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父亲去世那年我刚满五岁，在我幼小的记忆中没有父亲的形象，不知道他长成什么样子。

    长大后曾经多次听母亲说：“你大哥越长越像你父亲，你看他那神态，你看他那身高，越看越像。”大哥虽比我大九岁，父亲去世那年他也才是个十几岁的少年。那时他便是家里的壮劳力了，母亲自然很看重他，常常夸他也就不足为奇。我从母亲的说法中得到一种印象：父亲像大哥的样子，但比大哥老一些，比大哥瘦一些。闭上眼睛想象父亲的样子，似乎清晰可辨近在眼前，当要聚焦父亲的脸时，好像什么也看不清楚。这便是我印象中的父亲。

    听母亲说我父亲年轻时，常年游走在阿坝州藏区，挑一副担子，里面装满针头麻线和小日用品之类。有时我在想，父亲为什么就做那么点小生意，针头麻线又能赚多少钱？一个人在外风餐露宿行单影只，饿了病了怎么办。其实我这种想法和担心都是多余的，既然父亲能把生意做那么多年，一定有把生意做下去的理由。做这种生意的人绝不止我父亲一人，他们一定都看到了做这种小生意的巧处。比如做这种生意的本钱小风险就小，挑一满担又不重便于走乡串户，更何况针头麻线和小日用品是家家户户必备的东西。

    一次我驾车去松潘，路过茂县时遇上修路堵车，我便把车停在路边，下车溜达等待通行。忽抬头望岷江对岸，但见一条清晰的山路，从远处江边蜿蜒而上，到了对面山腰时，可以清楚地看见那里是个供行人歇脚的地方。开阔处依稀还能看见残存的屋基。我便问当地的老乡：“请问对面那条山路，是否就是著名的松茂古道？”“是，就是！”当我从老乡那里听到确切的回答，心里便对那条古道升起了油然的敬意。那就是我父亲用双脚丈量过的古道，不管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头，他都得挑担前行的古道。

    听我母亲说过，我父亲出门一般不和人搭伙，特立独行，见熟人点头微笑算是招呼了。随即便静悄悄地走路，不会再和别人搭话。其实旁边人说的什么他都知道，就是不搭话怕生事。在父亲心里永远有本不变的账，悄悄做事悄悄做人，家里还有一大家人等着拿钱回去养呢。望着那蜿蜒的古道，眼所能及处，上下大概十来公里，我们的汽车几分钟即可到达。遥想当年挑担步行的父亲，他不知道要用多长时间，要流多少汗水才能走完这段路程。

    有一年我们在红原大草原的瓦切乡做工程，瓦切乡就在九曲黄河第一湾边上。站在草原上的黄河边放眼望去，那清澈平静的河水，早已颠覆了黄河留在我脑海的印象。父亲肯定来过这里，因为母亲说过，父亲临死断气前还来黄河边收过脚板印。想象中父亲也像我一样，凝视着黄河流向的天边：我们的未来也能像黄河一样，在这里有个峰回路转吗？

    过刷马路口沿梭磨河至马尔康，过马尔康沿梭磨河经可尔音达大渡河。这一路是父亲走松茂古道，经大草原折返回家的最佳路线。梭磨河谷气候温润，物丰人稠，一路走来是父亲做小生意的最好市场。再沿大渡河而下，经金川到丹巴而折向，沿小金河而上，到达小金县。

    父亲不会在小金待得太久，他的目的地是巴朗山前的达维镇。这里是个集散地，四通八达人口众多。做生意的跑马帮的，林林总总不亦乐乎，确是一个完善的小社会。当年红军翻过雪山，选这里做休整是有道理的。

    小金一带在新中国成立前盛产鸦片，达维镇成为集散地就不奇怪了。曾听我大哥说过，母亲在新中国成立前抽过鸦片烟，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的干预下戒掉的。要说光靠我母亲卖点炒货赚那点钱，能抽得起大烟吗？写到这里，我父亲独来独往行事低调的原因就清楚了。

    从这里翻过巴朗山回家，也就只有几天路程，而父亲会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他依然行事低调地走进他熟悉的烟农家，用上年就约定给他家带的东西，换那么一点鸦片。这一点鸦片在烟农眼里微不足道，在山外可就值钱了。父亲就用这种方式，把他熟悉的烟农家都走遍。听我大哥讲，父亲会把换来的鸦片集中起来，装进早准备好的腰袋里，然后把腰袋捆扎在腰上。这几斤鸦片到家前都不会再解下来了。

    我父亲就用这种神不知鬼不觉的方式，把鸦片烟生意做到了解放那年。这样虽然没给我家带来财富，但一家老小也算衣食无忧。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的生命也来到了晚年。我也用了一生体会了像父亲一样的坎坷和艰辛。我只想渐次清晰起来的父亲，沿着这段真实的文字，夜夜走进我的梦里。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三日

    给母亲洗那双小脚

    母亲出生于一九〇七年农历三月初八。她自然带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缠了小脚。从我记事起，母亲就穿一双二十八码的童鞋。

    一九八六年夏天，过完八十岁生日不久的母亲病倒了。病因起于三个老婆婆去普照寺上香的当天晚上，母亲半夜起床小便时摔了一跤。第二天是李婆婆和周婆婆将腿脚不便的母亲送回家的。

    母亲的病放在今天我们对医学常识的了解，病情并不严重。她由于血脂偏高，引起脑血管轻度栓塞。导致手脚不灵便摔跤，并不是因为摔跤而导致的手脚问题。然而当年对医学一知半解的我，却认为母亲是因摔跤导致的手脚不灵便。这便给母亲的治疗带来了错误的引导。

    母亲退休后一直住在二哥家，二哥家离地区卫校就十分钟路程。每天早饭后，二嫂都用自行车推着母亲去卫校就诊。按理说开始医生给母亲开的药是正确的，无非是阿司匹林片或丹参片之类溶血性的药。照此吃一段时间，母亲的病情定会好转。然而正因为自以为是的我，认为母亲是因摔跤的原因，让母亲去中医科扎银针。这样便耽误了脑血栓病人的最佳治疗时间。两周后母亲的病情不但没减轻，反而有所加重。我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跟即送母亲去人民医院治疗。一周后母亲的病情有些好转，她的手脚又能动了，我好像看到了希望。

    夏天的病房很闷热，我比往常早一些来到病房。妻子回家做饭去了，我从医院的锅炉房提回一桶热水。拿出母亲的换洗衣服，给母亲洗澡。我的母亲应该由我来给她洗澡，我是她的儿子。

    我把病床的蚊帐拉上，给母亲脱去了汗衫。一把一把地擦洗着母亲的手臂、背部、前胸。母亲直喊舒服：“我这辈子值了，幺儿当幺女用。”看着母亲那曾经奶大我们兄弟四人的干瘪苍老的乳房，我已经泪流满面。母亲的生命和我的生命曾经那么近，现在一说远，一下就远得遥不可及。我那心灵的刺痛，是无法用语言能表述的。

    给母亲脱去长裤和袜子，开始擦洗腿和脚。由于母亲年事已高走动少，她那当年健壮有力的腿脚已经萎缩。当我给母亲洗那盘姜式的小脚时，我的心又一阵刺痛。那个什么狗屁社会风尚哦，把我母亲好端端的一双脚，弄成现在不伦不类的样子。让她用了比常人大得多的力气，才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一九六八年秋天，母亲要我陪她到泸州去看我姐姐。姐姐一九六三年自作主张结婚离家已经五年，母亲盼女心切，不顾泸州一带武斗盛行，一定要去。我串联时去过，只好陪母亲去泸州。

    泸州天然气化工厂在距市区二十公里处的纳溪县。我和母亲过了轮渡，来到泸州的小市。一打听，不但没有开往纳溪县的班车，由于武斗连过往的车辆也很少，我和母亲只好走路。走这几十里路，对十几岁的我根本不是问题。对已满六十岁的母亲却是不小的考验，毕竟她是用脚后跟在走路。一双小脚走路，身体平衡差，走路肯定费力些。再加上这过长的路程，母亲不知要受多少罪。一路上我多次要求背母亲走一段，可母亲死活不答应。她总是说：“老幺，你妈的身体好得很，我走得动不用背。”一路上我搀扶着母亲走走停停歇歇走走，下午六点我和母亲走到了纳溪县。母亲泪如泉涌，终于见到了日夜思念的女儿。

    晚上，姐姐给母亲烫脚时，望着母亲打满血泡的小脚，失声痛哭。只是抱怨我为什么不早写信通知她，好找车去接我们。一旁落泪的我懊悔极了，及至懊悔了我一生。

    一九七六年都江堰第一次地震。我们几个林机厂的师兄，在旁边豆腐厂大门口的菜地里，搭建了一座抗震棚。到晚上师兄几个都不回楼上，会在抗震棚里过夜。每天早上我会准时到豆腐厂母亲工作的地方，买好豆浆和大家分享。

    母亲工作的豆腐厂，当年担负着全县工矿企事业单位和几万居民的豆腐供应。工作很忙也很辛苦，母亲每天早早就起床。长得白白胖胖的母亲显得非常健康，满了七十岁的她依然不显老。工作时拴在她腰间的围腰帕，早已被豆浆浸润成硬硬的布壳。三十二码的筒靴，对母亲的小脚稍显大了。但母亲会用干洁的布条，从她的裤脚开始缠起，并在她的小脚上多缠上几层。这样穿在母亲脚上的筒靴就不显大了，而且脚也感到暖和不少。

    母亲的工作台上，有一口熬制豆浆的大灶。火门在离地面一米的大坑里，每次加火都得上下四五个台阶。而每次下去加火时，都会听见母亲下台阶时脚步发出有力的咚咚声。大锅里熬熟的豆浆足足有四五百斤，母亲会用大木瓢，一瓢一瓢地舀进大黄桶。用石膏水把豆浆点成豆花，再把豆花一瓢一瓢地舀进一米高的大木榨里。一小时后，豆腐干就在母亲的劳作中产生了。母亲的劳作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她的健康应该是和她的劳动成正比的。

    十年过去了，八十岁的母亲在苍老的渐变中，有了一份安详。二哥和二嫂对母亲特别好，二嫂是农村人，她用质朴和善良伺候着母亲。直至母亲瘫痪在床，不久后由于并发症去世，二嫂都毫无怨言地给母亲洗澡和换洗衣物，她是我一生都要感激的人。

    很多年过去了，每每听见咚咚的楼梯响，或者听见儿子进门的脚步声。我都会想起母亲用脚后跟走路的声音，都会想起我给她洗过的那双小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说书人梁老师

    父亲去世后，母亲的精神坍塌了。每至掌灯时分，她便牵上五岁的我去江安茶社听评书。听评书的人，大多像我母亲一样的中老年人，他们多数都抽叶子烟，所以整个茶铺里烟雾缭绕，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叶子烟味。五岁的我哪受得了那烟熏气闷，早已挣脱母亲的手，和几个小孩跑得无影无踪了。

    昏暗的灯光下，二十几个听书人散坐在茶铺的各个角落里。不时传出几声被烟熏的咳嗽，或者几声窃窃私语，等待说书人梁老师的到来。

    由几张茶桌搭起的讲书台有些寒碜，一把圈椅靠近外面巷道的板壁。板壁隙牙漏缝，如遇夏秋那还凉爽不少，如遇冬春那缝隙灌进的寒风，就实在会让人受不了的。

    衣冠整齐的梁老师来了，在略显壮实的梁嫂搀扶下走到了讲台边，常年坐在讲台边的两位大爷，好像没费什么力就把梁老师举上了讲台。梁老师坐进圈椅，首先习惯性地把他那顶唯一的呢帽，从头上缓缓摘下，再习惯性地用手指捋捋那稀疏的头发。取了呢帽，梁老师的脸显得更加瘦削，那病态的脸上总能让你读到他贫寒生活的细节。他解开了衣领纽扣，能感觉得到江安河边百十步距离，已经耗去梁老师不少体力。

    “神仙打仗凡人遭殃，话说那姜子牙不忍心百姓受苦，于是驾着祥云来到一处无人的开阔地界，从怀里掏出原始天尊赠予的宝贝杏黄伞，说时迟那时快，抛向空中的杏黄伞在彩云里张开，顿时天地间霞光万道，瑞气千条……”

    梁老师从前一晚扣人心弦的情节开始当今天的评书，他用略带沙哑的哈声讲述着《封神榜》引人入胜的情节。有时你能感觉得到他干枯的心里有一团正义的火，当他讲到周武王和姜子牙时，他会用尽所有赞美之词来颂扬兴周的快感，当他讲到商纣王和苏妲己时，他会用鄙视的口气调侃纣王的荒淫无度。

    几十年过去了，细娃时调皮捣蛋的情形还历历在目。每当评书说到中途，自然是到了收钱的时候，其时梁老师讲书的语速就会很快。这种信号就提醒总是白听书的小孩们，赶快地退出了茶铺。接着你就会听见一声上气不接下气的喊声：“梁嫂收钱。”一阵急促的咳嗽声中，你会看到梁老师一只手捂着胸口，一只手撑着茶桌。那副无奈的情景，至今还深深刻在我心里。我们七八个捣蛋鬼小孩，此时跑到梁老师圈椅背后板壁外的巷道里，齐声喊道：“梁哈子！屙稀屎！屙到锅里搅浆子！哈子山！哈子洞！哈子老仙翁！”此时梁老先生只是一脸苦笑，用茶盖掏点茶泼向板壁的缝隙……

    后来我们长大读书了。再后来听说梁老师死了，死于肺结核病，死于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二个年头。

    二〇一三年八月七日

    吴家祠的往事

    吴家祠是我出生和长大成人的地方。

    听父辈讲，吴家几代都是做酱园生意的。民国初年就在老灌县的天一（乙）街口，修了三间两层楼的酱园铺面。整栋楼用青砖砌成，在天一街算得上最好的门面。前面是卖香烟和酱园产品的铺面，后面是放满制作酱类大缸的作坊。这种前店后厂的家庭经营方式，直到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才结束。

    吴家祠堂也是吴家祖上民国初年，在建那三间酱园铺时同时修建的。吴家祠分前后两进院子，大小有二十多间房。

    吴家的祖业传到吴培根这一代，家道早已中落。一九四六年秋天，吴培根以三百二十块银元，把吴家祠转卖给了杨绍华。跑单帮做生意的杨绍华，也就把低价买来的吴家祠租给了租户。这样，杨绍华便获得了可观的房租收益。世事无常，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房产却成了杨绍华的心病。故在最困难的一九六一年，他以很低的价格把房产卖给了所有的租户。我看了我家当年买房的契约，花了九十四元人民币。

    一

    我家的右隔壁是李家婶一家。李伯伯瘦高精壮，文化不多，谈吐不俗，天南地北竟也知晓不少。一见，便知是一位走南闯北过来的男人。李家婶留在我印象里的是那串直率清爽的哈哈声，她和我妈她们摆龙门阵，时不时总会听见她那传得很远的哈哈声。

    李家的老大叫李明清，他和我二哥同岁。我都上初中了，他才从李伯伯的老家遂宁回到这个家。他是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回来准备就业。在李明清身上一点也找不到李伯伯的影子。他中等身材，五官英俊，脸上更多留下了李家婶的遗传基因。平时不多言多语，一个人时总爱哼唱《红梅赞》。歌声虽然不是很美，但音准是没有问题的。李明清回来不到半年，便到建筑公司上班了。由于他有文化，很快就到建筑设计部门去了。

    李家还生过一个老二，和我同岁，没带起来，几个月就死了。李老三是个女儿，小我三岁。后面还有两个男孩，李明德和李明光。

    李家的生活一如既往的清贫。李伯伯没有正当的职业，靠下苦力当装卸工维持一家的生计。由于被太阳晒得很黑，李伯伯显得更加精瘦。生活虽然过得清贫，但李家婶却整天乐哈哈的有说有笑。她除了要给一家人浆洗缝补，还要出门采摘野菜，或者在别人砍了菜的地里捡点菜叶。这样清苦的生活来到一九六〇年代。宝成铁路和成昆铁路的修建，给灌县人带来了新的生机。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岷江上的鹅卵石，便成了铺铁轨碎石的可靠来源。天一街口应运组建了灌县砂石厂。

    李伯伯和李家婶也像当年灌县那些没有生计的人家，很轻松地进了砂石厂。砂石厂没有门槛，只要你能举起铁锤把鹅卵石敲得碎，哪怕你是残疾人都可以。

    每天一早，李伯伯都会背上熟悉的背篼，和李家婶一前一后走出院子的大门。背篼里除了装铁锤以外，还得装上盛着饭菜的小铁锅。来到地区卫校后边的河滩上，开始他们一天的劳作。

    河滩上的鹅卵石绝大部分都是花岗岩石。颜色深的我们叫它青鹅光石，这种石头硬度高，一般不选这种石头。颜色浅的我们叫它白泡石，硬度低，一敲就碎。李伯伯会找白泡石用二锤开片，李家婶就会用背篼把开成的石片，背到堆方的地方。开始你看见李伯伯还穿着厚厚的衣服，过了一会儿，你就会看见脱光上衣、抡着二锤、喘着粗气的李伯伯，在阳光下心无旁骛地开着石片。他用的二锤非常讲究，锤把是用三根厚竹片做的。抡起锤有让性、省力，下锤用力、冲击弧度更大，开石片的效果更好。李家婶在碎石堆方前开始捶碎石了，她用谷草辫得很结实的草辫圈住石片，右手抡着小铁锤，很有节奏地捶打着圈住的石片。碎石堆方上宽不足一米，下宽一米多，高四五十厘米，顺车道一月下来也有二三十米长。除去刮风下雨，李伯伯和李家婶每月也有近百元的收入。

    在河滩上以捶碎石为生的人群里，除去普通的老百姓外，有一部分是一九五七年错划成右派遣返回家的知识分子。有学校的老师，有银行的职员，有单位的工程师和干部。还有一部分是有历史问题的人，李伯伯就是。

    一九四五年，李伯伯参加国民党四川保安团，被派驻小金县搞铲烟运动。小金县盛产鸦片，保安团见烟就铲。一九四八年，李家婶带着小孩嫁给李伯伯，他们才离开了保安团，离开了小金县。辗转来到了灌县，来到了天一街的吴家祠。

    二

    我家的左隔壁是何家妈一家。何家妈的男人叫王子成，是个小泥水匠，就是只修砌锅灶那种匠人。何家妈是一九四六年带着已故前夫的一对儿女——何德云和何德华嫁给王子成的。她和王子成育了两个女一个儿，老六王正华，老七王正君，老八王正德。后面三个的排行，都是依何大哥和何五姐次第排下来的。王老六和我二哥同年，王老七和我同岁。

    之所以大家依然叫何家妈没改口，那是因为老实的王伯伯从不计较。王伯伯经常坐在低矮的后门边，迎着门洞透进的那点光抽着叶子烟，静默中下意识地摆弄着吊在烟杆上的川芎。一年中很难听见王伯伯高声说几句话。

    何家妈就不同了，她身材瘦小，可能量巨大。她不但要张罗一家人的油、盐、柴、米，还要到外边接洗衣服补贴家用。一整天很难看见她屁股落凳，不是买菜做饭，就是洗衣缝补。大字不识的她，很少看见脸上有笑容。但她从不怨天尤人，平静过日子的态度让你由衷地佩服。

    何家妈和我妈的年岁差不多。两个没有文化的老太婆，时不时要凑到一起摆龙门阵。内容不外乎：我家的米这月吃不到月底，还差两天。你家的菜钱再节育（约）也不够用。有时会听见何家妈扯起嗓子喊：“老七，老七，你个死砍脑壳的在做啥子。谢家妈今天发工资了，快去借两块钱，粮票在镜匣里，去买十斤米回来，粮店要关门了！”有时我家的菜都下锅了，才看见家里的盐不够，我们就会很自然去何家妈那里要点盐。

    何家妈的洗衣板足足有两米长，两头搭在两根高板凳上，这样就成了很好的洗衣台。那个年代用得起肥皂的人很少，何家妈就会去买便宜的皂角，两角钱一大堆。她先把皂角用火烧过，捶烂后再用开水泡。用皂角洗衣服洗头，是那个年代普通人家常见的。现在看肯定说多天然多环保，可那个年代说什么好呢。

    我和王老七上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向何家妈学习洗衣服。何家妈洗衣服是很讲究的：把衣服的前襟铺平，用鬃刷沾上皂角水，由右向左一刷盖一刷地刷洗。然后先翻衣襟门褊刷洗，再翻下褊刷洗。刷洗衣服的顺序井然，衣服当然洗得很干净。

    从小练就会洗衣服的能力，奠定了我很早就独立生活的基础。结婚前的单身时期，我从来没为换洗衣服和拆洗铺盖犯过愁。这和何家妈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一九六九年我下乡当知青去了，何五姐在省六建公司工作。六姐王正华到灌县建筑公司上班了，后来嫁给了公司经理陶师康。老七王正君没有下乡，也进了建筑公司。王伯伯没有再出去工作，他的言语越来越少。而何家妈依然在张罗一家人的油、盐、柴、米，依然在买菜做饭、浆洗缝补。

    三

    我家的对门是周四婶一家。周四伯抓了一辈子中药，笑谈了一辈子人生。他轻松幽默的性格，不但给周家带来了不少欢乐，同时也影响和造就了周松柏的人生。

    周松柏生于一九四一年，和我大哥同岁。直至一九五三年老六周幼芬的降生，之前十来年生的四个小孩都没有带起来，可想而知咱松柏哥享受的是什么待遇了。周四婶生松柏哥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她用年轻的心血灌养了松柏哥，所以松柏哥从小长大都泡在蜜罐里。吴家祠里，新中国成立前只有松柏哥上了公学，我大哥也就念了几年私塾。松柏哥从小就喜欢文娱，一天不是唱就是跳。中学毕业后松柏哥就考上灌县川剧团，学武生，唱、做、念、打，样样都有模有样。

    周四伯的中药铺，开在宁江机床厂下面高埂村的点上。供灵岩村、高埂村、建兴村等地老百姓抓中药，乐哈哈的周四伯很受当地人的欢迎。周四伯很少回家，长住高埂村的药铺里。白天要抓药进货，晚上还要守药铺。全院子所有的父母辈中，就数周四伯有文化。他不但能识字断句，读书看报，平时还能票一手好听的川剧。他唱起戏来就好像在舞台上一样，在院坝里转圈走着台步，还摇头晃脑有板有眼地比画着。难怪松柏哥初中毕业就去考了川剧团，一定受了他父亲周四伯的影响。

    周四伯年轻时就患有气管炎，年龄大了以后，气管炎转成了肺气肿。一九六三年一场重感冒，周四伯一病不起，于那年冬天去世。

    周四伯的去世，彻底把周四婶击倒了，她大病了一场。老六周幼芬后面，周家又添了八妹和九妹。松柏哥在剧团挣的钱还不够他用。三个幼小的女儿，像三只嗷嗷待哺的小鸟，张着三张大嘴向周四婶要吃的。平时还算养尊处优的周四婶，只好背上铁锤拖着病体，和李家婶她们一起去河坝上捶碎石挣钱糊口。

    一九六四年，四十来岁的周四婶经人介绍，很快和林业机械厂的陶焕凯结婚了。老实巴交的陶焕凯，继续帮助周四婶维持着这个家庭的存在。老陶和周四婶又生了两个儿子，这个多子女的家庭艰难地生存在一九六〇年代。

    一九六四年林业机械厂招工，由于陶焕凯的关系，二十三岁的松柏哥被招进了林业机械厂。他离开了川剧团，进厂当了一名产业工人。

    一九七一年老六周幼芬，到中兴山溪大队插队当了知青。后来听说和一个成都知青回到成都去了。八妹没有消息，九妹和后院子的小唐结了婚。

    四

    进吴家祠院子大门，面对左边角上的那家是尹素先一家。打我记事起，尹孃就是第八居民委员会的主任。她年轻又有文化，讲起话来嗓音明亮，做起事来雷厉风行。在一九六〇年代，算得上是一个优秀的基层干部。

    尹孃的男人张伯伯一九五〇年参加工作，在四川省观音桥森工局当伐木工。他们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清秀是个残疾孩子，二女儿群芳和我同年。由于尹孃和张伯伯个子都不高，群芳也像她的父母，个子也长得不高。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张群芳、王正君和我从来就没有分开过。这个院子里我们三个同年出生，从小就是一起的玩伴。我们最爱到群芳家去，因为群芳家没有大人。尹孃从居委会回来，有时还会给我们一人一个糖果，可想而知我们有多高兴。这算是给我们陪群芳玩耍的奖赏吧，尹孃是个大忙人，她一天到晚都不在家。

    我们在群芳家玩捉迷藏，让有些智障的清秀来找我们。清秀虽然有些智障，她还是会偷看我们藏身的地方，所以她会很快就把我们找出来。有一次我们三个藏在了里屋的大床下面，清秀没看见我们躲藏，她进门就像往常一样大喊：“我看见你们了！我看见你们了！出来！出来！”她看了门背后，又看了衣柜旁边，又看了米柜后边。她喃喃地说：“他们哪里去了呢？他们哪里去了呢？”我们三个始终不露声。清秀找不到我们，就拿了一根竹竿往床下捅。而我们三个始终蜷缩在一个床角，不做声不响动。直气得清秀哭喊着：“我不来了！我不来了！”

    在张群芳她家搬离吴家祠的前一年，也就是一九六〇年的一天。清秀一个人出门上街，就再也没有回来。有人看见她在江安河边玩时，扯羊儿疯摔到河里，被大浪卷走了。谁也不敢下水救人，因为那是涨水天。

    尹素先由于工作太忙，于一九六一年把家从吴家祠搬到了居委会。这样更遂了尹孃的心愿，她更没白没黑地工作。比如她那么瘦小的一个女人，居然和大男人们比背防洪石。“文革”前的一九六五年，一场暴病夺去了尹孃的生命。尹孃的死，是和她争强好胜的性格有关；是和她不能把工作和休息正确安排有关。总之，她是过劳死。

    群芳从吴家祠搬走后，我们几个小伙伴就很少往来。到上初中我和群芳又在一个学校，我在一班她在二班。后来她成了人民医院有名的妇产科医生。

    五

    进我们院子左边第一家是罗胖子一家。罗胖子叫罗素华，她的男人叫王元世。她们一家是一九六一年经尹孃介绍，从杨仲辉手中买的房子。我看了她家的纸约，一共花了一百二十六元人民币。

    罗素华和王元世是一九五九年从刷经寺迁到灌县。从阿坝州迁下来的原因，是王元世在山里经常流鼻血，身体很虚弱。来到灌县后，王元世还真的就不流鼻血了。王元世还带着他的兄弟王元少、小妹王元香一起生活。

    罗素华是那个年代少有的胖子，和瘦弱病态的王元世比较，显得极不相称。她高大壮实，说起话来快言快语，性格直率大方。对她的小叔小姑，要喊就喊、要骂就骂。王元少和小妹还真的有点怕她，所以他们两兄妹放学回家，就赶紧做家务带侄女。王元世在老城区邮电局对面的缝纫社里，当缝纫剪裁师傅。罗素华在老城区东门口的缝纫社里当车工。

    在那个什么都要票证的年代，缝纫社的工作自然十分忙碌。罗胖子和王元世经常加班到深夜，回来后在院子大门外扯起嗓子喊王小妹开门。有时很快就听见王小妹答应了，可是却半天听不见开门的声音。罗胖子许久不见动静，就又扯起嗓子又喊又骂。这才听见王小妹边喊：“来了，来了。”边听见开门的声音。罗胖子进院子后骂声显得更响：“你要死了！先就听见你在答应，为啥半天不来开门﹖”只听见王小妹怏怏地说：“我又睡着了。”这样的情形经常出现，难怪罗胖子弄死都不买尹孃那套房，而要买门口这套房。

    身体健康的罗胖子，身上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平时那么忙，星期天还和我们一起去河滩上捡水柴，有时还和我们去山上捡干柴。罗素华是大人，她捡得多背得也多，烧不完的柴她会背到街上去卖。星期天她不和我们去捡柴，她就会一个人背上背篼去捡红苕。小的和苕根煮熟喂鸡喂鸭，大个的煮熟当饭吃。罗素华说：“不这样咋办嘛，油荤少，粮食不够吃，兄弟和小妹又正吃长饭。老的老、小的小，一家人总得要过下去。”

    罗素华今年已经七十七岁了，她说话依然快人快语。王元世今年已经八十一岁，身体依然健康。他们依然住在吴家祠的老院子里。

    明年吴家祠就要撤迁了，根据政府的要求，今年春节前院子里的人家都要搬走。他们都会搬到政府置换的新房里去，都会在新房里做美丽的梦。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梦见在吴家祠生活过的日子。

    走过百年沧桑的吴家祠老院子，它已经承载了太多的物是人非。我们的父亲们和我们的母亲们，都先后在这个老院子里去世了。他们不仅带走了曾经度过的艰难岁月，也带走了曾经在人世间的许多遗憾。

    吴家祠老院子在我的心里，有一个不可或缺的位置。我记住了它百年蹒跚走来的样子，我也记住了我们的父亲们和我们的母亲们的那段艰难岁月。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那只孔雀

    前两天去朋友家，发现他家墙壁上不知什么时候，挂上了一幅很大的镜框画。朋友说是宽五十厘米，高七十厘米的画幅。远看是一幅十分精美的孔雀油画，那蓝孔雀的色彩层次饱和度，怕只有油彩才能表现了。但它却是一幅十足的中国传统工笔画，那蓝孔雀尾羽上的绒毛丝丝如真。待我靠近镜框仔细看，原来是一幅飞针走线蕴含情感的十字绣。朋友告诉我是他女儿用近一年的业余时间绣的，不同的只是用了丝线而非棉线。正是用了闪光的丝线，绣成的蓝孔雀显得更加逼真更加传神。由此引我想起了飞翔在西双版纳孔雀湖上的那群孔雀。

    到西双版纳旅游，有一个景点是不可不去的，那就是距景洪州八公里的原始森林公园。在这片原始热带雨林中，除了看那些参天的古树和奇花异卉，还有就是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到的热带鸟类和热带动物。

    原始森林公园里，还有一个非常别致的节目不要错过了，孔雀庄园里的孔雀东南飞。孔雀庄园是原始森林公园里的一处独特景点，占地约二万平方米。庄园内旅游设施一应俱全，唯孔雀湖上的孔雀放飞吸引人。

    孔雀湖占去庄园的一大部分。湖的西北边是突起的山林，湖的东南面是宽阔的缓坡。和所有的游客一样，我们也站在缓坡上，向波光粼粼的湖面望去。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那么自然，一点也看不出哪里要飞出一群孔雀的样子。五月的西双版纳，阳光已十分烤人，人们只好在树荫下张望等待，希望孔雀放飞即在眼前。

    一阵不间断的哨音，顷刻划破了孔雀湖的宁静。但见西北边的山林里飞出一只二只三只，随即黑压压的一片飞向我们面前的湖边。孔雀在空中的飞翔姿态，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美丽，甚至显得有些笨拙。一旦落地，它们瞬间便幻化成大自然的精灵。细长美脖左右顾盼，嘴梳美羽婷婷玉立。吹哨人就站在湖水边上，他正在向孔雀抛撒玉米粒。他们就用这种方式定时定点地驯化了孔雀，同时也为我们呈上了一幕耐人寻味的孔雀东南飞。

    我旁边有一位漂亮的小女孩，拖着她漂亮的长裙在蓝孔雀前旋转，她说这样可以引来孔雀开屏。在我们围观地期待中，小女孩的翩然旋转真的引来了蓝孔雀的开屏。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并非蓝孔雀和小女孩比美才开屏。春夏之交依然是孔雀的发情期，再加上我们的围观，孔雀开屏就在情理中了。虽说孔雀开屏从生理上讲是这个道理，但又有谁去理会这些说法呢。我们更多是从孔雀开屏所展示出的自然美，去追溯我们心灵的那一份惬意的渴求。要不然怎么会有，倾倒亿万观众的杨丽萍的孔雀舞呢。

    一九八六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定格在亿万观众心灵的孔雀舞，现在想起来依然让人兴奋，依然让人意犹未尽。

    当舞台上出现惊为天人的杨丽萍扮演的那只孔雀时，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屏住了呼吸。推开了他们的心灵窗户，顾盼着那一份早已萌动的渴求。徐缓的音乐，慢慢的旋转；时而搔首弄姿梳理白色的精羽；时而牵起白色的长裙散开心灵的那道屏。俯身饮水，湖面照出轻盈飘动的倩影。举步前行，三湾曲线细描了求索的自然形态美。双臂舒展，弯曲有度的波浪延伸，仙湖湖面拂过了一阵微风。小步跳跃，尾羽上洞开了一只只天界的眼睛，窥视着人间的幸福美好。天幕上缓缓升起一轮硕大的明月，明月里定格了孔雀开屏的剪影。

    短短的几分钟，这个从西双版纳走出来的“巫女”，用她会说话的肢体语言，灵动地讲述了一个神秘国度的故事：一只圣洁白孔雀，与大千世界用灵魂对话的故事；一位仙界“巫女”用指尖细腕的微妙歌声，吟唱着整个民族的生命律动的故事。一个离我们灵魂很近很近的故事，一个离现实炊烟很远很远的故事。一个可以让你洗尽铅华，重新回归到平静的故事。一个可以让你沿着自己心路历程，再次走回童真的故事。

    我看见过杨丽萍在采风创作路上的两张照片，画面的美感和寓意让你震撼。一张照片上杨丽萍身上披绕着得体的白纱，若有所思地漫步在田埂上。脚下和身边一片菜花金黄，远处的山坡显得那么庄重踏实。照片显然有设计摆拍的因素，但照片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近处一动一静渲染出生机无限，静在无限地延展着大地的生命，动在默默地接受自然的抚慰。远山和村寨隐隐约约，那里才是她今生的归处。

    另一张照片上杨丽萍身上披绕着白纱，坐在一棵黑黑的大树桩下。整个画面上就一白一黑的反差色，是一个特写镜头，画面上杨丽萍在深深地沉思。照片给你一种强烈的思索张力：黑色是否就是她创作的《云南印象》开篇天地混沌的底色呢，显得那么凝重和深不可测。黑色是否就是她童年有一天走失在西双版纳森林的夜晚，母亲的呼唤似真似幻。黑色是否预示着舞蹈将要冲破最后一道藩篱，还是舞蹈从生活里归来的本真。白纱像白云一样托着一颗求索的灵魂，在她理想的国度里寻找那支梦寐以求的安魂曲。一只很纯很纯的白孔雀，预示着一次重新的孔雀东南飞。

    杨丽萍创作编导的大型原生态舞蹈《云南印象》中，有两个章节看后让你实在难忘。由杨丽萍领舞和画外音独白的“女儿国”，她的云南地方语言的拖长腔，在静默的空灵中袅袅萦绕：“太阳可歇歇么，歇不得。月亮可歇歇么，歇不得。女人可歇歇么，歇不得。女人不去吃苦，日子就过不甜……”这来自乡村的民谣，伴着简洁的来至田间的舞蹈，看了让你荡气回肠浮想联翩。你就会想起泸沽湖；你就会想起那里特有的走婚；你就会想起仅存的母系社会的女儿国。

    尽管依然是杨丽萍的《雀之灵》，她已经从当年纯净纯美的单人舞，穿过岁月的长廊，来到当下的西双版纳。带领着六十只小孔雀，以宏大热烈的场面，宣泄了她心中多年的诉求，她又回到了她心灵的那片原始森林。

    《孔雀》大型舞剧，将是杨丽萍告别钟情四十年舞台的倾情之作。尽管我现在还无缘欣赏到该舞剧，但龙年春晚选自该剧的片段“雀之恋”那梦幻般的美，已经让我流连忘返：在她心灵的那片原始森林里，两只热恋的孔雀在湖边互述衷肠。低回婉转的大提琴独奏，正是这个画面最贴切的背景音乐。两向对视互梳胸羽，纤指细腕灵动逼真。一阵树梢的盘旋；一阵溪边的徜徉；一阵湖影的顾盼；一阵嬉笑的追逐。清脆跳跃的弹拨乐，写实了这段背景音乐。芦笙由远而近、由缥缈而真实，由动感而渐静。两只孔雀灵魂的重合，天地间幻化出一只美丽无比、高雅圣洁的大孔雀。屏开满了整个天幕，尾羽上的千只慧眼，正看着我们笑呢。

    二〇一四年四月六日

    三江凭吊辫子坟

    现在阿坝州汶川县的漩口镇、水磨镇、三江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都属于灌县（现都江堰市）管辖。后来成立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才将这一带划归汶川县管辖。

    我想这样划归是有道理的，这一带自古就是汉族人、藏族人、羌族人杂居的地方，尤以藏羌人居多。三江镇有一组统计数据足可以说明这一点：全镇农业人口3924人，农村劳动力人口2080人，藏族人口占62.5%。我引出这组数据的目的，是想说明这里的原住居民依然是以藏羌民族为主。

    前不久的一个中秋纪念活动中，我偶然听阿坝州民俗专家马成富老师，讲起一段阿坝藏区尘封已久的历史：鸦片战争时期，清朝廷曾在阿坝藏区征调过几千土司屯的土兵，前往沿海舟山宁波一带征战洋人。这些藏族兵士英勇善战屡建战功，多次受朝廷嘉奖。但在洋人的洋枪洋炮弹压下，藏兵伤亡惨重。按藏族人的习惯，是要把亡故的亲人带回家乡安葬。但是从远在万里酷热难耐的沿海宁波把亡故亲人带回来，是很不现实的。最后只能用黄缎包上亡者的辫子和腰牌，带回四川家乡予以厚葬。

    马老师讲阿坝州现在可考的辫子坟，仅有理县的干堡镇和汶川县的三江镇，尤以三江镇保护最完好。

    今天是国庆长假的第五天，一早我便驱车去三江镇考察和凭吊辫子坟。一路西行，阳光灿烂。蜿蜒的山道上排满了旅游出行的车辆，空气中流淌着阳光和游人惬意的沁香。

    当我把车停进了三江镇政府，我才想起今天是大假，只好另想打听消息的办法。一个中年餐馆老板热情地给我指明了去处：惠州公园对面的阳山坡上，旁边有座喇嘛寺。

    我的车在窄窄的山道上缓缓上行，车到岔路口不得不停车。拐进旁边的盘龙山庄停车场，打算停车问一下路再走，歪打正着就是这里边。

    盘龙山庄停车场旁边是自来水厂，大门紧闭看是多时不用了。顺山梁前行不足十米，路旁一砖砌牌坊，上书英雄墓三个大字。牌坊坎下是一宽大平缓的台地，台地中央坐落着四十平方米有余的大墓。阳光从百年大树的枝丫间照射下来，正好把大墓的左一半明媚在阳光下。没有墓碑没有文字，只有清风只有静谧。

    一位老者告诉我：原来这座大墓是用石墩子扣的，还有好大一个墓碑。一九五八年搞公社化，把石墩子和墓碑拆走了。近几年才用水泥和石片把墓整修起来，那牌坊也是前年才修的。

    一段英雄历史，就尘封在这虽不算荒凉，但却十分冷清的坡地里。

    据一九八八年修订的三江乡志载：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至乾隆六十年（1795），英国政府在北京要挟清朝廷开放口岸，遭到清朝廷的断然拒绝。于是用坚船利炮在浙江舟山宁波一带侵扰，并扬言要攻下宁波城。清朝廷即刻调遣四川西番十八路土司土军，由三江人氏王保（1752-1808）统领。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夏天赶到宁波，与英军展开激战。由于土军水土不服减员严重，加之王保染痢疾。但土军在王保的统领下依然奋勇杀敌，很好地配合了清军作战。迫使英军和清朝廷讲和，第一次完全把英国的鸦片挡在了海上。战后王保带上阵亡将士的发辫和腰牌，回到了家乡三江口。把征战阵亡将士的英名刻在了碑上，厚葬在阳光一直可以照耀的阳坡上。后来王保去世后，也葬在了那片阳坡上。就是我看见的那座大墓。

    走过尘封了两百多年让人心潮澎湃历史的大墓，来到盘龙山庄的庭院里：在这山脊上有几百平方米的平地，修一栋两楼一底的楼房；修一间能容几十个人用餐的餐厅；再留一块能停几辆汽车的坝子；再留下一条两边开满鲜花的通道。这实在是一块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据说是过去土司的官寨宅基地。因为通道的尽头就是土司的家庙喇嘛寺，它和土司的官寨连得那么紧。

    喇嘛寺的形制和坝区的寺庙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大雄宝殿的左边供奉着土司一家三代的塑像。大雄宝殿的后面是观音殿，观音殿前的右边矗立着一通高大的石碑。十二块大石碑整齐划一，贯通一起，气势雄伟。碑题：民族英雄纪念碑志。通碑洋洋洒洒四千余字，除前面的序言外，碑文在“历次重大战事记略”中，详尽地记述了明清以来，三江儿女历朝历代参加重大战事的历史。

    碑文中除了详尽记述了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王保统领几千土兵第一次远征的史实。还详尽记述了清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事起，清朝廷再次征调三江瓦寺土司的土兵。土司的弟弟索诺木文茂奉调远征，领土兵千人，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十一月从三江出发，第二年二月底到达浙江杭州，后转战宁波。最后在宁波保卫战中，瓦寺土兵和官军的将士在朱贵将军的指挥下，奋力杀敌。终因弹尽无援，五百将士均倒在英军枪炮的血泊中。

    道光二十三年（1843），宁波各界捐款修建了“高节祠”，以纪念在抗击英军的鸦片战争中，为国捐躯的朱贵将军和将士们的英灵。据宁波志记载，高节祠的纪念碑上有这样一段碑文：“绅士议谓大金川副将阿木穰，瓦寺土司守备哈克里先于功复郡城阵亡，忠义气合，可以祀。”

    深秋用凝重在我心里铺陈开来，红枫在山林里的点染已然知秋。下午的山风一阵紧似一阵，把远近的山林吹得哗哗作响。我似乎又听见了宁波战场上，瓦寺土军摇旗呐喊冲锋在前的砍杀声。面对中国那段积弱积贫处处挨打的历史，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心情沉闷，有一种想吐的感觉。过去学习这段近代史，仅仅是把它当作历史学习和了解，而且总觉得有一段距离感。现在不同了，这场抗击外来侵略的战争中，就有你的左邻右舍参战，他们还把自己的生命和躯体都留在了万里以外的海边，故乡只留存了他们的发辫和腰牌。

    今天的三江留给游人的印象是山美水美风景美，我想当游人了解了三江一百多年前，还有这么一段震撼人心可歌可泣的历史，他们一定会记住三江的美景，更会记住真正为国捐躯的三江英雄们。三江的后人心里记得他们，知道这段历史的人们永远记得他们。

    今天我也记下了他们。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五日

    玛吉阿米

    拉萨八廓街东南角有一间藏式餐吧。招帖画下部四个大大的汉字“玛吉阿米”，上部黑底白描一帧藏族美少女图。旁边还有英文和藏文书写的店名。这幢不起眼的两层黄色藏式楼，注定成为拉萨的一张名片飞向世界。

    餐吧一楼，一袭藏式风格。木质定制藏式餐桌餐椅，藏式羊毛地毯椅垫，显得韵味十足。四周墙壁依然是一丝不苟的藏式壁挂画，内容大多取自佛经故事。过道稍显窄了一些，楼梯在靠右的转角处。

    二楼显然比一楼的采光好多了，由于楼上面积小了一些，适合处放了轻型餐桌餐椅。我在夕阳斜照的靠南窗边坐下，观之二楼更像休闲读书喝茶的吧。流行的书和杂志随处可见，这里是休闲的好地方。

    我要了一壶奶茶，边喝边看着窗外。游人渐渐稀疏，喧嚣归于平静。下午的阳光把街道的明暗分得那么清楚，似要把这座圣城更立体的梦留在你心里。

    七八十厘米宽的窗台，像我们住房的飘窗。窗台上摆满了书和杂志，夹杂其中的两本记事簿引起了我的注意。信手翻来饶有兴趣。翻开扉页，上边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亲，望着窗外如水的月光，你在想什么呢？澎湃了吗？请拿起笔，把你的思念、把你的愿望、把你的追求、把你的爱情写下来吧。当年神王仓央嘉措，就坐在这里。望着窗外皎洁的月亮，写下了最美的情诗：在那东方高高的山巅，/每当升起明月皎颜。/玛吉阿米醉人的笑脸，/冉冉浮现在我心田。亲，写吧，这里是产生爱情的地方；这里也是成熟爱情的地方。扉页的下边画了一幅童话般的漫画：一对纯情的男女，双手托腮凝神远望。繁星点点夜空浩瀚，弯月上挂着一颗星。再下面有一行签名的小字：记事簿购于楼下，实在太感动。留下这幅图和文字，作为我和她的爱情见证。希望多年后带上小孩再来翻这本记事簿。西南交大装潢设计二〇〇五届，李晓东、张依依，二〇〇六年八月十一日。

    这间藏式餐吧，是否就是三百年前，仓央嘉措和情人玛吉阿米幽会的地方，已无从考证。但拥有至高无上神权的仓央嘉措，他写下的六十多首情诗却是不争的事实。传说他的大部分情诗，都是在这间小酒馆里，等待和幽会情人时写下的。他用短暂的一生，践行了人和神在人世间统一的爱。并把爱刻进了每个藏族人的心里，把爱刻进了每个来这里寻求爱的人心里。

    记事簿翻到第七页，上面的字写得较大，所以占去了一页：MaYa，这个夜晚在玛吉阿米，定然想到和你一起的日子，短暂、炫目。在这个充满奇迹的城市，我对自己说，如果能再次遇到你，我一定不会再次错过！这是一个无遇的际遇，也许只能存在于想象中。最现实的还是祝福彼此一切顺意。ViVian，二〇〇六年九月十日。

    从藏南藏区走来的十五岁少年，自他坐上达赖六世神位那一刻起，他便不再是凡人，不再是至高无上的神，是一个人神情爱交融的综合体。他用人间最纯洁的真爱，和梵界最哲理的思维，倾诉了他神人的凡心：曾虑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恐别倾城。/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仓央嘉措用青春的萌动和神戒的思辨，表达着他心灵的那份渴求。渴求回到藏南的家乡草原，重新放牧两小无猜的岁月。

    记事簿的第四十七页：生命中的仓央嘉措什么时候才能出现，能够一起拉着手在那东山顶上的月光下狂奔。不辨方向，只为那一刻的疯狂。西安赵宴，二〇〇七年六月十八日。在这一页的右下角留下这样一句：文字是悲伤的符号，用来记录留不住的过往。此处没有签名，也没有留时间。

    观世音托梦于仓央嘉措，让他在人世间寻找圣洁的度母。并告诉他人间的度母，往往是最惊艳的少女。于是神王在这小酒馆里创造了一个新名词：玛吉阿米（纯洁少女）。占满仓央嘉措整个心灵的玛吉阿米，最终殃及于神王一时大意。雪地留下了秘密的足迹，雪地也隐去了摄政王的罪恶旨意。悲伤的神王能把玛吉阿米放下吗？

    翻开记事簿的第四十八页：向往拉萨已久，带着梦想终于来到这里。对着纳木措湖许下的愿望，希望真的实现。有一种爱叫作放手！！！静，1/7.在这一页的上边，写下了一行娟秀的字：我的爱，在拉萨放手！永远放手！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没有签名。从上述文字，你可以想象一个情景：一位美丽而忧伤的少女，远足从内地来到玛吉阿米，她倚窗深深望着蓝天白云，满眼泪水。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破涕而笑，可以放下了！来到这里疗伤的都能放下吗？

    翻到记事簿倒数第二页，也就是第四十九页。整页记述的一段文字，读来让我也有些感动。现摘抄如下：周周，你的可儿此时坐在玛吉阿米，脑子想的念的都是你。你说我们是前世的情缘，我也有同感。来西藏之前，怀着很复杂的心情。一度想在这个地方结束对你的所有爱恋。可是，却发现对你的感情更加难以割舍。此刻，多希望你就在我身边，默默地看着我。看着前世的我、看着今生的我、看着来世的我。想哭，却又充满感激。感谢你在我最美的时候出现，以及所有的一切。假如有一天，你来到玛吉阿米，偶然看到可儿此时的心声。那来世我一定还做你可爱的妻。吻你！可儿。二〇〇七年七月六日。左下角画了一双脚印，脚心里画了一对眼睛。

    掩卷沉思。但凡能产生爱情的地方，多有浪漫的情愫。或环境优美引人入胜；或名人效应引人趋同。而玛吉阿米的经营者却另辟蹊径，在一个民族文化沉淀里，选择了一个三百年前的凄美爱情传说。在拉萨城里打造了这间文化品位不低的餐吧。老实说我非常钦佩经营者的胆识和智慧，他把永恒的主题发挥极致到如此，已实属不易。让善男信女们像朝圣一样来到这里，述说他们的衷肠，疗养他们的心伤。我还真想再次回到那浪漫的地方。

    在点菜单上有这样一段广告词，据说是一位背包客写的。

    我就把它用作结束语吧：你何时来/你何时走/你走了之后是否再来/你再来是否会回到这里/你回到这里是否会回到今天/那时的你是快乐还是忧伤。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丽江古城的小河

    经过七八个小时的颠簸，大巴终于到丽江了。车在一段长长的林荫道缓缓前行，望着车窗外的烟雨蒙蒙，心里不免有几分遗憾。川西平原阴郁的天气给我们太多的压抑，只想阳光灿烂的丽江带给我们旅途的愉快。

    下午到客运中心来接站的，是我们早在电话里联系好的阿亮客栈的老板小河。小河在车上兴奋地告诉我们说：“你们真幸运，丽江快两个月没有下雨了。连上天都眷顾你们，雨虽小但却能给丽江洗个尘，也在给你们接风洗尘哦。”我们几个哈哈大笑，都说小河太会说话。小河更来劲了：“我今天亲自下厨，给你们做几个当地的特色菜，为你们接风洗尘。”同行的女性居然尖叫了起来，夸赞小河和阿亮客栈名不虚传，与网友们的介绍是一致的。

    到客栈放下行李刚想躺下小憩一会儿，即听见院里小河在喊：“现在五点左右，晚七点准时开饭为你们接风洗尘。还有两个小时，你们完全可以到丽江标志性的大水车下留个影。阳光灿烂的丽江风景好找，烟雨蒙蒙的丽江景色难得哦。”

    站在丽江古城的北门入口处，望着两个标志性的大水车，顿觉全身疲劳皆无。远处和近处已有红灯笼和彩色装饰灯亮起了，给雨蒙蒙的丽江古城平添了不少亮色。站在大水车前留下标志性的纪念照时，不经意我们竟成了别人纪念画面中的风景。

    丰盛特色的晚餐如约而至，比晚餐更有特色的是这纳西小院的情调和老板小河的热情。小河除了再次在晚餐上致辞欢迎我们外，首先给我们介绍了他的妻子燕子。其次给我们介绍了阿亮客栈的由来和他们小两口的故事。还说：丽江的白天是游人晒太阳发呆远足旅游的时间，晚上才真正属于丽江。晚上没有逛过丽江的游客，就不算真正到过丽江。

    小河和燕子是八〇后的上海人，二〇一〇年双双从上海辞掉收入颇丰的白领工作。来到丽江接手阿亮客栈，投入资金按照政府的规定，还原了一个二百四十年前马帮生活的纳西小院。三房一照壁、四合一天井，典型的丽江纳西族人生活的院落。全木结构的房屋和板壁，粗狂的线条中显现出不简单的神韵。庭前院内的两棵百年柳树，在那里静静地述说着那段悠悠的历史。高山杜鹃是这里特有的花卉，四月天正是高山杜鹃盛开的季节。小院的房前屋后过道旁，一袭漫过杜鹃花的艳丽。小院的那份自然典雅和沉静，一定和小河小两口的生活经历、爱好情趣有关。

    客栈的客厅里挂满了小河的摄影作品，听小河说他原来是上海一家公司的摄影策划，难怪那些摄影作品都拍得那么专业、那么大气。我和小河的交谈，是从他的一组《天路》摄影作品开始的。这组照片打头的一张，就给你十分震撼的冲击：照片的近景右下角，一对年轻美丽的藏族母女，向远处疾驰而来的列车挥手示意。画面上下五分之三处，一排整齐划一的火车桥墩，在灿烂的阳光下熠熠生辉。一列由远而近的火车，恰好在画面的中间定格。其余的画面即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和蓝天。

    照片显然是火车翻过唐古拉山口后，在进入藏北大草原的某个高台错落的地方拍的。作者的主旨意图是要突出画面中的那条天路，所以作者把视角提高到了整个画面的极限，这样难免出现画面上重下轻的不平衡感。由此作者在画面的右下角安排了年轻美丽的藏族母女，这样既平衡了整个画面；由挥手致意的母女俩极其自然的情感外化，又很好地衬托和加强了作者要表现的主题。

    这组照片中的其他照片，尽管也费尽了作者的心机，拍得也非常精美，也不乏有些亮点。但是总体来看显得叙述平直，视觉张力不够，整个画面形式大于内容。打头那张照片就不一样：所有的构图设计都围绕主题在展开；所有的图像都在为主题服务；丰富的色彩无不都在为主题增加厚度。特别是年轻的藏族母女俩的出现，让天路的承载意义有了更深的内涵。似乎有了人，画面就有了生命，就开始灵动，就有了交流，就和观赏者的心灵感念有了一份契合。

    小河在听我上述一通“高论”时，他一脸的惊愕：这老头子是干什么的？他疯了吗！他居然敢评一位青年摄影家的作品。好一阵小河依然沉浸在他那一脸的惊愕中，似乎想从突然混乱的思绪中，理出一点头绪，怎么对付这老头！

    小河和我的儿子同岁，典型的八〇后思维。拿小河的话说：不愿意像父母的人生一样，一条路走到黑。希望自己的人生多些经历、多些磨炼、多些精彩。干一些自己喜欢并且愿意干的事情，和自己相爱的人一道走完人生。到老来尽量少一些遗憾，多一些美好的回忆。我非常认同小河的观点，只是少不了父母放心不下儿女的那种复杂心态。祝福他们把握好当下，继往开来走好明天。

    说笑着时间快到九点，小河提议陪我出去认识认识丽江的夜晚，我欣然同意前往。

    丽江的夜晚美景确实让人过目难忘：美轮美奂的霓虹灯，炫照在夜空、倒映在水渠。那不断变幻的彩光，虚幻得置身其中的人，不知在天庭还是在人间。由于丽江古城里河随街行、渠与巷伴、沟流宅绕，因此家家户户、宅宅院院、街头巷尾挂满的红灯笼、彩色灯，看起来天地浑然，走起来如影随形，好一个东方威尼斯之说。

    下午我们路过古城中心大石桥时，我还被那里的自然景色感动得一塌糊涂。这座建在中河上的明代古石桥，虽然桥身和桥墩留下了一些沧桑岁月的痕迹，但是依然不失它的典雅大方和古朴。十米长四米宽的桥面铺满了五彩石，清澈见底的中河水里倒映着终年不化的玉龙雪山。再加上周围的明清建筑，你说这幅场景是在当今还是在几百年前的古代。

    夜晚的大石桥竟是另一番景象，周围的古雅建筑只剩下线条和轮廓。在一明一暗的灯光闪烁中，显得那么神秘、那么迷离，让你总是想起千里之外的秦淮河边。倒映在中河水里的街影和行人，好像在重演一段久远的往事。

    行进中小河不无担心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丽江古城这种存在形式和旅游形式，能维持多久呢？小河这个问题虽然问得有些表面化，但是对于旅游资源的过度索取和过度开发，还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我不愿意无端地触及这个沉重的话题，我很快就把话题岔开了，和小河谈起了对丽江古城特点的一些感受。

    丽江古城镇和小河的阿亮纳西族小院，这种极具民族特色的民居建筑，本身就是纳西族人社会生活的物化形态。它的特点在于：它比那些官府衙署、庙宇殿堂建筑，更能反映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经济和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它和那些建筑最大的不同还在于，民居建筑没有一统的构成机制。所以明显反映出依山傍水、穷中出智、拙中藏巧、自然质朴的创造性。

    我们在往回走的时候雨似乎停了，小河说丽江明天又是个艳阳天。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拉萨印象

    日月同辉

    写下了这个题目，才觉得有点异样。在同一天空，出现金灿灿的太阳和明镜似的月亮，在我们川西平原上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在青藏高原上，在这静悄悄的拉萨清晨，我生平第一次看见了日月同辉。

    朋友的家在西藏自治区政府对面的太阳岛上。说它是个岛有点名不副实，其实是东北方向流来的拉萨河，在这里辟了一条沟，绕流了一圈便成了岛。由于这里地处拉萨河边，地盘还蛮金贵的。

    我住在朋友家的二楼上，宽阔的拉萨河尽收眼底。这里不会像川西平原的清晨，轻雾漫漫、若隐若现。这里的空间和空气都无比通透，天地间像一个大的水晶球。只要有光照的地方，都会看得清清楚楚。

    远山和河套辽阔地带，一由六月的浅绿漫过。宽阔如镜的河面，随河道的变化做着优美的造型。朝阳已从拉萨河的上游升起。霞光不是来自天空，而是泛起在变幻的拉萨河水面。闪射的彩光铺满了整个拉萨河，宛若朝霞的彩带飘在拉萨城南。

    西面拉萨河的上空，一轮明月硕大无比，就在眼前、近在咫尺。三千五六百米的海拔，使这里离天空更近，好像一伸手即可和明月亲近。这里的山峰离地不高，沐浴在阳光里的一面，泛着赤橙的光晕。而背光面按理说是看不清楚的，但在明亮的月光照耀下，岩石上的凹凸不平都清晰可辨。

    日月同辉是一种自然现象，它却给你留下遐想。昼夜更替循环往复，我能把心里的祈愿留在这奇特的天象里吗？希望它带给人间吉祥。

    朝拜

    拉萨和成都的时差应该大于一小时，八点在内地早已上班。站在布达拉宫广场上，望着雄踞眼前的布达拉宫。那红白分明的殿宇；那用纯金打造的屋顶，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更加明亮、更加清晰、更加肃穆。

    大街行人稀疏，布达拉宫山脚下却人流不断。信众们身着盛装，手执玛尼小经轮，神色静穆步履轻盈。沿布达拉宫脚下环形道，成顺时针流转。几千人的转经队伍，浩浩荡荡旋转有序、场面宏大蔚为壮观。

    眼前这一震撼人心的场景，联想起前一日在大昭寺前看到的情景。不分男女老幼，身着盛装面向大昭寺，每人面前铺一床被褥和床单。赤脚站立、双手空中合十、脑门合十、心门合十，然后跪下，双手分开、伸进放在两边的鞋里。两手向前伸、一匍匐，整个人趴在被褥上静默片刻起身，这样便完成一个朝拜式。晨出晚回，从不间断。中途饿了渴了，他们会静坐一旁，吃些干粮喝些瓶装水，稍事休息继续朝拜。听说他们每年都会计划出一定时间，来完成他们心里的夙愿。

    八廓街是因大昭寺转经而形成的街道。尽管现在商业繁盛，但依然有许多外地来的信众，摇着他们的玛尼小经轮，穿行在繁华的闹市里。传统的精神礼赞和现代的物质文明，能那么和谐地在这里存在，实在叫人赞不绝口。

    走在拉萨的大街小巷，只要对面走来穿藏族服装的人，你就会由衷地感受到，迎面飘来的就是一个个完整的宗教细胞。他们在这雪域高原上，无处不在无处不有。

    一两千年的佛教文化，在这里孕育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宗教的文化就融进了这个民族的血液。一个个宗教细胞构成了一个民族，他们将永远在这个民族的血液里流淌。

    二〇一三年九月十四日

    回望大理

    出了昆明机场，我们很快来到旁边不远的车站。老远就看见去丽江的招牌，一阵小跑买上了票坐上了车。这下才缓过气定下神，看了看同行的伙伴，他们无不和我一样瘫坐在座位上。七点四十分，旅游大巴准时上路了。

    凌晨五点我们都还在成都双流机场，两小时后我们已在昆明去丽江的路上了。这现代的交通真是不可思议，它不仅从本质上解决了我们心理层面的需求，同时也为我们打破了时空的界限，沿着人性的个性张扬，延伸了我们感知世界的满足。

    出行坐旅游大巴是舒服的，它像一艘在陆地上乘风破浪的游船，微微有些起伏摇晃的感觉而已。大巴疾驰在昆明到大理的高速路上，窗外的田野、树木、房舍急速向后飘移。我身旁的同行伙伴早已入睡，而我却兴奋异常，我不愿意放过眼前的一切美景。

    云贵高原和川西平原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阳光特别清丽通透。当你极目远望，那远山和近景都十分清晰。车窗外的近景飘移晃动得快，看起来十分涨眼难受。远山、树林、田畴却只是在你的视线里，慢慢地变换着角度，引你生出许多悠远的思绪：远处山边和树林间流淌的那条小河，是否就是云南民歌《小河淌水》里的那条小河呢。那低回婉转的歌声似乎就在耳边。“月亮出来亮汪汪，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在深山。哥像月亮天上走，天上走；山下小河淌水轻悠悠，轻悠悠。”此时你一定会看着远处的风景，任游思穿梭在现实和过往的岁月里。心里轻轻地哼唱，左手手指在右手手心里轻轻地打着节拍。一股无端的幸福暖流，会轻轻地淌进你的心河。

    大巴车在大理下了高速，拐上了去丽江的旅游车道。旅游车道沿洱海边前行，很快就把大理古城甩在车后。我回头望着渐渐远去的大理古城，想象着从西双版纳回来后在大理要做的最后停留。

    神啊，你俯下身去，把耳朵贴在这片热土上听什么呢。是要听苍山的松涛伴着溪水的叮咚唱给你的颂歌吗；是要听白族男女青年在蝴蝶泉边的窃窃私语吗；你可听见了千百年前，盛唐天子册封南诏国礼仪马队经过这里的乐鸣；你可听见了千百年前，为建大理国部族征战滚滚金戈铁马声。

    看一张航拍洱海的照片，就是一只硕大无比贴在大理古城旁聆听的耳朵。

    大巴车沿洱海向丽江方向前行，车速已经比在高速路上慢了许多。车速一慢，车似乎摇摆得明显了一些。车上的人更加昏昏欲睡，而我依然兴奋不已，依然望着窗外一闪而过的美景。

    横亘在洱海西边苍山上那终年不化的积雪，在这明丽温润的南国，总能给你一份冷静的愉悦。座座擎向蓝天的雪峰，总让你想起孩子们手里拿着的冰激凌，垂涎欲滴而欲罢不能。大巴车已驶离洱海，但依然行驶在宽阔的平坝中。回望大理，回望苍山十八溪沿洱海冲击而成的扇形平坝，回望星星点点一样散落在平坝上的白族村落。这几百平方公里的陌野平坝、几百平方公里的洱海淡水，即构成了古往今来富庶丰饶人丁兴旺的大理。

    明末清初整个四川的人口不足两百万，而水旱从人的广袤川西平原上也就几十万人。有资料显示唐宋时期的南诏国和后来的大理国，当时生活在洱海周围几百平方公里上的人口已有几十万人。可见当时大理这一带的自然条件和物产丰富，足以支撑一个国家的存在。

    从公元六百四十九年大唐册封南诏国起，到公元一千二百五十三年元朝灭掉大理国。六百年间偏安西南一隅的大理国，由于没有大的战乱破坏，整个社会形态是没有多大变化的。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几百年间中原文化不断的输入，给西南这片时空带来了飞速的发展，客观地推进了西南地区那个历史时期的民族大融合。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正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

    我们从西双版纳归来在大理停留，已经是三天后的中午。徜徉在大理古城的街道上，环顾着千百年来中原文化和当地文化，在融合中产生的建筑遗风。用青砖砌成的北方防火墙，紧贴着当地特有的木结构小楼。那浑然天成的风格，让人看了赏心悦目顾盼流连。

    “下关的风，上关的花，苍山的雪，洱海的月。”这风花雪月中，我还真想感受的就是洱海的月。当晚我们没住在大理古城，而是住进了洱海边的小渔村。

    夜风伴着我们租来的渔船，在水面上缓缓前行。渔民小伙说一边夜钓一边赏月是最理想的方式，兴许还能钓上一两条大鱼呢。渔船划出渔村不远，我便叫划船的渔民小伙停下来，让船在水面上漫无目的地飘动。一只用蓄电池点亮的LED灯挂在高高的竹竿上，明亮的灯光足足照亮了渔船和周围的水面。

    同行的伙伴在渔民小伙的帮助下开始垂钓，我一个人静静坐在船头，望着天水一线的远方。月亮还没有从海里升起来，渔民小伙说要在十点以后。我开始和渔民小伙聊起天来，天一句地一句，有一句没一句地瞎聊。小伙叫廖志，典型的八〇后，快三十岁了还没谈婚论嫁。他说他要趁现在旅游的上升期，带头在村里加大投入，把他家的渔家乐搞成星级宾馆，到那时就不怕没钱赚了。

    望着喜形于色的渔民小伙，我理解了他为什么还不着急谈婚论嫁；我认同了他要真正做一名现代有钱青年才俊的理想；我称赞他把游客当作上帝，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欣赏这个白族小伙身上，依然保持了这方地域文化净土的情怀。

    一轮微微泛黄的明月，在平静的海面慢慢升腾。一声两声海鸟的鸣叫匆匆掠过，唯有我憧憬洱海明月的心情依然亢奋着。“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身在异乡为异客，我想家了。我想家乡川西平原上不多见的那轮明月了，我想家乡的亲人和朋友了。尽管大理的洱海明月令人心醉，但我依然想好了明天离开大理时回头张望的情景。

    二〇一四年五月一日

    金川，金川

    九月的金川河谷有些迷人。

    满山遍野的梨树林里涌出阵阵梨香，沁润心脾的梨香时时考验着你的心念。因为路旁挂满金黄雪梨的树林一眼望不到头，抗不住诱惑想伸手摘一个。然谦谦君子何苦失礼，却又四顾闭眼摘下一个。哎，总算用满嘴的醇香解决了心里欲念的馋。其实就算你在树下摘来吃饱也不会有人说你的，面对满山遍野黄橙橙的雪梨丰收，你又能吃得了几个呢！

    在我们施工的沐林电站旁有一片梨树林，看树龄足有几十年。但是树上的梨却结得稀疏，不如后面坡上梨树结得那么繁盛。一问才知道是电站已征用了这片林地，疏于管理施肥，梨结得不多就情在理中了。

    电站老总发话：凡电站施工人员可在梨园里自行其事，希望不糟蹋不浪费。面对千载难逢的机遇，可想一群人的表现。

    我骑在树叉上顺手摘了一个面前最大的梨，放在嘴里细细品尝雪梨的香甜。那消暑解渴沁甘无比的梨味，让你回味无穷浮想联翩：一九三五年九月，徐向前带领红四方面军，从草地折返南下驻守金川时。他和红军战士们当年尝到的雪梨味道，是否和我品尝时的感觉一样呢。

    金川县的老街在龙家山脚下的一弯台地上，它高出大渡河边的新城区足足有两百米。从新城区到老街那段陡坡，爬得你脚趴手软直喘粗气。只因为我要沿着已经深深刻在金川历史记忆中的那条老街，去品读曾经发生在那里的传奇故事。

    在金鑫茶园前我停下了脚步，这座一楼一底保存完好的木结构房，看来足足有百年以上历史。墙上金色匾额写着“中国工农红军红五军团驻地旧址”，那铜底红字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耀眼。

    边喝茶边听茶园老板娓娓道来：此为“黄家烧房”（烤酒作坊），建于清乾隆年间。一九三五年九月红军南下夺取金川，徐向前前敌总指挥选此为新红五军团总指挥部。到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军再次离开金川北上的近一年间，徐向前元帅都在这里指挥红军作战。

    顺着茶园老板指的那片宅基遗址，我过去参观了一下，距指挥部不足百米，这就是徐向前元帅在金川停留期间，居住在老乡张百川家的地方。当年的房屋早已不复存在，但旁边的几棵老梨树依然生机勃勃。你依然可以想象徐向前元帅刚在张家住下的那天黄昏，老乡张百川和徐帅边乘凉边吃雪梨的情景。

    在徐向前元帅住宅的左后不远处，是足有五六亩地大的城隍庙。这座建于清乾隆年间规模宏大的庙宇，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只剩下主殿和后殿一座残破的空楼，孤寂地在那空旷里回味。这里是红四方面军当年设在这里的枪械修理所，微风吹过似乎还能听见当年铁锤的敲击声和人声的鼎沸。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几千人在这里见证了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的诞生。

    蜿蜒于西北向东南走向的老街上，上百年的街房宅院比比皆是。有一个冷落的小院我还探头看了一下，虽然没人居住显得凄冷，但那古朴别致依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这条老街上真正能给你留下深刻印记的，是当年红军众多要害部门留在这里的旧址：靠近老街东边的张兴成家，当年驻的是中共大金省委；在老街的中段马腾湘家，当年驻的是中共绥靖（金川）县委；金川老街五十号的两间铺面，就是当年格勒得沙国家药店；金川老街五十四号的两间铺面，就是当年的格勒得沙国家商店。

    穿越八十年的时空，东街的红军桥上走来了徐向前和李先念，他们似乎在商量一个战斗的细节；一个牵马的战士和康克清并肩而行，马背上还驮着伤员，战士似乎在向康克清介绍伤员的病情；在这条窄窄的几百米长的老街上，挤满了红军战士，因为金川驻满了三万红军部队。

    穿越是曾经历史的穿越：是那段悠远深邃岁月的怀念；是刻骨铭心跌宕起伏生命的感叹。把我们由衷的惊叹留在历历尘封的叙事中；把我们诚恳的感悟轻轻地融进历史的回放里。

    金川！金川！成制于两百年前金川河谷的这座小城，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历史就注定让它承载起民族命运的重托。1746年和1776年清朝廷两次用兵金川，用几万人的生命和7000万两白银，换来了清中期一次至关重要的行政变革。在四川藏区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彻底废除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土司制。重新设置地方建制，完成了国家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开启和回望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即使是康乾盛世，要想推行一个政改，也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更不要说要结束一个旧的时代，再开创一个新的未来。

    金川！金川！红军万里长征在这里做了一次短暂停留。用一种崭新的生命形态孕育了这片沃土；把一个真正属于藏族人民的政权“格勒得沙人民共和国”镌刻在了金川的历史里。在这片永远灿烂着阳光的天空下，多民族用最大的包容和坚韧，把属于他们生命的历史也镌刻在了金川的历史里。他们用200万斤粮食和1万头牦牛，在雪山和草地上，为几万红军挥师延安铺就了一条坦途。后来在延安的毛泽东主席，曾多次把红军过雪山草地的岁月称为“牦牛革命”。

    又一个塞满雪梨醇香的九月到来，当年的红军走进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他们没有忘记那段艰难的岁月，他们把可歌可泣的点点滴滴，留在了可以载入史册的《红军长征组歌》里。

    走出金川曾经的历史，金川依然灿烂在阳光下。穿过年年岁岁，梨花开成了金川的魂，走过岁岁年年，香梨结成了金川的心。

    金川，金川。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四日

    渐渐远去的马蹄声

    马年注定要成为我永久的纪念。

    马年立春，传来马贵毅去世的消息，使我感到十分震惊。几个月前还见过两次面的他，怎么就走了呢？而且走得那么毅然决然；走得那么不带一丝牵挂；走得那么无羁无绊；走得那么悄无声息。走了，他深深吸了一口马年春天的气息，走了。一如我在清真寺与他诀别时看见的一样，那么平静、那么安详。

    我和马贵毅走近，应该回溯到一九七五年秋天。那年我和周亚飞参加完温江地区文艺汇演，回来后周亚飞和我之间自然多有来往。一天我去西街吹小号的韩梁军家，恰好拉中提琴的叶忠国也在。韩梁军说拉小提琴的张明清一会儿要来，周亚飞来不了还在乡下。并说轻机厂拉小提琴的马贵毅吃了晚饭来，让我回厂把文化馆的大提琴背来。那天我们玩得很晚，那天晚上我认识了拉小提琴的马贵毅。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温江地区一年一度的文艺汇演再也没有举办过。那帮爱好音乐搞乐器的朋友，也就再难有机会聚在一起。此后在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文艺晚会上，我再一次看见了轻机厂拉小提琴的马贵毅。尽管同台，各单位演各单位的，我们只是远远打了一个招呼。那晚他英俊潇洒、西装领带、长发飘飘，一个十足的文艺青年形象，就深深地刻在我脑海里了。以致几十年后的今天一想起马贵毅，就是那个文艺青年形象。

    一九八〇年前后，李永庚、马及时、何民、谢兴民、安南我们几个组织了一个“莹”诗社，并出了油印诗刊《莹》。轻机厂的马贵毅、马英、高永岱他们几个组织了一个“春草”文学社，也出了油印文学刊物《春草》。在文化馆里，我和马贵毅私下有很多交往。一九八二年我上电大，便彻底地淡出了这个文学创作圈。和诗友们也就少有来往，其中也包括马贵毅。

    再次见到马贵毅，已是三十年后去年初夏的一个早晨。我多年有早起晨跑的习惯，这天早晨我一如往常围绕北街小学跑一圈。往回行至外北街十字路口，意外地和马贵毅闯了个正怀。几十年未见，我们都惊喜有加，握手寒暄、细说过往。我才知道他家就在街对面的楼上；我才知道他们西街撤迁的事情；我才知道他已经领了退休工资；我才知道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文学；我才知道他是月光书屋的主人；我才知道他是全国多家文学网站的特约主编；我才知道他为自己的生命写下了两百多万字的文稿。

    他脸上的气色看上去有点纤弱，但他讲话的神态和语气依然充满了自信。语态和表情中，依然充满了他信马由缰的性格。他自诩是一匹无拘无束来去自由的野马，他也是一个心怀坦荡故土难离的歌者。他会在无垠的网原上驰骋纵横，他也会在家乡的岷江河畔饮茶小憩。

    马贵毅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发表在“江山文学”网站上的纪实散文《都江堰西街记忆》。洋洋洒洒几千字的文章内容，真实地记录了一个诞生在西街、成长在西街、把故土文化融入到生命里的马贵毅。西街的历史纵横、人情掌故，他如数家珍似的一一记录。他的一个文友在读了这篇文章后这样写道：“西街，古朴，自然，引发回忆无数；文字流畅大气；都江堰，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或是将来还是真的想去。”而马贵毅却带着调侃和风趣回复道：“什么时候来，我把电饭煲和冰箱卖了款待你。”哎呀，活脱脱一个马贵毅就站在你面前。

    唉，马贵毅走了，他骑着刚露头的马年走了。渐行渐远，我好像还能听到他的笑声，还能听到渐渐远去的马蹄声。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用灵魂与大自然对话的画家朵尔基

    靠近阿里的藏北草原，十月初就进入了深秋。无垠的原野上，棕黄色的草浪由近而远地起伏着。

    晚霞的余晖照在朵尔基黝黑的脸上，让他那棱角分明的脸庞更增加了几分英气。他焦急地站在车头前，举起胸前的照相机，用长焦镜搜索着草原的深处。此时，他身后正站着五位第一次随他进藏采风的上海画家。他们迷路了，上海画家的越野车没油了。老西藏朵尔基做出决定：原地待援，就地过夜。

    他好像在长焦镜里看到了什么，兴奋地喊起来：“大家快过来看，那里好像有人，有炊烟。”画家们在长焦镜里轮流看到了炊烟，他们的恐惧和焦虑顿时烟消云散。

    炊烟从草坡背风的毡房里冉冉飘起，毡房前的空地上，五六十岁的老阿爸和十一二岁的小孙女在挤牦牛奶。

    “扎西德勒。”朵尔基上前和老人问好。

    天边最后的霞光照在老人古铜色的脸上，老人平静地笑着：“扎西德勒。”

    随后就是大家听不懂的藏语对话，时而急促、时而徐缓、时而哈哈大笑。朵尔基显然在给老人生动描绘采风迷路后的各种狼狈，从老人的表情可以判定，他已经接受了画家们寄宿的请求。

    酥油茶，手抓肉，朵尔基车上的酒，在不大的毡房里渲染着。

    夜已经深了，画家们已经各自钻进睡袋头朝火塘睡去。朵尔基却没有睡意，他怀抱着小央西，用藏语悄悄地给她讲着故事，悄悄地给她哼唱：“天上的星星多美丽，我们的明天在哪里……”

    当第一缕曙光照进毡房，朵尔基轻轻地钻出睡袋。昨晚坐在旁边的阿扎老人和小央西，为什么这么早就出去了呢？朵尔基快步走出毡房，他想看看祖孙二人在干什么。

    毡房旁边的牛皋棚里，阿扎老人用皮袍裹住小央西，紧挨着小牦牛躺在草堆里酣睡着。冷峻的朵尔基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流满面地轻轻走过去，跪在阿扎老人的面前，俯下身去亲吻着小央西呼出的热气结在额前头发上的冰凌。

    藏族画家朵尔基，一九五八年十月出生于四川阿坝。

    名满天下的九寨神韵和黄龙灵气，自幼便滋养着朵尔基的心性。一个藏汉文化早已高度融合的地域，培育了朵尔基单纯而敏感的天性；并把一个高原民族的超然和敞亮，孕育在了他的心灵，朵尔基有了一个纯净的灵魂。他用纯净的灵魂去探究本民族文化的起源；他用纯净的灵魂去感知一个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

    二〇〇一年十月，四十出头的朵尔基意外地接到了“中国美术家协会第十五届新人新作展”的参展通知，他创作的《闲看窗外云去留》入展了。朵尔基给我们讲述了他创作这幅画的故事。

    夏天，朵尔基去阿坝黑水县参加表弟的婚礼，有幸和表弟一起去邻村的藏寨接亲。按当地接亲的习俗，接上新娘必须在凌晨一点离开她的家。

    接亲的车队在山脚停了下来，上山的小路上蜿蜒一溜接亲人。

    暮色中接亲的队伍已经走远，朵尔基依然呆坐在路边那块凸起的岩石上。望着眼前一派原始、古拙、苍茫的景色，朵尔基嘴里喃喃地重复着一句话：“太美了，太美了，太美了！”

    在川西高原的这一带偏僻的藏乡里，居住着半农半牧的嘉绒藏族，他们或聚居或独居。朵尔基眼前这片山坳里，就独居着一户人家。用片石垒成的藏楼在暮色中，显得格外的凝重。藏楼里袅袅升起的炊烟，慢慢地融进了漫过山林的暮霭。远山在云卷云舒里时隐时现，天边的雪山依然照在金灿灿的夕阳里。这里一切万籁俱静；这里呈现出神秘的静谧；这里原始的空灵带给了朵尔基无名的冲动。朵尔基感觉到了头上的神灵，似乎躺在云里在静听这片土地的呼吸。一切都似乎在轮回，一切都又似乎在静止；一阵莫名的喜悦和兴奋充满了朵尔基的心。

    后来，朵尔基在迎亲的仪式上又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以前的迎亲仪式仅仅是看热闹而已，而眼下正在祭天、祭地、祭各路神灵的仪式，一下撞开了朵尔基思索的另一扇大门。千百年来这个民族和天地之间的交流和沟通，都是通过祭祀的方式在进行。做第一次祭祀仪式是因为什么呢，它一定会有一个很现实的生存需求，否则不会传承千年的。朵尔基对自己民族的文化、生存、历史有了深一步的思考。

    朵尔基很快完成了他的参展作品《闲看窗外云去留》。画面上：一派苍茫暮色的静谧中，作者用传统的中国水墨画法，构建了他印象中的藏区生活场景。天上灵动飘浮的云，作者赋予了它们特殊的生命。飘动的生命俯下身去，和天下苍生尽情融汇。粗坯藏房的两个小窗里，跃动着藏家生命的火光。像阿妈一双充满生机的目光，慈祥地注视着幽兰的天空和祥云。

    朵尔基认为这幅参展画是他绘画创作的转折点，他将对本民族的文化和历史更深地去学习，他将满怀虔诚去感悟神奇的雪域高原。

    是第三次去冈仁波齐神山的路上，朵尔基的越野车抛锚了。在这四千七百米的生命禁区里，采风的画家们只有望车兴叹了。朵尔基喘着粗气望着被坚石划破的车胎，继而无奈地转身向周围望去。前面不远处的坡上歇着几个朝圣转山的信众，朵尔基气喘吁吁地走过去，双手合十：“扎西德勒。”并向他们说明车上几位都是内地人，在这里呼吸都困难，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几位朝圣者欣然来到车前，在朵尔基的示意下很快换好了车胎。当朵尔基拿出一百元钱致谢他们的劳动时，几位朝圣者笑盈盈地谢绝了。朵尔基只好双手合十，深深地向他们鞠了一躬。

    看来这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它却触动朵尔基去深深地思索：在这片纯净纯美的雪域高原净土里，一定隐藏着一个民族不朽的灵魂。她让这里的山、她让这里的水、她让这里的一切都有了不朽的生命。

    朵尔基把他多年在雪域高原的思考和探索，一并融入他二〇〇六年六月，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全国第六届工笔画大展”的参展作品《神山祥云图》（此幅画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工笔重彩画《神山祥云图》是朵尔基多年绘画探索的集大成之作，这个特殊的高原地域文化，和其他的文化有很大的不同。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和条件，加上无可替代的宗教信仰，构成了虔诚和大无畏的藏民族精神。这种藏民族文化的底色是那么凝重厚实，是那么深不可测。朵尔基要用创新的绘画语言，用独特的技法去表现这博大的民族文化。实属难为，但他依然走上了探索的路。

    画家在构建《神山祥云图》整幅画面时，打破了传统的构图习惯。他把一座挺拔苍劲的立面雄峰，直接嵌入横面铺陈的神山远景。画家用细腻感情在近景营造的生命之峰，跃然于视觉的天地间。远景简约近景细腻，整个画面浑然天成。深红色装饰的天空，是朵尔基深沉宇宙观的恣意表现。金灿灿的神山祥云，是朵尔基把自己理想的光明和民族文化，用亮丽的语言挥洒成了永恒的信仰。拔地而起生命满满的苍峰，依着画家对生命的理解和对自然的感悟，把一个充满勃勃生机的民族生命，写满了大地、写满了天堂。朵尔基画笔下具有灵动生命的大自然，源于画家灵魂深处的自然流淌，他将还原一个人人都祈愿已久的自然。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八月桂花香

    上周日的早晨，当我推开书房的窗户，一阵浓浓的桂花香扑面而来。我才恍然，一年一度桂树花期如约而至。

    八月初一那天我还看过后院的桂花树，它一点也没有要开的意思。小区路旁的几棵桂花树已经开了。我真不知道它为什么要迟开几日，不能让我早几日在窗前、在房里闻到桂花的馨香吗。

    我栽下的桂花树已经八年了，早已从一棵不起眼的小树，长成树冠盖过后院一角的大树。最初开花那两年，由于树小开花也少，也就只能凑近闻闻花香。后院的空气里也只有一点淡淡的暗香。

    今年可不同了，金黄色的花蕊窜满整个树冠。一推开后院的窗，一打开后院的门。那微风推着桂花的香气，涌进厨房、涌进房间、涌进客厅。把你推倒在躺椅上，让你享受片刻大自然馈赠给你的芳香。那种清神醒脑、那种不能名状的愉悦，让你飘飘然做几分钟神仙。

    自古有闻香下马知味停车的说法，可见世间的香味对我们的吸引力。当我走进小区里时，会不自觉地走近桂花树。因为我知道桂花的花期很短，我要把我的整个身心都浸润在盛开的花香里。我还要在花香里想象出，用金红丹桂花蕊做成的桂花糕是什么样；用金黄金桂花蕊做成的桂花糕又是什么样；用银白银桂花蕊做成的桂花糕应该是什么样。男人和女人喜欢花香，表达的方式肯定不一样。大部分男人都会以即兴的方式，表达对花香的喜好。而女人却不一样，她们会用一生来和自然花香、合成香水相伴相随。

    美国有一部奥斯卡获奖影片《闻香识女人》，讲述了一个香味和女人有关的故事：上校史法兰意外失明，辉煌人生滑至谷底。打算在结束生命前，用极乐的方式和过去的自己告别。在一个别致的舞会上，上校寻着初恋留下的香味印象，在人群里摸索着。当他闻着袅袅的香水味来到一位陌生女子旁，他便断定她将是陪他走完生命最后一程的那位姑娘。优雅性感的探戈迎来阵阵掌声，上校好像回到了从前。曲终人散。上校拿枪对准自己的头，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时，照顾他的中学生查理叫住了他。

    花香的物质存在形式，和人的生命过程存在形式是一样的，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今天又是周日。我推开窗打开门，已经没有上周日那么浓烈的桂花香，但依然有一丝淡淡袅袅的馨香。望着落满一地的花蕊，不觉心生感叹，桂花用浓郁的香气弥补了它花期短暂的不足。我们人呢？

    二〇一三年九月十五日

    走进白鹿古镇

    大年初三，阳光明媚，我们举家前往白鹿古镇。

    白鹿古镇距成都大约六十公里，座落在彭州西边的山区。交通方便，游人如织。

    入山口溯湔江、白鹿河而上，十多分钟路程便到达白鹿古镇。远远望去，这哪里是川西的一个古镇哦，分明就是法国南部某个乡村的城镇嘛。你看那高高的教堂，充满异域风情的小街，那鳞次栉比满含欧洲中世纪风格的建筑，那千年古树下充满哥特式神韵的赛赫布朗城堡，都在诉说一个遥远国度和这小山坳的神奇传说。

    白鹿古镇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华阳国志·蜀志》载：周慎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秋，秦伐蜀，蜀王败绩，为秦军所害。其相、傅及太子退至逢乡，死于白鹿山，开明氏遂亡。至此我有了一丝偏离主题的思绪：没有秦伐蜀，也就没有后来的秦太守李冰开凿都江堰。没有都江堰，也就没有物产丰饶沃野千里的川西平原。没有郑国渠灌溉的关中平原和都江堰灌溉的川西平原，哪来秦国的几十万铁军，哪来的秦统一中国。

    白鹿古镇始建于清乾隆年间。“阁街买卖三千种，沿河耕读百万家。”“出入军学界，去来中外商。”从以上对联即可看出繁盛一时的古镇历史风貌。而真正给白鹿古镇留下文化遗存的是，这座古镇和法国文化结缘的一段往事。

    一八六〇年，法国传教士洪广化揣着《圣经》，来到了白鹿山下。并在这一带建教堂，布道解惑。一八九五年在白鹿河畔白鹿峰下始建的神学院，（领报修院和无玷书院）当地人称上书院和下书院。上书院在距古镇二点五公里的白鹿峰下，下书院就在白鹿古镇的河的对面。

    踏着冬日温暖的阳光，我们来到了白鹿峰下。在距白鹿河百余米高的宽阔坡台上，一座气势恢宏，充满神秘色彩的教堂式的建筑，显得格外耀眼。这就是当地人称的上书院，也就是培养神职人员的神学院（领报修院）。

    我们现在看见的宏伟的上书院，已经不是历经百年沧桑的上书院。而是历经“5·12”大地震毁坏后，国家文物总局花四千万巨资，修旧如旧恢复起来的上书院。它尽显沧桑，但又充满勃勃生机。

    这座百年沧桑的上书院，是典型的砖木结构建筑。始建于一八九五年，落成于一九〇八年，修建历时十三年。可想在当年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要耗多少物力、财力和人力。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建筑，完全是中国建筑艺术和西方建筑艺术高度的融合体。以教堂和院大门为中轴线，两向对称四合院的总体布局，这是深得中国建筑艺术的要领。而整个建筑风格，又是纯正的法国早期教堂建筑风格。比如上书院的主体建筑教堂，就是完全按照巴黎圣母院的形制修建的。那高刺云天的尖塔，教堂内筒形的拱卷顶结构，那窄而长条的彩色玻璃窗，都在向你诉说着法国宗教文化的神秘。

    教堂的前部是由祭台、祭堂和厢房组成，成拉丁十字形。这种风格完全是中世纪罗马教堂和哥特式建筑的融合。圆形的拱卷门洞，菊花瓣形的透窗；门洞两边对称飘逸的装饰线条，无一不在呈现法国文化艺术的美。走进教堂，立即感受到了神秘肃穆的气氛。那从窄条彩色玻璃窗和菊花瓣透窗射进来的光，显得那么柔和那么朦胧。当光浸润在十字架耶稣的身上时，似乎凝固的空气里多了几分沉重。再看教堂里的墙壁，由于是修旧如旧，新补修的部分熠熠生辉；而老墙壁却处处斑驳陈旧。在墙壁的新旧交接处，留了一条很明显的小沟槽。这种设计修建的寓意是很明显的，是希望沧桑的岁月在这里留下更深的印记。

    从远处正面看上书院，中西建筑艺术融为一体的视觉冲击力更强。那高出一大截的教堂尖塔，在冬日的阳光照耀下显得格外的自信。而那对称庄重的四合院结构、像教父身披的黑色披风一样的屋顶、由小青瓦盖就的川西民居风格，更是洋洋洒洒绘不尽中国的传统美。正面两层楼的廊道里，一排排整齐别致的圆拱形门洞，一看就知道是欧洲的风范。特别是从一楼上到二楼的梯步结构，就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审美情趣的不同。中国梯步的设计一般是，梯步扶手要不呈八字形、要不呈对称并立，中间的梯步满铺。而上书院这个梯步的设计却充满了异域情趣。从侧面看，一条大船靠岸了，船头没在了楼里，两边的船舷就是梯步的扶手。一条小一些的船在大船里靠岸了，船尖和两舷就是梯步里边的扶手。那梯步扶手飘逸的抛物线极具张力，让你过目不忘久久回味。

    沿梯步而上进到楼内，那几十上百个的房间让我吃惊。中间的通道光线显得昏暗了一些，但两边房间的采光是很好的。也许这楼里曾经住过几百人，他们把已有的曾经都留在了这片空间里了。不信你听，好像一百年前神父庄重的脚步声，正从楼道的那面传来。楼道里不时传来学生们跑动的脚步声，偶尔也传来不标准的外国人说汉语的声音。

    下书院在白鹿河的对面。白鹿河上残存了一段中法友谊桥，当地人叫它金桥。此桥一八九三年由法国传教士鱼霞松设计建造，是到下书院的必经之道。桥长三十米有余，宽四米多，桥拱高约五米。大地震摧毁了双拱桥的一半，另一半残存的拱桥，在那里孤零零地回望着百年沧桑。我在这里拍了一张残桥的照片，用微信发给了朋友。残桥占去了整个画面的一大半，真正留下的视觉空间，就只有那残留的圆拱桥洞和毁掉的那半桥。我在照片下面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用一个小时走完了法国传教士一个世纪前留在这里的遗存，时空在这里断裂了。我们能否穿过断裂的时空，把这优美的传承带到永远呢。

    下书院（无玷书院）已经不复存在，撤除于一九七八年。这里建起了一所九年制教育学校，二〇〇八年毁于大地震。大地震中这里有一个现象，让你看了一定叫绝称奇。两排并行的教学楼中间过道，正好是龙门山断裂线。新修的教学楼地震后地基抬高了三米，整栋楼毫发无损完好如新。对面的教学楼依然在原地，但却破损严重成了危房。这里建起了下书院地震博物馆，也算是留下了一段历史遗存吧。

    一百年前，法国传教士在白鹿山下集聚了他们的精英。带来了西方的天文地理、历算哲学、文学艺术，旨在推广他们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们的文化很快就融进了浩瀚博大的中华文明中，波澜不惊。正像两千多年来，佛教文化融入到中华文化里一样，它虽然成不了中华文化的主流，但它们却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

    走进白鹿古镇，走进西方文化曾经的集聚传播地，我感受到了属于人类文明的力量。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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