱼池里有十几条已经融入我生活的小生命。

    鱼池被地震撕裂了，一群小生命赖以生存的池水已荡然无存。唯有低于池底面的抽水窝里还有一瓢水，十几条小生命在水窝里挣扎着。地震后的太阳显得格外的毒辣，再有半天那泥水不分的抽水窝将会干涸。那一群已经融进我生活的小生命，将以我断然不能接受的死亡形式呈现；将再在地震带给我创伤的心灵上，新增一道不能承受的痛。我的心不再忐忑，不再犹豫，我知道家里已经断电断水，我知道将要去到很远的大河里提水，走上一条艰苦的救赎路。

    往往一个下意识的行为，会打开心里的许多心结。当我再次看见一群小生命在有限的水里撒欢时，累得不行的我，却从心底洋溢出多日不见的舒心的笑。我似乎突然找到了面临大难，应该怎样调节心理的方法。

    小生命的救赎路依然在我的生活里延续。我用水泥封住了池盆上撕裂的口子，在池底和池盆的交接处，用水泥做了一圈厚厚的三角带。这样看来暂时解决了鱼池渗水的问题，但我却不知道强烈的余震，又该发生在将来的哪一天。这种潜藏在我们生命中的忐忑，随时都在考验着我们的智慧和忍耐力。就像我们解一道数学难题，明知道有解，在解题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为之付出的智慧和忍耐力是可想而知的。

    此后这鱼池在我的修修补补、赖赖磨磨中，维持了两三年。这群小生命也继续维持着和我做超然的交流，因为地震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地震前我三五天未必就去看一看鱼池和那群小生命，可地震后每天早晚，看鱼池和鱼的生命状态成了我的必修课。鱼池的渗漏与否，鱼群的生存如何，随时都牵动着我那根纠结、敏感和忐忑的神经。以致有一天我面对无法再修复的鱼池时，心里呈现出的那种酸楚、那种无奈，好像不断在咀嚼着我的生命。我无颜再面对依赖着我的那群小生命，我要把它们送给能善待它们的人家，我要为它们做最后一次实质意义上的救赎。

    那天晚上我做梦了，它们游进了我的梦里。

    三

    后院的改造和翻修开工的日子，定在今年的“5·12”。只有定在这个日子，才可以打开我郁积多年的心结；才可以随着翻开新的一页，让六年前那撕心裂肺的痛变成真正的记忆。

    后院新建的饭厅是光照通透的阳光房，白天可以看蓝天白云，晚上可以看月明星稀。面对满铺地砖墙砖的鱼池、花台和院落，我纠结多年的心似乎轻松了许多。那棵已经长大的桂花树，被我移植到了鱼池旁边。我总是想象着坐在香袭的桂花树下，看着鱼池里几条鱼嬉戏时的情景。

    后院除去鱼池和被圈进花台的桂花树所占去的几个平方米外。其余的几十个平方米面积，我用满铺地砖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空阔的空间。这和以前后院的芜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只想用这空阔去换取更多的光照。

    后院空阔是空阔了，难免显得有些单调。除了鱼池里的假山和那棵桂花树，余下的便是空空的花台、宽宽的院落。盆栽花，盆栽花，院里需要盆栽花来调剂。

    选择再三，买进门的第一盆花是紫色的三角梅。真是孤陋寡闻，平时少有摆弄花草，根本就不知道三角梅长成什么样。一旦碰面还真让我吃惊，三片紫色的花瓣构成三角形的花朵。一棵不足一米的花树上，竟然开出了一百多朵花，只见花不见树叶。梅花也是这样，花季时只见花朵不见树叶。也许就因为这种现象，人们把跟梅花毫不搭边的一种藤蔓花卉，也称作梅花。

    梅花开在冬春交首时，在天寒地冻中给了我们一线生的希望。故人们给了梅花很高的评价：顶霜傲雪，不畏严寒的君子气度。梅花这种高品格形象，已经深深刻在了中国人的心里。三角梅原产南美洲，十九世纪后才在欧洲和亚洲引种。这种原产于热带的花卉，自然喜好夏天的光照和热度。据说三角梅的花期很长，在我们南方，从初春即可开到深秋。说实话，花已经买回来一月有余，而我依然心存疑虑，它的花期真的有那么长吗？

    花买回来的整个下午，我都在和三角梅做交流。换好盆，培好土，浇透水。我知道紫红色三角梅的花语是：保持嫣然的微笑，释放浪漫的情怀。我还真喜欢这人为的情愫，因为它随时在提醒我们发现身边的美好。

    事与愿违，花买回来的第三天，遇上了今年入夏以来的第一场大雨。一夜的风雨击碎了我多日来的花痴梦；那一地的零落和颓丧，恰好是我此时目击现状的心境。希望这盆花带给我的愉悦可以无限延长，这一厢情愿的想法是幼稚的。我们应该遵循无常则是自然的法则，用心去感受花期的轮回。

    买回来的红玫瑰，是我最看重的盆栽花。在一株上开出十来朵艳红的鲜花，那暗暗的香味让你不忍离去。在换盆培土的过程中，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用四川话说就是当了一盘假精灵。我在培的土中掺了很大比例的肥料，想一次就把花肥上够。第二天早上我去看花，发现全部花朵都蔫了。开始我还以为是水没有浇透，就再浇了一遍水。第三天早上一看，吓了一大跳，不但所有的花朵更蔫了，而且花株下边的花叶已经发黄。无奈的我只好去花市又买了一株，并诚恳地请教了卖花人：肥施多了，想成功的心太急了，欲速则不达。

    后院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我在新的一页上沉静地读着过去。

    二〇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一封米花糖

    妻子的同学从蒲江来看她，带来了一大包蒲江特产米花糖。我撕开一封尝了尝，依然是多年前的老味道，脆香甜润。妻子也边尝边夸：还是咱成都蒲江的米花糖有名，比泸州的米花糖好哈。

    其实，泸州产不产米花糖、好不好，我历来都不知道。只是一段尘封在我记忆里的悠远的小故事，和泸州的米花糖有关。

    一九六六年“文革”大串联结束时，我从北京返回四川先没有回家，径直坐火车去泸州找我姐。哪知凌晨三点不知好歹的我却在内江下车了，下车一问才晓得应该在隆昌下站转车。跟即我便爬货车到隆昌，到了隆昌天已大亮。出站一问到泸州还有四五十公里，这一下傻眼了。我又不是泸州的学生不能办返程票，又没有钱，只好走路了。还好走了一程遇上了几个回泸州的红卫兵，和他们一起拦车很快就到了泸州。

    到了泸州市红卫兵接待站，软磨硬泡吃了一顿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过了长江轮渡，来到泸州小市，准备在这里赶车去纳溪县。找了几辆车都不行，最后看见远处路边还停了一辆货车，上面站了许多戴了红袖套的红卫兵。我赶紧跑过去，和一位女同学说了我的情况，希望能搭她们的车到泸州天然气化工厂。那位女同学去到前边和她们的头儿在说，我在这里焦急万分。车已经启动，迟迟不见女同学到后边来。过了一会儿，车上有人在喊走了。才见旁边不远处的屋里，跑出两个和我一般大的男同学，他们跑到车后就往上爬。我心痒痒的，真想和他们一起往上爬。

    此时才看见那位女同学踟蹰地走到后车厢板前，俯下身来对我说：“对不起同学，我尽力了，我们队长不同意。”我一脸茫然地看着她，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想搭她们的车走。车开动那一瞬间我才回过神来，女同学往我手里塞了一个什么我没在意。我在意地看清楚了她那张清秀的脸；我在意地看清楚了她充满歉意的眼神；我在意地感觉到了她滴在我手上的那滴眼泪。车已经开出去很远了，我回过神来才看见她塞给我的是一封米花糖。

    快半个世纪了，那封米花糖依然温润在我手心、依然温润在我心里。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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