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开玄武门兵变的面纱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为争夺皇位继承权，互相勾心斗角。后李世民等在玄武门诛杀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及其诸子，是为玄武门兵变。
初露锋芒
李渊建唐时，按继承皇位的传统立嫡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随着削平割据势力的战争不断告捷，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明争暗斗逐渐显露出来。
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隋开皇十八年（598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生于武功别馆。李世民生长在军事贵族家庭，从小就娴习武功，骑马射箭及诸武艺无所不能。他所用的箭比通常的箭要大一倍，能够在百步之外射穿门板。他也喜爱读书，写得一手好字。此外，他为人豪爽有见识，临危不乱，不拘小节，进取向上。
李世民生母是隋神武公窦毅的女儿，“文有雅体。又善书法，与高祖书相杂，人不辨也”。隋炀帝大业九年（613年），他的母亲仅四十五岁便去世了。
李世民孩提时多受母亲教诲，也最受母亲喜爱。高祖称帝后，李世民每侍宴宫中，怀念母后之情常常溢于言表。
李世民兄弟二十二人，窦氏所生四人，依次为李建成、李世民、李玄霸、李元吉。李玄霸夭折，故晋阳起兵时只有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三人参与其谋。
“世民”一名也有来历。四岁那年，在岐州有个书生自称善相面，说此子“不到二十岁便能济世安民”，李渊便“采‘济世安民’之义以为名”。
李世民娶长孙氏为妻。长孙氏父亲病故后，长孙氏与兄长长孙无忌由舅父高士廉收养。高姓是渤海大族，从魏至隋俱为显官。高士廉颇涉文史，才望素高。
长孙氏年少喜爱读书，做事通情达理，与李世民尚武喜好迥然相异。长孙氏与李世民的婚姻关系又将渤海士族高姓牵连进来。
李世民初露锋芒是在十六岁那年，即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年）四月，李渊携家至河东赴任。八月，炀帝北巡，突厥始毕可汗围炀帝于雁门郡。李世民应募入伍勤王，是屯卫将军云定兴的手下。他使用疑兵之计迷惑始毕，东都及诸郡救援赶到，突厥之围即解。
大业十二年（616年），农民军甄翟儿与李渊在雀鼠谷作战，李世民率领骑兵冲破义军的包围，从而取得了胜利。这一仗使李世民善于领兵冲锋陷阵的才能得到充分体现。大业十三年（617年），在李渊由晋阳进军关中的过程中，李世民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唐军占领长安，李渊以丞相辅政，李世民为京兆尹，受封秦国公一等爵。武德元年（618年），高祖建唐，李世民为尚书令、右翊卫大将军，晋封秦王。以击溃陇右的薛举集团的业绩又被封为右武侯大将军、太尉、使持节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
功高遭妒
从武德二年（619年）开始，李建成就嫉妒世民战绩卓着，加上他又渐渐宠幸小人，所以，礼部尚书领太子詹事李纲多次进谏，但李建成均不采纳。九月，李纲向李渊提出辞官，李渊予以挽留并提高李纲官衔，李纲再次上书谏太子，李建成依然拒而不听，仍然为所欲为。这是兄弟间争夺帝位继承权的先声。
武德三年（620年），刘武周被李世民平定；次年，李世民又消灭了窦建德、王世充两大势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他谋取帝位继承权的欲望随着战功增高而滋长。还在讨伐王世充时，李世民就曾和房玄龄微服拜访一位着名道士王远知。王远知迎接两人时惊道：“这位贤士，莫非是秦王吗？”李世民据实相告。王远知说：
“你将来要作太平天子，你要保重自己啊！”他听后一直牢记在心中。
李世民在率兵征战中，注意招贤纳士，将骁勇善战的李世积、秦叔宝、尉迟 敬德、程咬金、张公谨、段志玄、侯君集等都招在自己的帐下。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李世民灭掉郑、夏凯旋。十月，李渊因为前代官称都不足表彰李世民的伟大功绩，特创“天策上将”徽号，让李世民就任。并设“天策府”，置官员。设长史、司马各一人，从事中郎二人，军谘祭酒二人，主簿二人，典签四人，录事二人，记室参军事二人，功、兵、仓、铠、骑、士六曹参军事各二人，参军事六人。此外，李世民还兼任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管辖潼关以东地区。
李世民又以天下太平为由，设立“文学馆”，延请各方文学名士。一时，麾下人才济济。有秦王府属杜如晦，记室房玄龄、虞世南，文学姚思廉、褚亮，主簿李玄道，参军蔡允恭、颜相时、薛元敬，谘议典签苏勖，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宁，军谘祭酒苏世长，仓曹李守素，记室薛收，国子助教孔颖达、陆德明、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他们都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李世民叫褚亮为他们写赞词，阎立本为这些人画像，号称十八学士。当时士大夫们都以能选入文学馆为崇高荣誉，把文学馆吹嘘为东海三仙山的瀛洲，把入选文学馆称为“登瀛洲”。李世民把这些名士分为三组，每日轮流值班，恩礼优厚。他每日上朝后就到馆中，和众学士讨论文籍，谈论古今。文学馆实际是李世民政治上的顾问决策机构。这些僚佐们还煞费苦心地为他招贤纳士。洛阳被攻下时，曾依附王世充的杜淹投唐，他原想依附太子李建成。房玄龄知杜淹多权术，恐他为建成所用对秦王不利，于是禀告李世民，抢先引入天策府为官。李世民还在大臣中取得了萧瑀、陈叔达的鼎力相助。
对李世民有敌视之意的李建成也早已做着准备。他首先凭借在朝辅政的条件以及自己太子的特殊位置培植自己的势力。武德四年（621年），窦建德被擒后，魏徵和裴矩入关降唐。魏徵一到，他就恭敬拜访，引任太子洗马，将魏徵收入帐下。裴矩也被重用为太子左庶子，不久又荣升太子詹事。太子中允王珪颇受建成礼遇，一直忠心不二，助他巩固太子地位。在大臣中，李建成争取了宰相裴寂、封德彝的支持。东宫太子集团从而形成。
齐王李元吉成为建成的得力助手之一，他是经过一番权衡才和长兄结成联盟的。李元吉作战英勇，屡次打得胜仗，在随李世民平定东都王世充讨伐刘黑闼时屡立战功。但是，他骄逸放纵，性好畋猎，自言：“我宁愿三天不进食，也不能一天不打猎。”他狩猎时，随意践踏田野庄稼，放纵部下杀掠百姓牲畜；甚至在街上乱放箭，看行人们慌恐地躲避箭支而放声大笑。加上他还有刘武周攻太原时弃城逃跑的不光彩历史，因此名声扫地。在东宫和秦王府剑拔弩张的斗争中，李元吉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地位和前途。长兄李建成喜欢酒色游猎，和李元吉性格相似；建成早被立为太子，太子继位又是名正言顺的事情；秦府手下虽然有很多精兵强将，但东宫和齐王府联合起来兵力也占优势；李世民战功显赫，胆略超群，而且执法很严，如果继承帝位，自己很难以自己意志行事，在李建成下面当齐王则要悠闲自在得多；特别是他也想争帝位，认为只要除掉秦王，取东宫则易如反掌。
明争暗斗
东宫、秦府集团在后宫争取支持者的斗争也愈演愈烈。高祖晚年宠幸很多妃嫔，有近二十位小王子，妃嫔们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争相结交东宫太子李建成。
李建成和李元吉都曲意侍奉各位妃嫔，贿赂、奉承献媚、馈赠，无所不用，以此得到皇上的宠爱。也有人说他们与尹德妃、张婕妤私通，宫禁幽深神秘，无法找到确凿证据。当时，太子东宫、各王公和后宫妃嫔的亲属在长安鱼肉百姓，为非作歹，主管部门却视而不见。李世民住在承乾殿，武德殿后院住的是李元吉，他们的住处与皇帝寝宫、太子东宫之间不再有所限制。太子李建成和秦、齐二王在皇帝寝宫出入时都身负兵器，他们之间相遇只按家人行礼。太子的令，秦、齐二王的教与皇帝的诏敕并行，有关部门不知如何对待，只好以收知令、教的先后为准。唯有李世民不去讨好诸位妃嫔，诸妃嫔争相吹嘘李建成、李元吉而诋毁李世民，挑拨李渊和世民父子之间的关系。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十一月的事件又加深了李世民同李渊妃嫔的矛盾。
那是在李世民平定洛阳后，李渊派贵妃数人到洛阳挑选隋朝的奴婢和府库珍宝。
贵妃们私下向李世民要宝物并为亲属求官，李世民说：“珍宝已登记入册上奏朝廷，官职赏有功的人或授贤德之人。”这些遭拒绝的妃嫔们更加不满。另外，李世民因准安王李神通在平洛阳时有战功赐良田数十顷。张婕妤的父亲也要这块地，李渊当时不知这块地已被李世民赐给了神通，于是要赐予张婕妤的父亲。李神通说这地秦王已先赐给了自己，坚决不给张婕妤父亲。婕妤向李渊诬告说：
“陛下手敕赐给我父的土地，反而被秦王夺去给了李神通。”李渊闻后勃然大怒，训斥李世民道：“难道我的手敕还不如你的令作用大吗？”随后对左仆射裴寂说：“世民长期在外，被手下的一群人宠坏了，已不是过去听话的世民了。”
不久又出了一件事。尹德妃的父亲尹阿鼠飞扬跋扈，秦王府的官员杜如晦经过他门前时，被尹阿鼠的几名家童拽下马揍了一顿并打断了他的一根手指。尹阿鼠恶狠狠地说：“你是个什么东西，敢骑马在我门前行走。”尹阿鼠担心李世民告诉皇上，先让尹德妃对皇上说：“秦王的亲信仗势欺压我家人。”高祖又生气地责备李世民说：“我妃嫔的家人都受到你身边人的欺凌，老百姓更不用说了。”李世民极力为自己辩解，但自始至终李渊都不听他的。
李世民每次在宫中侍奉高祖饮酒，面对诸位妃嫔，想起死得早的太穆皇后，有时不免暗自流泪，高祖见后大为不满。各位妃嫔于是暗中一同诋毁李世民说：
“天下一片太平，而陛下年寿已高，正需要娱乐调养，而秦王总是暗自流泪。
这实际是对我们的忌恨，陛下百年之后，我们一定不为秦王所留，都会被杀掉的！”说罢相互悲啼。又哭诉道：“皇太子仁孝慈爱，陛下要把我们母子托付给他，才能保我们安全。”宠妃们的娇啼悲诉，使李渊黯然神伤。此后，待世民渐渐疏远，而渐渐亲近了李建成、李元吉。李世民也深知父亲的妃嫔是一股庞大的力量，也使尽手段对她们进行收买，以求得李渊和一些妃嫔的同情和谅解。
为使李建成在和李世民的角斗中充实党羽增加政治资本，太子洗马魏徵、太子中允王珪劝他主动请求征讨再起于河北的刘黑闼。他们说：“秦王功盖天下，天下百姓都拥护他；而殿下不过是因为年长才被立为太子，没有卓越战功能够镇服天下。现在刘黑闼的兵力溃散鼠窜之后，不到一万人，又面临着资源缺乏，如果用大军进逼，势如破竹，殿下应当亲自去攻打以建立军功声望，乘机结交山东的豪杰。
这可能会提高自己的威望。”于是太子向高祖请求带兵出征。高祖准奏，命太子统兵东讨，山东道行军元帅、陕东道大行台、河南河北诸州并受太子节制，并得以全权处理军政要务。一道东征的还有齐王李元吉，大约在此时他被太子拉拢。
这是李建成在统一全国战争中所建的唯一战功。他还借机外结了镇守幽州的燕王罗艺。后来，庐江王李瑗调任幽州大都督，也被建成所收买。建成在河北地区发展了自己的势力。
李渊食言
武德六年（623年），双方斗争愈演愈烈。李世民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不为兄弟所容，虽然功勋卓越，但没有犒赏。”次年三月，辅公柘反唐失败，江南趋于安定，战乱较少。随着统一战争的完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倾轧已公开。
李元吉曾劝建成除掉李世民，并夸下海口要亲手为建成除去李世民。六月，李世民随李渊到齐王府第，李元吉竟将护军宇文宝埋伏在寝室内，要行刺李世民。这时李建成还不忍手足相残，由于他的制止，暗杀才没进行。李元吉对李建成说：
“我是为了你，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好处！”随后，他又多次说以利害，终于使李建成点头。
李建成在全国招募了两千多名武士充当东宫卫士，让他们分别在东宫左右长林门驻扎下来。还在背后指使右虞候可达志从燕王罗艺那里调集来幽州骁勇精锐的骑兵三百人，将他们在东宫东面的各个坊市中安插下来，打算用他们补充在东宫担任警卫的低级军官，后因人告发而事败。于是，高祖把李建成叫去加以责备，并将可达志流放到嵩州。
李建成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曾宿卫东宫的庆州都督杨文干和太子关系亲密，建成便暗中指使他私自在庆州（今甘肃庆阳）招募士兵进入长安。这时，李渊将要到宜君县新落成的仁智宫休养，让李建成留守长安，让李世民、李元吉前往。李建成认为良机已到，对李元吉说：“生死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他叫李元吉寻机暗杀世民，又派校尉桥公山、郎将尔朱焕到庆州送给杨文干铠甲，令他速速举兵和自己内外相应，力图政变篡位。尔朱焕、桥公山走到豳州觉得此事不可轻于尝试，因恐怕获罪而驰往仁智宫告密。又有宁州人杜凤举也到行宫揭发此事。李渊知道平素东宫、秦府有隔阂，但万没想到形势发展如此迅速而险恶，非常生气，假托他事，亲笔写诏令建成速来仁智宫。
李建成见诏后心里非常害怕，不敢前去。太子舍人徐师谟劝他发兵起事，占据京城，以成其蓄谋已久的霸业；詹事主簿赵弘智劝他免去太子的礼制，摒除随从人员，去高祖面前承认罪责。于是，李建成决定前往仁智宫。还未到达，李建 成便将所属官员，全留在北魏的毛鸿宾遗留下来的堡栅里，带领十余人骑马前去觐见皇帝，向皇帝承认罪责，猛力地伏地叩头，弄得几乎晕死过去。但是，高祖仍然怒气未消。这天夜里，高祖将他放在帐篷里，只给他麦饭吃，让殿中监陈福看守着他，司农卿宇文颖被派去传召杨文干。宇文颖急速来到庆州，将情况告诉了杨文干。当即，杨文干起兵反唐。高祖派遣左武卫将军钱九陇和灵州都督杨师道平息叛乱。
事态发展很快，二十六日，李渊召李世民商量对策。李世民说：“杨文干造反，不用费太大力气，州府官员便可将他平息，若不行，也只需一名将领就足以擒获反贼。”李渊说：“事情并不如你所想，文干的事牵连建成，恐怕会有不少人响应。你还是亲赴战场，事成之后，太子位我会让你坐。但我不能仿效隋文帝，要封建成为蜀王，蜀地兵弱，如果他日建成顺从，你要保全他的性命；反之，你除掉他也很容易。”这是李渊第一次正式答应立李世民为太子。
建造在山中的仁智宫，地形不太有利，高祖担忧盗兵突然发难，连夜出山。
走了数十里地的时候，太子东宫所属的一些官员也相继赶来，高祖让大家以三十人为一队，派军队分别包围、看守着他们。第二天，高祖才又返回仁智宫。
李世民奉命后欣然前往，李元吉和倾向太子的妃嫔们则整日整夜地向李渊为建成求情。
封德彝本是降唐的隋朝旧臣，为人智略过人但却有阴险狡猾的一面。武德三年（620年）任中书令，执掌机要大权，曾多次随李世民征讨，李世民对他恩宠有加。在太子和秦王的倾轧中，他不时献策李世民，李世民以为忠于自己，前后赏赐以万计。但他也受到太子的重金收买。他表面脚踏两只船，骨子里实际倾向李建成。此时，封德彝在外暗中配合李元吉和妃嫔们活动。当李渊征求废立太子的意见时，他认为坚决不可。在内外两股势力的夹攻下，于是，高祖改变了原来的主意，又使李建成回去驻守京城。李渊只是轻描淡写地责备他兄弟不和，而归责任于太子中允王珪、天策兵曹参军杜淹以及左卫率韦挺三人身上。事后三人被流放到嵩州。
七月，宁州（今甘肃宁县）被杨文干攻陷。但李世民大军一到，其党羽便四处溃逃。五日，杨文干被部下所杀，宇文颖也被擒斩首。可是另立李世民为太子之事，李渊已不再提及。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初十，原州受突厥侵犯，高祖派遣宁州刺史鹿大师前去援救，杨师道被派去奔赴大木根山。十二日，突厥侵犯陇州，护军尉迟敬德前去迎击突厥。突厥十五日攻阴盘，二十一日攻并州，关中安全频频受到威胁。
二十六日李渊忙回长安商议对策。有人劝李渊说：“因为子女金帛都在长安，所以突厥才接连攻扰关中。若烧毁长安迁都远处，突厥之患自然就烟消云散。”李渊同意这一看法，中书侍郎宇文士及被派出逾南山至樊、邓等地寻找新都地点。
李建成、李元吉、裴寂顺旨赞同，虽知不可，但萧瑀等人也不敢谏阻。
这时，秦王李世民劝谏说：“戎狄造成的祸事，从古时起就经常发生。陛下凭着自己的圣明英武，开创大唐王朝，统辖着中国的领土，拥兵百万，所向无敌，怎么能够因有胡人搅扰边境，就想迁都躲避呢？这会在全国上下留下羞辱，使后世讥笑陛下。那霍去病不过是汉朝的一员将领，尚且决心消灭匈奴，何况您还封我为王呢！希望皇上给我几年时间，请让我把绳索套在颉利的脖子上，把他制服。假如不能获得成功，再迁徙都城，也为时不晚。”高祖说：“好。”于是，高祖不再迁徙都城。李建成与妃嫔因而向高祖共同诬陷李世民说：“虽然多次遭到突厥的进攻，但并无大碍，并且他们只要得到财物就会撤军。秦王表面上假托抵御突厥的名义，实际上是通过此事独掌军权，成就他篡夺帝位的阴谋罢了！”
太子得势
李建成和李元吉加紧谋害李世民的活动。一次，李渊到城南打猎，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随从。李渊令他们比赛射骑，李建成有匹胡马，体肥壮、性暴烈而喜蹶，他把这匹马牵给李世民说：“此乃良马，能腾跃几丈。你技艺高超，骑骑看。”李世民明知太子心怀鬼胎，但身经百战的他，有何惧怕？闻听此言，一跃上马追逐野鹿。果然在奔驰中马突然扑地而卧；但在马扑地之前，李世民已腾身离鞍，跃立于数步之外；马刚站起，他又翻身而上。一连三次，没伤他一根毫毛。李世民对宇文士及说：“想用这种手段害死我，可死生有命，暗算岂能左右。”李建成知后，心中暗恨，唆使妃嫔们向李渊诋毁道：“秦王自称有天命，要称天下之主。”李渊听罢大怒，先召李建成、李元吉询问，然后召来李世民大肆训斥道：“天子自有天命，靠智力强求是无力回天的，你谋取帝位的心也太急了吧！”李世民大惊，免冠叩头，连称冤枉，请求将这事交司法衙门审问清楚。
李渊怒气冲冲，正巧此时突厥入侵，才改容安慰李世民，叫他冠带整齐，共商对策。闰七月二十五日，诏令李世民、李元吉率兵出豳州抵御突厥。此后，每有寇盗，就令李世民征讨；国家安定之后，对李世民的猜忌却总是更加严重了。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李世民深知和东宫集团的斗争已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洛阳是形胜之地，必须牢固占有作为自己的根基，以防政变时的不测事件。
所以就让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守洛阳，派手下车骑将军荥阳人张亮率五保等亲信一千多人前往洛阳，暗中结交山东的豪杰，等待时势的变化，拿出大量的金银布帛，任凭他们使用。李元吉告发张亮，张亮被交付法官考察验证。但是张亮始终不发一言，朝廷无奈便释放了他，让他返回了洛阳。
李建成召李世民夜宴，在酒里下了毒。李世民不知，饮酒中毒，吐血数升。
李渊得信前来探望，试图采取平衡的办法使三子不致骨肉相残。于是写敕给李建成说：“秦王素来不善于饮酒，以后不准与他饮酒。”高祖因此对李世民说：“首先提出反隋策略，消灭国内的敌人，都是你的功劳。我准备将你立为继承人，你却不愿接受。李建成年纪最大，作为继承人，为时已久，我也不能将他废除。我看你们兄弟似乎难以相容，同处京城，必定要发生纷争，我决定派你返回行台，让你留居洛阳，陕州以东都由你主持。我还要让你设置天子的旌旗，仿效汉梁孝王。”李世民哭泣着，不愿意远离高祖，表示推辞。高祖说：“天下一家。东都和西都两地，不算太远，只要我想念你，就可动身前去，你不用烦恼悲伤。”
李世民刚要走，李建成、李元吉商议道：“秦王如到洛阳，有了土地军队，想控制就困难了。留他在长安，除掉很容易。”就密令数人上奏，说：“秦王的谋臣都是山东人，让他们去洛阳他们肯定如鱼得水不愿再回来了。”又托近幸大臣从中劝阻。结果李渊又改变了主意，此事不再提及。
争夺皇位继承权使兄弟三人走到不共戴天的地步，宰相陈叔达为防止高祖贬黜李世民，力谏道：“秦王对建立大唐天下有赫赫战功，不可贬黜。而且他的性格刚烈，若加压抑，恐怕他身体难以承受，一旦得了不治之疾，皇上悔之晚 矣。”李渊觉得有理，打消原来的念头。李元吉还上奏请杀秦王，李渊问：“他有平定天下战功，没有什么谋反罪证，以什么理由杀他？”李元吉道：“他初平定东都时，观望不回。散钱帛网罗私人势力，这不是谋反吗！当你想要他死，理由是很轻易就可以找到的。”李渊难以勾销父子之情，没有答应。
李渊倾向东宫，形势对李世民愈来愈不利。秦王府所属的官员都忧心忡忡，不知如何是好。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对长孙无忌说：“事已至此，一旦发生祸患岂止是秦王府！实际上国家的存亡都成问题。应采取周公平定管叔与蔡叔的行动，以安定国家宗室。存亡的枢机，就在今天！”长孙无忌说：“我有这一想法已经很久了，可一直没胆量说出来。你说的这一番话，正好符合我的心愿。我定会禀报秦王。”于是，长孙无忌进去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传召房玄龄计议此事，房玄龄说：“大王神功盖世，应为天子。如今大王心怀忧虑戒惧，但不知现在正是天助您时。请您不要再举棋不定了！”于是，房玄龄与秦王府属杜如晦共同劝说李世民诛杀太子、齐王。但世民一时还下不了决心。
东宫集团也在紧张策划着。秦王府拥有许多勇猛的将领，李建成与李元吉准备诱为己用，便暗中赠送金银器物给左二副护军尉迟敬德，并且写书信招引他说：“希望您能够屈驾眷顾，以便加深我们的交情。”尉迟敬德推辞说：“我本来只是一介小民，遭遇了隋末的战乱，长期沦落在抗拒朝廷的逆境，罪大恶极，死有余辜。秦王赐我再生的恩泽，今为秦王府官，只能尽忠秦王，不敢对秦王怀有二心。如只因贪图财利而忘掉忠义，殿下要我这种人又有何用处呢！”李建成大怒，断绝同他的往来。
尉迟敬德把此事告诉了李世民。不久，李元吉指使勇士想夜间杀死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得知以后，将所有的门户都层层打开，自己却泰然地躺在床上，刺客到他的院子多次，而最终还是未敢进屋动手刺杀。谋刺一招不行，李元吉又诬告敬德谋反。李渊令逮捕审讯，竟定成死罪，幸亏李世民据理力争，才使他逃过此劫。接着，李建成、李元吉又想收买秦王府右二护军段志玄，段志玄也不为之动心，暗将此事禀告了李世民。因此尽管太子集团不断对李世民手下重臣进行收买，结果却很难成功。
李建成为了瓦解秦王集团，剪除李世民的羽翼，诋毁秦王府左一马军总管程咬金，远调他为康州刺史。程咬金拒不赴任，劝李世民早做打算。
李建成、李元吉分析秦王府谋士中最厉害的是房玄龄和杜如晦，于是又加以诽谤。结果两人被革去官职。
秦王府党羽接连被调被逐，形势逼人。李世民只剩下亲信长孙无忌还在秦王府中，以及秦王府外的其舅父高士廉，车骑将军侯君集及尉迟敬德等人。他们日夜劝说李世民诛讨太子、齐王，李世民犹豫不决。后来，李世民向灵州大都督李靖以及行军总管李世勐问计，都遭到严词拒绝，他们不肯参与。两人都看到秦王集团处于劣势，难料事变结局。
激战玄武门
在这关键时刻，关中又受突厥侵扰，数万骑兵入塞后围攻乌城，李建成立即推荐李元吉督率诸军北征。李渊同意了他的建议，命李元吉率右武卫大将军罗艺、天纪将军张公瑾等救乌城。这正是削弱秦府势力的良机，李元吉还要求将尉迟敬德、程咬金、段志玄及秦府所有的军事力量归自己调遣。李建成与李元吉私下里商议：当他和李世民一起为元吉饯行时，要安排伏兵，将秦王刺杀，谎称秦王暴病而死；然后再坑杀尉迟敬德等秦府猛将。李建成还答应自己即帝位后，让李元吉做皇太弟。不料王晊得知此阴谋后秘密报告了李世民。
王晊是东宫的低级官员，任东宫率更丞，暗中已被李世民收买。玄武门之变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常何，此人在武德五年（622年）随李建成平定刘黑闼第二次起兵，因此被建成收为部下，武德七年（624年）调入京城守卫宫城北门即玄武门。玄武门是进入禁内的必经之路，是政变的必争之地。常何也被李世民收买了。此外，屯守玄武门的将领敬君弘、吕世衡也被收买，成为秦府死党。李世民主要收买李建成手下的次要人物，因为这些人既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无足轻重的，所以一方面容易达到目的，另一方面也能够发挥内应的功用。特别是他精心收买的驻守玄武门的禁卫军将领，在政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李世民的势力和地位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最后能诛杀太子，这一策略起了关键作用。
听了王晊的密告，李世民忙召集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商议。长孙无忌等人劝说李世民设法在事发以前对付他们。李世民叹息着说：“骨肉兄弟相残，自古以来就是大逆不道的事。我诚然知道祸事就要来临，但我准备在祸事发动以后， 再以正义的名义声讨二人，这不也是可以的吗？”尉迟敬德说：“人之常情，又有谁愿意去死？但是大家都誓死拥护大王，这是天意。祸患就要发生，大王却仍旧安然处之，不为此事担忧。即使大王看轻自身，又如何对得起宗庙社稷呢！
如果大王不肯接纳臣下的建议，我就打算隐居野外了。我是不能留在大王身边，任人宰割的！”长孙无忌说：“假如大王不肯听从尉迟敬德的主张，事情便无法成功。尉迟敬德等人必定不会再追随大王，我也应离开大王，不能够再侍奉大王了！”李世民说：“我讲的这一些意见并不能完全舍弃，还是再商量一下，仔细考虑吧！”尉迟敬德说：“现在大王处理事情摇摆不定，这是不明智的。面临危难，不能决断，这最终会坏事的。况且，大王平时蓄养的勇士全都整装以待，一触即发，怎么能制止得住呢？”
生死攸关，李世民又访问秦府其他幕僚的意见。大家都说：“齐王生性暴虐，将来也决不会顺从他的长兄。听说，薛实曾对他讲，‘大王之名，合起来恰成唐字，最终要成为天子’。齐王听后高兴地说：‘只要能把秦王除掉，夺取江山易如反掌。’他和太子谋乱未成，就有取代之心，像这种狼子野心的人，没有什么下不了手的。若两人阴谋得逞，大唐的社稷就不保了。凭您的贤德才能，杀二人如拾草芥，为何要拘泥匹夫之节，而不顾江山社稷呢！”李世民仍然没有做出决定。大家说：“大王认为虞舜如何？”李世民说：“是圣人。”大家说：“如果虞舜在疏浚水井的时候没有躲过父亲与哥哥在上面填土的毒手，如果他在涂饰粮仓的时候没有逃过父亲和哥哥在下面放火的毒手，又如何能够使自己恩泽遍及天下，法度流传后世呢！所以，虞舜忍受父亲用棍棒笞打时，虞舜心里所想的大事大概就是被父亲用大棍棒笞时逃走了。”李世民仍然感到没有把握取胜，就命人取来龟甲，以卜凶吉。正好幕僚张公谨进来，见此情景，抓起龟甲扔到地上，说：“卜是用来解决疑惑的，而今天之事已不再令人迷惑，还用来卜什么呢！难道说卜后不吉利就罢手不成！”这时，李世民才终于下了立即政变的决心。
长孙无忌秘密地把房玄龄等人召来，房玄龄等人说：“皇上下敕书是不允许我们大家再侍奉秦王。如果我们如今私下去谒见秦王，必定要因此而被降罪致死，因为如此我们不敢接受秦王的教令。”李世民生气地对尉迟敬德说：“难道房玄龄与杜如晦要背叛我吗！”他交给尉迟敬德佩刀说：“您去察看一下，如果他们不愿意来，您可以砍下他们的头颅。”尉迟敬德前去，与长孙无忌一起暗示房玄龄等人说：“秦王已经决定采取行动，你们最好赶紧前去共同计议大事。”
于是房玄龄与杜如晦和长孙无忌一同进入秦王府。尉迟敬德则绕道返回。房玄龄、杜如晦面见世民后，随即制定了周密的政变计划。
六月初三，李世民突然密奏李建成、李元吉淫乱后宫，并说：“我没有做对不起他们的事，可他们却要谋害我，我如含冤而死，永离君亲，魂归地下，实在死不瞑目。”李渊看罢奏章，大惊失色，半晌才说“明日朝会当面审问，你要来与建成、元吉对质。”
初四，李世民事先部署妥当，亲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张公谨、侯君集、公孙武达、刘师立、杜君绰、独孤彦云、郑仁泰、李孟尝等十人，在玄武门内伏兵。不料，张婕妤暗中得知了李世民上表的大意，连忙告诉了李建成。李元吉被李建成叫来商议此事，李元吉说：“我们应当统率好各自的军队，假称有病，避免和李世民相见，以便见机行事。”李建成说：“军队的防备已很严密了，你我应当亲自入朝看个究竟。”于是，二人一起入朝，向玄武门走来。当时，李渊召来了裴寂、萧璃、封德彝、陈叔达、窦诞、宇文士及、颜师古等，准备会审，查清真假。
李建成、李元吉行至临湖殿，感觉情况不正常，立即拨马掉头，东归宫府。
李世民突然出现，在背后大声呼喊着追赶。李元吉回头张弓就射，情势危急之下总是无法拉满弓，连射三箭不中，李世民突发一箭先射死李建成。尉迟敬德率七十骑兵赶到，乱箭齐发，李元吉被射下马，逃入园林。李世民跃马向前，紧紧跟随，不料马被树枝所挂，人重重摔在地上，李元吉见状，夺过李世民手中弓要杀死他。尉迟敬德飞马前来救李世民，李元吉慌忙弃了李世民，向宫内逃去。尉迟敬德纵马追杀，从背后一箭射死李元吉。李建成死时三十八岁，李元吉仅二十四岁。东宫将军薛万彻、冯立和齐府亲将谢叔方闻听李建成死，要为他报仇，率东宫、齐府精兵两千急驰玄武门。力量超群的张公谨，独闭城门挡住来兵。东宫、齐府拼死猛攻。驻守玄武门的宿卫将领敬君弘也挺身而出，有的亲信制止道：“事情结局如何尚不明朗，不如静观变化，等军队集中以后再战不迟。”君弘不从，与中郎将吕世衡大呼而进，寡难抵众，战死沙场，形势险恶。
李世民在玄武门，急忙将秦府中的将士带入宫支援。李世民妻长孙氏亲自慰勉，将士们斗志高昂。高士廉甚至将狱中囚犯放出，授给兵甲，编入军队，迅速赶到芳林门，打算与秦王府兵联手。秦府兵、玄武门宿卫军和东宫、齐府兵激战多时，不分胜负。薛万彻要进攻秦王府。秦府空虚，临战的秦府将士大为惊恐。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尉迟敬德持李建成、李元吉首级示众。宫、府兵全体将士都知主人已死，纷纷逃亡。薛万彻带数十骑逃入终南山。因为斩了敬君弘等，这时冯立对随从将士说：“总算报了太子知遇之恩。”
玄武门刀兵相见，激战之时，李渊和应诏来会审的大臣们正在太极宫中的海池内泛舟。李世民让尉迟敬德入宫担任警卫，尉迟敬德手握长矛，身披铠甲径直来到高祖所在之处。高祖极为震惊，便问他：“你为何这般打扮，出了什么事？”尉迟敬德回答说：“由于太子和齐王作乱，秦王诛杀了他们。秦王恐怕惊动陛下，将我派来担任警卫。”高祖对裴寂等人说：“怎么会这样呢？你们认为应当如何呢？”陈叔达和萧瑀说：“李建成与李元吉原来就没有参与谋划反隋，又没有为天下立下功劳。他们对秦王功勋大、威望高十分嫉妒，才发生了今天的事情。如今，秦王已经声讨并诛杀了他们，他的功绩布满天下，人们都诚心归附于他。如果陛下能够决定立他为太子，交给他国家大事，就不会再发生事端了。”高祖说：“好！
这也是我的想法。”当时秦王府的兵马和宿卫军与东宫和齐王府的亲信交战还未停止，尉迟敬德请求高祖命令各军都接受秦王的处置，高祖接受了建议，妥善安置了人马。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由东上阁门出来宣布敕令，战事才得以停止。高祖又让黄门侍郎裴矩开导东宫和各位将士，将士们便都纷纷溃散。
李渊召见李世民，安抚道：“由于建成频频诋毁，我几乎像曾母投杼，不能分辨真假，实在委屈你了。”李世民跪地痛哭了许久。
接着，李世民把李建成、李元吉之后都以谋反者家属而坐诛，并除去皇室原籍。当时李世民未即位，他和李建成、李元吉相杀只是兄弟间的恩怨，不属谋反罪，但唐高祖坐视众孙以反来株连而不能相救，说明秦王威势之大，李渊也自身难保。
李世民主政
当年，李建成同意李元吉在自己即位后封他为皇太弟，所以李元吉为李建成尽死效力。李世民手下打算把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一百多名亲信全部诛除，并且抄家，将他们所有家产充公。尉迟敬德再三争辩说：“罪过都在两个元凶身上，他们的死已经是对他们的处罚。假如还要牵连他们的党羽，就不是要国家稳定的做法了！”于是各位将领停止追杀党羽。当天，高祖颁诏赦免天下罪囚，只是不肯放过李建成和李元吉两个人叛逆的罪名，对其余的党羽全部不加追究。同时把国家一般行政事务的处理权都交给了秦王。
五日，冯立到李世民那里自首请罪。李世民责问他道：“你在东宫挑拨离间，离析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此罪一；昨日又出兵来战，杀伤我将士，此罪二。如此罪责，怎能饶你一死？”答道：“我侍奉主人，就应一片忠心。任职之日，无所畏惧。”李世民听其言后大为感动，表情由阴转晴，并安慰一番，令冯立大为感激，决心效忠李世民。谢叔方也到秦府请罪。经秦王数次派人晓谕，薛万彻才敢出来。李世民说这些人都忠于职守，对他们都不再追究。
初七，李世民被唐高祖立为皇太子，还颁布诏书说：“自即日起国家的行政、军事等大权都交付太子处理。事后报告朕即可。”李世民实际开始执掌了国家大权。十二日，原秦王府重要文武官员加官晋级，组成新的东宫班子：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杜如晦为左庶子，房玄龄、高士廉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程咬金为右卫率，褚亮为舍人，虞世南为中舍人，姚思廉为太子洗马。并赐给尉迟敬德齐王府所有的金玉器物。
李世民是个眼光长远、胸怀宽阔的政治家，在即太子位后，对原东宫集团的文武人才，尽力争取他们为自己效力。太子洗马魏徵经常劝告太子李建成趁早除掉秦王，李建成被诛杀以后，李世民便传召魏徵说：“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呢？”大家都为他担惊受怕，魏徵却面不改色地回答说：“如果已故去的太子早点听从我的进言，肯定不会有现在的情况。”李世民一向器重他的才能，于是态度大为转变，对他倍加礼遇，引荐他担任了詹事主簿。
李世民命令将宫苑的鹰犬放生，免除各地进献贡物，任凭百官陈述自己认为合适的治理国家的策略，行政措施与法令简单明晰、紧密严整，朝廷内外的人士大加赞赏。十六日，李渊赐裴寂手诏：“朕当加尊号太上皇。”表示出想退位的意愿。李建成死后，幽州大都督李瑗被召归京城。李瑗本建成党羽，知道建成被诛杀，心中疑惧。部将王君廓想出卖李瑗取功，于是怂恿他起兵。李瑗十七日反叛，二十五日，李瑗被王君廓杀掉，王君廓取得幽州都督一职。
七月初三，秦叔宝被任命为左卫大将军，程咬金被任命为右卫大将军，尉迟敬德为右武候大将军。
初六，任命高士廉为侍中，萧瑀为左仆射，房玄龄为中书令，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初七，又任命宇文士及为中书令，封德彝为右仆射，杜淹为御史大夫，刘林甫、颜师古为中书侍郎，侯君集为左卫将军，薛万彻为右领军将军，段志玄为左骁卫将军，长孙安业为右监门将军，张公谨为右武候将军，李客师为领左右军将军。从而正式形成了李世民自己的“新内阁”。
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余党都溃败四散民间，尽管有连续颁布的赦令，仍有图利的人去告发捕捉他们，以此邀功请赏。在谏议大夫王珪进谏太子李世民后，李世民下令：“六月初四以前与建成、元吉有牵连的人，同月十七日以前与李瑗有牵连的人，互相告发将被禁止，违反规定的人以诬告治罪。”
朝廷派谏议大夫魏徵安抚山东，准许他见机行事。魏徵到达磁州时，遇到州县枷送以前的齐王护军李思行、太子千牛李志安去长安。魏徵说“我奉命出使的时候，太子已赦免了原来的东宫与齐王府的属官。如今又押送李思行等人，那么谁会相信赦令呢？虽然朝廷为此派遣了使者，又有谁不会怀疑他呢？我不能因自身安危遭受嫌疑，便不为国家着急。”于是果断地将两人释放了。李世民听此消息，很是赏识。八月初八，李渊下诏传位给太子。初九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即位，时年二十七岁。他也就是成就“贞观之治”的唐太宗。十月，李世民下诏追封李建成为息王，李元吉为海陵郡王，他在千秋殿西宜秋门痛哭，还把自己第十三子李福作为建成的后嗣。同时答应原太子东宫王珪、魏徵送葬到墓地的请求，并让所有宫、府旧僚都送葬到墓地。李世民赐李建成、李元吉带有贬义的谥号，前者为隐，后者为刺，目的在申明玄武门之变的正义性，其他做法则为表白自己博大胸襟，力图弥补以杀兄逼父获得帝位而在封建道德上留下的难以消除的罪孽。李渊退位后九年，病死，年七十岁，被葬于献陵。
玄武门事变的第二年正月，李世民改年号贞观，历史进入了“贞观之治”的年代。
名家回眸
皇子间争夺皇位是历朝历代都会发生的事情，这种争夺往往是你死我活的较量。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说：“玄武门兵变”是我国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兵变。李世民从小生长在民间，了解社会情况，又一直在李渊身边，熟悉官场斗争，太原起兵后一直率领军队东征西战，立下不少战功，在军队中的威望也很高，这是太子李建成所不具备的。李建成因其太子地位，更多被贵族包围，而政治、军事经验不如李世民丰富，办事也缺少李世民那样的果断和魄力，这是致命的弱点。所以到最后即使拥有太子地位也不能保住他的性命。正如一位政治家所说：政治家没有对错之分，只有成败之说！李世民杀害兄弟，从中国古代的道德观念上来讲，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但是，从政治高度上来讲，这次政变对中国历史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贞观名君李世民
李世民从秦王到皇帝，伴随着隋王朝的土崩瓦解，整个过程波澜壮阔。年轻的李世民经受了血与火的庄严洗礼和生与死的残酷考验。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上，他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这些经历为他以后的文治武功，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唐太宗即位之时，中央政权的基础还不十分稳固。当时，灾荒连年，百姓流离失所，无以为生。唐太宗作为新的统治者，用什么思想指导治理国家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为此，他发动群众献计献策。唐太宗认真总结了隋炀帝的倒行逆施激起人民反抗斗争的历史教训，提出了着名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政治观点。在这种爱民、惠民思想的指导下，他制定了一系列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人民衣食有余的方针政策。
史载当时“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民康物阜”，“斗米不过四五钱”，“民物蕃息”，“号称太平”。这个时期是封建社会少有的治世。
休养生息，安抚农业
唐太宗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他少修或不修宫殿，整修洛阳宫殿的工程一再推迟，其他建造也较少，尽量避免劳民伤财。他全面推行均田制，招抚流离失所的逃亡农民，给他们土地，鼓励他们从事农业生产。为解决耕地不足的问题，他一再缩减囿苑占地面积，以增加农民耕地。隋朝曾在洛阳建过一座方圆120多里的上林苑，唐太宗即位后，下令改为农田。贞观十一年（637年），洛阳遭受了水灾，唐太宗又将明德宫的花圃及飞山宫的同苑分给了洛阳附近的受灾百姓。由于均田制得到贯彻、推行，贞观年间的农民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
唐太宗本来患有“气疾”，住房地势偏低，夏季暑热，常常犯病。大臣们劝他重建高楼深苑，他嫌劳民伤财，没有同意。这些举动，为休养生息、社会安定创造了条件。皇帝以身作则、勤俭治国的精神，上行下效，蔚然成风，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外唐太宗还尽量避免和减少不必要的战争，以紧缩军费开支。直到贞观十八年（644年）发兵出征高丽以前，基本上没有发动过不必要的战争。这一政策对于农民专心从事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使百姓“衣食有余”，唐太宗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唐朝初年制订“庸”
法，也就是农民交纳一定量的绢、布，便可代替徭役，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太宗特别注意不夺农时，即不误农事。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当太子的加冠典礼和农时发生冲突时，唐太宗“恐妨农时”，将冠礼“改用十月”农闲季节。唐太宗还用法律手段来落实不违农时的原则，对在农忙时节擅自征发徭役、耽误农时的官员依法论处。
另一方面，唐太宗十分重视救灾，以保护农民的利益。贞观元年至三年（627-629年），关中、关东发生水、旱、蝗、霜的自然灾害，他当即“诏所在赈恤，无出今年租赋”。为减轻农民的赋役负担，发生自然灾害，唐太宗总要下令减免租赋。贞观二年（628年），关内发生严重干旱，百姓无以为生，卖儿卖女。太宗闻讯后，立即下令用自己专用财物赎回被卖出的孩子，归还其父母，太宗因此深得民心。
由于唐太宗为恢复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再加上此后连年风调雨顺，遂出现了清平盛世的景象。史书记载，当时“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过往商人从京师到岭南，从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用自带粮食，取给于路。可谓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任人唯贤的用人策略
唐太宗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帝王典范，另一个重要成就就是他“任人唯贤”。他认识到，治理国家靠自己一人是不行的，应当“广任贤良”，所谓“治安之本，唯在得人”。他要求臣下推荐人才，自己也留心观察、发现和提拔有用之才，推行“任人唯贤”的政策。太宗选拔人才，基本上做到不以个人恩怨好恶为标准，也不以新旧亲疏为转移。他说：“吾为官择人，唯才是用。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如魏徵，原是其兄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计前嫌，加以重用。而魏徵后来官至宰相，成为“贞观之治”的重要推动者。
唐太宗认为，所用之才不可求全责备，他说：“使人如器。”即根据人才的情况来区别任使。太宗要求大臣封德彝举贤，封德彝回答说：“未见奇才异能。”
太宗明确指出：“所有的君王用人，都是立足当时选拔，并且哪个朝代没有良才？
就怕找不到而错过了啊！”唐太宗用人，也不以门第为限，他任用的宰相——张亮“素寒贱”，马周“孤贫”，戴胄出身“门下录事”。太宗用人还不以华“夷”为隔，他任用的将领，如拉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契苾何力等，都是少数民族。
同时，唐太宗也能做到用人不疑。他指出：君臣应“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妥，可极言无隐。倘君臣相疑，不能各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
魏徵任秘书监时，有人告他谋反，太宗相信魏徵不会谋反，对于诬告者未经审理，直接以诬告反坐的罪名处以死刑。
唐太宗还具有知人之明，对自己臣下的性格、能力了如指掌，因此，他能做到人尽其才。太宗曾经对魏徵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正是由于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使得贞观年间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治国才能的杰出人才。唐太宗靠这批人才尽心竭力的辅佐，使唐王朝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命人画开国的24位功臣相貌于凌烟阁，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龄、高士廉等都在其列。士庶景仰，成为美谈。
唐太宗是一个善于采纳大家意见，明辨是非，择善而从的君主，还能举贤任能，量才适用。只要是有才干的人，不论出身贵贱，不论从前跟随的是何人，都为其所用。他不计个人恩怨和私利，任人唯贤，不避远近亲疏。他手下的文武大臣，隋朝的旧臣有李纲、封伦；徐世积、秦叔宝、程咬金则来自瓦岗军，这就为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提供了组织保证。随后，唐太宗又对中央机构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造了三省六部制，为唐王朝的宰相制度奠定了基础。为使中央各部门之间相互监督，他特别强调在实践中坚持讨论、封驳、执行相结合的原则，推行“五花判事”制度。与此同时，行政机构也得到精简，贞观初年文武官员总共只有640员。精简了国家机器，效率得到了提高，既节省了财政开支，又减轻了人民负担。
从谏如流的执政方针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是唐太宗的名言。事实也正是如此，他能做到“以人为镜”，虚心听取批评意见，他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不仅能听取反面意见，而且“恐人不谏，导之使谏”，主动鼓励臣下提不同的意见。为消除君臣之间的隔阂，减轻对方的畏惧心理，他在和大臣讨论问题时，总是和颜悦色。对于能够“坦言直谏”的人，还特别赏识，“以师友待之”。大臣李百药提出宫女众多，问题很严重，太宗立即下令释放三千宫女，任其自由嫁人。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准备将不满18岁的男子也征入军队，魏徵坚决反对，他认为，如将全国的中男（18至20岁的男子）都去充 军，租调徭役将无人负担。另外，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不能只要数量不要质量。
唐太宗开始很不理解，但想一想魏徵言之有理，还是收回了成命。这样的事例在贞观年间，多得数不胜数。许多人犯颜直谏，不仅没事，反而受到奖赏和重用。在当时，不管身份职位高低都敢于针砭时弊。在这种活跃的气氛下，唐太宗避免了许多决策上的失误，加强了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正如唐太宗自己所说的：
“皇帝虽是美玉，还须来自良工巧匠——臣下的‘琢磨’。”
太宗善于纳谏，他对侍臣说：“朕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唐太宗对于臣下的谏书，相当重视。他说：“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魏徵和唐太宗的关系是贞观朝进谏和纳谏的典范。魏徵先事李密，后又事太子李建成。唐太宗不计恩怨，任命魏徵为谏议大夫。魏徵说：“帝王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也。”魏徵怀着“耻君不及尧、舜”的忠诚，在贞观年间，无论是国家政事，还是太宗个人行为，只要他认为不妥的，便直言进谏，即使冒犯“龙颜”，也在所不顾。而唐太宗认为，魏徵“每犯颜进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对于魏徵的谏议多予采纳。魏徵进谏，唐太宗纳谏，成为封建社会君明臣贤的美谈。唐太宗被誉为“从谏如流”的明君，是与魏徵不断直谏密切相关的。经过贞观君臣的共同努力，很快就形成了“臣以进言为忠，君以听言为急”的和谐局面。魏徵去世时，唐太宗十分难过，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并为魏徵亲笔撰写碑文。
在唐太宗的倡导下，进谏蔚然成风，不仅大臣能进谏，连宫中的长孙皇后、徐贤妃也能进谏。而唐太宗纳谏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以“豁达大度，从谏如流”
而着称的汉高祖。唐太宗对能直言进谏的官员，不仅不加责备，反而还常给予奖励。如给事中张玄素谏修洛阳宫殿，赏绢200匹；孙伏伽谏刑赏不当，赏以价值百万钱的兰陵公主园；魏徵谏用人不当，赏绢500匹。这不仅表彰了进谏的臣下，而且也起到了鼓励进谏的作用。
为了集思广益，唐太宗把各种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化。他规定：三品以上官员入阁议事，要有谏官随同，有失便谏。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下诏“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参与讨论。唐太宗还规定：五品以上京官，要轮流到宫中值宿，以便皇帝召见，询问外间事务，了解民间疾苦，以及政事得失，使下情得以上达。另外，唐太宗还建立了“五花叛事”制度。所谓“五花叛事”就是对于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可以各执所见，各署其名。唐朝制度，经过朝廷议决的政策，交给中书舍人草诏，舍人五员各执所见，各书一诏，署名后交给中书省长官选择。因此出来的诏令，很少出现错误。唐太宗之所以能成为封建帝王的典范，可以说，与他能够知人善任、兼听纳谏关系极大。
其他方面的卓越成就
贞观初年，突厥奴隶主贵族仍不断发动南侵，极大威胁了唐朝北疆的安定。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唐太宗主张采取积极防御的对外关系策略，他一方面采取克制态度，缓和矛盾；另一方面又积极训练士兵，准备坚决反击突厥。他亲自训练精锐，使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贞观三年（629年），大将李靖等分道出击东突厥，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平定东突厥之后，广设州府，安置降众，不仅消除边患，也缓和了民族矛盾。唐太宗还派遣文成公主和亲吐蕃，使汉藏民族关系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作出了贡献，这都是后话。但从此以后，唐北部边疆五十年太平无事。
贞观九年（635年），唐太宗又先后平定了吐谷浑，统一了高昌，打击了西突厥，开拓了与西方往来的商路，增强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他提倡“胡越一家”，“我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和四夷，皆养活之”。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以武力抵抗外侵外，唐太宗很少先动干戈。修好四邻，团结少数民族，使大唐王朝声威远播，唐太宗本人也在少数民族人民中赢得了“天可汗”的美誉。
唐太宗虽然是凭借武功走上皇位的，但他格外重视思想教化，积极提倡儒学，大力兴办学校，组织人力编修史书。早期，他就组织了“文学馆”，网罗了十八学士在自己周围，作为“智囊团”。即位以后，唐太宗又设立了“弘文馆”
似管理学校、着书立说、培养选拔人才。唐太宗还亲自视察国子监和太学，增筑学舍，增加学员。贞观时期，科举制也有了新发展，各科目争奇斗艳。而进士科考试要试策论和经史，不仅提高了此科的地位，还有利于人才的全面发展。上述措施，直接促进了封建文化的发展，使贞观时期成为唐代教育史上的黄金时代。
此外，他审立法令，反对严刑峻法，要求它有相对的稳定性，认为“法令数变，则吏得为奸”，会给贪官污吏以可乘之机。
唐太宗是封建社会最伟大和最开明的一位帝王，在其不算太长的帝王位置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唐王朝接下来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他登上王位的20多年后，国势昌盛、经济繁荣，这就是历史上受人推崇的“贞观之治”。贞观初年，中原一带“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的局面不见了，现在是“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商旅野次，无复盗贼”的升平气象。由于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唐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日益显着。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唐太宗终因积劳成疾，刚刚51岁就驾崩了。
虽然他做了20多年皇帝，晚年也有不如人意之举，但纵观他的一生，他仍然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杰出、最伟大的封建君主，他的名字和“贞观之治”一起，被人们世代传颂。
名家回眸
法国着名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曾这样评价李世民：任人唯贤、从谏如流是唐太宗政治上取得成功的两个重要的主观原因。他从少年时代起，亲眼看到了强盛无比的隋王朝被隋炀帝的暴政迅速推上灭亡之路的过程，他看到了农民的力量。他既亲身经历了打江山的残酷斗争，深知创业之难；又从隋炀帝身上，悟出守业更难的道理，这使他时刻保持着清醒。因此，在唐太宗身上，总能看到一种来自农民革命风暴对地主阶级的震撼力量，这种力量使他兢兢业业，居安思危，励精图治。
僧人玄奘的卓越贡献
佛教在唐代空前繁盛，这与历朝皇帝的扶植有关，唐武宗灭佛只是个例外。
官方的统治方略虽是以儒学为本，并把孔子作为儒学的祖先，但并不意味着对佛教存有敌意，相反，由于对佛教的教化功能及对民众思想的影响力很是赞赏，因而官方对佛教采取既扶植又限制的政策。即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佛教的发展，但是如果佛教过分繁荣对皇权构成威胁的话，则转而进行限制。
唐高祖在遇到灾祸时，曾向佛祖许愿求福，一次是隋末起兵前，一次是李世民九岁病重时。唐朝建立后，李渊曾设职管理僧尼。他看到“嗜欲无厌”等不良行为在一些僧道中流行，便决心整顿，于武德九年（626年）下《沙汰僧道诏》。此项举动并不是来禁止人们信奉佛教、道教，而是要把佛教、道教引到正轨上来。诏书斥责僧尼、道士中的不法之徒的种种触犯刑律的行为，强调在教徒中选优汰劣的意义，显示自己实际上是要“兴隆教法”，“情在护持”。由于政局突变，此诏最终未施行。
唐太宗李世民年少时身体不好，他父亲李渊就到寺院祈祷菩萨保佑，在世民病愈后造一尊石佛以示“还愿”。据《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载，太原起兵时，李渊曾在兴国寺门外以“兴国”两字大做文章，暗指菩萨保佑李家起兵得天下。
李世民继位后，虽然表面上仅尊重孔子、孟子、尧、舜，对于佛教并不是很在意，实际上，却对佛教表现了异常的热心。他假装托辞是为报“母恩”，在宫内建寺院，实际上是求佛大施恩惠于人民。
佛教在唐太宗继位后得到了扶植和利用。太宗即位不久，将通义宫送佛门为寺院，声言旨在报“母恩”，大行布施。他还几次诏令全国有寺的地方，应适当令人削发为尼，但又严格规定了人数。《诸州寺度僧诏》规定“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宏福寺宜度五十人。”《度僧于天下诏》规定“总数以三千为限”。贞 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诏令为隋末唐初之际在各战中阵亡者建立寺院，以此表明他树其福田，为阵亡者超度灵魂，显示他怜民恻隐之心，矜愍之意。
唐代，中外交往空前繁盛，玄奘法师就是在中国和印度等国的文化交流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佛学大师和着名旅行家，为世界文化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玄奘原名陈祎，出家后法名玄奘，隋开皇二十年（600年），出生在洛州缑氏县（今河南偃师市南）。他的曾祖父是北魏的上党太守陈钦，祖父陈康做过北齐的国子博士，父亲陈惠曾任隋朝江陵（今湖北江陵）县令。玄奘的父亲后来辞去官职回到老家，过着且耕且读的生活。陈惠精通儒学，又喜欢佛学，对孩子们的要求十分严格。
陈惠四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就是陈祎。他从小就非常聪明，记忆力和理解力也特别强，在父亲的指点下，他八九岁时开始诵读经书，对佛学也产生了兴趣。
早在陈祎出家之前，他的二哥陈素就在东都洛阳净土寺做和尚，法名长捷。
见弟弟聪明早慧，陈素便把陈祎带到洛阳，经常领他到寺里听法师们讲经。整日受佛经的熏陶，陈祎产生了出家做和尚的念头。
陈祎十三岁那年，大理寺卿郑善果被炀帝派到洛阳，准备剃度二十七名和尚。陈祎知道后，立即跑去报名。没想到听到此消息赶去报名的已有好几百个人，其中不少人还是熟读佛经并深有研究的人。他因年纪小而未被录取。当时他很难过，经常在郑善果的衙门外走来走去。
一天，郑善果在衙门外看到了他，知道他是因没被录取而在衙门外徘徊张望，便问他：“为什么你年纪轻轻却一定要出家呢？”
他认真地回答：“我出家是想继承佛祖释迦牟尼的事业，从而让佛教教义发扬光大留传百世。”
郑善果十分欣赏陈祎的志向和才能，又见他能对问题对答如流，便破例录取了他，让他接受剃度，进入佛门。郑善果感慨地对同僚们说：“这孩子风骨难得，将来必能成为佛门高僧，可惜我年岁已大，看不到他成材的那一天了。”
陈祎出家以后，法名玄奘。
玄奘出家后，与哥哥陈素同在净土寺。那时寺中有位景法师讲《涅盘经》，他随众听讲，孜孜不倦，废寝忘食。又向严法师学《摄大乘论》，他听了一遍，大意尽通，认真学习，无所遗漏。众僧大为惊异，共同推举玄奘开座复讲。他当仁不让，讲解精粹，穷尽奥妙，大名也就从此传开了。当时玄奘才十三岁。
隋朝末年，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东都洛阳仍处在隋朝残余势力王世充的统治下，洛阳城破败不堪。玄奘就向他的哥哥建议到长安去。他们到了长安，住在庄严寺。可是，唐王朝刚刚建立，百废待兴，没有时间顾及佛事，以至于在长安的佛学高僧大多离开长安，游移到没有受到战争影响的四川。于是，玄奘又和他的哥哥离开长安，经子午谷来到汉川，跟随篷空、和景二位法师学习了一个多月，然后一起前往成都。各方高僧也因蜀中安定相继聚集在此地。于是大开法筵，宣讲经论，使玄奘有机会从道基、宝逻二法师听讲《阿毗昙》、《摄大乘论》，从震法师听讲《发智论》。玄奘对诸部经书在两三年间就全部通晓，名声也传遍了蜀、关、荆、楚各地。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这时的玄奘正好在成都受佛教最高的受戒形式“具足戒”。由于他把蜀中所有的经论全都钻研了一遍，于是想出去远游求师以解答疑难。当时住在成都空慧寺的二哥不放他走，玄奘只好私下和商人结伴，沿三峡顺流而下。到荆州天皇寺后，给慕名而来的人们讲《阿毗昙》、《摄大乘论》。镇守荆州的汉阳王李元庆率领僚属们也慕名而来听他讲法。
讲完后，玄奘继续向北周游，访问众高僧。到桐州向休法师质疑；又到赵州向深法师学要典《成实论》。武德八年（625年）入长安大觉寺，从岳法师学小乘经要典《俱舍论》，都能读一遍而知其意旨所在。
这时的长安，佛事已经比较繁盛。玄奘经常在大觉寺听僧辩和法常两位佛家大师讲解佛经。在众多听讲的和尚中，玄奘学习和理解得最好，因而两位法师对他大加赞赏，称他为佛门的“千里驹”，玄奘在长安成名。
随着玄奘对佛学的研究越深入，产生的疑问就越多。他发现，国内翻译的佛经很不齐全，已有的译本也有很多前后不一致和令人百思不解的地方。为寻求佛法，取得真经，弄清佛经的真实含义，他决心到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去。
武德九年（626年），印度那烂陀寺戒贤三藏的弟子明友法师来到长安传“瑜伽学”，长安的许多高僧都是他门下的徒弟。玄奘得此良机向他请教，十分钦佩明友法师佛学的高深，自此对瑜伽更加倾心，并决心西行到印度那烂陀寺， 向戒贤三藏求学：一方面解开心中的疑惑，一方面取回《十七地论》（即《瑜伽师地论》）。
当时的唐王朝刚建立不久，北方及河西一带经常有突厥入侵的威胁，朝廷对出国西行的人控制得很严。玄奘约好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向朝廷上书申请出国去印度取经，结果没获批准。同伴们都退却了，而玄奘却一如既往地坚定不移。
贞观元年（627年）八月，有一位秦州僧孝达在长安学习《涅盘经》课满还乡，玄奘不顾一切和僧人孝达一块来到了秦州。然后自己又随人经兰州，到凉州。凉州是河西一大都会，经常有来往不绝的葱岭以西各国商人。玄奘在凉州停留一个多月，应邀讲经。西域诸国商人施奉珍宝无数，他只留一半作燃灯费，剩下的都给各寺庙。西域客商回本国后，玄奘的美德和要西行求法的弘愿在四处受到宣扬。因此，西域各大城市都非常期待这位高僧的光临。
凉州都督李大亮奉命禁止百姓出边境，而且防范特严。忽有人报告说，有僧人从长安来，想要西行，不知何意。大亮闻听，将玄奘找来追问缘由，玄奘明确回答“要向西国求法”。大亮拒绝了他的请求，并令他回长安去。河西佛教领袖慧威法师非常钦佩玄奘的志向，就派了道整、慧琳两名弟子，协助他偷偷出境，昼伏夜行，来到了瓜州城（今甘肃安西东南）。
瓜州刺史独孤达是个佛教徒，并没有为难西行的玄奘。玄奘在这里了解到西行的道路有南北两条。北路由瓜州向北到伊吾（今新疆哈密县）、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沿着天山南麓向西走，经龟兹至疏勒，由疏勒越过葱岭，进入中亚细亚，再往西南，可达印度。南路由瓜州到敦煌，沿着现在的阿尔金山脉，经鄯善（今新疆若羌县）、于阗（今新疆和田县）到达莎车，然后越过葱岭，进入中亚细亚，再向西南行，可以到印度。由于北路比较安全，所以当时的商队主要取道北路。
经过再三考虑，玄奘决定走北路。可是，从瓜州北行五十多里，有一条瓠卢河，河的上游狭窄而下游宽阔，水很深而且河流湍急，很难渡过。河边是西行的必经之路玉门关。玉门关西北有五座间距百里的烽火台，里面有军队把守，烽火台之间根本没有水草补给，只有烽火台附近才有。过此还有大沙漠横亘着，大风一起，沙尘蔽日，人马难以行走。那大沙漠八百里，天上没有飞禽，地下没有走兽，也无水草，途中常可见到堆堆尸骨，那是不幸旅人的遗骸。玄奘了解到这些情况，却没有动摇西行的决心。
就在这时，追捕玄奘的公文被凉州都督李大亮派专人送到瓜州吏李昌手中，公文上写道：“有个和尚名玄奘，从长安出发向西行，已过了凉州，要去西域。
沿途各州县如若有发现他的，应该严令捉拿，不得耽误。”幸亏李昌也是信奉佛教的，他找到玄奘后，当面将公文撕毁，要玄奘赶快离开瓜州。
这时，慧琳返回了，道整已先去了敦煌，只剩玄奘孤身一人留住当地寺院中，虽然他有一匹马，但苦于无人引路。恰巧有一名叫石盘陀的人来寺中拜佛，于是玄奘给他受了具五戒。石盘陀非常感激，答应亲送玄奘过五座烽火台。随后，石盘陀引见一老翁。老翁告诉玄奘，西路险恶，许多人同行都有中途丧命的，你自己一个人又怎么能去得了，并劝玄奘还是不要去了。玄奘断然答道：
“贫僧为求大法，发誓前往西方，如果到不了婆罗门国，就不回来，即使死在途中也不会后悔。”老翁被他的诚心所感动，送给他一匹赤色的识途老马。
装束行李后，玄奘和石盘陀连夜赶路，三更时分偷渡过瓠卢河，休息了一会儿。天刚发白，玄奘催促继续西行，但石盘陀已经动摇，他说：“我眼看前途险恶又遥远，没有水草，只有五烽下有水，必须夜间偷水而过；只要一处被发觉，性命便会不保，不如返回为妙。”玄奘决心不为所动，因为石盘陀不想前行，就放他回家去了。此后，玄奘西出玉门关，孑然一身。
这时的沙漠一望无边，黄沙荡荡，无路可循，他只有沿着一堆堆的骸骨和马匹、骆驼的粪便向前行走。沙漠的白天热风似火，他走一会儿就汗流浃背，口干舌燥。有时又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在艰难又顽强地跋涉了八十多里以后，终于望见了第一座烽火台。怕被守军发现，玄奘只好白天隐伏在沙沟里，晚上才敢把马牵出来，走到烽火台附近的池水边，饮马喝水。
正当他低头取出皮囊盛水的时候，忽然一支箭嗖地从他的头顶掠过，他被哨兵发现了。玄奘被哨兵带去见校尉王祥，幸亏王祥也是个信佛的，查清原因后，王祥对他很是尊敬。王祥考虑西行的路途如此遥远艰险，想把他送到敦煌去，玄奘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为了求取佛法真经，才不顾性命到此。校尉亦是佛门弟子，应该激励我前进而不是劝我回去。如果校尉不肯放行，我情愿受应得的刑罚，但决不后退一步！”
王祥被他的诚心所感动，亲自送了玄奘一程，给他指明直达第四座烽火台的道路，并交代守台校尉王伯陇给予关照。
玄奘顺着路继续向前走，夜里来到了第四座烽火台，恐怕又会被他们留住为难，只想着悄悄地取上水然后继续赶路。谁知未到水边，又被哨兵发现，玄奘只好按王祥所嘱去办。王伯陇果然非常欢迎，留宿一夜，又取大皮囊及马麦相赠。
临别时王伯陇还关照玄奘不要去第五烽，那烽官脾气粗鲁，恐怕会生他的气。此去百多里有野马泉，可取水。
玄奘离开第四烽台，便进入长八百里的莫贺延碛。在茫茫大沙漠中，天上无飞鸟，地下无走兽，更没有水草，夜间只有磷火闪闪，阴森可怕，风卷着沙尘飞扬。玄奘独身一骑，口诵经文步步向前。他走了百余里，迷失了方向，找不到野马泉。他拿起皮囊准备饮水时，不料一时失手，所有的水都倒在沙地里。他心中万分悔恨，想再回到第四座烽火台去取水，于是掉转马头往东走了十几里。他忽然想起：“我当初发誓，若不到印度，决不向东后退一步。现在宁愿向西行走而死，也决不能向东返回而求生。”于是立刻勒马向西前进。他在沙漠中一直走了四五天，滴水未进，起先只是口干舌燥，后来全身焦躁，呼吸困难，嘴唇出血，马也因为饥渴不能走了，最后人和马都倒在沙漠里，昏了过去。这一天的半夜，一阵凉风将玄奘吹醒，马儿也站了起来，又赶了几里地，玄奘终于发现了一块草地和一池明亮的泉水。在这里休息一天后，玄奘用皮囊盛上水，又走了两天的路程，终于逃脱恐怖的沙漠，来到西域的伊吾国。
玄奘投宿在伊吾的一个寺庙后，受到僧人和国王的接见；国王又把他请到宫中供养。当时高昌王麴文泰听说大唐高僧来此，立即派使者到伊吾，要伊吾王将玄奘护送到高昌，并命贵臣们途中迎接。玄奘本打算从这里取道可汗浮图，因高昌王盛情难却，在伊吾停留十余日，便来到高昌。半夜时分他才到达王城，守门官启奏国王，破例打开城门。国王与侍人前后秉烛，亲出宫门迎入后宫，国王让玄奘坐在一座重阁宝帐中，殷勤拜问。次日清晨，玄奘尚未起床，国王已率领王妃等前来礼问。国王说：“我再三考虑，沙漠里杳无人烟，这一路上有如此多的艰难险阻，而你一个人就能来到这里，真是个奇迹！”流泪感叹不能自已。
高昌王想留玄奘在高昌传法，劝他不要再去西方求取真经，但几次挽留都被婉言拒绝。国王有点恼羞成怒，大声说：“你面前只有两条路要走，一条是把你送回你的国家，一条是留在这里，还希望你再多考虑一下！”玄奘坚定地答道：
“贫僧远游，只为求取大法。今日既然被阻，就算我的身体留在这里，神识终不会羁留此地！”说罢泣不成声。国王见硬的不行，便施以恩泽，每日亲自捧盘送食。玄奘决心已定，并开始拒绝进食，希望能感化国王。玄奘坐在那里一句话都不说，三天滴水未进。到了第四天，高昌王发现玄奘气息微弱，赶忙叩头认罪！
随后，两人义结金兰，并约定取经回来时，必须在高昌留住三年。
经过这番周折，高昌对玄奘越发崇敬，玄奘离开高昌国时，麴文泰为他准备了三十匹马，千名和尚，二十五个役夫和足够旅行二十年所需要的各种用品。又写了二十四封信给沿途二十四个国王，请他们在玄奘经过时给予照顾，每个都附上一匹大绫作为礼品。麴文泰还亲自给自己的亲戚，西突厥的叶护可汗写了一封书信，并向叶护可汗说明玄奘是自己的结拜义弟，请可汗帮助和照顾，另附绫绢五百匹等作为礼品。玄奘为之十分感激，写了一篇《谢高昌国王启》，表达他对麴文泰的谢意。
贞观二年（628年）二月间，玄奘开始继续向西前行，经无半城，笃进城，到阿耆尼国（今新疆焉者）。国王与诸臣来迎，留他在国内，稍事休息。第二天启程向西行了数百里入屈支国（今新疆库车）。国王、群臣和僧侣数千奏乐迎接。当地有高僧名木叉鞠多，在印度曾游学二十多年，最善《声明》之学。玄奘起初很是礼敬，后听鞠多以小乘自足，却毁谤说大乘经《瑜伽论》是邪说，大不以为然，因此和他辩论。玄奘所提质疑，鞠多不能解答，只得以年老忘记自我解嘲。由于凌山雪未化，路不能通，不能进发，玄奘留驻六十余日，除了欣赏屈支国的山水风景，常和鞠多说法。鞠多深感玄奘佛学渊博，私下对人说，印度僧中年轻的学者也未必有如此多的学问。临行日，国王和僧侣百姓倾城送别。
离开屈支国，玄奘又向西走了六七百里，到了跋禄迦国。停留一夜后，又向西北行三百里，到了凌山。在这里，终年积雪的凌山出现雪崩的情况，再加上风雪交加，山路窄又难以行走，他们走了七天，方才走出山。从高昌护送玄奘西行的人，死去三分之一以上，所带牛、马死亡的更多。
出山后便到热海，玄奘等人沿海向西北行了五百余里，到达素叶城，正好赶上叶护可汗在那里游猎。当玄奘将高昌王亲笔信和礼物呈给可汗后，可汗大喜，请玄奘先至可汗衙所安住，自己两三日猎毕即归。三日后，可汗回到衙所，坐在金碧辉煌的大帐中接见玄奘。当玄奘离帐三十多步时，可汗已出帐欢迎。可汗还特地为玄奘设一把铁交椅，铺上垫子请他坐下。随后设宴奏乐，引进西突厥达官贵人以及唐使者、高昌使者入座相陪，场面庄严肃穆。宴后，可汗请玄奘对众宣讲佛法，因此玄奘停留数日。可汗说：“印度气候炎热，不值得你去。”玄奘仍申诉西行求法的大志。可汗知道他意志坚定，于是相助。很快物色到一位通汉语和西域诸国语的青年，让他草拟了几份给各番国的书信，并护送玄奘到迦毕试国。
玄奘告别可汗，向西又行走了百余里地来到千泉，这里水流清澈见底，树叶繁茂，是可汗避暑的地方。又西行，经咀逻斯城，至白水城。由白水城向西南行走，中途经过簸赤建国、赭时国、率堵利瑟那国。玄奘他们又向西北进入了茫茫大沙漠，这里没有水草，只有看着那一堆堆遗留下的骨头继续前进，至飒秣建国。飒秣建国的国王和老百姓不信仰佛教，以放火为正经事，客人及僧人来这里投宿，每次都被放火烧跑了，不曾有客僧在这里停留住宿。玄奘初至，国王接待简慢。玄奘住宿后赞扬佛德，讲说天人因果，使国王皈依佛教，百姓中也纷纷信佛。
玄奘再向西南行到羯霜那国，之后进山，行三百余里始至铁门，后再至睹货罗国。玄奘他们又从睹货罗国继续向前走渡过缚刍河，来到活国，在此停留了一个多月，来到小王舍城参观了佛教的许多圣迹，并和当地僧人慧性研读小乘经典。由于锐末陀、胡实健国的国王盛情邀请，玄奘不得不前往。两国国王非常高兴，他们给玄奘许多金银财宝，但玄奘没有接受就返回了。
离开小王舍城后，南行入揭职国。翻过八大雪山，行过六百余里，才出了靓货罗境，入梵衍那国。梵衍那国东西长约两千里，处在雪山口中，道路艰难险阻，不亚于冰川沙漠之地，满天乌云，千里都是飞雪，几乎没有好天气。玄奘饱尝艰辛，才到都城。国王给予他殷勤的招待，还将其接进宫中供养。从都城向东南行，经过大雪山来到小川，经过十五天的行程方才出了该国的国境。接着遇到两天大雪，迷失道路。后经猎人指示，才翻越黑山到迦毕试国境。玄奘一到，国王与众僧出城一起相迎，遂在此停住一段时间。
玄奘离迦毕试国后向东越过黑岑，入北印度境。
玄奘从唐贞观元年（627年）离开长安，到达北印度已经是第二年夏天即将结束的时候，历经二十多个国家，跋涉一年之久。
玄奘到健陀罗国后，在都城布路沙布罗参观了许多佛教名胜，如城东北的佛缶本宝台，城外东南的高一百多尺的一棵菩提树，树下有四座如来佛像，菩提树侧边有一座高四百多尺的佛塔。他参观礼拜后，把高昌国王和叶护可汗赠送的金、银、绫、绢、衣服等赠给各大佛塔、大佛寺的寺僧们。
之后他又来到乌铎迦汉荼城，出了城向北翻山越岭进入乌仗那国，再南渡信度河至咀叉始罗国，又东南至僧诃补罗国，又行山路至乌刺尸国。更向东南渡铁桥，前行千余里，至迦湿弥罗国。这时已是贞观二年（628年）的冬季了。
玄奘一到这个国的国境，国王就派他的舅舅前来迎接玄奘。几天后，玄奘将到王城，国王亲自率领官员、僧侣等一千多人，纷纷出城欢迎，并请他乘坐大象进城，住在阁耶因陀寺。第二天玄奘又被国王请到王宫，国王又请来本国的佛学高僧十来个人，和玄奘一起住进了王宫。由国王供养。称法师不顾自己年老体虚，向玄奘讲授了小乘佛教的主要经典和“因明学”（逻辑学）、“声明学”
（音韵学）。国王还特意派了二十个佛门弟子帮助玄奘抄写佛经。玄奘在这儿用了两年的时间，刻苦背诵研究了该寺院收藏的佛教徒们第四次结集的三十万颂经论，将其全部熟悉掌握后，玄奘又开始了他新的旅程。
玄奘向西南跋山涉水至半笯嗟国，从此东行至遏罗阁补罗国，再东南下山渡水至瑜迦国。从监波国至瑜迦国，都属于北印度的国境，这里的风俗习惯十分骠烈，人们礼节少义气薄，骁勇善战，难免有些不良风气。玄奘从曷罗阁补罗国到瑜迦国巡礼时，还遇到了不小的麻烦。
当玄奘出遏罗阇补罗国后，两天后渡河至阁耶补罗城，中经奢羯罗城，到那罗僧诃城。再东行穿波罗者大森林时，玄奘突然遇到强盗五十多人，不但衣服全被抢劫，而且差点丧命。幸好池边有个水穴，玄奘才得以脱逃，并遇到一位耕地的婆罗门。婆罗门召集八十余百姓驱走了群贼，还救出了玄奘其余同伴。玄奘在村中一个人家投宿时，许多人因为丢失了财物而哭泣，只有玄奘脸上面带欢笑，并没有忧愁之状。大家对此感到奇怪，问他缘故，他坦然答道：“人生性命是最重要的，性命既存，区区衣食又何足惜！”说得大家转悲为喜。
在瑜迦国，玄奘还访问了一位传说七百岁的婆罗门。此人看上去不过三十余岁，形体魁梧高大，有渊博的知识。两人谈话十分投机，他得知玄奘遭遇劫匪，便号召大家敬施。玄奘也为他们讲经，说因果报应，大受欢迎。玄奘在此停留一月，他从婆罗门那里学到了《经百论》、《广百论》等书籍的有关知识。这位高寿的婆罗门是龙猛的弟子，亲得师传，将这些经文讲得十分透彻。
玄奘又东行到至那仆底国，在突舍萨那寺投宿，寺里面有位高僧名叫调伏光，他很有风度，着有《五蕴论释》、《唯识三十论释》。玄奘在此留居十四个月，随从学习《显宗论》、《对法论》、《理门论》等。接着，东北行至阁烂达罗国，在那迦办驮那寺投宿，用时四个月，向寺中高僧旃达罗伐摩学习《众事分毗婆沙论》。
从这里向东北长途跋涉，经过一些险恶的路途来到了屈露多国。又南行越山，渡河至设多图庐国。又到达西南的波里夜咀罗国，进入中印度境内。玄奘他们向东行走来到秣菟罗国，向东北行至萨他泥湿伐罗国。又东行至率禄勤那国，率禄勤那国东面临近恒河，北面靠着大山，阎牟那河从它边境中流过。沿河东行八百余里至恒河源，水味甘美，细沙随流。印度俗书称为“福水”：进入河水中洗澡，可以除去身上的罪恶，用水来漱口，可以免去祸患，在这条河中被淹死的人据说可以升天。因此男女百姓，常在河边集聚。国中有高僧名阁耶鞠多，精通佛法，玄奘于是在这里从冬天住到春天，直至听讲《经部毗婆沙》完毕。
这年晚春渡河来到秣底补罗国。该国有高僧名蜜多斯那，年九十，佛法高深。玄奘因此停留半春一夏，在此学了《辩真论》、《随发智论》等书。然后北行至婆罗吸摩补罗国，又到达东南的垩醯掣咀罗国。又南渡恒河，再西南至毗罗删孥国。行至东边的劫比他国。之后，顺恒河而下到达羯若鞠阁国。这个国家的国王就是戒日王，他信奉佛教非常虔诚，派人到处建造佛塔，雕塑佛像，兴建佛寺。仅曲女城就有一百多寺院，一万名僧尼。玄奘在跋达罗毗诃罗寺学习了三个月佛经。
然后，玄奘渡过恒河，再南行至阿瑜陀国。瞻仰完阿瑜陀国的名胜古迹，他立即与八十多人顺着恒河乘船东下。途中忽遇贼船拦截，将众人衣服脱光，搜求珍宝。这伙群盗信仰供奉突伽天神，每年秋天寻找外表端正、容貌较美之人，然后杀掉他，取其肉血来祭祀，以此来祈求福门降临。今见玄奘正合标准，相视而笑道：“我们祭祀节将到，正担心找不到好的祭祀的东西，这和尚生得这般好，杀了祭祀必会大吉大利。”随后便在岸边林中设立祭坛，准备在祭坛上杀了玄奘。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玄奘自知难逃此劫，闭目打坐，异常镇静，众贼目瞪口呆。同伴无法搭救，同声号哭。突然之间，到处起了黑风，沙尘满天飞，而且把树木都折断了，河水汹涌澎湃，浪花拍打着河岸。贼徒大惊失色，忙问玄奘同伴：“这是何人？”同伴们齐声回答是从中国来的大唐高僧，并说：“你们要杀他必遭神责，赶快忏悔吧！”这伙盗贼心里非常害怕，都叩头向他求饶。玄奘遂讲因果报应，劝他们改邪归正。这伙贼都将武器投入河中，把衣服归还原主，并接受五戒，欢欢喜喜告别而去。
此后，玄奘又开始周游印度，到处游览佛教圣迹。先东行渡恒河，再北行至阿耶穆怯国。从此东南行又渡恒河、阎牟那河，又向北到达钵罗耶伽国。从钵罗耶伽国向西南行走进入森林，凶恶的猛兽、野象经常在此出没。又来到懦赏弥国。又东行至鞞索迦国。继续东行，玄奘等人在室罗伏悉底国参观了释迦牟尼生前长住的祗洹精舍，在劫比罗窣国的古迦比罗卫城，瞻仰了释迦牟尼父亲净饭王的正殿、释迦牟尼诞生处，在婆罗尼斯国参拜了释迦牟尼成道后首先说法的鹿野苑和释迦牟尼的洗衣池、浴池。从此东南行至劫比罗伐率堵国。再东行荒林至蓝摩国。后又至拘尸那揭罗国。再入大森林行至婆罗驰斯国。顺流而上东行至战主国。又东北渡恒河至吠舍厘国。又至摩揭陀国。该国有五十余所寺院，万余僧人，是大乘佛学的中心，圣迹很多。玄奘先在无忧王原来的城堡遗址参观圣迹，七天才观看完。又西南行六七日至底罗磔加寺，寺中僧人纷纷出来迎接。离寺南行到菩提树，如来就坐在此树下成无上等觉。这菩提树树叶发黄，茎发白，枝叶青润，秋天冬天都不凋落。
只有到了如来涅盘的日子树叶会突然落光，经过一晚上又长得跟先前一样。每到此日，诸国王和臣僚们共集树下以乳灌洗，将落叶全部收集好。
玄奘巡礼圣迹到此处，瞻仰慈氏菩萨所作成道时像以及菩提树，不觉五体投地，自伤自叹，眼泪满眶。在此停留八九日，然后向那烂陀寺进发。那烂陀寺是印度最壮丽的佛教寺院，有八个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的大院，高高矗立于周围五十多所佛寺中，与之交相辉映，十分壮观。寺内住着四千多僧侣，再加上客居的僧人、俗人，总人数上万。这里也是当时印度文化的中心所在，有许多精通各项学术的学者，他们藏着不少大小乘经典，以及声明学、因明学、天文、医药、地理、技艺等书籍。主持这个寺院的是戒贤法师，已经一百多岁了，是印度当时德高望重的权威学者。
那烂陀寺的僧众热烈欢迎远道而来的中国和尚玄奘来此留学。玄奘到达的那天，有两百多名那烂陀寺僧人和一千多名百姓，捧着香和花来到路上迎接。在大家的赞叹中，玄奘进入了那烂陀寺。
在那烂陀寺，玄奘和大家一一敬礼相见，然后在众人的簇拥下，按照寺内的规矩，先去拜见了戒贤法师，并拜戒贤为师。戒贤法师很客气地请他坐下，询问他从何方而来。玄奘回答说：“弟子玄奘从中国来，想要以正法藏为老师，请求教诲指点。”“正法藏”是戒贤法师的尊称，“正法”即佛法，“藏”为包含万有的意思，合起来就是指对佛教经典全部通晓的大师。
戒贤法师十分高兴，又问了玄奘几个问题，玄奘都作了详尽而又正确的回答。师徒二人谈得很投机。原来，佛教经典包括律、经、论三个方面，又称为“三藏”。在那烂陀寺的四千多个和尚中，精通二十部律、经、论的，有一千多人；精通三十部的有五百多人；精通五十部的只有九名，这些人可称为“三藏法师”。那烂陀寺是印度佛教的中心，按照教规，除了正法藏戒贤法师外，还应拥有十名三藏法师，可是这个愿望一直没有能实现，它成了戒贤法师的一桩心事。
现在，玄奘来了，他是精通五十部以上律、经、论的高僧，可以当之无愧地获“三藏法师”的称号。这样，那烂陀的“三藏法师”的人数就符合教规要求了。
戒贤法师因为这个而十分高兴。
戒贤法师对玄奘的期望很大，不仅勉励他在学问上精益求精，在生活上也像招待上宾一样对待他。每天供应他担步罗果一百二十枚、豆菀二十颗、槟榔子二十颗，龙脑香一两；并供给“大人米”一升。“大人米”是这里的特产，做饭香鲜，米粒特别大，平时只供国王和最有成就的学者食用。另外法师还拨给他一名侍者，一名婆罗门，帮助玄奘料理琐碎的事务。他出去可以坐一种装在象身上的轿子。
玄奘在寺中住下后，先到南部五舍城一带短时间地寻访佛教圣迹。礼毕后返回，请戒贤法师讲《瑜伽论》。戒贤法师破例为玄奘开讲，同听者数千人，前后十五个月才讲完。玄奘在寺，听了三遍《瑜伽论》，一遍《顺正理》，一遍《显扬》，一遍《对法》，《因明》、《集量》、《声明》等论各两遍，《中》、《百》两论各三遍。其他如《婆沙》、《俱舍》、《六足》、《阿毗昙》等曾在迦湿弥罗诸国听过，在此仅提出问题，请戒贤解答。
玄奘留学那烂陀寺一年余，兼学婆罗门书，深通大小乘学，声誉鹊起。但他学而不厌，打算再游历南印度许多国家，进一步求得真经。于是前往伊烂孥钵伐多国。国中有两位高僧，一名师子忍，一名如来密。他们都精通《萨婆多》部。玄奘遂留学一年，研读《毗婆沙》、《顺正理》等。从此东行至瞻波国。又行至羯朱咀祗罗国。又东渡恒河，至奔那伐弹那国。往东到达迦摩缕波国。一路寻礼圣迹。
随后又东南行至羯罗孥苏伐剌那国，此时已经到达东印度境。玄奘他们又向东南行至临近大海的三摩怛吒国。再西行至耽摩粟底国。从此西南行至乌荼国。
又向西南行走来到恭御陀国，后又入大荒林来到羯棱伽国，到了南印度境。从此西北行至侨萨罗国，又重新回到中印度境内。该国有位婆罗门善解因明（即逻辑学），玄奘在此停留了一段时间，阅读了《集量论》。
之后，入大森林向东南行又至南印度境的索达罗国。又南行至驮那羯磔迦国。玄奘在驮那羯磔迦国遇到了两名僧人，一个名叫苏部底，一个名叫苏利耶，都精通大众部三藏。遂留居数月，学《大众部》、《根本阿毗达磨》等论。他们也从玄奘那里学到了大乘诸论。
从此西行至珠利耶国。又南经大森林至达罗毗荼国。继而又朝西北方向行走，来到荼建那补罗国。又西北经大林猛兽荒野，至摩诃刺陀国。又西北渡河行至跋禄羯咕婆国。又向西北行走来到阿吒厘国，后来到契吒国，再北行到腊毗国，然后又达阿难陀补罗国，进入了西印度国境。又西北行至苏剌佗国。又东北行至瞿折罗国，又东南行至邬阁衍那国，重新回到南印度境内。从此东行至掷枳陀国。又折而北行至摩醯湿伐罗补罗国，又返回中印度地域。从此又西返苏剌佬国，再西至阿点婆翅罗国，又西北行至狼揭罗国。狼揭罗国濒临大海为西印度西部边境。
随后东北行至臂多势罗国。又行至阿舆荼国。又东行至信度国。又东行渡河至茂罗三部卢国。随后到达钵伐多国，进入北印度境的。此国有几位高僧，玄奘因此留下来在这里住了整整两年，学习了“正量部”《根本阿毗达磨》、《摄正法论》、《教实论》等。
玄奘四处游学，遍及印度东南西北数十个国家，每到一个地方，便参观名胜古迹，参拜名师虚心向他们请教。在贞观十二年（638年）冬又回到那烂陀寺。
他参见戒贤法师后，得知在那烂陀寺西边不远底罗择迦寺，有一僧名般若跋陀罗，精通“一切有部”和《声明》、《因明》等，于是就去请求解答疑难问题，在这里留下住了两个月。随后又往杖林山居士胜军论师处，从学《意义理论》、《唯识决择论》、《不住涅桨论》、《成无畏论》、《十二因缘论》、《庄严经论》，并且问及《瑜伽》、《因明》等疑义。从开始学到学完用了两年的时间。
课程学毕，再度回到那烂陀寺。
这时的玄奘对佛学各派已能做到融会贯通，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戒贤亲命他为众人讲《唯识决择论》、《摄大乘论》。此前寺内高僧师子光已为众人讲《百》、《中》论，对发挥“非空不空”的《瑜伽论》颇加指摘。玄奘认为圣人立的教义等应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说，但这并不自相矛盾；后人不能明白其中的内涵，以至于有争议，这是流传中讲授有错，并不是佛旨有错误。为了阐明此理，他数次前往诘难。师子光无法回答他的问题，于是原听师子光讲法的都归附到玄奘这边来了。玄奘为和会二宗所言，相互不违背，遂着《会宗论》三千颂。《会宗论》写完后，给戒贤以及众僧看，没有不称赞写得好的。师子光惭愧已极，另找东印度一位同学名叫旃陀罗僧诃来相辩难，希望能将羞辱洗刷。哪知这位老同学到后，慑于玄奘大名，竟默然不敢发问。玄奘声誉传播得越来越远，他被公认为当时佛学界的权威人士。
戒日王征服了印度的五部，他既是中印度的英主，又是那烂陀寺的护法。有一次他亲征恭御陀国，经过乌荼国，该国信仰小乘佛教。该国僧人见戒日王后攻击那烂陀寺的大乘教是空华外道，并呈上《破大乘论》七百颂。这部经是南印度王般若鞠多着的。僧人还说：“我宗如是，大乘岂能难破一字！”戒日信仰大乘教，斥责他们是井底之蛙，见识浅，只知墨白那愚蠢的宗教。小乘僧徒不服，请戒日召集两派讨论真正的佛法是谁。戒日王于是给戒贤法师写了封信，请他选几人到乌荼国辩论。戒贤挑选了海慧、智光、师子光和玄奘前往。但这前面三个人心存胆怯。玄奘道：“小乘部三藏，我在本国及入迦湿弥以来，已经全部通晓， 他们不可能攻破大乘，愿诸位无须烦忧。”海慧三人听完玄奘的话，于是转忧为喜。正要出发，戒日王又来书，请稍待再说。
当时有一个婆罗门，在那烂陀寺门口挂了自己写的十余条理论，并且狂妄地宣称：“如果有人能驳倒我一条，我甘愿自断头颈。”几天以后，仍然没有人可以驳斥这些理论。玄奘请戒贤法师等作证人，和那个婆罗门辩论。结果，那个婆罗门被玄奘驳得哑口无言，不得不低头认输，请玄奘按照约定来办此事。玄奘说：“和尚不杀人，你就在我身边做些杂务吧！”
此后，玄奘为赴乌荼国辩论，在研读《破大乘论》的过程中发现几处疑问，于是便问在身边做杂务的婆罗门是否听过《破大乘论》，那人答道听过五遍。玄奘欲令他讲解，但婆罗门说：“现在我是服侍你的奴仆，怎敢给尊师讲解。”玄奘道：“这是外宗，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你但说无妨。”婆罗门恐怕被外人听见污辱了玄奘的名声，便要求玄奘夜深人静时独自听他讲解，玄奘答应了，于是夜里斥退诸人，令婆罗门讲了一遍，便明白了其中的精华所在。遂寻书中谬处，申大乘义批驳，着《破恶见论》一千六百颂。拿给戒贤法师并给僧人们宣讲，众人无不称赞说：“如此精详，何敌不摧！”玄奘随后对婆罗门说：“你辩论失败沦为奴仆，受到的耻辱已经够多的了，现在我打算让你回去，随便你到哪个地方。”婆罗门满心欢喜地告辞，往东印度迦摩缕波国，对鸠摩罗王讲述玄奘是如何的有学问。
紧接着鸠摩罗王派使者给戒贤送书，请玄奘来国讲法。戒贤考虑到戒日王原令去乌荼国辩论，于是委婉拒绝。就这样，三派使者来请玄奘均遭到拒绝，鸠摩罗王非常生气，想用武力威胁逼其就范。戒贤法师恐兴动干戈，就让玄奘随使者前往。玄奘到来后，非常受人们欢迎，国王请他在宫中住下。玄奘在此国宣讲佛法，破除邪说，并为回答国王“佛功德”问，着《三身论》三百颂。
一个多月后，戒日王远征回来后，一听说玄奘在鸠摩罗王那里，于是派使者接玄奘回来。鸠摩罗王当即准备象车两万乘，船三万艘，浩浩荡荡，亲自将玄奘送到戒日王那里。途中经过了羯朱嗢祗罗国。不久以后，鸠摩罗王将玄奘安置在准备好的恒河北岸的行宫中，然后与大臣们渡河到河南岸拜见戒日王。戒日王见玄奘心切，当天晚上初更天就渡河前往。戒日王见面后首先向玄奘行了足下顶 礼，然后散着香华，并致颂辞。礼毕，戒日王问道：“我听说你们国家有《秦王破阵乐》这首歌舞曲，不知道秦王是个怎样的人，有什么功德值得如此赞颂？”
玄奘于是陈述唐太宗圣明英武，除暴平乱，平定天下。戒日王也深表赞许，并且邀请玄奘第二天来宫中讲法。
第二天一早，戒日王先派使者来迎接玄奘和鸠摩罗王一同前去，后戒日王亲自出来迎接。礼毕，戒日王索观《制恶见论》后，赞叹不已。接着，玄奘敞开心怀大谈大乘教、小乘教的利与弊。戒日王妹妹也非常专注地听讲。这时，戒日王提出在曲女城召开一次大会。
戒日王下令要印度各国通晓经典义的僧俗，在都城集会，聆听中国学者的演讲。
唐贞观十六年（642年）十二月，在曲女城召开法会，精通大小乘经的三千多个高僧、那烂陀寺的两千多僧众以及两千多婆罗门教和其他宗教的教徒聚集在一起。这是印度学术界规模空前的大聚会。
玄奘任大会主讲，主要宣讲的是《大乘论》，玄奘还在会场门口悬挂了他亲自写的《制恶见论》，向与会者宣布自己的观点。可是，公布之后，从早到晚，无人与之论辩。大会连续举行了十八天，玄奘精彩的论述把众人完全吸引住了，一直没有什么人对他的讲解提出异议。在大会结束的时候，戒日王送给他金钱一万、银钱三万、上等僧衣一百领，他都没有接受。
按照印度的习俗，凡是辩论胜利的人就有资格骑着大象游行。于是戒日王请玄奘乘坐一匹装饰得十分华丽的大象，以此来表彰玄奘法师以义服人，论述精妙。玄奘再三谦让不过，只好乘上大象。大家将他的袈裟掀开，向群众宣扬：
“中国法师发扬大乘教义，打破一切异见，在这次法会当中，没有一个人敢于出面辩论，普天下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件事！”当时人们情绪高涨非常高兴，争相给玄奘赠送荣誉。大家烧香散花，法会在众人热情的欢呼声中结束。从此，玄奘名震印度，无论哪一学派的人都对他十分钦佩。
接着，玄奘应戒日王之邀光临五年一度、为期七十五日的无遮大会，这是一种规模庞大的布施活动。他们一行来到设在钵罗耶迦国的大施场。到达的僧俗人达到五十多万。戒日王身后跟随着从曲女城赶来的十八国国王，他们也来到这里，经过八轮施舍，戒日王将五年来府库积蓄施舍得干干净净，就连他自己身上的衣服、璎珞、耳珰、臂钏等也施舍出去，然后向妹妹讨来粗布衣穿上，向十方诸佛进行礼拜，并发表“藏富于民”的讲演。最后，再由诸国王用金银财宝，赎回戒日王所施舍出去的服装及装饰物，转而献给他，以表示对他的敬意。
参加完无遮大会，已到五月中旬了，于是玄奘想告辞回国。戒日王和鸠摩罗王殷勤劝留。玄奘向两王反复诉说这一路上路途遥远，为求真法历经千险，最后说服了两王。启程时两王送大量金钱和宝物，玄奘一一拒绝，只留戒日王施给的大象和鸠摩罗王所施的一件曷刺厘帔，用于途中防雨。互相告别之后，两王和众人又为他送了数十里路程，这才挥泪告辞。
玄奘先将经像等托付给印度王乌地军，由他慢慢地载着经像前行。后戒日王又托乌地王带上金钱两千、银钱一万、大象一头，供玄奘作路费。才离别三日，戒日王和鸠摩罗王、跋吒王各带着数百名人马，又来送别，依依不舍。临走时派达官四人带着写在素毡上用红尼封印的文书，发送给沿途的各个国家，并让他们骑马护送玄奘，直到中国的边境。
玄奘回国的路线是：离钵罗耶那国后，中途路过侨赏弥国、毗罗删孥都城等到达阁兰达国，这是北印度王都。到本国后，乌地王另派人引送玄奘到僧诃补罗国。
北方的百余僧人和玄奘同行，携带着经像，又到了嗢叉尸罗国。当继续北下到达信度河时，忽然风波乱起，船身几乎被淹没，五十夹经本失去。正在乌铎迦毕汉荼城的迦毕试王听到这个消息，亲自来到河边慰问，并帮助补全遗失经本。
这以后向西北到达兰波国、阿薄健国、漕矩吒国，向南到代刺孥国，向北行至佛粟氏萨傥那国，向东到达迦毕试国，接着又穿过雪山，经历的苦难并不比来的时候少。后到达安怛罗缚婆国，又向西北行至活国，向东经过瞢健国、口四摩咀罗国、钵铎创那国。从此入葱岭，从东南又经过淫薄健国、屈浪阇国。又向东北行至达摩悉铁帝国，再东行便到波迹罗川。从此向东，登山履雪至蝎盘陀国。离开葱岭至乌锻国。从此北行至怯沙国，到达东南的斫句迦。继续东行至瞿萨旦那国，即于阗。于阗国王极力挽留玄奘，他只好又在那里住了七个多月，在闲余时为当地众僧讲经说法。同时向唐政府请示行止。唐太宗知道后马上派人给玄奘送来亲笔信，信中写道：“得知您将从西边取经归来，我非常高兴。非常期待与法师能够早日会面。外国懂得梵文和佛教经义的人也可让他们到中国来。于阗等地已经派人马护送法师，我已经命令敦煌、鄯善等地的官员迎接法师。”玄奘得到敕令后立即出发，但进入大唐境内又是十分困难，从东面的媲摩城，到沙漠中的尼壤城，又至诅诛、旧楼兰地，可谓一路艰辛。到了沙洲，玄奘上书唐太宗，因唐太宗当时在洛阳，就命宰相房玄龄派人迎接。
唐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二十四日，玄奘经过十七年，往返五万多里后，终于重新回到唐都长安。他出国时年方二十几岁，返回时已是一个头发斑白、历经风霜的四十五岁老者了。玄奘进城那天，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长安令李乾佑、大将军侯莫陈实迎接。他从西域带回如来肉舍利一百五十粒、金佛像一尊，拟摩揭陀国前正觉山龙窟留影金佛像一尊。拟侨赏弥国出爱王思慕如来刻擅写真像刻檀佛像一尊，拟婆罗尼斯国鹿野苑初转法轮像刻檀佛像一尊，拟劫比他国如来自天宫下降宝阶像银佛像一尊，拟摩揭陀国鹫峰山说《法华》等经金佛像一尊，拟吠舍厘国巡城行化刻檀像等，拟那揭罗曷国伏毒龙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尊，另外还带回大量经卷，其中包括《大乘经》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论》一百九十二部，《大众部》经律论一十五部，《上座部》经律论一十四部，《三弥底部》经律论一十五部，《弥沙塞部》经律论二十二部，《法密部》经律论四十二部，《迦叶臂耶部》一十七部，《说一切有部》经律论六十七部，《因明论》三十六部，《声论》一十三部。
共记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用二十匹马驮回。玄奘到达长安，唐太宗早已颁告各寺院准备迎接，只见寺院处处悬灯结彩，挂满宝帐、幡等物品，场面可谓盛大，另把新到的经、像安置于弘福寺内。二十五日这一天，在朱雀街两侧排满幢盖、幡帐、宝舆、宝案，一派富丽堂皇的景象。驮经、像的马匹前梵乐齐鸣，后拥薰炉，烟雾弥漫，众僧尼整服随行。从朱雀街到弘福寺门前数十里间，人山人海，接踵摩肩，文武官员，寻常百姓都站在道路两旁瞻仰。
二月，唐太宗在洛阳接见了玄奘。太宗赞他舍身求法，惠利苍生，并询问沿途所见的物产风俗、山川气象、佛教圣迹，以及张骞未见、《汉书》未记的种种问题。玄奘一一作答，深得太宗喜爱。于是太宗主持编写《大唐西域记》一书。
随后，玄奘请求太宗帮助翻译从西域请得的梵本佛经。太宗一口答应了他的请求，安置玄奘在长安弘福寺译经，并以巨资征选各方得道高僧，组成一个以玄奘为中心的译经班子，可谓人才济济。唐太宗也不吝啬，物资供给极为丰富。
译经的工作从贞观十九年（645年）五月正式开始。玄奘手持《贝叶经》，开讲经文，带头创译《佛地经》、《大菩萨藏经》、《六门陀罗尼经》、《显扬圣教论》。然后又翻译了许多经卷，如《大乘阿毗达摩杂集论》、《瑜伽师地论》、《因明入正理论》、《解深密经》、《大乘五蕴论》、《能断金刚般若经》、《缘起圣道经》、《摄大乘论》、《百法明门论》、《唯识三十论》。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大慈恩寺建成后，玄奘主持寺务，移到新建成的大慈恩寺译经。又翻译《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受持七佛名号所生功德经》、《阿毗达摩俱舍论》、《大乘成业论》、《顺正理论》、《难提密多罗所说法经住记》、《陀罗尼》、《显无边佛士功德经》、《因明正理门论》、《瑜伽师地论释》。玄奘专心翻译，每日给自己制定需要完成的任务，若白天有事，必夜间赶出。常常废寝忘食，有时写到半夜才停笔，有时三更时小睡一会儿，五更又起来诵经，用朱笔点定，并安排次日翻译。每日黄昏，还要抽出二时讲新经论，答各方僧人疑难。由于过度辛劳，使他于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一度病倒。玄奘病愈后，在高宗的关照下，居洛阳积翠宫休养，后又移居长安西明寺减少俗事应酬。无论居住何处，玄奘都译经不辍。又译了《大毗婆娑论》、《阿毗达摩》、《发智论》、《集异门足论》、《品类足论》、《大般若经》等等。在玄奘之前主要译师都是西域人或印度人，从未有中国人，玄奘是第一位精通印度多种语言的中国大译师。在某种意义上说，玄奘大师创造了总结性的成就，开创了中国译经史的新局面。因此，要论在佛籍翻译史上取得最高成就之人，首推玄奘大师。
玄奘的佛学造诣全面精深，文化素养极高，译书文采斐然；玄奘译经由众多高僧大才相辅，因而使他的译文更加凝练精美，既保持了西域的特有文貌，又充分显示了汉文的古典优雅，可谓翻译史上的“绝唱”。
玄奘对佛教极有研究，又精通中文、梵文，同时忠于事业，所译的佛经不仅准确，而且文章词藻恰如其分，在中国翻译史上写下了划时代的一页。他的翻译方法，在直译的同时配合意译，既不损原意，又便于读者了解，佛经的“新译”时期自此开始。他极为认真严谨地对待翻译，在翻译某一部作品之前，总要先把这部作品不同的本子搜罗齐备，认真仔细地进行校勘，使译本更加完善。对已有译本的，他如要再译，就认真地参考旧译，取舍得当，并尽量吸收旧译的可取之处。集体翻译的方法也被玄奘所采用，他邀请国内有学问的高僧，根据各人所长、分工合作，由众人合力完成佛经的翻译。玄奘就这样坚持工作了十九年，直到逝世。在十九年中间，他平均每年译经七十卷。而最后四年之间，提高到年译一百七十卷之多。他在去世前一年冬天，完成了我国佛教经典中卷帙最大的《大般若经》六百卷。在十九年的工作后，玄奘共译经论七十四部，一千三百六十五卷。玄奘无疑是我国翻译史上的不朽巨匠。
在翻译佛经之余，玄奘还完成了一部《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这部书记载了在十多年旅行中，玄奘所经历的一百一十个国家和所传闻的二十八个国家，一共一百三十八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风土人情、物产情况、宗教信仰等等。他的弟子辩机根据玄奘口述进行记录。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部影响很大的书籍，是记载中亚细亚、巴基斯坦和印度古代历史、地理的最详实的书籍。该书文字生动流畅，使人读了之后有身临其境之感。近百年来，该书先后被译成英、德、法、日、俄等文字，并且出现了不少专门研究这部书的专家学者。它对于研究整理公元7世纪时中亚和印度的模糊不清的历史地理起了很大的作用。考古学者根据书中的记载，探查挖掘出阿旃陀的石窟、鹿野苑的古刹、那烂陀寺的遗迹，更有力地证明了《大唐西域记》的可靠之处。
《老子》也被玄奘翻译成梵文，介绍给印度。他又把印度已失传的《大乘起信论》还译为梵文，印度的古代经典着作得以保存下来。玄奘的《成唯识论》反映了他的主要佛学思想。这部书解释了《唯识三十颂》，是玄奘融合唯识十家而作。
从佛学渊源上讲，唯识宗出于古印度大乘佛教的瑜伽行派，唯识宗因主张“万法唯识”而得名。唯识宗的创立者是玄奘及其嫡传弟子窥基，所依经典有《瑜伽师地论》、《解深密经》等六经十一论，《成唯识论》是其代表着作。
唯识宗的基本思想内容包含三个方面：（1）“阿赖耶识”论和“种子”说；（2）“五位百法”说；（3）“四分”说与“三自性”论。
玄奘照搬古印度大乘佛教的瑜伽行派形成了唯识宗这个佛教宗派，与唐王朝的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缺乏长期生存的土壤。玄奘初创，窥基使其进入全盛，但之后便迅速衰微下去。
麟德元年（664年）二月初五，这一学究天人、行迈古人、朝野共仰、中外同 钦的一代伟大学者于玉华寺圆寂。这一消息传出后，唐高宗为之流涕，文武百官为之痛哭，僧侣为之奔走哀号，全国上下识经之人无不顿足心伤。四月十四日，玄奘大师在终南山下白鹿原安葬时，前来为他送葬的有长安周围五百里内百余万人，三万余人挂孝宿于墓旁。至总章二年，（669年）四月初八，诏旨徙葬于樊川北原，营建塔宇。迁殡之际，众人哀恸，就像他刚刚圆寂之时。可称生荣死哀，空前绝后。至于玄奘为佛学献身的精神和伟大的成就，一直是后人的典范。
名家回眸
梁启超说：从古至今，不但中国人译外国书，没有谁比玄奘多、比玄奘好，就是拿全世界人来比较，译书最多的恐怕也没有人在他之上。法相宗的创造者是玄奘，翻译佛教经典最好最多的是玄奘，提倡佛教最用力的是玄奘。中国的佛教，或只举一人作代表，我怕除了玄奘，再难找到第二个人。只有伟大的时代才能诞生这样伟大的人物。
在古代中国，“盛世修书”一贯被视为国家富强、文明昌盛的重要标志，而玄奘大师西行求法、“盛世译经”的壮举，又何尝不是为贞观时代添加了一笔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又何尝不是从宗教和文化的层面彰显了大唐王朝的盛世荣光。
健全法制带来执法严明好风气
贞观十一年（637年）正月，房玄龄等受诏定律令，成《贞观律》。
唐太宗即位后，在与群臣讨论治国之道时，就确立了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的“仁政”，把隋末严刑酷法、恣意杀戮的暴政全部废除，而体现在立法原则上就是宽法慎刑。唐初为了把隋末苛法滥刑的局面彻底改变，制定了《武德律》，大致上以开皇年间律法为蓝本，而删其苛细。贞观元年（627年），太宗又命长 孙无忌、房玄龄等，本着“意在宽平”的精神，加以删除重新制定。贞观十一年（637年）书成，定律五百条，共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贞观律》的刑罚比《隋律》有所减轻，如去掉了死刑九十二条，删去流放之刑，添加的徒刑有七十一条，其他改减轻从简的也很多，体现了唐太宗“用法重要在于宽简”的法律思想，从而把唐朝法律的基本面貌奠定下来。此外，《贞观律》又定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条，七百条格和式。令是国家的政令和制度，格是文武百官职权的范围，式是各政务和事务部门的工作章程。律、令、格、式的各项具体规定，是一条量刑的准则，凡是违犯律、令、格、式的，一律按此处置。
不久，唐太宗又想将肉刑革除。他对大臣们说：“前代很久不施用肉刑，今天增加断人右趾的律文是十分不妥当的。”谏议大夫王珪认为：“古代以肉刑为轻罪，今陛下对被判死罪的人施以怜悯，才将本当死刑改为断趾。这些人能死里脱生，虽失一足也感陛下恩德。况且，让别人看见，也能引以为戒。”太宗还是觉得不大合适，又和萧瑀、陈叔达讨论此事。这两个人的观点与王硅相同。贞观元年（627年），蜀王府法曹参军裴弘献上奏，把四十余件不便治国的事指出来。太宗令之与房玄龄进一步删改律令。他们上奏认为，古代刖刑是五刑之一。后废肉刑，五刑改为死、流、徒、杖、笞。今再设刖足，便成了六刑。设去绞刑的律文是为了宽宏，而增此刑又加繁峻，不符合立法宽减的精神。太宗又让其与八座共同商定奏闻，终于决定废除断趾，改换成流放三千里，另加劳役两年。
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见《明堂孔穴图》中五脏都附于背，叹道：
“笞刑是五刑之中最轻的，但有许多人却因为受这种刑罚而死亡。古代帝王不明白其中道理，是非常可悲的！”于是下诏不许鞭打犯人后背。此外，为了防止在刑具上作手脚以徇情，还明文规定了扭、枷、钳、锁的长短粗细尺寸。
唐太宗强调的立法总原则是慎刑宽法，在此基础上他还注重立法的相对稳定性和简明划一性。三月初八，太宗考察囚犯的罪过记录。有个叫刘恭的犯人，脖颈上刻有“胜”字，自称“一定能够在天下取胜”，因此入狱。太宗说：“如果上天要助他兴起，朕是除不掉他的；假如没有天命照应，刻有‘胜’字又有什么用！”于是把刘恭释放了。贞观十年（636年），太宗对大臣们说：“国家法令必须简明，不能几种律文定出一条罪。格式太多，官员不能尽记，奸小之人就会钻空子：想徇私轻判就援引轻条，想报私仇就判以重罪。因此，一定要谨慎地定出每条律文，不要出现这种弊病。”次年，他又对大臣们说：“若法令不稳定，则人心多惑，无所适从，从中就会产生奸邪。”太宗还肯定了汉代萧何辅佐汉高祖制定的法律。这些立法原则的贯彻对量刑的准确性，防止贪官污吏舞弊破坏法制是十分有利的。唐太宗确立的立法原则不仅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而且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使贞观律令能够严格执行。太宗深知，如果立法者本身知法犯法，破坏法律制度，违法做事，法律定得再好，也不过是一纸空文。他曾说：“君主禁止别人为非作歹而对自己不加约束，就好像恶火燃烧，添柴止火，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还明确地表示：“法者，并不是朕一人的法，而是天下的法律制度。”因此，唐太宗很注意以身作则，尊重司法机关执法的权力，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一般不以自己的“占”来妨碍“法”的实施。唐太宗在执法守法方面的严格是有很多生动事例的。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就有一件棘手的司法案件发生。吏部尚书长孙无忌被召见驾，进入宫中时没有解下身佩的钢刀，监守阁门的校尉在出阁门后才发觉。当时，太宗叫大臣们讨论如何给两人定罪。宰相封德彝考虑到长孙无忌不仅是唐太宗的妻兄，而且唐太宗十分器重他，遂提出监门校尉不能及时察觉有人带刀入室，按照法律应当斩首；长孙无忌误带刀入宫是出于疏忽，应判徒刑两年，可用铜二十斤来赎罪。太宗刚答应，掌司法的大理少卿戴胄就提出了反驳的意见：“监门校尉没及时察觉是疏忽，长孙无忌也是由于疏忽失误而带刀入内。臣子对皇帝，不得称误。按刑律规定：‘供御饮食、汤药、舟船，误不如法者，皆死。’陛下如果念无忌功勋卓着，想特别开恩宽恕他，那是您的特殊权力；如果依法而断，罚铜一说，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太宗听后说道：“法不是朕一人之法，而是天下人都应遵守的法律。朕是不能因长孙无忌是皇亲国戚就破坏法律的。”于是叫大臣再议，封德彝仍坚持原来的意见，太宗正想批准封德彝提议的时候，戴胄再次反驳道：“监门校尉是因长孙无忌才导致犯罪，按照法律应该从轻罚处；若说失误，则情况相同，而定罪如此悬殊，臣实不敢苟 同。”唐太宗觉得有理，于是校尉的死罪得以免除。
法制的贯彻，很重要的一方面在于皇帝能否执法守法。如果皇帝不以身作则，那么大臣们要奉公守法就很难了。因此，唐太宗提倡守法，认为国家的法律是天下人共同遵守的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因此一切要以法为准。有一次侍御史张玄素弹劾乐蟠令叱奴骘盗官粮。太宗一怒之下，想要将其斩首。中书舍人张文瓘根据法律条文的规定认为不应当判死刑。太宗坚持道：“国家仓粮，事关重大，如不杀他，恐怕以后会有更多的人触犯此罪。”魏徵进谏说：“陛下立法，要与天下人共同遵守。今如果任意改变，人们必然认为可律外定罪，致使法律失效。况且盗官粮处死，如果有更大的犯罪事件，那怎样才能加重处置呢？”
一席话说得太宗心服口服，收回原来的成命，依法惩办了犯人。
贞观七年（633年），太宗第三子蜀王恪的岳父杨誉，仗势夺取奴婢，触犯律条。都官郎中薛仁方的职权之一就是审理关于奴婢的所有案件。因此，依法将杨誉拘留审查，但尚未定罪。杨誉的儿子为侍卫皇帝的千牛卫府的卫官，便在殿廷上告薛仁方非法拘留其父，并造谣说薛仁方凭着国戚的权利，搬弄是非。太宗听信一面之词，下令将薛仁方杖罚一百，撤其职务。魏徵极力反对道：“仁方既然担任职司，就一定会遵守国家法律，岂可妄加刑罚，以成外戚之私乎！”他还特别指出：“贵族国戚本来就很难处治，若您这次袒护他的错误，恐怕以后会起更多事端。洪水还未肆意横流，自己怎么可以毁掉堤防呢？”于是太宗取消了撤薛仁方职的原议。
国君要严格执法，关键在于能做到不徇私情，公正严明。唐太宗在这方面做得也较出色，他不仅从原则上强调“朕所以公治天下是因为法律是大家的而不是我个人的”，而且身体力行。贞观三年（629年）发生了一件事：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被撤职，并迫取赃物。他上书太宗，陈述自己原是秦王府的人，希望得到宽恕。唐太宗心有恻隐，想改变原决定，仍让他官复原职。魏徵立即谏阻，指出：“秦王幕府，旧人众多，假如每个都能得到您的私恩，会让好人害怕的。”
唐太宗点头称是。随后，他把庞相寿召来说道：“我为秦王时，只是一府之主，今居帝位，却是四海之主，不能袒护故旧，徇私枉法。大臣们提的意见很有道理，朕哪里敢违背呀！”于是赐给庞相寿一些绢帛，叫他另去谋生。这个贪官只得悄然退下。
贞观九年（635年），岷州都督高甄生因贻误军期，受到主将李靖的责罚。
他记下了这个仇恨，并诬告李靖谋反，事败被判处“减死徒边”。这时有人因为高甄生是秦王府旧功臣，请求宽大处理。唐太宗断然道：“高甄生在秦王府时的功劳诚不可忘。但理国守法，事须划一。他不听李靖劝告，又进行诬陷，此若宽免，法将如何执行！国家自太原起兵以来，很多人建立了卓越功勋，若高甄生获免，则有功之人都可犯法了。这就是不能赦免他的原因。”
先前房玄龄受诏修订律令，认为：“根据旧法，兄弟分了家，门庭荫庇就互不相干了，而谋反连坐时却都被处死；祖孙有荫亲，连坐时却只处以流刑。根据礼义，考虑人情，深觉有不妥之处。现在重新制定法令，祖孙和兄弟株连犯罪都要发配劳役。”太宗批准了。自此比照古代刑法，已去掉了一大半，全国上下拍手称快。房玄龄等人定律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减掉大辟九十二条，减流放为劳役七十一条，凡由复杂改为简单的，改重罪为轻罪的，数不胜数。又制定令一千五百九十多条。依照高祖旧制，在太学行释奠礼，让周公作为先圣，让孔子作为配补的从祀；房玄龄等人建议以孔子为圣，颜回配享取代祭祀周公。又删减武德以降敕格，确定留下七百条，还确定了枷、钳锁、杻、杖、笞等刑具，都有大小规格。
后来，为唐朝立下汗马功劳的党仁弘贪赃一百多万，罪该处死。太宗本想赦免他，但被群臣阻拦。太宗若有所悟，将党仁弘废黜为平民，流放钦州。说明了其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尽了维护法律尊严的职责。对宗室皇亲，唐太宗也不允许居于法律之上。为了预防子弟们破坏法度，他选择正直的官员做师傅，教训疏导各位王侯，若发现有违法行为，必须及时上奏，以便及时制止。其中严重的，也严惩不贷。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子反叛篡位。太宗姐姐长广公主之子、洋州刺史赵节，也想要和他一块儿谋反，按律当诛。长广公主的丈夫、中书令杨师道奉诏与长孙无忌等一块对承乾谋反案进行审理。杨师道私下为赵节求情，太宗立即将宰相杨师道罢为吏部尚书，停止其审理此案。长广公主见丈夫救不了自己的儿子，便亲自出面，伏在地上磕头不止，哭泣着替儿子认罪。太宗也泪流满面，但对姐姐说：“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以是负姐。”赵节与其他主谋，都要被诛杀。罢免姐夫、斩杀外甥，在情与法之间，太宗仍然不徇私情，严格执法，确实难能可贵！这也是他关于法律是全天下的制度，而非皇帝一人的思想的一个典型实证。这样唐太宗就恰当地处理了人情对法律的干扰。
对死刑的处理唐太宗特别慎重。贞观元年（627年）他就对大臣们郑重地说：“生命对于每个人都十分珍贵。自今以后，死罪都经中书、门下省四品以上官及尚书、九卿合议断定，这样就可以免除些冤枉案了。”据记载，贞观四年（630年），全国仅有二十九人判处死刑。
贞观五年（631年），张蕴古被任命为大理丞。有一个叫李好德的人患有疯病，“言涉妖妄”，诏令下狱。张蕴古却以为这个人疯癫是有证据的，不应治罪。
太宗遂准备宽赦，而张蕴古即向李好德通风报信，并与之“博戏”，被持书侍御史权万纪发现。太宗大怒，命令在东市将张蕴古斩首。过后，太宗对这件事非常后悔，对房玄龄说：“蕴古身为法官，与囚博戏，漏泄朕言，此亦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由于我当时怒不可遏，即令处置”，“遂即决之，岂是道理”。于是下诏：“凡是有判死刑当立即处决的，皆须五复奏。”从此，这便成为制度。用制度来制约自己的威权，确保皇帝能够恪守律令，这在古代帝王中实属罕见。
从《北魏律》到《隋律》，都有处决死囚需“三复奏”的条文。贞观五年（631年）十二月，唐太宗进一步完善死刑审批手续。他对大臣们说：“死刑事关重大，为了避免杀错人，所以规定了三复奏。以前一天就能上奏三次，使人无暇思考，没有什么实际效用。”于是规定，自今以后在京诸司奏决死囚要“五复奏”，即在处决前一日复奏两次，处决当天复奏三次；天下诸州三复奏。还规定，在门下省审核囚犯，有据法当死而情可宽恕的，要把奏闻记录下来。此外，为了突出审批案件的严肃性，唐太宗又规定行刑日宫中不奏乐曲，皇帝不食酒肉。
在处决张蕴古之际，大臣们竟没有任何人有异议。为记取这一教训，太宗还要求大臣经常提醒他以法治国。如对大理少卿戴胄说：“朕在执法方面有所失误，卿能够对其校正，朕又有什么担忧呢？”
全国最高的审判机关是大理寺，负责审理从刑部转来的各地疑案、死刑及中央百官的犯法案件。由于这一机构的职责关系着人的生死性命，从慎刑原则出发，唐太宗确立了大理寺官员必须精选的严格标准。戴胄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他不但性刚正且才华横溢，又精通律令。贞观元年（627年），他就被任命为大理少卿。戴胄任此官后，犯龙颜，执法令，他判的案子没有一件是冤案或滥杀无辜的，而工作效率极高，审讯时引用律文，下笔如有神。大理寺卿唐临也是一个典型。他在任万泉县丞时在执法方面就有很高威信。有一年，有十余名年轻犯人关押在县中监狱，到春末时，虽及时降雨，可家里的土地仍没有耕种。唐临请县令暂放他们出去，县令最初没答应，后因唐临挺身担保，县令才应允。他于是和犯人约定，必须在春耕结束后立即回到监狱，这些人深受感动果然按时返回。唐临被提升大理寺卿后依然秉公执法，量刑准确。唐太宗为了尽量避免冤狱，有时还亲自到大理寺查问被判死罪的囚犯有无冤屈。太宗在唐临刚任大理寺卿的时候，就亲自查访，发现前任官所判的十几名死囚都在大喊冤枉，而唐临判处的一名死囚却默默不语。太宗很是惊讶，因为见了皇帝畏死喊冤是一般现象，默默不语实属反常，所以就问他原因。这一死囚犯答道：“唐大人断我死罪，一定不会冤枉，所以甘愿服法。”太宗赞叹良久，自言自语地说：“判刑断案能够达到这样程度就好了。”随后，唐临被太宗提拔为御史大夫，还亲自给他写政绩评语为：
“形若死灰，心如铁石。”唐太宗选取大理寺的官员十分慎重，并加以鼓励，对公正执法的作用无疑是很大的。
唐太宗还吸取了前代刑讯拷掠造成冤案的教训，将刑讯制度加以完善。《贞观律·断狱律》中规定，审案时必须首先详察讯查，如果法官违法进行拷讯，要对其进行六十大板的刑事处分。并进一步对拷讯也作了限制：对囚犯进行拷打不得过三次，总数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超过他所犯法的数量；拷讯数满不承认罪状的，取保释放。此外，还规定法官滥用酷刑，拷打致死者，要以过失杀人量刑。体现唐太宗慎刑思想的这些法律条文，有力地减少了屈打成招、含冤而死的现象，是刑讯制度的进步。在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下，皇帝凭着一时的喜怒而践踏法律是常有的。唐太宗的政治生涯中也偶有出现。但难能可贵的是，他总能总结教训，公开悔过。这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唐太宗的执法慎刑的原则。
贞观元年（627年），太宗认为兵部郎中戴胄清正忠诚耿直，将他提升为大理寺少卿。当时很多候选官员都假冒门荫和资历，太宗命他们自省，否则就处死。没过几天，发觉了一些假冒资历的官员没有自省，太宗要杀掉他们，戴胄上奏道：“应当按照法律处以流刑。”太宗大怒：“你想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回答道：“敕令出于君主一时的感情用事，法律则是国家用来昭示天下人的最大信用。陛下所以要杀候选官员，是因为气愤他们的假冒，但是现在已知道这样做不适宜，再根据法律来裁断，这就是保全大的信用啊！”太宗说：“你能够这样执行法律，朕就不必再担忧了！”戴胄前后多次冒犯皇上而执行法律，奏答时口若悬河，太宗都采纳了他的意见，而使得国内没有冤案。
贞观二年（628年），交州都督李寿因贪污治罪，太宗因瀛州刺史卢祖尚廉平公直，才兼文武，招入朝，提升他为交州都督。卢祖尚开始满口答应，拜谢而出。随后，卢祖尚考虑到交州路途艰险，又称自己有病而不去任职。太宗派宰相杜如晦宣旨劝谕道：“匹夫犹重然诺，卿不应该答应了朕而又反悔！”祖尚不听。太宗再次面见，晓以道理，可卢祖尚仍然坚持己见。太宗不由大怒道：“我派人不行，如何执政！”在朝堂斩了祖尚。不久，他后悔量刑太重，对魏徵说：
“前时卢祖尚违背了臣子之道，可是朕杀他也实在是过于暴躁了。这是朕的过失。”于是，太宗追复了卢祖尚的官职，并根据制度将他的后代门荫受官。
唐太宗能执法慎刑，也带动起一批勇于执法的官员。有的为守法不怕触犯龙颜。如贞观初，鄃县令裴仁轨私下里违法奴役门夫，太宗大怒，要斩了他。殿中侍御史李乾佑谏道：“法令是陛下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现在仁轨犯了轻罪却要处之以极刑，这是刑罚不当；若此，则天下人手足无所措。臣身为司法官，就应该依法办事。”太宗醒悟，免裴仁轨死罪，并提升李乾佑的官职。
更值得一提的是崔仁师审理冤狱，不考虑个人得失。有一次，一起“谋逆”案件发生在青州，当地州、县滥肆逮捕，个个带上枷锁。有谁能够在严刑之下不招呢？于是死囚填满了监狱。太宗令殿中侍御史崔仁师去复核。到青州后，他一反原地方官吏的作法，将被捕犯人所带的枷锁除去，给以饮食，还让沐洗干净。
他以事实为依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后只将十余名魁首定罪，其余全部释放回家。复审结束后，崔仁师回京师奏闻。随后敕使受命前往处决犯人。这时大理少卿孙伏伽担心地对崔仁师道：“您平反了这么多人，但人情谁不贪生，恐那些死囚见同伴获免，不肯甘心，倒打一耙，您恐怕就有口难辩了。”崔仁师安然地答道：“凡治狱当以平恕为本，岂能为容身保位，明明知道他是冤案而不审理！
万一因本人才能不高，判案中出现失误，但能以我一人性命换十名囚犯之死，也心甘情愿。”孙伏伽听到这大义凛然的话，对其十分钦佩。而敕使到州再次审讯死囚时，死囚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崔公秉公执法，事无冤滥，情愿速死。”由于唐太宗执法慎刑，使他在执法方面威望极高。
贞观六年（632年）十二月，唐太宗将罪犯名单亲自过目，其中被判死罪的有三百九十人，一时动了怜悯之心，为了能让这些死囚和家人团聚一段时间，敕令将他们全部放出，定于次年秋季到京受刑。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年九月，这些暂时放出的死囚都如期来到朝堂，没有一个人逃走。太宗对他们的诚信十分感叹，便下令赦免了他们。这件事简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而它只能是公平执法的结果。
由于唐太宗时期的法制健全，皇帝执法如山，以身作则，一般官吏也能清正廉明，依法办事，所以贞观时期形成了执法严明的好风气。王公贵戚和豪族大姓也不敢违法乱纪，侵欺百姓。
名家回眸
清代律学家吉同钧说：“从春秋末期李悝制订第一部系统法典《法经》六篇起，自秦汉以迄明清，历朝历代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成文法典，其中《贞观律》承前启后对后世影响最大，最为后人所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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