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指千年，沧海桑田，但时空的穿越风化不了丝绸之路上的歌声。
一缕丝绸，串起千年历史，一条商路，承载千年文化。
我们将从长安出发，途经固原、中卫、武威，直至张掖，八千里路云和月将正式启程。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我们回到盛世长安，重睹大唐西市繁盛风采。
“云梯出树梢，石阁倚空苍。烽火连沙漠，河流望渺茫。”丝绸之路上佛光灵现，岁月虽然剥蚀了它的外表，却加深了文化的年轮。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观大漠日落日出，听沙漠神秘夜声。
西安—张掖：梦回大唐，重走千年驼运古道
阵阵胡笳，声声驼铃，雄浑壮阔和清丽婉约融合一体的仙境之巅。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蓝天碧云，骏马嘶鸣，铮铮铁骑遗风。这里依旧激荡着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的辉煌凯歌。
“卧佛长睡睡千年长睡不醒；问者永问问百世永问不明。”在这座“塞上名刹，佛国胜境”走上一遭，幻心幻境，世上已然千年。
重走丝路，沉淀千年厚重文化的不朽卷轴将渐次展开。
这一次就让我们拂开历史的面纱，一览这条道路上散落的瑰宝，重温前人为此付出的血泪和生命。
人类的每一步跋涉都是对生命的致敬，生命也因此变得更有意义。
01西安：王重阳与鸠摩罗什的远行
西安，是可叹的。在中华文明初现曙光的时候，它虽未曾缺席，但却在几经繁盛之后，屡经战乱，最后归于寂寞。
这大抵是一城一人的牢笼，没有人能选择永恒，更何况惯用土木结构的城，更易付诸一炬。
但是，每一座城都有故事，这个故事的导演，无从预设却又猝不及防，而城中客却可以有自己的选择，生死逃离或生计奔波。不过，却有一群人，他们的东奔西走，发乎于心践之于行，足迹在路上的时候，历史的轨迹随之而延伸，身后的背影引人追寻。
我们就从西安出发，走在丝绸之路上，翻阅经典，感受着佛教东来衍变和华士西行的勇气。
王重阳的“活死人墓”
在西安，我想起了王重阳——全真教创始人。这是一位出生于门阀世家的公子，陕西咸阳大魏村人。想起王重阳，不是因为他在丝绸之路上行走，那是他的弟子丘处机的盖世之举——在阿富汗与成吉思汗相遇，而是因为王重阳是个“异人”，如同金庸笔下的华山论剑天下第一，活死人墓里的爱恨情仇，都是这种异化的体现。
如果王重阳在大魏村里守着家业，也就没有这些传奇的故事和道教的中兴，但在金人统治之下，王重阳文武两进，皆无所成，一度贪食耽睡，酗酒度日。33岁时，王重阳又看到祖父享年82岁、伯父77岁、父亲73岁，自觉“古今百岁七旬少”，颇有点金庸笔下周伯通玩世不恭的形迹。
所以，古往今来，一场伟大的旅行，其实都是从“玩”开始的，有的“玩”出情怀，有的“玩”出不恭，而王重阳却“玩”出了千秋大业。
如果没有王重阳48岁时的一次偶然外出，全真教在历史上将不会有痕迹，更不会有终南山“活死人墓”和“全真七子”。
那一年是金海陵王完颜亮正隆四年（1159年）。是年6月15日，王重阳在终南甘河镇上饮酒，忽有二仙人披发而至，像所有的传说一样，说“此子可教”，便授以口诀，飘然而逝。
王重阳后来赋《遇真诗》一首：“四旬八上得遭逢，口诀传来便有功。一粒丹砂色愈好，玉华山上现殷红。”王重阳说，他遇到了钟离权和吕洞宾两位神仙。
这就是全真教著名的“甘河遇仙”。
第二年秋，王重阳路过礼泉县，自称又遇到了道者，他急忙迎拜，邀入酒店，在两人一番饮谈之后，便已入道。
自此，王害风、王重阳乃重阳子也。
重阳子的骇人之举发生在1161年，金世宗大定元年。他在南时村自凿一墓，树“王害风灵位”，独自穴居二年，这就是确有其事的“活死人墓”。重阳子还撰《活死人墓赠宁伯功》37首绝句，其中一首：
活死人兮活死人，火风地水要知因。
墓中日服真丹药，换了凡躯一点尘。
王重阳在“活死人墓”的四角各植海棠一株，他解释说：“吾将来使四海教风为一家耳。”大概在金世宗大定三年（1163年），王重阳填了墓坑，迁往距南时不远处的刘蒋村。当时与重阳同居者还有玉蟾和真人、灵阳李真人。
1167年，金世宗大定七年四月，佯狂癫走的重阳子放火烧了庵，3个多月后，抵达宁海。
这是重阳子更远的一次远行。这次远行，不仅让重阳子收齐七子，也让他与偶遇的仙人钟离权和吕洞宾一起，位列“北五祖”。
在丝绸之路上，像重阳子这样的东行者不计其数，他们不是来自西域就是来自天竺，不是来自身毒，就是来自狮子国。他们的行程遥远、凶险，他们前路漫漫却一意而行，他们比重阳子的行程更远，让遥远的佛教遍及华夏，而重阳子的全真教，由于不善远行传教，终不及佛教的长盛不衰。
终南山下草堂寺
同样是终南山下，鸠摩罗什婆的草堂寺和王重阳的重阳宫都在陕西户县。在这里，鸠摩罗什首次将般若经典全部完整译出。从后秦弘始三年（401年）到弘始十五年（413年），他译出了许多佛经，成为唐代玄奘之前最伟大的佛经翻译家。
“法筵之盛，今古罕匹。虽云有弥天法师为之先导，慧远、僧肇等为其羽翼，然亦法师之博大精微有以致之也。”这是汤用彤在《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对甫时盛况的描述。
此言非虚。据《高僧传》，鸠摩罗什在长安译经达300余卷。如今，在寺庙、茶室，经常看到抄经禅修的听众，用的版本依然是鸠摩罗什的译本。《金刚经》《法华经》和《维摩诘经》依然以佛经偈语盛行，如《金刚经》鸠摩罗什所译偈语：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后秦弘始十五年（413年），鸠摩罗什无法在这个春天再去草堂寺，再去听弟子僧叡讲新译的《成实论》了。他在廨舍闲居静养，自知灭度将至，决意圆寂在译经、讲经12年的草堂寺。在那里，他能听到佛祖的召唤，也能看见遥远的龟兹故乡。
当年迈的鸠摩罗什进寺的时候，这位一生师于高座之上、精通佛理的高僧已经无力登高，讲经说法的高座被移放到了平地。
罗什必须要坐上去。他的一生，生命、学问、修为、译业都与高座连在一起，这一坐就是50年，未曾分离。高座之下，他的弟子绕膝，道生、僧肇、僧叡、道恒、昙影、慧观、慧严、道融等让佛法远扬。
在草堂寺，仿佛还能看到导师与弟子做最后的告别：“因法与汝等相遇，未餍尔等之心。一切诸法，皆悉无常，恩爱合会，无不别离。何必恻怆，期于后世。自以闇昧，谬充传译。凡所出经三百余卷，唯《十诵》一部未及删烦。存其本旨，必无差失。愿凡所宣译，传流后世，咸共弘通。今于众前发诚实誓：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
罗什告别弟子与高座，告别了长安和龟兹，告别了非有非无的世界。他的遗体依佛教的葬法火化。
姚兴亲自主持葬礼。“太山坏矣，梁柱摧矣，明灯灭矣，哲人萎矣，导师亡矣，秦之大宝丧矣！”
积薪点火，火焰升天而起。据说，薪灭形碎，唯舌不烬，弟子收其舍利，建造舍利塔念之。这就是至今保存完好的“姚秦三藏法师坞摩罗什舍利塔”。
唯舌不灰，缘于鸠摩罗什的一个誓言：“今于众前，发诚实誓：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这是一个与出家人的戒律攸关的誓言，也与其乱性的诟病有关。
《晋书·鸠摩罗什传》载：“尝讲经于草堂寺，兴及朝臣、大德沙门千余人肃容观听，罗什忽下高坐，谓兴曰：‘有二小儿登吾肩，欲鄣须妇人。’兴乃召宫女进之，一交生二子焉。”也有说，姚兴担心才学超众的鸠摩罗什无后，于是，赐予鸠摩罗什宫女10余人。
如姚兴所愿，鸠摩罗什恐怕是唯一出家后有子嗣的高僧。在佛教中，只有日本的僧人可以结婚生子，而在中原是万万不可的。身在龟兹的佛教传播者罗什，虽可吃三净肉，但幼年受十戒、20岁受大戒的鸠摩罗什要娶妻，绝对不可！
此事在僧众中引发震动，有些僧人便效仿鸠摩罗什娶妻生子，过起了俗世的和尚生活，这成了鸠摩罗什的烦恼，便召集众僧，拿出满钵的针告诫说：“你们若能与我同样，将一钵银针吞入腹中，我就同意你们娶妻蓄室。否则，绝不可学我的样子。”
鸠摩罗什自称被逼无奈娶妻蓄室，虽生臭泥之中，可以像莲花般出淤泥而不染，你们但取其花，不要取其泥，我的戒行有亏，但是所译经典，如有违背佛陀的本怀，让我深陷地狱。“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鸠摩罗什发誓说。
对于“形碎舌存”的《高僧传》记载，自然不能全信。但，鸠摩罗什的译作——《妙法莲华经》《佛说阿弥陀经》《金刚般若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无不“传流后世，咸共弘通”，历千百年而不衰。这些经典又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朝鲜、日本等国，在这些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日本、朝鲜等国流行的弥勒信仰和鸠摩罗什翻译的《妙法莲华经》有莫大关系。
鸠摩罗什与弟子翻译了多少部经、律、论？《祐录》列为35部294卷，《开元录》勘定为74部384卷，现共存39部313卷。
陈寅恪评价鸠摩罗什的译经艺术优于玄奘：“一为删去原文繁重，二为不拘原文体制，三为变易原文。”比如，著名的“非色异空，非空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如是”，就是出自鸠摩罗什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鸠摩罗什重译了此前错讹百出的般若经典，对之前的翻译错误或含混之处进行纠正，用最新的观点来解释佛典，破除了各家解释错误的局面。
我在丝绸之路上行走的时候，鸠摩罗什的一生让我备感兴趣，他从万众瞩目到毁誉交加，即便幽静凉州也未跌落高台，他希望人们看到的是“莲花”，而不是“污泥”。
“心山育明德，流熏万由延。哀鸾孤桐上，清音彻九天。”鸠摩罗什的诗作，写意了其一生的悲欣交集。
不知何故，历代文人墨客寻幽觅古，喜欢在寺庙留下诗文，却少有在道观中激扬文字。比如草堂寺，虽经历千余年沧桑，却高僧辈出，更是盛产墨宝。这与佛教的吸引力有关，如在姚秦时期，以鸠摩罗什为中心，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僧人集团。这一集团内，网罗了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界的诸多俊杰。
不过，到了1949年前，草堂寺只有僧8人，已然衰落。如今，草堂寺也是表面的繁华。
但是，草堂寺作为日本日莲宗的祖庭，不会改变。13世纪，日莲（1222—1282）在日本子睿山学习天台宗，至1253年专依鸠摩罗什译的《法华经》建立日莲宗，尊鸠摩罗什为始祖。
如果长安客穿越到纽约
还是回到长安！
无论是王重阳，还是鸠摩罗什，他们生活的时代，都不是主流的长安，甚至是残破不堪的长安。不过，对于他们来说，这并不重要。
我们回到唐朝。
美国汉学家谢弗说：“在唐朝统治的万花筒般的三个世纪中，几乎亚洲的每个国家都有人曾经进入过唐朝这片神奇的土地。这些人是怀着不同的目的到唐朝来的：他们中有些是出于猎奇，有些是心怀野心，有些是为了经商谋利，而有些则是由于迫不得已。但是在前来唐朝的外国人中，最主要的还是使臣、僧侣和商人这三类人。他们分别代表了当时亚洲各国在政治、宗教、商业方面对唐朝的浓厚兴趣。”
这就是大唐盛世，万国来朝的长安，一时人文荟萃。天竺客、新罗客、高丽客、波斯客、暹罗客、安南客……他们不惜千里迢迢赶到至今仍不算交通便利的长安，只为一睹这个国际都市的繁荣。
“纽约的国际化是外面人说的，西安的国际化是自己人说的。”而长安的国际化，是古今中外的人说的。
此言不虚。唐王朝经济活跃、文化昌明，作为东亚文明中心和世界仰慕之国的地位保持了百年之久。
长安城有东、西两个大市场，每个市场里都有许多集市。东市坐落在贵族和官僚住宅区附近，这里没有西市拥挤，环境比西市安静，场面也更奢华；西市则更嘈杂，更大众化，暴力事件也更多——西市是处决犯人的地方。此外，西市的外国货也比东市多。每个集市都被货栈所环绕，而且都有自己独特的商品种类和一位首脑（行头）。
依照唐朝法令的规定，每个集市都要陈列出写明其专营货物名称的标志。大多数外国商人都来到西市，陈列出自己带来要出售的商品。当通过西市时，你会看到一排排的屠宰市、金属器皿市、衣市、马市、丝绸市和药市。
这种聚场而市的商业集散地，让长安成为远近各国商人和贵族的淘金之地。唐朝首都长安，唐玄宗天宝年间人口大约是30万户，唐太宗贞观年间只有20万户。突厥一次就来了1万户，突厥有自己的文化和习俗，这种融会对长安的影响可想而知。
长安的外来居民主要是北方人和西方人，即突厥人、回鹘人、吐火罗人和粟特人等，而聚集在广州城里的外来居民则主要是林邑人、爪哇人和僧伽罗人。但是在长安和广州两地都有许多大食人、波斯人和天竺人。在入居唐朝的外来居民中，来自伊朗的居民占有重要的地位，唐朝政府甚至专门为伊朗居民设置了“萨宝”这个官职来监管他们的利益。“萨宝”的字面意思是“商队首领”。
如果长安客穿越到纽约，那会怎么样？
他们会像传教士一样，将知识与观念倾囊相授，但是，语言不畅是个大问题。在长安，一些吐蕃贵族子弟被他们的父辈专门送到长安来学习汉语，只为准确翻译汉文经典著作。在纽约，客居的长安客绝对会是一个有教养的好市民，他们不会像讨厌的“富波斯”在长安发放高利贷那样，让纽约面临着金融失序的风险；他们也不会像丑陋的肤黑“黑昆仑”那样，让纽约城管的工作量陡增；他们更不会像日本遣唐使那样忙着与纽约妹谈恋爱，让纽约的教授们充满无奈地耸耸肩。
他们更喜欢有教养的纽约客，这群充满了商业智慧，奉行个人主义却坚守着普世价值的文明人，处处都是长安客未曾见识到的未来文明痕迹。但是，这并不影响长安客的趋利避害，他们善于移民，也善于落地生根。安史之乱时，很多外国使者、外国商人没有离开长安，因为回不了家，就在长安买房置地、娶妻生子。这群人就是长安客的榜样。长安客在纽约，不是洗盘子的故事，是商场扫货、地价飞涨的故事。长安姑娘胖胖的身材、大胆的性观念，恐怕会让纽约人乐不思蜀。
长安客会带上长安的丝绸、李白诗集或者中国瓷器，去见美国“国王”？唐朝境内奇货云集，东方各地的财富也经由陆路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了大唐的土地上——或车装，或驼载，或马运，或驴驮。所有的旅行者都会将本国的货物带到长安兜售或者作为礼物献给帝国的皇帝。
长安客初抵纽约，很自然地摘下帽子，换上洋装，并不会像清人割掉辫子那么痛不欲生。长安客生性豪迈兼容，脱得下汉服，穿得了胡服，他们在意的不是洋装的合身，而是女眷胸部露出的尺寸能否达到0.33+。如果没有，那真觉得丢了大唐的脸，没法出门。
身在同为国际大都市的纽约，长安客并不会感觉卑微，因为，我们长安人乃天朝上国，世界的中心，而纽约只是新开阜之地，新大陆的核心。“冒充日本人？”长安客不会这么没品的，对于还是徒子徒孙的日本人，高大上的长安客还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强大未来，不能怪长安客没有远见，日本人为来大唐，不得不舍近求远，躲着朝鲜人，不知为什么，朝鲜人见到日本人就想揍，过路也不行。长安客在纽约不满意的是，这些纽约客高大威猛，有点怀念与安南客、暹罗客一起，在波斯街吃老孙家羊肉泡馍的日子。
不要惊讶，来自东方帝国的长安客会要求在美国国会任职，在长安，远道而来的波斯客、新罗客都会有人加官晋爵，成为帝国官僚体系里的一员，他们为帝国的繁荣鞠躬尽瘁，最后客葬长安。可是，来自文明国度的长安人，在纽约遇到了麻烦。为什么在美国“不可以”让我做官？不同制度的差异，让长安客在纽约并没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他们想静静，他们有点想穿越到西安。
可是，纽约与西安之间，差了一个长安。每个长安人都想知道身后的西安人会是什么样的生活，他们没想到，西安人天天在想着梦回长安呢。
纽约与西安差什么？差大唐盛世、世界核心的转移？从某种意义上说，差一条复活的丝绸之路。这是因为，长安的历史在唐代就结束了。这座与雅典、罗马、开罗并称齐名的城市，在经历了西周、秦、西汉、新、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13个王朝之后，渐行渐远。
后来，西安的味道浓烈了起来。13岁的贾平凹第一次来到西安，他背着粗麻绳捆着的铺盖，戴着草帽，一看见钟楼，草帽掉了，差点被汽车碾过。
此刻，他知道，这里是西安。
长安回不去，可是我们在路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感受她的丰仪和魅力，感受玄奘时代的开放包容。在大唐盛世下，丝绸之路的交融，让这位逆行的旅行家彪炳史册。丝绸之路，便是如丝之坚韧、丝之精美、丝之遥远，让世界文明得以交融，从而辉煌延续。
丝绸之路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让千年的文明迭起传承。当驼铃声被车轮声碾过时，一个崭新的时代来临。
02固原：须弥山石窟，刀刻的信仰
说起丝绸之路，你会想到什么？是宝刹为家的法痴，还是善舞多情的胡女，或是那一队队驼铃幽远的行者，他们穿着胡服，踏着西域之音，从西方缓缓走来。
旌旗猎猎，黄沙漫道，苍穹之下，我们就是那虔诚的文化朝圣者，“寰行中国”就从丝绸之路的千年前商队起点——大唐西市出发。
我们没有像玄奘那样，选择静悄悄地滑步而去，而有点大张旗鼓，我们要像千年前的更远的祖先一样，从这里昂然踏向丝绸之路的征程，这是向他们的壮举致敬，更是为一次完整文化之旅探寻壮行。
618年至907年，大唐西市，当时的国际贸易市场，也被称为“金市”，繁华程度可见一斑。星移斗转，沧海桑田，1300年后盛景不再，但一座记忆古今、规模宏大的大唐西市在遗址上重新再建。大唐西市博物馆里，陈列着锈迹斑斑的青铜器，一罐一瓮的陶瓷器，千姿百态的陶俑……凭借历史留下的种种痕迹，我们虽然无缘目睹西市的繁华，却可以仰望那段盛唐时光。
离开西安，一路西行抵达固原。车窗外蓝天白云、丘壑山林、疏风淡影，车轮滚滚，闭眼冥思，仿若我们就在时间里行走，对前方有种朦胧的期待和隐隐的激动。
须弥山与“世界的中心”
“左控五原，右带兰会，黄流绕北，崆峒阻南，据八郡之肩背，绾三镇之要膂”，如果你生在帝国不同的朝代，这里是大原、高平、萧关、原州，是九边重镇。
与所有古老的城池一样，固原的今与昔比，更让我们觉得恍惚。而恍惚之间，有什么珍贵的东西与我们迎面相逢了。
原来是须弥山。
固原须弥山。
山是不动的山，巍然岿立；云是飘忽的云，明镜高悬；静是恬然的静，云卷云舒；动静之间，一念之牵。
“须弥”，梵文，在佛经中也称为“曼陀罗”，指印度传说中的佛教名山。紫色砂岩，砂烁岩及页岩组成了海拔2003米的须弥山。不过，佛教传说中的须弥山高84000由旬。请问，这相当于嫦娥抱着兔子从地球奔几次月球的距离？
须弥山必须高。著名的须弥神山，并非在宁夏，而是在西藏的冈仁波齐峰。虽然它不是世界最高的山峰，但山峰上那奇异的白雪闪耀着未知世界的光芒，让印度教、藏传佛教等都认为它是世界的中心。
固原的须弥山南麓，大大小小100多座石窟，随着山势的起伏变化，层层叠加，隐隐现现。而独特的丹霞地貌让石窟也染上了些许浪漫的色彩，寄托着信徒遥不可及的想象。
有人说，固原须弥山石窟，是一部刻在石崖上的百科全书。因为能从形态各异的佛像身上看到南北朝至隋唐的文化变迁。当年虔诚的信徒，用刀刻出的不仅是对宗教的信仰，还有历史的年轮、战争的刀光剑影、丝路的繁华盛景……
弥勒佛信仰为什么输给了阿弥陀佛
吸引我注意的是一尊高20.6米的弥勒坐像。如今，弥勒佛虽不如阿弥陀佛信仰广泛，但在东晋隋唐却是信徒遍地。日本学者佐滕永智在其《北朝造像铭考》中，列举了云冈、龙门、巩县诸石窟和所知传世金、铜佛像，得出结论——北魏等朝代弥勒佛造像150具，弥陀造像仅33具。
不过，须弥山这尊弥勒坐像凿于武则天时期，有更深层次原因。女皇，让武则天、《大云经》、弥勒发生了干系。
689年，怀义、法明、宣政等“沙门”献上《大云经》一部，说“即以女身，当王国土”者，应在武则天身上。怀义等还献上一部《大云经疏》，为武则天称帝提供“合法性”。比如，《大云经疏》中利用大量的形近字、同音字和谐音字来意会“武”字。“猫者，武之象，武属皇氏。”《大云经疏》解释，猫似虎，而唐代讳李渊祖父李虎，用“武”代替“虎”字。据此，《大云经疏》中把猫有“虎之象”，谐音曲解成“武之象”，更用“武”字去附会武则天。
武氏当国期间，诏令长安和洛阳两京和诸州修建大云寺，远涉边陲碎叶城。大云寺内藏《大云经》及舍利函、雕像、法器，并使僧升高座讲解。武则天的帝号最尊时称“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即弥勒。武则天以弥勒自居，在她执政时期，弥勒信仰更加昌盛，李唐托名的道君出世说被弃用。
须弥山石窟里的弥勒佛，神态安详，表情温柔，不似一般佛像法相庄严肃穆，而似睁似闭的双眸，目及众人，解脱苦恼，一眼望去令人顿觉心思澄明。它高坐于唐代大中三年（849年）开凿的一个马蹄形石窟内，身披袈裟，头留螺髻；脸如满月，双耳垂肩，占整座山头的上半部分，光一只耳朵就两人高，一只眼睛有一人长。
这尊高耸的大佛造像，虽在砂崖雕凿，但造型和雕凿的刀法却给人以泥塑一样的轻柔，与龙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极为相似，后者被疑以武则天面容摹刻，而须弥山弥勒佛也恐受武后影响。
须弥山是丝绸之路西出长安后第一座著名的佛教石窟圣地，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必经之地。唐代在须弥山设“石门关”，“州北九十里须弥山上有古寺，松柏郁然，即古石门关遗址”。石门关，佛法东来、丝绸西去——千年前僧侣跋山涉水求取佛经，商旅们蓬头垢面、饿马摇铃的景象仿若历历在目。
离开须弥山，我们继续西行，植被葳蕤，一层层退却。越往西行，群山变得越硬朗粗犷，绿色渐渐成了点缀。这种景象却没有延续下去，中卫给出了它的惊喜，连干涸的眼睛也沾染了绿色的湿意。
我们不禁欢呼起来，沙漠到了。
03 中卫：悠悠黄河渡，王维来过沙坡头？
一行骆驼沿着夕阳，往沙漠深处走去，沙漠上留下了它们长长的背影。这是我无数次想象着的沙漠场景。
我在沙漠里漫步，正好遇到了这一幕。
白天，细细的碎沙、金黄的海洋、古朴的胡杨和远去的驼铃声声。夜晚，漆漆的旷野、朦胧的苍穹、微醺的风儿和呼之欲出的月光。晚上，沙海里的沙漠酒店，我推开房门，迎着漫天黄沙，感受着这个因为治沙而生的保护区。
这与我想象的沙漠不尽一致。沙坡头的沙漠是细腻温柔的，没有粗犷彪悍。
虽然天空中繁星点点，但是我没能看到银河，大抵是夜晚的探照灯让星星羞羞答答的缘故吧，我只好一直漫步等待着，坡下的黄河平静异常，没有波涛，毫无汹涌，大自然总是在制造一种力量的同时，去再造驯服这种力量的力量。谁能想到奔腾咆哮的腾格里沙漠，黄沙漫天，浩瀚无垠，可偏偏就在黄河的面前止步不前，连沙子也格外纤巧、温柔了许多。沙坡头，头枕黄河，栖河而卧，与婀娜蜿蜒的黄河、横亘南岸的祁连山余脉香山三位一体，形成了一幅原生态太极图。
《明史·地理志》载，中卫“西有沙山，一名万斛堆。大河在南”。沙坡头，古时称沙陀，元代已名沙山。由北滚滚而来的腾格里沙漠，遇到九曲黄河戛然而止，伏首在黄河北岸的香山脚下，形成了一条长约2000米、高160多米的沙漠瀑布。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在沙坡头的拍摄，让这里声名大噪，其中一个旅游项目就是沙漠滑沙：从高约百米的沙坡头坡顶往下滑，初而速度较快，如果急于减速，甚至会停在半中央，我就这样尴尬地停在了半坡上。
在沙坡头景区，各种户外玩法、各种旅游开发，无所不用其极，人造景观与自然美景相互干扰，被电视节目处处宣传，殊不知，它自身才是最值得称道的“节目”。
王维的沙坡头？
王维也是沙坡头的“节目”。
因为王维，因为王维的诗，因为《使至塞上》：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吐蕃发兵攻打唐属国小勃律。次年春，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在青涤西大破吐蕃军。唐玄宗命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奉使凉州，出塞宣慰，察访军情，并任河西节度使判官。
这并不是一个好差事，张九龄罢相，王维被排挤出朝廷。当他在西行途中，面对边疆关塞的壮阔荒寒，心生孤寂、悲伤之情。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塞外奇特壮丽的风光，画面开阔，意境雄浑，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评价其为“千古壮观”的名句。
我很自然地想起《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香菱学诗”。香菱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要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又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
香菱道出了我们普通读诗人同样的观感。所以，赵殿成在《王右丞集笺注》里评说：“亲见其景者，始知‘直’字之佳。”当我站在沙坡头王维观景台，他的诗歌就在我的身边，王维就在身边，他面向长河，泼墨吟诗。
王维真的途经宁夏中卫沙坡头了吗？
中卫信了。王维没想到，在1200多年后，自己的塑像会出现在中卫沙坡头景区，站在了黄河三道湾渡口，吟诵的诗句刻在了石头上。
更重要的是，诗中的地名刻在了历史里，刻在了湮没的河西里。
“属国”是地名还是国号？有几种解释：一指少数民族附属于汉族朝廷而存其国号者。汉、唐两朝均有一些属国。二指官名，秦汉时有一种官职名为典属国，苏武归汉后即授典属国官职。属国，即典属国的简称，汉代称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为典属国，唐人有时以“属国”代称出使边陲的使臣，这里诗人用来指自己使者的身份。
居延是地名，汉代称居延泽，唐代称居延海，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境。西汉张掖郡有居延县，故城在今额济纳旗东南。东汉凉州刺史部有张掖居延属国，辖境在居延泽一带。
一般注本均称王维路过居延，然而王维此次出塞，实际上无须经过居延。因而，林庚、冯沅君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认为此句是写唐王朝“边塞的辽阔，附属国直到居延以外”。
孤烟：一说，燃狼粪报警，“其烟直而聚，虽风吹之不散”；二说，塞外多旋风，“袅烟沙而直上”。孤烟也可能是唐代边防使用的平安火。
长河：一说黄河；一说指流经凉州以北沙漠的一条内陆河，这条河在唐代叫马成河，疑为今日石羊河。
萧关：古关名，又名陇山关，故址在今宁夏固原东南。候骑指负责侦察、通讯的骑兵。王维出使河西并不经过萧关，大概是用南朝梁诗人何逊诗“候骑出萧关，追兵赴马邑”之意，非实写。
燕然：古山名，即今蒙古国杭爱山，代指前线。
从王维观景台处眺望，视野的确开阔，仿佛亲眼见到诗中的景象。但是，据此说诗人来过沙坡头，是不恰当的。发展旅游，借历史名人无可厚非，但不可虚有其表，牵强附会。
同样是失意的诗人，张继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名垂千古，让今天的寒山寺与诗句浑然一体。张继能成就寒山寺，王维则不能成就沙坡头，因为以娱乐为主体的景区，没有荒凉的心境，只有喧嚣的过客，还有疲惫的筏工。
羊皮筏子用不到5年了
黄河水流湍急，时有急浪，当商人们带着货物来到这里，便只能从骆驼马匹的背上卸下货物，装上羊皮筏子渡河。羊皮筏子由十几个气鼓鼓的山羊皮“浑脱”组成，当乘坐羊皮筏子顺流而下，水在脚下流，风在耳边吹。只有这样的连环往复，不辞辛劳，丝绸西去、天马东来的盛况才会出现在史书中。
沿滑沙而下，来到渡口，羊皮筏子将我带到了船夫时代。羊皮筏子古称“革船”“缝革为囊”，充入空气，以作泅渡用。据《水经注·叶榆水篇》载：“汉建武二十三年，王遣兵乘船南下水。”《旧唐书·东女国传》“以牛皮为船以渡”和《宋史·王延德传》“以羊皮为囊，吹气实之，浮于水”的记载，让牛羊皮筏子均见诸史籍，但农耕社会慎杀耕牛，牛皮得之不易。所以，羊皮筏是黄河沿岸古老的摆渡工具。
在宋代，宰杀牛、羊后掏空内脏，浑脱出完整的羊皮。为了安全和增大载重量，将若干个浑脱相拼，上架木排，再绑绳，成为一个整体，即“皮筏”。
“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就是指皮筏破浊浪、过险滩的情景。我乘古老的渡河工具羊皮筏，在平静的黄河之中，渡向岸边。
现在，羊皮筏俗称“排子”，是将山羊割去头蹄，然后脱下整张的羊皮，扎口，用时以嘴吹气，使之鼓起，十几个“浑脱”制成的“排子”，一个人就能扛起，非常轻便。我吹起了羊皮筏子，可惜不得要领，老师傅则能一鼓作气地吹起来，扎口、吹气、扎口，一气呵成。
制作羊皮筏多选冬天，因为冬天羊肥油多皮质好，不过，这要取材山羊皮，不能用绵羊皮。宰羊时先把羊头割去，不能开膛，也不能划破羊皮，要像脱衣服一样把羊皮整个扒下来，“以大羊空其腹”。皮剥下，浸水，夏天放在温度适宜处焐干，冬天则暴晒。
“有苍蝇在羊皮上飞舞时，羊皮基本焐好，羊毛大多都能自行脱落。如果时间焐长了，羊皮会腐臭，容易破皮。”老师傅告诉我，“毛脱去后，还要将剩余的细毛仔细拔掉，然后将颈、蹄等开口处逐一内塞进去扎严实，只留一处，灌入少量的油，必须是纯胡麻油和盐水让羊皮充分吸收以密封细小的毛孔。油和盐浸透后，将脖颈、三肢的开口处扎紧，留另一肢向内吹足气扎紧，呈鼓圆形状，吊在屋檐下晾晒，多次浸水多次晾晒后，等皮胎通体发黄透明，变得密闭柔软，可以防裂、防腐、防水，这样即可扎筏使用了。”
羊皮筏子被甘肃、宁夏等地的人称为黄河上的千年古“船”。羊皮筏子有大有小，最大的羊皮筏子由600多只羊皮袋扎成，长22米，宽7米，前后配置3把桨，每桨由2人操纵，载重可达20～30吨，可日行200多公里。小型皮筏则由10多只羊皮袋扎成，用于短途。
不过，黄河的水质污染让羊皮筏子使用寿命锐减，一只羊皮筏子原本可用5年，如今却在两三年光景时溃烂漏水。
在沙坡头，原本不需要追古思今，因为大自然已经笼罩到了全身，无法自拔。大漠爱上了同样流动不息的黄河，在沙坡头，它们都飘逸隽永，别有韵味。我不止一次地对朋友说，这是继墨脱公路、纳木错之后看到的最美景色——大漠、黄河、高山、绿洲，集雄奇、秀美于一身。
即便条件恶劣，祖先们依然在西行的道路上不绝如缕。夕阳已下，我只想着这西域的沙漠驼铃会驶向何方。
04武威：凡尘之外，千年马场边，说名马
来到甘肃，人们大多直接奔向了敦煌，或者嘉峪关，却不知还有个“待字闺中”的山丹军马场藏在茫茫祁连山中。这里连天碧草、旷野群马、草原骑牧、大河清韵、烽燧峡谷，景色各异，令人回味无穷。
据说在公元前121年，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击败匈奴，匈奴人回首凄然感叹：“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霍去病在祁连、焉支山中屯兵养马，这才有了今天的山丹军马场。“山丹马”，已是中国少有的挽乘兼用良马。
在中国历史上，英雄豪杰纵马驰骋，在马背上成就功名伟业。良驹历来为名将渴求，极少数甚至留名天下，乃至丹青造像。
窟窿峡位于山丹军马一场驻地九碗泉的东南面，草繁树密，幽静宜人，泉水叮咚作响，徜徉其间，纤尘不染，仿若置身在一个被时光遗忘的世外桃源。
我们从峡谷中出来，眼界豁然开朗，西大河水库清凌凌，而岸上花草、树木、牛羊、骏马、奇峰的倒影又让此间色彩斑斓。几头牦牛在湖边悠然吃草，舌头一卷一翻，旁若无人。
遥想当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被匈奴扣押了10余年，栉风沐雨，风餐露宿，驼马匍毙。而霍去病经营山丹军马场，事未竟，身先死，令人唏嘘。
最早的名马：霸王项羽乌骓
中国历史上的名马良驹，它们的故乡几乎都是西域之地。而丝绸之路的凿空，让它们活跃在英雄豪杰的疆场之上。
上述名马，虽有周穆王的八骏、秦始皇的七名马之说，但霸王项羽的乌骓则开名马先河。
项羽将乌骓写进了败亡之前吟唱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骓，就是乌骓，是一匹黑马，背长腰短而平直，仅四个马蹄显白色，又名“踢雪乌骓”。在古代，河曲马以黑色、青色为主。
公元前202年，刘邦的大将韩信布置十面埋伏，项羽四面楚歌受困垓下，全军覆没。项羽携几十骑败退至安徽和县乌江，无颜见江东父老，便请渔人将乌骓渡至对岸后，自刎而亡。民间传说，乌骓长嘶不已，翻滚自戕，马鞍落地化为一山，安徽马鞍山因此而得名。
乌骓自跳乌江殉主的说法也广为流传，引起文人墨客的称道。郭沫若为乌骓赋诗：“传闻有马号乌骓，负箭满身犹急驰。慷慨项王拖首后，不知遗革裹谁尸？”
楚汉之争落幕，刘邦约法三章得了天下。可刘邦“天子驾六”出行，天下连四匹纯色的前轮辕马都无法备齐，只好休养生息。
赤兔：董卓、吕布、关羽座驾
在赤兔登上舞台之前，赤色良马是骅骝，是传说中的周穆王八骏马之一。
在《三国志》裴松注《曹瞒传》中：“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被用来形容万里挑一的翘楚。
“赤兔”，“赤”是红色，兔子以快著称。那么，赤兔马是跑得快如兔子的红马吗？
“得兔与狐，鸟与鱼，得此四物，毋相其余”，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发现了一本手写版《相马经》，所述伯乐相马术。
大汉伏波将军马援说：“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由此可见，善于精准用词和描述事物的古人，并不会将高大的骏马比喻成矮小躲避的兔子，这不仅有损马的形象，也有损国之威严。
因而，赤兔马的“兔”，或是指马的头形。在《相马经》第三篇中说：“欲得兔之头与其肩，欲得狐之周草与其耳……欲得鸟目与颈膺，欲得鱼之鳍与脊。”在古代，兔形头良马，求之难得，并不容易。
在《三国演义》里，赤兔马被多次提及。李肃是董卓帐下虎贲中郎将，吕布的同乡，主动请命为董卓降吕布：“某闻主公有名马一匹，号曰‘赤兔’，日行千里。须得此马，再用金珠，以利结其心。”接着，李肃去见吕布，开门见山：“有良马一匹，日行千里，渡水登山，如履平地，名曰‘赤兔’；特献与贤弟，以助虎威。”
吕布便牵过来看：“那马浑身上下，火炭般赤，无半根杂毛；从头至尾，长一丈；从蹄至项，高八尺；嘶喊咆哮，有腾空入海之状。”吕布大喜，称之为龙驹。赤兔马出场，罗贯中还为此马作诗，形容为“火龙飞下九天来”，可见其对推动剧情何等重要。
如此高大俊伟的赤兔马，是产自西域的重型马，赤色即是枣骝色，也是草原马的典型毛色。
赤兔马的一生都是传奇，先随董卓，后从吕布；后吕布被杀，被曹操转赠关羽，关羽遇难后，孙权将其赐予斩关羽功臣马忠，赤兔马却绝食而亡。在《三国演义》中，吕布纵赤兔马日行千里，飞走如风，关羽、张飞、刘备三人围战吕布，无人能敌。
的卢：张武、刘表、刘备、庞统座驾
的卢马，额有白斑，眼下有泪。在古代，这种马被视为不祥之物，妨主。伯乐《相马经》里说：“奴乘客死，主乘弃市，凶马也。”
《三国演义》里，的卢马原为刘表手下降将张武所有，后来张武谋反，投靠刘表的刘备集团主动请缨，前往江夏讨伐，刘备望见张武所骑之马极其雄骏，称赞：“此必千里马也。”话还没说完，赵云就挺枪而出，枪挑张武，夺马回阵。第二天出城，刘表看见了刘备的卢马，刘备将马献给刘表。
刘表谋士蒯越亡兄蒯良最善相马，蒯越也懂得点相马术。刘表骑马回城，蒯越提醒刘表：“此马眼下有泪槽，额边生白点，名为‘的卢’，骑则妨主。张武为此马而亡，主公不可乘之。敬当送还。”第二天，刘表宴请，托词还给了刘备。
次日，刘备遵刘表之命，移驻新野，刚出城，荆州幕宾伊籍马前长揖：“公所骑马，不可乘也。”第一次听说的卢马“妨主”消息的刘备不以为然：“但凡人死生有命，岂马所能妨哉！”
这年冬天，刘备赴荆州与刘表相会，蔡瑁设计欲杀玄德，伊籍又向刘备告密，刘备骑上的卢马，星夜奔回新野。后蔡瑁再次建议请刘备聚宴襄阳，伊籍第三次告密，请席间的刘备外出“更衣”，刘备骑上的卢马撞出襄阳西门，来到檀溪。
前有大溪挡路，后是追兵将至，刘备以为在此间必死无疑，加鞭向的卢抱怨：“的卢，的卢！今日妨吾！”没想到，的卢马纵身一跃，飞上了对岸，救主脱险。这个故事，成就了的卢的名马地位，也被苏轼、辛弃疾写进了怀古的诗词里。
后来，刘备统兵入川，围攻雒城时，看到军师中郎将庞统仍然乘坐劣马，就将的卢马交换。行至落凤坡，在一片“骑白马者必是刘备”声中，庞统及坐骑被张任率军乱箭射杀。
的卢，马中极品，追风绝地，“妨主”之名却被巧合坐实，但的卢马非但不妨刘备，还两度救了刘备性命。
汗血马引发的战争
相比赤兔马和的卢马，曹操的座驾爪黄飞电无论是事迹和演义都平淡无奇。爪黄飞电仅见于《三国演义》第二十回“曹阿瞒许田打围董国舅内阁受诏”：“曹操骑爪黄飞电马，引十万之众，与天子猎于许田。军士排开围场，周广二百余里。操与天子并马而行，只争一马头。”
据说，爪黄飞电是波斯种，高大威猛，颇有气势。但曹操败走华容道，关羽骑着赤兔马截住了爪黄飞电的去路。
在我看来，比起大宛马，赤兔马的单兵对决并不值得骄傲。大宛马登上历史舞台，不只局促于名将马超胯下，而是关乎帝国的疆域和荣耀。
无论是罗马、希腊、波斯还是匈奴、蒙古、中国，战马关乎国运，可以缩短时间和空间，决胜于千里之外。性能良好的战马好比精良的武器，让战争的天平向更快更强的一方倾斜，具有抵抗力和奔跑能力的马匹，成为帝国的宠儿。但是，古代中国缺少这样的优质马种。中原的蒙古马头大身矮，在冬季毛很长，耐高寒，但生于草原，马蹄磨损很快，无法适应山地和长途跋涉。当罗马人发明的马蹄铁还没有传入中国之前，马蹄问题耗费了帝国的财富和时间。因为，在一场军事行动之后，马匹需要长时间的休养生息，受损的马蹄需要恢复，还要修复马蹄的角质肉。因此，帝国的马场里圈养了大量的战马，以便能轮番冲锋陷阵。有统计显示，公元前121年至公元前118年，汉帝国与匈奴的恶战，让中原损失了10万战马。
中国缺马，更缺好马，汉武帝通过巫蛊之术深信“神马当从西北来”，大宛马也如其所愿地从更偏远的西北大宛国，进入到这位强势皇帝的视野。《史记》记载，大宛“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相传大宛国贰师城附近有一座高山，山上生有野马，奔跃如飞，无法捕捉。大宛国人春天晚上把五色母马放在山下。野马与母马交配了，生下来就是汗血宝马。
大宛国有天马的消息是张骞告诉汉武帝的。在西域，张骞见到了传说中的良马，天生神骏，体形优美、头细颈高、四肢修长、皮薄毛细、轻快灵活。大宛马更适合长距离的骑乘，有“双脊柱”，在脊柱两侧有两排肌肉。别小看这“双脊柱”，它让骑兵更为舒适。
在冷兵器时代，对抗不断侵扰中原的马背民族，汉武帝深知帝国需要大宛马，遣使者带黄金二十万两及一匹黄金铸成的金马去大宛国都，求换汗血马。大宛国王毋寡以汗血马为大宛国宝而拒绝，汉使在毋寡面前，破口大骂，并把金马击碎。毋寡怒而驱逐汉使，并在归途中截杀了他们。
两国交战尚且不斩来使，况且是去重金换马的商贾使团，汉武帝大怒。公元前102年，汉武帝派大将李广利远征大宛国。这支庞大的6万人军队由囚徒、盗贼以及边境守军构成，队伍里还有水利工程师，他们要将大宛国的水源河流改道。这支大军浩浩荡荡而来，让西域小国吓得纷纷开城迎接，唯一闭城坚守的轮台惨遭屠城。
借助沿途国补给，汉军直袭大宛都城贵山。强敌压境，大宛国内乱，与汉军议和，同意提供大宛马，但不得入城，否则杀死所有的良马。
这是历史上唯一一次为了马而发动的大规模战争。李广利挑选了3000匹良马运回中原，并在沿途悉心保护，但这些马到达玉门关时只剩下1000多匹。
汉武帝将天马赐名汗血宝马，这批汗血马与蒙古马杂交，培育出山丹军马。从此之后，帝国的骑兵面貌一新，也改变了马的艺术形象。在武威出土的东汉马踏飞燕铜奔马，其大宛马造型栩栩如生。
无论是汉代、唐代还是此后的王朝，获取马匹的诉求从未中断，茶马互市、朝贡献马……然后，在马背上打天下。汉代从东、西、南、北四面拓展疆域，与同时代的罗马帝国并驾齐驱，直至汉武帝曾孙汉宣帝刘询治下，帝国的强盛达到了顶峰。
离开山丹军马场，沿着河西走廊西行，这个季节油菜花早已凋谢，只剩下零星几朵成不了气候。而黄得耀眼的麦田似乎在一瞬间让视觉苏醒，还有那浅紫淡雅的薰衣草与远处的显冷峻的祁连山脉形成了奇妙的色彩组合，古老的大地容光焕发。
这里还曾留下“玉花骢”和“照夜白”的足迹。为朝贡唐玄宗将义和公主下嫁，宁远进献两匹“胡种马”，玄宗为这两匹汗血宝马取名为“玉花骢”和“照夜白”。
唐代韩干的名画《照夜白图》将李隆基的坐骑“照夜白”，画得膘肥体胖，曾遭到杜甫的批评，但皇帝的宝马被精心喂养，年老的李隆基又无心骑射，自然不似汗血马的清爽。
回望千年历史，云淡风轻，仰视璀璨星空，苍穹无垠。河西走廊，成熟得像一位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看惯了古往今来的商旅走卒、世事更迭；也曾历经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带来了一个民族的兴盛和崛起。
古朴而苍凉，浑厚而悠远，天高而路长，河西走廊独特的意境美，吸引我们远道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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