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近世中国不同，在更早的中国，探寻家们，看到的是帝国的威严和佛祖的召唤；诗人们，看到的是吊古悲怀之地；将士们，则看到了刀光剑影的边塞阵地。
而现在，丝绸之路[1]告别了神祇、军士和商贾，更多的是游客足迹和残存古迹。
文化从来不应该被遗忘。它在任何文明时期都殊途同归，都用来指称人类社会的精神现象，抑或泛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不同的区域文化创造了诸如进取、敢为、融合、包容、大同的文化精髓，但是不同的文化带之间相互牵扯和融合，甚至会有冲突。如果文化能向新的世代流传，即下一代也认同、共享上一代的文化，不同地区尊重不同局域的文化，那么，文化就有了传续和共享的功能。
丝绸之路就是这样一个允许文化往来和交融的地带，尤其是西域，远离各大帝国的核心，作为各地文化交会的边缘地带，他们通过丝绸、佛像、文书和战马，让文化在贸易和占领中融会、衍化。
它以西汉时期长安[2]为起点，经河西走廊到敦煌。从敦煌起分为南北两路：南路从敦煌经楼兰[3]、于阗[4]、莎车[5]，穿越葱岭[6]到大月氏、安息[7]，往西到达条支[8]、大秦[9]；北路从敦煌到交河、龟兹[10]、疏勒[11]，穿越葱岭到大宛[12]，往西经安息到达大秦。不可否认，古丝绸之路让中国的黄河文化、恒河文化与古希腊文化、波斯文化产生了化学反应。
位于丝绸之路干线上的一些地域，如狭义的西域——新疆塔里木盆地和吐鲁番盆地，一些西域绿洲王国，它们的命运与丝绸之路通畅息息相关。丝绸之路的中转贸易是这些绿洲王国的重要收入，文化的繁荣依赖于东西方文明的传播与渗透。因此，这些绿洲王国都要极力维护丝绸之路的通畅。在丝绸之路沿线有许多这样的城镇：西域丝路南道的于阗、楼兰，北道的龟兹、焉耆、高昌[13]，河西的敦煌、武威，以及中原地区的固原、长安。
文化交流所能达到的深远程度常常依赖于个人背后的国家意志。我们在慨叹汉代张骞、明代郑和的非凡之举的时候，不要忘记，类似的探险家不胜枚举。唐代杨良瑶，在德宗贞元元年（785年）受命出使阿拉伯半岛的黑衣大食，他从广州出发，走海上丝路，经过3年多的时间，完成联络大食、夹击吐蕃的政治使命，返回大唐。杨良瑶从海路出使大食是因吐蕃乘安史之乱，攻占了河西，并向西域推进。
战争不仅让两国来使舍近取远，也让文化交流蒙上了悲剧色彩。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高仙芝兵败黑衣大食。许多中国工匠从战争地怛罗斯[14]被掠到阿拔斯王朝治下的阿拉伯领土，中国的造纸术、陶瓷技术也可能随之传入两河流域。传奇的寰行者杜环也在俘虏之列，他在海外飘零11年，曾游历西亚、北非，成为第一个到过非洲并有著作的中国人。这位《通典》著者杜佑的族子最后返航之地是埃塞俄比亚马萨瓦港，终于在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搭乘波斯船舶返回中土广州。
每一个人在丝绸之路上的踟蹰前行，都是一次非凡的文化之旅，凿空与点亮了天各一方的荒漠和灯塔。
每一个人在丝绸之路上的重新游历，都是一次思我的心灵旅途，沉淀与顿悟了归去来兮的绝响和传奇。
在我们重走丝绸之路的每一天，面对窗外闪过的不同风景，感受着和而不同的地域文化，壮丽、磅礴、旖旎、温润……各种中国之态，纷至沓来。
让我们一起出发，心向而往之。
周海滨
2016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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