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孤独的精神之塔

    迟子建散文集《假如鱼也生有翅膀》读很多年来，迟子建作为一名小说家颇受文坛重视和关注。但当我读完湖南文艺出版社总编室主任，责任编辑薛健先生寄来的《假如鱼也生有翅膀》的校样书稿后，我认为迟子建也是一个十分优秀的散文家。

    《假如鱼也生有翅膀》全书分六辑，共73篇散文。自序是一首《致爱人》的诗。“你离去了从此环绕我的河流就是两条了……”这凄伤优美的歌，仿佛以里尔克式痛苦召唤人性复归神性的语言，青铜般地唱起了序曲。我把她写在第一辑《春天最深切的怀念》里的篇章，视为通过语言而进行的一种很内在的心灵历险和疼痛。的确如此，迟子建在爱人出车祸去世后，经历了“最残酷、黑暗、绝情”的日子。那日子尽管悲痛，但迟子建是坚强的。为此，她有了对生命无常的更深切的感悟和对亲人刻骨铭心的怀念。当然除写爱人的篇章之外，迟子建在此书所涉及的题材颇广。其中有对童年生活的追忆，对出访国外的随想，对小动物的遐思，以及阅读札记和写给同行的印象记。通读全书，你会呼吸到一种大自然与作者和谐之美的气息。比如：《中国北极的天象》、《女人与花朵》、《鲁镇的黑夜与白天》等，既以女性独特的视角，阐述了自然万物的生长与变化，又道出了人在大自然中沧海—粟的哲理。

    迟子建是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她在写小说之余所写的散文，是真情的流露。读者很容易用心灵去感觉、触摸、沟通和接近一个真实的她。她是孤独的，又是安静的。她唯一的嗜好是创建精神之塔。她说：“创作是一种自我完善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消蚀的过程。我们要完善自己，因而不怕消蚀。”迟子建写作就是渴望一种生命的超越，一种整个人生境界的升华，一种寒冷中的燃烧。她的长篇小说《满洲国》是这样，这部《假如鱼也生有翅膀》也是这样。该书第二辑《时间怎样地行走》等22个短文，便是她写得非常有意思的文章。所谓“辞达而已矣”也。

    《会唱歌的火炉》是一篇描述作者少年时代，在大兴安岭度过的时光。它让读者跟随着他们姐弟三人，推着空车上山拉柴火。“那里生长着的鲜树，比如落叶松、白桦、樟子松是绝对不能砍伐的，可伐的树，只有枝桠纵横的柞树和青色的水冬瓜树。冬天的时候，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气温，是司空见惯的。”这篇散文以大兴安岭寒冷的冬天为背景，写出了在艰难生活中亲情的温暖。

    文中说在山里呆得时间久了，我和弟弟都觉得手脚发凉。父亲就会划拉一堆枝桠，为我们笼一堆火。洁白的雪地上，跳跃着一簇橘黄的火焰，那画面格外地美。我和弟弟就凑上去烤火。因为有了这团火，我和弟弟开始用棉花包裹着几个土豆藏到怀里，带到山里来，待父亲点起火后，我们就悄悄把土豆放到火中，当火熄灭后，土豆也熟了，我们就站在寒风中吃热腾腾、香喷喷的土豆。”也许正是因为小时候有这种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时光，迟子建的笔底便有了东北7x1景的苍茫与壮美。

    《木匠与画匠》是作者爱人去世后，装修新居时的随感。迟子建的散文大多与童年生活有关，这篇也不例外。她说：“童年的时候，我觉得木匠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我们那时用的家具，哪一个不是木匠亲手打出来的呢！想着木匠能让椅子长腿，能让桌子镶上抽屉，就觉得他们是有道理牛气的。”迟子建装修的新居我去过，很有艺术品位。那些从她家乡运来的樟子松软木，做着地板和家具。本色的喷漆，看上去干净清爽。迟子“置一建是懂得生活艺术的女人。

    她不仅文章写得好，画儿也画得好。在她家墙上的那几幅水粉画和油画，便是她的绘画作品。

    倘若你综观迟子建的这本散文集，你可以感受到人与自然风光的融融暖意，可以体会到一个艺术家、文学家或思想家的成就最终都是孤独所取得的成就。孤独的坚守，才能创造精神之塔。拿《庄子》的话形容，则是“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迟子建正是这样一个孤独的坚守者。因此在热闹的群体中，她特别醒目地拥有了她自己。

    2.写作时的习惯与氛围

    每一个写作者也许都有自己的写作习惯。尤其是写作女人，她们天生喜欢幽暗、喜欢在如洞穴般的屋子里点燃一盏昏黄的灯。然后在幽幽的阴郁氛围中，顿觉嘈杂错乱的世界已离她们远去。她们便心儿宁静，一种美好的写作感觉才会找到。这时候她们或倚靠床头，或伏案而写，都是一种久已养成的习惯。我的习惯是：案头必须有一杯沁人心脾的龙井茶，窗台上必须常年有一束红玫瑰。写作时喜欢穿舒适宽松的漂亮衣服，喜欢在耳后根抹点儿香水。香水仿佛是一帖清醒剂，它常使我思路清晰，感觉良好，一写就是一个下午。

    我常常反思自省，这些年我都写了些什么？我不能下罗里罗唆、唠唠叨叨写些轻飘飘的文字，我亦不能和尚敲木鱼般重复自己。那么，拓宽自己的写作疆域将是多么重要！作为一个作家，我所要面对的是挑战自己。于是我写了历史和建筑随笔《到莫干山看老别墅》，又写了长篇小说《夜上海》、《冷酷杀手》和《灵魂的舞蹈》。这些都是不同题材的尝试，使我对写作充满信心。可是我并不乐观，真正的写作是一种艰难的事，毎前进一步都不容易。

    写作的源泉来源于生活与爱，而爱与生活都不是一件容易事。生活是冷酷无情的，它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小说把它写成什么样子，它就成为什么样子了。我到过许多地方，在底层社会与工人、农民同呼吸共命运过，见过无数个坎坷命运的人，生活还有什么没有展示出来的？生与死、爱与恨、穷与富、善良与邪恶、忠诚与欺诈、高贵与卑贱等等，这些人生中的大问题，都有现成的规范和答案。然而写作者是美好的，也是充实的。我喜欢在我制造的写作氛围里，元气充盈地思考与写作。因为我不写作就会生病。我知道我只要离开写作几天，那几天心头便杂乱无序，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世界，整个人气馁、心虚和脆弱。所以思考与写作对我来说，必须是天天做的功课，这个功课至关重要，它能抵御俗世的侵袭，保持精神的独立和高贵。

    3.生活在书房

    莎士比亚说：“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书籍是阳光，照亮了人类的精神世界。所以，我最喜欢生活在书房里，就像农民生活在田野上，工人生活在车间里一样。书房是我唯一寻找美妙和谐的地方，也是我宁静自然，修心养性拒绝外面喧哗繁闹的世界的最好城堡。

    我常常重复地读我喜欢的那几位作家的书。米兰一昆德拉充满感性而美丽残酷的文字，使我梦幻般地隐现在辽阔的大海上，海洋的潮汐使我激动不已。然而在黄昏时分读博尔赫斯的书，更能让我陷入沉思中。我几乎相信，博尔赫斯把一切都写完了，可我们却仍然劲头十足地在写作。

    我曾愚蠢地认为，我读书是最多最勤奋的。这种误解许多时候使我感觉良好，自鸣得意。于是，我往往觉得那些创作太随意，太即兴式的作家作品，真是越来越多了。

    阅读是无穷无尽的。写作却是有限度的。一部重要的作品，需要扎扎实实的案头工作做后盾，才能深入到自己创造的瑰丽世界中去。不过，如今我们已进入了一个商品信息的时代，许多新鲜事物对作家的诱惑力都太多太新，成名成家的途径似乎像条条道路通罗马那样，一夜之间便名人荟萃了。当然成名不等于成功，成名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有时名气大的东西，并没有它独特的意义。

    里尔克说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生活在书房里，我肯定还会继续读许多书，或者写许多字。如果那些字能够像飞翔的鸽群那样在我的四周飞舞，那肯定是令我欣喜的壮观景象。因此，阅读、写作之于我，总是一种诱惑。而那诱感肯定让我还要再重读世界史和黑格尔、萨特、尼采的一些哲学著作。倘若有时间，还要再读读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

    一个作家写出令人叫绝的作品来，真是比什么都重要。不管你们信不信，我最喜欢生活在书房。

    4.南非作家库切与《耻》

    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与他的《耻》，是这些天读书界和文坛谈得最多的一件事和一本书。《耻》写于1999年，得过英国的布克奖。它受到世纪末和世纪初世界文坛的如此厚爱，在于深刻地涉及了现实社会中的诸多问题。比如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难以交流和理解。卢里教授与前妻因无法互相交流、理解而离婚。离了婚的卢里教授，通过中介公司找了一个可做他女儿的女人，每周四过一夜，过得很开心。然而有一天，卢里教授在大街上看见她带着两个男孩，感到很惊讶。于是他跟了过去，在目光交织的一瞬间，她很快躲避了他。这让卢里教授心里很不舒服。于是他雇侦探查出了她的住址和电话。电话打过去，他没想到她的回答是我不认识你。”卢里教授感到了一种失落，生活也随之变得乏味起来。他开始勾引和诱奸自己的学生梅拉妮。

    梅拉妮一度想认真对待这件事，但随着她男友的出现，事情败露了。卢里教授受到了学校的处理：

    认错或者离开。卢里选择了离开，到他乡下的女儿家中去度日。

    女儿是单身，雇着当地的一个工人，与黑人比邻而居。卢里渴望与女儿露西沟通、理解，花了不少精力和努力仍然归于失败。因为，女儿露西生活的环境充满着新的复杂的种族状况。雇工的亲戚（三个黑人，其中一个还是孩子）强奸了他的女儿露西。卢里要报案，但没人理他，连女儿也阻止他。卢里感到绝望，这时候雇工答应保护他的女儿，前提是要他女儿当他的小老婆。这是黑人向白人殖民者的报仇，他们的仇恨发泄在身为白人的露西身上，并非出于对露西个人的原因，而是一种种族的仇恨。黑人曾遭受白人殖民的残酷揉瞒，黑人对眼下白人的后代有一种刻骨的仇恨。所以，强奸过程是让黑人孩子看到如何向白人发泄仇恨的一种言传身教。

    《耻》中白人的地位沦落于斯，是打动白人世界和世界文坛的主要成功点。可怜的露西父亲，他要讨回公道已经很难。所有的苦果只能吞下去，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种族问题。库切的这部《耻》，有大学教授每周定时召妓之耻，有大学教授诱奸女学生丢掉教职之耻，有教授女儿在偏僻农村当农民自甘堕落之耻，有白人女子遭黑人强奸之耻，有昔日农场白人女主人如今却要接受昔日黑人帮工的保护并做他的小老婆之耻。所以，个人之耻、国家之耻和人类之耻在《耻》书中成了耻中耻，其内涵和寓意是颇为丰富的。它虽然不是一部给人以安慰的作品，但能给人以提高自信心。其行文中的偶然和出乎意料的场景，的确令人兴奋。应该说，《耻》是一部富有讽刺意味，又发自肺腑渴望读者理解而不是同情的小说。

    5.我与日本文学的缘分

    我自1979年开始订《世界文学》，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那时候我是个小女孩，还没有上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就是我了解世界文坛的最好信息窗口。那些最优秀的小说，我总是先在《世界文学》上读到它的全文与节选。然后若对某个作家有兴趣，再去图书馆找中译本或原版本。确切些说我与日本文学的缘分，最早缘于1979年第3期上刊登的井上靖的小说《斗牛》，由森村诚一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人的证明》，以及川端康成的散文《我在美丽的日本》。

    这三位作家的作品，仿佛是我进入日本文学的敲门砖。尤其是川端康成1968年12月10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的演讲散文《我在美丽的日本》。它通过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年）几位诗僧的作品，剖析了日本文学的渊源和发展，探索了日本人的自然观和宗教观，并试图阐明日本文学的本质与这些思想的关系。

    我当时没有马上找川端康成的其他作品，而是找了他在散文中提到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以及良宽的诗和解良荣重的《良宽禅师奇话》等。通过阅读这些曰本古典文学作品，回过头来再读）端康成的作品，似乎有一种“根”的感觉。应该说川端康成在精神上一脉相承了良宽，在文风上深受《源氏物语》、《枕草子》的影响。但归根结底，川端康成有他自己内在的东西与格调。

    那时候我还没有写小说。但读了川端康成的《雪国》、《千只鹤》、《伊豆的舞女》等作品，忽然有一种想写小说的冲动。只是这种冲动，浪快被我眼高手低的理性思维扼杀了。直到12年后，我才开始写小说。因为我觉得写小说不是一件容易事。好小说并不仅仅是一个好的故事，它需要作家内在的气质与行文时的“调门”。“调门”不是随便哪一个作家能拥有的词，它包含着许多方面的修养。

    端康成的作品当然是有调门的。无论写景写情，他的每一个句子都有调门。那调门是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他的文学味道的东西。在日本众多的现当代作家中，我喜欢川端康成的理由是，他人与文的一致性。就像他推崇的日本古代诗人良宽一样，把个性张扬到了极致。

    良宽至今仍然极受日本读者重视。因为从他的诗与和歌中所展示的情绪，让人感到心情舒畅。然而良宽又是一个空前人物。他一无所有，地位、财富、权利，这些为世人所看重的东西一样也没有，仅仅是一个叫良宽的人存在而已。如此纯粹、平凡，身无一物的良宽，道德人品却是极清净高雅的。这是日本古代典型的苦行僧，其苦于心志的是他真正孤独的心境。在我的阅读印象中，良宽“常叹吾道孤”的感叹，而川端康成也是以“孤独”闻名于世的。我始终认为来自精神高处的“孤独者”，是真正具有人生深度和艺术思想深度的大师。

    曾经有朋友与我说，川端康成的作品不那么“深刻”。其实这是每一个读者阅读的角度与立场问题。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根。端康成身为东方作家，就像东方的哲人们那样，他们的思维如云如水，御风而行，就连孔子的学说，也如纳百于一海，潇洒灵动。而西方哲人的学说，就没有了水一样的感觉。他们更多的是泥土的气息。所以端康成的深刻，以我的理解是水一样的深刻。这种深刻更具精神性。

    《世界文学》每年都有译介日本当代文学作品。日本当代文学的最大特点，表现的几乎全部是今天的日本生活。就像他们的电影《鳗鱼》、《失乐园》、《燕尾蝶》等，远比今日好莱坞逃避现实的电影强多了。所以我很想看表现今日中国的文学作品和电影、电视。可遗憾的是中国影视界似乎都在做旧梦，他们表现的不是唐朝、清朝，就是三四十年代的东西。仿佛今天的中国都被热热闹闹的噪音淹没了。

    当然表现当今生活的日本作家有很多，但真正进入我心里的却不多。20世纪80年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的作品，虽然没有让我感到孤独与诗意，却让我感到了他作品中的社会性与批判的锋芒。

    尤其重要的是，他使个人的体验达到了一种高度。

    比如：《个人的体验》和《广岛札记》等诸多作品中，他将儿子大江光个人的不幸与广岛遇难者的不幸连接起来，后来又将广岛事件与南京大屠杀和奥斯威辛集中营连接起来，更多地关注人道主义，将个人的不幸上升为人类的不幸。

    我觉得大江健三郎写有着白痴儿子的父亲的感受，虽然写多了有些重复，但由于他建立在一整套的哲学与社会学的体系上，“建构真正的灵魂”，便具有了人类的意义。这使我明白了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绝不是编故事的大王，而是通过自己的人生体验和体悟，来表现整个人类的生存境遇和痛苦欢乐的。

    2001年《世界文学》第四期推出了日本中青年女作家作品小辑，这些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与60年代初的日本女作家，她们的作品虽然华丽、具有日常生活的真切和生动，但比之中国同样时代的女作家就缺乏了一种“疼痛感”，和“血淋淋”伤口的感觉。我始终认为真正的好作品，读者总能看见作家的灵魂在肮脏的表象上方痛苦地回荡，作家的脸庞在冷漠和文本深处悲哀地哭泣。当然比之这些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日本女作家，我更喜欢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日本女作家的作品。比如：旅日韩裔作家柳美里的《命》、《魂》。比如：津岛佑子的《火山一山猿记》和《微笑的狼》等等，这些女作家都有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对封建家族制、家庭制和男权主义的抗争。

    应该说，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许多地方都是相通的。日本文化里有许多中国传统的东西。这也许是我喜欢日本文学的理由。但我与日本文学的缘分，最先来自《世界文学》这本杂志。二十多年来，它一直是我不可缺少的伙伴。

    6.像英雄一般死于搏斗之中

    —尼采《悲剧的诞生》读后

    一、正直的热情

    尼采27岁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这是他开辟了通向现实的第一条秘密隧道，尽管这时候他的精神面貌上仍然带有语言学的严肃面具〈尼采是著名的巴塞尔大学语言学正教授，但在这部著作里只是隐蔽地闪烁着未来事物的第一道光亮，出现了热爱现实，热衷于艺术的第一次地震。

    日神与酒神是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创造的两个意象。他用日神阿波罗与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象征来说明艺术的起源，本质、功用以及人生的意义。日神是光明之神，它的光辉使万物呈现美的外观。美的外观在尼采看来本质上是人的一种幻觉。因此梦是日常生活中的日神状态。

    日神的冲动就是制造幻觉的强迫性冲动，就具有非理性性质。

    而酒神则象征情绪的放纵。尼采说：酒神状态是“整个情绪系统激动亢奋”。是“情绪的总激发和总释放。”因此酒神情绪不是一般的情绪，而是一种具有形而上深度的悲剧情绪。比如痛苦与狂喜交织的癫狂状态，便是酒神状态。确切些说，尼采一生都在日神与酒神状态之中煎熬。因为热情的诚实，一种狂热的，一种倾心的直至上升为痛苦的诚实，是尼采成长与变化的创造性原生细胞。

    尼采在这部以希腊艺术和悲剧为背景的《悲剧的诞生》里，一再强调希腊悲剧的日神和酒神。他说：“希腊悲剧在其最古老的形态中仅仅以酒神的受苦为题材，而长期内惟一登场的舞台主角就是酒神。但是，可以以同样的把握断言，在欧里庇得斯之前，酒神一直是悲剧主角，相反，希腊舞台上一切著名角色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等等，都只是这位最初主角酒神的面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尼采本人也是酒神面具，他不是像诗人荷尔德林那样只做一个诗人，过一种平常的生活，而是要“透彻地思考”尘世联系的无限纷乱。在任何情况下，这种不明智的、但却具有英雄气概的要求，都意味着是一种反对习俗和常规的愤怒，使大胆的人陷于不可避免的孤立，陷于一场庄严的、但却无望的战争。所以被尼采称之为“悲剧性信念”的，是以某种感情把果断推向极端，从精神蔓延到命运并且制造出悲剧。尼采就是这样的人。他的热情执着于他的正直。他属于那种头脑清醒的人。他知道他所做的事情是危险的，从一开始，从最初动笔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的思想在围绕着一个危险的、一个悲剧性的中心打转，他在过着一种危险的生活。但是作为一个真正悲剧性的精神英雄，他热爱生活，只是为了这种毁掉他的生活的危险。

    二、逃向音乐

    尼采是从音乐开始撰写《悲剧的诞生》的。音乐对他来说只是对象、客体、一个精神的课题，并无音乐性的感情震动，而是以转调的方式涌入语言，涌入诗歌，涌入思维方式。音乐闯进尼采内心世界的时候，也就是包围他的生活的语言学硬壳和学者的客观性被松动的时候，也就是整个宇宙被暴风雨的袭击所动摇和摧毁的时候。运河决堤而导致河水泛滥。音乐总是竭力闯进激动的、虚弱的内心世界，闯进极度紧张的、被某种热情深深打动人的内心世界。

    尼采早年从叔本华的音乐观出发，认为音乐是纯粹的酒神艺术，是“世界意志的一面普遍镜子”，直接表现了世界的原始情绪。音乐整个就是情绪，丝毫不沾染形象。当时尼采与比他年长31岁的德国音乐家瓦格纳有过一段十分亲密的交往，虽然好景不长，但尼采后来十分怀念他与瓦格纳的亲密友谊。尽管尼采是主动与瓦格纳决裂的，决裂有深刻的思想原因。尼采几乎在每一部著作里都要批一批瓦格纳，其实瓦格纳只是成了他批判现代文化的祀子。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已经开始了他对现代文化的批判。他在书中说由于悲剧精神的沦亡，现代人已经远离人生的根本，贪得无厌、饥不择食的求知欲和世俗倾向恰恰暴露了内在的贫乏。”所以，尼采以一种引人注目的象征性出现时，恰恰是在他的生活从冷静状态，从具有史诗性造诣的人通过一种突然的净化而转向悲剧性的人的时刻，他以为可以“用音乐的精神”描写“悲剧的诞生”，却走上了截然相反的路，用悲剧的精神描写音乐的诞生。这种新感觉的优势，不是在从容不迫的语言中表达出来的，它要求更强有力的手段，更高尚的魅力。

    “生活没有音乐简直是一种苦役，是谬误。”尼采的思维本身是挥霍和极度地浪费感情，这在《悲剧的诞生》里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他需要音乐充当一种心灵的溴，一种内在的镇静剂。用诗人荷尔德林的话来说，就是给他以“神圣的清醒”，“音乐充当休息，不是充当兴奋剂”。尼采喜欢明朗的、自由的、轻松的音乐。他抓住音乐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当所有的朋友都离开发着高烧的他的时候，只有音乐陪伴着他，他用颤动的双手在钢琴上寻找高度的和声。

    三、深渊上的舞蹈

    尼采从《悲剧的诞生》中，就开始了自己深渊上的舞蹈。他如醉如痴，他狂热的创作热情，在他那个时代的思想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创作变成了一种默写，变成了恶魔式的预见性和敏锐性，变成了一种连续不断的想象。恶魔扼住他的咽喉，不准喘息，不容间歇，他像疯狂的骑士那样，全不管是否会毁了他那气喘吁吁、发着烧的驱体。一部又一部地创造他的作品。因此他的大脑始终处在高度紧张之中，像电流一般转动，直至最后变成一个个闪闪发光的文字。他的文字，思想无可挑剔地透彻。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说：“面对苏格拉底，我们每每感到极大的困惑，这种困惑不断地激励我们去认识古代这最可疑现象的意义和目的。谁敢于独树一帜，否定像荷马、品达、埃斯库罗斯、斐狄亚斯、伯里克利以及皮提亚和狄奥尼索斯这样的天才，他岂非最深的深渊和最高的高峰，必能使我们肃然起敬？”尼采的语言无比冷峻和犀利，具有火热的激情。尼采的表达方式是未经粉饰的，没有隐晦的神秘性。他被神秘所照耀，闪烁着一种危险的光。仿佛是午夜太阳所发出的离奇的病态的光亮，它赤热地升起在雪山顶上，那是心灵的北极光，以它独一无二的宏伟壮观，令人发抖。

    然而尼采并不像荷尔德林那样，被低沉涌动的感情旋律、汹涌澎湃的忧郁卷入深渊，他是被自己的光亮烧死的，他死于一种最热烈、最清醒的神经错乱，死于一种白热化的令人无法忍受的快活。尼采的崩溃是一种光照之死，是被自身喷发出来的火焰烧成的精神焦炭。他在《悲剧的诞生》最后一节中说道：“音乐和悲剧神话同样是一个民族的酒神能力的表现，彼此不可分离。两者都来自日神领域彼岸的一个艺术领域。”尼采在他自己的艺术领域里写作着、受折磨着。他了不起的独立是一种氛围，是无限清澈、非常明亮、充满热情的超自然的氛围，它将在大雷雨和破坏中得到拯救。因此人们一旦进入他的书中世界，便会感觉到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自由自在地仰望天空，呼吸着透明的、像刀子一般锋利的空气。自由是尼采最终意义，是他生命的意义，也是最终毁灭的意义。尼采说：“世界上没有英雄的时代，世界上只有英雄的人。”我想尼采像英雄一般死于搏斗之中，便是他所需要达到的理想境界。

    7.诗歌是一种精神

    199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波兰女诗人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我读过她被译成中文的一组短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写作的愉快》、《恢复名誉》、《凌晨四点钟》等，都是我比较喜欢的篇章，她那种有苦味的、爱怀疑的、巧妙的诗，以及她在表达较为绝望的看法时所体现的诚实，正是她成功的原因之一。

    从希姆博尔斯卡诗里回过头来看我们现代汉诗：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轰轰烈烈了十多年的中国现代汉诗，竟没有为时间留下多少像样的耐推敲的经典作品，大部分都随着潮涨潮落而黯淡得失去了光彩。诗人是大地的赤子，我觉得只有支撑起现代汉诗的一种精神，才能向着神性不懈地叩问与追寻。今天我们大陆的诗坛，大家都在为看不到好诗出场而忧心忡忡。尽管在某一阶段内，也会有一两位诗人“红”起来，但是一待冷静下来，就会发现值得忆诵、得以流传的东西太少了。年轻人谈起诗，就像谈一种手艺和技术。他们把诗当作了由语言作框架结构的艺术品，认为那只不过是谁心灵手巧谁就可能登峰造极的一件玩意儿。所以，现在更为激进和时髦一些的人，又打出了后现代主义的招牌。

    然而，在中国现今诗坛上谈论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一件不大严肃和值得商榷的事。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极为模糊不清的理论基在诗歌会议上，现代主义可以说也在中国诗坛上从未正式成形过。1985—1986年间震动一时的所谓“现代诗（探索、先锋、新潮、第三代等）运动”和“两报大展”为例，从中确实很难读到几首真正属于创造型的现代主义诗歌，有独立的人文背景和写作风格。有人以短短的几年内，就走完了外国思想界和文学艺术界走了上百年的探索之路而沾沾自喜，这恰恰是一种不成熟的天真的幼稚病。

    诗歌创作其实是与生命体验有关，与人的智力和技艺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与灵魂有关，并且最终是灵魂的质量决定了诗歌的质量。我特别欣赏美国诗人勃莱的那句：“贫穷而能听见风声也是好的。”每次读它我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这一行诗，需要我用一生来读。它正是千百年来一直在维系着人类良知的那种东西。你可以说它是口语，但它是震撼灵魂的。而当今大陆诗坛，读者日益远离诗歌，再也无法从那些分行的东西中寻觅到令灵魂颤栗、激动不已的闪光诗句时，我以为现代汉诗就必须重新唤回诗歌精神，把人们从现实的沉沦中極救出来。

    但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正当我们需要一种诗歌精神弓导的时候，它却在文学中消失’了。这也许是现代汉诗的精神失落点，在于作为诗人自身的价值理念的崩溃。诗人的人生行为，与其诉诸笔下的文字情境，其间的悼谬与反讽是当今诗坛上的痼症顽疾。许多人把趋向于后现代主义的行为文本简单认同成了诗歌文本，认为采取一种喧闹的宣言式的行为立场，就可以获得诗歌精神上的超越和意义上的确证。所以，—种小市民的功利之徒的气息正在弥漫开来，一种表面上的“繁荣”掩饰着一种内在的贫乏。有一个很时髦的流行语叫做“玩文学”，如果这样，那么你作为一个诗人对灵魂和诗歌本身所应负的责任在哪里？换言之，决定你成为一个诗人的究竟是什么？说到底，诗歌是一种精神，它绝对不是什么主义、什么口号包装起来的旗帜，它是人类的灵魂世界里或者说人类的文化传统中，一种出自“骨子里”的东西。

    当然，诗歌的精神是需要用语言来表达的，只有进入语言，人才与世界和自身相遇，存在才从遮蔽中显现、召唤出来。而诗，正是在这种语言活动中才会创造出来的奇迹。也就是说，诗靠语言生成，但它在达成更高意境时必须是要超乎语言的。换言之，在真正伟大的作品中，语言之上还有着另一种语言；或者如海德格尔在评论里尔克时所说的：另一种呼吸。

    所以，我们在语言探索的同时也不要误以为漂亮的语言就意味着能建筑起一座宫殿了，这样往往会使诗歌流于语言的浮层面，脱离了诗的根本存在点一精神时，那么读者看到的只是一堆词的建筑，它或多或少会减弱一首诗来自内心和语言原动力的那种朴素和可感性，会使一首内涵分量颇重的诗显得意绪轻飘、匠气十足而充满了虚饰和伪善。由此可见，诗的语言是具有一种生成性质的，一种令你惊异的、语言自身所形成的东西。作为一个中国诗人，我们无论在世界的哪一块土地上，都会意识到赖以安身立命的不是别的，正是我们要付出比其他“探索”更艰巨得多的努力，才使汉语言在进入现代诗歌时变得更为纯粹、更富有生机；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是一两个人的事，这是我们全世界华人的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一种语言的光洁度，是和对它的磨炼程度成正比的。

    最后我还要再说一句：诗歌是一种精神，让我们为精神而艺术吧！

    8.初涉小说、身手不凡

    ——简评解芳短篇小说《沃弗》

    《沃弗》（广州文艺2003年1月），是解芳的小说处女作。解芳没有像许多初写小说的女作者那样，用第一人称写。她选择了第三人称，在通篇小说里看不到作者自己的影子。也就是说，解芳借用想象来陈述故事，但又让读者觉得是提炼了的现实生活。其文笔老练成熟，内容也颇具思想性。这对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来说，非常难得。

    《沃弗》在情节上并不太复杂，但小说叙事的框架比较独特。她讲的是一个有关逃避的故事。银行职员沃弗在梦中去电脑房玩游戏，路上遇到一条野狼一样的狗，那狗绿色的光芒向他炯炯地射过来。这仿佛是某种暗示：我们人类谁没有遇上过野狼一样的眼睛？

    琳达是沃弗的妻子。这个比沃弗大四岁的妻子，是医院心脏外科医生。她的成长一帆风顺。先是在名牌大学本硕连读，接着是读博，等到在5医院实习即将步入工作正轨的时候，又被推荐去伦敦进修。然而一帆风顺的她，随着工作生活的渐渐平静下来，心里也有一种失落感。仿佛一切已没有什么再可以让她攀登的，她形单影只，内心空空荡荡。于是无聊、荒谬便是她作为典型的现代都市知识女性的生存相。

    琳达与沃弗的结合，仿佛一个老姑娘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就结婚了。这里面似乎没有多少爱情，倒是有大女人对小男人的怜悯，或者说是一种天生的母性行为。琳达是沃弗的医生。沃弗并非真正有心脏病。他只不过是生性脆弱而已。因为他的父母早年移居海外，缺乏父母之爱的他的确非常渴望爱。但爷爷给他的爱，确切些说是给了他人生的安排。他不喜欢这种安排，但又觉得无可奈何。因为他别无选择。这与早年刘索拉写的《你别无选择》，有着异曲同工的感觉。

    应该说这对姐弟婚姻，在某种意义上是缺乏家庭的温暖、和谐和快乐的。他们的爱情没有根基。所以，当琳达的同事爱米出现在沃弗面前时，沃弗的心便会评然而动。于是他们一起在咖啡馆里喝卡布奇诺，一起海阔天空。沃弗与爱米在一起觉得没有压力，而与琳达就无形中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我们知道沃弗最初在银行里谋得的办公室职位，是靠爷爷的关系。接下来总行有几个部门的重要位置空缺，行长尹世政过去曾是爷爷的部下，他让爷爷关照沃弗要把握机会，如果在同等的条件下他就占据优势。然而沃弗面对自己的挑战，心里感到压力和恐惧。他并不是不想去争取那几个位置，而是觉得自己能力不够。然而琳达不是这么认为的，当沃弗把这个消息告诉她的时候，琳达与爷爷的观点是一样的。琳达是个事业心很强的女人，也是一个什么都想要的女人。于是他们继而便产生了隔阂，进入了冷战。最后当沃弗没有争取到那几个重要位置中的一个时，不仅遭到了爷爷的谴责，也承受了琳达的逃避。琳达最终飞往洛杉矶去了，留给他的是梦中那条像野良一样的狗。那狗发出的绿色的光，让他的身.体每一寸肌肤都凝滞了。

    解芳的小说语言富有乐感和色彩。语句清爽、凝练。处女作能写得这样地道，足够可以见出她的艺术修养和文学功底了。

    9.那一双眼睛是美丽的

    喜欢用眼睛注视你，知道吗？

    我的眼睛，本是泪之泉为那一瞬流逝的光景我寻找你的影子是否还在荡漾的绿波中这是我写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心深处》这一首诗中的某一节，也是我第一次用“眼睛”这个章象来写的诗。它让我当时切实而完整地体验到从艺术所获取的怡然自得。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睛确实在我们的人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王珍是我多年的朋友，她那一双大大的、长着长睫毛的眼睛，非常美丽。美丽的王珍在如今这个崇尚物质的时代，依然热爱写作。她说写作对于我就是生命，能够让我的生命闪光。让我感觉到快乐和幸福的不是因为职业、地位或者是金钱等，那些附属于生命之外的东西都太脆弱，如过眼云烟，只有写作是我生命中刻骨铭心的东西，她能让我坚强，让我美丽地活着。”王珍确实是很纯洁地、美丽地活着的。她的第二部散文集《跳舞的眼睛》马上就要出版了。她要我为其作序，这使我既惊喜又为难。多年来王珍已经发表很多散文，而我只看过不足十分之一。作为朋友，我深感抱歉。但这次看了王珍从电邮上传来的《跳舞的眼睛》这部散文集的目录和其中的部分篇章，让我发现王珍对自己生长的这座美丽的城市情有独钟。她所描写的大多都是杭州的女人和男人，杭州的风土民俗和时尚休闲。

    《跳舞的眼睛》共分五辑，每一辑的题目都很有意思。比如：非常观点、非常吃喝、非常逛街、非常休闲、非常男女。那么多的“非常”，在我看来一个个都是经王珍揉搓了的不寻常的故事。《红磨坊一最美丽的晚餐》，是一篇描写餐馆的散文。在杭州林林总总的餐馆很多，杭帮菜在全国各地都很有名气。但王珍写的不是这个。她写的是演艺西餐厅里的法国大餐，写那位来自上海希尔顿大饭店的大厨如何做出地道的法国菜。王珍的用意很明显地告诉我们，杭州是国际旅游城市，杭州的老百姓并不排斥西餐。《与花作伴》是描写广个花吧的故事。在这之前，我知道杭州有酒吧、茶吧、女人吧，却还不知道有花吧的。王珍笔下的花吧是一个绚丽的世界。“花一样的心境，花一样灵巧的手”，便是这个花吧的支撑。《谁为世界男女》是一篇写男人和女人的散文。在这个世界做男人和女人都不容易。王珍似乎深知其中之昧。她写男人的眼泪只能往肚里流，写女人处处受到性别歧视。王珍不是女权主义者，却也会呼吁女性的权利与尊严，呼吁女性自强不息的精神。

    应该说，王珍在《跳舞的眼睛》这一个散文集子里的散文，折射了城市之光。它的一个个小故事，贯穿着杭州的情和爱，反映书彩了杭州这座比较女性化城市的特点。所以只要你打开这本书，天堂之气就会扑鼻而来。你会在书中感受到很多美好的东西，而美好的东西是值得回忆的。一个人活在世上，经历着、回忆着，有朋友和亲人的关爱和支撑，那么这样的人生便不是失败惨淡的人生。我深信只要你愿意，《跳舞的眼睛》里的篇章，会告诉你一种方法。

    10.我的母校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西溪校区的前身，是杭州大学。我从小与杭大有缘。上幼儿园时，我的小舅在杭大英语系读书，有时他会带我去校园玩。因此杭大校园里的一草一木、一屋一瓦，都是我童年留下的深刻印象。1980年我参加高考，成绩上线很多分却毫不犹豫地在第一志愿上填了杭州大学。去杭大读书，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因为小聞说，杭大中文系在全国都是有名的。

    在杭大读书，是我人生旅途中最重要一站。我大量阅读古今中外名著和写作，是在杭大校园里开始的。如果没有杭大的寒窗生涯，就没有我今天对社会、对事业的认识，以及我对写作的执着、认真与坚韧。真是往事历历在目。我不能忘记大一时的那个中秋节，我们全班新生去三潭印月赏月。那夜月光如水，我们划着船，船儿摇晃着青春和热情。上岸后我们找一个角落，大家依背而坐，吟诗唱歌，玩得诗意而纯洁。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当年我們八个学生一个寝室的拥挤与无奈。以及熄灯后，躲在被窝里看书的情景。

    来玩的时间全部用来读书了。久而久之，我在同学们中间落落寡欢，沉默无语，十分不合群，但却学会了用图书馆。我的大部分课余时间，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以之于班里喜欢我的男生，也常到图书馆来。胆大的，会悄悄地在我的书中塞一张纸条，弄得我满脸羞红。那时候我们真是纯洁啊！大学毕业后，我先是做老师，后又到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

    1996年我又去了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做访问学者。然而自毕业到出国，我没有回过一次母校，心里感觉着一份深深的歉意。那些教过我的老师，常常让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他们。他们在我脑海里，依然是从前课堂里的音容笑貌。

    1998年11月初我从美国回来，我的老师吴秀明教授邀我回母校讲课。这是我毕业十多年后第一次回母校，也是杭州大学刚刚因教育部批准，四校（杭州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合并成为了浙江大学。我站在校门口，望着赫然入目的“浙江大学”四个字，内心一阵感动。校园还是从前的校园，校园里的那些拔地而起的建筑，如鸟一样载着学生们的灵魂，高高飞翔。

    我的老师吴秀明先生，那年已经是浙大中文系的系主任了。但中文系办公室依然还在原来的那栋楼里，这让我感到亲切。我熟悉那栋楼的每一个地方，那里的会议室也是我曾经自修的地方。一瞬间，时光仿佛倒流了回去，我多么愿意再做一回浙大的学生。后来我真正又当了一回“浙大”的学生，读在职心理学研究生，内心感到无比光荣。那天我站在讲台上，感慨万千。我主讲的是女性文学话题。我对同学们说女性要有争取妇女的权利、抗议性别歧视、努力自强不息的精神。女性也要让自己成为一名智者，将自己真实的生命活出来。”后来我的孩子也考上了浙江大学。那些日子，我们母女常常一起在浙江大学的校园、食堂、图书馆散步、吃饭、自修，真是其乐无穷。现在我又一次从母校毕业出来，已近两年了。不过我几乎每个月都会去一次浙大，不仅是看女儿，更是看看我的已经在浙大教了大半辈子的老师们。我想今后无论我到哪里，我对母校永远都怀有最深厚的敬意和最真诚的热爱。我将永远感谢她给我的哺育，也将永远是她的学生。

    11.学佛心语

    我的佛学导师墨人先生，是中国台湾著名小说家，亦是美国、英国多个著名大学的荣誉博士。他精通儒、释、道和周易、命学、人相学。早在1990年他就在信中告诉我：“一位作家诗人如果只在文学中兜圈子，其成就是很有限的。即使提升思想位阶到儒家哲学，还是有限，必须进入道家、佛家思想领域，才不可限量。如果个人又身体力行地修行有成，那文学创作也就出神入化了。”我跟他学佛多年，深知佛学是门很深奥的学问。且学佛的人还要有慧根，方能成器。而我当然只是学了点皮毛而已。关于“佛有三身，具有三身才能与宇宙一体，度化众生”的理论，我能领悟却根本做不到。我能做到的倒是如佛的法身一样如如不动，绝不随波逐流。”佛家称我们生存的地球为娑婆世界最高级的众生之一。然而自有人类开始人的智商就有高低之分，在心性方面也如此。比如尧舜是仁民爱物的明君，桀纣却是洒池肉林的暴君。孔子是圣人，老子更神而明之，成为道祖。释迦牟尼佛虽贵为王子，却洞察人生无常，放弃富贵尊荣，苦行修道，成为佛祖，普度众生。而一些野心家，纵然出身微贱，却费尽心机，甚至丧尽天良，争权夺利。因此娑婆世界有战争、有人间地狱。这时候那些具有大智慧、大慈悲胸怀的先圣先哲，致力于去人欲、兽欲，化戾气为祥和，希望弱肉强食的娑婆世界成为人间净土，超度善良的众生到极乐世界。他们的思想、言行形成了一种宗教，正大光明的宗教基本原则都是利他而不利己的。

    应该说佛、道两家都是重因果的。常言道，种善因必结善果，种恶因则结恶果。个人有个人的定业，群体有群体的共业。一般情况下总是群体影响个人的力量大，个人影响群体的力量小。只有少数有大智慧、大功德、大慈大悲、大修为的佛、道高人，才可能以个人的力量影响众生。因为他们个人的力量来自大宇宙、来自真理；并且与宇宙、真理合为一体。所以有一股无形的，看不见的正面的大力量，消除众生负面的影响。

    我国佛教史上有一位奇特的人物，就是禅宗六祖惠能大师。他是一代贡献很大的宗师。想当年他的师傅五祖弘忍决定选拔继承衣鉢人选时，大弟子神秀在三更半夜到南廊中间壁上，秉烛题了一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惠能听说后，便知道他还没有开悟，还在著相，于是也作了—偈，请人题壁：“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五祖看到了这首诗偈，便决定把秘密传法给惠能。

    其实五祖弘忍的大弟子学问非常好，只不过他还未开悟，还未见性；仍旧处在执著阶段。而惠能仿佛是天生的再世活佛，诗一出手就让明眼人惊讶不已，他已顿悟，已见性成佛。所以接下来惠能又说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这话的意思就是人佛之分，在“悟”与“迷”二字，一点不玄。

    导师墨人先生说学佛不外求，而要内修。”内修当然是件苦行僧的事，不过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才能使人本身成为一个宇宙。在我看来释迦牟尼虽是印度人，但他更是宇宙人。他的躯体是肉身，而他的精神真正所在是道。道是无形无象，又无所不在的。禅宗讲“明心见性”即佛，佛性不在外面，而在本身，所谓“佛在心中”是也。

    我非常欣赏六袓惠能大师教人顿悟，而非渐悟。如果把这一条很好地运用到我的文学创作中去，那么一定事半功倍。所以，在佛教若不能“顿悟”，便不能入道；而文学创作若没有真正的创作体验和经历又不能“顿悟”，捡回来的全是别人的二手货，那么这个人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如同学佛的人很多，佛法无边，佛学亦浩如烟海，但真正的宗师很少。人们潜心学习往往成为佛学家，而很难成佛。

    12.拯救自己

    高度物质文明和极度精神贫困，本是现代西方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然而中国随着社会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与人外在物质交往变得频繁而密切。心灵沟通相应减少，便导致了人们心理疾病患病率的不断上升。如果你站在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在20个人中必定有一个心理障碍者。这说明中国人的心理问题，已成了十分严峻的社会问题。该如何减少这一疾病的患者，首先要让我们学会自己拯救自己。

    可以说中国大部分得了心理疾病的人，都不容易承认自己有病。即使知道自己有病的，也很少会去看心理医生。他们往往不够重视，也不愿意去花这个钱。当然也有人去看心理医生，却不说出事实真相。如果拿个案分析，下岗女工小张便是一个例子。

    小张年轻时渴望过幸福生活，但不知道什么样的生活才算幸福。因为她有很多欲望和需求，能满足她的又微乎其微。那时候她还没有下岗，老想当公司部门经理。她不是没有能力，而是好运迟迟不光临她。岁月一年又一年，由此产生的焦虑，直接影响到她的情绪和精神。起先她回到家只会数落丈夫没有谋到一官半职，也不会赚大钱。时间久了，夫妻经常吵架。渐渐地她把口头的数落，用砸东西代替。凡不开心了，她就关起门来砸一把梳子、一瓶洗洁精、一支牙膏。她以为这样很正常，是一种发泄。殊不知这正是心理疾病的开始，为什么非要砸东西呢？从开始砸一把梳子，到后来不能自控地砸了家里的电视机、婚姻为此而破裂。然而小张却绝不承认自己心理有病。她只觉得自己渴望物质生活，满足不了时，发泄就是一种痛快。

    对于小张的这个例子，其实不难解释。小张初砸东西时，是想唤起亲人对她的爱和呵护，而当得不到所需要的回音后，小张的失落感激起了她身上所有的怨恨。这种怨恨十分固执，并且一直影响着她心理健康。这使我想到马尔库塞对非压抑性文明论的研究。马尔库塞认为，新文明即非压抑性文明并不以追求奢侈生活为目标。追求幸福的欲望也并非就是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人与动物不同，他非但不满足于锦衣玉食，而且还力图摆脱物的束缚，追求更高尚的东西。拿小张来说，她之所以在精神上感到莫大的痛苦，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把追求官位、追求物质放在了第一位，从而把自己降低为一般的动物。

    所以从拯救自己开始，一个健康的精神状态十分重要。在西方文明中，从柏拉图以来一直以理性主义为中心。认为理性是人的本质，为了理性的进步，就必须压抑人的非理性本能。因此我们从小张的例子来看，压抑性文明和非压抑性文明，都有可取之处。

    13.性与爱

    都说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和福柯是性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而大作家托尔斯泰对“性与爱”也有自己的理论。他认为爱是人类唯一的理性活动，与人的个体存在无关。托尔斯泰的理论是将“善”作为人的最高标准。然而与托尔斯泰不同的马尔库塞却根据弗洛伊德的“利比多”学说，创造和提出了“爱欲论”。“爱欲论”将爱设定为人的感性欲求和生命本能。但福柯的思路与前几位不同。福柯在他的名著《性史》中，阐明了他关于性压抑假说的看法，从而提出三个严峻疑问义从17世纪开始的性压抑是既定的历史事实？之权力机制，特别在西方社会中运作的那些机制是压抑性的？批判压抑的话语是权力机制的对立面，还是这个权力机制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无论作家还是性思想家，他们的理论学说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爱首先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而性便众说纷纭。因此爱是永恒的，不能毁灭的。爱超越肉体，同时又与人的个体生命密切相关。一个生命内部有真爱在生长的人，其理性与感性应该是和谐的。不然，就会让人觉得出了偏颇和不正常。不正常也就是出了心理问题，但自己往往没有意识到。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性婚姻在中国的夫妻中为数不少。性，在中国仍然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话题。这与西方性成为政治学、社会学、史学、哲学最为关注的话题是截然不同的。正因为这样，不少对性困惑的心理病人，都有“谈性色变”之恐惧。小孔结婚八年，生孩子后与丈夫已经整整七年没有性生活了。小孔说他们并没有生理功能的缺陷。但没有性生活，他们依然很恩爱。丈夫也依然很照顾她、呵护她。小孔言语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得了性心理障碍症。在我的提示下，小孔脸红红地道出了原委。小孔说，一谈到性她就害羞。她一直以为性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孩子出生后，这任务完成了，她就没有必要再过性生活了。她觉得性生活是低级下流的事，而爱才是崇高的。

    小孔受封建传统思想之深，令人瞠目。其实古人也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说。真正完美的爱情是灵与肉的结合。对于小孔的心理分析，我们所做的是让她从人本主义角度明白，人类的性与爱不仅不是低俗品性与行为，而且是很崇高很重要的。性与爱与入的自我有着极其重大的关系，它在我们的文化中应该有不被忽视的价值。

    其实与小孔不同的无性婚姻还有很多。拿福科的话说就是：“我们的文明，至少从表面上看，根本没有什么性爱艺术可言。相反，它却毫无疑问是唯一进行性科学实践的文明，或者可以说，它是唯一在过去几个世纪之中发展出讲述性的真相的种种程序的文明。”

    14.心理孤儿

    随着高科技发展，今天的人类仍然难以躲避一次又一次的创伤。新的创伤尽管不像战争、核武器、自然灾害那样触目惊心，但它以温情式的虚假幸福让人们感到空虚、迷茫和心灵的孤独。这种现象被俗称为：“心理孤儿。”心理孤儿的产生，与社会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对个人心理健康具有重大影响。而个人心理疾病的治疗和康复，又与社会现实息息相关。因此，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心理学问题同时就是社会学问题。弗洛姆在《在幻想锁链的彼岸》一书中认为，人能够意识到什么是由他的“社会性格”决定的。

    心理孤儿，如今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尤其在青少年中，为数已不少。他们在心理上自我封闭，游离集体氛围又怯于交往。这与社会、家庭环境，也有一定因素。现在都是独生子女，独门独户，而家长陪孩子的时间毕竟不多。孩子长期独处，严重的就患上“孤独症”。患“孤独症”的孩子，思维总是只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们拒绝与外界交往。假如他们用双手做一个动作，就会不厌其烦地做上几小时。明明今年18岁了，在他5岁时就有自闭倾向。但当时父母离异，父亲工作忙，没有引起重视。明明的病一天天加重。他不愿去学校读书，害怕人群。父亲以为他胆子小，长大一点会好的。父亲不知道明明得了精神性疾病。所以在他小时候，一次也没有带他去看过心理医生。明明的病就这么被耽误了。

    现在明明的个子比父亲高，力气也比父亲大。由于常年病着，关在家里不与外界接触，明明的脾气也很大。父亲很焦虑，带他上街吧，一不小心，明明就会去抓商店里的货物。父亲这时候总是泪眼汪汪，万般苦恼。

    不过像明明这样的例子，比较个别。但他提醒那些有自闭倾向孩子的家长，必须尽早带孩子看心理医生，不能耽误。由此，我想起翻译家傅雷曾说：“爸爸不为孩子烦心，为谁烦心？爸爸不帮助孩子，谁帮助孩子？孩子有苦恼不向爸爸求教，向谁求教？”如今“健康”定义不断嬗变，心理健康亦是十分重要的。走出“心理孤儿”的角色，也就是把个体融入到社会群体中去。我们要在社会中生存，必须适应社会的一些要求，从而努力把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谐调起来，这就与社会心理学与个性心理学的关系更加密切。

    15.精神与危机

    歌德早在1829年向埃克曼讲道人是一个糊涂的生物；他不知从何处来，往何处去；他对这个世界，而首先是对于自己，所知甚少。”由此弗洛伊德渴望给人的认识增添一些知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探测无意识深渊，攀登创造力高峰。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人类境况问题依然十分紧迫。一代代人根据自己的理念，试图有一个新的发现。但精神上的寸步难行，只能让这个苍白的世界更加苍白。这个苍白的世界，不仅缺思想钙质，还缺世界与现实充满反抗力量的批判精神。

    倘若我们这个时代，有几面以激进与锋利为主的批判旗帜，那么直面透视剖析整个社会和人，就会使蒙污的人和世界增加一些光亮。然而随着工业技术高度发达，人们在大众文化的诱导下，物欲填补了他们的虚荣心，满足感占据了他们的心灵，以致丧失了他们的激情与想象、责任与良心。因此，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心理病态，就是缺乏良心。

    小罗已经上高三了。高考临近，母亲不允许他再上网，以免影响功课。母亲的唠叨，应该也在情理之中。但小罗听不进。每次母亲一唆叨，小罗就捂起耳朵。母亲不明白地说，你都在网上看些什么？小罗说，我看什么不要你管。母亲十分生气地说，我不管，谁管？母亲一气之下打了儿子一记耳光，儿子便歇斯底里地与母亲打了起来。儿子说你打我，你打我，我与你拼了。儿子拿起电脑桌上的一把尖刀，朝母亲刺去。母亲一晃身，刺在了她的手臂上，鲜血汩汩地流出来。母亲震惊极了，哭得撕心裂肺。儿子却甩门而走。小罗母亲后来的叙述，让我听得毛骨悚然又陷入沉重的思索中。

    这是一种人的危机。仿佛一切都在破碎，一切都仍然以可怖的图式，展示着被野蛮摧毁的痕迹。人的信念在哪里？人性的希望又在哪里？因此对小罗这一个案，它让我联想到整个世界与社会的躯体，被高科技这个现代化的新鲜血液所充实、膨胀。人们不仅削弱了思索的能力，还丧失了人作为理性承担者的责任。所以，人还是需要控制自己。最暴虐的控制是思想的控制。而思想的控制，是通过允许人们意识到什么来实现的。

    现在我忽然想起歌德的又一段话：“人类将会变得更加聪颖敏悟，但不会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幸福、更加充实。我预见那一天，上帝不再喜欢他的创造物。他必将再次毁灭这世界，创造一个新的开端。”歌德的预言，可以與是人类精神批判史上的又一个声音。

    16.现代文明的忧郁与变调

    从弗洛伊德的历史哲学来看，文明的进步高于一切。为了文明而压抑人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一方面将社会对压抑合理化了，另一方面说明个人永远受制于社会。所以，文明是人类惟一值得骄傲的东西。它以其精神和智慧成为万物之灵。在文化长河中，文明是精神与智慧的遗传。文明的进步，成为人类所有活动的终极目标。然而文明的获取是需要代价的。弗洛伊德在他的征途中，“靠探测深渊的办法来登上高峰”。然而在他之前，很少有人追问文明是否需要人类付出代价？

    现代文明的实质是工业文明。精神分析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强烈控诉，是因为这种文明时产生发展都以压抑人的本能（本性）为代价。弗洛伊德把人性归结为人的本能，本能的能量被称为“力比多”。"力比多”表现为生理上的冲动，如果冲动的目的实现了，体内的张力则被消除，人随之感到快乐。弗洛伊德信奉快乐主义。然而实际上人们不能按本能的“快乐原则”行事，只能按理性的“现实原则”行事。对本能的压抑就是文明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因此现代文明所产生的人的忧郁与变调，已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

    李娟的情绪低落已经有几年了，但她不知道自己得了忧郁症。她在高科技单位做着白领，本来很幸福的她却因为丈夫有了外遇而痛苦不堪。谁也没有想到她会从三楼跳下去自杀。她对我说，那天一种阴霾般低潮的情绪笼罩在她心里，宛如织网般地难以挥去。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思想紊乱极了。她想着工作的压力，想着丈夫对她的背叛，她突然眼前一片黑暗，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看不到希望了。于是选择了跳楼自杀。尽管自杀未遂，但她因此而损伤了肾，需要靠血透过日子了。

    如果李娟一开始就去看心理医生，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以我海上飞鸟的分析李娟当时处在意识和潜意识的冲突中，绝望便是她纵身一跃的理由。这种理由在弗洛伊德看来，就是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

    现在，在发达工业文明中忧郁与变调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在大众化的诱导下，去追逐社会强加于个人的虚假需要。并且有不少人要么成为忧郁症病人，要么成为自感幸福的单相度人。单相度人舒舒服服地成为“工业文明的奴隶”，丧失了个性。而人处在这种单相度的现代文明中，却安于受到压抑。由此，我想文明产生于基本压抑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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