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一九七九年，仿佛已经非常遥远了，恍若隔世。所以，历史多是下一代写，下一代可以重写历史。而当代人说昨天，是翻晒自己的伤口，丝丝绺绺还带着血筋儿，动哪儿都疼。不疼就是假的，疼才是真实的，是好事，在人类的全部感觉中唯疼痛最深刻。
要谈我的一九七九，又不能不从一九七五说起。一九七五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首先证实了民间盛传毛主席说邓小平是钢铁公司、人才难得的话，因邓小平历史性地又开始全面负责中央工作，并很快就主持召开了全国钢铁座谈会。这个会跟我们行业关系重大，我在工厂的大礼堂听了详细传达。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国家的生产形势不妙，以前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还把革命放在前面，现在则是强调全面整顿，首先就是整顿工业，整顿领导班子的软散懒，显然是要把抓经济生产排到最前面了。
到秋天，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学大庆会议在天津宾馆召幵，其实就是落实全国钢铁座谈会对机械行业的要求。我们厂是一机部所属的大厂，我所在的车间里有六千吨和两千五百吨水压机，大会上将公布一批被一误再误的国家重点大锻件产品的清单，要由我的车间承担一部分。所以，我跟着工厂的领导一同参加了这个会。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不能不相信活着就是变化。时间是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思议的历史力量，在需要的当口会突然迸发，生气勃勃，摧枯拉朽，让世间万物都要通过变化而存在。
由此，也把我牵进了文学的旋涡。
怪吧？后来经常有人问我，创作为什么会选择工业题材？哪是我选择工业题材，而鳧工业题材选择了我，人的一生中总会碰上那么几次鬼使神差、歪打正着的事情。人字是由两根棍子斜搭在一起构成的，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命运要由别人横插上一杠子才能完成。当别人的命运介入了你的生活，并决定着你的命运时，是很无奈的。当时我在会上脑子里想的全是自己将要承担的生产任务，有天下午工作人员把我从会场上叫出来，《人民文学》的老编辑部主任许以来找我，说毛主席批示《人民文学》要复刊，约我写篇小说。
我听了有点发蒙，《人民文学》是中国第一刊，我从没敢把它跟自己联系起来。当时没有问许以何以会来找我，又是怎么找到我的？可能是不敢问，编辑约稿一般都是撒大网，有鱼没鱼的先捞一网看看，光是在天津就不知约了多少人，我又何必问得太多泄了自己的劲？生着闷气，可鼓着点劲，但心里是一点底都没有，只谨慎地答应试试看。宾馆的条件太好了，两人一个房间，有写字台，有台灯，那时候开会要不断地写材料，发言必先写好稿子，我就以写材料和写发言稿为名，没黑带白地干起来了，夜里干个通宿都没人管，白天到礼堂里找个清静的角落还可以继续写，困了在哪儿都能打个盹儿。
就这样鼓捣出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发在一九七六年复刊的《人民文学》第一期上。这下可给我惹了大麻烦，先是体验了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的滋味。当时国内的刊物不是很多，凡能见到的都参加进来对《一天》口诛笔伐，甚至连离我那么远的广西，一家社会学类的刊物和一个大学的校刊，都发表了批判《一天》的长文。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五日的《国内动态》清样上转载了辽宁分社的电稿：辽宁文艺界就批判《一天》的事请示省委，省委一领导说中央有布置，你们不要抢在中央的前边，蒋子龙是反革命分子，《一天》作为大毒草批判，编辑部敌我不分……最令我想不到的还有人打上门来，他们穿着绿军装，胳膊上戴着红袖章，拿着内蒙建设兵团的介绍信，自称是一个排长带着两个战士。声言天津阶级斗争的盖子没有揭开，要彻底查清蒋子龙的背景以及跟邓小平的关系，不把他彻底揪出来我们不走！那个时候天津主管文艺的部门叫创评室，如临大敌，年轻人赶紧找出当年的红袖章，也戴在胳膊上，以示对等。奇怪的是那三个反潮流的勇士只在市里闹腾，明知我在天津重型机器厂，却不到厂里来揪我。有人猜测，他们听说工厂在保我，一万多人的大厂没有把握就闯进去，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后来我在《文艺战线动态》第三十一期上见到了当时《人民文学》主编写的交代材料，相信这才是真本：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八日，于会泳在西苑旅社召开创作会，于说，蒋子龙的错误主要责任在邓小平，作品受邓的流毒影响，小说中有些话都是邓的。胡说什么在天津开工业学大庆会，刮风就是这个会……小说配合了右倾翻案风，把走资派当一号人物来写，影射美化邓小平，把主人公翟大道写成平头，个儿不高，老战友姓刘，老婆叫庄林，还有小万的名字也影射。霍大道就是豁出去不怕被打倒-…~我真佩服那个年代的政治想像力，而且让你有口难辩，越描越黑。我为什么让一号人物姓霍记不洧了，八成是姓这个姓的人少一些，显得新鲜。大道是我当兵时副大队长的名字，他自小给地主放牛，有小名无大号，丢了牛为避祸就拦住部队当了兵。当了兵就得有个名字，接收他的营长当场说：你在大道上参军，就叫王大道吧。如果非要找一个霍大道的模特出来，应该是我们厂的第一任厂长冯文斌，偏巧他也是平头，个儿不高，我给他当过秘书，冯头讲话极富鼓动性，每逢他作报告，大礼堂里比看电影的人还多。我有个非常尊敬的老大姐叫庄欣，就改个字搬来做了他的妻子。至于为什么要把走资派当一号人物，非常好理解，那个时候的文艺作品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用小将、年轻的造反派做主角，我只是想出点新。还有什么老刘就是影射刘少奇，小万就是万里等等，简直匪夷所思现在说起来像闹着玩儿，那个时候却可以借此就能毁掉一个人。
一九七九年十月底，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那是一个文学的庆典，象征着一种结束，也是一种开始，真正地更新和换代。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致祝词，强调不应要求文学艺术从厲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更不能对创作横加干涉……我在台下反复端详着他的容貌，也反复据量着他的话，心里说，若不是受阁下牵累，今天说不定还坐不到这儿。鞭子的争论似已有了结论，所谓创作自由，其实就是想象和虚构的自由，允许我让自己的人物留个小平头。有空间才有想象，现实提供的空间毕竟是有限的，真正的自由是在想象的空间里，自由的心态才是美梦般的圔满。自由就是灵魂的呼吸，当灵魂无法呼吸时，环境一定出了问题。
回过头再说一九七六年，《人民文学》编辑部代我起草了一份关于创作（一天》的检查，在发表这个检査的同时再配发一离我的小说，以示编辑部还想保我。这体现了文人的幼稚和无奈，新华社的（运动清样》里说他们敌我不分，他们自身尚且难保，还能保了我？我也一样，当时妻子刚生下小女儿，市里派来让我在检查上签字的两个人，一个堵在医院门口等我，一个到产房恐吓我妻子。她原本奶水充足，精神一紧张奶水竞突然抓襄穸人还噩嘗人.我的人生笔记消失，以后再怎么想办法也催不下来了，真苦了我的女儿。尽管如此，我仍然给她取名叫一巍：《机电局长的一天》巍然不动。其实我怎么可能岿然不动？紧接着便是七千多人的现场批斗大会，还登上了梅兰芳、马连良多次演出过的中国大戏院的舞台，有些我所崇拜的名家居然寻根找据地批判我的作品，不知是灾难还是荣幸？我渐渐知道了什么是文坛，什么叫作家。
有一次我从车间的二十四米热处理炉上摔下来，暖风擦过我的脸，火光在身边一闪而过，跟着就失去了知觉。如果就那样死了，也很愜意，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没想到文革结束后《一天》没问题了，当初配合检查发的那篇小说又成了大毒草。我好像是在一个错误的怪圏里写作，开始和结束是同一个点，只要动笔就是错的。但，生活的不稳定感和危机性刺激了我的精神，加深了我对生活的理解：没有学问的经验，胜过没有经验的学问。心会随境而变，却务必要由心做主。
一九七九年夏，《人民文学》编辑部就《一天》事件派人到天津向我道歉并约稿，意思是一样的，如果我不记恨编辑部，就再给写稿，稿子一发，《一天》的事情就算了结啦。于是，《乔厂长上任记》又出笼了。这下更不得了，《一天》事件的压力是来自上面，全国批天津。这回是窝里反，天津的机关报连续发表了十四块版的批判文章，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谣言铺天盖地压过来。一位曾被打成过右派的老作家，在报纸上发表了声讨我的长文之后，又带着介绍信亲自到工厂查我的老底，看我历史上有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造反派或打砸抢分子，倘若能抓住点什么把柄，那就省事多了，可动用组织手段解决我。工厂的领导对他的大名并不熟悉，只是公事公办地接待了他，说我除去出身不好还没有发现其他问题，文革前是厂长秘书，后来又调到四请工作队，因此文革一开始就被造反派打成保皇派，下到生产第一线监督劳动……有人说经历就是财富，是经历让人有差别，让作家有差别。我经历了那样一番从领导层到文学圈子，从组织手段到文学手段，特别是同行们知道往哪儿下手可以致我于死地，有文学上的公开批判，有政治上的上纲上线，有组织上的内查外调，他们相信只要摔出足够多的污泥，总会有几块沾上！如果我身上真沾上了，那就真完了。这就叫经受战火的洗礼，经过这样一番揉搓，就是块面团也熟了，心里稍微有点刚性也就成铁了。文学再不是东西也得跟它搮上了，即便我不標它，它也得標上我。
写作不是好职业，却是一种生命线，是精神的动力。既成了写作的人，不写作生命就会变得苍白无力。不是有人说，一个作家的价值可以用其挨批的程度以及树敌的数目来衡量吗？创作是一种欲望，要满足创作欲自然得付出代价。偏偏文学这种东西又只会热，不会冷，在生活中老想扮演一个讨厌的求婚者，自以为已经肝脑涂地，却常被怀疑不忠；未来想借写作实现自己，写作反而使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不同的人。个人的灵魂走进小说的人物中去，笔下的人物渗透进自己的灵魂中来，个人生活和小说混为一团，分不开哪是自己写的小说，哪是自己真实的生活，你分得开别人也不想分开，硬要把你的小说套在你这个人的身上。
到底是享受文学？还是在文学中享受自己？生活的本质，就是不让所有人都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所有东西。经历了这种种精神上和道德上的考验，包括自我冲突，仍有责任感，连我自己都觉得是一种生命的奇迹。老挨打老也被打不死，就证明有着特殊的生命潜力。
那么，我所在的城市对我闹腾到这般地步，为什么还能让我参加第四次文代会呢？本来不可能，就在开会前一周胡耀邦专为《乔厂长上任记》做了批示，市委宣传部的人向我传达并给了我一份批示的电话记录稿。后来在公开发表的《王任重同志在全国文艺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有大致相同的意思：蒋子龙同志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和《后记》我认为写得好，天津市委的一位同志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乔厂长上任记》有什么缺点错误，我回了他的信。我说，小说里有那么几段话说得不大恰当，修改一下也不难。整个小说是好的，怎么说也是香花，不能说是毒草；说有缺点，那也是有缺点的香花。
热闹吧？就为一篇小说竟惊动了这么多人。其实这并不是单纯的小说事件，它触发了时代的潜在的历史情结，有着更为复杂的社会性。小说不过是碰巧将历史性潮流和历史性人物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一定的社会轰动效应，并非是作者对生活和艺术有什么了不得的发现。
其实，经常在严重的打击下，反而会带来溝醒认识和深刻反省，何况磨砺也总是最具积极意义。走过那样一段漫长而坎坷的文学经历，回过头去看如同一次远游，一个远游的人归来，总会有故事可说，于是就又写下来了。仍然还有是非，还有风波。但，写得好坏越来越无所谓，它成了保持做人的尊严的手段。
人是什么？无非是一种格。有格，就有内在的定力。神定则气闲，文章得失便无足轻重，进而有可行之道，退而有内守之固。
小龙也是龙
我名子龙，怎么可能属蛇呢？一定是某个环节出了什么差错，总觉得自己应该属龙。因为我自小就敬畏龙，此瑞兽是民族的图腾，上天行宮，足踏祥云，呼风唤雨，神秘莫测，被人们夸讲不尽，却不让任何人见到真面容。蛇则太具体了而且凉森森，软乎乎，滑溜溜，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坐也卧，行也卧，立也卧，卧也卧。隐伏潜行，不声不响，惯于偷袭，我无法容忍将自己跟这样一个爬虫联系起来。小时候只有在犯了错的时候才会用属相来安慰自己：我是属蛇的！十四岁之前我生活在农村，有年晷期下洼打草，有条大青蛇钻进了我的筐头子，不知不觉地把它背回了家，在向外掏草的时候它吱溜一下子钻了出来，着实吓了我一大跳。一气之下决定见蛇就打，当下便找出一根一米多长的八号盘条，将顶端砸扁，磨出尖刺，第二天就带着这武器下洼了。塌下腰还没有打上几把草，就碰见了一条花蛇，抡起盘条三下五除二将其打死。这下可不要紧，以后三步一条蛇，五步一条蛇，有大有小，花花绿绿，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蛇，几乎无法打草了。只觉得头皮发紧，毛发直立。它们不知为什么不像往常那样见人就逃，而是呆呆地看着我不动弹，好像专门等着受死。我打到后来感到低头就是蛇，有时还两条三条地挤在一起，打不胜打，越打越怕，最后丢掉盘条背着空筐跑回家去了。我至今不解那是怎么一回事，平时下洼只是偶尔才能碰上一两条蛇，怎么一决定打蛇就仿佛全洼里的蛇都凑到我跟前来找死！自那以后我不敢再打蛇。说来也怪，心里不想打蛇了，下洼就再也见不到那么多的蛇了。
—九四一年的蛇，披着熊熊火光，顶着隆隆轰炸，搅得天翻地覆。日本人像蛇一样偷袭了珍珠港，美国人宣布参战，全世界变成了大战场。我一生下来就被家人抱着逃难，今天听到信儿日本人到了东乡，村民们就往西跑。明天又听说日本人过了铁道，大家又掉头向东逃。由于我老是哭个不停，不仅搅得人心烦，还危及到乡亲们的安全，家人估计也养不活我便狠狠心把我丢在了高粱地里。是大姐跑出了半里多地似乎还能听到我的哭声，就又跑回来把我抱上。于是今天就多了一个姓蒋的在谈本命年。
这一年里香港还出了一条蛇，也同样取名叫龙：李小龙。大概跟我怀着差不多的心态，羡慕龙，却不得不属蛇。其实龙蛇原本一体，龙的形象很有可能就是先民以蛇为基干，复合其它动物的某些特征幻化出来的。神话中的人类始祖伏義、女娲夫妇，不就是人面蛇身之神吗？所以中国人把蛇年又称为小龙年。凡有人问我的属相，我连小字都去掉，就取一个龙字。
随着年龄的增大，属相不是越来越淡化，而是越来越强烈了，它就肌在你户口簿里和身份证上，时刻在提醒着你和组织部门。光你自己说属龙不行，龙年我想退休人家就不给办手续，今年想不退也不行。拉来十二种动物和地支相配本来是古人的一个玩笑，人和这些动物没有任何遗传或血缘上的关系。今天，厲相却不是无关紧要的了我一直口称属龙，却一辈子被蛇管着。
关于我这张脸
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的主持人曾问过我：作家的脸都像你这样没有笑容，严肃得令人可畏吗？
提出这问题的已经不止一个人了。当我不足二十岁，还是海军制图学校学员的时候，有些上尉、中尉军官，尤其是女教员，对我都有点发憷。我的功课好，又是班主席，没有多少可指责的地方，但他们又不肯放过我这张不喜欢笑的脸，期末做鉴定的时候便给我写上：自信趋于骄傲。
这算很客气了。
我每到一地，给人的第一印象总是：不好接近、骄傲自满、很可能是个杠头。
这就是我的悲哀。都是由于这张脸造成的。
这张脸吓退了一些人，无声地拒绝了一些，丢失了一些，也招来了一些不必要的非议甚至麻烦。但也得到一些，沉思比如：清静。
其实，我自认为还是谦虚的，至少不缺自知之明，也时时厚道，心地怎么也得说是善良的，而且并非全无温柔。
因此，长时间以来，我对别人的以脸取我甚不以为然。相反我对自己的脸倒相当满意。这是父母给的，如果另外再换一张脸，我肯定不要。它虽然不能说很漂亮，但也不丑，无非线条硬了一点，脂肪少了一点，却是一张名副其实的男人脸。
尽管在有些人看来这张脸有点冷涩，难读，不潇洒，不畅销，似乎能拒人于千里之外。或者还让人觉得活得累，活得苦，活得沉郁。甚至是玩深沉，玩痛苦。可我的心里并不缺少阳光。感受过痛苦，也感受过温暖。其喜欢快乐和得到的快乐，也不比一般人差。
因此，我觉得自己这张脸证明了我活得真实，活得自然，脸是自己的，并不是专为别人生的。
笑，更多的是一种技巧，笑是给别人看的，或是被别人逗笑。如果一个人经常独自发笑，那叫傻笑，或者精神有毛病。笑可以装出来，所以才有冷笑、奸笑、阴笑、假笑、苦笑、皮笑肉不笑。
真实的人生，真实的世界，并不以笑为主。相反人一生下来就哭，死的时候还要罘。中间这段哭哭笑笑，不哭不笑，以不哭不笑为主。笑可以装出来，哭是做不出来的，不动真情难以落泪。所以中国词典里不设冷哭、奸哭、假哭、皮哭肉不哭这样的条目。也许有人说，生活里有假哭，比如农村的吊孝，光哈哈没有眼泪。那不叫哭，那叫干嚷，或者叫哭唱。
—个人的脸和心有不一致的时候，比如脸丑心不一定恶毒，脸美人不一定善良。也有一致的时候，当他不需要做表情给别人看，最真实自然的时候，脸就是心灵的肖像。
如此说来，我这张脸倒成了初级阶段的标准表情，也符合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训。
其实不是脸的问题，是我这个人在生活中缺乏舞台感。半个世纪坎坷阅历居然没有把这张脸雕刻成见人三分笑的模样，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了。为自己的脸感到欣慰。
要脸还是要这样的脸。
打和被打
幸福的童年稍纵即逝，就像一只小鸟飞向远方时，留下的只是一些梦幻的影子。
现在想起來，我的童年似乎是和打架分不幵的。小伙伴们在一起玩着玩着，不知为了一点什么屁大的事就动起手来了，较量一番之后仍然是好伙伴，仍然在一起玩耍。极少成为仇人，即使成了仇人也坚持不了一两天，又会滚到了一块。
有一个年纪比我大一点却跟我在同一个年级上学的本家哥哥，长得比我粗壮，也本人和我都觉得他的力气要比我大，因此处处想占我的上风，我害怕跟他动手，能让的就让他一点。人似乎就是这样，你越软，他就越硬。有一天他玩耍一根铁棍，把我的右眼眶打破了，倘若棍头再往下偏一点，我就成独眼龙了。我恼了，扑上去和他交起手来，结果我和他都发现，我的力气和身手倒略胜他一筹。自那以后，他变得怕我了，处处让着我。我也长了见识，不经过比试不要轻易地惧怕什么，你怕的东西也许还没有你强大。
那时候的农村，没有电影，没有电视，没有能吸引孩子们的娱乐活动，大人们也顾不得管孩子，功课又轻松，作业都是在课堂上就做完了。在我的印象里除去睡觉、吃饭，就不在屋里呆着一有很多时候连吃饭也不在屋里。在外边就是小伙伴们凑在一起乱跑乱闹，自己哄着自己玩。农村少年的游戏大多是对抗性的，在游戏中必然有输贏，有冲突，免不了就会争吵、打架。打架也是游戏的一部分。
同村有个小名叫老小的，虽然跟我同岁，但个子长得矮小，相貌不够周正，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瘪犊。瘪犊自小没有爹，他的寡母是个泼妇，能吵能闹，什么事都敢拉下脸，护犊子更是在全村出了名。也许一个女人带领几个孩子过日子，不泼一点不行。家里经常叮嘱我，不得招惹瘪犊。可瘪犊是个讨人嫌的家伙，仗着有他娘护着，你不惹他，他会惹你。有一天傍黑的时候，他要玩我的大头狼一一种较为凶猛的鸟。我不给他，他上前来抢，我用手一推，没有觉得使多大劲他却跌倒了，起来后不是跟我算账，而是哭着回家向他娘告状。他娘领着他就站到我们家的门前骂街，这时候村里下地干活的人都回来了，在我们家门前围了一大帮人看热闹一孩子的游戏升级为大人们的游戏，这是农村常有的娱乐项目。
我父亲在村里是受人尊敬的先生，写约、立契、撰对，能说会道，却无法跟一对孤儿寡母理论，被瘪犊的娘数落得脸色煞白。我惹的祸我就得冲进去给我父亲解围，我对瘪犊的娘讲述事情的经过，是她的儿子抢我的鸟，我不过推了他一下，又没磕着，又没碰着，跑到我们家里撒的哪门子泼……我理直气壮地正讲着大道理，父亲解下黑布腰带，搂头盖脸地就抽过来了，我一抱脑袋，被抽得在地上打了两个滚儿，爬起来就跑。跑到一个高土堆上，捡起一块砖头，大叫一声：
好人躲开！砖头紧跟着就出手了夏天我在坑边用砖头打死过鸟，可以说是训练有素的。再加上被父亲打急了，气坏了，那砖头就真的不偏不倚地正落到瘪犊的头上，他哇地一声捂着脑袋就躺到了地上。我一看不好，撒腿就跑，跑到十三里地以外的老舅家躲了三天，到母亲让人带信儿说父亲已经消气了才敢回家。
我想起童年的这些事就直觉得对不起父亲，惹祸太多了。还惹过一次大祸，是过年放鞭炮把一个外姓人家的柴火垛给点着了……母亲曾嘲笑我是记吃不记打一一吃了一种好东西能记得住，一有机会还想要。挨了打却记不住，老伤疤未好又犯新错。在我的记忆里，父亲难得对我有过笑脸，甚至我在全区会考时得了第一名，也听不到父亲一句夸奖的话。父亲对我唯一的一次表扬，是看到语文课本外面包的封皮上写的语文两个字，问我是谁写的？我说是我写的。父亲说这两个字写得还不错。父亲就那么不经意地夸了我一句，我终生难忘，足够我受用一生。
我的保护神是母亲，平时对我呵护备至，疼爱有加，我若表现得好，总能从母亲那里得到点奖赏。比如割草割得多，母亲会塞给我三分钱和一张棒子面饼子，到街上去美美地吃上一大碗豆腐脑。尽管每一次我挨父亲打的时候母亲从不出面阻拦，那时候想拦也是拦不住的，只会火上浇油。但我时刻都感觉得到母亲是我最强大的靠山，哪怕是在我挨打的时候。在我十四岁的那年母亲病逝，我的欢乐的童年就结束了。自那以后，我再没有打过架，也再没有挨过父亲的打一一我曾渴望过他还能像以前那样打我，那说明我是个幸福快乐的孩子。他不再打我是因为我变成一个可怜的没有娘呵护的孩子了。当一个父亲不得不同时还要承担母亲责任的时候，他就会以当母亲为主了。
童年像一朵田野上的蒲公英，被一阵轻风就吹得无影无踪了，当我学会思考，开始沉默和忧伤的时候，那还不太沉稳的脚步已踏进青春的门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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