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血，最好要为家庭、为国家、为朋友而流，为上帝、为祖国而流，为了我们的美德而流；除此之外的流血牺牲便是毫无价值并且令人遗憾的事。——伯克。
我来此是为了履行我的职责，如果不能完成祖国赋予我应当承担的责任，那么我将不会也不可能感到任何满足。——《葡萄牙的惠林顿》
军人的一生是履行职责的一生。他必须服从命令，遵守纪律，时刻准备接受任务。当冲锋号吹响，他必须响应号召。既使是接受命令要去执行危险的任务，他也必须行动，容不得半点争辩。哪怕是命令他填堵炮口，他也必须服从。
服从、恭敬、纪律、勇气——这些性格造就一个人，同时也培养出真正的军人。军人必须相互信任，严格服从所有高于他的人。“在这个冲动而粗鲁的世界，只有军人的纪律才可以带来绝对的力量或统治。”拉斯金说，“在其他的情况下，人们也许会变得冷漠、放荡、畏缩不前，可是只要他们成为一名士兵，他们的能力就会得到鼓舞和引导，他们的生活就会重新变得高尚。”
不论胜利还是失败，军人必须坚守岗位。他必须随时保持警惕。如果在夜间站岗，他决不能睡觉。哨兵一刻的马虎大意，可能会造成整个部队的覆灭。军人要随时准备为同胞的安全付出自己的生命。担任先锋而睡觉，便是意味着死亡。
军人必须行动及时，反应迅速。他应该随时做好准备。“时刻准备着。”这是劳伦斯勋爵的一句格言。亨利四世国王勇敢迅速的行动弥补了他在资源上的不足。他曾经带领5000人抵挡了杜克·德·梅耶尼率领的25000人的追兵。尽管敌我兵力相差悬殊，他还是取得了阿尔格斯一战的胜利。这个不同寻常的战果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敌我两位将军在性格上的差异。梅耶尼行动迟缓懒散，至于亨利，据说他花费在床上的时间比梅耶尼浪费在饭桌上的时间还要少。他很少穿破棉布衣衫，却磨破了许多双皮靴。曾经有人当着亨利的面赞扬梅耶尼的勇气和能力，“你说得没错，”亨利回敬道，“他是个伟大的船长，不过我总是比他早五个小时。”亨利早上四点起床，而梅耶尼大约十点才起，这造成了两者之间所有的差异。
图伦尼元帅是士兵们崇拜的英雄。他与士兵同甘苦共患难，并得到了他们完全的信任。1672年，他和他的部队被派遣到德国，向布兰敦堡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诸侯宣战。时值隆冬，在泥泞的路上艰难行军使人疲惫而厌倦。一次，当部队艰难跋涉在一片泥泞的沼泽时，一些年轻士兵开始抱怨；但是老兵们说：“要有信心，图伦尼元帅此时应该彼我们更焦虑：他一定在想着怎么让我们摆脱困境。我们睡着时他就在旁边守护。他如同父亲一样爱护士兵，要不是为了达到所期望的宏伟目的（那是当时我们完全无法明白的目的），他也不愿让我们经受这些磨难。”这些话碰巧让元帅听到了，他说再没有比这段对话更能令他欣慰的了。图伦尼元帅善于快速探察与他交战的敌军指挥官的长处。虽然在一次交战中缺席，但是这位在佛朗德战役期间指挥皇家军队的军官康德这一次成为了图伦尼元帅的对手。通过观察敌方攻击的方式，图伦尼元帅立刻明白是康德又回来了。“是的！”他说道：“康德在那里！”他能通过观察敌军首领娴熟的手上动作发现其特长。
普法战争之后，一名德国诗人写书热情赞美冯·莫尔特克，他认为与这位杰出的普鲁士军队首领比起来，汉尼巴尔、亚历山大、拿破仑、马尔伯勒都只是一些可怜的军事分子。冯·莫尔特克对他写的诗篇表示了感谢，并无比谦逊地给诗人回了一封信。他对他的赞美者说，只有厄运才能检验出真正伟大的天性。“我们确实打了大胜仗，可是这应该称为运气、定数、命运，或是上帝的旨意。仅靠人是做不到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种我们既无法创造也无法支配的时势产生的。”那位才华横溢却命运多舛的教皇阿德里安让人在他的墓碑上刻下了这样一些话，“即使是最优秀的人才，依据生活的时代不同，他们的行为也千差万别。不止一次，在不可逆转的时势作用下，最有能力的人失败了，而那些逊色于他们的人却被推向了成功的位置。”
军人必须要有自我牺牲的勇气。1760年秋天，法国路易国王十五将一支军队派往德国。德·卡斯特里斯侯爵率领一支25000人的部队前去莱茵贝格作战。他们在克罗斯特坎普占据了一个坚固的堡垒。十月十五日夜里，一个年轻的军官被派去侦察敌情。他独自走进一片离部队不远的小树林，突然在这时发现自己被一群敌兵包围。尖刀刺向他的胸膛，一个声音在耳边低声说道，“出一声，就杀死你。”年轻的军官立刻明白了眼前的形势，敌人正要前去偷袭法国军营。他拼尽全力呼喊：“有，有敌人。”这话一出口便决定了他的命运——他顿时被砍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可是，他的死却拯救了整支法国部队。敌人偷袭失败，只得撤退。
据说，所有国家的战争时期既是和平的艺术最繁盛的时期，同时也是文学巨匠们的智慧光辉四射的时期。对此或许存在质疑；但是看看希腊的例证吧：苏格拉底、爱斯基拉斯、索福克勒斯和森诺风全是参加过祖国战争的人，并且之后都为祖国的文学赢得了荣誉。在罗马鼎盛时期，情况也是同样。凯撒大帝不仅仅是帝国斗士中的佼佼者，同样也跻身帝国最杰出的作家之列。就连诗人荷马年轻时也是一名士兵，并且受布鲁塔斯之命指挥过一个军团。
人们惊奇地发现，许多著名人物，比如诗人、作家、科学家，都曾有过军旅生活经历，都曾在海上或陆地、国内或国外经历过战争。也许正是军人生活中服从、纪律、守规矩这些精髓，对人性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将这种训练而获得的高度集中的能力进一步发展，使之成为产生真正的天才必不可少的条件。
但丁作为一名士兵参加过坎波迪诺战斗，在格尔福骑兵战的前线英勇作战。正是因为如此，加之其他原因，他之后才会被佛罗伦萨驱逐流放。十字军领袖皮特隐士年轻时也是一名士兵，并在抗击弗朗德斯的战役中服役于布朗尼伯爵的麾下。当时身为士兵的他名不见经传，他退役之后结了婚，有了几个孩子。他的妻子去世后，他隐退于修道院，之后成为一名隐士。他去了耶路撒冷朝圣，并在归途中传播朝圣者们遭遇苦难的消息。他在欧洲各地传教，并将首批十字军战士队伍壮大至一百万人！虽然后来仍有十字军战士陆续入伍，但是这支十字军队伍最终几乎全军覆没了。
在我国的诗人中，乔叟参加过爱德华三世1379年入侵法兰西的战争。他在雷顿镇附近沦为战俘，并被关押于此一段时间。乔治·布坎南年轻时曾在苏格兰军队当雇佣兵，并于1523年参加了袭击沃克堡的战争。本·琼森也曾在南部几个国家当过雇佣兵。还有菲利浦·悉尼，他牺牲时所表现出的高尚行为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事迹之一。阿尔杰农·悉尼在爱尔兰暴乱中指挥过一支骑兵部队。达文南特和洛夫莱斯在查尔斯一世手下曾担任指挥官，而威瑟曾在国会军担任一名少校。布尼安是共和国的一名雇佣军。奥特韦曾在弗兰德斯的军队中担任骑兵。而法夸尔曾在奥雷里的军团中担任职务。
无论哪个年代，残暴始终与战争行影相随。在征城夺地的疯狂暴乱中，城池被毁，人民逃离家园，生灵惨遭涂炭。中世纪时产生的骑士制度，就是为了一定程度低矫正战争的残酷。一个人要想有资格担负起骑士的职责，就要从孩提时代起接受服从、尊敬的训练。他要接受驾驭马匹、使用长茅等技术指导；在与女士的交往中，他要学会温柔、谦虚、彬彬有礼。成年之后，还会为他举行正式的骑士仪式。宗教常常与风俗相联。严格的斋戒、教堂的守夜、洗礼、忏悔、圣礼也都是如此。通过这些训练，一种超乎寻常的勇气和真正的高尚精神产生了。
切维利尔·贝亚德始终被人们认为是一个英勇无畏、正直侠义的骑士。贝亚德于1476年生于多芬内的沙托·巴塔德，他选择了行伍生涯，在为国王出兵打仗前，然而他照例接受了骑士训练。在他的军旅生涯中，贝亚德始终表现得像一名真正的骑士，关于这些已无需一一赘述。他主要跟随弗朗西斯一世在意大利的米兰、热那亚、帕多瓦、维罗纳、拉巴士蒂亚、布雷西亚等地作战。他率领军队曾对布雷西亚发动包围战。当他跳过城墙时，一支长茅狠狠地刺进他的大腿，茅头断在了肉里。“城是攻下来了，可是我却永远进不去了。”贝亚德说道。内穆尔斯公爵得知攻下了首要的堡垒，可是贝亚德却受了致命的重伤，难过得就像自己受了伤一样，他大吼道，“走吧，战士们，让我们为这个世上曾经最优秀的骑士报仇去。”他们夺下了布雷西亚城，赶走了威尼斯人。
在经历无数战争和危险过程中，贝亚德始终表现得忠诚而勇猛。但是在靠近米兰的瑞贝卡，贝亚德身负致命的重伤。当时弗朗西斯一世的宠臣阿德米拉尔·博尼维特，也许是出于嫉妒，将贝亚德派到一个最危险的阵地。在阵地上，西班牙发射的炮弹击中了他，石头击穿了贝亚德的腰部，砸断了他的脊梁骨。贝亚德感到了炮弹的重击，大喊道，“啊上帝，我要死了。”随后他亲吻了用来当作十字架的剑鞘。
他的伙伴想把他从战斗中撤下来，“不，”贝亚德说，“我不希望临死的时候还要头一次当逃兵。”贝亚德命令把他抬到一棵树下，使出最后一丝力气高呼“冲啊！”“让我面朝敌人死去。”他说道，战友们在贝亚德身边泪如雨下。“上帝让我到他身边。他让我活的时间已经够长了，给了我许多不应得的好处和恩惠……我请你们都走吧，免得让敌人抓住，这会让我更难过的。我要死了，你们谁也帮不了我。”
然后，西班牙人赶来俘虏了他。佩斯卡拉侯爵说道，“如果能够让你这位俘虏恢复健康，只要能活命，流多少血我也愿意。自从持枪打仗以来，我还从未见过像您这样的人。”侯爵对这位即将死去的英雄表现出了无比谦恭尊敬。可是当波旁的治安官——一个抛弃了自己的国王和祖国转为西班牙皇帝效力的警察——走到他面前说道，“啊，贝亚德，我多么可怜你啊！”贝亚德从担架上支起身，坚定地回答道，“上帝啊，谢谢你。我并不可怜自己。我像一个诚实的人一样死去，我为自己的国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你才是那个值得可怜的人，因为你是向自己的国君、自己的祖国、自己的誓言开战。”之后不久，贝亚德便死去了。
直到贝亚德死后，弗朗西斯一世才发现他失去的骑士的价值。弗朗西斯曾把他军队的指挥权托付给他的爱将，而不是授权于名门贵族。弗朗西斯国王说“我们已经失去一位伟大的英雄，仅仅是他的名字就能让他的军队受人敬畏和景仰。是啊，他理应得到比现在更多好处和更高的奖赏。”但国王的这一席话说得太晚了！在弗朗西斯一世经历了“舍弃一切，只为荣誉而战”的帕维亚战役之后，他的失落感越来越强。他说“如果英勇善战、经验丰富的贝亚德骑士还活着，并且能辅佐于我，那么他的存在是一百个上尉也不能比拟的。啊，贝亚德骑士！我多么思念你啊。如果你活着，我根本不会像现在这样！”但是国王的悔恨为时已晚。贝亚德骑士已经逝去，他自己也沦为俘虏！
贝亚德是一个高尚、纯洁、有男子汉气概的人，他既如白玉般无瑕，又勇敢无畏。他公正大度、仁慈而又忠诚。对他来说，困难越大斗志越高。他鄙视那些品德不端的富人，他将所得钱财都散给众人，邻居向他的求助，不管出钱还是出力，他从不拒绝。而这一切他都是出自好意偷偷地做的。据说有一百多个孤苦无依、温柔纯朴的女孩子因得到他的资助才得以出嫁。而失去丈夫的妇女也总是能够从他这里得到帮助和救济。他十分善待曾在他手下干过的人，他会把自己的马让给一个身背武器的士兵，把身上的衣服脱给第二个人穿，而为第三个人出钱还债。每当攻下一个国家，要拔寨起营时，他都会将手下士兵拿走的财物付清才离开。那些拍马溜须、造谣生事的人对他切齿痛恨。他的美德在孩提时代就显现出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加完美。他的声望值得子孙后代加以景仰。
爱国、高尚，且富有军事才能，这些优秀品质在华盛顿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华盛顿既是祖国的领导者，又是解救者。他是十八世纪最伟大的人之一——这不光指他的天赋，更是指他的忠贞纯洁。他的祖先居住在达勒姆郊外，是盎格鲁血统，之后移民到美国，约1657年在弗吉尼亚定居。英国出身是华盛顿的一笔丰厚遗产，他从中学到了不少优良品质。
关于华盛顿的一生有着无数文章作品，没有必要再一一提及。需要指出的是，他在为祖国自由独立而战时，所表现出的那份完全的忠诚无私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以及纯洁的动机。没有一个人能比他更纯洁、更有自制力。胜利时他能戒骄戒躁，失败时他毫不动摇。自始至终他都品德高尚、忠贞纯洁的典范。在华盛顿将军身上，你很难发现哪一点是最值得赞美的——他高尚的品质，强烈的爱国心，或是纯洁无瑕的品行无一例外都值得人们敬仰。
在他就要辞去总指挥的职务之际，曾对几个州的州长发表演说。讲话结束时他说道，“我会不断祈祷，请求上帝把你们以及你们掌管的诸州置于他神圣的保护之下。请求他在民众的心里培养出对政府的归属感和服从心，让民众能够对彼此——大而言之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国民，特别是对曾在这块土地上战斗过的战友——怀有兄弟般的感情。最后上帝定会无比仁慈而高兴地引导我们行事公正，乐善好施，引导我们在言谈举止中表现出博爱、谦逊、平和的品质，这些品质都是我们神圣的宗教中所具有的特征。如果不恭恭敬敬地学习这些品质所做出的表率，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幸福快乐的国度。”华盛顿的这番话是多么纯朴、诚实、完美啊。
要谈军人的生活，就不能不提到威灵顿公爵。他是英格兰的贝亚德。他许下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诺言都是坚守职责。这是他生命中的重要信条。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他都是诚实的化身。作为一个公共人物，他考虑的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竭尽全力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对荣誉、权力的渴望从未打动过他。他没有任何个人野心，只是满足于完成自己的职责。
威灵顿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了解、学习一个军团军官应承担的职责。在他担任营指挥官不久，该营就成为军纪最好的一支部队。无论要求他做什么，他都会积极地如期完成。他把时间看作是一个认真积极做事情的过程。他另一个胜于他人的优点在于他对命令的服从。他曾在印度指挥数支大部队，掌管几个省的事务。这些省在面积上相当于好几个欧洲国家。返回英格兰后，威灵顿被任命为驻萨塞克斯炮兵旅的指挥官。他对此毫无怨言。如果有人善意地打趣他地位发生的改变，他会说，“我拿着国王给的俸禄，不管他要我做什么，这都是我的职责。”
对他来说，帝国政府就是国王的政府。王位并不是荣誉的来源，而是要为人们提供他们应该享受的所有权利。但是，如同皇帝被最卑微臣子所围攻一样，王位被法律，甚至习俗所包围。就像查理一世时代最优秀的保皇党人一样，为了这个国家至高无上的王权，他已经准备好面对一切危险。
至于他的勇气，那更是无需赘言。在现代这个用炮兵、步兵作战的时代，将军是不必亲临危险的阵地前沿的。他需要指挥，而不必像高夫那样，手握长剑，与普通士兵在奇廉沃拉一道冲杀疆场。尽管如此，只要有必要，威灵顿还是毫不畏惧，经常亲临险地，或是带领小分队勇敢杀敌。在阿萨耶之战时，他的两匹坐骑被杀。在杜罗时，他被一群法国骑兵包围，威灵顿手握长剑，杀出重围。在萨拉曼卡时，他大腿受伤，一发子弹穿过他的帽子。内皮尔说道，“在萨拉曼卡的那天夜里，我突然发现自己在他附近，当时枪炮就在眼前爆炸，火光把他照得清清楚楚。他孤身一人，胜利的光芒在额头闪亮，目光敏捷而犀利，但他的声音沉着镇定，甚至还带有几分温柔。”
即使在战争中，他对手下人也极为体恤。内皮尔写道，巴达若斯战役之后，一份报告呈给威灵顿，超过2000人在这场激烈的夜战中阵亡，他看到威灵顿情绪激动竟至落下了泪水。6月18日早上，休姆博士来到威灵顿的寝室，向他汇报滑铁卢战役中的伤亡情况，他看到威灵顿躺在床上还未醒来。他胡子拉茬，满面灰尘，还是晚上睡下时的样子。威灵顿醒来后，坐在床上听着休姆博士读阵亡名单。名单很长，当休姆博士抬起头时，他看到威灵顿双手痉挛地扣在一起，泪水在满是尘土的面颊上划出长长的痕迹。
同一天，威灵顿在给朋友贝雷斯福德元帅的信中写道，“军队的损失让我十分沮丧，对我们获得的优势我也丝毫不感兴趣。我祈求上帝，不要再让我打仗了，看到这么多熟悉的伙伴、朋友死去，真是让人伤心欲绝。”他对阿伯丁说道，“这种胜利带来的荣耀没有给我一点宽慰。”不过他还是打了一场大胜仗，所有盟军部队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当威灵顿骑马从战场走过，听到伤员们的呻吟哀号时，这位勇敢的武士用这么一番著名的话表达了自己苦闷的心情，“除了失败，再没有比胜利更可恨的了。”
在之后对上议院的演讲中，威灵顿说道，“跟大部分人比起来，我在战场上度过的时间可能更长一些。应该说，主要是参加的内战更多一些。如果可以牺牲一切换来祖国哪怕仅仅一个月的和平，我也愿意拿我的生命做牺牲。”
威灵顿公爵是个富有正义感的人，他希望他的部下也能表现得和他一样。1809年他在给凯勒曼将军的信中写道，“如果英国军官被俘后发誓说决不会逃跑，那么你完全可以指望他们信守诺言。我向你保证，如果有人没有这么做，我会毫不犹豫地将他逮捕并送回去。”
威灵顿公爵是个大公无私的人，贿赂收买不了他，威胁吓不退他。当接受一个较低的职位时，他会说，“下命令吧，我会完全服从你。”服从命令、正直无私、忠于职守这些优秀品质在他身上表现得尽善尽美。他从不嫉贤妒能，想到的只有别人而不是自己。他也从不会通过贬低别人的名誉来抬高自己。他像关注自己的名誉一样关心手下军官的名誉。如果事情出错——就像在布尔戈斯发生的事件一样——他会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他支持格雷厄姆、希尔、克劳弗德对抗来自国内的种种诽谤中伤。他坚定的信念、伟大的灵魂使他能够蔑视一切不公和毁谤。一次，当马德里的市政当局称赞他的功绩时，他没有丝毫居功自傲，而是谦逊地说“战争的胜负掌握在上帝手中。”
不过，在威灵顿所有的品质中，最崇高的品质当属他对职责的服从。这在他的性格中处于第一位的位置——它庄严凛然，居高临下，统率一切。他一直渴望坚定忠诚地执行一切被他视之为职责的事情。——这么做完全是为完成自己的职责。他为一件事而活——履行军人的职责。为此他不惜拼尽一切力气、甘冒一切危险、想出所有办法、使出所有才智、用尽一切资源，来确保最终的胜利。如果看一下威灵顿深刻明了并始终身体力行的一些基本原则，比如团结、真诚、坚定不移，仔细观察一下它们对于性格所产生的影响，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一件事。布里尔蒙特临死之前曾说，“他是世上最高贵的人，他的诚实是当代最杰出的产物。在为英国王室效力的臣民中，他最为英明忠诚。”
在举出这些军人、爱国者的人生历程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战争所带来的恐惧。欧洲各地都部署有常备军。近年来，科学完全变成了发明并制造屠戳人类机器的工具——钢炮、水雷，还有其他一些作战武器。所有的国家都相互戒备，任何一个小小的挑衅都足以激拨起他们为复仇、霸权、征服而开战。法国、德国、俄罗斯都是如此。
这就是英雄主义，而接下来却是它的结局。“淌过小河，我们进入位于这个小半岛上的重要据点，呈现在眼前是怎样一副场面啊！据点的门口到处散落着破碎的霰弹、弹壳的碎片和破烂的制服，好像这场战役刚刚发生在几天前。据点内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更是让我措手不及。数百人被瞬间埋藏于此，雨雪打散了松散的土地，狼和狗赶来处理剩下的残骨。据点内尸骨遍地，构成了一副由人骨做成的大杂烩。被日晒雨淋漂得发白的头盖骨和断臂残腿混杂在一起，形状极为离奇古怪。‘注意看啊，这些死人的嘴巴虽然不再呼吸却在咧着嘴笑呢！注意看啊，虽然他们过去和你们一样，现在却在对你们所有这些人发出嘲笑！’我曾经骑马到过一个刚刚结束战争的战场，地上像是铺了一层别样的泥土——成堆成堆的尸体，骑士和战马死在一起，敌人和朋友死在一起。看到这种场面让我周身颤栗。可比起上面那个沉寂了十六个月的战场，它所承载的恐怖阴森尚不及其一半。”凝视着停尸间，斯科贝尔洛夫将军对我说道，“唉，这就是胜利的荣耀啊！”“是的，”我答道，“可是不管怎么说，将军，让一个人流泪，总胜过让无数人血流成河。”
“你说的对，”将军答道，“可我只是一名军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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