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乎”，通“呜呼”，它不只是悲叹，更表示赞美。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小地方，在作者风趣诙谐的笔下却是如此亲切美好、摇曳生姿。
我到乌乎不久，就引起了一场风波。风波是由我带来的一本地图册引起。那是一个正午，大家吃过饭，就到我这里来了。孙承瑞从我的书堆中拉出了地图册，“地图还有这么厚的，啧啧啧。”他们惊呼了。
这之前他们只见过两张地图，贴在大队部的墙上，一张是世界地图，一边写着“胸怀祖国”，一边写着“放眼世界”；一张是中国地图，一边写着“毛主席万岁”，一边写着“共产党万岁”。
孙承瑞就像数钱，指头蘸着唾沫翻着地图册说：“曹们乌乎在啊达？”
“曹”在乌乎除了作姓氏，还作第一人称代词用，乌乎人说到我、我们都说曹、曹们。
唐志远“啧啧啧”咂着嘴说：“看把你想得美的，还想上地图？怕连曹们县都不定有。”
“说不定有哩，这么厚的地图，找找，找找。”
“没有，我找过，”我说，“这方圆的李湾、周庙、陈堡倒有。”
“要是它们有，曹们乌乎肯定有，曹们乌乎还是学大寨先进典型哩。”
我说：“我找了几遍，硬是没找到乌乎。”
“这么小的字，你又戴着镜片片，一晃眼就滑溜过去了。”
唐志远夺过地图翻，忆苦又一把夺过去说：“认得字么，狗看星星知道个稀稠。”
唐志远说：“就你也配说人？说两句顺口溜就把自己当文化人？口袋咋不插个钢笔？那你指哪儿是陈堡，哪儿是李湾？”
忆苦能说会道，才思敏捷，能随机应变，见什么能出口成章说什么，开批斗会忆苦思甜他是主力，因此人们叫他忆苦。我到乌乎，大队迎接仪式是开批斗会，我见识了他的口才。我以为他识字，一问，他根本没进过学堂，就上过几天农民识字夜校。
即使是正午，窑里光线也很暗，他们来到院里，扎了一堆在地图上找乌乎，后来忆苦把地图册给我。我把李湾、周庙、陈堡几个生产队指给他们看，指到陈堡，他们炸了窝了：
“日怪的，连陈堡这个烂杆地方都上了地图，咋就没曹们乌乎？”
“公家也是的，咋把曹们乌乎丢了？”
我说：“不是丢了，是写不下挤掉了。”
“把谁挤掉也不能把曹们乌乎挤掉，要说周庙、陈堡都是从曹们乌乎分出去的。”
老地主说：“那时候周庙、陈堡的人都在曹家里拉长工哩，现在倒把曹们挤掉了。”
忆苦说：“老地主，听你这话是想变天复辟哩。”
老地主说：“曹、曹这不是为曹们大队争光呢么。”
“你说曹们乌乎人活得可怜不，连地图上都没有了。”
“狗日的，儿子把老子挤没了，这就叫大了儿子，没了老子。”
“呸，只有小地方才会叫啥陈堡、李湾、周庙，单怕别人不知道他们陈家、李家、周家。”
“ [求]，狗咬狗一嘴毛，争那能吃能喝，上了地图，国家多给你一分救济？”
“你说这是个屁话，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地方和人一样，活得就是个名么。”
我没想到他们这样在乎地图上没有乌乎。
“可能是曹们乌乎这名太怪了，人家觉得不是个地名，你说周围有这么怪的名字？”
“就是就是，你看陈堡是陈家人的堡子，李湾是李家人的湾，曹们乌乎是啥意思？”
“要说怪，你说合肥、昆明、武汉、哈尔滨，啥意思？广西、内蒙古、甘肃、西藏，啥意思？哪个不怪？”
“就是，大地方名字都日怪哩，这说明曹们乌乎是个大地方哩。”
“老右，你说这大地名咋都叫得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呢？”
老右是我，将成为我在乌乎的称谓。
地名我是有研究的。我的命运就与地名纠缠在一起。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出台，一时间改地名成风，原因是地名生僻，比如江西新淦、寻邬、大庾、沔县四县，因有淦水、寻邬水、大庾岭、沔水而得名，由于“淦”“邬”“庾”“沔”字生僻，遂改为新干县、寻乌县、大余县、勉县。就连1858年《瑷珲条约》签字的“瑷珲”也被更名为“爱辉”，这不是让历史没了出处？省上跟风，提出对一百多处地名修改征求新地名意见，召开专家学者研讨会，会上我强烈反对，说地名是各个历史时代人类活动的产物，承载着一个地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社会变迁、民族交融、宗教信仰、经济发展，它把历史的瞬间定格为永恒，是一个地区特殊的文化符号，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对人们研究解释历史文化现象、掌握文化特征和民情风俗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我列举考古史上的重大历史地名发现加以佐证。还联合了好几位历史、民俗、方志方面的学者专家联名上书，连续发表好几篇文章，讲述地名观、历史观，还找领导游说。那时候年轻啊，不知深浅、意气奋发、壮怀激烈。事实上更名已经上过会，是铁板钉钉的事，开所谓的研讨会只是走个过场，我如何阻挡得了轰隆隆倾轧过来的历史车轮？地名还是改了，一些地名并不生僻也都改了。
1957年，鼓励大家大鸣大放，《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鸣大放”浪潮席卷全国。我写了大字报，就是针对更改地名的，批评领导缺乏历史观的官僚作风和跟风习气。“反右”运动一开始，我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发配大西北劳改农场改造，直到1961年8月，才平反回到学校，但“右派”帽子并没有明确抹去，这就像笼罩在头顶的阴影。我觉得这没啥，那么多的右派，这种情况很普遍，已经改造过了，就要像正常的同志一样使用，文件是这样讲的。然而，“四清”运动进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大四清阶段，我又被批斗，并下放监督改造。后来因为教学的需要，我被抽调回学校，边上课边接受改造。接着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的问题又被扯出来，革命斗争的残酷让我心慌、恐惧、烦躁、郁闷，我患上失眠恍惚症，夜夜无觉可睡。弗兰兹·卡夫卡《变形记》开篇写道：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我却不知道早晨起来会变成什么。
“此心安处是吾乡”，这是苏东坡《定风波·赞柔奴》中的句子。白居易也有“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的诗句。心安即是家，三十六计走为上，别人还在观望的时候，我主动申请下乡劳动继续改造，幸运的是被批准了。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我诵读杜工部的诗表达自己的心情——要知道，那个时候像我这样的人，能够满足一个小小的心愿，实在是不易的。
我给他们解释几个地方名字的来历：吉林省取自满语“吉林乌拉”，是“沿着松花江”的意思；“西藏”源自藏语“乌思藏”，“乌思”是“中央”的意思，“藏”是圣洁的意思；“乌鲁木齐”是维吾尔语音译，意为“美丽的牧场”；“呼和浩特”蒙古语音译，意为“绿色的都市”。乌乎一带河南人不少，都是1942年大饥荒逃来落户的，乌乎人称为侉子，我就讲了河南地名的演绎，现在的新乡古代叫宁邑，现在的平顶山古代叫应城，现在的焦作古代叫怀州，现在的登封古代叫颍川，现在的商丘古代叫归德，现在的驻马店古代叫汝南，现在的枣庄古代叫兰陵。
老冯是安徽人，我专门讲了合肥，说合肥本是合淝，因东淝河与南淝河在此汇合而得名，著名的淝水之战就发生在这里。现在，“淝”去掉了三点水。我把“淝”字写给他们看，老冯一个蹦子跳起来：“都听到了么，我就说我们合肥咋也是个省府呢么，咋会像狗日的你们说的，起那么个名。”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和老冯耍笑时，以合肥做谜底，造出个谜语：两头年猪一秤称，谜底合肥么。年猪就是喂了一年到年关前后宰杀的猪。
我的解释引来他们一阵一阵的“啊、呀、噢、欧”的惊叹声。我发现乌乎人感叹时不往出喷气，而是往里吸气。
“老右，你就说曹们宁夏，啥意思？”
“西夏知道吗？”我说。
“你把曹们也太不当个[求]了。”
陶世贵说：“猪头，你还当你是[求]哩！”猪头是孙承瑞外号。
“西夏王朝被成吉思汗灭了后，以旧地设西夏行省，夏地安宁了，就叫了宁夏，后改宁夏行省。”
孙承瑞说：“你说曹们活个啥人，不是老右说，曹们[求]都不知道。”
老地主说：“老右，费那唾沫做啥，那你说曹们乌乎这名字是个啥意思？”
我说：“乌乎么，就是一声叹息。”
忆苦说：“一命呜呼的呜呼是不是这两个字？”
“是，呜呼也写作乌乎。”我在地上写了。
“你说曹们乌乎的老先人，咋就叫了这么个地名，难怪这日子过不起来，你一声叹息，他一声叹息，大家都一声叹息，谁还有精神，日子能过到人前头去么？”
“一声叹息，那就是个屁，难怪地图上不要。”
地图册已经传到了孩子手里，他们大呼小叫，找到了北京天安门，找到了南京长江大桥，找到了万里长城、韶山、延安、周口店、昔阳、大寨、大庆，叽叽喳喳吵成了一窝鸟儿。孙承祥大喝一声：“些碎狗日的，都滚出去吵去！”他还跺着双脚，像撵猪狗。孩子们抱着地图册跑出了院子。
他们不说话了，就像遇到了一件极不愉快的事，“吧哒吧哒”吃烟，院里腾起阵阵蓝烟，然后他们就都散了。
我没想到“一声叹息”的解释真像一声叹息，会让他们这么沮丧与失落。我后悔自己的轻率与莽撞。事实上，就“乌乎”这个词来说，亦作“乌嘑”“乌虖”“乌呼”，通“呜呼”，它不只是悲叹，更表示赞美，《小尔雅·广训》解曰：“乌乎，吁嗟也。吁嗟，呜呼也。有所叹美，有所伤痛，随事有义也。”在古人笔下“乌乎”用赞美之意的句子俯拾即是：《尚书·周书·旅獒》：“呜呼！明王慎德，四夷咸宾。”《汉书·武帝纪》：“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虖，何施而臻此与！”颜师古注：“虖读曰呼。呜呼，叹辞也。”唐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呜呼！士穷乃见节义。”只不过，“乌乎”现在人用到时多用其悲叹之意，这导致我顺嘴说出“一声叹息”。而就乌乎所处的这片土地，志书中也有这样记载：“畜牧耕稼膏腴，人力精壮，出产良马”，“牛马衔尾，群羊塞道”，明代封为楚王（朱桢）、黔宁王（沐英）牧地，不难看出，这一带现在是三年一小旱五年一大旱的苦焦之地，昔日应该是水草丰美牛歌羊唱的富饶之地。我相信这个地名来自创建者内心由衷的一声赞叹：“乌乎！”就像几十年后的年轻人表达惊喜时会“哇噻”一声。从这个意义上讲，“乌乎”真是个好名字。
如果我到乌乎一年，不，半年，我都不会这样随意冒失地解释“乌乎”了，因为他们是那么地在乎名字，这从他们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乌乎人把大名叫官名，看得很重，并不是许多作家写乡村时给予人物的名字那样，吉祥富贵、龙虎豹彪、大拴小狗的，他们的名字很有含义有寄托，“秉义”“德裕”“崇信”“孝孺”“尚明”“鹏程”“志远”“彦辉”“炳玉”，只不过他们平时不叫，都叫外号（几乎人人都有外号）。乌乎两大家族，唐家近八代的辈字是“崇道修德志存高远”，孙家八代的辈字是“尚义承贤秉忠行孝”。我在乌乎改造的几年间，为孩子取名成为我的一门重要功课。他们都希望给孩子取一个有寄托的官名。取一个名字，他们会拿三色礼（这是乌乎最重的礼了，三种礼物，有的抱一只鸡来）。对于自己村庄的名字怎么能不在乎呢？不管当时取“乌乎”这个名的人是出于什么感受和想法，我都不该解释为“一声叹息”。
我第一次接触到“乌乎”这个地名时，也纳闷。乌乎作地名，不合乎常规传统，是误笔？及至到了乌乎，我才知道确实有“乌乎”这个地方，也真正明白杜工部为什么要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了。不过我并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地名。
一连数天，他们都在谈论这事。这天，劳动歇息时，我讲乌乎在古时候多数是表示赞美感叹的。我引用古人的句子翻译解释，然而，他们不信了，认为我是胡编乱造了一些话来安慰他们或者说讨好他们。
我说：“这些可都是古人的文章所说，我能编得出来？”
“你们这些人狡猾狡猾的，日鬼劲大大的。”
“老右，你说乌蒙啥意思？”
“乌蒙？”
“乌蒙磅礴走泥丸。”
我笑笑，他们上过夜校，虽然识字不多，不过都会背几首毛主席诗词。
“还有乌托邦，啥意思？”
我想这是他们从广播里听来的。
“还有乌海，内蒙古的乌海。”
“乌海就是乌里马糊的海。”
“有个锤子，还有海，干透了，到处都是沙荒地，比曹们乌乎还干得恓惶。”
我一一作了解释，孙承瑞说：“老右，这些都能跟曹们乌乎扯上关系吗？”
“扯不上关系。”我说。
我猛然想到，有一种可能，或许乌乎这个地名来自少数民族语言。
有史以来，这片土地一直为少数民族占据。春秋战国时期，为戎人游牧区，至五代时受吐蕃、党项部族控制，元时为蒙古族统治，置海喇都堡（现在的海原县）。丝绸之路从咽喉谷穿过，汉唐以来，西域各国使节、商队通过这里往来京都、中亚、西亚。乌乎人称为官路，是历史上有名的盐茶马古道。离乌乎不远的甘盐池，是汉唐时期著名的河池，至唐代成为十八盐池之一，设有“盐茶马交换所”。宋时，与辽、金、西夏战争频繁，专门设置盐茶马司，并在盐湖东南面修建定戎堡管理盐池。明代建立了盐池城，清代设立了“盐茶厅”的地方政府，在《乾隆盐茶厅志》中，将“盐法事”作为一个章节专门叙述。甘盐池成为商品集散的驿站，为最早重要的贸易城镇之一，脚户经常集中驻足停留，这也就是为什么乌乎多出脚户的原因。漫长而纷乱的历史在乌乎及其周边，留下许多少数民族尤其是党项族、蒙古族的痕迹。比如天都山皇家寺庙、避暑行宫、蒙古庙、蒙古鞑子坟等，党项语、蒙古语音译地名不少。比如“天都山”是西夏语，有“上吉之地”的说法；而“海原”这个县名则来自元时置海喇都堡，“海喇”一词蒙古语为“美丽的高原”的意思。明初这片土地赐楚王，更名海城。民国元年，因海城与奉天省海城县同名，更名为海原县。再如一个村叫脱烈，按乌乎人的说法是成吉思汗之子拖雷之名的音译，事实上，“脱烈”在元朝可以说声名显赫，史称乃马真后的昭慈皇后乃马真氏，名子就叫脱烈哥那，是窝阔台汗的皇妃。1241年窝阔台汗去世，其长子贵由远征尚未归来，脱烈哥那夺取了国家政权，统治时间达5年之久，史称“乃马真摄政”。日常生活中也有许多少数民族语言音译词汇，比如“喀里麻喳”（形容速度快）就来自蒙古语；乌乎人把父亲叫大或大大，是来自蒙古语鞑靼。而生活中用物、食物，比如毡帽、毡窝窝、缠腰、奶皮、油茶等都来自游牧的少数民族。
我讲了一大通，说：“曹们‘乌乎’这个名字很可能来自少数民族语言音译。”
“对哩，对哩，老早以前曹们这一带鞑子可没少来过，五月单五（端午）、八月十五都留下来跑鞑子的传统哩。”
我说：“还有一种可能，曹们乌乎也有可能给人叫串了写假了。”
“叫串了写假了？”
我说：“就像国祺叫成了鬼气，史刚叫成了屎缸，或许乌乎叫武虎、吴虎、五虎，让人写成乌乎了。”
“对对对，很有可能叫五虎，五虎上将，戏里都有的。”
我说：“就冲这名字，咱‘乌乎’应该是个大地方。”
老地主说：“老右啊，这世上有许多能人，你们这号人都是日能人啊。”
他们就嘿嘿地笑，凡带有“日”字的话都是很暧昧的。
“不是日能人敢反革命？”
“历史都是日能人写的么。”
不久，地图风波又导致了一场战争。“打了一场战争”，后来说起来，乌乎人这样说。
战争发生在陈堡和乌乎的孩子之间。陈堡人也知道了地图册上有名的事，便到处显摆，孩子更懂得显摆的艺术，陈堡的孩子见到乌乎的孩子就打着拍子高喊“地图，地图”，就像“地图”是一个很污辱人的外号。乌乎的孩子受了污辱，便预谋了这场战争。
这天，乌乎和陈堡的社员都在大烟川劳动。乌乎人把宽阔而平坦的山谷叫川。一条沟把大烟川劈为两半，一边是乌乎，一边是陈堡。沟就叫大烟沟，一上一下有十里，劳动歇缓时，两个队的人常坐在沟沿上片椽抬杠，吃出来的烟都交缠在一起。陈堡和乌乎的孩子就在大烟沟里打了起来。因为乌乎的孩子有预谋，集合的人就多，几乎是二打一。他们打得很凶，沟里尘土飞扬，哭叫声从沟里传上来。开始两个队的人都在沟沿上观战。看着看着，陈堡的大人觉得他们的孩子吃亏了，开始喝斥，然而哪里喝斥得住，一些护孩子的大人便参与进去了，乌乎的大人一看，也参与进去了。后来，不是支书喝住，大人们很可能就打起来了。大人们虽没打起来，但集体仗却骂了一个下午。他们坐在沟沿上吃着烟，互相揭短似的叫骂。
“狗日的你们日能得很么，地图上有你们么，来来来，把曹们乌乎一脚从这世上抹了去！”
乌乎人这样骂，听上去就像这地图是陈堡人造下的。
事实上，在他们后来的谈论中我听明白，地图上没有乌乎，他们尽管心里有气，却也并不往心里去，他们不能接受的是地图上有陈堡。这其中缘由根深蒂固，历史上乌乎与陈堡一直是一个行政体制，争田地、夺政权，多有冲突，双方都死过人。解放后，陈堡从乌乎分了出去，成了一个生产队，分队时两队的人更是寸土必争。后来，陈堡出了个人物，在地区做了官，陈堡又升格成为大队，还分走了乌乎大队的几个生产队，又搞了不少事，许多有亲戚关系的都互相不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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