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大唐开国皇帝李渊
李渊是大唐帝国的开国皇帝，但是对这个耸立于世界近三百年的庞大帝国的开创者，后世的一些史学家的评论却并不怎么样，大唐帝国建立的文治武功，所展现出来的华丽辉煌，以及开创的一代雄风，似乎都与他不相干。
很多人形容李渊是“一个平庸之君和一个勉为其难的政务家”，“一个很喜欢畋猎游乐，而不屑做令人厌烦的日常行政工作的人”。史学家范文澜论断：
“唐高祖爱好酒色，昏庸无能……他本人并无创业的才干。”
昏庸无能之辈的最大特征是浑浑噩噩，满足现状，不思进取，没有什么野心，自然也不会有太高的建树。据这些史学家看来，李渊在隋文帝和炀帝时期，已经位极人臣，这样一个平庸的人，是不会放弃既得的荣华富贵，冒着被灭族的高风险去造反，去争夺皇位，改朝换代的。那么谁才是唐帝国真正的创建者呢？
很多人认为，应该是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即后来的唐太宗），这一位才是具有高超的政治和军事才能的大唐开国领袖。
李世民具有“跨灶之能”，越过其父被认为是真正的创业者，这种观点来源于初唐时期房玄龄等人编撰的《国史》、《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以及后来的新、旧《唐书》。
按照这些所谓正史的说法，公元617年李渊被任命为太原府留守时，李世民（时年十九岁）就开始策划反叛大计，“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李渊起初听到这种想法时并不赞同，但是，李世民赂嘱李渊的好友晋阳宫副监裴寂，把炀帝留在晋阳的宫嫔招来陪侍李渊，而没有向李渊告知她们的身份，李渊在酒醉后与宫嫔们发生了男女之事。事毕，裴寂告诉他刚才几位女子的真实身份，李渊当场就被吓醒，冷汗淋漓。宫嫔是皇帝的禁脔，玷污宫闱，历来都是死罪，不仅自身将被诛，而且祸及满门，李渊这一惊，惊得委实不轻。
史书上说，此时“酒酣从容，寂具以大事告之”。裴寂所告的大事正是李世民策划的谋叛大计，李渊听了长叹徘徊，踌躇不决。裴寂此时又说：“正为宫人奉公，事发当诛，为此尔。”李渊见自己已没有了退路，这才同意了儿子的计划，背水一战，起兵举事。
这明显是一个圈套，李世民和裴寂做好了套子，诱迫李渊往里钻。不过仔细想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兴唐代隋的革命，起因竟然如此简单，如此的轻浮，不能不让人产生怀疑。历史的发展进程可能由一些偶然事件引发，但为什么引发？肯定还存在着必然的基础。一个堂堂的朝廷重臣，竟然如木偶一般，受十九岁的儿子和他手下一些人的摆布，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稀里糊涂地跟着他们走上了谋反之路，这很难令人相信。
这段史料与其他史料，尤其是过去被忽视的唐代初年的史料《大唐创业起居注》（与李渊同时代人温大雅着）有着出入。
温大雅此人自幼饱读经史，以学识渊博、品行高尚而着称。他曾仕隋为东宫学士、长安尉。后以父病行孝为名辞职返家，侍奉父侧。隋大业十一年（615年），李渊为太原留守，兵镇晋阳，温大雅为留守府记室参军。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李氏起兵太原，南下灭隋，温大雅即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门掌管义军的文书起草等机要工作。
三卷李的《大唐创业起居注》是温大雅遗于后世的主要着作。这部史籍主要记述了李渊太原起兵至正式登基称帝将近一年中的史事，成书于唐武德年间。尽管有人认为，《大唐创业起居注》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如完全以李渊为中心，其他人的记载十分贫乏，编撰比较混乱，时间先后不统一。但是由于温大雅掌管唐军机要，还为李渊起草过许多机密文书，他的记录，多为自己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应该是比较翔实可信的。
温大雅笔下的李渊是一位坚毅果敢的领袖和足智多谋的战略家。当年才十几岁的李世民不仅在起事过程中只起到次要作用，他在王朝建立中的贡献也不如他的父亲，甚至还不如他的长兄即后来的太子李建成。
《起居注》说，李渊早已有建唐代隋的图谋。在接受唐国公封爵后的第二年，李渊又被任命为太原府留守，他认为他的封爵和职务的巧合是天降吉祥。传说上古圣君尧曾在唐地（即太原等地）居住过，历史上称为唐尧，太原又被称为陶唐。不过唐虽然是李渊作为国公的封地，国公爵位却并无统治领土的实权。他当上了太原府留守之后，封爵和实权才结合在了一起。李渊对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起居注》还提到当时晋阳一带纷传民谣《桃李子歌》，传说下一个中国皇帝将姓李的预言，而“桃”作陶，意思是陶唐之地将出天子，李渊果断地表示：“吾当一举千里，以符冥谶！”
李渊命令次子李世民和刘文静等人在太原“密招豪友”，在十天之内招募了数千人。这些招来的兵马驻扎何处？李渊下令驻于晋阳郊外的兴国寺，“勤王之师，不谋而至，此其兴国者焉，宜于此寺安处”。
李渊还传谕给在山西南部任职的长子李建成和四子李元吉，“于河东潜结英俊”，令他们就地扩募军队。李建成和李元吉为什么不留在太原，而在山西南部任职？这是不是李渊的特意安排，以形成所谓羽翼之势？这一点，因没有掌握更多的史料，后人不便妄加猜测。
同时李渊又果断地清洗了他身边的不可靠分子。在被任命为太原府留守时，隋炀帝给李渊指派了两个副手王威和高君雅，名为协助，实际上是监视。为防止这两个人对他的行动起疑而向隋帝报告，李渊给王威和高君雅安上了罪名，说他们在突厥人攻略太原时充当内奸，借机处死了他们。
可见李渊早有准备，所谓他因犯下了“玷污宫闱”之罪才仓促起兵之说，很难站得住脚。如果李渊真有此事，也可以理解为这仅是导火索而已，干柴早已堆满，导火索一点，顷刻就能燃起熊熊大火。
除了《起居注》，其实《旧唐书》等史书中也有李渊是太原起事中首谋的零星记载。《旧唐书·宇文士及传》中说，早在晋阳起兵前四五年，李渊就与宇文士及“尝夜中密论时事”，武德二年（619年），宇文士及降唐，李渊对裴寂说：“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
这话说得很清楚，我李渊早有大志，岂是汝辈所能控制、摆布的？李渊与宇文士及密论天下事时，李世民才十三四岁，还是一个毛孩子。就算李世民是一个天才，小小年纪，就能筹划争夺皇位、改朝换代这样重大的反叛大计吗？
太原起事前，李渊还有后顾之忧，在进军中原前他必须提防突厥人的进攻。
突厥原先是铁勒部族的一支，起源地在叶尼塞河上游，是以狼为图腾的一个部落。公元546年，突厥首领阿史那土门率领部众，打败兼并了铁勒各部，开始发展壮大起来。他们一方面与压迫他们的柔然断绝关系，另一方面向西魏求婚。公元551年，西魏把长乐公主嫁给土门。公元552年，土门发兵大败柔然。土门遂以漠北为中心，建立起突厥政权——突厥汗国，自称“伊利可汗”。
伊利可汗死后，木杆可汗即位。突厥灭柔然，东走契丹及奚，北并契骨，势力日渐强盛。突厥政权辖境辽阔，东自辽水，西至里海，南达阿姆河，北抵贝加尔湖。汗庭设在于都斤山（今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之北山）。
突厥后来分为东西二部。东突厥接受隋朝统辖，部分突厥人南迁到漠南一带。
603年，西突厥达头可汗在内乱中流亡今中国青海，不知所终，西突厥走向分解。
隋末唐初，中原纷乱，东突厥又逐渐强大起来。当时中国西北部的一些起事者都向突厥称臣，以取得突厥人的支持。东突厥的始毕可汗则分别给他们封以皇帝或可汗的称号，并且提供士卒、武器和马匹。
李渊在率军东进以前，写了一封用字谦卑的信给始毕可汗，称起兵没有其他目的，只是想恢复国家的秩序，并将重修汉人和突厥人之间的友好关系。他还派出刘文静与可汗达成了协议，即如果可汗赞助唐兵义举，可取得全部为唐战斗的战利品。但是，当始毕可汗要求李渊不必效忠炀帝而应自己称帝时，李渊却予以谢绝。相反他告知可汗，准备拥立炀帝之孙代王杨侑为帝。
李渊此举十分高明，一方面取得了突厥人的支持，双方建立了某种友好关系，在他离开太原的前夕，始毕可汗“即遣将康鞘利领骑二千，随文静而至，又献马千匹”；另一方面向天下宣告，他的起事是维护隋室，维持天下安宁，而无个人野心。
李渊这样做确实蒙蔽了一些人，另一位义军领袖李密给他写信，要求二李结成同盟，共同对隋廷作战。李密出身北方贵族，早年为越公、太师杨素的门生，曾参加了杨素之子杨玄感的叛乱，战败以后逃走。后来他成了在洛阳周围地区的各路义军联盟的领袖，此时已经控制了河南的大部和河北的南部地区。李密的信显然是一种试探，想弄清楚李渊起兵的目的，以及李渊对自己的态度。
李渊不是傻瓜，当然明白李密的用心。当时李密的势力明显大于李渊，如果李密知道李渊的真实企图，将成为李渊的死敌，最后鹿死谁手，很难预料。为了使李密对自己深信不疑，李渊回了一封信，说他只是隋朝的臣民，之所以起兵只是为了重新建立秩序，矢口否认有夺取天下的野心。他在信中用讨好的口气，竭力吹捧恭维李密，还假意劝李密自己取得天下，他说：“天生蒸民，必有司牧：
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鳞附翼。惟冀早膺图箓，以宁兆庶。宗盟之长，属籍见容。复封于唐，斯足容矣。”把李氏当天子之谶推给李密，以骄其志，自称只图“复封于唐”。
李密在当时各路义军领袖中以机敏能干而着称，但他也会被这番谀词所迷惑，可见世上拍马奉承的作用力有多大。看了信，李密不免有些飘飘然，遂全力注意东都洛阳，结果树大招风，隋炀帝认为符谶应在李密身上，调动精锐兵力对付李密，而不及西顾李渊。
由此唐军抓住机会，势如破竹，渡过黄河，隋军或降或散，李渊大军很快进入京畿地区。此时李渊的女儿（柴绍之妻，后为平阳公主）和他从弟李神通率领的一支大军也迅速赶到，在京师与他会合，联合起来的唐军号称有二十余万，将都城团团包围。公元617年阴历十一月初九，李渊长子李建成麾下雷永吉等人首先攻破城墙，守城兵士四散而逃，唐军浩浩荡荡进入了城内。李渊严令保护隋朝皇室和大臣们的安全，然后将炀帝年幼的孙子杨侑立为傀儡皇帝（史称隋恭帝），将早已逃往江都的隋炀帝遥尊为“太上皇”。
明末大史学家王夫之认为李渊“处至危之地，视天下之分崩，有可乘之机，以远祸而徼福”的策略是高明的，“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于有为，而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而以静镇之也。不贪天方动之几，不乘人妄动之气”。
李渊一直以匡护隋室，恢复天下安宁为旗帜，这样做，就是为了人心思定，能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同时也能尽量避免朝野上下对他的注意，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前进中的阻力。
一直到群雄并起，隋王室将不复存在，李渊这才“名正言顺，荡夷群雄，以拯百姓于凶危”（王夫之《读通鉴论》）。
以我看来，王夫之的评论比较到位，与正史相比，更符合实际一点。
第二年，李渊又对东都洛阳大举进攻。洛阳迅即被攻占，李渊见天下基本已定，随即以幼帝禅位的名义，自己登极做了皇帝，改年号为武德，京师大兴城复名为长安，长子李建成被立为太子，次子李世民被封为秦王，元吉被封为齐王。
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王朝——唐王朝，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大唐帝国由此建立。
看来，真正的李渊，绝非碌碌之辈，而是一个善于用计的谋略家，是大智若愚的领导者。他深知“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道理；羽翼未丰就四处张扬，过早地将自己的底牌亮出去，并不是一件好事。在隋末的大变局，四处是敌的险境之中，李渊选择以道家的韬晦之术来掩饰他的强烈企图。因此他表面上纵情酒色、胆怯无为，给世人留下了胸无大志的形象；然而看似不动声色，其实早有准备，他曾经对儿子李世民说：“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
李渊的想法是欲举大事，须筹措周密。按照现代人的说法，除了制定战略方针路线外，还必须注重执行过程中的细节完美。王夫之认为：“唐之取天下，迟回以起，若不足以争天下之先，而天时人事适与之应以底于成，高祖意念之深，诚不可及也。”
李渊在举事之前所表现出来的耐心，并不是消极意义上的观望、犹豫和退让，而是积极地做好准备，以等待最佳时机的到来。李世民不解他的苦心，急切地要把他逼到火山口上，当他发现已经没有了退路时，便顺水推舟，按照自己的步骤，一步一步平定天下。
隋末，天下豪杰并起，群雄逐鹿，实力和才干比李渊强者不乏其人，但李渊在处理大事上的从容沉稳，远远超过当时拉出旗帜，与他争夺皇帝宝座的那些对手。他最终能扫平群雄，取得改朝换代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易经》乾卦中有“潜龙勿用”“或跃在渊”的说法，就是指成大事者首先要保护自己，“建德修业”，暗中筹划，然后待时而动。龙潜藏于水中，看似无声无息，一旦出海，必将一飞冲天，气吞万象。李渊的名字也很有意思，这个 “渊”字不免让人猜想，可能不是其爹妈所取，而是他举事后自己改的，当然这仅仅只是猜想。
李渊极为尊崇道家的创始人老子。他起兵的兴国寺，又名兴国玄坛，是一道观。这一方面说明他对道教的崇信，另一方面，也有不少道士参加了李渊集团的军事斗争，驻扎于兴国玄坛可掩人耳目；而且与突厥的外交合纵活动安排在太原城外的道观，也能避免暴露战略意图。
称帝后，李渊确认老子为其先祖，尊为“太上老君”和“太上玄元皇帝”。
一方面他和老子李耳同姓，有攀认祖先的意思；另一方面，老子的思想也确实对他打天下、治理天下提供了帮助。李渊在山西浮山县羊角山修建了老君庙，取名伏唐观，祠祀老子。全国纷纷响应，修建道观。道教被李唐王朝赋予了“御用宗教”的性质，在建国之初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统一思想、安定人心的作用。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在大唐帝国建立初期推行的“与民休息”的政策，应该说道家“无为顺道”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
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李世民还向全国颁布了“道先佛后”的诏书。
有唐一代，多数帝王都十分尊崇道教，唐朝的绝大部分时间，道教的地位都要高于儒教和佛教，其源就出于李渊。
李渊最大的贡献，还在于治理国家。他是三省六部制的创建者，他创立的武德律是唐律的基础，而唐律又是唐以后历朝律法的母本。他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完善了府兵制，改进了科举制度，在文化教育方面推崇学习儒家的经书，这一切在历史上都功不可没。
历代已有一些史官和史家察觉从前的史书对李渊的评价有不公之处，如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对李渊的事迹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突出李渊在太原举事中的作用。王夫之则明确提出：“有唐三百载之祚，高祖一念之慎为之。”（《读通鉴论》）随着对史料的整理和重估，“太原起事中，李渊才是首谋”的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赞同。但是评史论人不能用一种倾向来否定另一种倾向。极力贬低李渊而抬高李世民是不公正的，同样以贬低李世民来抬高李渊也是片面的。
李世民在太原起事、建唐代隋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在几场大的战役中浴血奋战，指挥得当，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名家回眸
柏杨曰：李渊全面统领并部署了建立唐朝帝国和统一全国的战争，但国家真正的统一和稳固是在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实现的。尤其是在大唐王朝建立以后，在李世民等人的努力下，创造了空前的盛世文明。准确地说，李渊为大唐的“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而李世民的功绩则是经过了多年的努力才几乎完美地实现了“贞观之治”。
破译瓦岗兴亡的密码
隋末唐初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就跟历史上所有的乱世一样，社会秩序的崩溃为许多不安现状的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也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的舞台，于是形形色色的英雄和枭雄粉墨登场，在这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中，联袂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
说起隋唐英雄，当然不能不提瓦岗。
在隋末的“十八路反王、三十六路烟尘”中，瓦岗最初也只是一座默默无闻的小山寨，可后来却迅速崛起，一跃而成隋末最大的一支反政府武装，其首领李密也受到各路反王的一致拥戴，共推为“盟主”。然而，就在瓦岗如日中天的时候，形势却忽然逆转——李密在邙山被老对手王世充一战击溃，部众大多降于王世充，原本割据的地盘几乎全部丢失，走投无路的李密只好率残部降唐，瓦岗就此覆灭。
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那么，究竟是什么促成了瓦岗的迅速勃兴，又是什么导致了它的顷刻败亡呢？
一切都要从头说起……瓦岗的草创者名叫翟让。此人本是东郡（今河南滑县）的一名法曹，不知何故犯了死罪，被丢进大牢，所幸一个叫黄君汉的狱吏看他尚有几分英雄气概，就私下把他放跑了。翟让死里逃生，仔细想想也没什么地方可去，索性拉了一支人马，跑到瓦岗（滑县南）落草为寇。
瓦岗寨就这么诞生了。
可是初生的瓦岗却很不像样。因为翟让这个人虽说有几分胆识，但实际上胸无大志，很容易满足现状。所以瓦岗寨开张后，从没见他有什么大的动作，顶多就是带人在附近的官道上劫掠一些过往商旅而已。别说什么逐鹿中原、争夺天下，就连扩张地盘、壮大实力的心思都没有。
或许翟让也想把瓦岗做大，但实在没有那份才具和魄力，所以只好满足于当“车匪路霸”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的瓦岗充其量就是一个土匪窝，就算不被隋朝官兵灭掉，迟早也会被别的反王吞并。
好在翟让虽然本事不大，但他的肚量却不小，挺能容人，也善于听取部属的正确意见。所以瓦岗开张没多久，也就是大业七年（611年）年底，就有两个骁勇过人的年轻人先后投到了翟让的麾下。他们就是单雄信和徐世积（李世积）。
单雄信是翟让的同乡，善使马槊，有万夫不当之勇。徐世积祖籍离狐（今山东菏泽西北），后迁居卫南（今河南滑县东），投奔瓦岗的这一年仅十七岁。
有道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徐世积不仅有勇，而且有谋。他一来就给翟让出了个主意，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不要窝在这小地方了，应该把队伍拉出去，干一票大的。翟让被说动了，随后就照徐世积所说，在汴水流经的荥阳（今河南荥阳市）、梁郡（今河南商丘南）等富庶地区设了多个据点，专门拦劫过往的官私船只，很快就抢了个钵满盆满。翟让笑得合不拢嘴，手下弟兄更是个个腰包滚圆。
瓦岗从此鸟枪换炮，而且声名远播。附近的变民争先恐后地投奔瓦岗，短短时间内部众就增至一万多人，俨然成了中原地区颇具竞争力的一支武装势力了。
然而，如果没有另一个人的到来，瓦岗也不会有日后的那一番造化。因为不管是翟让还是徐世积，显然都还缺乏一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和宏大的战略规划。换句话说，他们尽管有了刀枪，有了地盘，有了资本，可偏偏缺乏一种最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问鼎天下之志。
没有这个东西，就不可能实现“资源整合”，也不可能进行“产业升级”，更不可能成为行业的龙头老大！
所以接下来的数年中，瓦岗一直原地踏步，几乎没有什么发展。
在乱世烽烟中晃晃悠悠的瓦岗，正等着一个人来给它指明方向。
大业十二年（616年），这个人来了。
他就是李密。
李密，京兆长安人，出身于世家大族，曾祖父李弼是西魏的“八柱国”之一，父亲李宽是隋朝的上柱国，封蒲山公。李密从小志向远大，仗义疏财，喜欢广交朋友。他早年曾在宫中担任禁军侍卫，有一次当值，杨广恰好从他身边经过，忽然停在他面前，深长地看了他一眼。随后杨广就对宰相说：“刚才左翼卫队中有个皮肤黝黑的年轻人，我发现他的眼神异于常人，最好不要让他担任侍卫。”
李密就因为皇帝的这句话丢了官，从此与仕途绝缘，在家中闭门读书。他曾经骑在牛背上读《汉书》，旁若无人，浑然忘我，被当时的宰相杨素遇见，视为奇人。杨素请他到家中一番畅谈，大为钦佩，对儿子杨玄感说：“李密见识深远，气度不凡，你们兄弟无人可及。”从此，李密便与杨玄感结为好友。
大业九年（613年），杨玄感趁着隋炀帝第二次亲征高丽的时机，突然起事，兵锋直指东都。李密当时就在杨玄感的帐下担任军师，他认为东都洛阳是一块四战之地，所以进军东都是下策，劝杨玄感要么北上切断杨广的退路，要么西进关中，据险而守。可杨玄感拒绝了他的建议。随后，隋炀帝率大军杀回东都，杨玄感败亡，李密也成了俘虏。
后来，李密设计从俘虏营中逃了出来，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三年的流亡生涯。
他先后投奔了郝孝德和王薄，可都不被重视，只好继续漂泊。由于身无分文，一路上只能以剥树皮、挖草根为生。后来再也走不动了，就在淮阳郡（今河南淮阳县）的一个小山沟里落脚，改名刘智远，教几个农村孩子读书识字，勉强糊口。
就这么过了几个月，郁郁不得志的李密写下了一首五言诗，借以抒发自己年华虚度、壮志未酬的痛苦和失落。诗的最后几句是：“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
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笔吏。一朝时运会，千古传名谥。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此诗既成，李密仰望苍穹，不觉悲从中来，泣下沾襟。
李密写下这首“反诗”后，他的身份立刻引起乡民的怀疑，有人到官府告了密。官府立刻发兵前来搜捕，李密只好再度逃亡。
走投无路的李密最后逃到雍丘（今河南杞县）投靠了他的妹夫、雍丘县令丘君明。丘君明把他藏在了好友王季才家中。王季才是一个侠肝义胆之士，一向敬佩英雄豪杰，所以欣然收留，还把女儿嫁给了李密。
李密就这么捡了一条命，又意外地捡了一个老婆。生活总算暂时安定下来，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又有人告密，官兵前来拿人，李密碰巧外出。官兵扑了个空，怒而砍杀了丘君明和王季才两家的几十口人。
李密悲愤交加，再次踏上漫漫的流亡路。
在一次又一次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中，绝望的李密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对于一艘没有方向的船来说，任何方向的风都是逆风。
最后，李密的目光终于停在了一个地方——瓦岗。
李密来到瓦岗后，被王伯当引荐给了翟让。刚一加盟，李密就小小地露了一手，把瓦岗周边的多股小盗匪成功收编，给翟让送上了一份丰厚的见面礼。翟让喜出望外，顿生相见恨晚之感，开始让他参与山寨决策。
李密遂力劝翟让夺取天下，可安于现状的翟让却没有那份雄心壮志。李密大失所望，随即生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将翟让取而代之。为此，李密制订了一个三步走的计划。
第一步——制造舆论、收揽人心。
他买通了翟让的军师贾雄，让他从阴阳术数的角度告诉翟让，说他如果自己称王很不吉利，应该拥立李密，才能无往不利。翟让闻言，大不以为然，说：
“按你这么说，蒲山公大可自立，又何必来追随我？”
“将军有所不知。”贾雄神秘兮兮地说，“他之所以来追随您，是因为您姓翟。翟者，泽之义也。蒲草非泽不能生长，所以他也需要您。”翟让虽然对此将信将疑，但从此对李密越发敬重。
与此同时，李密又悄悄安排一个叫李玄英的洛阳人来到瓦岗，大肆宣扬那则流行的政治歌谣《桃李章》，极力声称李密就是那个即将取代杨广当皇帝的人。
从此，翟让和所有瓦岗人都开始对李密刮目相看，都觉得他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
第一步取得成功后，李密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建立战功、树立威望。
他再次向翟让提出了开拓根据地的建议，得到了翟让的采纳，随即出兵攻陷了荥阳郡辖下的大多数县城。大业十二年（616年）十月，李密又出奇兵，大败前来讨伐的隋朝名将张须陀，并将其斩于阵中。河南各郡县官兵风闻张须陀战死，顿时士气尽丧。
这一战不仅让瓦岗声威大震，而且极大地提升了李密的个人威望。
为了表示对李密的感谢，翟让让李密建立了自己的番号和大营，称“蒲山公营”。
此时，无论是政治威望、军事才能还是人格魅力，李密都已跃居翟让之上，俨然已经成为瓦岗的精神领袖。
然而李密绝不满足于此，他要的是瓦岗寨的头一把交椅。
大业十三年（617年）春，李密迈出了第三步——正式向翟让提出了一个宏大的战略计划——袭据洛口，攻取东都，亡隋社稷，号令天下！
此时，翟让已经对李密言听计从，当即同意了他的计划。二月，李密率部攻克兴洛仓，随即开仓赈粮。四方穷苦百姓数十万人扶老携幼、络绎不绝地来到了洛口（今河南巩义东），人人眼中噙满激动的泪水，都把李密视为再生父母。稍后，李密又击败前来进剿的隋将刘长恭、裴仁基，并且缴获了大量武器和装备。
至此，李密的功勋和威望达到了顶点。
大业十三（617年）年二月十九日，在徐世积和王伯当等人的劝说下，翟让终于让出首领的位置，正式推举李密为盟主，上尊号“魏公”。李密拜翟让为上柱国、司徒，以单雄信为左武候大将军，以徐世积为右武候大将军。
瓦岗寨的新一任大佬就这样炼成了。
这一年春天，黄河以南、江淮以北的各地变民纷起响应，如孟让、郝孝德、王德仁、房献伯、王君廓、李士才、魏六儿、李德谦、张迁、田黑社、田白社、张青特、周比洮、胡驴贼等，全部归附瓦岗，尊奉“魏公”旗号。
李密尽皆授予官爵，同时设立《百官名册》遥领各部。此外，远近四方的小股变民和青壮百姓也像潮水一样涌向了瓦岗军驻扎的洛口，部众一下子激增至数十万人。从此。瓦岗寨名震天下，而李密也成了四方群雄中风头最劲的人物。
这一年四月，驻守虎牢关（今河南荥阳市西）的隋将裴仁基也献出关隘，归降了李密。同时归降的还有裴仁基麾下的一员猛将——秦叔宝。
秦叔宝，名琼，以字行世，齐州历城（今山东济南历城区）人。早年在隋将来护儿帐下，深得来护儿赏识。后来调到张须陀麾下，屡建奇功，成为远近闻名的勇将。张须陀战死后，秦叔宝又投奔了裴仁基。
差不多在秦叔宝归附李密的同时，还有一个传奇人物也来到了瓦岗。
他就是程咬金。
拜《隋唐演义》和历代评书所赐，程咬金在民间一直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可谓妇孺皆知。时至今日，老百姓对“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程咬金的三板斧”这些俗谚依然耳熟能详。可实际上，程咬金使用的武器却不是笨拙的斧头，而是灵活的长矛（槊），并且加入瓦岗不久他就改名程知节，此后也一直以此名行世。可是，“程咬金”这个名字基本上家喻户晓，但“程知节”在民间却鲜为人知。
在演义和评书中，程咬金出道之前有过很多传奇经历，可在正史里却只有寥寥几笔：“程知节，本名咬金，齐州东阿（今山东东阿县）人。少骁勇，善用马槊。大业末，聚徒数百，共保乡里，以备他盗。后依李密……”（《旧唐书·程知节传》）秦叔宝和程知节来到瓦岗后，立刻被李密任命为骠骑将军，负责统领一支八千人的精锐，号称“内军”，相当于李密的嫡系部队。李密时常夸口说：“这八千精锐足以抵挡百万大军！”
占领了兴洛仓后，李密又把目标锁定回洛仓。
这两座仓库是东都外围的两大军粮储备基地，东都的留守朝廷及二十多万隋军就是靠这两座大粮仓养活的。如今兴洛仓被李密占了，隋军势必要死守回洛仓。于是大业十三年（617年）初夏，瓦岗军就与隋军在回洛仓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几经易手之后，到了四月下旬，李密最后一次击溃了七万多来犯的隋军，终于牢牢占据了回洛仓。
此时的李密踌躇满志，觉得东都已经指日可下，随即命幕僚祖君彦撰写了一篇讨伐杨广的檄文，在檄文中痛快淋漓地历数了杨广的“十大罪”，最后总结说：“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成语“罄竹难书”
的典故正出于此。）接下来的日子，李密带着数十万大军围着东都打了好几个月，却始终一无所获。
洛阳的防御之坚完全超乎他的想象。
与此同时，远在江都的隋炀帝杨广已经派遣王世充等人驰援东都，数路大军正昼夜兼程向东都挺进。眼看瓦岗军即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幕僚柴孝和向李密建议：命翟让等人留守河南，然后亲率主力西取长安，等根基稳固之后，再挥师东下扫平河洛。
李密承认这是上策，但他提出了自己的顾虑：“弟兄们都是山东（崤山以东）人，见洛阳未下，谁肯跟我西进关中？况且军中多数将领皆出身盗匪，如果我独自西进，把他们留在这里，我担心他们谁也不服谁，万一产生内讧，大业会瞬间瓦解。”
不能不说，李密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作为一个半路出家、后来居上的领导人，李密对瓦岗群雄的控制力实际上是很有限的，其领袖地位也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稳固。在此情况下，如果放弃洛阳、西进关中，不但瓦岗内部有可能产生内讧，而且李密也会因此丧失瓦岗的领导权。所以，明知道“西取长安”才是上策，但是在攻下洛阳之前，李密和瓦岗军哪儿也去不了。
这一年九月，隋武阳（今河北大名县）郡丞元宝藏献出郡城，归附瓦岗。李密当即派遣徐世积渡河北上，与元宝藏会师，并且联手攻克了黎阳仓。
黎阳仓是隋帝国在河北最大的粮食储备基地，其规模之大、储粮之多，不亚于东都的兴洛仓与回洛仓，所以攻占此仓的战略意义十分重大，因而再度引起震撼。短短十天之间，便有二十多万河北的青壮年投奔了瓦岗军。
就在瓦岗军攻克黎阳仓的同时，王世充抵达了东都战场，率十万大军进攻李密据守的洛口。随后，李密和王世充就在东都附近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和消耗战……正当李密与王世充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瓦岗内部爆发了一场重大的内讧。
一个重要人物死于这场内讧。
他就是翟让。
翟让退居二线后，挂了一个司徒的头衔，过着养尊处优、闲云野鹤的生活。
他本人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可他身边的人却怨气冲天。心腹王儒信一直劝他重新夺回权力，他老哥翟弘更是劝他夺权之后直接当皇帝。
翟让闻言大笑，并不把他老哥的话当一回事。
可这句话很快就落进了李密的耳中。
在他看来，翟让的存在始终是一个威胁和隐患。左右亲信也力劝李密抢先下手，干掉翟让。李密遂下定决心，随后设宴款待翟让、翟弘、王儒信等人，席间趁其不备，将他们全部砍杀。翟让的亲信单雄信、徐世积等人见主公已死，不得不倒向了李密。
翟让之死是瓦岗内部矛盾的一次集中体现。从表面上看，李密成功消除了一个潜在的威胁，顺利收编了翟让的心腹和部众，使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得到了巩固。
可实际上，瓦岗内部的隐患和不稳定因素并未就此消除，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因为经过这场流血事件之后，翟让的旧部普遍对李密怀恨在心，而且大多数文武将吏也都变得人人自危，一种看不见的恐慌和猜疑就像瘟疫一样在瓦岗寨中蔓延。
从这个意义上说，翟让之死并没有为瓦岗的历史掀开新的一页，反而成为瓦岗从全盛走向衰落的一个转折点。虽然此后的瓦岗军在战场上仍然是所向披靡、胜多败少，但是败亡的危机却已在表面的强大之下悄悄酝酿。
大业十四年（618年）正月初，屡屡被李密击败的王世充集结十几万重兵对李密发起反攻，不料却因指挥失灵而再次遭遇惨败，几乎全军覆没，仅带着几千人脱逃。
李密连败王世充，士气大振，遂乘胜进攻东都，一举夺取了金镛城（旧洛阳城西北部）。随后将瓦岗总部迁进城内，拥兵三十余万，进逼洛阳上春门。
眼看李密的场面越搞越大，东都附近的一大批隋朝官吏赶紧率部投降了李密，而远近的义军首领如窦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圆朗等人也纷纷遣使奉表，鼓动李密登基称帝，属下的裴仁基等人也劝李密早正位号。
可李密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以东都未克为由婉拒了称帝的建议。
这一年三月，宇文化及在江都弑杀杨广，自立为大丞相，随后带领十几万大军进入中原，意欲争夺东都。杨广被弑的消息传到东都后，王世充、元文都等人拥立越王杨侗为帝。杨侗本来已经被李密打得焦头烂额，如今又来了一个宇文化及，不免惶恐无措。有人建议招抚李密，用他来对付宇文化及。杨侗依计而行，马上向李密抛出了橄榄枝——遣使下诏，拜李密为太尉、尚书令。李密本来也担心遭到东都军队和宇文化及的前后夹击，现在归顺东都朝廷，既有政治上的名分，又能避免腹背受敌，于是欣然答应。
此后，李密全力对付宇文化及，虽然经过几场大战，终于把这支势力逐出了中原，但是瓦岗军也元气大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李密本人更是在激战中被流矢射落马下，差点死于乱兵之中，所幸秦叔宝拼死保卫，才逃过一死。
就在李密大战宇文化及的同时，东都也发生了一场政变。王世充杀掉了元文都等人，架空了小皇帝杨侗，一手篡夺了朝政大权。
九月，李密与王世充不可避免地展开了一场终极对决。
由于东都缺粮已久，所以王世充亲率两万精锐，甩开李密，全力东进，准备抢占洛口仓。李密急命王伯当留守金镛城，率部于邙山南麓扎营，在此阻击王世充。
九月十一日深夜，王世充派遣二百多名骑兵潜入邙山，埋伏在李密大营附近的山涧中，准备次日决战时作为内应。
九月十二日晨，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王世充集合部队，向将士们高声喊话：“今日之战，不仅是争一个胜负，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如果赢了，荣华富贵自然到手；要是输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所以，这一战关系到每个人的存亡，不仅仅是为了国家而战，更是为了你们自己而战！”
正所谓哀兵必胜。此时王世充的军队已经落入断粮的绝境，所以对这两万名士兵来讲，奋力前进，打败李密，他们还有生还的机会；要是退缩，就算回到东都，无疑也是死路一条。所以，当这支背水一战的军队进至李密大营时，王世充一声令下，两万人便像离弦之箭射了出去，人人奋勇争先，拼死砍杀，其势锐不可当。
这一仗打得空前惨烈。
两军激战正酣时，王世充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一招杀手锏。
他事先找了一个相貌酷似李密的人，在这一刻突然将其五花大绑推到阵前，命人高呼：“已活捉李密！”士卒皆高呼万岁。瓦岗军见状，顿时士气大挫。紧接着，头夜埋伏在此的那些隋军又忽然出动，直扑李密大营，纵火焚烧帐篷房 舍。当瓦岗军看到身后冲天而起的火光时，意志瞬间崩溃，开始四散逃命，许多将领当即投降王世充。李密眼见大势已去，只好带着残部一万余人逃奔洛口。王伯当得知李密战败，也放弃金镛城退守河阳（今河南孟州市）。
李密绝对没有想到，这一次逃亡竟然把他的人生彻底驱上了穷途末路。
他原本以为胜败乃兵家常事，不用多久他就能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可他错了，邙山之败已经给他的军事生涯和逐鹿大业彻底画上了句号，同时也给波澜壮阔的瓦岗历史画上了一个句号。
正所谓兵败如山倒。短短一天时间，瓦岗群雄投降的投降（如单雄信等人）、被俘的被俘（如裴仁基等人），一下子树倒猢狲散。驻守洛口仓的将领邴元真也暗中派人前去接应王世充的部队，准备开门迎降。李密闻讯，慌忙掉头逃往河阳。抵达河阳后，绝望的李密企图拔剑自刎，被心腹王伯当死死抱住。李密知道自己已经走投无路，最后只好带着余众二万人入关，向李渊投降。
一度如日中天的瓦岗寨就此覆灭。
李密出身政治豪门，与隋朝重臣杨素父子又是至交，而且参与过杨玄感兵变，拥有一定的政治经验，加之本人富有学识、胸怀远大，其综合素质自然非常人可比，可以算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而瓦岗群雄大多出身草莽，在智慧、韬略、眼光、胸怀等各方面，包括权力斗争的手腕，与李密都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李密才能后来居上，成为瓦岗的领袖。
但是瓦岗败亡的根本原因也恰恰在此。
由于瓦岗寨原本就是由大大小小的几十支势力组成的，后来又吸纳了各路隋朝降众，人员素质良窳不均，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权力结构非常不稳定。在此情况下，李密虽然取得了瓦岗的领导权，但他却无法从根本上给这个组织注入向心力和凝聚力，当然也就不可能把瓦岗军打造成一支以他为核心的具有高度忠诚与合作精神的团队。这是瓦岗的先天因素所决定的，很难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因此，李密才不敢采取西进关中的战略，只能在东都这块四战之地苦苦鏖战，最终把瓦岗军的元气和锐气一点一点地打掉了。
此外，李密半路夺取了瓦岗的头一把交椅，这就在他和翟让之间结下了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死结。就算翟让可以与世无争、甘心让贤，他身边的人也决不答应。因为翟让手中无权，他身边的人自然也要跟着失势，所以就像我们在前文看到的那样，这些人肯定要煽风点火，怂恿翟让夺回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瓦岗的高层内讧是注定要爆发的。而内讧的结果也就必然导致本来松散的人心进一步分崩离析。因此邙山一败，才会有那么多人争先恐后地投降王世充。
其实自从除掉翟让之后，就不断有人建议李密斩草除根，把翟让的旧部全部干掉，以绝后患。比如幕僚房彦藻就曾力劝他除掉单雄信。他说单雄信是一个“轻于去就”的人，不可能从一而终，早杀早好。可李密始终下不了手，因为单雄信勇冠三军，在军中有“飞将”之称，李密爱惜他的才干。再比如，部将宇文温也曾劝他干掉邴元真，说邴元真这个人是翟让的死党，留着这种人迟早是个祸害。可李密听完却不置可否，因为他不希望在攻克东都之前搞太多的窝里斗。刺杀翟让是因为情势所逼，如果天天这么自相残杀，不等王世充来打，瓦岗自己就垮了。但是邴元真却不可能不对李密心怀戒惧，因此自然就会生出二心。所以李密一败，他才会迫不及待地向王世充打开洛口仓的大门……总而言之，在瓦岗轰轰烈烈、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其实一直都埋藏着“派系斗争”和“人心离散”这两颗定时炸弹。李密明知如此，却又无能为力。就算他想清理内部，也根本腾不出手。从他当上瓦岗领袖的那一天起，几乎没有一天不打仗。先是跟东都军队打，继而跟王世充打，后来又跟宇文化及打，天天席不暇暖，枕戈待旦，如何有时间和精力整顿内部？更何况大敌当前，作为首领的李密只能尽量收揽人心、求同存异，又岂能挑起内讧、自毁长城？
如此种种，决定了瓦岗最终败亡的命运。总而言之一句话——形势比人强！
至于邙山之战，尽管王世充打得很漂亮，可假如瓦岗寨能够休戚与共、上下一心，区区一场败仗又怎么可能摧毁瓦岗？
所以说，世界上最坚固的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
观诸瓦岗之亡，此言可为注脚。
李密归唐后，表面上得到了李渊的礼遇，实际上却坐了冷板凳，只当了一个可怜巴巴的光禄卿。所谓光禄卿，就是管理宫廷膳食的，说白了就是管食堂的。
李密英雄一世，到头来居然落到这步田地，自然是恼恨交加、度日如年。
武德元年（618年）十二月，忍无可忍的李密终于叛唐，带着王伯当等旧部出关，企图杀回中原、重振瓦岗，但刚刚走到熊耳山，就遭到唐将盛彦师的伏击，与王伯当双双被杀。李密死时，年仅三十七岁。
名家回眸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钱穆曾这样评价瓦岗兴亡：瓦岗之兴，如丽日喷薄，刹那间照彻寰宇。瓦岗之亡，如摧枯拉朽，一转眼烟消云散。它之所以能够迅速勃兴，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它拥有当时最顶尖的一批人才。如李密、徐世积、单雄信、秦叔宝、程知节、裴仁基等等，皆一时之才俊。尽管瓦岗的草创者翟让本身没什么能力，而且安于现状、胸无大志，可他却有容人的肚量，因而能够吸引人才；此外，他还善于听取部属的意见，所以能够留住人才、善用人才，让每个人都有用武之地。当然，最终对瓦岗的壮大和强盛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李密。如果没有他，瓦岗的资源优势就得不到整合，发展空间也得不到扩展。
李世民智收河朔
武德二年（619年）四月，已上表向隋皇泰帝称臣的窦建德闻听王世充篡位的消息，也建立天子的旌旗。他以夏皇帝的身份，迫谥隋炀帝为闵帝，封隋齐王杨睐子杨政道为郧公，并与王世充绝交。为了壮大自己的兵势，他依然结好突厥。当隋和亲突厥的义成公主派使者迎接萧皇后和南阳公主时，窦建德不仅以千余骑兵护送，还把宇文化及首级献给了义成公主。窦建德这时的政治目标，就是以河朔（又称“河北”，泛指今河南、山东古黄河以北）为根基，要公开与群雄争夺天下。
六月三日，窦建德攻克了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八月，他利用刘武周南下连败唐军的机会扩大地盘，带兵十万攻沼州（今河北永年东）。李渊先时派出的山东道安抚大使李神通正在沼州，因怯敌而率军退到相州（今河南安阳）。
十一日沼州被夏军攻陷，唐总管袁子干投降。十九日，窦建德又联合突厥攻相州，李神通又连忙撤到唐将徐世积驻守的黎阳（今河南浚县）。九月四日，相州陷落，唐刺史吕珉被杀。而李神通所派由慰抚使张道源镇守的赵州（今河北赵县）也在二十五日被攻陷，张道源和总管张志昂全作了夏的俘虏。窦建德因这两人和在以前被俘的唐邢州刺史陈君宾都守城抗拒、杀伤夏军，要把他们斩首。国子祭酒凌敬道：“人臣各为己主，他们坚守不降，正是忠臣所为。今若斩首，大王如何激励自己部下！”建德大怒道：“我都攻到城下还不投降，他们是力屈被擒的，怎能宽容！”凌敬面色安然地说：“假如唐幽州总管罗艺攻我，您派大将高士兴到易水抗拒；罗艺军一到，他就投降，您难道喜爱这种懦夫吗？”建德翻然醒悟，下令释放。
十月四日，唐高祖李渊特赐占据幽州（今北京）的罗艺姓李氏，封燕郡王，目的在鼓励他替唐经略河北。六日，罗艺在衡水（今河北衡水西）击败夏军。窦建德和罗艺几次交战都失利，于是率兵南向发展，攻卫州（今河南卫辉）。他每次行军，常将部队分成三路并进：辎重、体弱的将士居中央，步兵、骑兵分列左右，相隔各三里余。这次进军，建德率一千骑兵打先锋，在过黎阳三十余里时，和徐世积派出侦察的三百骑兵相遇。唐将丘孝刚，骁勇而善使马槊，他兵力虽少，但猛击夏军，建德猝不及防而败退。这时夏右路军赶来相救，击斩了丘孝刚。建德南下途中遭此意外截击，不禁勃然大怒，集中兵力攻陷了黎阳，俘虏了李神通、徐世积父亲徐盖、魏徵和李渊妹同安公主。只有徐世积带数百骑兵杀出重围，渡过黄河脱险。但数日后闻父亲被俘，又回黎阳投降了窦建德。建德任命徐世积为左骁卫将军，仍驻守黎阳，但把他父亲带在身边作人质。以魏徵为起居舍人，魏徵是随李密降唐后自愿请命安抚山东的，他到黎阳说降了原李密将领徐世积，因而正在黎阳。唐卫州和共州（今河南辉县）官员闻听黎阳陷落，也都归降了窦建德。
不久，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南）刺史王轨的奴仆杀王轨并带首级来降。窦建德却说：“奴杀主人大逆不道，我怎能容纳这样的人！”立即下令杀死该奴，并将王轨的首级送还滑州。滑州的官吏富人感激非浅，当即请降。接着，东面的济州（今山东东阿西北）、齐州（今山东济南）以及兖州（今属山东）的徐圆朗也表示归服。徐圆朗就是兖州人，隋末举兵反隋，占据了琅琊（今山东临沂）到东平（今山东郓城东）一带，拥兵两万余人。曾归附李密，李密失败后降王世充，现又降夏。
二十四日，窦建德回洺州，筑万春宫，把都城从乐寿（今河北献县）迁到这里。而安置李神通于下博（今河北深县东南），以客礼相待。
十一月，徐世积想归唐，但又怕连累父亲，与部将郭孝恪商议。孝恪道：
“我们刚降窦氏，动则被疑，应先立功取得信任，然后才能图谋此事。”世积称是。于是袭破王世充的获嘉城（今属河南），俘获甚多，全献给了窦建德，从此得到信任。十二月，徐世积又派人献计道：“曹（今山东定陶西）、戴（今山东成武）二州户口充实，孟海公窃据其地，和王世充面合心离。如用大军攻击，指日可取。得该地后，再兵临王世充的徐（今江苏徐州）、兖二州，河南之地可不战而定。”建德听罢深以为然，想亲攻河南，先派将领曹旦等率兵五万渡黄河，命徐世积引兵三千会合。
武德三年正月，徐世积计划等窦建德到河南后，乘其不备，用兵突袭大营把他杀掉。这样不仅可以解救父亲，而且举夏领土归唐，创立奇功。不料窦建德妻子临产，迟迟不到。曹旦是建德的妻兄，到河南后仗势经常侵扰地方，引起归属夏的一些州县的怨恨。魏郡李文相，绰号李商胡，聚众五千余人，占据孟津中潭（今河南孟州南）。母亲霍氏，也善骑射，自称霍总管。徐世积和李文相结为兄弟后入拜霍氏，她见世积后流泪说：“窦氏如此无道，你为什么向他俯首称臣！”世积答道：“您不要悲伤，不出一个月，我必杀掉这贼，然后和兄弟一起归唐。”徐世积辞别后，霍母对儿子说：“世积已答应我共图此贼，但恐事久生变，要当机立断。”这天夜里，李文相召集曹旦偏将二十三人饮宴，用酒灌醉后全部杀死。曹旦别将高雅贤、阮君明尚在黄河北岸未渡，文相用四艘大船运北岸兵三百人渡河，到中流时也全部杀掉。仅有一个兽医跳水逃脱，到南岸报告了曹旦，他吃惊非小，连忙戒备。李文相动手后才派人悄悄告诉徐世积。世积军和曹旦连营扎寨，郭孝恪主张立即偷袭，但世积迟疑不决，派人打探，回报说曹旦已 戒备森严，万般无奈下，徐世积只好和郭孝恪率数十骑兵连忙驰奔关中。
这时，李世民在洛阳集中主力正准备与王世充决战。为了防郑、夏间联盟，李渊派使者拉拢窦建德。而建德则全力在河北、山东扩大地盘，为了表示与唐友好，让唐同安公主随使者一起返回长安。
十月，窦建德亲率大军二十万攻幽州，一心想拔掉身背后的这根眼中钉。夏军人多势众，蜂拥而上，有些已经攀上城堞，眼看就要破城，可是，罗艺部将薛万钧、万彻兄弟率敢死队百人由地道从夏军背后突然袭击，打个措手不及，夏军溃乱而逃，死亡千余人。罗艺乘胜进攻夏军大营，窦建德则在营中排好阵势，奋勇杀出，反败为胜，直追到幽州城下。随后仍不能攻克该城，只好返回沼州。
夏的纳言宋正本，原是隋饶阳县令，博学有才能。他在武德元年七月归降了窦建德，曾献平定河朔之策，被引为谋主。后建夏时封为纳言。此人好谏诤，这时窦建德又听信谗言把他杀了。群臣都以宋正本的下场为诫，无人再敢直言，夏政治也由此日益衰败。
十一月，窦建德亲自渡黄河击孟海公。海公是曹州（今山东定陶西）人，早在大业九年（613年）起兵反隋，拥精兵三万，以周桥城（今山东定陶）为根基，在河南地区扩张势力。这时和也向该地区发展的窦建德产生了矛盾。与此同时，李世民正兵逼洛阳城下，就要发动总攻。王世充黔驴技穷只得向夏求援。起初，窦建德对唐、郑交战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因为自王世充篡夺隋杨侗的帝位后他就表示了绝交。而头年冬，王世充进攻建德的黎阳，建德令徐世积袭破世充的获嘉以报复，双方交恶，互不来往。但现今洛阳危机，世充派人前来求援，如何处理当前政局？夏中书侍郎刘彬献策道：“天下大乱，唐得关西、郑得河南、夏得河北，唐兵日增，郑地日蹙，郑弱唐强，势必失败。郑亡，则夏不能独立存在。不如解仇除恨，发兵相救。夏击其外，郑攻其内，两面夹击，定能破唐。唐军退后，徐观变化，若郑可取则顺势吞并。然后合两国兵力，乘唐军战败疲惫，夺取关中，可以一统天下。”建德听后高兴地说：“这真是妙策呀！”于是派使者回告世充，答应援救；又派礼部侍郎李大师等带书信到唐，请罢围困洛阳的兵马。李世民软禁了夏的使者，不予答复。
为了牵制夏军西向援郑，十二月四日，唐将罗艺又在笼火城击败夏军。而上年九月被建德俘虏的唐官员张道源，这时正随建德在河南，他心不忘唐，秘密派人到长安，请乘虚出兵攻夏都城沼州，以震慑山东。十八日（丙午），李渊令并州总管刘世让率兵出土门（今河北获鹿西南）进攻沼州。不久，夏行台尚书令胡大恩降唐，被任命为代州总管。
武德四年二月，窦建德攻克周桥，俘虏了孟海公。三月，唐将刘世让攻拔夏的黄州，洺州闻讯严加戒备，世让无法前进。恰巧突厥攻并州（今山西太原南），李渊令世让撤军回防。但随后，夏的普乐令程名振来降，李渊又命他率兵经略河北。
东都被唐军围困得无粮可食，危如累卵。建德恐怕一旦郑亡就会威胁到自身，而且现在河北根据地基本稳定，于是决定即刻发兵救郑。这时他灭孟海公后正在曹州，便留下将领范愿守该城，亲自率领部下将士并征发孟海公、徐圆朗的全军西救洛阳。至滑州（今河南滑县东），郑行台仆射韩洪开城迎入。二十一日进驻酸枣（今河南延津西）。然后攻陷唐管州（今河南郑州），杀刺史郭士安。
又连克唐荥阳（今属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州）等城。水陆并进，泛舟运粮，浩浩荡荡，沿黄河西上。王世充弟徐州行台王世辩也派将郭士衡带兵数千会合。
建德拥兵达十余万，号称三十万，迅速抵达成皋东原，还在板渚（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东）修筑了行宫，并派使者通告了王世充。
二十五日世民率军进入虎牢。虎牢这一战略要地是不久前，即武德四年二月三十日，驻洛口（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的唐将王君廓夜引兵偷袭，通过郑降唐官吏沈悦作内应而夺取的。李世民不失时机率兵扼守虎牢，实际已取得了整个战役的主动权。
李世民派人送给窦建德一封亲笔信，谈道：“赵、魏之地，本为我所有，而被阁下夺去。但念阁下俘淮安王李神通后以礼相待，又送同安公主归唐，因此我方释怨结好。王世充为人反复无常，今日亡在旦夕，才谀辞相诱。阁下举国动员，耗费巨资，而为他人卖命，实非上策。前两军初战，贵军即败；想救洛阳，又受阻不能。大势若此，愿阁下听我良言相劝，自动撤回，否则将追悔莫及。”
窦建德对此置之不理，双方在虎牢相持。
经过一个多月的相持，李世民通过侦察、试探和小规模交战，摸清了敌方的底细，决定诱使窦建德的主力出战。他根据谍者情报，得知建德要等唐军草料尽、牧马于河北的机会来突袭虎牢。李世民将计就计。五月一日，他北渡黄河，再南登广武山（今郑州西北）观察敌军形势，顺便留下千余匹战马在黄河中的绿洲上牧放，以诱惑敌人，晚间才回虎牢。建德果然被此假象所迷惑，第二天早晨，他全力出击，自板渚出牛口（在板渚西南）列阵，北背黄河，西临汜水，南到鹊山，横亘二十里，擂鼓而进。王世充部将郭士衡也在夏军南面布阵，绵延数里，鼓噪助威。唐在汜水西岸严阵相峙，但众将见夏军兵力如此浩大，不免都有些惊惧。李世民沉着冷静，先带数骑登上高丘仔细察看敌军，然后对众将分析道：“窦建德起自山东，未尝遇见过大敌。今日度险而喧闹，说明军无纪律；逼城而阵，有轻我心。我按兵不战，敌勇气自衰，列阵久而兵饥，必将自退，那时乘势追击，无往不克。现在我对诸公预言，一过中午，定破敌军。”
窦建德果然仗着将多兵众而骄傲轻敌。他派三百骑兵涉汜水直到距唐营仅一里处，并向李世民挑战道：“敢选数百勇士决一死活吗？”世民令王君廓率长槊兵二百应战。双方激战，乍进乍退，不分胜负，各收兵回营。这时，在夏的郑代王王琬铠甲鲜明、骑着原隋炀帝的骢马突出阵前显弄。世民见景脱口而出：“骑的真是匹好马！”尉迟敬德闻听，与高甑生、梁建方三骑飞驰夏军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生擒王琬，手牵骢马而回。
决战时刻终于到了，李世民悄悄派人去把牧放在河北的战马调回，准备马一到便发动总攻击。而建德列阵，从早晨到中午，士兵又饥又疲，纷纷坐在地上；又争夺饮水，阵容混乱；无复斗志，逡巡思退。李世民抓住这一战机，命宇文士及率三百骑兵经建德阵西，驰而向南，以试探敌人。并叮嘱道：“敌军若不动，你就返回；若动则引兵东去。”士及至敌阵前，夏军果然乱动。世民大声道：
“攻击的时候到了！”正好牧放的马也调到，遂命全军杀出。世民率轻骑先进，大军随后，东涉汜水，直冲敌阵。这时，夏的群臣全然不知，正去朝拜，唐骑突然杀到，他们慌忙逃向建德；建德急召身后骑兵阻挡唐军，但中间被朝臣所阻不能通过；建德挥手大喝朝臣赶紧闪开；就在这进退瞬间，唐骑已到面前；窦建德惊慌失措，狼狈退倚东山坂。唐将窦抗引步兵攻击，没能取胜。李世民率骑兵猛冲，所向披靡。李道玄挺身陷阵，直透夏军背后，又突阵杀回；再入再出，身中飞箭如猬刺，而勇气不衰，射敌应弦而倒。世民见状大悦，将自己的备用副马相赠，让跟随在自己身边。
两军鏖战，尘埃满天。世民率史大奈、程咬金、秦叔宝、宇文歆等卷旗冲出夏阵，杀出阵后时突然展开旗帜。夏将士们看见唐旗飘扬在自己阵后，以为前后被围，顿时大乱，纷纷溃逃。唐军乘胜追击三十里，斩首三千余级。窦建德身中槊伤，单人匹马逃窜到牛口渚。唐将白士让、杨武威策马追来，建德惊慌中落马。士让举槊要刺，建德连忙叫道：“不要杀我，我是夏王，能使你富贵。”杨武威下马擒获建德，献给了李世民。世民指着建德斥责道：“我讨王世充，不关你事，为何越境，犯我兵锋？”建德竟答道：“我今如若不来，恐劳大驾远取。”
夏军残余将士都溃散而去，而建德妻曹氏和左仆射齐善行带数百骑兵逃回了沼州，李世民则把俘获的五万夏军放归故里。虎牢大捷后封德彝前来祝贺，李世民笑道：“不用公言，才有今日。这也是智者千虑不免一失呀！”德彝颇感惭愧。
建德余部回沼州后，有的要立建德养子为主，征集各地夏军拒唐，也有的主张剽掠居民再回海边为盗。只有齐善行认为不可，说：“因为隋末丧乱，我们才相聚草野，苟求生存。夏王何等英武，平定河朔，士马精强，但一朝被擒，易如反掌。岂非天命有归，非人力所能争呀！今丧败如此，守也无成，逃也不免，一个要灭亡的国家，怎能再祸害百姓，不如诚心归大唐。谁想获取缯帛，可以从府库中搬取，千万不要杀掠居民！”随后，从库中运出数十万段帛，放在万春宫东街，分散给将士，经三昼夜才完毕。与此同时，布置兵士防守街巷，凡领得财物的立即出城，不得再入居民之家侵扰。十五日，士卒散尽后，齐善行和夏右仆射裴矩，行台曹旦，率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破宇文化及时得到的传国八玺等珍宝降唐，同时还献沼、相、魏三州之地。李渊厚赐齐善行，并任命为李世民的左二护军。随后，夏博州刺史冯士羡复推唐淮安王李神通为抚慰山东使，招降三十余州；窦建德原占河朔地区全部归唐。
七月九日，李世民凯旋至长安。他身披黄金甲，齐王元吉、徐世积等二十五员大将随从身后，紧接的是铁骑万匹、甲士三万人的浩浩大军，嘹亮的军乐伴奏着，好不威风。当日，把刚俘虏的王世充、窦建德献于太庙，祭告祖先。十一日，在长安市上将窦建德斩首，时年仅三十九岁。他自起义反隋到被唐消灭共计六年。
名家回眸
鲁迅曾经归结：窦建德失败的原因在于他未能采纳凌敬的意见。
对于凌敬的建议，在注《资治通鉴》时，胡三省就颇有微辞，认为：
“当是时，洛城危急，秦王请坚守之，盖计妇而将功，吾恐建未得蒲州，洛阳已破矣。”的确凌敬的建议是很好的，但无法实施，如果在窦建德率军绕道北上时，洛阳一旦被攻破，窦建德就会陷入被动，而唐军则可全力相击。在当时情况下，可以对世民的布兵来制定策略：
一部分绕道北上，击唐军之后；另一部分对峙唐军，备面不战，使唐军不能全力攻打洛阳，这样也许更为妥当。不过，窦建德全军决战的策略虽非万全，但也并不为错，失误在决战时轻敌散漫，使唐军有机可乘，以致最终败亡。
太子谋反，李渊和稀泥
自从武德六年（623年）正月平灭刘黑闼之后，太子李建成就有了一种扬眉吐气之感。他发现自己终于在李世民和天下人面前重拾了失落已久的自尊和自信，而日渐动摇的储君地位也由此得到了巩固。此外，这次东征还让他得到了两个额外收获：其一是和四弟李元吉结成了政治同盟，一起把矛头指向了李世民；其二是与燕王李艺（罗艺）深相交结，推荐他入朝担任左翊卫大将军，并把他纳入了自己的阵营。
凯旋回朝后，李建成开始不遗余力地扩充武装力量。他私自招募长安及四方的骁勇之士两千余人，分别驻守东宫的左、右长林门，号“长林兵”；同时暗中派遣右虞候可达志前往幽州，从李艺的旧部中抽调了三百名身经百战的突击骑兵，秘密屯驻东宫附近诸坊，准备进一步充实东宫卫队。
李建成之所以搞这么多小动作，目的只有一个——对付李世民。他知道，自己迟早在一天要和李世民刀兵相见。
然而，就在那三百名幽州骑兵刚刚进驻长安不久，事情就被人告发了。有人一状告到了皇帝那里，李渊顿感事态严重——一个储君居然背着朝廷把一支地方军队千里迢迢地调入京师，这绝对是违法的！李渊立刻把李建成召去训斥了一番，随后便将东宫将领可达志流放嶲州（今四川西昌市），以示惩戒。
李建成很窝火。他知道，告密者肯定是秦王的人。可既然自己是违规操作被人抓了小辫子，他也无话可说，只好忍耐。
武德七年（624年）夏天，太子与秦王之间的矛盾冲突逐步升级，甚至出现了武力对抗的苗头。
李渊对此深感不安。
五月中旬，位于长安以北宜君县境内的一座山中行宫——仁智宫竣工落成，李渊当即决定前往仁智宫避暑，纾解一下郁闷的心境。他特意点名让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随行，同时命太子李建成留守长安，负责处理日常政务。
李渊这么做，显然是有意把秦王和太子分开，以免他们趁他不在长安的时候闹事。然而，此时的李渊并不知道，一起震惊朝野的“谋反”事件，马上就将在他的眼皮底下发生。他的銮驾前脚刚出长安，后脚就有两个东宫军官押着几车“物资”悄悄离开京城，一路向西北急行。
这两个人是太子手下的郎将尔朱焕和校尉桥公山。
他们车上装的并不是普通物资，而是一大批崭新的盔甲！二人奉太子之命，准备将盔甲运往庆州（今甘肃庆阳）交给都督杨文干。
很显然，这又是一次违规操作。就像前几次一样，李建成自以为这次私运兵器同样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可他绝没有想到，他的一举一动都没有逃过秦王的眼睛。他更不会想到，这一次秦王会抓住这个把柄把他往死里整！
六月初，也就是在李渊驾临仁智宫的同时，尔朱焕一行也走到了位于长安与庆州中途的豳州（今陕西彬县）。
武德七年（624年）这起震惊朝野的“李建成谋反”事件，就在这一刻东窗事发。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尔朱焕和桥公山到达豳州时就不再往前走了，而且突然向豳州方面举报，声称有重大案情要上告。豳州地方官不敢怠慢，即刻将他们送到了天子所在的仁智宫。尔朱焕和桥公山随即向李渊面奏，指控太子李建成准备与庆州都督杨文干里应外合，趁天子不在京城之机发动兵变！
那一刻，李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在他极度震惊并且满腹狐疑的时候，又有一个叫杜凤举的人也从宁州（今甘肃宁县）赶赴仁智宫告发了太子。
他的指控和尔朱焕、桥公山如出一辙。
这个杜凤举是什么角色，史书并无记载，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他和尔朱焕、桥公山的背后，一定有一种相同的力量在操纵，否则他们不太可能在同一时间发出对太子李建成同样不利的指控。
面对这接踵而来的控告，李渊再也坐不住了，他立刻找了一个理由传令太子到仁智宫面圣。无论太子谋反是真是假，李渊都必须在第一时间把他控制住。
接到天子的手诏后，李建成懵了。
出了什么事？天子为何平白无故召自己上山？
此时的李建成并不知道尔朱焕等人不但已经把他卖了，而且还给他扣上了大逆不道的谋反罪名。所以，他的第一反应只能是私运盔甲之事又被秦王的人告发了！
私运盔甲虽然不是什么死罪，但是这次却不太一样。因为运送的目的地是庆州，而庆州都督杨文干是东宫旧部、太子嫡系，李建成当初组建卫队时就曾经从庆州暗中征调过一批将士。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极易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何况此前可达志的事情已经是一次严厉的警告，这次又明知故犯，天子一定大为震怒，否则也不会这么急着召他去行宫。要知道，身为储君却暗中与地方将领交结，并且频频征调部队、私运军用物资，这些事情堆在一起很容易被人控以一个可怕的罪名，那就是串通地方将领，阴谋反叛！
想到这里的时候，李建成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
怎么办？
幕僚们开始七嘴八舌地献计。太子舍人徐师谟提议，干脆起兵，趁天子不在把京师占了！
这显然是个馊主意，跟挖一个坑把自己埋了没啥两样。所以，李建成并未采纳。詹事主簿赵弘智则提出了一个比较理智的建议，他认为：太子应该贬损车服、摒弃随从，独自上山向皇帝请罪。李建成觉得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于是带着东宫属官前往仁智宫，在距行宫六十里外的毛鸿宾堡命随从们留下，然后带着十余个侍卫上山。
一见到李渊，太子立刻作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极力表明自己的清白，而且“叩头谢罪，奋身自掷，几至于绝”（《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可李渊却一脸怒容，不为所动，一直到太子表演完了，才命人把太子软禁起来，当晚只给了他一碗麦饭充饥，并命殿中监陈福严加看管。
控制了太子之后，李渊立刻命司农卿宇文颖驰赴庆州，召杨文干前来面圣，决定把案件查个水落石出。
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宇文颖此行不但没有召来杨文干，反而激起了他的兵变。
史书没有记载宇文颖到底跟杨文干说了些什么，《资治通鉴》只有这么一句话：“颖至庆州，以情告之，文干遂举兵反。”虽然我们无从得知宇文颖“以情告之”的“情”到底是实情还是谎言，但是却不妨做一个推论：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杨文干才会不顾一切地悍然起兵？
如果宇文颖跟杨文干说的是实情，亦即皇帝对谋反之事只是有所怀疑而并未确认，那么杨文干绝对不可能起兵造反。因为这么做只能坐实李建成的谋反之罪，让太子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而杨文干是太子死党，他们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在皇帝尚未弄清太子谋反的事实真相之前，杨文干根本没有理由把自己和太子往火坑里推。
由此可见，宇文颖说实话的可能性很小。既然如此，那么促使杨文干孤注一掷的原因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宇文颖捏造了某种事实。
也就是说，宇文颖很可能告诉杨文干，说太子已被皇帝逮捕，随时可能被废黜，谋反行迹已经败露，从而让杨文干产生绝望心理，最后不得不铤而走险，悍然起兵。
如果我们的推论属实，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宇文颖为什么要撒谎？
就像尔朱焕等人控告太子的动机在史书中是一团迷雾一样，宇文颖诱使杨文干起兵的动机同样隐藏在历史的背光处。然而，只要我们换个方式来提问，那么有关“太子谋反”和“杨文干兵变”的真相很可能就会浮出水面。
刑侦学的原理告诉我们，一起案件发生后，要锁定犯罪嫌疑人，一个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看有哪些人会因为某人的被害而获取利益（或消除风险），那么凶手最有可能在这些人中间。
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在太子涉嫌谋反的情况下，“杨文干兵变”对谁最有利？
进而言之，在尔朱焕、桥公山、杜凤举、宇文颖这几个看上去毫不相关的人背后，是否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一切？
六月二十四日，杨文干兵变爆发。消息传到仁智宫，李渊勃然大怒，同时也感到极度的伤心和失望。因为杨文干的行动等于自动承认了他与太子串通谋反的事实。联系此前尔朱焕等人的告发，整个事件已经真相大白，似乎没必要再寻找什么证据了，李渊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所有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不是别人，正是太子李建成！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李渊的难过自不待言。废立太子看来是势在必行了，可眼下的当务之急却是如何消灭叛乱。次日，李渊立刻派遣左武卫将军钱九陇，会同灵州都督杨师道出兵讨伐杨文干。
二十六日，也就是杨文干起兵的第三天，李渊召见了李世民。
李渊首先询问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李世民不假思索地说：“杨文干这个竖子，竟敢如此狂逆！儿臣以为，他很快就会被自己的部将所杀，即便不会，派遣一个普通将领也足以将他讨平。”
李渊摇了摇头，说：“不然。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你应该亲自出征，回来后就立你为太子。但是，我不能效法隋文帝害死自己的儿子，所以，应该给建成留条后路，封他为蜀王。蜀地狭小、蜀兵脆弱，将来建成若能服从你，你就要保全他的性命；若不服从，你要制伏他也易如反掌。”
至此，整个太子谋反案最大的获益者就站在我们面前了。
他就是秦王李世民。
那么，李世民在这次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要弄清这一点，首先必须弄清一个问题：李建成有没有可能谋反？
我们的答案是：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
第一，虽然太子与秦王的矛盾由来已久，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但是李建成的储君地位始终是稳固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李渊出于“立嫡以长”的原则和政治稳定的考虑，不可能像当年的隋文帝杨坚那样随意废立太子。
事实上，当秦王势强、太子势弱的时候，李渊也始终站在抑制秦王、扶持太子的立场上，否则也不会在刘黑闼第一次起兵时迟迟不愿起用李世民，更不会在刘黑闼二次起兵时全力支持李建成挂帅出征，建立战功。而李建成讨平刘黑闼之后，声望显着提升，势力有所增强，储君地位也随之巩固，根本无须担心被李世民取而代之。武德中后期，李渊对世民“恩礼渐薄”，而建成和元吉则“转蒙恩宠”（《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只要李建成保持现状，等到李渊百年之后，天子宝座自然就是他的。既然如此，在总体形势对其绝对有利的情况下，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李建成怎么可能会谋反？
第二，就算李建成为了防患于未然，打算彻底消除威胁他储君地位的危险因素，那么他要对付的人也应该是秦王李世民，而不是高祖李渊。因为直到武德七年（624年），李渊仍然是李建成最大的政治靠山，而且即便是在李建成多次违规操作被揭发的情况下，李渊仍旧一如既往地对他寄予信任，否则也不会在前往仁智宫避暑的时候命太子监国、留守长安。
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李建成串通杨文干谋反的目的却是为了篡夺皇位。
换句话说，他们矛头所指正是李渊本人。试问，在明知道李世民对其太子之位虎视眈眈的情况下，李建成怎么可能动手推翻自己的政治靠山呢？除非他有绝对的把握将李渊和李世民一举除掉，否则以李世民的军事才能和在军队中的势力来看，李建成这么做无异于是在自掘坟墓。
第三，退一步说，就算李建成真的铁定了心要将李渊和李世民一网打尽，那么他的谋反计划也应该是首先在长安发动政变，彻底控制李渊，一举消灭李世民（在后来的“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正是一边控制皇帝一边除掉对手的），掌 握了中枢大权后，再命令杨文干在外围起兵响应，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可事实恰好相反，李建成偏偏是等到李渊去了仁智宫后，才让杨文干在异地起兵，此时无论是李建成从长安发兵还是杨文干从庆州发兵，一路上都必须经过高祖仍然有效控制的州县，最后才能打到宜君县的仁智宫。这不但是鞭长莫及，而且是打草惊蛇！暂且不说叛军有没有能力打到宜君县，就算其占了先机，一路畅通无阻打到仁智宫，高祖和秦王肯定也早已扬长而去，并且极有可能调集了四方兵马，给他们布下了一个天罗地网。所以说，这样的谋反计划是十分愚蠢的。
李建成纵然军功不及李世民，可他也是开创李唐的元勋之一，其政治智商和军事才能断不至于如此低下！
就算我们换一个角度，假设李建成这么做是想趁李渊离开京师、朝廷空虚的时候夺取政权，那么这个谋反计划是否就变得可行了呢？
很遗憾，这样的设想同样不能成立。
道理很简单，在武德七年（624年）的李唐王朝，论政治号召力，高祖李渊依然是当之无愧的一号人物，他对政权的控制仍然是有力的；而论及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和势力，可以说整个李唐王朝无出秦王之右者。在此情况下，李建成就算控制了朝廷、占领了京师，他所得到的，无非也是一个政权的空架子和长安一座孤城而已。
而高祖和秦王就算身在宜君县的避暑行宫中，同样可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牢牢把握这个帝国，照样可以从仁智宫发出一道道对全国州县具有绝对权威的政令和军令。而这一切，当了多年太子、长期在李渊身边协理政务的李建成绝对不可能意识不到。
综上所述，李建成谋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资治通鉴》中关于这个事件的记载也是漏洞百出，存在太多违背逻辑和自相矛盾的东西。
所以，当代的一些学者在深入研究后也纷纷提出质疑，最后作出了否定的结论。
如李树桐在《唐史考辨》中说：“《通鉴》内，有关杨文干反事连建成案的记载，必与事实不符。”
牛致功的《唐高祖传》称：“事实证明，杨文干造反与李建成没有关系。”
黄永年在《唐史十二讲》中说：“李渊既然对李世民‘恩礼渐薄’，而‘建 成、元吉转蒙恩宠’，建成又何必冒险用军事行动来夺取政权？如真有其事，何以第二年李渊还派建成前往幽州以备突厥，毫无恩宠衰薄的迹象？足见统统出于诬陷增饰，不是事实。”
事实上，就连《通鉴》的编纂者司马光本人也不敢肯定太子谋反之事的真实性，所以才会在《通鉴考异》中引用刘餗（《史通》作者刘知几之子）在相关着述中的话，说当时这个事件的起因是有人“妄告东宫”。
所谓“妄告东宫”，关键就在于这个“妄”字。也就是说，尔朱焕和桥公山对太子的指控很可能属于诬告。那么，此二人既然都是太子的手下，又为何会胳膊肘朝外拐呢？
很显然，他们被人收买了，或者是遭到了胁迫。
那么，又有谁会去收买或胁迫他们诬告太子呢？
答案只有一个——秦王府的人。
众所周知，在武德年间，当“两大集团正在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候，与事无关者是不会陷害太子，为李世民出力卖命的”（牛致功《唐高祖传》）。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不管是尔朱焕、桥公山，还是杜凤举和宇文颖，其背后很可能都有秦王府的力量在驱使和操控！
换言之，李世民就是幕后那只看不见的手。
武德七年（624年）六月二十六日，当高祖对秦王郑重作出废立太子的承诺后，李世民一定以为自己已经在这场漫长的权力争夺中胜出。然而，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就在他距离太子之位仅有半步之遥的时候，忽然间梦想破灭，功亏一篑，一切都打回了原形——太子依然是太子，秦王照旧是秦王。
李世民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到底是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李渊反悔了。
正当李世民意气风发地率军前去征讨杨文干时，李建成施展浑身解数，动用他的既有政治力量对皇帝施加影响，其中包括齐王李元吉、后宫的嫔妃群和当朝重臣、侍中封德彝，最后终于促使李渊回心转意，收回了废立太子的成命。
要说李渊是因为耳根子软，禁不住这些人的软磨硬泡才改变了主意，那就过于低估李渊的政治智慧了。就像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整个太子谋反事件漏洞百出，李渊不可能对此毫无察觉。尤其是当太子已经被软禁，围剿杨文干的军事行动也已展开的时候，李渊必定会冷静下来，仔细思考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这时候他自然会看出此案的众多疑点；再加上身边各色人等的解释、劝说和提醒，李渊就会意识到自己废立太子的决定做得过于草率了。整个事件中唯一能够认定的太子过失，无非就是“私运盔甲”这一条，可要说杨文干的起兵一定是太子的指使，那明显是证据不足的。当然，太子私运军用物资肯定也属于违法行为，但断不至于被废黜！
所以，李渊最后肯定也会意识到，这起事件很可能是有人抓住太子违法的把柄，然后精心制造了一个太子谋反的假象，目的就是颠覆太子的储君之位。
换句话说，这是一起阴谋！
至于说这起阴谋的制造者是谁，那就不言自明了。当时天下，还有谁比秦王更具有相应的动机和强大的策划能力呢？
当然，李渊没有证据，他只能猜测。但就算是这样的猜测也足以让他打消废黜太子的念头了。
他随后就把太子放了，命他仍回京师留守，然后各打五十大板，责备太子和秦王“兄弟不睦”，最后从东宫和秦王府找了几只替罪羊，把他们全部流放嶲州，他们是太子中允王硅、太子左卫率韦挺，以及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
就在李渊作出上述决定的同时，李世民也轻而易举地平定了杨文干叛乱。
在这场短命的叛乱中，杨文干唯一的战绩就是出兵占领了宁州（今甘肃宁县），可当李世民率领大军进抵宁州城下的时候，杨文干的军队就不战自溃了。
七月初五，杨文干被部将刺杀，首级传送到长安。
武德七年夏天的“李建成谋反案”就这样结束了。
高祖李渊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给这起震惊朝野的事件画上了一个并不算圆满的句号。之所以说它不算圆满，是因为这种“和稀泥”的处置方式即便能够勉强维系太子与秦王之间的平衡，但这却是一种极其脆弱、危机四伏的平衡。
毫无疑问，无论是太子还是秦王，对这个处置结果都不会感到满意。
所以，尽管让李渊深感不快的这一页貌似翻过去了，但是对于不共戴天的李氏兄弟而言，事情却远远没有了结。
不把对方整垮甚至彻底消灭，太子和秦王就绝不会善罢甘休！
名家回眸
历史学家夏曾佑曾这样评说：历史总是尽可能地为胜利者添花增色，在旧史中，李建成是阴险狡诈、好色贪功的纨绔子弟，但真实的李建成与上述形象是有很大距离的。在宫廷政变中失败的李建成并不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他同弟弟李世民一样，是父亲李渊的左膀右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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