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充满艰辛的历程。也是一段充满辛酸的历程。这里有我的迷失和歉疚，有我的自省和觉悟，有我的追求和快慰。从妻子冬芹的突然患病开始，我就走上了猝不及防的苦难之路。她的痛苦在身上，我的痛苦在心里。为解除她的痛苦，我们四处求医问药，可是，这求医之路充满了坎坷，布满了荆棘，设满了陷阱，一不留神就会痛上加痛。我在痛苦中迷茫，在痛苦中追索，在痛苦中反思，在痛苦中觉醒，以至用自我的清醒延续了妻子的生命。像严冬过后的麦苗返青一般，冬芹走下了病床，走出了病房，过上了常人的日子。就是在此时我想起了白居易的诗句，提笔开始书写枯荣岁月。如今十多个年头过去了，往昔平庸的文字增添了魅力。那是由于它们鲜活地收藏了渐行渐远的往事。
上面一张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照片，我和冬芹，还有三个年幼的儿女。下面一张拍于2001年，时逢冬芹50岁生日，也是我们5个人。儿女们长大了，我们却见老了。老是自然规律，没有必要叹息，令人叹息的是身患重病的冬芹就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
2009年10月19日
九月的斜阳铺衬出秋天的疏朗和暖意，大地沉迷在夕照的辉泽里。我的车子已驶入晋南大地了。
这次去韩城开会，我不仅饱览了司马迁故园的风情，而且转道又去了一趟延安。1966年初冬，文化大革命串联我曾去过延安，虽然那里是革命圣地，但面貌的贫穷让我很是困惑。时间过去了十多年，我很想知道现在的状况，于是，便翻山越岭赶了过去。我的行程如愿了，延安虽然还不算富裕，却也驱动了前进的步履。我为那块土地滋生的新绿而高兴，更为高兴的是初识了史圣故里的丰厚文化。如此归里，心头怎不激荡着满意的暖流？
回到机关时，人们还没有下班。行政办侯兆麟主任正在大楼前面同别人攀谈，见我们远道归来，即快步来到了车门前。他问了我出行的情况，我简言以告，一切顺利。他即说：那么你别下车了。我对你说，老病号又犯病了，住在朝阳医院。
我心头一震，临近故里的喜悦感立即消散殆尽。老病号，其实不老，是我的妻子。这年还不到四十岁，然而，已患糖尿病四年了。四年中，进医院不止一次，因而，老病号的声誉也就不胫而走。我没再多问，调转车头，直奔医院。
从机关到朝阳医院，并不算远，然而我的思想却飞越过好长一段距离。
首次得知妻子患病，也是我从外地归来。那一年，我在北京研习文学，住进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鲁迅文学院。学院的前身是中央文学讲习所。建国初期，山西的老一辈作家马烽、西戎曾在这里研习，能进这样一所学府深造，当然是平生的幸运。况且，就我入学而言，也是充满了戏剧性的。读过我《豆蔻岁月》的人都知道，童年和少年的兴趣、爱好犹如一块待耕的土地，而老师的传授教诲，恰似园丁撒播的种子。如果这种子正适合了土地的墒情，那么，一株新芽即会破土而出。我爱好写作的幼苗出土后，几经风雨，历经数载，倔倔地存活了下来。随着工作条件的好转，这株幼苗求生的欲望日渐强盛。工作之余，我点灯夜读，挥笔写作，赴京进修之前已经发表了近30万字的诗歌、散文、小说。可是，在那文学过热的年头，我这点成果算得了什么，况且，还没一篇具有轰动效应的文章。同当时的文学热对应，时下走红的是经理，前几天听到一则笑话，说是有辆汽车在闹市横冲直闯，压死了9个人，弄清身份，嗨呀，罹难的全是经理。再看开车的肇事者，怪了，也是个什么经理。当然，这是一种嘲笑和讽刺。这种讽刺如果有些过火的话，那么，用在文学过热的年头不会有错。那时候，青年人几乎都在做文学梦，或说作家梦。而要将这种梦境变为现实，其中有着漫长的距离和深深的沟壑。我就是隔着这样的沟壑来张望作家的。
我的张望没有徒劳，无意间窥得了鲁迅文学院开办函授班的信息，而且，要从中选优，来院进修。我赶紧报了名，并按照要求认真完成每一篇作业，送呈老师指教。火毒的7月，还赴京参加了学院的夏令营活动。活动内容很多，而给我留下印象的不外是名作家的讲课。仲秋时节，我得知鲁院要在西安举办一次面授的信息。那时候，乡下的家中还有数亩土地，正是播种时节，我连续奋战，收秋种麦，种子落土，立即挣出田园，拖着疲乏的身子挤上了南行的火车。那趟车人可真多，座位和过道上都是高密度。跨上车门，我无法迈腿，久久地站着。几天高强度的劳动使我疲惫不堪，身子紧紧依着车厢。倘若离开了支撑物，随时都可能跌倒下去。一路劳顿，捱到西安，迎接我的却是极度的扫兴：面授昨天已经结束了！这次面授是针对西北片的，山西不在西北的范畴，当然，我也不在通知之列，我只获得了原来的消息，而没有得知变化了情况。好大一会儿，我呆在陕西省作协大院默默无语。
许多扫兴的事情，往往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很快我便得知，我的迟到，或许正是上苍赐于我的良机。面授结束后，学员们顿作四散，各奔前程了。鲁迅文学院前来主办这次活动的何镇邦、刘小珊老师还在招待所里休整等车，准备前往下一个面授点——成都。在着名评论家王愚老师的引荐下，我前去拜访了二位老师。小叙少顷，我即拿出了新近草成的几篇文稿，记得有《泰山云海》、《大中楼极目》，还有《泉城观泉》。刘老师快人快语：
“呀，你都这水平了，还上什么函授呀！没有必要。”
我受宠若惊，连忙说了想去鲁院进修的意思。刘老师笑而不语，直瞅何老师，何老师说：那我们推荐吧！
接下来，我们又聊到文学的诸多话题，这种收获远比听课要直接、要实用得多。当天夜里，我又搭上一趟北上的列车回到临汾。可以说，这次误期的面授，是我进入鲁院的一块奠基石。
之后，我继续认真阅读和写作，为何老师、刘老师推荐我入院创造了条件。一年以后，我真的走进了鲁迅文学院，函授学员选拔来的只有l2人，加上各省、市、自治区选送的青年作家，共42名。入院后我才发现，自己的写作水平与学友相比差距甚远。其时毕淑敏已连续发表了《昆仑殇》、《送你一条红地毯》等引人关注的作品，雷建政正好在《人民文学》杂志刊出一篇写草原的小说。相形之下，我需要从头开始。几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除了听课，就是阅读，很少动笔。偶尔为之，也是写几封信。听课和阅读之余，我回首反思了我的写作，终于发现我过多注重形式的表现，而忽略了文学的内涵，因而，作品总欠缺撩人心绪的活力。两个月后，我蕴积了足够的创作情绪，不写不行了，方才动笔，连续成形的就是后来命名为《童话岁月》的那些系列散文。其中的《合欢树下》，不久就在《散文世界》刊出，而《弯弯的桃树》和《上天的路》同时在《山西文学》刊出。意想不到的是，后两篇被《散文选刊》选中，编发进《乔忠延作品特辑》。继而，《弯弯的桃树》又被选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的《1988-1990散文选》中。这些文章的连续选发，无疑将我送上了文学创作的新的里程，至今不少同仁都将《童话岁月》视为我的成名作。因而，谈及我的写作，若没有鲁院那段日子，我绝不会有今天的。所以，对于鲁院和推荐我入院的诸位老师我充满了感激。
遗憾的是，也就是在学习结束时，我闻知妻子患了糖尿病的消息。此时，妻子患病已经有段时间了，只是怕我分心，没有告我实情。我的心禁不住有些颤抖。我明白我来北京研习，家务的担子全搁在她一人身上，又要理家，又要上班，这对于一个刚从乡下进城上班的人来说，很难适应。但我绝没有料到，这种适应的过程会把她推到患者的困境。因之，当我满载着丰饶的成果归来时，心情却异常地沉重。我得到了不少，却失去的更多。难道在得到和失去之间有一种必然的联系？我的学识进步为什么要以损毁妻子的健康为代价？两军对垒，兵戎相争，总有一方获胜，一方失利，当然，也不乏双方握手言和的先例。我和妻子之间不存在什么利益纷争，为什么要以一方的失利为终结？难道我们就不能平平安安，永世美满？前数日读作家周大新的一篇名为《失去》的文章，其中说：“该把‘失去’看作‘获得’的前奏。失去和获得总是紧紧相连，一个人在这一方面失去，在另一方面就可能有所获得。”我赞成这种精辟地阐述，也明白失去和获得的关系，然而，道理归道理，事实是事实，让我去接受妻子的患病无论如何是苦不堪言的。
这天，我驱车赶到医院时，又一次面临着严酷的现实。
中言心语：
童年和少年的兴趣、爱好犹如一块待耕的土地，而老师的传授教诲，恰似园丁撒播的种子。如果这种子正适合了土地的墒情，那么，一株新芽即会破土而出。
迷途中的奔波
很显然，等待我的是一场苦难。或大或小，这场苦难已经降临。即使再不情愿，病魔这不速之客也不会善罢甘休。
妻子住这所医院该是第三次了。或许正是由于有了前两次，也才会有这第三次。但是，我绝不会想到，这一次差点把妻子的命断送在这里。
第一次是一年前。那是我同妻子去北京看病回来不久。赴京诊断的结果，确认了她患的是依赖型糖尿病。这种病离不开胰岛素，必须长期注射。应该说，这次确诊是妻子以后延续生命的关键。不过，要延续她的生命还必须爬过几个坡坎。
妻子初患病时，我对糖尿病一无所知。那年，我结束了鲁院的学习，赶回故里，妻还住在医院里。好久不见，第一次会面竟是在医院，尽管我开口仍然以逗乐为题，说她具备了周总理当年的风度，竟然在医院接见我，可是这也难以掩盖心中的凄楚。若不是同病房里还有一位病号，我很难抑制住泪水的涌流。妻子那时不瘦，发胖，发白，同我听说的病症根本就对不上号。其病状应为“三多一少”，即：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体重减少。可看上去妻子一点儿也不瘦呀！没有想到这是因为她注射胰岛素已有多时了。背地里也有不少人和我谈胰岛素，好像此剂犹如鸦片，用上了就难以戒除了。所以，好心的人都告我，不要用胰岛素。当我告知他们，妻已用上时，他们不无惋惜。妻住院后，岳母在我家做饭，并照料我的孩子，妻的妹妹趁下班之余来回往返医院护理和送饭。糖尿病人的饮食很费心思，注射胰岛素的病人尤其如此。每次，用针必须在饭前15分钟至半小时之间，这就给护理出了好多难题，起码做饭要按时，不能迟缓。我回来后，她们理所当然应该松口气了，我便担当了护理及家务的重担。自然，我还应料理机关的工作。
顺便应当提及的是，我的机关工作不能放松，而且还必须全心做好。这是因为，我还在北京的时候，领导已考虑了我的职务晋升。新的职位，本来有好几位近水楼台者都垂涎欲滴，然而领导却将此位留给了千里之外的我。这着实让我受宠若惊。说内心话，我在北京进修时就有个打算，即学习归来去文联什么部门的，任个闲职，以便静心专一从事写作。但是，万没料到领导仍将我安排在了政府部门的重要岗位。那些年有句笑谈，说“党委挥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这话虽是调侃，但也可以看出政府部门和其它部门不同，必须动手实干，否则，许多事情就无法办成。我在政府担任副秘书长，分管文秘工作，各种公文的起草和审定，以及领导的讲话都要在这个环节上萌发诞生，这架机器的运转情况，直接关系到政府工作的好坏，我岂可懈慢。况且，退一步说，领导如此信任和器重自己，知恩不报非君子，倘若离了这点我连做人的起码良知也没了。因此，我必须撑起工作和家务两个摊子，而家务这个摊子中，照顾病人是本最难念的经。
对于工作，老实说，有多年的工作基础和经验，我并不感到吃力。况且，有一帮文秘人员，只要发挥好他们的作用，也就可以事半功倍。关键在于点拨和指导他们。家务这一摊是我的难题。我必须承认，这方面我的能力很低，应像小学生入门那样从头学起。自17岁初中毕业回到家里，上有母亲，下有三个妹妹，家里洗洗涮涮的事情根本轮不上我。包括我本人的衣服，也是这里刚脱下，那里就有人洗了。做饭，我也挤不进厨房，进去干不了还碍手碍脚的。结婚之后，有妻子操持，洗衣和做饭更与我无缘了。我就这样进入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人生境界。一旦介入家务，这才发现昔日生活的幸福，而过去绝没有这种感觉，正可谓身在福中不知福也。过去，我素有睡午觉的习惯，这里撂下饭碗，那里倒头就睡，在妻洗锅涮碗的催眠曲中入梦了。而今，匆匆弄点吃的，打发孩子吃了上学，又匆匆洗碗，这一切法定程序还没履行完毕，时针已明确指出上班时间，只好匆匆奔赴机关。形容其时我的生活节奏，恰如琼瑶的一篇小说：《匆匆又匆匆》。
这样匆忙也罢，只要能治好妻的病，付出多少我也甘心。然而，不知为何，善有善报这种世理，不给人按日按月付酬，总要等到一定时期，积累多了，似乎才算总账，来一次本息全付。一日又一日，妻的化验结果，总是那么个样子，没有好转的迹象。后来，由于医生从病房到门诊的轮换，才更换了一位医生。这位医生主张把胰岛素逐渐降下去。降了数十天，也还可以，眼看到了中秋节，妻也住了好几个月了，医院考评好像还有一条病人痊愈的轮换率，治愈率的高低和医生的奖金也有关系，因之，医生劝导我们出院。就这样，妻回到了家里。好在出院时，妻的胰岛素已经停用了，只是加大了药的剂量。我还暗暗有点欣喜，后来的事实告诫我，这点欣喜是非常无知，非常可怕的。
出院后，妻按时服药，注意饮食。这远比在医院方便多了。有一段时间，妻的精神还算不错的。时过不久，身体就渐渐消瘦下去。看来病症没有治愈，身体发胖只是使用胰岛素后的外在现象，而离开了此剂，很难维持正常的体质。然而，那会儿对糖尿病的认识，我还在一个浅层次上，仍然被人云亦云的潮流冲击得晕头转向，不敢再用胰岛素，惟恐使用久了，再离不开了。于是，便把治愈的希望放在中医身上。亲朋好友，也无不关心，四处打听有名的医生。只要打听到哪位医生治此病有点办法，即驱车前往。近处的就不说了，几百里之外的县城我们也去过。有一位画漫画的朋友，得知邻县有一位专治糖尿病的医生，立即告诉我，他如诗如画的介绍，至今言犹在耳：一进小县城，看见一个塔，一直往前走，走到塔底下。遵嘱我们驱车前去，很快找到了医师，一次包10副中药，而且接连就去了数次。药服完了，却没有什么明显的好转。妻的身体仍然一天天瘦弱下去。我求医的心情更为迫切，几乎每打听到一位医生，我的眼前就升起一道希望的彩虹；几乎每一次求医，我的心头都充满了十分虔诚。可惜的是，我的一片苦心，收获的尽是苦果，无效地奔波，一次又一次宣判我的天真幼稚。
去北京就诊，标志着我天真幻想的结束。那天，我们挂了内分泌科的专家号，是一位姓陆的大夫坐诊，据说是位副院长。正在诊病的过程中，接到院办的通知，要他准备一下去参加外事活动。但是，陆大夫仍然认真地给妻把病看完，问讯了病情，即开了血糖、尿糖的化验单，从化验和病情判断，妻的确就是依赖型糖尿病，非用胰岛素不可。而且，由于好一段时间停用，妻不仅体质虚弱，并有酸中毒的症状。因此，当即住院救治。诊断完毕，陆大夫才去，下楼时，脚步是急促的。那种认真负责的精神，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妻第一次住朝阳医院，就是在北京归来不久。现在想来，是重新使用胰岛素后，内分泌系统发生变化，引起身体的好大不适应，连着肚子疼了三次。一次是半夜时分，我从梦中惊醒，听到妻的呻吟，我知道她这人心性强，不到万不得已，不愿打搅人。我拉灯一看，大吃一惊。她脸色苍白，头上冒汗。必须马上去医院，可这怎么去呀！着急间，情急生智，厚着脸皮把邻居李师傅叫了起来，他是司机，搭他的车进了地区医院。此时，正是午夜进分，值班医生早处理完病人进入酣梦。慌乱间忙把妇产科大夫叫了起来。两位女大夫问过症状，看了一番，即给妻推拿按摩，不多时妻要大便，便后疼痛减轻，逐渐消失。开了些药打道回府，这一次有惊无险。
头次住朝阳医院，却有惊有险。那次，妻不仅肚子疼，而且尿不出来，小腹也憋大了。正计划住院，秘书办的小张来探望，他的爱人就在朝阳医院，而且，那里有一位医术很高的内科医师，所以，没有松气就直奔此院。人熟好办事，看病也如此。祁大夫诊断后，立即给开药输液，紧急救治。还告诉妻，不要紧，住一夜就好。然而，转过身，则在外面告诉了我病情的危险，要是再尿不了，就会憋出危险。这可如何是好？所幸，由于救治及时，祁大夫“一夜就好”的话应验了。半夜里妻撒了尿，疼痛减轻了。第二天一早不疼了，我们便出了院。真是入院也快，出院也快。
有了这一次的成功，便有了第二次的再来。第二次是我和妻回乡下去看望老人。在家里，妻就说肚子疼，上车后越来越厉害，因此，我们将车直接开到了朝阳医院，又找到了祁大夫的门上。这一次，虽然同是肚子疼，然而，病症却不一样。祁大夫一看，说是出现了肠影，当然，侍立一旁的我也端详了一番，只不过是读天书一般，又好像村人所言“瞎子看告示，越看越糊涂”。祁大夫断定是肠梗阻。当然，很快住了院。当然，很快采取了救治措施。遗憾的是这救治措施迟迟难以生效，疼痛持续着，妻痛苦不堪。一夜之中，她躺在病床上辗转反侧，我坐在一把短凳上焦虑不安。实在疲累了，正要睡去，又被同室的抽泣声闹醒了。是位农村妇女在低泣，她的孩子胳膊摔断了，明日手术，吉凶难卜，忧愁得泪滴不止。这时候，我自己凄楚的心尚难以舒展，却又为那妇人的抽泣再添愁绪。我强装轻松，近得前去，宽慰她好久，鼓励她要有信心，护理好孩子。还说忧愁和哭泣不治事，要坚强些顶得住。我岂不清楚，当我劝人家坚强时，而我最需要的才是坚强。
次日早晨，妻还是疼痛，肠影更明显了。祁大夫告我，如果再要不拉不通，恐怕要做手术了！这对我来说，无异于一声炸雷。妻体质瘦弱，能否经得住手术的折磨是个天大的未知数。况且，即使手术顺利，糖尿病由于血液变化，伤口愈合也成问题。我清楚这种状况，所以，惊恐也就更大。然而，惊恐解决不了问题，事实是必须坚定信心走过去。我立即和几位老领导通了电话，想听听他们的意见，惟恐人急没智，忙中出错，误了妻的救治。我在忙碌中接待来探视的领导、友人，商谈新的措施，不觉日影过午。我走上楼去，进了病房，不意看到的竟是天开云散。陪床的妻妹告我，妻拉了，肚子不疼了。
哦哟，谢天谢地，一场灾难解除了！一缕喜悦融通全身，顿时，我全身松软，几乎能软绵绵瘫在地上，双手慌忙扶住墙，坐在床头。
算起来，妻这次住朝阳医院，当是第三次了。有了前两次的成功，这一次，我也充满了必胜的信念。因此，从机关去医院的路上，虽然我难免焦虑，但还是较为镇定的。我试图在镇定中，去获取前两次的效应，让妻很快平安出院。然而，事实宣告了我这种愿望的破产，我完全没有估计透这次妻要回家是那么那么地艰难。
痛苦的历程
踏进医院，让我吃惊的是插在妻鼻孔里的氧气管。虽然氧气不都是垂危病人的爱物，但至少也表明妻病的确实不轻，依靠自身的能力已无法维持正常的生存，所以不得不借助外来的气体。尽管，从侯主任那里得到妻住院的消息，我便猜测着妻的病情，病轻当然是不会住院的。可是，我万万没有把氧气管和妻的病联系在一起。因之，一进门我的心便不由自主地揪紧了。
妻躺在床上，见我进来和她说话，回了我话，但声音低沉，似乎也在说明插氧气管的必要。岳母和我的长子守候在床前。我简单问了些情况，知道妻犯病已经三天了，昨天才住了进来。犯病的原因可能是两点：一是去十里外的界峪村，为其叔叔送葬。叔叔在我们那一带乡下称爹。妻的爹是自小给人家过继的，家境不甚好，但和她家相处得很好。爹年过60了，我和妻每年春节都要去看望他。今年春节时，却听说他患了食道癌，当时人已有些消瘦，但精神还是不错。见亲人来了，他很是高兴，不知该如何招待我们。临走，硬是给我们的提包里装了好几碗白花花的大米。告别的时候，他眼里噙着泪花，我们也很是难过，咬紧牙不敢流露。村里人说这种病是咽饭病，只能吃一季粮，吃秋不吃夏，吃夏不吃秋。虽然，爹捱过了夏收，又捱过秋收，艰难地攀过了两季，才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可是，这样的年龄去世，也让人够难过了。妻去送葬是情有可原的。二是接水累的。凑巧这两天水不正常，每天到午夜才会有水。长子要上班，次子要上学，半夜时分都睡沉了，妻不忍惊动他们，只好自己起来接水。那天，接完水，就感到身体不适，要吐，没吐出来，便回屋躺下。第二天，便难以起床了，长子赶紧告诉岳母，请她前来照料。歇过一天，病不见轻才住进医院来。所以来这儿住院，当然还是由于有前两次看好病的经验，对此院信赖，人熟也好办事。
这两个原因，无论从哪一条说都和我不在家有关。其一，倘若我不外出，给爹送葬我自然要去，妻也许不去，即使去，我们找辆车，也不至于坐自行车去，两腿垂吊下去，来去二十里长路，一程比一程难受；其二，接水的事自然是我的专利，何劳妻治水躬亲，损伤玉体。无论怎么说，我都觉得妻犯病，我有着无法推卸的责任。好在没有人追查责任，我也不必担心检讨。我镇定了一下，去找主治医生。
负责给妻治病的是位女医生，她说话缓慢，待人实在。实话告我妻是酸中毒症状，同时，也有心脏病了。听到心脏病，我又是一惊，这种病死亡率最高，怎么能不引起重视？我说了一些感谢和依靠她的话，把治好妻的病的希望寄托在她的身上。回病房后，我才知道，原来那位内科祁大夫，也患了病，而且是直肠癌，去北京做了手术后，正在化疗。他时常过来看看，给女大夫出点主意。医院的重视使我负重的心，稍稍轻了一些。是夜，我让长子回家休息，自己则在医院陪床护理。好在由于人熟的缘故，妻被安置在一个单间，此间病房有两张床，白天有轻病人来输液，一完就走了，夜里还有可以躺一躺的条件。妻插着氧气管活动不便，吃、喝、尿都离不开别人的帮扶。我料理完琐事，看着妻轻轻睡去，才上床休息。躺在床上，却怎么也难以入睡，翻来覆去，思绪万千。
酸中毒的病症和以前在北京住院相似。那一次，是午后入院的。一进急诊室，立即就给妻扎针输液，抽血化验。那是四月下旬的天气，医院里可能出于病人体弱的考虑，还送了暖气。妻占据的那个病床边恰有一根暖气管，温度有些偏高。也可能出于发病的缘故，妻比平常烦躁。医院治疗措施一个接一个，一部液体完了，马上换另一部，不断化验，也就要不断抽血，一会儿抽静脉，一会儿抽动脉。静脉血还好抽，动脉血护士难抽，妻也特别的难受。妻烦躁不安，疼痛难忍，居然哭泣不止。那个病房是间不小的房子，我朦胧记得大约有八九个病人，每张床前都有一两个陪床的，人真不少。妻的哭声引来众多目光的注视，我环视一周，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病人需要安静休息，我当然懂得这个起码的道理，可是，我劝慰不住妻，我也不知该如何向大家解释，只觉得芒刺在背，汗颜羞愧。好在病人及陪床的家属都通情达理，没有一个抱怨的，还有几位出语温和地宽慰。这时候，我才体会到理解的伟大，而这种理解，离开了病房却不那么容易找到。我忽而又有些想入非非，难道只有同病相怜，人性才能复苏沟通？
凌晨3时，最后一次动脉血化验完毕，医生看了单据，明确说，酸中毒已经纠正了，让病人安心休息吧！拔了液体，妻好受些了，渐渐睡去。然而，我却无法入睡，也不能入睡。窄小的床上没有我的存身余地，邻床病人家属支援我的矮凳虽可以落坐，但坐下来心里也难以放松。我想起陆大夫的诊断，依赖型病人是离不开胰岛素的，必须继续使用。这种说法，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的无知，总是对胰岛素望而生畏，把希望寄托在其它药物上，试图通过别的治疗手段使妻痊愈。反观往事，我自然察觉到了自己的幼稚。固然，设法使妻痊愈的愿望是良好的，但良好愿望要和科学实际相结合，离开了科学，去做不着边际的幻想，绝对是无益的。可是，结识科学又难以径直步入，而是曲径通幽。在曲折中付出了不少代价，才能窥得科学的尊容。谈何容易？看着酣睡的妻，我不禁有些歉疚。倘若妻从地区医院出来后，一直使用胰岛素，不会那么快消瘦下去，也不会出现酸中毒的现象。看来，无知必然导致生活悲剧。我受累也还罢了，妻是受苦受罪的。
好在那次酸中毒很快纠正了，以后针药并施，妻的生活步入了常规。那么，这次呢？酸中毒能否很快纠正？我巴望着，巴望大夫妙手回春。可不由得又想到了那新添的心脏病，心脏病可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治好的呀！我心绪纷乱，纷乱得一刻也难以平静。在那个深秋的夜晚，对着静寂的四周，我不知苍天能够解难，还是大地能够释疑，胸中之虑只能原原本本的留给自己。
病痛死死缠住了妻
次日天亮，太阳困倦地升起，将光束生涩地撒了出来。
清理完房间，匆匆吃了几口母亲送来的早饭，张大夫和祁大夫便相随前来查房。应说明的是，这是家以治疗骨伤为主的医院，是卫生学校的附属医院，住院部的病人多是外伤，内科很少收留住院人员，一般以门诊为主。这就是说，收留妻这样的病人，当然是照顾关系和情面，若不是关系所致，他们是不会轻易受这种劳顿的。大夫只坐在门诊部里守株待兔，处理一些轻病号，经济收益不少，责任却不大。所以，对大夫的到来我心存感激。二位大夫分别给妻做了检查，而且看了我早起化验的尿糖结果。尿糖化验，还在地区医院时我就学会了。医生要求我们备了酒精灯、试管、滴晶管和试剂。我在京时，妻的妹妹已经学会了化验，每顿饭前都要试出结果，报告医生，医生再根据尿糖情况决定胰岛素的用量。回来后，这一任务历史地落在了我的肩上。很快那10滴尿、1滴药的配方比例，即成为了我熟悉的一项业务。配好后，即将试管夹起，稍稍倾斜在酒精灯上烘烤，不多时，试剂和尿液便会煮沸。刚滴入时，药剂的颜色是蓝的，滴进试管，管中透出淡淡的蓝色。随着温度的升高，蓝色很快变绿，变成黄绿、黄色，继而还会变成土黄色和褐红色。蓝色属于正常，没有+号，绿色属于1个+号，黄绿2个+号，黄色3个+号，褐红色则是4个+号，说明尿糖最高了。不用说，这天早晨二位大夫看到的化验结果是褐红色的，病情不轻。这几种颜色曾一度每日数次在我的手下变幻，在我的眼前缭绕。我从来也没有想过，几种颜色会主宰我生活的情绪。我向往蓝色，恐惧褐红色。但是，蓝色并不因为我的向往而永驻，褐红色也不因为被人讨厌而不至。多数时候，你焦灼的目光极想凝定在蓝色上，而眨眼功夫，蓝色却变得褐红，变出了我的一脸沮丧。
此刻，我顾不上沮丧。因为，更让人惊悸的是妻的心脏病继续加剧。大夫查房后，护士立即送来了速效救心丸。这种药的到来，说明冠心病悄悄地光顾了，妻时刻需要药物的防范和救助。液体扎好了，滴得却极慢，这是因为心脏不好的缘故，每分钟只允许滴30点。医生嘱咐：莫要快了，快了，压迫心脏，有危险。我不断看表，看准数码，又数那液体的滴落，只怕那液体加快，造成意外。液体缓慢地滴着，妻静静地躺着。液体滴了一天，她躺了一天，看不出病情减轻，也看不出病情加重。惟有化验的结果，仍然显赫地表示出褐红，用凝固的血色给我一种威严厉色，使我忐忑难安。
天幕像往常一样悄然落下，夜色却没有给我丝毫地静怡。连日的劳累折腾的我身困体乏，躺在床上，居然睡着了。这显然是护理的失职。迷朦中似乎听到了一声呻吟，顿时，我睡意全消，猛地爬了起来，挨近妻的病床。果然是妻在轻唤。她头上冒着虚汗，直说自己心头难受。我让她喝水，她不喝；我问她是否饿了？她说不清，只说胸部难受。我只好去叫大夫。出得门来，四外如漆，站了好一霎，眼前才看见得些暗物。我去了医办，正如我前面介绍，该院是骨伤科医院，值班的都是外科大夫。我只好打听了内科大夫的住处，去敲人家的门。夜深人静，我在敲别人门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心情，那响声一定表达得十分清楚：咣咣……咣咣……咣咣。我每敲两下，即停下来，惟恐惊动了四邻，惹人讨厌。然而，停手后静听屋中没有起床的动静，只好又敲。又敲两下，还是同样的心情，同样的心情演绎着同样的重复。这样敲门，敲出的是无奈，更是可怜。这似乎是我这种人的专利。我记得那次半夜妻肚子疼，由于有同院的李师傅相随前去，我照料妻下车时，李师傅已经去敲门了，先咚咚打开了大门，又咚咚打开了医生办的门。尽管门里面对的都是生涩的目光，然而，你不得不承认那种敲门声是一种人生的潇洒和自在，绝不像我这样萎缩和无能。我要惊醒人，却怕惊醒人。我只想惊醒我要惊醒的人，不想惊醒不必惊醒的人。可是，不惊醒不必惊醒的人，就惊醒不了要惊醒的人，世事真是无奈之极。看来人生有时就在扮演拙劣的角色，拙劣就拙劣，可你非要把这拙劣角色演得美好些，其结果只能是把拙劣演得更为拙劣。
门终于开了。女大夫闻知情况，立即同我赶往病房。问了病情，听了心脏，取出两片药给妻喝了。妻似乎有些轻了，但仍很难受，医生说是饿了，让吃点东西。深更半夜，我在病房里当然无法做什么吃的。不容我为难，女大夫便主动说，我给她化点拌汤喝！这是求之不得的，我不知该说什么，只说太麻烦您了。女大夫闪出门去，很快消失在暗夜里。我要送她过去，她不让，让我照顾病人。约摸过了20分钟左右，我去取饭。我不能再让她在黑暗里送来，太难为她了。去家时，拌汤已化好了，她给装在了一个白色的茶缸里，茶缸有盖，盖好了，我端起出门，心里真不知如何感谢她。我没说什么客气话，此刻，什么话也是乏味和无力的。我应该明白，这个世界上好人还是有的，她的恩惠我永远也忘记不了。至今，忆起那暗夜的一幕，仍让我心旌翻卷热浪，眼眶洋溢热泪。
我快步回到病房，照顾妻趁热喝了。还好，妻喝了不少。喝过后躺下，不一会儿进入梦乡。她的安睡消除了我的焦虑，我也倚在床上闭住眼睛。
中言心语：
我要惊醒人，却怕惊醒人。我只想惊醒我要惊醒的人，不想惊醒不必惊醒的人。可是，不惊醒不必惊醒的人，就惊醒不了要惊醒的人，世事真是无奈之极。看来人生有时就在扮演拙劣的角色，拙劣就拙劣，可你非要把这种角色演得美好些，其结果只能是把拙劣演得更为拙劣。
忧心如焚
又是一天在平稳和无奈中过去了。所谓平稳，是妻的病情依旧，不见好转，也不见加重；所谓无奈，则是就我的心理而言了。老实说，初听到妻住院的一霎间，我设想了很多情况，但仍然有侥幸心理，巴望输上一两天液，妻就会好转出院，因此，长期住院的思想准备并不充分。连续三天，妻的病情没有减轻，看来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出院的。对付新添的心脏病更要有耐心，归心似箭不行，需要排除轻视病情的思想，树立持久治病的信念。既来之，则安之，不安也没有办法呀！
哪里知道，讨得个安然也很不易。很快，我和家人便进入了慌乱状态。
次日早晨，妻还挣身下床，自己动手洗了脸。然而，上床后不久，就脸色苍白，呼吸急促，病情突然加重，匆忙唤来大夫，左听右看，扎针输液，都无济于事。
——妻昏迷了！
这一天，是1991年的9月30日。日历再翻过一页，即是国庆节。因了节日，这天定为假日，连同星期日，可以连续休息3天。适逢休息，上学的女儿也来医院看望妈妈。然而，她看到的妈妈却沉迷在另一个世界，任她千呼万唤，妈妈始终无言。她哭了，泪水在脸上纵横，却不敢高声呼喊，怕病房的他人嫌弃。家里人全来了，都处于焦急和慌乱之中，哪一个脸上都是泪渍渍的。
我手足无措。时而凑近床前，看大夫如何救治；时而在地上踱来踱去，思考新的对策。我怎么也不会料到这几天的平稳，妻不是朝好的方向回归，居然是向坏的深渊下滑。我悔恨自己粗心！岳父也来了。进得门来，走到床前，看了他的女儿，什么也没说，蹲到了墙脚，那双粗糙的大手不时的揉搓眼睛，拭去流淌的老泪。我不忍看他，知道他的感情世界此刻也经历着狂风骤雨。
我向病房一扫，正好看到暖水袋，这是岳父送来的。送它的时候，我们还住在机关大院里，已经冬日了，机关还未烧暖气，正在快马加鞭地维修管道。我一家数口挤居的一间小室，寒若冷库。那日，岳父来了，来看他的女儿。妻拥着一床棉被坐在床上，叫了一声爸，即哭出声来。这哭声包含着复杂的情愫。病情带来的痛苦，使她饱含了委屈。她的脸和脚都有些浮肿，不能久站，也不能久坐。岳父应着，也哭出声来！我在一旁也不禁伤心垂泪。
平心而论，妻出院后，我们的治疗从未松懈。从《临汾日报》上看到，有一位大夫搞酒锅疗法，专治糖尿病，在城内设有医疗点，拐弯抹角，找到了，携妻去治。那大夫五十开外，饱经世故，切脉之后，用毛笔开一处方。字虽没什么大功夫，目中却流露出渲染之色。而且，滔滔不绝地叙说治好了多少病人。尤其是什么人，患病多少年，四处求医不顶事，他疗治几次，已经痊愈。言谈中流露出看好病的自信心。听君一席话，去我心头雾。好吧，就安心治疗吧！妻躺在床上，大夫给扎了针，随即在肚脐上铺了布巾，布巾上放了中药，据说是红花。而后，放上一个砂锅。砂锅被打去了底儿，又用面筋糊上。锅里放的是酒，点燃纸捻后，慢慢地温热着。这种办法很为少见，一时，我似乎遇见了神医。看着屋内袅袅缭绕起的雾气，如入仙境，像遇救星，满心的喜气盈溢胸怀，忍不住和此公侃侃而谈，谈吐中自然是颇多恭奉之词。连着诊疗了数次，不管天气如何，为了不断药力，我们顶风冒雨皆去。但是，越治，妻越消瘦，居然口渴难忍。
忽有一日，妻说脚有些憋胀，脱了鞋袜看时是浮肿了。用手指轻轻一按，一个坑，那坑过一会儿才鼓起填平。我长吁一口气，坐在家中惟一的一把藤椅上好不失望。酒锅疗法像海市蜃楼一样，那美好的佳景消失了，我不再把治好妻病的希望寄托在那云雾之中了。
正在为难，有人叩门而入。是位中年妇女，个头不大，衣着朴素，南县口音，说是祖传治糖尿病的。手中拿一纸条，是我的一位姑姑写的。姑姑碰上游医，立即想到了侄妻，忙介绍来了。这诚如雪中送炭。忧愁之中的我，立时喜出望外。妻也轻松了少许，似乎眼前是位贵人，是活菩萨下凡来救她脱难。游医看看妻，切切脉，问及了一些情况，便说，这病好治，但必须听我的话，保准你喝完药就好了。妻立时浮出笑意，问，能去了病根吗？这话的意思是，住院时看似病轻了，但那是胰岛素的作用，没能治病，一旦停了针药，旧病立即复发。因此，妻渴求的是痊愈，形象地说是斩草除根。那游医马上应和，保证除根，我这是祖传的秘方。随即嘱咐妻，不能吃老母猪肉，不能吃海带。妻答应，这好办。自住院后医生说要注意饮食，吃饭都是定量的。按照妻的体重，每日不能超过7两主食，其余多是以菜蔬填饱肚子，不吃母猪肉和海带还有什么办不到的？游医又说，我的药用黄酒浸泡，每日喝3次，1瓶喝10天，40天后就可以好。这药需要400元，治不治？当然治。俗话说，黄金有价，药料无价，只要能治好病，多少钱也行。我慷慨应允。好在家里早有备好的黄酒，那游医当即掀开酒瓶，下了药。妻也有些兴奋，挣起身子，帮着做饭，让那游医饱饱吞了两碗面条。临行，我忽然多了个心眼，说手头里仅有200元，请她担待，过两日来拿。游医接过钱去了。妻饮了药酒，没有什么感觉。当然，再好的医生，再灵验的药，也不会手到病除，立马见效。接着再喝，第三天却呕吐不止，匆忙停药。天知道这是什么祖传秘方，什么良药？反正，妻不敢再喝了。
妻和我都盼游医再来，问明情况。可是游医没来，一直到今天我落笔时，仍未见到游医的面。我还欠她200元呢，不知缘何她会有这么崇高的思想境界，居然不再来索钱催债？
病未治了，反而加重，该当如何是好？我想起了卫生局。局长张仁毅是我的老上级。昔年，我在公社搞文字时，他已出任副书记、主任，曾手把手教我写作。后来，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也给我诸多关怀帮助。我去见他。他沉吟良久，介绍给我一位中医。并陪同我和妻亲自去尧庙乡卫生院看病，幸亏吃了赵大夫的药，妻的浮肿才日渐消解，趋于平稳。
那个暖水袋，就是岳父在我妻腿脚浮肿、寒屋若冰的境况下送来的。是日，是夜，妻装了热水，温在身上，再也离不开那暖流了。因之，当我的目光触到那暖水袋时，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充溢周身，眼潮语哽。我难以预料，这暖水袋以后还有无用处，昏迷中的妻能否清醒，能否重光人世，继续体味慈父的一片苦心？
什么时候，母亲也来了。她拽了拽我的衣角，我们步出屋外。我看见她的眼睛也是红的，她对我说：就这么呀？你快想点办法。不行，就转院。
我领会母亲的心情，也明白母亲的意思。我已打电话做过了联系，请我熟悉的领导和同事想想办法，可倒霉就倒霉在假日上。医院都放了假，留下的值班人员有数，妻这般病重，若是人员不凑手，设施不齐备，措施赶不上，转院会比在这儿有更大的危险。此时此刻，我禁不住头上冒汗。可出汗有何用？一种少有的悲愤占据了我的心里，我想起那年爷爷说过的一句话，人算不如天算。可是，我不明白苍天到底和我有什么过不去的账要算？回首身后，我自以为数十年来，无论是工作，还是待人；无论是在乡下，还是在城里；无论是做平民，还是当干部，我没有去干伤天害理的事，连对不住人的事也不去干。那么，到底为何？难道真是命运之神理当如此安排吗？
我和妻成亲时，是政治狂热的年头。当时爷爷还下落不明，有人怀疑他去了台湾，我的家庭被列入另册，受人的白眼冷待。正值青春岁月，一腔热血还未确定怎么流淌，可悲的是祖上的作为已给我设造了坎坷路途。求学深造与我无缘了，推荐选拔要的是红五类，根正苗红的子弟，我这样的人是黑不上档次，红不进行列，只能老老实实修理地球。站在田头相亲，和在市区求偶，其结果当然有天壤之别。我没有为自己的婚事焦虑，也不相信我今生今世找不到一个知己。可是，我生活在乡村的氛围里，世俗的眼光包围着我，二十岁过后，若没有成婚，似乎就是什么不合格的产品。奶奶年迈多病，虽然刚过花甲，却早已老态龙钟，咳嗽气短，步履艰难，因此，她总盼望我能早日娶妻生子。这是老人惟一的愿望，爷爷出走后，她一人撑持家业，拉扯大父亲兄妹三人，着实不易。为了这个家庭的烟火相续，她算是含辛茹苦了。她的心思岂能违拗？我的婚事在这样的境况下推到了议事日程。
其实，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自然法则。即使我不去考虑婚事，上门说媒的人也还是有的。只是给我介绍的对象让我啼笑皆非。我不敢骂上门的好心人，狗眼看人低，可是，人常说介绍人眼是戥子心是秤，总该把握总体平衡吧？我的身价不知缘何，居然会和我眼中根本瞧不起的角色相等。而且，这个相等法则还具备潜在的威胁，倘不理这种茬，立时，对方会起反感，在人后把你骂个狗屁不值。我的行情，每况愈下，青春的色泽逐渐暗淡。有时候，我忽做非非之想，想起伟大领袖的教导，说年轻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而我却没有这种太阳的光彩，我算什么呢？可能被阴云遮蔽起来了，只能昏黑暗淡。
妻就是在我昏黑暗淡时登场的。是她家和我家的一位远房亲戚介绍来的，我们没有过多的谈吐，都拘泥在那个时代的特定方式中。从她那高大的身材，壮实的身姿，我认可了她做我的妻子。这种意念的萌生，不是跟着感觉走的，不是所谓的一见钟情，而是因家庭的实际需要决定的。我们结缘是务实的产物。当时，我的母亲体弱多病，下不了地，而且家务活也干不了多少。多数家务都是大妹去做的。自然，这样的家庭需要的是一位好主妇，即使将来鱼龙变化，我撂下修理地球的活计，也还要有人为我在家中分忧解难。那么，不选身强力壮的她，又选谁呢？奶奶却有异议，认为我俩生肖不合，我属虎，妻属龙，龙虎相斗，必有一伤。但是，奶奶被我说服了。在那突出政治的声浪里，她的理由再硬也不敢碰政治的硬性原则，她很清楚，自己的理由是带有迷信色彩的。封建迷信是破四旧的首要目标，所以在我的婚事上具有最高主宰权威的奶奶，让政治因素干扰了她的权威效应。不久，我和妻成了亲。
妻没有嫌弃我那被人怀疑的海外关系，我是感激的。她没有嫌弃，并非是不知道这种关系，而是她出身极好，没有受过害，没有这方面的常识。若干年后，我的爷爷真的从台湾归来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仿佛是打了个盹，过去众人躲避不及的海外关系，突然就吃香得令人眼红，一街两巷的人都向妻投去艳羡的目光，岂不知当年她的婚事是铤而走险。回首这段世事，我和妻戏言，她是糊涂发财！不过，这发财仅是比喻而言，爷爷只身旅居海外，又是从政界退下来的，没有经济实力，给家里的接济也是有限的，发财是谈不到的。
妻患病后，我想起奶奶曾有过的忧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让妻陷入这样的境地，何如斯年早早将她放生？
看着眼前的妻昏迷不醒，昏迷，昏迷得我的头也一塌糊涂。糊涂的我真以为龙虎之斗，必有一伤。那么，抑或真是我斗败了我的妻？难道这个尘世真有主宰命运的神灵？神灵真会根据他的蓄谋任意扰害人世的苍生？那么，到底是我糊涂，还是神糊涂？糊涂啊糊涂，皆因为妻病得一塌糊涂，才使眼前的世事糊涂一塌。
中言心语：
在这个世界上，最好骗的人莫过于病人。病人急于解除痛苦的心思往往解除了任何的防范，所以，一听能够治愈就轻信了，上当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为恶劣的骗子莫过于诈骗病人。病人本来就十分痛苦了，他还要往流血的伤口再捅一刀，再撒把盐，真是残忍之极，恶毒之极。
2009年10月9日
无可奈何地煎熬
妻躺在床上，没有一点动静。任他人抽泣悲苦，她毫不怜悯，毫无反应。惟有她的复苏能解除大家心中的忧伤，可是她却置大家的忧伤于不顾，一味潜心于自己的寂静。或许，该是另一种情况，亲友的忧伤深深刺疼了她的心，她本想挣回人世，抚慰这一颗颗受伤的心，可是，冥冥之中有一双魔手在黑暗中死死拽紧她，使她难以挣动，显现出少有的冷漠。
妻继续冷漠在昏迷中，大夫继续忙碌地救治。
而我，只能继续着迷迷糊糊地焦虑。我面临着人生的又一次危难。这次危难比以往任何一次都险恶，都紧迫，都让人难以把握。倘若妻真的难以苏醒，虽然明日的太阳仍旧会像以往一样照亮世界，可是我的家庭却因为妻的消失而改变颜色。一个人，在社会，在世间，或有或无，存在的必要似乎无足轻重，不是有句俗话“离了你地球还能不转了？”但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既定角色，固定位置，一旦或缺，自家的小世界就会天塌地陷，黯然失色。
我和妻婚后这19年，我以及我的家庭发生了很大的变迁。就我个人而言，由农民而为民办教师，公办教师，继而调进教育局，后又进入行政机关，身份和地位有了不小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我看来是微不足道的。而我的乡亲和同事却都称道不已。当然，我发生变化不是孤立的，而是随着社会和时局的发展而变化的。在这种变化中，我的诸多当民办教师的穷朋友，先后转正了，成为公办教师。由挣工分的民办教师，变为拿工资的公办教师，这对一个家庭无疑是最大的幸事。经济上的可靠来源是家庭起色的关键。遗憾的是，这种变化随之给家庭带来了另一种变化，这就是夫妻的离异。离异的本质原因，还是夫妻间地位状况不同而引起的，倘若没有前一种变化，也就没有后一种变化。自然，这种变化并不罕见，非如此，便不会有那出名剧《铡美案》了。我所熟识的朋友，接二连三与结发妻子分手，另觅新欢去了。或者，是先觅得新欢，再了结旧情。无论如何，离异者比比皆是，屡见不鲜。记得一友再婚时，村人送了一副对联，联曰：
一脚踢开眼中钉
双手抱来如意花
此联对仗的工整如何，姑且不论。意思的表达上却是极为准确的，活画出了抛妻离异者的内心世界。
在那种家庭急剧动荡的时期，妻也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忧虑，惟恐有一日这种离异也会猝然而至。妻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久在茅厕不闻其臭，环境是可以改变和重铸人的。况且，喜新厌旧是人的本能，是人类发展和进步的一种催化剂。人对物质，对既有世界的厌倦和不满，产生对新物体和新世界的渴求与创造，世间才会变得日新月异，不落俗套。不过，将喜新厌旧放置婚姻范畴，那则是道德问题了。可是，要将人的本能禁锢于旧围之中，又非易事。因之，妻有变迁和离异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站在我的角度，则不能使妻有这种念头。我虽然无法把握变化的社会和时局，也无法把握我那些在婚姻上颇具创新意识的朋友，但是把握自己还是应该绰绰有余的吧！
我承认，那时候，人的思想刚刚冲破禁锢，一旦趋向自由，对于爱情、婚姻、家庭便有了全新的认识。严格意义上讲，我们这一代人的婚姻，尤其是农村子弟的婚姻，很少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只是一种生理、生活和家庭延续的需要，也是父母必须为子女履行的一种职责。本来应由情感左右的事物，却被僵化的理念和程序代替了，岂能有稳固之理？那时候，我细细思考过爱情的道理。仅就字眼而言，爱情是情绪的一种，情绪是感觉的产物。感觉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情绪当然也就会不断变更，那么，做为情绪之一的爱情谈何稳固？倘若从世事的实际而论，人是不断进取的，莫道夫妻之间，即使同胞手足，同时求学就读进取，也很难走同一条道路。随着人知识的增加，眼界的辽远，胸怀的开阔，追求的目标有了改变，接触的范围有了改变，认识的人也会不断改变，其中当然也包括接触和认识异性。谁能料定，在这种变迁中没有更为谈吐融洽，见解相同，追求一致的异性？这其中的感情难道不会向爱情转化？转化的结果必然会用新的激情去冲击旧的稳固，牺牲者自然是在生活和工作上落于后面的一方。这样诉说似乎是在说明变异者的合理。其实，这种合理中必然包含着一种不合理。最大的不合理，是新的结合是为了新的生活。新生活还没有解开缆绳，驶向新的航程。谁又敢料定，在新的航程，新的环境，人不会有新的变化，新的追求，新的知遇？那么，这种所谓新的婚姻岂有不被冠以旧物而再被淘汰的道理？这样下去，家庭何谈稳固？或许，这个浅显的道理，西方不曾悟出，多少先驱竟然以身相试，居然导致了社会性生活的相对混乱，创造了艾滋病的流行蔓延。现今，西方人呼吁回归家庭，不知其中有没有我所理解的这种道理？
我偏执的认为，家庭一旦形成，夫妻双方就不仅是情感上的伴侣，而是同一架机器上不可或缺的部件。这架机器的功能，当然不仅是为自己工作，更多的则是为他人，包括你需要孝敬的父母，需要抚养的子女，此外也还有诸多需要承当的亲邻关系。所以，倘若追求个人的私欲和私利，那是可以洒脱一些的。倘若想到所要承载的肌体，履行的责任，从这个道义上出发，我敢说，任何人都没有抛弃糟糠之妻的勇气。
这或许，是妻和我生活至今的道理。
也或许，在终成眷属的有情人眼里，这是爱情的最大盲区。
不然，无情的病魔为何要粉碎我的家庭，使一架完整的机器，残破难全？这是多么大的磨难！人们常议论人生三大不幸，老年失子，中年丧偶，少年亡父。而今，中年丧偶的横祸正在往我头上倾轧，我怎能不惊不恐？怎么会坦然若定，举重若轻？那个危急的时刻，我深深感到自己渺小和无能，对于磨难的肆扰，竟然没有一点儿扼制和抗拒的手段！所能想的办法，我已经想过了；所能采取的措施，我已经采取了。我惟一能做的就是等待，等待大夫和死神的较量。这真是无可奈何！
我这才明白无可奈何是对人最大的折磨，这折磨不是劳其筋骨，不是饿其体肤，而是摧折其身心啊！我倚在床前经受着罕见地无可奈何……
中言心语：
我偏执的认为，家庭一旦形成，夫妻双方就不仅是情感上的伴侣，而是同一架机器上不可或缺的部件。这架机器的功能，当然不仅是为自己工作，更多的则是为他人，包括你需要孝敬的父母，需要抚养的子女，此外也还有诸多需要承当的亲邻关系。所以，倘若追求个人的私欲和私利，那是可以洒脱一些的。倘若想到所要承载的肌体，履行的责任，从这个道义上出发，我敢说，任何人都没有抛弃糟糠之妻的勇气。
生命的转机
临阵磨枪，临渴掘井，似乎是人们对付眼前急事的办法。而今，枪也磨了，井也掘了，可是，解除危难仍然没有什么着落。妻虽然醒过来了，但气息微弱，哽咽着哭出一声，又寂然昏睡了。无疑，她还没有摆脱死神的控制，仍然处于危机的边缘。已是午后了，慌乱的家人没有吃饭，也没有饥饿的感觉，依旧团团守定，守着一屋子凄然地愁苦。
下午4时，出现了奇迹性的变化。这变化并不是我着意安排的，纯属节外生枝。秘办小张放心不下，来医院了，他爱人也来了。一看妻的病情，都不忍离去。也就在这时候，张院长打来了电话，他刚从北京回来，挂牵着医院的病人，到家就打电话询问。恰好接电话的是小张爱人，她告诉了我妻的情况。不多时，张院长携同两位医生，风风火火赶了过来。我去医办说明简单情况，他们翻阅了一下病历，即刻来到病房。查看了妻的病情，马上议定：转院，转到卫校医院。
两位大夫马上回到卫校医院，做抢救工作。我这里连忙联系车辆，准备转院。一切都麻烦在放假上，机关里虽有侯主任值班，司机却不凑手。侯主任忙用电话联系司机。车辆未到，那边刚刚回卫校的马大夫已来电话，抢救工作准备就绪，可以过去了。张院长当即通知，让卫校的救护车过来。那日，救护车还有点小毛病，漏油，但张院长下令，漏油也要马上来。不多时，救护车来了，机关的面包车也来了。妻被抬上担架，插好氧气袋，送上救护车。在万分的忙碌中，夜色降临了，救护车开亮灯，鸣起笛，打破市区刚刚沉落进的静寂，疾速前进。面包车随后坐了家人，带了一应用具。
20分钟后，妻已安顿进急救室，插好氧气，采了血，拿去化验了。不多时，液体已扎好，滴滴答答地流注了。妻仍然气息微弱，安详地躺着，一任液体向血脉中滴注。这一切进展得紧张而有秩序，看着进进出出的医生护士，我轻松不少。我好比黑更寒夜孤行于荒原大漠的旅人，突然看见了灯光，觅到了屋舍，绷紧的神经松弛开来，疾跳的心律缓慢下来。看着这一切有节奏地进行，我觉得医院才是精神的依赖，是生命安全的港湾。任何历经风波浪击的生命，只要到了医院，似乎就进了避风港。在这里可以驱除病魔的残害，可以逃避死神的追捕。医院的位置在我心中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坚实可靠。
这时候，我方有心思咀嚼转院的戏剧性情节。平心而论，妻昏迷后，我即想转院，可是，正值假日，大夫很难凑齐，倘若准备不周，还不如就地抢救。可以说，我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了。然而，也就在这时，张院长登场了。张院长是我在北京认识的。那年，我去哈尔滨参加城市发展研究会议，归途经过北京，住在临汾驻京办事处。正巧，市长也来了，而且因感冒引起了肺炎，住院了。虽然，市长有陪同来的人，但是，特殊的角色和深厚的感情不容我早日归里，我便住下来陪同治病。医院不让陪床，我只能住在办事处，在探视时间去送点吃的。也就是这次，我认识和熟悉了张院长。他也凑巧来京，在大医院人熟得很，因之，寻医看病的事，多由他安排了。闲暇，我们一起谈天说地，思想接近，感情加深，成为忘年之交。数日后，市长出院，我们一同喜洋洋返回临汾。谁能知道，那次无意的相识，竟是为解除紧迫而困顿的境遇先做准备？后来，我才了解到，两位去朝阳医院给妻诊断的大夫，是张院长从影院里找出来的。这日，医院包场观看电影《大决战》，张院长风风火火赶去，从广播里呼唤出大夫。若非这么个尽心尽意的角色出现，哪里能把救治工作组织得这么妥善？
数年过去，这一幕仍然难以走出我的脑际。回味反刍，我以为人不能太功利性了，尤其是为人处事，临阵磨枪和临渴掘井往往是无奈之举。在你真心实意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他人的过程中，你爱心的种子就撒播开去了，或说，你爱心的小树就插栽上去了。有意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这话太确切了。往往刻意为之，欲速则不达，而不经意的活动却可以招引喜出望外的奇效。当我舍弃自己既定的行程，在京滞留时，不会想到要认识一位张院长，即使认识了张院长，也不会想到他就是即将出现的救星。然而，一切就在没有任何娇揉造作的原生态中发展形成了，善有善报这句话是否可以从这种无意的安排和发展中去作理解？
接下来，我要感谢的是主治医生马大夫。马大夫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年轻有为，果断利落，转院后的一系列救治措施都证明了我这印象的正确。然而，其时他给我刚刚平定的心池投进了一块石头。我被唤进了他的办公室，他笑着和我说话，送给我的却是一纸病危通知书。他对我说，你不必担忧，我们尽量设法抢救，努力治愈，但是，还是履行个手续为好。履行个手续，也就是指的这份病危通知书。我拿到的是一张薄纸，却觉得沉甸甸的，足有千钧之重。其实，这张薄纸的内容，已在明明白白的世事上写了一整天，可是，由世事变为文字时我仍然不乏压力，这到底为何？我明白，病危不等于死亡，即是不下这一纸通知，猝然丧生也无可奈何。可是，有这么一纸通知，一旦病故却可以减少医生的责任，这是一种程序，一种手续，也是减少责任的一种手段。这一纸文字的出现，对于救治病人，并没有什么作用和副作用。尤其是对我妻这么一位危重病人，若没有复杂的内在原因，何能烦劳诸多医护人员牺牲假日，如此辛忙？由于职业的缘故，抑或是人格的缘故，医护人员没有因为牺牲假日而怨愤，而敷衍，而是尽心地救治。一边尽心救治，一边说明病情，无疑是必要的。由口头说明到文字依据是说明的进化，也是人际关系的退化。至少说明，人们的关系已难在相互的信赖中稳固了，必须用一种可做凭证的文字作为保障。这是使复杂情况变得简单化的办法，也是人们在复杂中变得精明的体现。可是，我仍然认为，这种精明光临到我的头上，是对我的不信任。诚恐日后有故，我去找医生的麻烦？凭我的人格是不会的。但是，我不会，不等于他人不会。在和我没有共过事的医生面前，怎么去判断我就不是他人中的一员？因之，我得到这么一纸通知时不断安慰自己要心地坦然。
走出医办，我的情绪渐渐平稳。回到病房，无意间往液体瓶上一瞥，顿时，又惶恐难安了。那液体滴滴答答，流速要快得多。我记得在那面医院，因了妻的心脏病，是不允许快的，每分钟只是30滴。而这时，少说也在60滴以上。如此滴法，妻的心脏能否承受得了？我去找马大夫，马大夫进来看过，笑着说，不快，并告诉我从病情上看，妻确实心脏不好。但心脏不好，是由酸中毒引起的，病毒在体内泛滥，压迫心脏，致使心律不齐。所以，当务之急是加大液体，让病毒很快排出身体。对这种说法，我还有什么不信吗？如果对医生没有信任，我还来干什么？信任是治病的前提条件。于是，将这前后不同的治疗方法两相比较，我觉得看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判断。判断病情，固然离不开化验和数据，但这些数据反映在医生头脑中，无非是一种感觉、认知。医生正是凭借这种认知和感觉去确定治疗方案的。有歌唱道，跟着感觉走，往日，我还对此大惑不解，却怎么这么严密的医务部门，竟然也是跟着感觉走的？以往我把感觉视为虚无缥缈的情绪，看来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完善的。感觉应是一个人学识、眼界、气质、胸怀的全面体现，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感觉。只是，医生的感觉中明显包括了医生的治疗技术和病理判断。
妻躺着，不动，液体按每分钟60滴的速度不断进入她的体内。这进入是福是祸，很难说清。因为，判断的正确与否，惟有事实可以检验。检验的标准，当然是妻的病情。病情减轻，则是正确；加重，则是错误。可是，对于生命垂危的妻，加重或说错误，无疑死亡就是二者的代名词。冥冥之中，我忽然觉得医生这职业，也像写文章一样，时刻都在涂涂抹抹，修修改改，自然，也不乏写错和写坏的时候。写错和写坏了文章，我可以随意撕去一页薄纸重写；医生呢？却不同了，撕去的会是一个生命，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我忽然觉得，在世间一切职业中，还有比医生更需要知识和才能，更需要严密和精细的吗？责任重大，非同一般啊，医生！
突出死亡的重围
马大夫的判断是对的，感觉当然也是对的。
只一夜，妻的病就有了明显地好转。第二天早晨已神志清楚，能轻声低语了。这变化，无疑对医生也是一个鼓舞，治疗更为主动积极。再经过一天的输液，妻有了食欲，自己要求吃东西了。三天后，就可以下床走动了。可以说，妻已摆脱了死神的纠缠，走出病危的险区了。而这种摆脱，并不遥远，也不漫长，仅仅三天。看来治病，重要的是认准、对症。要判断一位大夫医术的高低，对病的识别应是一个关键。
再过一天，妻搬出了急诊室，进入了普通病房。每日继续输液，巩固疗效。
这时候，妻的感觉已经敏锐，对痛苦的忍耐很是脆弱。输液扎针，成了每日必过的难关。以往叙述其它事物，我不止一次使用过一针见血这个词语，然而对之的理解却处于平面直白状态。现今多次陪床，我才明白了一针见血包含着多么复杂的内容。不仅妻，同病房三位病人，都盼望针扎得顺当些。护士和病人的心情按说是一致的，可是，动起手来，效果往往难以预料。时常连扎三针还难以见血，惹得病人由痛疼而烦躁，久久难安。
有人去护办找护士长，换人来扎，尤其是知道扎针的多是卫校的实习生后，更是拒之不扎。护士长被叫来了，却一脸的不高兴，悻悻地说：谁也不让扎，那新手怎么能成为老手？怎么能扎好？这话确有道理，也符合实际。我曾经读过一篇短文，说是部队的理发室新添了一位理发员，谁也怕理坏了，不让新手理，一位首长知道了，带头请新手在自己头上学习。这自然是表现老首长的高尚。理发，即是理坏，留下的是丑陋，难看，人却是没有痛苦的，而扎针却是要以付出痛苦为代价的呀！我不知道，倘若首长住院是不是会主动选择新手扎针？当然，这样的小事是不能和英雄为解放民族堵枪眼，举炸药包相比的。假若要是真放在一起，英雄绝不会计较个人的疼痛。那么，这就更便于新人脱颖而出了。所以，新人的成熟是以病人的痛苦为代价的，成熟的新人又可以排除病人的痛苦。看来，制服痛苦还是离不开痛苦。
世间就是这样矛盾。
一位伟人在论述革命战争时曾说，革命战争只能在战争中学会战争。扎针的小事也只有在扎针中学会扎针，尽管学员们学到了不少的理论，还有老护士临场的指导，而不亲自动手，永远也就学不会。专心的去学也还有个过程，居然，有人将此事视同儿戏。
那一日，不是扎针，而是打针，肌肉注射。这不是什么难事，两位实习护士来时，只拿着灌好的针剂和一只没有蘸酒精的棉签。按照常规，她们应该端一个小盘，盘中酒精之类的用品一应俱全，可能年轻人为了简便而没有带。没有带，也该把棉签蘸过酒精吧？没有！妻是位老病号，对这样的事算是有经验了，即问她们为什么不把棉签蘸湿？按说，这样一问，即使有误，姑娘们也应该幡然醒悟，端来酒精还不算迟。不知为什么那姑娘却执迷不悟，居然把针管里的药剂往棉签上挤些，还没湿，就又作罢，准备注射。妻当然不让她们打。这件事护士长知道了，两位实习生下午便停职检查了。我听到此事后，好一阵难以平静。
奇怪的是，先担心的不是未经消毒的注射，会引起感染的后果，而担心两个姑娘会受到严厉地批评和惩罚，毕竟年轻，涉世未深，能经受住吗？退一步才想到，这些姑娘们也太失职，用人的生命开这样的玩笑，这该是医术问题，还是道德问题？从整个过程看，用医术自然无法解释，那么，做个检查是否会汲取教训？但愿是会的，若不，迟早有一天会误伤良民。因此，对从医人员，必须做认真地选择，选择的标准，不应当忽略道德人格。可是，时下已不是职业选择人了，而是人选择职业了，因而，医生中鱼目混珠就不稀罕了。
妻的身体很快恢复，可以正常吃饭。因而，停了液体，仅靠化验情况来注射胰岛素了。如此下去，不日就可以出院了。10多天的医院生活，我已很感疲劳，偶尔回家休息一下心也难安。出院成了我的向往。如果仅以胰岛素控制病情，在家里，我是会处理的。其时，我家有两人能打针，我和我的二小子。那次，从协和医院归来，确认必须注射胰岛素后，我即找到卫生局，张局长请城区卫生院安排一名护士过来打针，每日三次，早中晚各一次。护士按时前来，注射后妻才用饭。晴日还好，护士们来去方便，遇有阴雨，实在难为了她们。因此，下决心学。我学，二小子放学后赶上也学，没几次，我们都学会注射了。这才免除了护士一日三趟的劳顿。平日，多由我打针，二小子也偶尔为之，我去韩城开会，这副重担他就一肩挑了。有了这种保障，对于妻的出院我更怀渴望。
令人纳闷的是，妻的胰岛素用量居高不下。未住院前，每日只用48个单位，而现在要用120个单位。为查明病因，根据马大夫安排，妻拍了一张胸片。片子出来，马大夫看了，让再拍一张，因为发现了肺结核的征兆。上次拍是正面，这次要求拍左侧。重拍的结果，更为明显的看出了肺结核的感染。糖尿病并发症极多，肺结核也是容易引发的病症之一，前后仅仅十多天光景，妻竟然有了此病。也许，在住院之前，肺部已经有了感染，酸中毒则大大将肺病推进了一步。无论如何，这是个让人生厌的消息。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刚刚挣出死亡线，又进了这么一个烂泥窝，实在头疼。疼也无奈，还是要正视现实，对症治疗。治疗结核的药，那时以利舒平、雷米封为佳，用上了；针还是链霉素见效，也用上了。用针时做过试验，妻没有反应。可是一周以后，妻却说手指发麻，嘴唇发凉，告诉大夫，判断是链霉素反应，于是停针，以药物治疗。
停针后，妻的病情没有什么恶化，每日清晨还可以随我下楼，在院里活动活动，做一段养生益智的气功。这种气功好学好练，对人有益无损。为了妻的康复，我曾带她去学了一部功。她学，我也学，即使不能整套做下来，学些小段，练练，对身体还是有些好处。再观察数日，妻仍然平稳，和大夫商量，妻出院了。
我们回到了离别一个月的家里。出院回家的滋味，是一种特别的味道，不似远游，胜似远游，其中还融汇着绝处逢生的喜悦。虽然，秋已深，冬已近，我还是体味到了从来没有觉察到的家庭温馨。
中言心语：
从扎针来看，新人的成熟是以病人的痛苦为代价的，成熟的新人又可以排除病人的痛苦。看来，制服痛苦还是离不开痛苦。
世间就是这样矛盾。
对从医人员，必须做认真的选择，选择的标准，不应当忽略道德人格。可是，时下已不是职业选择人了，而是人选择职业了，因而，医生中鱼目混珠就不稀罕了。
回过头去看妻的住院，不光是为之治病，似乎是世事在教授我人生的道理。顺遂的时候，莫大意，要冷静，说不定稍有疏忽就会跌下沟坎；无奈的时候，别灰心，要挺住，跨过沟坎就是坦途。
2009年10月9日
腿疼猝然而降
妻的出院使我沉重的肩头顿觉轻松。我的工作重点，立即发生了转变。原来是以医院为主，兼及政务工作，每天用很短时间，把需要我办理的文件、物事一过手，立即返回医院。这里用回字并不是错误，那一段时间，似乎医院就是我的家了。
现在我则以政务工作为主，兼及护理病人，每天上班准时，下班按时，很想用辛勤劳作来弥补前一段的亏欠。
同时，轻松的头脑立时活跃起来了，继续在文学艺术的天地里漫游了。夜阑人静，思接千载，想入非非。先想到司马迁的胡子，此次在韩城参观太史祠的一缕思绪，在我脑子里迟迟难以消散。太史祠中有司马迁的塑像，他端坐殿中，相貌堂堂，下巴垂挂着浓密的胡须。
这胡须确实是绝妙的讽刺。史书记载，司马迁38岁受宫刑。所谓宫刑，就是使一个男人不再是男人的刑罚。从面前这尊塑像的容颜判断，太史公年岁至少在50开外。解说员讲，有点历史和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38岁前留胡须也难成大须，只有其后才能勃然生长，茂密结集。然而，在可以长成大须的年代，太史公受到了奇耻大辱，已经算不上一个完整的男人了，哪里还会生出这多胡须？偏偏，祠中的太史公就是这多胡须，这般大须。统治者可以按照他的意志将太史公造成残缺的男人，而后人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还太史公一个清白，一个凛然的形象。在人民的心目中，太史公不仅是个男人，而且是一个正气凛然的男子汉！因此，我想就胡子为题写篇短文。
我还想写一篇关于吃的趣文。这也是韩城一行的思想收获。每次用餐都是环桌相围，满十人才能下筷。这是一般的礼仪常识。然而，偶遇一位娇巧的小姐，脸白唇红，还有一副金丝边眼镜，看上去有一种高雅不凡的气质。可惜这种气质，一筷子就搅得一塌糊涂。桌前刚刚坐了三四个人，众人还在等待后来者，她则先下手为强，挟起桌上五颜六色的凉菜，左右品尝。说也奇怪，我不止一次碰上这位先下手小姐。由之，我忽然联想起那么一位壮汉。斯年学大寨活动正盛，我参加县上的一次汇报会，在饭桌上碰到了这位壮汉。别人还在攀谈，他早已挥动筷子，在摆出的盘子中肆意妄为了。我有些蔑视此公。很小的时候，奶奶就对我说过，上人争名争利，下人争吃争喝。此公的举止自然使我将他判定在下人之列。我从骨子里看不起他，料定他不会成什么大器。然而，我大大失误了，在下午的会议中，此公却坐在主席台上，居然还是一位执掌公社大权的书记哩！这就是一位父母官的形象？我惘然了！更让我惘然的是，数年之后，此公已成为某县的县长了！而在我认识的众多的公社书记里，惟有此公高人一筹，此乃何故？这就颇为发人深省，深省的结论还是从饭桌上得出的，既然此公敢先于他人动手，这就表明了其有敢想敢干的精神。或许他的骨子里流淌的正是一种不落俗套，不拘礼法的创造精神？那么，世事的推进和更新，难道就是靠这一类人作为的？将这种思绪和那位小姐一重合，我实在大惑难解，不知该从礼仪的角度去否定之，还是用创造的眼光去赞赏之？我实在犹豫，并想将这种犹豫落在纸上，供人赏析，讨得分教。
一有闲隙，我的思绪就在这纷乱的世界里奔涌，几乎快要到了落笔成文的地步。然而，接下去发生的事情，立即堵塞了我意识的渠道，流动的思绪顿时僵固，好一段时间，我无缘问津笔墨，更无法去开发僵固在头脑中的文字资源。妻的病又重了。
而且，不是旧病的重演。重演的旧病，我还有些招数，至少可以根据以往发作和治疗的情况，判断下一步该怎么办？妻患了腿痛症。起初，只是说腿木腿麻，继而说像针扎一样，后来，就疼痛难忍了。难受起来，倒在床上痛苦不堪。我处于慌乱之中了，她难受时，我在一旁急得头上冒汗，冒汗也束手无措。
先请来了一位熟悉的大夫。凭着我的信任感，第一位自当请他。他来了，看了病情，问清症状，说是由糖尿病引起了神经炎。他知道这病是极痛苦的，开了针和药，一种是营养神经的，一种是镇痛的，连忙买来使用和服用。一连数日，仍没好转的意思。再去找他，说明病情，以求好办法。他说，这是慢性病，不要着急，慢慢会好的。我忽然觉得这背后有什么隐语，这宽慰我的话，更令我焦虑不安。难道妻没有在平安中摆渡到太平世界，要在苦难的风波中去闯进那个端点？如此看来，让妻受尽折磨去世，倒不如先前那么走了。那次抢救，延续了妻的生命，却招来了更大的磨难。世间的祸福利害就交织得这么紧密，真让人剪不断，理还乱，一筹莫展。
可是我怎么甘心就这么轻易放弃？有了病，乱求医。母亲说，咱村的张医生看得不错，把人家请来。张医生原来在县医院上班，退休后在村里办了个卫生所，挂牌行医。他的医术在四乡八村是独一无二的。母亲的说法提醒了我，第二天清晨，我驱车回村，直闯张医生家中。他刚刚起床，未进早餐。我说明意图，他慷慨应允。他每日很忙，早饭后，病人会络绎不绝，一直要看到日落天暗，时常午饭也难按时入口。为了不让病人围住他，我们当即出发，进城到家后再吃饭。饭后，张医生看了病情，问明了用药状况。他认为，腿痛确属神经疼，可能和使用链霉素有些关系。于是，又增加了一样针剂，混合使用。送走张医生，我让长子立即买了针剂，当天就用上。我恨不得立即见效，解除妻的痛苦。用上后，效果仍不明显，妻的腿痛依然如昨。白天，下午比上午重；晚上，常常难以入睡安眠，好不容易睡着了，突然就痛醒了。抽油泣泣，好久再难睡着，我也只好相陪着守熬这漫长的苦夜。
在那些日子里，我的白天和黑夜搅和得混沌一团。白天，按时用过针和药，就是一日三餐了。除此以外，就是在妻难得安静的闲隙里，抓紧时间迷糊一阵，因为，黑夜是难以完整安眠的。常常妻一疼痛，我便起来，即使治不了疼，也安慰和相伴，解除她的孤独和难熬之感。长夜漫漫，愁绪无边，我不知道如此艰辛的岁月，要熬到何时？这会儿，倘能无牵无挂地睡个通宵，那也是人生的一种幸福啊！可见，他人习以为常的东西，换个时空就有无限的价值。可惜世人对于唾手可得的东西，竟然毫不珍视，肆意挥霍，那就是幸福啊！
对于暗夜，世人有过颇多的形容。初时，万家灯火；继而，万籁俱寂。万家灯火中，人们延续着白昼的劳作；万籁俱寂中，人们完成着自身的调整和休息，也不乏万千生命在这静寂中迸然萌生。当然，近些年世事的纷纭，使得夜晚也平添了颇多姿色。麻将的兴起，就是这暗夜最为流行的一种时尚。有人戏称垒长城。昔日，秦始皇筑长城时，众多的百姓去行苦役。而这桌上的长城绝不是苦役所为了。万千百姓的生命换得了万里长城，换得了中华民族的骄傲，而这桌上的劳作呢？也能换得民族的骄傲？天大的笑话！我为无辜流失的暗夜百倍惋惜。
大多数时候，我的思想沉浸在妻的病痛之中，白昼，我盼望黑夜，盼望黑夜妻能减轻痛苦，好生休息；黑夜，则又盼望白昼，盼望白昼洞明一切，涤净痛楚，还我一个好端端的妻子。可是，盼来盼去，白昼和黑夜都没有给我希望，都没有让我轻松。无数次，我在暗夜里用微弱的灯光侍陪着妻那微弱的生命……
中言心语：
倘能无牵无挂地睡个通宵，那也是人生的一种幸福啊！可见，他人习以为常的东西，换个时空就有无限的价值。可惜世人对于唾手可得的东西，竟然毫不珍视，肆意挥霍，那就是幸福啊！
黑暗中的苦苦摸索
痛苦折磨着妻，妻的身体越瘦弱了。有时饭也不想吃，端起碗好半天咽不下去。单是身体的瘦弱也还罢了，神智也受了影响，挣开眼睛是清醒的，闭上眼睛是错乱的。突出的表现是说梦话。刚开始是突发性的一句，随之成了段落式的，而后成了连续性的，似乎是梦见什么就直言不讳的宣读什么。只要是睡着了就不停声的低语，扰得你耳边难以清静。
对于梦话，我早就领教过。当年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每三人一个房间，据说这还是对我们的照顾，考虑到我们要写作，才这般安排。白天好说，多数时间上课，在教室活动，宿舍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晚上，都要在宿舍汇集。百姓百姓，百人百性。虽然只有三人也秉性不同。有一公颇爱晚上写作，一写就是大半夜，而我由于曾经眼底出血，对于熬夜总有几分恐惧感。惟恐过度劳累，又招致病患。因此，一过12时我就休息。可是，我休息他人兴致正浓，绝无睡意。我倒下后，闭住了眼睛，还觉得明晃晃的，怎么也睡不着，只好夜夜闭目养神，直至同室的此公入睡。如此数夜之后，居然适应了，亮着灯，也能入睡了。
一直难以适应的是此公的梦话。往往睡得正香，忽然就被他吵醒了。如今，时过境迁，好多精彩的梦话，我都忘记了，惟有一段仍记忆犹新。那一夜我刚睡着，忽听此公大声喊叫：准备——脚尖朝后，两腿并拢——齐步走——
我被这清晰而又荒谬的梦语逗乐了，忍不住笑出声来。同室的另一位学友也听见了，我们一起发笑，笑得此公也醒了。然后，我们夜半话梦。此公叙说刚才的梦境，是他在训练一伙不足一尺高的小人。这伙小人在桌子上行走，两桌之间的缝隙却跨不过去，于是他才大声命令：“准备——脚尖朝后，两腿并拢——齐步走——”我们说着笑着，在说笑声中又睡去了。那时的梦话是我们生活的一种乐趣。
对于妻的梦话，我却啼笑皆非，心头陡添了更大的压力。我隐约觉得这无止无休的梦话，是一种灾祸来临的先兆。耳听那无边的梦话，我毫无睡意，想了好多好多。我想让妻去住院，可是这般病情去哪家医院为好？本市上好的医院都去过了，还去哪里？到外地去，大医院都不要自家人陪床，而妻要是疼醒来，谁去解除她的痛苦？况且，她自己也表示，决不单独住院。那年在协和医院看病时，我便想安顿她住院治疗一段，待身体好转再回来。可是，她执意不肯，惟恐留在医院自己一人清冷，太受熬煎。此刻，我辗转反侧，没了主见。
三十岁以后，我自认为成熟了好多，对人生许多疑难都有了独到的见解。时常还为他人想些办法，出些主意。而今已经四十开外了，四十而不惑，我却对人生的难题大惑不解了。去住地区医院吗？似乎不是在那里过早的使用和决然地停用胰岛素，妻的病情也不至发展成这样子。去朝阳医院吗？很明白这次要不是适时离开那里，妻恐怕在这个世上已没了合法席位。那么，再回到刚出来的医院吧？我应感激他们在死亡线上把妻抢救了出来，可是，我总认为妻的腿病和使用链霉素有关系，因而，我的心中笼罩着一重阴云。这时候，我才恐慌了，才明白人活在这个世间，人和人的关系都是建立在相互信赖的基础上的，如果对一切失去了信赖，人在这个世界就无法存在下去。因此，我一再劝慰自己，千万不能怀疑一切，仍然要把医生视为驱除病痛的知己，不妨再回医院去。可是，感情怎么也应合不了这种理智。
妻继续在痛苦中挣扎，我也继续在迷惘中徘徊。短暂的十多天中，我如入迷途，难觅出路。这情景颇像童年的一件险事。那一天，我跟随奶奶去汾河东岸的伊村，那里是奶奶的娘家。奶奶走这条路千百次了，熟悉极了。可就在这种熟悉中奶奶却走错了路。那是个傍晚，一过汾河天色暗了。还不到拐弯的地方，奶奶却领我拐了弯。拐弯后走了不远，她发现，拐早了，应该再走一程才拐。如果拐错了，再返回来也可以，即使走冤枉路也没多远。可是，我估计按照奶奶的判断，应该拐弯的那条路和这条是平行的，向北不远就是。于是，奶奶为了少走弯路，拉着我迈上了田垅，从田地里向北觅去。
此时，正是初冬季节，收秋后的河滩上一片空旷，走不多远，天完全黑了，我们根本看不清前方。或许奶奶的判断并没有什么错误，只要我们一直朝北走，就可以到达那条正路。可是，天色漆黑，方向难辨，许是我们以为是面北而行，实际方向偏了，反正干走不到，那条正路无论怎么走也不在我们面前出现。奶奶说，我们着了迷糊子了。迷糊子据说是一种鬼，专门糊弄行人。往往弄得你晕头转向，在一个地方瞎转上一夜，也难以走出去。早听大人们说，某公前往城里办事，回家晚了，赶到河滩天黑了。看着眼前有条隐约的小道就走，走啊走啊，走得腰酸腿疼了也走不出去，不见汾河，更不见浮桥，实在走不动了，只好坐下来等待天亮。天亮时，一看吓得更慌，脚下哪有什么路呀？居然在乱坟窝子里转悠了大半夜，所谓隐约的小路，全是他转悠时踏出的脚印。奶奶是否想到这个故事，不得而知，我只能从她那摇晃的脚步明白她和我一样慌乱害怕。看着找不到正路，奶奶领我回返，再找身后的弯路。因为顺那条路可以去往神刘村，而到了神刘，尽管绕远了，也还有到达伊村的可能。
我们往回走，走啊走，走了好久，弯路也找不到了，按照我们往北走的时间推想，早应到了，偏偏，就是走不到。无奈，奶奶又拉着我再找正路。走啊走啊，正路、弯路都找不到。事后好些年了，我仍然在想那一晚的瞎闯，或许，路就在我们面前不远了，本来，只要有耐心再走几步，就可以摆正方向；或许路就在我们身边，我斜走几步就可以迈上路去，可我们就一直找不到；或许，路并不遥远，我们的方向错了，越走只能越远。黑暗是多么可怕的呀！人一旦陷入黑暗就有无法摆脱的苦难。
那一晚，奶奶和我几乎丧失了走出黑暗的信心。我从来没有走过那么多的路，几乎走不动了，在凄冷的黑夜里走得直冒虚汗。就在奶奶和我几乎无法再走下去的时候，突然，奶奶吵了一声：“这不是路呀！”我们跨上路，立时来了精神，也不管此路通向哪里，反正沿着路走才有希望找到村庄，找到人家，才有走出黑暗的可能。接下来的事情很为有趣，我们找到的是通往神刘村的路。赶到神刘村时，夜已很深了，村里很静，静寂的村落居然飘荡着悦耳的弦乐声。奶奶和我顿时轻松了许多。
终于判明是村里唱戏，奶奶立时大喜，说，不走了，咱去看戏，戏场里准有伊村的人，看完咱再相随着回去。我清楚记得那次看的是《天仙配》，我们赶到戏场不多时，戏就散了。同行的路上，伊村的人不明事因，还夸奶奶有本事，跑这么远来看戏呢！
想想这远去的一幕，我心里悲凉难掩。我突然觉得人生就是在永无止境的暗夜摸索，很难确定你准确的行程和最后的归宿。平常岁月这感觉不甚明显，而一旦陷入苦难，这种感觉就真切的凸现出来。自然的暗夜有尽头，而生命的暗夜难有尽头。在这样的暗夜中痛苦挣扎，我开始领悟了为什么世人会有轻生的？是啊，看不到走出暗夜的希望，就会在迷惘中倒下。我突然能理解以往曾经嘲笑过的那些轻生之辈了。看来，人对人的理解不是那么容易的，似乎只有进入相同的境遇，才能够沟通和理解。可是，要同情和怜悯弱者，难道自己非先成为弱者？要拯救苦难，难道自己非先陷入苦难？岂不荒唐可笑！因而，我真切感受到了设身处地这个词语简直精明之极。倘若能把自己假设到他人所处的困境中去，那就容易理解并产生共鸣了。
那么，妻的病到底能否治好？我能不能走出这无边的黑暗？自己着实没有把握。然而，我还不是生活的弱者，苦难的往事铸造了我的坚强。正如妻那次昏迷时一样，我虽然处于慌乱之中，短时内也曾一筹莫展，但是，内心深处仍然潜在着一种自信，一种走出这种厄运的信念。此时，我仍然如此，设法寻访医生，觅求走出苦难的希望。
住院进了牛奶场
恰如暗夜中突然闪现的亮光一样，当下面的医生出现时，我的眼前出现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侯主任告诉我，他打听到了一位医生，是专门治疗疑难病的，据说治疗糖尿病还很拿手。问明了地方，在鼓楼北头就有个门诊部，而我上下班经常在那条路来往，却怎么就没有发现这个秘密呢？得知这个信息，再经过时，我便留心了，果然路西有个诊所，门前高耸一块木牌，上书“专治糖尿病”几个大字。这时候，我禁不住抱怨自己，怎么对身边的医院视而不见，却要去远处求医寻药呢！
趁个星期天，侯主任开了机关里刚接回的一辆新轿车，把专治糖尿病的医生接来了。侯主任办事很是精细，为了可靠，他约了一位同事前来。这位同事患糖尿病数年了，在治疗、保健上经验较多，身体状况很好，正常工作完全承担得下来。他们的到来，使我的家里温暖了许多，亮堂了许多。同来的有两位大夫，一位是朱院长，他们这个医院叫做疑难病医院；另一位是崔大夫，崔大夫是西北某大医院的专家，曾经留学美国，新近刚被聘到此处治病。院长和专家的光顾，诚如天使降临一样，我沉重的心头轻松了许多。院长是位瘦高个儿，说话利落，透出了少有的精明。专家比之矮些，敦实些，说话也木讷些，这种迟缓，似乎显示着一种专家的老成持重。二位轮番给妻诊断，听了心脏，切了脉搏，即退出屋来。
朱院长告我，妻的病是第三期了，要住院治疗，不敢懈慢。我陈述了前段住院的情况，他说，最好把以前的病历送来，我们一块研究个治疗方案。临走还说，要住院，赶快，正好还有一个床位。
送走医生后，侯主任、那位同事和我一块商量住院的事宜。我黑暗的心室被这突然闪现的光泽所吸引了，但还是按下喜悦征求同事的意见。他说，人家说的有道理，病得确实不轻，我看她的手指甲出口，没有白节。别小看这个白节，那是一种生命的象征。我很是叹服同事的见地，于是，住院的事就定下了。
接下来遇到的难点是取病历。正规医院，病人出院后病历就归档保管，要拿出来不是容易的。况且，在某种程度上讲，病历也是一种保密东西，倘若治疗有某些失误，病历外流，泄漏内机，势必给医院和医生造成不应有的麻烦。因此，我让儿子去取，他便碰了个钉子。无奈，我只好写信给院长，请他给办。病历才被借出来，匆匆复印后又交了回去。复印好的病历送达后，我即告诉那位院长，明天去住院，惟恐那仅有的一张床被别人占去。是日夜里，我和妻都充满了希望，希望在又一个太阳升起的白昼，那病疼和黑夜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夜妻的腿仍然疼痛不止，我们便在痛苦中焦急地等待黎明，等待黎明和希望一同光临。
疑难病医院的住院部在牛奶场。牛奶场实际上也是奶牛场。这是个老场，上中学时我来回步行，不止一次从其门前经过，却从没有迈进牛奶场的大门。文化大革命中我才第一次步入其中，那时候，到处都在大搞无限崇拜的活动，各单位都要立照壁，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我从村上进城卖草的人口里得知该场立了一个照壁，即前去联系。其时我刚刚学会油画，很希望在新的天地展示自己的才智，尤其想用自己的笔展现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可是，牛奶场虽然立了照壁，对此事却不积极，推说没钱不愿马上作画。我碰了钉子，对之耿耿于怀，甚而抱怨这个场所只能容纳牛和牛的喂养者。之后，数十年，我再没有光顾过此地。而这次，我却要住在这里了，要在这所曾经拗违我感情领地的场所居住，真是冤家路窄，我不知道是凶还是吉？
医院租赁的是一排破北房，北房在深陷的坑洼里。北房的南面是场部办公楼，虽然只有二层，却遮去不少光阴。尽管院子不是太窄，房屋仍潮湿阴暗。我们被安置在最西头的一间房子里，这是个外间，可以通往里边的两个套间。一进门，屋里就有一股阴森的冷气。屋子里有两张床，床上干净整洁，妻倚在床边，久久不敢脱去外面的棉衣。可能是刚生着炉火的缘故，也可能是有两个套间的缘故，着实有些冷。两位护士模样的姑娘，匆忙又找来两个门帘，挂在了两小间的门上，屋里渐渐暖和了。
不多时，朱院长和崔专家来了。一如那日一样，二位又给妻做了一次诊断，而且，决定采取血疗。血疗是我没有见过的治疗办法，即把病人的血抽出来，经过仪器处理，又输送回去。据说，这个过程可以杀掉血液中的病菌，可以给血液充氧，提高血液的质量。糖尿病人血糖高影响到身体的各个部位，因之，对这种治疗办法，我甚感兴趣。在殷红血液逐渐滴出来，又逐渐滴回去的过程中，我难以掩饰心中的兴奋，不止一次对年近花甲的护士长说：这办法没见过，真好！
待一切安顿好，朱院长和崔专家才走。走时朱院长宽慰妻说，别着急，我们一定想办法给你把病治好！
妻也兴奋了：谢谢你们，我不着急，只要能把病根给我去掉！
我也沉浸在这种气氛中，似乎完全进入了摆脱困苦的路径，莫名的信赖情绪油然而生。
得知妻又住了院，同事亲朋好多好多都赶来探望，我处于接待应酬之中。这种应酬虽然花时不少，我却从应酬中得到一种熊熊炉火也无法赐予的精神温暖。特别是机关的领导，不仅来了，还带了500元，尽管这500元成为我日后在机关欠下的一笔债务，但是，这钱还是给了我少有的感动。比我去四处筹借要方便得多。傍晚，农委主任带着牛奶场的领导也来看望，告诉我，需要什么东西尽管说，他们会提供方便。
第一天，过得很是幸运。夜晚上床后，我忽然有一种少有的感慨，一霎间似乎身下的木床成了船。这些天来，我这小舟就颠簸在风口浪尖，时时有触礁沉没的危险。惟有今天，我的船才像驶进了一个港湾，出现了少有的安全感。当然，这种安全感主要来自妻的反应，很奇怪，连日疼痛难忍的妻，这日，竟没有出现痛楚，微微的一点不适很快也就过去了。
这是近来我最轻松，最舒心，最自在的一天。我的情绪处于一种少有的复杂之中，内心洋溢着兴奋、感激之情，也有一丝淡淡地歉疚。兴奋，自然是因为妻的病痛有所减轻；感激，当然是感谢侯主任访到了新的医生和医院。而歉疚则是对自己的责备，责备自己孤陋寡闻，竟然没有提早了解到这个医院，让妻受了那么多的折磨。
不知缘何我会想了好远，想到了新婚之夜。那个夜晚，在他人本该是闹洞房的时候，一帮哥儿兄弟会搅得天翻地覆。我那时已进了学校，当了民办教师，许是因为这个角色要点脸面的缘故，哥儿们只走了个过场，留给了我和妻说话的机会。自定婚到结婚，其间有着二年的时间。二年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我们应该有接触的机会。可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似乎男女间接触有非革命化之嫌，因而，我们的接触每年只有两次约定俗成的时间。一次是过年，一次是八月十五，这两次是准定要来往的节日。先是我去她家，第二日，也就是她来的日子。这一来一往该是接近和说话的机会，偏偏机会越少，越有羞涩感。我去她家，多是同她父母亲叙谈，有时甚而连她的面也见不了。她来我家，我出去接待应酬，但主要精力放在帮母亲侍茶弄饭，说话时间是很有限的。多少年后，我回味总结人类的婚姻关系，以为由爱情而缔结的美满婚姻，二者之间应该具备个起码的条件，这就是；志趣。志趣，看起来是一个词，其实是两个字。所谓志者，即指夫妻之间要有相同的志向，要能同甘共苦，共同奋斗；所谓趣者，即指人们常说的情感。这情感常被我们乡村的人俗化为“缘耍”，说夫妻关系好是有“缘耍”；说夫妻关系不好则是没“缘耍”。缘耍是什么，我以为就是情感，就是夫妻间共同存在的一种趣味。这趣味的来源，当然更多的是指相互间言语谈吐，和谐风趣才是至上的境界。我们在定婚至结婚的两年间，说话，也可以说是沟通思想的机会极少，怎么来断定有无志趣，有无婚姻基础呢？说明这样的婚姻，还是李准笔下的李双双语言生动，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
那么，新婚之夜该是恋爱的起点。我们的谈吐没有花好，也没有月圆；没有甜言，也没有蜜语。谈到的是生活的实际问题，比如自留地的耕种，弟妹们的情况。当时，她的弟妹尚小，还不能操持家务，作为姐姐的她当然操心娘家。我清楚记得，说到自留地时，她说，以后先给我家干。那时候，大伙儿还都在集体干活，自留地的收和种被安排在最后，集体不干完，自留地不准动。一旦放开闸口，谁家人手多，必然就占了先，不仅光彩体面，而且有着多收或种好的可能。俗话说，春争日，夏争时，五黄六月争来回。收迟了，成熟的小麦可能脱粒减产；种迟了，则会影响庄稼的生长期，难以增产。所以，抢收抢种历来是村人的头等大事。按说，作为新来的媳妇，应该操婆家的心了，虽然，娘家难舍，但大面上总该遮掩一下吧！可是她没有，她直率地道出了心事，道出了娘家。也许，在他人看来这是妻的弱点。这样去看不算偏激，即使按当时颇为流行的思想去衡量，也应该有个策略问题，不应该这么毫不遮掩。而我却偏偏认为这是她的直白和坦诚，也是她好处事的关键点。至少，在她这句直接了当的话语中，透出了对我的信赖。俗话说，官凭衙门虎凭山，婆娘靠的男子汉。她把我看作了她的依赖，也看作她娘家的依赖。在她眼里，即使我身躯再弱小，也有男子汉的伟岸。只要我的劳作能换得她和她家人的高兴，当然也就升华了我自身的价值。这莫非就是那时我可以展示的一点豪气？于是，从那一刻开始，我就自觉地担当起她的保护人。
哪里知道，路漫漫山重水复，真要当好保护人，谈何容易？这不，眼鼻底下就有可以摘除痛苦的医生，而我却不知不晓，岂不是莫大的失职？
带着淡淡地歉疚，我送走了这一天难得地轻松时光。
艰涩的记忆
只一日，我便从医护人员中了解到这所医院的大致情况。
这医院实际是朱院长的私立医院。朱院长年近五十，颇多坎坷。青年时在县医院当通讯员，侍奉院长。院长是一位有名的医师。他聪明伶俐，巧嘴善言，把院长逢迎的总是舒舒贴贴的。他的劳作换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不仅成为医院的正式人员，还学到了院长的一些医术，跨过几年的时光，好歹也算个大夫了。
可惜好景不长，钟爱他的院长撒手而去，离开了人世。尽管院长年事已高，去世是自然法则的规定，但也足以让他痛哭涕零的。之后，他在医院不如先前红火了，一下子暗淡了好多。暗淡的日子似乎也容纳不了他，不多日，由于什么变故，据说是一起医疗事故，他被投进了监狱，一关就是8载。这起事故的原因没人能说清楚，但是，关了他8年却是真真切切的事实。这个8字当时就搅得我心头起起伏伏。因为时下8字已成了热门话题。不知是何人，认为8的发音和发字相近，发字又能和发财组成最有吸引力的词汇，所以，8字就成了最时髦的字眼。娶亲要定有“8”的吉日，开业要择“8”的时间，坐车要挑带“8”字的牌照，安电话要安有“8”字的号码……。似乎谁拥有了“8”字，谁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然而，绝没有谁去争坐“8”年的监狱，而我们的朱院长，早在多少年前就占有了“8”字，可以说他是赢得“8”字的先驱之一！若是，按照日后的眼光去看，朱院长那8年当属冤狱生涯。不然为何会给平反？既然平了反，也就证明其时处理的不公。平反后，朱院长不甘寂寞，大展医术，办起了这所疑难病医院。因之，前后沉思，这疑难病医院，同冤狱生涯关系密切。倘若朱院长不曾被投进铁窗，或许现今也是正规医院的一个组成人员，也不会另拉人马创办医院了。那么，是不是这医院的建立，早有预兆？比方说，那个“8”字，8年徒刑的8字，莫非就是朱院长日后要大发一番的先兆？走出磨难，走出疾苦，朱院长要展示自己的人生价值，才缔造了医院，而医院的成长过程，既是解救病人痛苦的过程，也是他聚敛财富的过程。这不就发了财吗？好个“8”字，原来它的精明无所不在，连冤狱也没有放过！
同时，由冤狱牵出我心头的不平。我们的国家的确经历过那么一段不正常的历程，一切都很难用法律和定规去度量。本来，朱大夫应在青春年华施展才能，救死扶伤，却被铁窗死死关住，只能向隅而泣。我比朱院长要小l0岁，刻下，我的儿子已到了青春年华，该是18岁的哥哥坐在小河边的风光了。而朱院长的儿子还未满8岁。他出狱后寻不到配偶，直到平反才有了妻子，只能老来得子了。昨日查房时，挺直的西装背后有一块灰尘，看上去极为扎眼，我想点明这难看的污点，又怕还不熟悉，反让他难堪，话到唇边留三分，留着留着，也就作罢。但是，他在屋子里坐时，我那讨厌的脑瓜却老在那污点上打转转，不讨个答案，好像决不心甘。想呀想呀，想来想去，怎么也求不出个正果。直到他出了屋，到了院里，猛然蹲到地上，有个小孩爬到他背上时，这答案才找到了，那个污点就是这小崽的脚印。莫非这成果也是“8”字的厚爱和馈赠？
我这样想时，似乎是要轻松，其实难以摆脱沉重。在那样的年月，我也屡受不公。青春年代，我时时用自己的真诚对待社会和人生。我结婚时，日子已定了，但我还无心料理自己的事情。那时，我只是一名民办教师，平庸得不能再平庸了。可是，我却用百倍的精力操持着这种平庸，硬想让这平庸生出不平庸的萌芽来。别的不说，那会儿正是文革中期，造反有理的口号仍然飞扬在神州大地。既然造反有理，那么，管理和压制就有罪，至少是不应该的。因此，要维护学校的正常秩序是极难的。正是面对这个难字，我和我的同事，狠抓学军，让学生在军事训练中规范言行，遵守纪律。用军事的严酷去治理政治的混乱，这是我当时采用的手段。在训练中，风吹日晒，摸爬滚打，我也饱受了辛苦。辛苦是有成果的，我的学生都能认认真真出操上课。这是治表，更为重要的是让他们获取较多的知识。作为一名初中学生，走上讲台，无疑是一种荒谬，不懂教育学，不懂心理学，只能摸索着去干。好在其时就是荒谬的岁月，没人去要知识，要质量，只是让你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突出政治就行。而我却觉得让学生无谓的耗费光阴，实在无异于犯罪，于是，便四处听课求教，以期更好的教学质量。我的劳作又得到了社会的赞同，公社、县上不断组织人来我这儿参观学习。甚而，在我邻近婚期的时候，还要我代表全公社去参加观摩教学比赛。
比赛结束了，也到了婚期的前一日。当务之急是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按照当时《婚姻法》的规定，男二十，女十八即可登记。我和妻均超过了这个年龄，即是按照当时晚婚的要求，也超过了好多，原以为我们会马到成功，哪料到却碰了钉子。我们一早就去，待到天黑，也没有领到结婚证。没有领到的原因不是我们有什么不合条件的地方，而是这天办事的同志硬是一个也不办理。这就是权力，权力在这时候有着无比的威力。这威力不仅大于任何人，也大于共和国的法律。这威力可以制约虚妄之辈，也可以制约真诚的良民。我的亲朋好友，包括我的上司都焦头烂额，毫无办法。尤其是我那教育界的上司，更为内疚，因为他最明白我拖延登记的道理，所以，为我上下周旋。可是，没有一点儿作用。眼看明天就是喜日，而我却办不了合法的手续，该如何是好？我悲苦极了！灰心极了！不知道社会为何这么不公，为什么硬要折磨善良的子民？
要在今日，没有手续又能怎么？你去查吧，乡村中没有登记而结婚的人有的是。可在当时，谁敢去冒天下之大不韪？整整一天，我五内中烧，又无法冒火。我不知道，该如何迎接明天的太阳。面对一轮崭新的太阳，本应是欣喜的，兴奋的，而我却是屈辱的，沮丧的。人生的苦涩，这天，这晚，我品尝得最为充分，充分地心灰意冷，什么工作，什么先进，什么良知，你可以将身心全交付于它，它又能对你怎么样呢？头上的太阳暗淡无光，世界在这天变成了一副冷酷无情的模样。
不知缘何，第二天早晨，办事人员居然同意给我办理登记手续了。仅仅过了24个小时，不合法的我们就合法了。合法与不合法就在大红的印章上，印章盖下去，就标志着合法了。可是，我们到底有什么不合法？有什么需要向合法努力和转化的？没有，一切都是随意，办事者可以随意改变你的命运，当然也可以缔造你的喜怒哀乐。我应该感谢办事者，他没有推迟我们8年，假若要是像朱院长先前那般的8年，我们会置于何等尴尬的地步？他仅仅推迟了24小时，而且用现代的眼光看，这24中，整整有3个8，岂不是隐藏着大发而特发的征兆？
是否缘于这种征兆，我才能由民办教师成为公办教师，才能由农村进入城市，才能由农民成为国家干部？妻子也才成为村人艳羡的正式职工？妻上班后，单位统一着装，戴着大沿帽回到乡下，乡下人是怎一种眼光？莫不以为这是福气。可是，福气的背后是祸事，是灾难，是病痛，这真让人啼笑皆非。古语云：塞翁失马，焉知祸福。世事就是这样，祸中有福，福中有祸，祸福似乎本是一体的，难分难解的。
那么，这场大祸是否已到了尽头？这尽头的前面该是什么风光？
福气该降临了吧，我渴望着。至少，无福，也别有祸。其实这会儿，我才理解，无祸就是无价的福！
中言心语：
福气的背后是祸事，是灾难，是病痛，这真让人啼笑皆非。古语云：塞翁失马，焉知祸福。世事就是这样，祸中有福，福中有祸，祸福似乎本是一体的，难分难解的。
不幸的大夫
妻的病情稍趋平静，我便对医院的两位医生大动恻隐之心，百般同情。
令我动情的第一位是崔大夫，也就是那位使我精神上颇具依赖的医学博士。从护士口中得知，他在西北某医学院供职，很有学术见地，据说，曾去美国留学，专攻临床医学。所以，在学院也是很有名气的。这样一位颇具名气的博士，为何会来临汾这远离大都市的地方行医？这个疑问引发的事情，让人为之垂泪。去年，医学院组织专家去华山旅游，可以与夫人同行，还可以带一个孩子。这是件大好事。消息传出，学院里人声鼎沸，都说，头儿们心中还有众人。当然，不可能放下工作倾巢而出，必须有人坚守岗位，坚守岗位的还要是多数。也就是说，无论走多少人，学院的工作要正常运转。惟一的办法就是轮流出去。第一批去了，崔大夫无缘，工作离不开；第二批去了，崔大夫仍无缘，工作还离不开；直到最后一批，崔大夫才同他的爱人和儿子上了车。车出西京城，从拥挤的街道，耸天的楼群中挣出，顿觉天开地广，目之所及是一个开阔的天地。满车的人，顿时浑身轻松自在，喜笑颜开，无拘无束。
谁料乐极生悲。眨眼间，汽车偏离了盘山道，滚下了山沟。这世界在摇滚中安定之后，汽车已面目全非，车上的人也和他们的载体一样面目全非。崔大夫靠近车窗，当汽车做第一个前滚翻时，他就被甩了出去，头碰在树干上，鲜血立即模糊了颜面。恍惚之间，他明白了什么事，匆忙掏出手绢按住了伤口，沿着山坡朝沟底去寻汽车。汽车找到了，摔碎了，自然，这其中也包含他的爱人和孩子。崔大夫倒在血泊中，晕了过去。
事故很快处理完了，然而，崔大夫却陷入极大地悲痛之中，无论如何总解脱不出来。学院批准他疗养，休息，因为临汾有他的一个女儿，他才来到这里。时日流逝，痛苦的往事渐渐淡漠起来。情绪稍好，他也不甘寂寞，被聘过来，一边疗养，一边治病。我深深为他的遭遇而动情，为他的精神所感动。
次日查房时，我注意看崔大夫，一眼看到了前额上的一块疤痕，顿时心中一震，暗暗悲悯。白天查房后，他即去门诊部。傍晚，或许更晚些，才能见到他，他和我渐渐熟了，谈天说地，一坐就是好长时间。从他口中得知，他经常出诊，看的病号都是疑难病。什么什么人，晚期肝癌，大便不通，他看了，只开了三副药，大便通了，家里人来了，感谢不尽；什么什么人，骨髓癌，疼痛难忍，在床上痛哭涕零，他一看，也是三副药，轻了，再吃三副药，可以不疼。只要能稳定病情，多吃几副药就可以痊愈。听他言谈，专家不愧为专家，真是病的克星，人的救星。这时我方明白，楼外楼，天外天，真是不假。仅就医术而谈，临汾就是临汾，尽管历史上曾是尧都，有过他处不及的辉煌，而今，充其量也只是个地区所在地，无法和省城，也无法和都城相比。你看，这位专家在众多的病患中，纵横捭阖，似赵子龙杀入长坂坡，如入无人之境，恰有万病难敌之勇，妙哉！叹毕，又为崔大夫的遭遇悲哀！可怜一位这么有才能的专家，怎么会有如此不幸。我忽然就想到这么一句民谣，杀人放火一圪窝，积福行善独自个。这句粗陋的话是说，杀人放火的人儿女成群，后辈儿孙多得挤了“一圪窝”，而有德有识的人却独自凄苦。这世道，何谈公平？
另一位让我可怜的人是田大夫。田大夫年岁不大，三十出头，说话和蔼，看病认真，住院部全赖他的照护，有事我即找他，很快便熟了。只是他双腿难以直立，走路摇摇晃晃，问及情况，是小儿麻痹症所致。他原在乡下行医，出去进修过医学，回来在村上开个诊所，给村人看病。他为人好，看病尽心，深得乡邻们的赏识爱戴。朱院长和他同村，看着他长大，也看中了这棵苗子，因而，在别树一帜时便约了田大夫前来。田大夫成了这里守摊子的主要人物。这样一位主要人物，应该受到朱院长的厚爱吧，可背后听说，朱院长又收拾田大夫了，而且责骂严厉，骂什么，不愿干，滚回去！于是，两天不见田大夫的面。据说，后来护士长找见他，劝慰回来了。我搞不清楚，朱院长如此责骂田大夫，是出于厚爱而严格要求，还是轻视他，看不起他？我只能暗暗为田大夫的命运而叹息！在这个世界上，可怜人为什么这么多？他有常人一样的智识，甚而比常人的智识要好，为什么不应有和常人一样的肌体？世道不平，命运不公！
夜里，静卧床上，独自遐思，突然生出些自私的窃笑。两天了，妻的腿疼减轻了，倘若能好，这真遇到了大救星！值得人千恩万谢！崔大夫还答应将妻的病彻底根治，要用几味他人不常用的中药一举除根，我记得其中有什么海狗参、冬虫夏草的。当然，这是站在我的角度而言。放开一点看，放开一点想，你就可以看到，妻的幸运，我的幸运恰是建立在他人的悲苦上的。试想，崔大夫若不遭此横祸会来临汾吗？当然不会！试想，田大夫若没有残疾，可能也不至于学医，可能也不会来临汾，那么，妻去哪里投医，哪里寻这么二位救星？为何一种欣喜，或者一种成功，总是以另一种痛苦，或者另一种牺牲为代价的？组合这种事物的本体，或者是整体的两面，或者有矛盾的纠葛也还罢了，为何互不相关的物什，居然会在进展中成为因果关系？这使我想到了佛教，想到众多的佛门宝殿前都有一联，上联为：因有果，果有因，是因是果，种甚因得甚果。看来这副对联，包容的范围，和能解释的事物还是有限的，人类空间仍然有许许多多难以企及，难以洞明，难以说出子丑寅卯的事物。其中本无因果关系，可纷乱的世事却会硬将他们拉扯在一起，而且成为互相依存的密切关系。
虽然，我无法拯救，也无法弥补崔大夫、田大夫的苦难，但是，我愿为他们祈祷，祈祷他们的平安和健康！当然，我更希望妻能挣脱病魔的困扰，康康朗朗地站在人前，那时，我一定会感到什么是人世的幸运！
苦难中的觉醒
再没有闲遐去悲悯崔大夫、田大夫了。
妻的病又重了。
首先反映出来的重，是呕吐。吃上东西就吐，胃囊排除一切下咽的食物。我有些慌，住院部的田大夫也有些慌，匆忙让护士去门诊那边找来了崔大夫。崔大夫慌忙火急赶过来，切切脉，看看舌头，问早起吃的什么？说是暴食所致。马上开了饱和丸让妻服用。
崔大夫的措施使我有些纳闷和不解。妻的这种症状，我曾经见过，那位祖传女医来家时，说用她的药就不能用别的药，胰岛素也要停用。我问她不停行么？她说，不行。只好停了，哪知，停了两日，妻就呕吐开了，饮食难进，痛苦不堪，匆忙再用上，病情才好转了。这次呕吐，我认为还是停用胰岛素所致。头天入院，我发现没有用胰岛素，就问田大夫为何？答是为了搞清楚病因。现在停用的恶果出来了，而他们居然不了解这是为何，把原因找到暴食上，当然让我十分难解。
第一缕不解和疑虑的产生，一系列的疑虑立即组合起来。我首先想到的是化验。在家中，我坚持每顿饭前给妻化验尿糖，根据加号多少，确定胰岛素的用量。当然，在其它医院也是这么种办法，每位糖尿病人都备有酒精灯、试管和试剂，都是自己化验好将结果报告大夫或者护士的。住疑难病院的第一天中午，我想起匆忙间忘了带化验的工具，我让妻接好尿请他们化验，他们却没有设备，不能化验。连起码的设备没有，如何了解病人的病情？记得在家时，有一次我请一位医生给妻看病，这位医生刚从首都医院进修内分泌专科回来，要我详细观察和化验妻的尿，不仅要每餐进食前的结果，而且，要24小时的尿量和尿糖分析。如果仅要尿量也还好办，每次计量后便可以倒掉，问题是还要总尿量的含糖状况，必须把尿积攒起来，再进行一次化验。每24小时才能倒掉一次。那时候，我还挤在机关里的一间房子，只有把尿盆放在床下，放上一天，屋里的空气可想而知。仅仅放一天也还好，问题是要连续不断的掌握数日，这种状况和劳作只有靠忍耐去坚持和完成。为了治服病，要不畏难，不厌烦，也要不怕脏。来这里住下，即使要我化验，我也不会推托。
稍稍清醒的我，进而想起了妻的血糖。无疑呕吐是缺少胰岛素的征兆，而缺少胰岛素血糖必然升高。血糖一高，有百害而无一利，最大的危害，或说危险，即可能像那次一样酸中毒，导致昏迷，乃至毙命。于是，我匆忙提醒他们化验一下血，掌握血糖高低，熟知病情。岂知，这个挂着主治“糖尿病”的医院，居然连血糖也无法化验。只好让护士拿着妻的血，去地区医院化验。
结果是可以想到的。血糖极高，当务之急是降低血糖，排除体内的病毒。根据我以往的经验，最好的办法是用胰岛素了，输液最为有效。胰岛素用了，是根据我的督促和我认为的用量注射的，并非输液。崔大夫不敢去门诊了，蹲在了住院部。所谓住院部，其实只有两个病号，一个是我的妻，另一位是什么地方的皮肤病人。崔大夫也认为应该排尿，利用排尿排除体内的病毒，可是，他用中药而不是用胰岛素，这着实让我起疑。
这一疑虑波及到他的留学问题了。我不明白他去国外留学什么？按照常规应该是西医，他说过是临床医学。可在排除体内病毒中，他只能用中药，不会用西药，而且还亲口说他不懂西医。这说明他是一位中医。这就给人留下思考的好大空间，难道学习中医还用去美国？若是去美国讲学，讲中医也还好让人理解，而远涉重洋去美国学习中国的医学，实在令人费解。此时，我已觉得这位留过学的专家值得怀疑了。
在解除妻的危难过程中，始终不见朱院长露面。有几次专门让护士找他，都未见到。前两天，每天都会来病房问问病情，小坐片刻，礼貌而去。妻的病重了，需要医生了。他却不见面了。他也成了我眼前的一团谜，着实令人费解。
是日下午，据说门诊上有位重病号，崔大夫不见了。妻的腿疼突然加重了。和在家时一样，疼得难忍难熬。我的情绪立即烦躁不安，在地上走来走去，直出冷汗。无奈，找来田大夫，田大夫问明情况，说是按摩一下。田大夫很认真坐下去，按摩了四五个穴位，出奇的有效，妻不疼了，睡了过去。这一招满灵，实在感谢田大夫了。
夜里，先是崔大夫来了，我说了按摩，他说，是他让小田点穴的。他去后不多时，朱院长也来了，我说了情况，他说，是他让按摩的。他走后，我在电话上问田大夫，二位给他通过电话吗？答是没有。我突然意识到，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应该说，一进医院，我就应该怀疑这所医院的真与假了。仅从化验情况，就可以看出医院的虚实；再从治疗方案，也应该知道这所医院的能量了。遗憾的是，我太粗心了，只为妻两天没有腿疼而欣喜，而陶醉。一醉就忘乎所以，头脑不清了，为表象所迷惑。这次上当实在不应该，本来自己四处求医，已积累了不少经验教训，可是事到临头，那些经验教训不知哪里去了。看来，人们上当受骗并非全然无知，往往被一点小利障目，而难见泰山。
点破这所医院的伪诈，护士和护士长都纷纷对我说了实情。尤其是那位老护士长，连连说朱院长的不是。她退休无事，碍于曾经同事的关系不好意思推托才来这里。苦了的是这些女护士，说是学习二年，按正式职工对待，实际未满二年，就逐个打发回家，再找新的来。因为，新的来后不仅不发工资，连饭费也是自己掏。这也是一种借用人力的好办法。朱院长真是聪明绝顶！
说到治病，都不言不语，沉默。沉默便是最好的回答，便是对朱院长之流吹嘘行骗的最好否认。我不敢再让妻呆在这里了，我们得走了，得赶快逃脱这危险境地！
无奈地惋叹
就我本来的性格而言，原是嫉恶如仇的。路见不平，就想拔刀相助。何况，朱院长之流居然蒙骗到我的头上。回想一下几天来的情况，活像一幕幕滑稽戏，我不得不承认朱院长确实是一位骗术高超的老手。先说妻的病已是三期，很是危险了，给你一个下马威，往本来就疼痛难忍的伤口再撒上一把盐，让你疼彻心肝，五内俱焚。这时候，再告诉你只有住院治疗了；怕你不上钩，还说要住就快些，只有一个病床的空位，别让他人占了。而且，还要什么以前的病历，认真研究商讨，还要确定一个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从住院到现在，这乱七八糟，东一榔头，西一斧子的治疗情况看，他们除了骗钱还有什么呢？
的确，应该将此公的丑恶面目揭露出来，不要让更多的善良者再上当受骗了。然而，在迈出第一步时，我犹豫了。我不是少年时代的纯人，也不是青年时代的真人了。我长大了，如日中天，成熟了，圆润了，透彻地说是顾虑多了，更多的瞻前顾后了。这座城市医务管理部门不少，有县级的，还有比之高级的，其中养育的干部不乏管理此事的，既然朱院长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肆意妄为，说明人家就有妄为的土壤和基础。弄不好，这医院说不定还有哪一位人物的股份。你告不倒人家，说不定还会引来不应有的麻烦。这麻烦也许会危及到你的升迁，也许会危及你的名誉。
升迁，我无所谓，数年来我虽然跻身政界，算得上县衙的刀笔小吏了，但那只是我生活的一个误区。我进入政界其实就带有一定的功利性。之前，我在教育界干得很是自如，对于正常的公务及材料顺手拈来，一气干完，腾出其余时间，写新闻，搞创作，已开始信步散文界了，而且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散文《喜酒》。这样一种优越的工作和写作氛围我是不愿舍弃的。可是，我也面临着不少实际问题。
首要的一点是我进城之后，妻子仍在村里务农，妻和我共同创作的三个孩子理所当然也是农村户口。土地承包后，我不能让妻一个人去耕种田地，时常得挤出空闲往村里跑，往地里跑。收秋打夏，农忙时节，还得请数日假，回去老老实实当农民。这使我常常分心，常常无法一心一意的工作或写作。
另一点时常让我挂心的是，三个孩子日渐长大，长子已上学了，学校条件极差。我上学的时候，尽管是在村上的破庙里，可还有桌凳。后来，村上拆了破庙建成了新校，虽然还是用的庙上的砖瓦和木料，可窗户多了，光线好了，学校阔了。20多年后，当我的孩子踏着我的足迹进入学校时，他的行装不仅有书包，还有两件用具，一个高凳子，一个低凳子，高的写字，低的坐人，居然退化到我们之前去了。至今，我的孩子写字的姿势摆不正确，这都是在凳子上劳作的后遗症。为了我，更为了我的孩子，我得走了。
我不能再在教育部门呆下去了，尽管我的上级很好，对我关怀至殷，多次说过要解决我的实际问题，皆因为其手中的权力有限，所以好事总难光顾我的门庭。我想走了，也开始着手实施走的计划，并且很快实现了这个计划。两年之后，我的妻子和儿女都迁入了城市。
带着这样的功利性来从政，一旦目的达到，也就没有什么追索的目标了。可是，我在工作的每时每刻又不愿随心所欲的打发时光，尤其不愿落下不好的名声，所以，总是竭尽能力来操持手头的活计，也许正是如此，我还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小头目。回顾这一切，我常对人说，我在政界投入的精力不少，投入的心思不多。那么，心思在哪里？心思还是在写作上。既然对从政不寄予什么厚望，也就不怕给升迁引来任何麻烦。古语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倒说，我不好官，奈何以官惧之？这一点我是泰然无畏的。
可是，说到声誉，我则不得不考虑。这些年来，我工作和生活不论多么波折起伏，有一点却是不可动摇的：名声好。我曾对人夸口说，凡我呆过的地方，一旦工作需要还可以再回去。可以再回去必须具备两点，一是在领导眼光中能干，愿意要你；二是在同事心目中人缘好，能处事，愿意合作。否则，若是二返长安，定不会有什么好戏！然而，名誉是资本，也是负担。此刻，我在这牛奶场中的疑难病医院里就遇到了疑难，思绪沉沉，难以自在。倘若我去揭露朱院长的行径，院长必然不会自甘束手待毙，一定会千方百计开脱自己的责任，甚而会反咬一口，说我许多不然。这诚如两方交战，即使你是胜者，不会血肉横飞，不会肝脑涂地，可黄泥涂面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吧？试想，我若被黄泥涂面，那成了何种讨人发笑的模样？思来想去，我鼓起的勇气升高了，又降低了，总突不破名誉限定的圈子。此刻，活在这个尘世，我没有牛栏中那些奶牛悠然安闲。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我有脸面，脸面成了我最大的障碍。我曾见过一本什么《厚黑学》，说是要想升官，必须脸要厚，心要黑。看来此中秘诀，不仅适用于官场，也适用于其它门类，当然也包括行医。
无意间，想起了一副楹联，作者是清代浙江宁波的一位老中医。联曰：但愿人常健，何妨我独贫。此是何等思想境界？清末湖南湘乡还有位开药铺的中医，也有一联：只要世间人莫病，何愁架上药生尘。医德之高尚令人百般叹服啊！俗说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清代的时候，医生尚有这么高的医德，现今当然应该是越走越高了，偏偏令人遗憾的是，非但没有增高，连原来的水平也不及了。难道医德如水，也往低处流了？
焦头烂额
同时阻止我揭露朱院长丑容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妻的病。
妻的腿疼，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一件事。疼起来和在家中一模一样，躺，躺不住；站，站不起。浑身颤抖，头冒虚汗，大有顷刻间天地颠倒的可能。那几天，亏了田大夫，每逢腿疼发作，即把他叫来按摩。10多分钟的按摩之后，妻会稍稍好转，可能是按摩活动了经络，血脉通畅了，通则不疼，疼则不通，广告如是说，莫非如此？无论其道理如何，只要能治病就行。白猫黑猫理论，最适应这个范畴。所以，田大夫成了不可离开的医生，以至于转入新医院，还不时将其接来按摩。
妻的病情渐渐传开了，城里的熟识知道，乡下的亲朋好友也知晓了。看望的人多了起来。在牛奶场住院，正逢村里来人多时。有一次，村上的邻人来了不少，都是妻在家时的好友。恰在此时，腿疼发作，一时难以忍受，疼得直咬牙冒汗。田大夫按摩过了，轻了一会儿，又重了，实在不好意思连连唤他前来，只好自己揉捏。好友们也动手揉捏，看着她们健康的身姿，妻动了情，痛哭不止。好友们也泪流满脸，屋子里盈溢着悲苦之情。我在一旁难以忍受，止不住也泪水直流。处在这样一种地步，真是五内俱焚！好友们呆在病床旁过了晌午，眼看日落天暗了，还是不走。可是，还有二十里路要走啊，我催她们动身，三番五次，她们恋恋不舍，不忍离去。
天色渐黑了，她们才走。我送她们上路，她们一再宽慰我，嘱咐我，好好侍奉。其中有一位和我家关系至殷。我称其嫂子，她的爱人是我多少年情同手足的兄长。我们一块躬耕，一块教学，一块步出农村，跨入都市，一块把名字镌刻进全国的权威报纸。我们两家如一家人一样，水乳交融。当然，她对我妻也最为关心。此后，还不止一次来探望妻，宽慰她好好养病。其时，看着她在风雨中来来往往的身影，我很是羡慕，羡慕她的健康，妻要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多好啊！
行笔至此，我不得不提及我的岳父。因为就在妻病得令人焦头烂额时，他老人家也来凑热闹了。他的头疼病又犯了。而且，一犯就剧疼难忍，面色蜡黄，汗水直流。头疼是因为脑后颅底蛛网膜下腔出血。数年前第一次犯病，就痛苦至极。那是大年过后，十五的红火闹热了街市，而他老在医院却疼得无法忍受。亏得抢救及时，住了半个月，总算好了。出院时，医生嘱咐，安心休养，再不敢劳累了。初时，岳父安心休养了一段，可一旦身体稍好，有点精神即坐不住了，又干开了。岳父家有祖传卖羊汤的手艺，他烧的羊汤味道佳美，在镇上首屈一指，加之，他上手早，别人怕政策变还在犹豫观望，他已经撑起摊子干开了。因而，当别人蠢蠢欲动时，他腰包里已有些硬头货了，用这钱买了镇上主街的五间铺面，名正言顺地当上了掌柜。恰恰是掌柜这活计使之一年四季厮守柜台，风吹日晒，很快苍老，以致患了这个疾病。而且病未痊愈即忘了痛楚，又照旧劳作，再次引发了病痛。
那些天，每日安顿好妻，我还得去另一家专治心血管病的医院探视岳父，惟恐他的病情有危险。毕意是二次犯病了，治疗比上次困难多了，但总算还是治愈了。整个住院过程，大家都隐瞒着妻子，不让她知道，不让她再添忧虑和难过。岳父病好后，回家途中路过妻住的医院，进来作了探视。那日，他形容憔悴，精神难振，但还是瞒过了她，妻子没有看出父亲曾有过的灾难。我们自以为聪明，用聪明保证了两全。
遗憾的是此种聪明再用时，却用出了麻烦。一年之后，岳父的旧病复发，又住院了。为了不惊扰妻，我们使用了与先前相同的办法，保证妻的感情世界不受冲击。孰料，经过几番折腾，岳父的脑部已经伤痕累累，再也难以承受这次发病的打击。入院后的第三天，岳父突然病重，几分钟后便撒手离开人世。这突然的噩耗，令我们措手不及。其他人经受打击也还罢了，让病中的妻如何知道这消息？实在让人费尽心思。倘若早点告知岳父犯病，妻还有些思想准备。如今，突然转告定会引发难以预料的结果。这情状真是不说不得了，说了了不得，实实难煞人呀！好些人周密筹划了好长时间，才使妻安全度过了感情的难关。
一件再难再难的事情，事后无论怎么曲折叙述，也是轻松和平淡的。而在事中，那种难度实在是难以想象。妻腿疼的那些日子里，我在病床前左右徘徊，实在想不出什么高明之策，实在难以知晓明天日出和日落是什么情状！心乱如麻的我，哪里还有心思和朱院长见个高低长短？
中言心语：
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健康的无视健康，缺乏健康的渴望健康。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根本不知道健康的重要，只有躺在病床上才明白健康的珍贵。举目世间，不少人不是在爱护健康，发挥健康，利用健康好好做事，而是在滥用健康，挥霍健康，暴吃暴饮，熬夜打牌，似乎健康是浪费不完的资源。岂不知道这样的行径，正是疾速奔向健康的终点。若是一旦失去健康就悔之晚也！因而，斯年一位健康宣传的志愿者要我题词，我拔笔就写下：健康万岁！
2009年10月9日
再次转院
现在想来，似乎住进牛奶场那倒霉的医院是事物发展的必然。事物的发展有高潮就有低谷，有升腾就有降落，在牛奶场住院，可以说是一段弯曲坎坷的经历。或说是文章之法，先抑后扬；或说是绘画之技，烘云托月。因为，紧接着出现的是郭大夫，而郭大夫在妻的治病史上有着难以磨灭的一笔。
郭大夫是我们即将转往新医院的主治大夫。他的医术在内科独一无二，我是早有耳闻的。可是，没有打过交道，也就不乏陌生感，陌生是人生的一种距离，缩短距离需要机遇。常常有这样的情况，相距很远的人和事可以企及，而近在咫尺的却老死不相往来。所以，我以为那一次上当，就是为郭大夫的出场提供机遇。
疑难病医院是侯主任介绍的，知道了内情他也很恼火，很焦急，于是，继续寻找能够治病的医生。侯主任和郭大夫很熟，有着多年的交往，因此，就将我妻的病情告诉了郭大夫。郭大夫闻言，没有推托，当即提出见见病人。
是日夜里，侯主任驱车将郭大夫接到了牛奶场里。郭大夫看了妻的病，尤其是对腿疼同情百般，他说：“人身体正常时不知道痛苦，有点小毛病，就难以忍受，更别说剧疼了。”同情心，是医生高尚医德的出发点。而当一个医生，以挣钱盈利为目的时，他不仅没有了同情心，很可能连做人的起码良知也丧失殆尽了。谈到治疗神经疼，郭大夫说有个法子，可以使用一种药：慢心律，另名也叫美西津。我顿时如拨云见日，管它叫慢心律，还是美西津，只要能治病就行。当即请郭大夫开了处方，由长子坐车去买。接下来，我们和郭大夫商量住院的整体计划。主意当然是由郭大夫治疗开始的。其时，郭大夫在门诊部，根据院规，门诊部无法过问住院部的事情。医生之间，门户森严，跨越门户的越轨行为，常常导致矛盾和冲突。所以，必须求得一个万全之策。
商量的结果，是去住中医科。一来中医科主任和郭大夫交往不错；二来出了内科的门槛，别扭就会少些。这个方案能否实施，还需要侯主任和郭大夫周全。谢天谢地，第二日传来喜讯，已经按照方案和新医院联系好了。于是，匆忙转院，逃离这水深火热的地方。
妻住进了新医院。条件虽不甚好，对我们却是极为照顾的。中医科专门腾出了一间病房，房中有三张床铺。妻一张，我一张，还剩余一张，干脆将我小女儿也接到医院住，因为医院离学校较近。医院成了我临时的家，每日黎明时分，我即起床，将女儿送到学校。去学校时，天还未亮，回来时渐露曙色。我来去都要经过体育场，天亮时在那里锻炼的人见到我，都要回头一望，似乎我每日经过此地，也是一位爱好锻炼的散步者。然而，我已好久与此无缘了，算起来离开这境地在15年之上。当初，我曾是一位竞技场上的好胜者，尤其爱好球类，为了取胜，每日黎明即到球场上锻炼了。但是，随着年龄和工作的变化，我与体育无缘了。现在也还锻炼，只是趁闲隙做一段气功，也算是一种锻炼方式。
我路过的体育场，年深日久了。当年，我曾在这里听过报告。那是“文革”初期，学习毛主席着作正值高潮，积极分子们在上面报告学习心得，我们听得热血澎湃，恨不能将一腔热血涂洒出惊人的画卷。时隔不久，还是在这个场合，却成了批斗大会，批斗晋南地区走资派的口号声震撼云霄，似乎只要将这些头头脑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就可以到来。如今多少岁月过去，红彤彤的新世界早已成为过眼烟云，喜欢激动的我已变得冷漠了。我用冷漠之躯承受着家庭的压力，也承受着社会和工作赐予自身的分量。这究竟是年龄的因素，还是世事设造的结果？
在新的医院里，郭大夫根据化验结果，给妻对症补药，补了钾，补了磷，把微量元素能补的都补了。更重要的是，我有机会较多地接触了郭大夫，向他详细陈述了妻的治疗过程，郭大夫听后说，多方治疗是对的，但是，不能离开一个主体的治疗方案。这个方案如果有效，就应该固定下来，不应随便抛弃。实际也就是说，胰岛素不能轻易停用，一停用就会加重病情。当然，查找腿疼的原因，他认为还是糖尿病引起的，要治腿疼，必须从治本上入手。话虽不多，给我的启迪却不小。我由此很好回忆和总结了妻患病以来的情况，许多在我头脑中萌生的模糊意念突然间豁亮起来了。
我觉得，以前的不少遭遇幼稚可笑，简直有些任人摆布般的荒唐。尤其是屡屡上当受骗，真是让人愧疚不安。进而思之，觉得在世间一切行骗的行当中，以行医施骗要算是最轻巧的捷径。其它门类或行业的骗子，要使受骗者动心，必须产生极强的诱惑力。而患者，被病痛折磨着的患者，心理本来就很脆弱，对于痊愈的渴望可以说是时不我待。在这种情形下，稍加诱惑，就可以轻易上当，就可以把兜里的钱心悦诚服地掏出来。世界上，多数行当都有一种宽松的行当环境。医生这个行当表现最为明显。某些行业，货物不实，物品无效，可以退，可以换，可以索赔损失，很少听谁说吃了医生的药无效而索赔的。对于医生来说无效就无过，这是多么大的宽容。只要不把聋子治成哑子，发生明显的医疗事故，医生就没有什么责任。这当然为南郭先生般的医生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可以隐身这个行当，用洁白的大褂做掩饰，行使最不干净，最龌龊的勾当。假作真时真亦假，鱼目混珠，弄得人对珠玑也提心吊胆了！
暗夜里的领悟
在新医院，我经历了一件很难忘的事情。
那夜，我睡得正酣。忽然被妻叫醒。朦胧中睁开眼睛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妻说话含糊不清，还有些颤抖。我拉亮灯，上前观看，她眼中的瞳仁有些暗淡。摸摸手，是凉的。问之情况，说手是麻的。从病情判断，是低血糖现象。我连忙化了一杯糖水，稍微晾了晾，让她赶快喝了下去。
低血糖现象，是使用胰岛素的患者必须时刻注意的。医生曾经嘱咐妻，口袋里要经常放个糖块，一遇不适，认定是低血糖现象，含在口里即可过去。以前，妻也曾发生过低血糖现象，但都比较轻微，说话不见含糊和颤抖，眼光也不见暗淡和无神，含块糖，稍稍歇息即可过去。今天，却比过去要厉害得多。我惟恐还有其它病因介入，为了保险和安全起见，把值班大夫叫醒了。
中医科的大夫除了切脉别无良策，看了病症，难下结论。好在他无门户之见，连忙跑下楼去，把内科的值班大夫请了上来。内科大夫看后，认为要化验，可化验结果出来还需要一段时间，妻如果低血糖严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告诉他，肯定是低血糖现象。然而大夫不相信我，只相信化验的数据，也就是相信科学。大夫的这种说法，当然无法挑剔，科学的东西才是最严肃，最认真，最具有雄辩力的。怎能用我的普通经验来代替科学？可是，我的经验与科学同出一辙，都是事实真相的结晶。我的经验也可以归结为科学的类属。从事实说，大夫应该相信我。
但是，我此时的角色只是陪床家属，家属的话究意有多大可信度是无法明说的。大夫不信我是有道理的。我一再说明情况，大夫才动了心，做出先输点糖的决定。同时，说了一句我终生难忘的话：
“就按低血糖治，低血糖比高血糖死得快！”
这是一句很坦率的话。严格说，这句话大夫不应该说，这应该只是他的内心活动，或者只是他的思想斗争。把思想的真实披露出来是一种真诚，坦荡，也是一种不成熟。因为，透过这句话，我看出了医生治病的诀窍，这句话等于泄漏了秘不可宣的天机。内科大夫表面上遵从了我，其实不然，是以最保守的办法以求特殊情况下的安全。妻进新医院以来，郭大夫精心以求的是控制血糖、尿糖，使身体恢复正常，进而制服腿疼。内科大夫却以高血糖为代价，来抵御可能是低血糖的征兆。这是一种负责任的不负责任的做法。我写出这么一个矛盾的句子是因为，说负责任只是对眼前而言，如果确是低血糖，那么立刻就会摆脱危险。即使输糖输错了，血糖升高了，马上也不会有危险；马上没有危险，却有加重病情的可能呀！只是，这病情是在以后才会加重，内科大夫出场仅是来解除一时的危险，以后的病情与之自然不相干了。听了这话，起初我对内科大夫还有些意见，转念我就为他的坦诚所感动了，这千金难求的秘诀，内科大夫于这个深夜说漏了嘴。倘若在大白天，倘若没有梦境般恍惚的夜色，内科大夫绝难道出此话。此话给我最大的启迪是，有朝一日我若去当医生，凭此诀窍就可以保证行医的平安。因为，这是一条医生通往平安的保守之路。此中的保守，就是年年保卫和守护医生不出事故。至于对病人有益与否，苍天才知道！
输糖后，妻很快有了转变，说话不结巴了，眼睛恢复了光泽，呼吸也不急促了。一场大难又过去了。像方才那样的征兆，要是迟发现一会儿，要是妻不把我叫醒，要是措施不力，要是再让低血糖持续下去，一个小时，可能也不用，这个世界上就会少了我的病妻。谢天谢地，我们又攀过了一座险峰。这时候，化验结果出来了，一看真是见鬼，血糖非但不低，而且偏高。从治疗情况看，无疑是正确的，若不正确为何会恢复正常？但从科学的数据看，又是错误的，此是何故？我的眼前有着猜不透的谜团。
很快我猜到了，抽血时，液体已经扎上，并且是在扎液体的同一支胳膊上抽的，那么，血液中自然有刚刚进入血管的葡萄糖，所以，血糖也就偏高了。真是，学不完的东西，看不透的世理。医学知识，书本之外还有永远难以企及的领域。
也许就是这个夜晚的关系，也许这个夜晚上帝赐予我的就是领悟，反正，我明确认识到，我不能再这样带着妻游走治病了，我应该设法进入糖尿病的内部世界，把握和驾驭它。那一个夜晚，躺下后我一直未能安眠。几年来，接触的医生在我眼前纷纷呈现。我眼前呈现着一座医生的舞台。舞台上的角色多种多样，但不外两种，一种是真医生，一种是假医生。真医生中有医术优劣之分，假医生中又有骗术高低之别。假医生治不了病是真的，真医生也有治不了病的。假的不治病好理解，真的不治病是为何？当然，医术不高是根本原因。不过，也不完全这样。误区在于，医生治病多是按照普通规律去把握病情，对具体人来说，对具体病来说，能否对症就在两可了。常见的是泛泛疗治，并未顾及个体病症，当然也就疗效甚微了。
那么，我能否学点医术？学点糖尿病的知识？我不必要为当医生去掌握广博的医学知识，但是，应该从给妻治病的需要打开糖尿病的门窗。带着这样的欲望，我同妻回到了家里。在医院住了多时，妻的腿仍然隐隐作痛。我首先学习按摩，按照穴位一一摆弄下去，也可以摆弄出田大夫按摩的效果，解决一时之急。尽管田大夫不错，每接必到，可是，屡屡打扰他人总是于心难安啊！在长期的祸患之中，我深深明白了过去常唱的一首歌：从来也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什么神仙皇帝，要解放全人类，全靠我们自己。解救自己更是如此！
这当然不是说，要治病自己就去学医，但是，至少应懂得一些医疗常识，成为能够认识医生，鉴别医生的人。
假作真时真亦假
关于糖尿病的知识，过去我学过不少，接触过不少报刊杂志，但凡见到此类文章，必然要读，而且要设法保存下来。同事朋友也关心着我妻的病，一有什么治疗信息即告诉我，见到报纸也剪下送来。这些都令我颇为感动。
我逐渐懂得糖尿病人要有一个半医生照护。一个医生是指医院的医生，半个医生则是指本人。本人既是病人，也是医生，也要懂得一些关于此病的知识。妻文化程度不高，理解能力有限，要读懂并理解这些知识谈何容易？命运注定，代妻劳作的只能是我。
我学习了一段时间，也知道了不少东西，却仍然把妻的病拿不准、吃不透。可以说，每次住院，每次求医都是自我无能的表现。求医本来没有错，错就错在往往把混进医生队伍的假医生当做真医生拜，结果非但没能治病，还延误了时间，增加了痛苦，实在令人伤心。
我需要下大功夫了。如果长期这么下去，对糖尿病只满足于一知半解，浅尝辄止，根本护理不好我的妻。既折腾了她，也影响了自己的工作学习。因之，我准备向此病的纵深挺进。我找来了一本《糖尿病学》，此书有近百万字，厚厚的一本，且像一般杂志那么大，对糖尿病的论述精辟而又详尽。相形之下，我过去读过的内分泌学、糖尿病知识，都浅薄得很了。内分泌学，是指广义的内分泌系统而言，对糖尿病的关照份量有限；而糖尿病知识，多是一些临床征兆的对策，表象的说明多，从中只能知其一，而难知其二。当我打开了《糖尿病学》时，虽然我知道这是医学宝库的一个小小的角落，但这角落的光辉也令我百般赞叹。我捧读此书，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我在书中攀爬一程，伫步歇足，回首身后，反观我妻，这时候看到的妻绝不是那种病的一塌糊涂的妻。至少，我不能苟同朱院长当时给我的警告：病人已是三期了。
三期病人如何理解？当然是按早中晚而定，晚期也就是三期，三期也就是末日临近的代名词。毋庸置疑，这种说法是朱院长的高明之处。这高明点在于，说出病情严重，才可以捉住家属的心尖子。让你着急和焦虑，更急于求他救治，这还是其一；其二更是狡猾到了极点，既是三期病人，就说明病情危重，救治困难，能否治好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把握。这就为日后留出了足够宽广的退路。这的确是他的精明，可惜他的精明居然化作了高明骗术，倘若把这种精明放在对医学的笃诚钻研上，说不定会有石破天惊的成就。我不能排除朱院长原先有这种抱负，可惜由于少年气盛，血气方刚，傲上而欺下，才被送进了森严的监狱，坐着这岌岌可危的生命之舟在风里浪里颠簸完了黄金岁月。挨近暮年，才有了呼吸新鲜空气的自由权。那些年浑浊的空气已染透了他的身，浸透了他的心，于是，他只能用他那污浊的心来打发时光了，他的精明成了他污浊的帮凶。或许，此人本来就没有什么志向，他的心肠一直就是这么个样子，而他的智慧则是他随身携带的裹着蜜汁的凶器。那么，当年对他的整治就是完全正确的，而后来的放纵则是姑息养奸。因为，他所干的勾当才真正是谋财害命呀！过去，谋财害命是和强盗联系在一起的。强盗施暴的动机仅是为了谋财，只有看着谋财要败露时，才不得不凶相毕露，害人性命。而朱院长的举动则是把谋财和害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只要谋财就必然会害命，而只有害命才能谋财。多么可怕的精明呀！
从新医院出来后，妻的腿还是有些疼。忽一日，我从省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是河东什么地方有个糖尿病研究所，治此病有特别的招数。这地方离我家比较远，有100多公里，我怕妻坐车前去经受不住旅途颠簸，于是，便只身前往，先探虚实。在一个幽静的小巷里，我终于找到了这个研究所。酒好不怕巷子深，我进入院中就有这样的感叹。这个研究所在一所四合院里，是主治医，或说研究所主任的家。主治医原是市医院的一名大夫，退休后就居家修炼，搞开了糖尿病研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救死扶伤，着实令人钦敬。
我步入诊室，正巧有位农村老人前来诊病。老人发病时间不算太长，还抱着暖水瓶，可以看出口渴难忍。老人陈述病情说是现在好些了，别看我抱着暖壶，可没有喝水，是个防备，以前渴起来简直要命。主治医问，你吃的什么药？答原来吃消渴丸，不顶事，现在吃优降糖。主治医说，你这个病没有好，看起来口不渴了，实际病的破坏也分阶段，分步骤，前一段破坏你的口，后一段又破坏你其它部位了，需要赶紧治疗了！
听了这话，老人立即头上冒汗，连忙说，大夫你看有啥好法子？主治医不慌不忙地说，你别怕，咱还就是有办法。我研制的降糖丸，只要喝三个疗程就可以好！老人稍稍放松，又问：三个疗程要多少钱呀？答：不贵，一个疗程240块，三个疗程720块。老人多时未语，看得出囊中羞涩，带钱不足。沉思片刻，才说那我先拿上一个疗程的药。接下来，老人如表演梁生宝买稻种一样，一层一层掏出了钱。
我听得直想发笑。好个研究所，真把病人研究到家了。老人的病原先吃消渴丸不顶事，是病重，药量轻。优降糖则不同了，是一般降糖药药效的好多倍，显然，服用后已扼制了病痛，怎么能说是病的破坏也分阶段，现在，不破坏口了，去破坏其他部位了？这高超的理论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定定瞅着这位主治医，见他圆头圆脑，面色红润，大有弥勒佛的风貌。可惜，人的良心一旦坏了，怎么好的容貌也让人作呕。
顺便往桌上一瞅，放着一本疑难病投师问药指南，还是什么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其中治糖尿病指点的就是此公。我不知道此书是如何出版的？入选的人有什么科学依据？难道仅仅收钱就可以榜上有名吗？金钱的四处泛滥，闹腾得这个世界确实复杂化了，复杂得使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憨愚不堪。
我终于有机会发话了。我叙述了妻的情况，问他，这里能化验血糖吗？答曰：不能。
问：能化验尿糖吗？
答曰：试纸用完了。
这么说，他化验的手段还不及我家的齐备。可是，那报纸上明明白白写着，有效率98%，治愈率70%。既然无法化验，如何判断病人有效和痊愈？不必多问，也不必多想了，又一个活脱脱的朱院长，其道行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后不久，我的一位好友又向我介绍中原某地有个专家治糖尿病，并给我拿来刊载那家医院名称的杂志。我看了文章，还生了些前去看看的念头，总想彻底把妻的病治一治。看完此文，我随意将书翻后去，又看其它篇什。蓦然，那个糖尿病研究所的大字跃入我的眼帘，我细细一看，的确是那位弥勒佛医生的姓名。顿时，我哑然失笑，将那杂志扔到一边去了。现在想来，或许中原那家医院是个真的，确能治病，可惜假作真时真亦假，真真假假我无法分清，千里迢迢，耗时费工，我不必前去问个究意了。
《糖尿病学》给了我知识，也给了我精明，我可以按照妻的病情随时调整用药、用针的剂量，也可以分析判断世间的真假医生了，当然，这判断还仅仅局限在糖尿病的领域里。
中言心语：
自己若没有一点医疗知识，就会全部依靠医生。依靠医生没有错，是对医生的信任。可是，时下的医生已经复杂化了，有真的，也有假的。假的非但治不了病，还会增加痛苦，贻误治病的最佳时机。因之，掌握一点医疗知识也是选择和识别医生的需要。
2009年10月9日
柳暗花明
腿疼依然是妻眼前的主要症结。尽管疼痛的程度，没有先前那么严重，可是，一难受起来还是寝食难安。尽管我初步掌握了按摩的手法，可以用此来缓解妻的痛苦，却仍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小小的痛苦搅乱了妻和我的白昼，也搅乱了妻和我的黑夜。尤其是黑夜，完整的睡眠被切割得四分五裂。夜晚切割的后遗症白天体现的最为明显，头昏脑胀，影响了工作的情绪和效率。
我继续探求制服腿疼的办法。忽一日，我遇上了初中时的一位同学，拉起家常，话题很快到了妻的病。点破病情，她居然说，其母也是此病，而且也曾经腿疼，是在省人民医院住院治好的。我顿时欣喜，回家立即告诉了妻，想携她前去诊治。岂料，一听到住院，妻便嘤嘤抽泣，说什么也不肯去。我知道，反复住院，给她的心头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痛。更何况，还有牛奶场这样的医院，某些时候，不要说妻，就是我也有些谈“院”色变。可是，不去住院又根治不了病，如何是好？住院实在是无奈何的奈何呀！谁说是逼上梁山，逼进医院才恰如其分呀！
妻不去，我只好前去拜见同学的母亲。那是一个下午，屋里光线昏暗，但是那位慈祥老母的谈吐在我胸中洞开缕缕光亮。我问讯了她好多情况，医院的状况，用针用药的状况，以及她刻下的用药数量。那短暂的一小时，我收获颇丰。特别是她服用施尔康的情况，对我启迪更大。糖尿病人有许多营养成分吸收不了，被排泄出去，因此，造成体内微量元素不足。在新医院时，郭大夫的治疗方案中，就在补充微量元素。用液体补，当然不及药物方便，于是，我按这位老人的服用情况和说明书，让妻用上了此药。
这次访病的意义不在于本身的收获，而是，我明白了访病也是学习治疗知识的一个好办法。又一日，我听说机关有位刚在协和医院住院治疗过糖尿病的干部，也前去走访。见到他使我茅塞顿开，他面色红润，体格健壮，没有任何病人的迹象。问之保养办法，是用胰岛素，只是短效和长效混合使用。此前，我也曾从书上读到长效胰岛素，其作用在8-16个小时，长出短效的一倍。但是，其作用较慢，在注射后1小时左右方才发挥作用。所以，单纯使用解决不了饭后马上出现高血糖的问题。混合使用，既可以满足饭后临时高血糖的需要，也可以持续较长时间。从书上得到的东西，没有实践，我也不敢贸然使用。我曾去市医院和地区医院走访，他们都没有用过，只好暂时搁下。这次访病，我从这位病友的实践中得到了真知，回来后，即着手使用。
顺便需要提及的是，之前，已经买好长效胰岛素。临汾城里没医院用过，也就没有此药。我的长子专程去了一趟北京，购回了此药。现在，当然不需要专程去，若有顺路的人，捎回来即可。那时用药心切，经验不足，只好打发长子前去。
长效胰岛素使用之后，开始没有明显变化。半个月后，妻有了血糖降低的征兆，每日化验，也看得出尿糖降低。每每尿糖降低，我就减少胰岛素的数量。几乎隔半个月就需调低一次用量，这是好现象。同时，我仍让妻服用优降糖，以不断刺激胰脏，促使其工作。体内若能多分泌胰岛素，注射的剂量还可以减少。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每日的化验情况，药品用量及病情状况，我均有简要记录，以便针对病情，分析对照，确定用药数量。可以明显看出，一个月后，胰岛素的日用量已经下降了60个单位。我继续细心观察，动脑分析，增强了制服病痛的信心。
初夏的时候，偶有一日，妻没有腿痛，似乎是一种偶然，没敢相信疼病愈痊。二日仍好，三日未见复发。细细回想，近来一个时期，妻的腿病已轻了许多。这才相信，腿疼病是已经痊愈了。哦，这可怖的腿疼，终于别了，离别了！
回顾这段艰难的岁月，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我们举步维艰地跋涉在治病中途的时候，何去何从，问遍大地问苍穹，也问不出个来三去四，只能跟着感觉走，摸着石头过河。
而一旦摸索到了终点，扼制了病痛，此事又显得十分简单。如若站在局外去品评这简单的结果，或许会对那曲折的弯路评头品足，那摸索的过程只能是憨愚地举动。但是，置身其中，谈何容易？即使今天，妻的腿疾痊愈了，要说清楚痊愈的道理也不那么容易！
是使用施尔康的结果吗？与之有关，施尔康的服用无疑补充了妻的营养不足，可是，惟此一药就可以制服此顽症？不尽然！是使用长效胰岛素的结果吗？与之有关，长效胰岛素的使用减少了妻的痛苦，由过去每日注射4次，降低为2次，而且，由于其作用的时间延长，保证了身体的需求。可是，全部功效就因之而生吗？也不尽然。那么，是继续服用优降糖的结果吗？与之也有关，其不断促进和刺激胰脏，使之尽力工作，分泌胰岛素，因而，针用剂量才会逐渐减少。可是，靠此就能根治腿痛？还不尽然。上述诸方面的因素，似乎缺一不可。多种因素的完美结合，才保驾着妻走过沼泽，走出苦难，到达平缓安然的境地。而真正能够明白和恰当使用这些药物，又岂是一朝一夕的易事？其中付出的心血和学费一言难尽。
行笔至此，我突然想到一个细节。正在妻腿疼甚烈的时候，有一天，父亲对我说，腿疼可能和使用胰岛素有关。那时，父亲正在看一本《蒋经国的家事》。蒋经国也患糖尿病，因为使用胰岛素而导致腿疼。现在想来，这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其中的原委虽然我无法讲清，可是，也让我联想到初去牛奶场住院的情况，开头两天没有用胰岛素，妻的腿痛不是没有发作吗？可惜日后糖尿病加重，搅得我晕头转向，忽略了这个很值得注意的细节。其实，若是当时明白了这个问题，也无法实施。因为离开了胰岛素，妻就无法生存，关键是如何恰当合适地使用胰岛素，既满足体内功能的需求，又不过量过剩，这个分寸是极难把握的。把握的要害是实践和总结，而实践和总结又是以妻的痛苦为代价的。不和痛苦厮磨就无法制服和解除痛苦，这颇似水和舟的关系。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对于医生来说，痛苦是水，惟有痛苦之流才能载浮起医生之舟；对于痛苦来说，病人是水，惟有病体才能载浮起痛苦之舟；对于病人来说，医生是水，惟有医生才能浮载和搁浅病人之舟。是的，医生可以解除痛苦，但医生却是由痛苦培养造就的。
以解除痛苦为己任的医生才是医生；
而以聚敛财富为目的医生则是伪医生！
医生是病人的天使，痛苦的天敌！
伪医生是痛苦的天使，是病人的天敌！
——这莫非就是上苍要我用人生苦旅去索取的真谛？
1994年10月16日至12月11日尘泥村
中言心语：
我用将近两个月的业余时间写下了这些由痛苦走向欣喜的文字。写完了想以《苦旅岁月》为题，的确这是人生一段难忘的苦难旅程。后因余秋雨先生有《文化苦旅》一书，方更名为《枯荣岁月》。《枯荣岁月》更能写照妻几近枯萎的生命重新复苏的实情。我写这些文字，固然是为了经过咀嚼反刍，使我对往事变得更为清醒理智，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提醒世人，不要重蹈覆辙，陷入治病的误区。
2009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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