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春，在原“大智旅馆”遗址上，昭舫的三层楼洋房建成了，门牌是中山大道1261号[38]。宽阔的大门门楣上方，是气派的楷书横写的大字招牌“继诚烟号”。
昭舫终于有了独立而气派的经营门面。装修完后，一楼前厅成为了烟号的交易大厅，后边是楼梯和仓库。楼梯间住保姆。一、二楼之间、仓库的上方也有一个半楼小房。
二楼是昭舫一家的住房，对应大堂的楼上是客厅，后面是卧室，再后面则是卫生间。里面安有锅炉和浴缸。昭舫买来了时髦家具，迎接祯青。
“这么好。”祯青面带遗憾地说，“可惜，我马上又要去四川上学了。”她看了昭舫一眼，噘着嘴说：“还要读一年。”
昭舫微笑着，他的经营很顺利，很成功。但是他的心确还是系着专业、系着科学技术救国的梦想。他希望，比她整整小七岁多的妻子成为一个学问家，完成他的学以报国的理想，他相信祯青一定能够做到。
昭舫自任“继诚烟号”的经理。他让淘气的孙子东东记账，让牛万贵的养子牛诚站柜台，还增加了两个工人帮他进出货。而“老通成”每日晚上的结账事物，现在已完全由赵凯鸣接手了。
昭舫管理的“继诚烟号”经营很灵活。本钱大一些、又没有资格直接和香烟公司做生意的批发商，经常要委托他进货。中小店铺从他这里几条几条地采购。而一般的烟客整包至整条地购买，这些生意他都做。仅需抽一支解瘾的，就请到“老通成”的小烟柜摊去零买。
“老通成”从早到晚人来人往，除富豪们外，大官们——省市的高官像周远涤、警察局长唐祀槐、帮会大佬杨庆山、郭梓璜、旅汉的政要等，常在老通成三楼用屏风隔成小间的贵宾席出现。一般的官员、保密局中校魏公博、中统科长滕培英等，更是不请自来的二楼常客。
按照常理，这里人多而杂，似乎不太适合在那个年代与政治沾上边。但是不可能的事情却正好是会发生的。这天傍晚，昭舫来店里转时，在二楼遇到了老朋友、联营书店的经理马仲扬。老马曾听昭舫说，他刚买了美国“满天飞”牌的收音机和音响设备，这在当时是很稀有、很高档的，还有一次可装12张、自动换片的电唱机。这下见了昭舫，就要求带他去欣赏一盘。
昭舫对音乐知己是最欢迎的。他带老马到自己新家楼上，用音响播出他最新的唱片——提琴名家演奏的英国名曲《夏天的最后一朵玫瑰》。
马仲扬欣赏着音乐，环顾着昭舫颇为舒适的客厅，看着到楼上来倒茶的东东，问：“这是你外甥？”
昭舫说：“不是，是侄子。外甥住在我母亲那边。”马仲扬接着问：“外甥读几年级？”昭舫说：“小学五年级了。”马仲扬看着宪东离去，道：“我想托你一件事，如果你有难处，就算我没说。”昭舫微笑着说：“怎么这样说？只要我能能办到的。”
马仲扬说：“我的一个朋友刘实，学识甚富，可从四川回武汉后，就一直为谋生发愁。你看，他先是在商会陈会长的‘义顺泰桐油行’修锅炉，后来又在武圣路的‘汉昌肥皂厂’当修理工。但这些都只能是临时糊口，哪能长此下去呢？我想，你的外甥如果需要一个家庭教师……”
昭舫打断他的话：“你介绍的人，介绍那么详细干什么？当然可以请他当家庭教师，叫他来就是了。”
马仲扬接着说：“工钱嘛，够他吃饭就行，不过，他自己还要……用时间自学，不一定每天整日来……”
昭舫已经明白了一大半，说：“没有问题，我都懂得了，你只要他在白天、秋平放了学、他有空的时候，来我这里辅导他就是了。”
马仲扬见昭舫说得那么直白，反倒没话说了。他向上级汇报了情况，地下党早就把昭舫的“关系”归在了他这里，所谓“关系”，并够不上正式的组织关系，被他们称为“进步关系”。上边认为昭舫这个“进步关系”是应该争取的，是可靠的，虽然此人曾是国军军官，但他反对内战，保留着抗战初期参加救亡活动时一样的正义感和胆识。他不经点透就明白他给刘实提供掩护的实质，而且话说得极有分寸。
这样，带着潜伏武汉、领导工运工作任务的地下党领导刘实，从此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来源，并有了合法的掩护身份，成了秋平和东东的家庭教师。刘实很年轻，个子又高又瘦，头上有一道疤，只来一次，老通成和继诚烟号的二三十号人、以及广诚家里的几个佣人保姆，就全都认得了他。
他来过几次后，昭舫发现，刘实对秋平的教学并不是敷衍了事，而是认真准备过、系统且循循善诱的。为人也十分正派，谦和。
他更加相信“大姐那边”的人个个品质优秀、令人尊重，想起早就听说了很多的、他们抗战时在敌后英勇善战、军纪严明的传说，他又想到自己看见的自私贪婪的政府官员，忽然觉得，既然内战已经打了起来，倒不如“那边”打赢还更有利于百姓，现在国民政府还有多少人心呢？
尽管“豆皮大王”的名声越来越响，“老通成”的职工却因物价的飞涨，生活越来越困难了。1947年，一斤盐的价格曾被哄抬到一千多元法币，一根油条要卖三百法币了。职工们终于忍不住，向也为应付涨价绞尽脑汁的广诚——这个他们曾视为“恩公”的长辈——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
昭舫很重视这件事，和父亲商量后，决定除将工人的工资改为每月按几个等级发给粮食（当时每袋大米44斤装），此外，再按每天的流水小账增加一成回扣分红，顾客另外给的小费仍由工人自己每日分摊。这个分配方案得到了工人赞同，很快被“祁万顺”等同行效仿。自此直到1949年，虽说经历过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通货膨胀，“老通成”的工人都从未对广诚提出过待遇方面的新要求。
有天，刘实看到，老通成新来的徒弟住在搭建在厨房上的圆木阁楼里，受着烟熏。便向昭舫提起了这事。昭舫认真听取了他的意见，也想起每到夏天工人们长满痱子的脖子和前额，便劝父亲，把四楼平台板棚库房的一些重东西，转到公新里一楼堆放，让没有在外租房的单身工人们住到顶楼。
对于刘实等其他时间干的事，昭舫一概不闻不问。“老通成”，包括三楼的贵宾间，其实也是他们经常约人碰头的地点。
也就在这年秋天，昭舫经历了一次让他方寸大乱的险境。
2 毛咪险过鬼门关
1947年暑假，在杭州国立艺专任教的昭琳回汉度暑假并探亲。
毛咪像所有“忘恩负义”的幼儿一样，完全记不得这位曾在最艰难岁月赋予他炙热母爱的姑妈。让昭琳很是遗憾。
静娴问毛咪：“你这小东西，怎么这么不讲良心？三姑最喜欢你了。你那时除了三姑，谁都不要。”昭琳笑着问：“你每回屙巴巴都吵着要三姑唱歌，记不记得？”毛咪一听自己居然还有这么丢面子的事，便闭紧了嘴巴不回答。静娴问：“三姑爱你，她不怕死，带你躲飞机，你记不记得？”毛咪点头道：“不记得，但是你总在说，我当然相信。”静娴问：“那你为什么不肯要三姑抱？”毛咪狡猾地说：“我长大了，不要人抱了。”静娴问：“那你为什么又要塘草哥哥背？”毛咪想了一下，说：“那是在外面，他说我走得太慢了。”昭琳无奈地笑道：“算了，小孩都这样，也难怪，我和他分开都快两年了。”
不久，这位天使般的女人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这个夏天，她和著名的画家张道愚先生在武汉结成良缘。暑假结束时，沉浸在幸福中的两人毅然一致决定，不再去浙江了，就留在“武汉美专”任教。这让广诚和静娴大感宽慰。
昭琳在武昌上班，昭舫到武昌的时候也多了一些。一天，昭舫带毛咪到武昌的朋友家玩，晚饭后坐轮渡回汉口时，正遇上武汉陡起寒风。娇生惯养的毛咪受了凉，第二天就发起了烧。
当时大家都不认为是什么大事，就到胜利街一家很有点名气的私人医院看了。回来后哄他吃了开的药，烧就退了。毛咪还一如以往地活蹦乱跳。昭舫也就放了心，出去办事。
昭舫新近认识了一位天津的香烟批发商，正在商谈合作、把生意进一步做大。两人约好，三天后和几个有关人士在一间咖啡馆见面。
昭舫回家后，发现毛咪没有精神，不如往前活跃，就去问母亲，才知道她刚又带毛咪去看过，又开了退烧药，刚刚喂下。毛咪吃药很不乖，等到奶奶把放糖的药匙送到嘴边时，突然伸手一打，都打翻了。静娴没有法，和葵花一起把毛咪的鼻子捏住灌下了。毛咪几时曾受过此等暴力，骄横地乱踢乱闹，这下闹累了，才刚消停下来。
昭舫责怪了儿子几句，去看在牙牙学语的女儿阿咪，嘱咐母亲不要让他们在一起，当心传染了。又说：“那位邹医生，出诊费高点也不怕嘛，可以请来家里看，免得出去又受了凉。”静娴立即表示赞成。
就这样拖了几天，虽说一吃药就退烧，但是第二天又会再度发起烧来，毛咪的精神和食欲也越来越差。广诚开始急了，托人请来了轻易不出诊的、“手到病除”的名气很大老中医聂先生。
聂医生庄严声明，若要他出诊，则坚决不能再请西医治，否则他拒绝看视。乱了方寸的曾家满口答应，毕竟各行有各行的“行规”。老医生来了曾家切脉，慷慨挥毫，开了一张方子。
幸好隔壁的中药房“仁仁堂”什么难抓的药都能抓到，广诚松了口气。谁知强行灌了毛咪几天药后，竟没有见好，反而连烧都不退了。全家人信守着对聂老先生的承诺，耐心等着奇迹突然出现。不料这天午觉，毛咪睡了好久。静娴把他叫醒来喂药时，发现浑身滚热的孙子竟然已经没有了挣扎的力气。当时广诚、昭舫都不在家，静娴不禁慌了手脚。
恰好刘实来给秋平上课，一见这状，关切地说：“伯母，毛咪的病不能拖了，您快拿个主意。是不是我去扬子街大陆坊那家法国人开的医院，给您请李医生来。”静娴此时几乎没了主意，决定不去顾及冒犯聂大夫的权威了，就点头同意，并拜托刘老师。刘实便戴上帽飞快下楼跑去。
他所说的是在国内享有盛名的李官义医生，在武汉更是家喻户晓，有人传说他能抽着香烟、喝着茶给病人开刀，如何如何起死回生等。被传为神医。
不到半小时，刘实带来了一位法国医生，那医生用听诊器在毛咪胸前听了好一阵，用蹩脚的中国话说道：“住医院，赶快住医院！”静娴顿时眼泪就涌了出来，声音发抖地问：“他怎么样了？医生？”法国医生说：“赶快住医院，晚了就来不及了。”
好在昭舫已被静娴派出的宪麟（塘草）找回，这会刚刚到家。听见了最后的两句话，大为紧张。赶快叫了车夫备车，把毛咪用毯子裹起来，坐车赶到了医院。
这所医院在扬子街大陆坊一号。扬子街是条不与中山大道平行的斜街，大陆坊就更显得像是条斜巷。毛咪送到时，已经半昏半醒，眼睛好像都睁不开。李官义医生立即对他进行检查，不高兴地说：“怎么才送来？这么重了！我的确没有把握，要不，你去别的医院吧！”
昭舫顿时如同巨雷轰顶。他七尺男儿汉，从来铮铮铁骨，这时直觉大难临头，六神无主，竟双腿“砰”的一下、跪在了李医生面前，哀求说：“李医生，我把你当救命菩萨，哪里也不去了！你救救他吧，救他一个，就是救我和我一家！”
李官义看到手足无措的昭舫，说：“起来起来，你不要太慌乱，先让小孩照个X光、验一下血。你先去付一千大洋押金吧！”
昭舫早把钱放置到九霄云外，痛悔自己被庸医们耽过。此时如见了真人，只要能救活他心爱的儿子，他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舍去，便立刻叫宪麟赶快回家拿钱。
昭舫和刚赶来的父母亲都站在走廊，焦急地等待着结果。毛咪做完检查后，李医生拿着化验单，用责备的口气对他们道：“你们简直太大意了，他是肋膜炎，胸腔里已经化脓、满是积水。”他大声喊护士：“快，准备抽脓。准备氧气，防止窒息。还有，准备盘尼西林、克尼西林！”
护士说：“李大夫，医院没有盘尼西林了。”
李医生扭过头对昭舫说：“那你们得去黑市买了，这药很贵的，四十万单位一针，就最少要一两金条[39]！这还没算克尼西林。”
广诚大惊，脱口问道：“要打几针？”
李官义看了广诚一眼，那眼光里有打量、同情和遗憾，倒是昭舫毫不犹豫地说：“李医生，我们打！但是我们不晓得去哪里买，你去帮我们买，多少钱都可以，好吗？”他压根没有想到自己还有个开着汉口数一数二大药房的丈母娘。
李官义低下头，用疲惫的口气说：“盘尼西林是盟军诺曼底登陆才开始使用的新药，现在属于军控药品，若能买到都算好的哟！我也只能找外国朋友买黑市，不要银元，只要金条。你们决定吧！哦，你们还要在这张‘病危通知单’上签字。”
昭舫泪流满面，一边用发抖的手签着字，一边对李医生说：“李医生，叫人快去买药，需用什么就用什么，要多少就用多少，我不有押金在么？还要多少黄金，我会过给你送来。”
李医生见他着急的样子，有些不忍地说：“你慢点，不要急，我会尽力救他的。听我说，他要先抽积水，要打三天针，一天要打四次，每次四十万单位盘尼西林和克尼希林，如果奏效，就再打三天，每次二十万单位。我们不赊欠。你们自己算算账吧！要救这孩子，得用金子打出来了。”
昭舫想都不想就急切地说：“您不要担心钱，我这就去拿金条，您赶快救他，快救他，我求您了！”
广诚在一边没有说话，这简直又一次要他倾家荡产了！但他终于让自己乱哄哄的头脑冷静了下来，自己那么多大江大河都趟过来了，还可惜身外之物么？他想了一下，对静娴说：“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找三金，让他马上帮我去钱庄借金条！”说完也跟在昭舫身后离开了。
不一会，昭舫先送来家中全部的四根金条。现在他就等着父亲的消息了。这时，他忽然感到父亲在自己心目中是那么有力，他是从不会被击垮的，一定会借来金条的。虽然父亲是商人，但是他一生从没有吝惜过钱财，何况现在是对自己的独孙子。
李医生拿来一个如三电池手电筒大的针管，让昭舫看得双腿发软，这是用来给毛咪胸腔抽脓的。
昭舫焦急地守候在灯光十分昏暗的走廊，等候着在一间灯火明亮的急救室忙碌着的李医生。他不知道现在是几点钟，也不知道等了多少时间。他祈祷着，央求上帝听取他这个没有受过洗的、不信教的非基督徒的祈祷。他不知道，如有意外，自己将如何向远在成都的妻子交代，此时只要能救活儿子，这个在大轰炸中都活出来了的儿子，他宁肯由自己承担任何代价。
终于，一个护士端着一个脸盆出来了。李医生跟在后面，见到急不可耐的昭舫，他取下口罩，露出疲倦的面容，说：“你看这盆子里，从你儿子的小胸腔里，竟抽出了两个半盆脓水。”
昭舫看到那不可思议的大盆脓水，吓得脸色苍白。
毛咪被放到了二楼靠街的一个病房。现在他处在完全昏迷状态，显然仍没脱离危险。
同房里还躺着一个小姑娘，她正在不停地无力地呻吟着：“医生啊，怎么天还没有亮啊？怎么我妈妈还没有来啊？”
昭舫一夜不曾合眼，坐在走廊，听着那可怜女孩如针般刺痛人心的呻吟声，看着忙出忙进的护士们。他数着，到天亮为止，毛咪的手上、屁股上一共被扎了十七针，有时是取血样，有时是注射比金子还贵的盘尼西林。
而那个呼唤着、却被母亲无奈扔下的小姑娘，终于没有熬到天亮后妈妈的到来。
看到那个刚才还在呼喊的幼小躯体被推去太平间，昭舫吓得手脚冰凉。
多亏了神医李官义的尽心治疗，也算毛咪命不该绝，他竟奇迹般地越过了鬼门关。一个月后，昭舫抱着他出院了。
“老通成”和“继诚烟号”、以及曾家的佣人们无不感叹：“这是用金子打出来的伢啊！要是我们的伢，就完了！”
从此曾家人都尽量迁就这骨瘦如柴的、虚弱的孩子。毛咪变得弱不禁风，同时又极挑食，也变得更加任性。昭舫不得不修改自己的教子计划，他得等着毛咪先恢复健康，得先容忍对这个典型的小少爷的溺爱和娇惯。
他自己感到像害了一场大病一样疲倦，除已花光了自己和父亲手上的流动资金，他还欠了钱庄一大笔债，钱庄利息很高，如果不及时还掉。后果将是难以想象的。
3 黑云又罩江城
曾家是很难被挫折击倒的。
广诚不能去找童瑨求助。童老太太不久前刚刚去世，他与静娴都参加了守灵。不能去给童家多分担一些悲痛已经让他内心有愧了，因为他是童瑨每当患难时最知心的朋友。
广诚去找了彭家现在的掌门、先旺的弟弟彭先财。自彭先旺牺牲后，他父亲彭金龙在日本人威吓下不久去世。广诚对先财说，自己一心办“老通成”，但资金周转不开，想退出川江生意，把“嘉瑞公司”的那点股份出让给他。
彭家的实力虽已大不如前，但还是有那么大个地盘和码头的，先财一心想重振彭家雄风，能扩大在“嘉瑞”的股份当然求之不得，便满足了广诚的要求。
此时戴承喜也终于羞羞答答地送还了一部分借款，曾家遇此大难，他再不闻不问太说不过去。他向广诚解释说自己资金一直有困难。广诚竟对这位老朋友当场连谢了多次，好像他不是还钱倒是行善施恩来的。
不管怎样，广诚还是得以先应急还了钱庄的账，喘过了很关键的一口气。
昭舫则已经磨炼出了商场的老练。他开始通过不同的渠道活动头寸，借东家、还西家，轮换债主。包括有计划地找不同钱庄，拆借应急，避免自己陷入被逼债的危机。他也曾找很多同学和朋友求助，包括童柏森、石炎、马莉、周艾琳在“和成银行”的丈夫，都成了他为应急活动过的对象。
昭舫精明细致的生意操作，使他的债务在逐渐缩小。他他依旧穿着笔挺的西装，风度翩翩地出入各交易场所，现身业界的沙龙，犹如生意十分顺利时的春风满面。当人们看见他潇洒而自信地完成着一笔笔交易时，是没有债主会迫不及待去向这样的主子讨账的，相反还有人争取能多借钱给他。
昭舫曾热心地帮助过一些商界朋友，教他们躲过货币风险和商业陷阱。于是，他赢得了很好的口碑和相当广泛的尊敬。商界也因此几乎没有人想到过，曾家的资金正出了麻烦。
几乎是用了大半年时间，昭舫居然顺利还清了最后一笔借款。
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通货膨胀风暴的初潮到来时，黄金兑换变得十分困难。很多是热心快肠的周艾琳让她丈夫帮忙在“和成银行”完成的。
昭舫曾明示过刘实，他有几个很特殊的同学和熟人，像魏公博、滕培英，还有不常来的马莉的丈夫和周艾琳。刘实则很理解地一笑置之。
周艾琳一如当年的美丽夺目。她也常到“老通成”就餐，也曾专门去拜访毓章和昭瑛一家，偶尔也到“继诚”的会客小间坐坐。如同其他有身份的阔太太一样，她抽着香烟，优雅地向天空吐着烟圈。
她趁昭舫向他表示感谢时，用漫不经心的神态向昭舫打听，为什么没有和童楚妮发展关系。见昭舫明显不愿提及，便及时地收敛了自己的好奇心。但她却用隐藏着伤感的平静语气说，她在家里的感受像《基督山恩仇记》中的邓格拉斯夫人一样，耳朵里听到的是令她讨厌的那个人的声音和他数钱的声音。昭舫笑了一笑，说：“那说明他那家银行的收入很高啊！”周艾琳说：“我不知道他在从事些什么投资或者投机，反正对我来说都是一样，这市场上的物价飞涨就是银行赚钱的机会。你兑的那点黄金算什么？知道吗，省主席万耀煌都常托他兑换。”
有次她来“继诚烟号”时，撞见了刘实，昭舫简单地为他们互相作了介绍。
武汉的天气是以反复无常而著名的。（1947年）十一月下旬的一天，一阵寒潮逼得人们提前穿上了冬装。周艾琳忽然冒着冷风来了烟号。
闲谈了几句后，她忽然单刀直入地说：“你这个人还是老毛病，喜欢什么朋友都交。我也还是老毛病，喜欢为你操闲心，把什么都告诉你。”
昭舫笑了一笑，他们如今都是有家室的人，说这些话再没有多的意思。但是周艾琳显然还有话，他于是耐心地听她往下说。
周艾琳抽着烟，压低声音说：“现在吃不饱饭的人那么多，政府对付工人的办法越来越少，原来那套硬压、请帮会帮忙的老法子早行不通了。你知道7日汉口行营‘联勤总部被服总厂’工人到武汉行辕去请愿、被厂警开枪打死一些工人的事么？”
昭舫说：“报上看到过，工人不就是抗议扣发的工资么，为什么要开枪呢？这还是行辕自己的直属工厂啊！后来16日工人出丧大游行，当局不还是接受了工人惩办凶手、撤职厂长、改善工人待遇的要求吗？”
周艾琳点着头：“接受是接受了，还是南京国防部联勤总部派员来厂亲自拍板的哩！可我听说，”她换了一副严重的表情，“这里头有共产党！不然印传单、设灵堂、发动其他厂工人一起示威游行，哪会组织得那么好？”
昭舫用讥讽的眼光看着她。周艾琳冷笑道：“你那不知好歹的眼光又来了。”她神秘地说：“我听说有一个高个子的组织者，头上有道疤。你要是正好有‘高个子又头上有道疤’的朋友，就劝他当心点。哦，我要走了！”
昭舫送走了她，当然听懂了她的暗示。想到刘实很有些时没来，他有些着急了，立即坐三轮车赶到了“联营书店”去找马仲扬，把这情况告诉了他。
老马感激地握着昭舫的手，因为这是昭舫第一次主动来找他，武大“六一惨案[40]”后，书店曾遭搜查，他还曾和几位店员被逮走，后被担保释放。昭舫完全不怕牵连，还送来这么重要的消息，说明他是很自觉地在帮助地下党的同志，而且是甘愿承担着风险的。老马早就知道，一年前在码头他们一个领导同志曾向昭舫求助过，昭舫没有任何犹豫就掩护了他。而昭舫是根本不认识这个人的。说明在他内心立场十分鲜明。
上月，中共湖北省和武汉市工委成立。曾惇任省工委书记，刘实担任武汉市工委书记。正是刘实组织和领导了“被服厂”工人的斗争。
马仲扬知道，随着湖北省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团结更多的、不同阶层的爱国人士，为中国的解放贡献力量。他嘱咐昭舫：“你也要小心，注意处理好和这些同学的关系，这个女人的哥哥是中统——现在叫党通局了——的高级干部。”昭舫说：“我知道，但我从来没怕过这些。刘实要没事，就还是可以回我那里来，我那里还是很少被人注意的。”
昭舫回到家后，刘实仍有一段时间没有露过面，他很是心焦。
十二月下旬，也就是周艾琳提到的“一一·七血案”之后一个多月，汉口警察，同时还派有军队和宪兵配合行动，在被服厂包围并逮捕了四百多罢工的工人。
就在武汉空气中充满了恐怖气氛的时候，刘实竟来了，说：“我想在你这里借住几天，有没有问题？”
昭舫立即回答：“你放心住，哪会有什么问题。”他当然想到过可能的风险，但是，刘实既然是“姐姐那边的人”，自己帮他，就是应该的。何况，刘实即时帮毛咪选择了正确的医疗，也应该很感激和报答他的。
他让刘实住在空着的三楼。
刘实隐蔽在这里的几天，常和他谈论些正在发生的事，交换对时事的观点。当时，恶性通货膨胀正在全面爆发，弄得民众怨声载道，大饼、油条卖到二千元一个，低档香烟五千元一包，老百姓生活不下去，商界、市民、教员都在酝酿游行示威。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的呼声越来越高。刘实很注意地听着昭舫的观点。因为他来这里并非完全为了避风，也是为了进一步观察昭舫。他和他的同志们考虑让昭舫更多地参加一些工作，甚至打算先让他加入一个外围组织。
因为担心刘实的安全，昭舫每天都到“老通成”那边走动。有天中午，昭舫在二楼遇到了大喝着鸡汤的滕培英，滕培英向他打招呼。
昭舫微笑着在他对面坐下，他晓得这位校友倒是时常来“老通成”吃东西，虽说他早已不再是干盯梢的角色了，但是这家伙本性是不会改的。昭舫问：“味道还好吗？”滕培英笑道：“我可是从战前到战后都是你‘老通成’的常客啊！”昭舫虚与周旋，笑道：“谢谢滕兄抬桩了！”滕培英道：“老弟这里来人甚多，想你认识的人也多的。”昭舫心里警惕着，脸上却不露声色，“流水的席，来去的客，不过常来的也有认得的。”滕培英掏出一张照片问：“我有一个亲戚要来汉口找我，这里有张照片，你看认不认得？”
他说着，掏出张照片给昭舫看，昭舫见没有提到刘实，一颗紧张的心放松了。他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下，竟是与自己做香烟生意的天津“恒大公司”的老汪。他按住滕培英的手说：“我向来不介入你们这些事，不想弄得以后别人怕来我这里吃东西。告诉你，我这里人来人往的见得太多，个个都像见过，个个又都想不起来，谁想去记？”滕培英说：“老弟啊，你吃过那么大的亏，这个性子还是不改。在党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你还是那么傲慢，还对我们有隔阂，这不太好吧？”昭舫带着讥讽的微笑道：“有你这了解我的同学，我害怕什么？‘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是你给了我胆量哪！”滕培英听出讥讽，“嘿嘿”地冷笑了两声，没有往下说。
昭舫把这件事即时告诉了刘实。
刘实说：“滕培英是‘党通局’的副科长。有两个可能，一是真在搜寻这个人，但是……还有可能那人根本是他派的卧底，就是试探你去不去报信。”昭舫听到后一种可能吃惊不小，但还是更担心老汪，便说：“其实我可以装着根本没看过照片。但要万一我遇见了老汪，我要不要叫他小心呢？”刘实问：“滕培英是哪里人？”昭舫说：“湖南。”刘实道：“这就好办了，你若有机会遇到那个人，可以先问问他是哪里人，然后暗示他，有亲戚打听他，就行了。现在局势复杂。你知道，最近有很多无辜的人失踪。滕培英是从心里不信任你的，他找你问，是希望你提供线索还是试探你？你倒应该格外小心。”
昭舫嗅到了空气中的血腥。他想起了去年武汉大学的“六一”惨案，想起上月被服厂的“一一·七”血案。当一个政府的枪口对准自己的民众时，当乞丐都不收千元以下的钞票时，这个国家的前途又在哪里呢？
他更佩服楚妮的选择了，虽然她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中国的前途，明显应该是在“那一边”的！
他无法说服自己“少管闲事”。决定冒一冒险，去告诉老汪，说他有个湖南的市党部亲戚在拿着他的照片打听他。次日早上九点不到，他提前赶去了交易所。
交易大厅还没有开门。但远远地，他看到老汪在一个卖热干面的摊子旁的身影了，便加快了脚步向他走去。
突然一群便衣冲向了那边，两个彪形大汉不知从哪里窜出，一起扭住了老汪和另一个人。老汪二人被这些人围上一阵暴打，倒在地上，然后又被扣住双手，强拧着站起来。随着一片警笛声，前后不过一分多钟时间，警车开到了那里，老汪被人塞进警车，车便立刻开走了。
这一切发生的地方离昭舫最多五十米，他因震惊而呆站着。他似有说不出的内疚，责怪自己没有能早到几分钟救出这两个朋友，责怪自己太多去考虑有没有危险。他忽然痛感像是被抓走了两个亲人，因为他们和刘实、和楚妮、和大姐、小弟一样，是在为同一个理想而献身。
4 音信
中国的小民实在愚钝，完全不了解蒋总统一统天下的苦心。蒋先生亲赴武汉主持召开华中绥靖会议后，又风尘仆仆地赶回南京。从民国三十七[41]年三月开始、开了整两个月的“行宪国民大会”。
但这丝毫没有提起草民们对“民主”政治的兴趣。什么竞选联盟哪，什么《动员戡乱条款》哪，统统抵不上柴米油盐和物价的重要。无论什么大道理，无论如何宣传共匪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可怕威胁，他们还是更相信自己的判断，在私下咬定，造成民不聊生的罪魁祸首乃是因内战大增的军费。
广诚和昭舫都收到汉口市“戡乱动员委员会”通知：商店必须按营业税额的十倍、一次性交纳“自卫经费捐”。
“杂种！简直是抢！”商会委员、以和气生财而著称的曾广诚老板咬牙跺脚说。
因为缺煤，既济水电公司宣布白天停止供电。汉口的工厂已经大批停工。工人和他们的家属扩充着饥民的队伍。钞票越来越不值钱。
汉口人喜欢说些被称为“二五点子[42]”的话：中国只有印钞票的工厂还在开工。
湖北一些企业，包括有实力的纱厂自发组织了“工业协会请愿团”赴南京告急请愿。
4月，全国主要城市的教师和学生们罢课、游行、静坐、绝食的风暴刮到了武汉。大学自费生和高中学生们，在武昌和汉口的街头举行“活命变卖会”，拍卖书籍、衣物。举行罢课，到省政府请愿。要求改善学生伙食，具体纲领竟然是：“每顿至少要一个菜！”。
一身傲骨、拒不接受曾家援助的李毓章骨瘦如柴，也带着两个营养不良的儿子到市政府门前，参加示威抗议。要求保证按月发放、并增加教师的工资。
本地和外来的饥民们在街头晃荡着。广诚和所有的店家一样，对此望而生畏。米店的孙老板铺子就被抢过一次，被偷过好几次！祁万顺的柜台也被哄抢过。大概因传说“老通成”的老板有武功，多少起了些作用，广诚才至今没有被饥民破门涌入。尽管如此，他仍不敢大意，一天几次、及时地把收来的银元和大面值的钞票转移到昭舫楼上的保险柜里。他对法币已信心全无，每天一早，都会让谢三金带着塘草，去设法把纸币兑换成银元，而又尽量不用银元参加周转。这让为他供原料的老板们大为不满，每日里为银元比例讨价还价、争得不可开交。好在这些都有三金顶着，否则不要说凯鸣，就是昭舫也无应付的本事。
一天，当广诚坐在老通成柜台边，忽然听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曾老板！”
广诚不由一愣，定睛一看，竟是姚水莲！
她已经发福，不仔细看很难认出她来。广诚有些木讷地看着她，同时想起了她那个苍蝇般的丈夫秦禹洲。倒是水莲又说话了：“认不出我了？我带淑兰和外孙回武汉，给我父母上坟。”她转过声叫道：“淑兰！”
淑兰带着两个少年走上前来，一时间，喊叔叔喊爷爷的声音让广诚恍若隔世。他定下神来，把他们带回了公新里六号，喊出了了静娴。又让葵花使人去前面端鸡汤、豆皮等。
淑兰还是那么快人快语。说：“叔叔不要客气，您驾收到过昭萍的信么？”
广诚摇着头，几乎和静娴是异口同声地问：“你见过她？”
淑兰点着头，说：“见过啊！您放心，她很好，她让我如果有机会回汉口，就给你们带个信。她还说，她要等到和共产党的大军一起回汉口来。”
广诚夫妇吃惊地听着淑兰那么肆无忌惮地说出“共产党”三个字，真是还是那么“炮筒子”，禁不住不约而同地把食指竖放在嘴上：“嘘！”静娴又小声问：“她在上海？”
淑兰笑了一下，声音小了些说：“她好好的，民国三十三年，我就在上海见到她了。今年元宵节前，她还在我们家住过几天。”
广诚夫妇大大松了一口气，他们哪里知道女儿斗争环境的险恶。在过阴历年的那几天，上海非常、非常寒冷。由于出了叛徒，昭萍领导下的一部电台被破获，谍报员被捕牺牲。小组几个来不及转移的同伴也被特务抓住，宁死不屈，被装在麻袋中扔进了黄埔江。昭萍紧急逃离，无处安身，没奈何，在追捕下，晚上竟躲藏在坟地里的棺材中过夜！她因此患了重感冒，抗战中的几处旧枪伤也疼痛复发。但她仍然坚持找到了幸存的同志，恢复重组了潜伏网络。红色电波又源源地从上海向解放区发射。昭萍因病情加重无法支持，在组织建议下，去找到淑兰，隐蔽在她家调养了一周，依靠她丈夫潘医生治好了病。而连淑兰都无法知晓的是，现在昭萍又已奉命回到已被国军控制的通、海、启一带，负责地区工委工作，坚持着游击斗争。
葵花端来了饮食，广诚让她们全家慢慢吃，一边问：“你们听说过他弟弟吗？”
淑兰道：“昭诚？听她说过，抗战时候在安徽的，现在只怕到山东去了。她没说清楚。”
广诚着急地说：“报上说过啊！共产党被打得到处跑，退倒山东去了，没有吃的，穿得像叫花子一样，这怎么得了哦？”他此时心绪大乱，顾不了身旁比他还焦急的静娴。
淑兰竟若无其事地笑了，她的表情和他们简直是两个极端，“叔叔你莫相信，那报纸要反过来看。报纸上总说国军节节胜利，那么多‘全胜’、‘全歼’，仗怎么还越打越大了？‘共匪’怎么还像越来越多了？说他们共产共妻？你信不信？哄三岁小孩吧！”
淑兰的话并没有让广诚夫妇安下心来，他们送走水莲一家后，把昭舫找来商量，决定去个人到山东打听昭诚的消息。
“你大姐还机灵，又学过功夫。你小弟连袜子都不会洗，也凑热闹当什么兵啊！急死人了！”静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昭舫想自己去，立刻被广诚制止了。广诚胸有成竹地说：“要去个机灵的人。和尚他家娃娃害病，不能叫他去了。我看只有塘草机灵。他跟着三金把江湖门道、三教九流、躲壮丁的些事都摸得一清二楚，人又可靠。预备点银元，手头拿点法币做样子，带些干粮，买张去徐州的火车票。到那里再看风声，能打听多少就打听多少。找到小少爷，就一定把他带回来。实在说不动他，就把钱留给他，还有，一定帮他送身衣服去。”
5 宪麟徐州行
曾家作了决定后，由广诚亲自先回了趟乡，问了塘草他娘。女人一心报恩，哪里懂得此行的凶险，连声表示同意。
广诚回到汉口，叫来宪麟说了让他去徐州找小叔叔的事。对他千叮咛万嘱咐，要他此行哪怕一无所获，也绝不能往打仗的地方去；不要离开城市跟人去偏僻地方；看见兵要躲，小心被抓了壮丁；不要露财；小心扒手、抢犯、兵痞；多听少说；不凑热闹等等。
昭舫为塘草找到了一个去徐州的商户朋友老朱，一起上路。塘草打扮成跑单帮的小商人，只说找在山东做生意的叔叔。他随身带了几条香烟、一包食盐和一些针头线脑就坐上了火车。
老朱是山东兖州人。车上悄悄给宪麟讲了些苏北、鲁南的战况。塘草听了大为诧异，他简直不敢相信，国军这么强大，竟会连连败退？连王牌74师都被共军像吃小锅贴包子一样，一口就吃掉了。
一路倒是有惊无险。宪麟为人之机敏，不亚于他的师傅谢三金，这多少源于他在沦陷七年的经验与见识。他到了徐州，立即作出不再前进的决定。从军车、部队川流不息和路卡盘查之多的现象判断，此去离战线已经不会远了。如若再大大咧咧在外面走，说不定会被抓丁或拉夫，弄不好还会被平白无故当成共产党的奸细抓起来送命。他便索性随老朱在他老乡开的小旅店不慌不忙住了下来，煞有其事地做了两天生意。
这天，老朱为他带来了一个刚从山东过来的同乡。宪麟便在老朱另一同乡开的小餐馆楼上找了个单间，请他们二位吃饭。
酒过两巡，那山东老乡显露出耿直的本性，问道：“小兄弟叫什么名字？要打听什么？只管问来，俺和老朱，是从小光腚的朋友。你是他的朋友，就是俺的朋友，问啥都没关系。”
塘草吃力地、憋着学北方人的口音说：“本人曾宪麟，有个叔叔曾昭诚，外出做生意多年，不晓得你听说过没有？”
山东老乡道：“这就难了。这人千千万万，光说个名字，不认识，哪里去找？你写下来，我有机会再回山东帮你打听。不过这一阵，我就是想回也回不去。”
宪麟问：“为什么？”
山东老乡抿了一口酒，说道：“小兄弟，你不晓得我老家是兖州那边的，共产党的军队把兖州围了好几层，两边都用大炮在轰。我只有等共产党把国军收拾了，再回乡去。”
宪麟奇怪他的话：“等共产党把国军收拾了？国军这么多人，飞机大炮，未必还打不过几个流寇？”
山东老乡用诧异的眼光看着塘草，在估量他是什么人。老朱连忙插话：“他是从武汉来的，那边政府都对百姓都是这么说的。”
宪麟脸红了，怕人笑自己是乡下人、没见识，便又问：“他们是不是见人就杀、跟日本人一样？”
山东老乡拍了拍塘草，爽朗地说：“小兄弟，莫听政府的人瞎放屁，眼见为实。那解放军——就是共产党的军队——我见过多次了，他们对百姓可好呢！你见过军队来了、百姓抢着送自家的红枣、鸡蛋给他们吃的事没？你见了军队打仗、百姓冒着死推独轮车给他们送粮草的事没？这就是人心哪！政府这边，打一仗败一仗，长不了啰！”
宪麟半信半疑，对他而言，这山东老乡的话还是个“耳听为虚”。我该信吗？回去这么对爷爷说，他会不会骂我胡编扯谎呢？不如再等两天，听听鲁南战事的结果再说。
6 义战必胜
就是宪麟在徐州时，解放军已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正式开始了反攻。昭诚所在华野七纵第73师正在参加兖州战役，他是217团的团参谋长。
73师首先主攻泰安，在大汶口与敌吴化文部交锋。歼其两个团后，继续向孔夫子的老家曲阜挺进。
上级下达了围点打援的战斗计划。解放军将曲阜围困了两天，果真引出了兖卅三个团东援接应，昭诚他们痛快地打了一个伏击，歼其大部。
曲阜城墙不高，守军懂得无论是死守或待援都无望了，便于六月十一日黄昏，向西南方向仓促突围。却被昭诚他们候了个正着。溃敌被很快分割围歼。
昭诚亲率战士，发起冲锋追击，他们向南沿孔林东边大路推进，一路势不可挡，直打到了孔府大门附近。
孔府西边有一片树林。树林中还有数十个敌军，他们靠大树掩护着，用机枪“哒哒哒”地朝解放军扫来。昭诚身边的一连长指挥战士朝敌军扔去几颗手榴弹。
机枪的点射还在继续，敌军还在顽抗，可这时战士们竟听到昭诚在高声下令：“不许扔手榴弹！”
的确是曾参谋长的声音：“同志们，不要乱扔手榴弹，不要炸到了孔府！这大院是属于人民的！要注意保护文物！”
可这时敌人一个手榴弹扔了过来，炸出的弹片一下插到了昭诚手臂上，鲜血立即泛出，一连长惊叫道：“参谋长，你挂花了！”
而昭诚还在继续坚定地命令：“一连长，要同志们保护孔府，不要扔手榴弹，坚决保护国家文物！”
他多年出生入死的战斗，就是因为热爱祖国的土地，就是因为那引中华民族骄傲的辉煌历史与文化，就是为了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而他的生死与这些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昭诚抽出随身携带的小军刀，眼睛眨都不眨地从自己手臂上剔去了弹片，鲜血更多地涌了出来。
身边，战士们一边瞄准射击敌人的火力点，一边喊话：“国军兄弟们，解放军优待俘虏，放下武器，缴枪不杀！”
“弟兄们，解放军是穷人的军队，我就是俘虏过来的，放下武器投降吧！”
敌人机枪被神枪手打哑。剩下的国军士兵连忙抓住绝望中的唯一生机。他们跨过同伴的尸体，举枪投降了。
解放军在乘胜继续前进。昭诚则带一部，开进了孔府十三进厅室。在他的安排下，留下了战士大门站岗、保护孔子76代后人，保护府中的仪仗设备和孔庙中的大殿、亭阁、碑文。
“守卫好，同志们，我们打仗，就是为了让这些回到人民手中！”他对战士们交代说。
孔府在激烈的战斗中被完整地保护了下来！
六月十五日，昭诚所在的七纵及鲁中部队经四个小时战斗，又全歼了邹县守敌。直抵兖州。
兖州坐落在鲁中平原，是徐州的北屏障，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曾留下三国时吕布在此大战魏军、枪挑曹操头巾的著名故事。驻守兖州的是原东北军少壮名将、年仅40岁的霍守义将军率领的第12军。
这是一场硬仗。霍军三万多人，装备先进。十八门日式野战大炮，火力十分强大。
我军没有急于推进，将城池包围了十多天。昭诚几乎长达半月屈膝跪在壕沟的水中。
七月十二日，我各部向兖州发起总攻。解放军出奇兵，竟以军事上认为最易守难攻的“瓮门”为主要突击方向。恶战至十三日下午，城内守敌终于溃败，向东南方向突围。
昭诚率部，秋风扫落叶般、由西向东猛追。我预伏部队又在城郊堵截溃敌。
在广阔的平原之上，人马如无数条长蛇在舞动。战争竟演变成如围猎一样。昭诚一边射击，一边带兵飞奔着，咬住溃敌穷追。渐渐地，敌人的火力反抗越来越稀少了。人海的战场变化成了一个个逐渐缩小的圆圈，解放军“缴枪不杀”的呼喊声响彻着鲁南平原。
昭诚带着士兵，追上了霍守义中将——他已实在跑不动了，干脆仰躺在地面，平静地望着昭诚和他身边战士的枪口，头枕在坐他身边的妻子的大腿上。
7 昭舫的客厅
宪麟此行几乎没有花掉什么钱，回武汉后，就把所带的银元全数交给了广诚。
广诚听他讲完他耳闻的鲁南战况，不知道该信多少。他很难相信，有美国人帮忙的国军竟然会如塘草所述的一败涂地。不过他很感动这个养孙的面对银元毫不动心，的确诚实和忠耿。他说：“宪麟，当初日本人打来，我没有办法让你读好书，你现在这么大了，想让你学点手艺怎么样？我想，你每天跟谢三爷换了银元回来后，就不要晃荡了，就跟着高金安师傅学着摊豆皮吧！”宪麟恭敬地回答：“是，爷爷！”
这一安排，竟将为“老通成”今后达到更高的辉煌顶峰预备了人才，正是塘草将接下宝贵的美食手艺遗产，成为新一代的、享誉国内外的第二代“豆皮大王”。
而在商业活动的背后，广诚与昭舫继续谨慎而紧张地帮助着他们认为该帮的人，就像他们一生中多次做过的一样。没有利益驱使、没有指望回报，但是要面临危险、甚至是灭顶之灾，然而他们一如既往地义无反顾，毫不勉强。也许他们从没想过“信仰”二字，但却都朦胧相信着这些人代表中国的希望，因为眼前这个政府活生生的腐败黑暗，因为他们坚定信任的昭萍、知秋和昭诚都在为推翻这个政府殊死战斗。
但是他们也被无法认清、无可适从的一些现象而纠结困扰。
刘实最后一次来曾家时，曾交给昭舫一张表。他对昭舫说，如果愿意参加“他们”的活动，就请填写。这其实是一个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面对地下党的信任，昭舫竟犹豫起来，如果当年在宜昌、在重庆有这么个机会，也许他会喜出望外地参加，可经过这多年的生死岁月，看到国民党内抗战派的坚决与牺牲，他认为每个党都有好人，不能把这些人的历史功绩抹掉，不能把他们也当作敌人。他十分希望有朝一日这些人掌握政治大局的决定权，与大姐小弟他们的共产党重新联合起来建设国家，虽然他知道这可能是幻想。
还是抱定无党无派的宗旨吧！尽管正义、民心和未来在哪一方很清楚，我也不“趋炎附势”而参加一边，自由一些，免得言行受到纪律的约束。
见他有些犹豫，刘实又说，其实填不填表并不重要，我们看的是行动。
昭舫不愿舍弃这份宝贵的信任，还是填了姓名、籍贯，后面有关表态承诺都没有填，就交给了刘实。
但刘实竟从那以后就没有再来。昭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尤其不愿因自己面对表格时的犹豫、以及后面不鲜明的态度，失去自己所敬佩的人的信任，便到联营书店找马仲扬解释。
老马听他说完就笑了，告诉他不要那么想，是因刘实下边的“关系”中出了叛徒，而敌人又掌握了刘实的很多外貌特征，他个子又高，头上又有疤，太容易被人认出，处境很危险，所以组织让他离开武汉避风去了。
老马诚恳地对他说，他当然是他们信任的朋友，这一点不会变化。
昭舫不知道老马对他的评价是真还是假，情绪不免有些失落。
这样过了两天，他去烟草公司，忽然有人拍他的肩膀。他回头一看，竟是多年不见的、当年业余合唱团的老友薛培莜。
两人含着热泪拥抱，一起到一家茶楼坐下。薛培莜说，他刚回武汉，在招商局汉口分局工作。小豆芽也在江行码头仓库。昭舫兴奋地说：“太好了，怎么他没来找我？你跑船？”薛培莜说：“不是，是文职。哎，你是与章祯青结了婚吧？嗨，我当初就算准了！见得到嫂子不？”昭舫笑着说：“她今年大学毕业，下月就回来了。你先到我家认个路，到时来我家玩。”薛培莜笑道：“你家的路哪还有谁会不认识？‘老通成’生意做得好火哦！到时我一定会去。”昭舫说：“还到什么时候？喝了茶就去，你怎么会找到这里来了？有事吗？”薛培莜说：“有啊！我一个朋友告诉我到这里找你。他说，你是他信得过的朋友。”昭舫问：“谁？”薛培莜道：“联营书店的老马。”
原来是马仲扬。就是说，“他们”果然仍信任着自己。这份信任对他如此宝贵，昭舫心中的愁云顿时烟消云散了。
薛培莜说：“今天我真有事，我要找马莉，要你帮我，等和她谈了以后，我还要去找翁将军。”
昭舫说：“马莉很容易找到，可她老公不是将军了。”薛培莜笑道：“我都知道，可我需要找他。嗨，我的事，别对人说。”昭舫笑着说：“我当然知道。”
地下党知道翁先生反对内战的立场。薛培莜在汉首先要找他，是负有特别目的的。
七月，祯青以优异成绩从“四川大学”毕业，带回“方帽子”照片。广诚高兴地叫人放大了一张，和昭舫的毕业照一起挂在了客厅。
祯青这才知道，当初死神曾经那么可怕地从毛咪身边擦过。尽管现在儿子好好的，也恢复了健康，她还是余悸难消，便专门请了医生，定期上门为他检查，又为他准备了当时还颇为昂贵的鱼肝油、钙片。
她又生怕儿子成为一个受宠的草包，想让他从小学好英语，便把五岁的毛咪送到了鄱阳街的“圣保罗学校”幼儿班。这里有几个意大利籍的天主教嬷嬷，负责教授他们。
但是她自己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她绝不愿意从此遁回旧式家庭少奶奶的人生轨迹。昭舫好不容易才劝住她不太着急，要她先休息一阵。
他知她酷爱读书，便经常陪她去书店。祯青希望自己的世界除了理想、便是阅读，读起书来近乎贪婪。他们的条件宽裕，她便陆续竟买了几千本书。昭舫为此买了六个两米高的的玻璃大书柜，里外三层、上下六格。很快书柜被装满了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当然一些“禁书”不敢放在这里。
一次祯青独自外出到交通路，看到旧书店在拍卖线装《四部备要》善本，她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全部私房一根金条买下。回到家中，她用一个特制的书箱专门放这套书，常常一个人就守在箱子边，从早到晚埋在书中。
昭舫觉得，她跟了自己后一直颠沛流离，他不能忘怀那些苦难的岁月，而自己又要花大量的精力去忙于生意和应酬。为了让妻子“读想读之书，做想做之事”而又不致枯燥，又用一整大箱“红金”香烟的钱为她买了架美国钢琴。
广诚每天都是把盛银元的方木盘送到昭舫房里的，对昭舫一家的生活都看在眼里。现在昭舫的作为渐渐让老爷子看不大顺眼了，他不能容忍如此宠爱女人。祯青从他的言语和表情中猜到了原委。为了不致太僵，她便在店里忙不开时，也到楼下去，为“继诚烟号”站柜台。当然，手里还端着一本书。
祯青川大的一些老师已回到汉口，另有途经武汉的些学者、教授、诗人，时常来找祯青，谈论文学并共赏藏书。然而民以食为天，再著名的学者也不能例外。他们也找祯青帮忙，将他们手中的法币换成银元。
一位山东籍的著名学者吴先生痛心疾首地告诉祯青，有朋友从那边带来消息说，共产党已经占领了曲阜，烧毁了孔庙，如果战事不利，他将再次入川躲避，以保留中国的文化。
到底曲阜发生了什么事，曾家的人是无从知道的。政府说的，那边来的人说的，学者说的，可能总有些影子吧？共产党军队被打败了要逃命，烧掉孔府完全是有可能的，可惜了啊！
昭舫难过地想，大姐、小弟不会参加做这样的事吧？他哪知道，正是他的弟弟，流着血、冒着牺牲的危险，为中国保护下了完整的孔庙！
不管那个年代的谣言多么可笑，生意人每天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生意。“继诚烟号”相对丰厚的利润，让昭舫在家中的地位提高，广诚因此不太干涉他的家事。而静娴是什么都能从别人的角度理解的善心女人，这让他们没有像中国成千上万个家庭那样、两代之间矛盾丛生。相反，相处十分和睦。
广诚不想让自己掉在儿子后面。为了抢伏夏的生意，而现在白天又不供电，夏天到来前，他便及早和租界的“美的”、“和利”签订了购冰合同（租界有自己的电厂），保证了冷饮的供给。引得人气蒸腾。
恰好马莉带着儿子，到老通成吃刨冰，听说祯青回来，就找到中山大道1261号。她站在比其他街面宽一倍的人行道上，仔细端详了半天“继诚烟号”的招牌和漂亮的三层楼房，脑子里却想着当年文化人云集的“大智旅馆”。昭舫一眼看见了她，连忙将他母子迎进去，又拨通了薛培莜办公室的电话，要他过来。
薛培莜是和小豆芽一起来的。几个人坐在二楼客厅里的沙发上。毛咪和小朋友在后边卧室里玩玩具。
薛培莜和马莉谈了一阵，又把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都问清楚了，从两个人的表情看来，都很满意。昭舫让牛诚去叫人端来了凉面、凉粉和凉米发糕，一大盘豆皮和几碗米酒，大家就坐在沙发上，吃摆在茶几上的东西。
玛莉说：“阿拉就是喜欢吃这个豆皮。”昭舫说：“你要喜欢，等会叫高师傅专门为你摊两盘带回去。”却听到楼梯上有人说：“吃了还要端，那么贪心啊？”薛培莜猛地站起来，兴奋在脸上迅速一掠即逝，他喊道：“公博，你从哪里冒出来的？”
来的果然是穿着中山装的魏公博，昭舫是猜得到培莜和小豆芽的来头的，不禁心里捏了一把汗。魏公博却和他们二人高兴地互相握手、拍肩膀。也坐在沙发上参加这饕餮阵营。
公博说：“可惜毓章不在。”他问小豆芽：“你那年好像没去宜昌？”小豆芽说：“我送我妈回乡，就没有再回武汉。”公博转向培莜：“我那时受战区派遣又潜回武汉了。你呢？”培莜说：“我们可没有你那么可歌可泣，后来我也失过业、教过书，去过重庆，一言难尽哪！”公博诡异地一笑说：“你大可不必在我面前谦虚。我看，我们歌咏团的朋友都受苦了，个个是好样的。最让我不能忘记的……是戴桂香。”小豆芽插问道：“六姑？”公博说：“是的，要在太平岁月，他也就是等着嫁个如意郎君的小家碧玉，可危难时刻，她比好多男人强哪！”
薛培莜不清楚魏公博内心有什么算盘，他们在抗日战场上虽不曾直接谋面，却曾在同一战斗中同生共死，他曾叫部下带信给日寇死追不放的公博“我在掩护你，你先撤”，他难道会不知道吗？在他面前隐瞒身份有必要吗？需要将这情况向组织汇报吗？
而魏公博此时却似乎更想让大家忘掉他那早为人知的“保密局”中校身份。他和大家一起笑谈三鲜豆皮，赞美“老通成”和汉口的美食，也参加议论当前的通货膨胀。
玛莉说：“怎么会不拼命涨价啊？没有东西卖，不涨飞了才怪呢！出煤炭的地方，长麦子的地方、喏，喏，还有棉花产区，都在打仗，还不晓得现在这些地盘到底在谁手里呢！”她发现自己说漏嘴了，便朝着为公博：“魏中校，你来说说。”
魏公博笑道：“我们还是少谈国事吧！在我面前说了，也就算了，这里所有的人，都是公博一生中永远的朋友。公博永远会尽自己力量帮助朋友。不过也要请诸位注意，在别人面前少说这些话，多长两个眼睛和一对耳朵。”
昭舫接下话说：“公博说得对，当初打日本，我们这些人是齐心的。今天，我们也齐心盼望和平。”
马莉后悔自己刚才说话太多，不想和这军统一起呆太久，便站起来说：“越坐越热了。祯青，阿拉要回去嘞！”大家也都站了起来。昭舫道：“以后，各位多多上门，我随时欢迎你们。”
大家起身准备离开，公博对薛培莜点了点头，抱着他的肩膀走下楼梯。
8 金融大乱世
民国三十七年比马莉抱怨的更糟，是怨声载道、让中央政府彻底失去民心的一年。
当法币已贬值到如同废纸时，八月份的金元卷改革曾经给天真的人们带来希望。新发行的金元卷每元兑换三百万（！）法币，开始作为新货币在市面流通。
蒋委员长亲发财经“紧急处分令”：“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违反规定的要被没收和判处徒刑。”
民众们不知是对政府痴心尚存，还是怕被没收判刑，纷纷将经多年战火劫后余财倾囊奉出，报纸于是盛赞“爱国之心，发挥尽致”。
币制改革一个多月内，物价竟奇迹般地稳着。除香烟略有涨价外，其他日用生活物品，居然回落到了8月中旬的水准之下。
广诚看到了曙光，加上他的财务状况已进入良性递增，决定进一步实现他在餐饮业中的抱负。在与昭舫商量后，他在电报局对门中山大道街面，投资持股开办了一家“群宴楼”。请了两位苏菜高厨掌勺。
这是家两层带平台的店面，前店后厨，也设了一角烟摊，厅中六张方圆桌，靠墙四张两人对酣小桌，后面是厨房。楼上设四小一大包间。
“群宴楼”借着“老通成”的名气，很快就成为食客盈门的餐馆。卖酒菜办宴席，利润居然是高于老通成本店的。
这个病入膏肓的社会竟是这样不可思议：在满街饥民游荡的同时，竟有那么多脑满肠肥的官商和纨绔子弟、那么多新贵和军官、带着漂亮时髦的女郎，每天聚满这里。他们津津有味地喝酒点菜、品尝佳肴。
而市民们则整天提心吊胆地盯着物价，悄悄祝愿金元卷改革能真的创造奇迹。
九月底，童柏森特地打电话告诉昭舫，上海传出物价即将暴涨的消息。“你想，冻结物价，属硬性规定。市场是政府管得住的么？哪个商家愿意赔本？上海人多精啊，趁机抢着购买。商人一边装着拥护维护市场稳定，一边偷偷囤积居奇。你听我的话没有错，尽快把金元卷换成你需要的东西。”
昭舫听得心惊肉跳，即刻把这消息又告诉了父亲。两人一致认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好在他们一直都在私攒银元，和不少商家一样，留着一手，对政府气壮山河的币制改革宣传，拿稳了“等等看”的主意，没有天真地把手上的硬通货去全部换成金元卷。
父子俩决定尽快把现金变成物资。然而观察了几天，涨价并不厉害。相反，周远涤书记长来吃饭时，还笑着质问向他打探消息的广诚：“听谁说的？谣言！政府有物价政策，商人们谁敢以身试法？”
广诚赔着笑，心里却不敢轻信。昭舫闻后则说：“我倒真宁愿是虚惊一场。”
不料“以身试法”就是从官员和衙门的人开始的。先是他们的太太、带着马弁、开着大小车上街了，先是抢购洋货，次及米粮面食，进而扫荡各种杂品。到后来，官员们亲自用电话直接指导商店、码头按清单供货。这一来，人心的堤防顷刻崩溃，所有的市民立即涌进了抢购的行列。
进入十月后的一两天，社会秩序一片骚然。无论谁，只要手上有钱，无所不购！
市面失控了！可怕地失控了！那场面中外罕见、史无前例、闻所未闻！
国营商铺最先被抢购一空，私营业主则如临大敌，慌忙关门谢客。连“继诚烟号”都见势不妙，不得不只开一半门、并提前打烊以自保。
经十几天的大抢购后，武汉街上所有商店货架空空，几乎无货可售。报纸报道为“形同罢市”。
然而至此，才不过是仅仅刚吹响物价又一轮暴涨的冲锋号。
在大量警员上街维持治安的环境下，还有供应能力的商店又羞羞答答地开门营业了。但是局面迅速失控、价格一日数涨。买米时用大袋麻袋背钱去，买回米却是小袋，比背去的钱还轻！
一度出现过的市场虚浮的稳定，原来竟是蒋家王朝的回光返照。币制改革带来的“新气象”仅维持了四十天，便土崩瓦解了。
走进“老通成”的店门，便能看到柜台后方白纸黑字的醒目提示：“目下一言为定，早晚市价不同。”
进入民国三十八年后，常常能在餐桌上看到奇特的景观，吃东西的人整个头都埋在了桌上堆成小山的钞票后。赵凯鸣从早到晚不停地改写着菜牌上的价格。
不久，柜台后方的白纸黑字改写成了：“来客注意即时付账！”跑堂们则不断提醒坐在桌边的客人：“先生，请您注意，菜牌上写的是现在的价，等您吃完这碗面后，价钱就涨了！”
到年底，扛着用麻袋装着大袋钞票上街的人，扛钞票包进“老通成”的人，已屡见不鲜。
连毛咪都晓得说：“妈妈给钱我自己买‘牛角面包’过早，第一天给我两角，第二天给我一块，后来给五百块，后来要一万块一个的时候，妈妈就不让我自己去买着吃了。”
当红薯开始卖到三万元一斤时，谁都不想要钞票了，市场开始流行以物易物。小商店变得像是当铺，时常可以看到，柜台先生对着光，仔细审视顾客递上来的东西。走投无路的小户人家、包括毓章这样的教员，掏出了自己最后的信誉底牌，给还存有面子的店家打着赊借条子。不过要不了多久，再熟悉的店家、哪怕是学生的家长，也不认“恩师”们的信誉了。
昭瑛对背着父亲关照她的昭舫诉苦：“我们俩一个月的工资，只能换到三个半现洋。”
武汉大学、华中大学、省立农学院、武昌体专教员断炊；湖北师范学院又饿死了三名大学生；不断有学生们在武昌汉阳门、司门口、汉口江汉关、火车站、六渡桥等处举着“活命变卖”的大纸，变卖书籍和衣物。
昭舫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做着生意。空头转卖早不那么灵了，因为涨价太快，谁也不敢随便报价。而汉口卷烟厂经常因无力开工而无货供应市场。
祯青此时又身怀六甲。昭舫便减少了生意应酬。
这天，整日在不安中度日的昭舫，听到东东在楼下大声惊呼。
只见东东满身灰尘、一脸黑汗跑回来，哭丧着说：“我和塘草、牛诚一起在兰陵路黑市上，用金元卷换美元。忽然路口的人先嘈起来，说是警察来了。我们就往胜利街那边跑。牛诚拖的钞票车子，被挤得跑不动，和塘草一起被警察抓了！我要不是跑得快，连个回来报信的人都没有。”
昭舫着急地问：“你们挨打没有？哪个警局？”
东东说：“怎么不打，我都被踢了几下，听人说是抓到‘法汉中学’去了。”
宪兵队！昭舫顿时冷汗都出来了。这是进得去、出不来的地方！因“共党分子无孔不入”，当局强力镇压，监狱早就不够。“法汉中学”等一些学校也被占据，充作宪、特关押审问“嫌疑分子”的地方。
广诚闻讯，也赶到“继诚烟号”来，在昭舫家里跳着脚直嚷：“完了，这世道要把人逼反了！”
几个人一时急得手足无措，不知塘草他们会被扣上哪条，也不知道该托谁、去花多少钱打点。
他们商量了好一阵后，终于认为这不应该是死罪，破财也许能摆平。广诚便叫昭舫赶快准备银元，说他要亲自去找市警察局长唐祀槐。
不料刚刚下楼，竟见到塘草和牛诚一身是尘土跑了回来。广诚喜出望外，忙叫他们二人去二楼坐下，喝水压惊。
原来，这是警察奉命出动打击“扰乱金融”的货币黑市交易，两人虽说挨了打，但毕竟不是受刑，伤得不重。那一大板车钞票（其实值不了多少钱）理所当然被没收，板车“秉公发还”。据说，当天统一街、清芬街也在“统一行动”，打击金融黑市。
广诚和昭舫不约而同叹了口气，折财免灾，没出大事，算不幸中大幸了。
黑市猖獗正是“白市”不济的另一写照。面对金融全面崩溃的局面，1948年底，“中央银行金圆券修正法”公布了：允许市民用金圆券兑换金银和银币。
这一来，挤兑风潮闻风骤起，银行门庭人山人海，家家倾巢出动，凭力气打拼。
12月2日，农行汉口分行被包围挤兑金银，秩序大乱，武汉首次出动了警察、宪兵维护。8日，中央银行汉口分行门口挤兑者达万余人之众，两百多名警察到现场维持秩序、驱赶顾客。混乱中，一储户被打死，三人被打伤，银行又因此停业一天。
眼看全市还将大乱，决心“独守武汉”露一手的白崇禧将军赶紧制发了《治安紧急处置法》。武汉人开始又过上了经常戒严和宵禁的日子。白将军再显峥嵘，“借人头平物价”，先后枪决了两个年轻的“抢米犯”和几个银元贩子。但哪里能弹压下去。于是，阳历年前后，汉口警察局不得不又拘捕了金银贩子六十余人，移送“特种刑事法庭”。
1948年末，几乎没有人不相信，蒋介石先生的政权就要完蛋了。
9 大局已定
蒋介石政府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1949年初，解放军三大战役胜利的消息已经在汉口不胫而走。武汉社会贤达为防止战乱殃及平民，联合起来开展（白崇禧也三分默许的）和平运动。一月中旬，“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在汉口成立。李书城[43]等13人为常务干事，马莉的丈夫翁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当月，蒋介石宣布他一生中的第三次下野。
3月，广诚接到童家派人送来的口信，童琪重病。广诚连忙赶去了童家。童琪已经处于断续昏迷。广诚由童瑨陪着看望了一下后，便退了出来。
童瑨和广诚在他的书房中对坐。先谈了些童琪的病况。童瑨叹道：“说是他肺里长了毒瘤，也就这三五天了。我心里为这兄弟难受啊！日本人来时，我们家地产、码头带不走，便让他留了下来，躲在法租界。后来日本人把他抓去，灌辣椒水。我这兄弟啊，从小只有他打别人的，哪里受得了这份罪？这咳齁病，就是那时起的。狗日的日本人。我真后悔当初留他下来，要是我……我悔啊，我的广诚哥哥，我悔啊、悔得恨不得死啊！”他煞住了到嘴边的话，当初他为私利，收留了龙汉彪，以为可以利用。没想到正是这家伙逃回武汉就拿童琪当见面礼，帮日本人诱捕了他。多亏老天有眼，龙汉彪最终被六姑在江汉关趸船当众宣罪处决。
广诚宽慰道：“兄弟也别太自责了，哪能怪你呢？你在四川也吃够了苦啊！人都有这一步，迟早罢了。”童瑨只是摇头。其实，为了帮童琪洗脱叛变投敌和血债，他已经使出全身解数，并且至今这都还是对头们要挟他的砝码。童琪一旦去了，对他兴许还是解脱。
童瑨突然转过话题道：“哥哥最近开‘群宴楼’，在汉口算是一枝独秀哦！”广诚没听出话音，谦道：“不过投了几千‘大头’，生意还说得过去罢了。”童瑨见他没理解，又道：“我说句话，哥哥别认真当个事，现在投资怕不能算是好时机。我最近在把乡下的田亩和不动产的股份悄悄转让出去，换成美元存到汇丰银行。我要是再走，童家在汉口就不留人了。”广诚不以为然笑道：“兄弟说哪里话？还要走哪里去？你在汉口德高望重，说句话谁敢不依？连白崇禧设宴都送你请帖。怎么想起说这样的话呢？”
童瑨忍不住笑了，说：“老母在世时，就说过你这人太老实，一门心思做生意。我就晓得，哥哥如今还是这秉性。你想，现在为什么东西这么贵，市场这么乱？军警都压不下去？蒋介石为什么肯把总统宝座让给老对头李宗仁？你晓不晓得，东三省、山西、山东，这些产煤、产麦、产棉的地方，都被共产党占了啊！”
广诚这些时，早被各种五花八门的宣传弄得一头雾水，便说：“我早就想来兄弟这里讨教、问个究竟了，共……”他提心吊胆地看了看四周，压低了声音：“到底是哪边打赢了？”
童瑨苦笑道：“你还真蒙在鼓里？这也就能哄哥哥这样的老实人了！你去汉口江岸火车站、一码头看看，每天运来多少伤兵？‘战略撤退’？狗屁，我看是一败涂地才对！李书城是白崇禧的小学老师，被他派去了趟北方议和。回来说，那边市井太平，物价稳定，百姓和八路——现在叫解放军——亲热得不得了。老李是辛亥年就和我认识的朋友，他对我说的话，绝不会有半句假的。他亲眼看见百姓把自家的粮食拿出来，抢着帮解放军送到前线。听明白没有？几十万百姓推着鸡公车给解放军送粮食哪！他怕不怕飞机枪子哪？你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那场面哪！你说，共产党有这样的民心，国军还打得赢吗？”
广诚这才彻底相信塘草回来说的、社会上传说的、北平被共产党拿下的消息都是真的了。不过他一时还分不清是该喜还是该忧，便又问：“兄弟卖田产，真打算走？”童瑨点头道：“长江天险，汉口偏在江北。我哪能不走？共产党是容不得我这样的人的，我老家的地早年就被他们‘共’过，我童家二十年前就和共产党结过仇了。”广诚说：“你也救过他们的人啊！四姑娘还是他们……”童瑨苦笑着摇了一下头，说：“就算有人记得，也管不了几天，也不会让我像前半辈子那样活得自在。哎！哥哥既是那边有人，不如留下来。听说，你这样的，在那边都没有被共产，过得好好的。”
“那边有人”！看来天下无不透风的墙。童瑨最后一句话竟说得广诚心惊肉跳。
10 识大势魏公博相助
三月中旬，祯青为曾家生下了第三个孩子，是个男孩。这又让广诚高兴了好一阵。昭舫按照祯青的意思，让她到娘家（岳飞街）坐月子调养。
进入四月后，汉口中小学教职员不断举行“活命大会”，要求发还三月、四月工资。并于19日绝食罢教。此时武汉地区85家米厂和胜新、复兴、五丰等大面粉厂都已经停工。“老通成”已每天只有几个小时营业，“继诚烟号”则只白天开一条门缝卖烟。
广诚接到大哥广智在乡下摔断了腿的消息，带宪银赶回了乡。他决定把哥哥接到城里，找名医黄平安医治。店里的事就交给昭舫一个人打理。
昭舫从已变得萧条的香烟交易市场闷闷不乐地走出，进了鄱阳街的俄国西餐馆“邦可”喝咖啡，在这里遇见了美国领事馆的翻译陈枫。
“迈克尔将军回美国了。”陈枫故意用英语避开多余的耳朵，“临走前，托我向您问好。他说，您说的是对的，他不该第二次来中国。”昭舫全听懂了，说：“他是个好人。不过……”心知肚明的陈枫说：“放心吧，他没有卷进‘景明大楼事件[44]’。”
街上响起了警报声，尽管这声音对汉口人已经司空见惯，昭舫还是担心戒严，便起身回家。听说这些时国共正在进行和谈，白崇禧也释放了一批“政治犯”，但是抓人的事还是经常不断发生。
昭舫走到中山大道天津路口，忽见街上大乱，一群穿中式布衫的彪形大汉，为首的是武汉有名的、无恶不作的流氓头“金弹子”，将一个满脸是泥和血的人押着向黄石路方向拖去。被押的正是有些日子没上他家来的薛培莜。
昭舫想都没想就大步追上去，说道：“各位大哥，各位大哥！有事好商量，有事好商量。这是我兄弟。”
金弹子认出了昭舫，他知道他师父杨庆山历来对曾家礼让三分，便露出了一丝笑容，道：“曾少爷莫来趟这淌浑水，这家伙是共产党，敢到我们码头去发动工人对抗。”昭舫笑道：“小哥给昭舫一个面子，这朋友以前救过昭舫的命，昭舫不能见了不管。小哥又不是政府的人，何必去管他哪个党？小哥只管开个价，要多少钱赎身？”
金弹子乜斜着眼审视着昭舫，说：“曾少爷好义气，不过这价可不是我开得了的。我再不抓他没法交差啊！”
昭舫不惧他，笑道：“街上不好说，我们‘老通成’楼上去坐着说。”他见金弹子没有怒容，便把笑容放大了一倍，说：“走嘛，就算谈不成，过我的门口，也不去坐坐？”
金弹子的肚子咕咕叫了起来，心想还怕你店里有埋伏不成，便对手下使了个眼色，把薛培莜架着，押到了“老通成”三楼。昭舫一边点着菜，嚷着让店员去把高师傅从家里叫来，亲自摊豆皮，一边小声对店员说：“去叫谢三爷快来！”
几个人在楼上正吃着喝着，谢三金上楼来了。
金弹子听杨庆山说过谢三金早年救过他命的事，胜利后回到汉口听说他的境况后还派人送过钱，一见慌忙站起来行礼道：“三爷好！”谢三金绷着脸道：“你这是怎么回事？”金弹子说：“三爷不晓得，这是杨将军派人送信来说的，要抓煽动工人的共产党。这人我们派人吊了几天线了，不会抓错。”昭舫说：“谢叔，你晓得，昭舫在宜昌躲飞机时被土埋了，多亏他救了性命。我见了，哪能不救？”谢三金道：“金弹子，既然这样，你给我个面子，你师父杨庆山将军那边，我去说。”金弹子道：“师父那边，就不敢麻烦三爷了，只是我这些兄弟花这么多天踩线，吃这么多苦，我……心上过意不去。”谢三金道：“好说，我帮曾老板做个主，在座每人‘红金’香烟一条，你……”他把手伸到金弹子袖子中，见金弹子脸上笑纹绽开，便瞪着他说：“随我来！”
金弹子叫把薛培莜绳子解了，嘱咐手下回去见了杨庆山将军不许提起这事。心满意足地走了。
薛培莜看来被打伤得厉害，几乎走不动。昭舫让店员帮忙，从后门把他背到了自己“继诚烟号”的楼上房里，让他靠在沙发上。
昭舫说：“就在我这里养伤，我三楼客房空着的。你要送什么信，我帮你去送。”培莜很吃力地斜靠在沙发上，点着头，没有说话。他是执行地下党为迎接解放、协助南下干部接管城市进行码头工人动员工作时，被警察局雇佣的帮会流氓抓住的。
昭舫让东东赶快去从仅隔着几家的“仁仁堂”请来一位中医。医生检查后，认为“没伤骨头，有内伤。”
医生正在开药，不料马莉带着她老公跟着祯青一起闯了进来。原来，昭舫虽已叫楼下对客人挡驾，偏巧马莉夫妇由不知就里的祯青陪着，长驱直入。
翁参议长穿着旧长袍，看上去有些落拓，比在重庆时老了一些，却胖了不少。他应该也认识薛培莜的。
寒暄几句后，翁先生说：“翁某人造次登门，是请昭舫老弟在这份《和平倡议书》上签名。内战至今，生灵涂炭，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翁某不才，会同张难先、李书城等地方耆宿，挺身为民上书，向白崇禧提出三项要求。特拜求社会贤达签名。请舫弟过目。”
昭舫一目十行，见除了建议和谈外，还写着三项治安建议：
“一、如若撤退，须维持市区之警力以保护市区水电、工程及有关文化教育、民生日用之等“与作战无关”各项建筑与设备的安全，防止破坏。
二、保障武汉三镇市民生命财产。
三、保护青年学生不受伤害。”
昭舫很赞成，抬起头道：“家父不在，我签吧！”便在后落下了名字。
昭舫和祯青起身送走马莉夫妇。却又在楼梯上迎来了身着军装的魏公博。
祯青陪他们下楼去了。昭舫紧张地拦住魏公博说：“你要是来抓人或者探风的，就先抓我，从此就再不是昭舫的朋友了。”
魏公博双手抱住昭舫的肩，说：“你什么担心也不要有，我们还会是朋友。这里不方便，楼上去说。”昭舫便把他引进一楼半的小房，生硬地说：“那就在这里说。”
公博笑了，坐下说：“昭舫，你真是个书呆子！你在大街上拦金弹子，又去请医生。这么大动静，我还需得着探风吗？我要抓人，会一个人来吗？你打发走金弹子，就没事了吗？你不要误会。告诉你，我是来帮你的。薛培莜也是我的朋友。抗战时，我奉命从你丈母娘的药店买药送到后方，在潜江被日本人追捕。他带游击队的人一路舍命掩护过我，可惜我当时不能见他面谢。我们是同过战壕的战友，我会是恩将仇报的人吗？”
昭舫诧异地瞪着公博说：“你这人，真是一辈子都叫我弄不懂。”
公博道：“你会懂的。昭舫，我虽说是保密局的特工，但是我的道德标准，首先是要做好中国人！我如果见共产党就抓，那上次在楼上见薛培莜时，我为什么不抓他？还说了那些话？”
昭舫仍不放心，问道：“那你今天来做什么？”魏公博说：“你在众人耳目下做了那么多事，金弹子回去后杨庆山会不闻不问吗？还有，‘党通局’天天有人在‘老通成’吊线，见先抓后放了一个人，能不过问吗？”昭舫问：“那你是什么意思？”
魏公博说：“你这里未必就保险。他能转移吗？”昭舫说：“他被打得半死，一时往哪里转？再说还要养伤。”
魏公博想了一想，说：“昭舫，我的家小要被送去广州，我一个人在汉口也不方便。你要不反对，我就陪薛培莜住在你三楼，就不怕谁会来你家找麻烦了。”
昭舫想，不管他的话是真是假，也都暂时只能这样。他便说：“公博，你想过吗？要是这样，不管他出什么意外，我都会怀疑到你！而且，你的上司会容你这样吗？”
魏公博道：“保密局中校住在你这里，还会有人敢来你家搜共产党吗？你问我的上司？郑扩儒本人现在对党国前途悲观之极，如果不是党纪不容，他早就跑国外去了。他老婆一天到晚就在绞尽脑汁，怎么把她佣人的工资和家里一切开销都拿去报销。断不会来找我的麻烦。”昭舫说：“那好，你坐一下，我去问问他的意见。”
不料薛培莜竟立即同意了。他认为，现在敌人的队伍正在发生严重的分化，魏公博这样的正直军人是可以争取的，况且，他本来就知道薛培莜和小豆芽的身份和工作单位，却并未见派人监视他们，相反上次还故意向薛培莜透露，认识他们的保密局费耀祖现在也要回汉。他们也曾向组织汇报过遇到魏公博的事，组织上命把他列为争取目标。
这样，公博和培莜见面并握了手。昭舫在三楼搭了两个铺，让他们住了下来。
果不出魏公博所料。次日，就有不三不四的人在烟铺前后，逛来逛去，魏公博干脆把他的吉普车停在店门口侧人行道上，并自己跑到楼下露面，大声呼叫店员、帮他端吃的送到三楼。军警系统谁不知道魏公博，当然也就不来找麻烦了。
反倒是共产党不愿让魏公博承担太多的风险。根据我党在“党通局”潜伏的同志提供的消息，周远涤已经怀疑，那天在“老通成”放走的可疑分子藏在昭舫家。于是，在地下党组织安排下，薛培莜身体刚恢复了一些后，就穿着一套公博提供的军装转移走了。
广诚从乡下接来了哥哥广智时。正好静娴听说昭瑛和毓章在黄石路静坐示威，连忙带着葵花去劝他们回家。昭瑛却告诉母亲，这不是哪个人哪家人的问题，把母亲劝了回去。
可这时，死到临头、仍顽固不化的省党部官员们，想的却是另一些问题。他们自欺欺人地认定，当前民怨鼎沸是共产党在操纵，还在梦想把暗藏的共党分子清除，以为这样就可以改变无法收拾的局面。
也就在19日这天，魏公博的汽车没有停在门口。滕培英带着一帮“党通局”的便衣，硬闯进了“继诚烟号”，一气冲上楼。不容昭舫分说，又蹿上了三楼，使劲踢门。
门开了。可这群人却自己惊呆了。
身着中山便装的魏公博绷着脸，迎了出来，厉声对着滕培英吼道：“滕培英，你这是第二次带人来抓我了，你又想干什么？”
滕培英吃了一惊，“第一次”当然是指的当年他带日本人在“万国旅馆”搜捕他的旧事，眼前这个魏公博，连白崇禧都甚为欣赏，是自己极力躲着走的人，更怕他提到自己在沦陷时的那段见不得人的“地下工作”。而且，今天显然情报有误。他鞠了个躬，说：“对不起，兄弟情报有误，打扰魏兄了。”说着扭头道：“撤！”
魏公博一把掏出手枪，哗啦啦地拉了下枪栓，吼道：“谁敢走？”
所有人都吓得站住了，魏公博说：“把枪放在地上，都到屋里去！”
魏公博在武汉的抗日活动曾被传得神乎其神。滕培英的手下七八个人，个个双腿发软，一起放下了枪，进了门。滕培英忍不住贼眼四周扫了一遍，发现里面仅是一张床，一套桌椅，一部电话，盥洗间内靠墙还有一把日本军刀。
滕培英满脸死灰，声音颤斗地说道：“公博，这完全是误会，你我同学，还不好说么？”
魏公博轻蔑地看着滕培英，皮笑肉不笑地说道：“本人奉白司令和郑处长之命，在此隐蔽执行重要任务，对外公开说的是已经离开汉口。你们这群蠢猪，把我完全暴露，我很怀疑你这是共产党的阴谋！我得向上级汇报请示。滕培英，我让你来说：我是拨白司令的，还是拨郑扩儒、李经世、唐祀槐、周远涤……哪个的电话？”
滕培英这下真怕了，生怕魏公博趁此“公报私仇”，连声道：“魏兄，兄弟今天是受了错误情报蒙骗，说三楼藏有共产党。哪晓得大水冲了龙王庙。你看在我同学份上，原谅我一次吧！”
魏公博其实并不想让事情闹大升级，便说：“那好，谁给你的情报，你自己把那造谣的人送到岳飞街‘法汉中学’交给宪兵队，由他们审问。”
滕培英吓得方寸大乱，差点就要下跪，哀求道：“长官，不，魏兄大人大量，我们的情报是上级传下的，我哪有那个本事去追究？兄弟愿在‘群宴楼’摆酒，向魏兄请罪。您的行踪，我保证在场人都不向外透露，如有违反，听凭魏兄处置。”
魏公博冷笑道：“空口无凭，你们写个保守秘密的保证，各位签字画押吧！”
滕培英一一照办，写了个保证，带手下一一签字。有不会写字的，就盖手印。听魏公博说“拿枪滚吧”后，所有人才如逢大赦，夹着尾巴一溜烟下了楼。
这件事风声很小，连广诚和静娴、甚至祯青都不知在昭舫楼上出现过这曲拔枪武戏。从此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军警宪特来曾家骚扰。广诚都称赞昭舫留下公博住“做得太好了”。
一天晚上，昭舫去岳飞街看了祯青和那边的子女，回来到自己楼上时，街上已经戒严。偌大的1261号就只有他和三楼的魏公博，忽然听到一楼后门的电铃。他下楼开门一看，竟是刘实。
刘实道：“昭舫，街上戒严了，我要在你这里借宿一夜。”
昭舫把手指放到嘴唇中间嘘道：“进来吧，魏公博在三楼。”
刘实点着头，若无其事地微笑着。昭舫把他引进一楼平时东东值夜的小房。问：“饿着吧？”刘实点头。昭舫说：“现在‘老通成’打烊了，我去叫宪麟给你热点吃的，你别动。”刘实说：“昭舫，我想听收音机。”昭舫说：“我有个‘飞歌’的袖珍收音机，我去给你拿。”
在保密局中校的楼下，戏剧性地、住着共产党武汉市工委书记——他仍在工作。中间二楼，却是彻夜不敢入睡的昭舫。
因叛徒事件的阴影已逐渐淡去，刘实在香港待了几个月后，又被派回了武汉，参加领导武汉人民“反搬迁、反破坏、反屠杀”、护厂护校、维持社会秩序的斗争。
次日清晨，刘实已经离去，昭舫忧心忡忡地去三楼敲门。魏公博叫他“进来”。昭舫进去见公博正躺在床上，用一部自带来的收音机收听新闻，那是新华社的广播。昭舫听到女播音员阳光般的声音：“……4月21日，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已胜利渡过了长江！”
11 黎明之前
1949年5月1日，白崇禧的武汉“疏散委员会”秉承他决心顽抗到底的旨意发出通知：党政机关、社会团体、省立大中专院校等非军事人员、自愿疏散的市民，可向长沙、衡阳、广州、宜昌、重庆、桂林等地疏散。
但是，武汉已经有一个更强有力的司令部，在发出不同的号召了。
正对着“老通成”的汉口市电信局大楼，已经成为共产党地下市委坐镇武汉的指挥部，现任电信局局长——也是电讯局应变委员会主任——把他的办公室腾了出来，给刘实办公。
各校大张旗鼓地开展起了反迁校斗争。曾家的李毓章、昭瑛、张道愚、昭琳和已转学到东湖中学的秋平，都出现在他们各校反搬迁的“护校队”中。学校里，已差不多全是进步师生的天下了。
5月7日，“老通成”宣布停业。两天后，武汉工商业全面歇业。
广诚把职工暂时遣散回家，踱步到还剩着一条门缝的“继诚烟号”。他正想着“祁万顺”比他早一周就关了大门。却不料几个军人闯了进来。
昭舫一眼认出了久违的毛竞飞和费耀祖。想到魏公博刚好不在，他很紧张。连忙招呼、撒烟。笑道：“毛兄好多年不见，也从不到我这里坐坐。”
毛竞飞皮笑肉不笑地坐下，示意费耀祖带他的人都到店外去，然后对昭舫说道：“街上都关门了，老弟这里还能卖烟，不简单哪！”
昭舫说：“毛兄要什么牌子？我这里还有点存货，‘红金’？‘前门’？”
牛诚泡来茶，毛竞飞接下，轻轻吹着。广诚不知这群人的来意，只得小心地远远站着，看昭舫如何去应付。
毛竞飞喝了一口茶，才慢条斯理地说：“老弟，你也曾是党国的军人。想来大道理不用我多讲。汉口，明里看是党国天下，暗里却其实个个工厂都在听共产党摆布。兄弟我今天奉命出来抓人，没想差点被人抓去！今天我不是来找老弟麻烦的。你我向来人各有志。但我实在是走投无路，要求你帮我一个忙。”
昭舫笑道：“好说，毛兄尽管说。”毛竞飞说：“有你这句话，兄弟放心了。你帮我看这个人。”
他说着朝昭舫递来一张照片。昭舫一看，正是薛培莜。显然毛竞飞是有准备而来。昭舫故意惊咋：“这是我的朋友老薛啊！他又有什么事？”毛竞飞问：“你见过他没有？”昭舫很坦然地说：“见过啊！他可是好人啊！前些时被人打了，我还帮他请医生看过伤的，就在你坐的那张椅子上。”毛竞飞问：“就这些？”昭舫说：“唔！后来就没有来过。”
毛竞飞点着头：“好，好！曾老弟说得中肯，看来心胸坦荡。我们就打开窗子说吧！老弟，这个薛培莜，是共产党的工运头子。你最好与我们配合，要有他的消息，就即时报告。”他车过脸来，看着广诚：“曾老板，我对你家大少爷说的话，想必您也听清楚了。”广诚连忙回答：“清楚清楚，长官放心。”
毛竞飞收了笑容，冷冰冰地对着广诚，阴森森地说：“大—少—爷，怕还有个‘小少爷’吧？当年在东湖中学读书的，怎么没看见啊？你老带外孙，带了十几年，女儿怎么一次都不来看看啊？这么放心啊？我想他们一定在哪里发财、孝敬你老人家吧？”
他双眼像刀子一样，盯着面如死灰的广诚，继续道：“你老人家生意兴旺，在汉口几十年，吃得开得很，红、黄、蓝、白、黑道，哪条‘道’你都打了‘窝子’哟！”
他又转过来看着面露恐惧的昭舫：“老同学，你家里来的人实在太多了一点！我的确不想我的同学和这些人有什么关系。共产党要共哪些人的产？我想你比我清楚。莫受那些不相干的人的连累哦！到时别怪我帮不了你哟！”
毛竞飞说完，拂袖而去，广诚父子被他后面几句话吓得面面相觑。
好一会，赵凯鸣从后门走了进来，才让他们静下神来。
凯鸣道：“叔，您要租的房子已经租下了，就在黄石路靠铁路边的昌业里。楼上楼下，两个堂屋八间房，后面厨房、茅房都大。”昭舫问：“租什么房子？”广诚摆出老经验的派头说：“你们哪里想得到这层，还是跟爸爸学着点！现在又是兵荒马乱，土匪、兵痞、二流子、趁火打劫的都出来了。爸爸昨天叫人接回了秋平，还是不放心你妈和全家，叫凯鸣找个僻静地方，让女人老小带几件衣服去住些时。再说，共产党的兵到底怎么样，谁也没有见过。”昭舫道：“我这边还有这么多烟啦！不如爸爸你带全家和大伯都过去，这边留我和塘草就行了。公博住三楼，我住二楼，塘草住一楼。”
广诚表示同意。他刚听闻丙文最近身体不好，便叫凯鸣这些日子再不用来，回去照顾好他的父亲。凯鸣走后，他又和昭舫一同到了楼上，说：“我看你最好也避到岳飞街去，跟你老婆伢们住一起。刚才那个姓毛的，说话句句夹枪带棒，我这辈子还头一次听到，他们怕是知道了你小弟和大姐的底细啊！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的啊！到时候连魏公博都帮不到你的啊！千万莫大意啊！你一定搬！听见没？那边是租界的底子，好像没有停电，比这边强。不过，今天姓毛的说的话，千万莫告诉你妈，听见没有？”说完就赶紧过六号安排去了。
当天魏公博很晚才回。今天下午，他奉命去白崇禧在三元里的华中“剿总”司令部开会，亲眼见到了院子里机要、文秘人员和作战参谋人员大肆焚烧文件的一堆堆火。此刻，他心乱如麻。他既不惋惜这个腐朽政权的失败，又不愿看到他多年与之敌对阵营的胜利。
昭舫把他请到房里休息、喝可可，就把毛竞飞来的事说了一下，公博鼻子里头哼了一声，冷笑说：“有人在上头告我‘通共’。不过你放心，他们已没有精力去考虑拿你怎么办了。昭舫，今天，警备司令部已经宣布武汉进入战时状况，实行军事管制。粤汉铁路也由军运接管。电台也已停播。兵败如山倒啊！我估计后几天会很乱。你最好换个地方，躲几天。你的东西锁起来就行。要信得过我，我还住这里。”
昭舫还没来得及回话，后门的电铃声响了。不一会，塘草带薛培莜上了楼。昭舫惊道：“你怎么来了？今天毛竞飞还带人来找过你。”薛培莜指着公博道：“我来找他。”公博奇怪地问：“找我？”
培莜说：“对，我特地来找你。公博，解放军二野第四兵团、四野第十二兵团和江汉军区、鄂豫军区部队已经合围武汉。仗完全不会像白崇禧和宋希濂准备的那样打。武汉解放指日可待！公博，你是个正义感很强的中国军人，我希望你在关键时候站出来，站到人民一边。”
魏公博仿佛受了侮辱，“突”地站了起来，手自然地放到了枪套上。他圆睁怪眼道：“薛培莜，我念交情，明里暗里让着你、保护你。你要知足！不要以为我是在怕你们！策反，居然策到我的头上来了！”
薛培莜笑道：“公博，你冷静点，这里不存在你和我的问题。我和我的同志都很钦佩你的一贯作为，知道你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我们真心希望你不要为这个腐败透顶的政权殉葬。我们知道，郑扩儒准备要你带‘先遣队’去大别山打游击，实际上叫你落草为寇，你觉得值得么？你愿意以后湖北人民把你当土匪么？你比我们更了解放区的真实情况，你在心里比一比，当下这个政权还可能东山再起么？为什么面对历史，不做出正确的选择呢？”
魏公博表情未改，但是手离开了枪套，去端桌上的可可，坐到了沙发上。
他一口喝干了杯里的饮料，缓和了口气说：“培莜，我们各为其主尽忠，不必浪费时间相劝了。我没有别的选择，何况我的家小，两个月前就被‘护送’到了广州。”薛培莜说：“卑鄙！那是把他们当人质！你告诉我地址，我可以叫我们那边的同志悄悄把他们接出来。你在这里，放心地光荣起义。公博，我们一生为之奋斗的光明、强大的新中国就要出现了。”
魏公博苦笑道：“我还说得不清楚吗？我是个军人，不可能在危难时背叛党国，我甚至宁可以死明志。至于我的家属住址，我信得过你们的为人，我会在必要时告诉昭舫。”
薛培莜见一时劝不通，便退一步说：“武汉八十万人民都在迎接解放，可是白崇禧和你上司郑扩儒还在安排特务，想在撤离前烧粮食、炸工厂、毁码头，武汉人民已经组织起来，成立了‘义勇消防队’和‘纠察队’，保护自己的城市。公路局的汽车轮胎都被职工拆了下来，阻止省政府逃跑。民心所向，如同天意昭然。公博，我真心希望你和我们一起，保卫武汉人民的生命财产。千万别做对不起武汉父老乡亲的事。”
魏公博沉默了一阵，说：“你还是走吧！保密局和党通局都拿了你的照片在抓你。至于我怎么做，不用你们共产党来教！”
12 昭舫遭败军绑架
从5月12日起，魏公博就再也没有来过昭舫家。他的东西还留在三楼。这天，华中“剿总”已经从汉口撤退到了武昌长春观。汉口所有商店完全关门，街上已经几乎没有了警察和宪兵，成了“真空”状态。
汉口市总商会动员了大下小商家，凑齐3万枚银元，送到武汉“警备司令部”，作为“搬迁费”，促其速撤，停止破坏。13日，由爱国民主人士张难先、李书城等出面组织的“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成立。
昭舫代表“老通成”和“继诚烟号”前去捐款后，刚回到家，发现电灯亮了，心里出现了很久没有的太平感觉。他不知道，其实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纠察队已经控制了水厂和电厂。
他见外面世面仍然很乱，已劝说父亲停止了外出打拳。自己则每天早上回岳飞街一趟，看望妻儿。祯青悄声告诉他说，这里也很恐怖，对门“法汉中学”宪兵队里，经常有人被抓进去，就没见放出来。半夜时常会从里面传出惨叫声，叫人毛骨悚然。听说，里面把抓去的共产党灌盐水，坐老虎凳。昭舫安慰他说，今天街上宪兵少了，来的时候见“法汉中学”的大门大开，也许宪兵都已经搬走了。
14日下午，昭舫到昌业里看望了父母亲后，和宪麟一起回“继诚烟号”。天色已经有些昏暗。走到交易街东山里口时，忽然一群衣衫不整、蓬头灰脸的士兵持枪冲了过来。宪麟见势不妙，喊了声：“大少爷，快跑。”昭舫还在低着头想着事，没有反应过来，就被这群乱兵抓住，连推带搡，押着就走。
东山里交易街口一侧有个“东泉池澡堂”，昭舫和二十几个路人被押了进去。更衣室里，有几十个比叫花子强不了多少的烂兵，一个歪戴帽子斜穿衣的“长官”命令说：“都捆起来！”
昭舫挣扎着上前，问：“请问长官，你们是哪一部分的？”“长官”答道：“老子是蒋总统国军手下土匪支队，要请各位去帮个差。”昭舫嚷道：“长官，你总要让人给家里留句话吧！你能不能把绑松了，有什么要求慢慢说。”那长官用拳头对昭舫做了一个要打人的姿势，瞪着眼道：“就你话多！”
后面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人说话了：“长官，我也在五十八军当过兵的，家里有老有小，也挖不动工事。”这时一个文职模样的人走了过来，说：“少和他们废话浪费时间！你们哪些愿意出赎金的，可以不去。”被抓的人群中有个人吼道：“你们是国军，怎么像土匪绑票的？”不料这句话戳痛了这帮烂兵，几个士兵就冲上去，对他好一阵拳打脚踢。
“败仗打多了，输红了眼。”昭舫心里想。
天已全黑。几个烂兵不知从那里抢来一堆红苕，有生有熟，就在房里抢着连啃带吞，活像一群饿鬼。昭舫看着他们，不知会拿自己怎么办，只觉得绳子勒的地方越来越疼。忽然听到门口传来了父亲的声音：“长官，什么事？有话好说。”昭舫大惊，心想：“这塘草真是，怎么把老太爷弄来了。要出点事怎么得了？”
那个“文职”到了门口，见岗哨拦住的是两个老人，便大声说道：“抗击共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你们来找谁？”原来广诚得信后，一下就乱了方寸，救子心切，执意要和谢三金一起赶来。昭舫在里面听到，怕父亲暴露身份吃这些兵的亏，高喊道：“曾师傅，谢师傅，没有大事，你们不要告诉我爹！”广诚听得心痛眼发热，懂得是儿子在向自己“递点子”，便轻轻推了下三金。
谢三金上前道：“我们两人来赎我们家少爷。”“文职”道：“那叫你们老板来。”谢三金道：“老板跑到武昌去了，我是账房，只要我做得了主的，长官发话就是。”“文职”道：“发话？我说要撕票，你做得了主吗？”谢三金却不慌不忙说道：“长官一心为民，一生积德，莫说些话吓我老头子！我是说，慰劳慰劳长官，这点主我还是能作的。”
“文职”问：“你们老板卖什么的？”谢三金回答：“卖汤圆的。”广诚看到那军官明显不耐烦的表情，觉得不妥，在一个卖汤圆的身上能榨出什么油水？你这里怕吃亏，就归昭舫吃亏了。连忙插话道：“还卖烟。”
“文职”说：“那先给老子送两百条‘红金’、外找三条黄鱼。”谢三金说：“长官，我们小本钱，哪里……”“文职”说：“我这是一口价，肯不肯随你的便。”广诚连忙在身后捅他，谢三金心领神会，眼下，人最要紧，什么都得答应。便说：“我这就去，不过长官先让我见见我们家少爷。”说着故意伸出自己的假腿，让几个当兵的见识下真正的亡命徒前辈。
广诚和谢三金被容许进门，刚刚能远看见昭舫和二十几号人都被五花大绑挤在一堆，好像没有挨过打，就被当兵的推了出来。广诚心疼。赶快蹎着跑回“继诚烟号”。他得消息出来时，就预备要被敲诈，随身揣了几根金条。他把留下守公新里六号的宪银喊来，用小板车装了两大箱、共两百条“红金”牌香烟，叫谢三金带着赶紧送去。
谢三金却说不能送快了，当心那些兵见你这么快筹得齐，会加码子。但广诚怕昭舫吃亏，一秒钟也不愿多等。谢三金只好带宪银起身。广诚怕宪银又出事对不起哥哥，便赶去嘱咐他们，怕当兵的见青年人就抓，叫宪银送到附近不远，就一个人先回来。
这其间也就隔一百多米距离。不一会，宪银先回了。广诚守着心焦。竟觉得时间好像特别漫长，不知过了多久。谢三金终于回了。昭舫却没回来。原来那群无耻的烂兵，拿了赎金后，不但不放人，还把谢三金捆了，蒙上双眼。谢三金听见一个当官的在外面喊：“车来了，还想捞什么油水啊？快走啊！”又听见乱哄哄地又是喊叫、又是打骂地押着人往外赶。他听见昭舫在骂：“你们不讲信用，比土匪都不如！”又听到有人在打昭舫。等到人声小了，最后一个兵骂着，把谢三金的绳子活头一扯松，就跑不见了。谢三金挣脱后，拉开眼上的布，一气赶到中山大道，却什么都再也没见到。
广诚听谢三金说罢，连他这样的老江湖都没有办法，看来遇到不折不扣的兵痞了。他一时竟如同掉进了冰窖，两眼发直，不能动弹。宪银和谢三金喊了一阵，他才醒过神来。
这时静娴派塘草和宪东来打听消息了。广诚怕静娴知道，还不准会出什么事，连忙道：“东东，你回去告诉你太，就说大少爷回了，好好的。说我今天就在这边陪大少爷。”东东回应后走了。广诚又说：“三金兄弟你还辛苦一下，要塘草拉黄包车拉你到江汉关码头和高头方向，我和宪银到粤汉码头底下方向，去打听消息。你自己也要小心。”谢三金说：“大哥切莫要慌，大少爷吉人天相，自有上天保佑，您自己也要小心才是。”
三金话音刚落，只听到传来几声枪响，接着是嗒嗒嗒机枪声。广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不知枪声是否和昭舫他们有关。想到桂系二十年前撤出武汉前的作为，想起当年蔡元安和广瑞的遭遇，吓得全身都瘫软了。
13 谌家矶黑夜历险
昭舫等人被跌跌撞撞地押到一部有篷布的大道奇卡车上。同行的卡车大概还有两部。昭舫很容易就判断出，车行的方向是向北，也就是汉口人说的“底下”。他根据车行的速度和对武汉街道精熟的记忆，在心里分析车到了何处。后来汽车两次转弯，他清楚地知道这是在过三元里的铁路桥洞，出了城区了。
路开始变得很坏。又颠簸了很久，车才停下。然后，所有的人均被赶下车，松绑。昭舫一边活动着被捆疼的筋骨，一边用眼光四处扫了一遍。立即认出这是谌家矶码头附近。他想起当年轰炸武汉时，自己在飞机上对迈克尔说过的话：“把我蒙上眼，从飞机上扔到武汉任何地方，我都能马上说出在那条街道。”
他们被押到码头。这里的江滩很宽阔，路边有一个芦席搭成的临时仓库，他们被命从仓库往一条停靠在简易码头的木船上搬箱子。昭舫随便目测了一下，不下三四百米。斜坡上沙子很细很厚，显然是经多年水流涨落磨成的，坡子很崎岖，没有一处是平坦的。同来的人立即有抗议的、有骂的，但立即遭来踢打。有人哭了，因为他们认为这群兵很可能让他们做完苦力后杀人灭口。
箱子规格一致，两边横木可以很方便用双手端，但是很沉。所有人、包括昭舫都被迫不声不响地小心端起箱子，用肚子帮忙顶着、缓缓挪落着步子搬运。河沙很快灌进了鞋内，越装越多，但是没有谁停下来倒鞋里的沙子，因为倒了也没用，只要几步就会又装满。何况那些当兵的端着枪，站在一路监视着他们这群“民夫”，不断喝斥道：“轻点！”“过细点！”“摔了老子打死你！”。好在是下坡。下完长长的江坡后，踩着竹跳板，踏上一个顶棚已锈落的破旧小趸船，一条大机木船就停靠在这趸船边。趸船上又有两个士兵背着枪，监视他们上船卸货。
透过黑夜的江面，可以看见扬子江心天兴洲那边微弱的星点渔火。
趸船上的一个士兵在对另一个士兵说：“狗日的，老子们工兵就不是人，像苦力。”
另一个说：“那有啥法？命生的。”
那一个说：“老子明明看见两大箱烟，就只给老子每人两包，像打发要饭的。有火没有？”
另一个说：“点火，你不要命了啊？炸不死你？”
那一个气得又骂开了：“狗日的，又冷又饿，还不能抽烟。”
两个都不说话了，昭舫一边来回搬运，一边在寻思，这大约是一排工兵，在城里胡乱抓夫，是为了替自己搬东西。凭经验，是搬的炸药。把炸药装上船，一定是为了去搞破坏，炸码头？炸船？
凸凹不平的江滩的斜坡上，有一些散落着的芦苇，地形不太好隐蔽。有游水逃跑的可能吗？如果从这里下水，逃得出去吗？五月的江水这么冷！但如果不逃，还有别的机会逃吗？为他们毁掉武汉的罪行当帮手吗？他们会事后杀人灭口吗？
忽然间，昭舫看见，一条小船在无声无息地接近这趸船，船上一个人看见了昭舫，做了个不要出声的手势，又把手一挥，示意他走开。
昭舫明白了大半，顺从地去放下箱子，往回走，小船上的几人借助趸船舱壁的遮掩，爬上了趸船，混进搬运的队伍。突然，一起扑向了在趸船边的士兵。
一个很快被制服，另一个却似乎有反抗力，就要挣脱喊叫或开枪，昭舫也立即抽身大步上前，猛地用手捂住了那个兵的口鼻。在昭舫帮助下，这个士兵被按倒。其他搬运的人明明看得清清楚楚，却装作不知。那几人缴了士兵的枪，一边捆绑士兵，一边把木船搭系在趸船上的缆绳解开了，用一根长篙使劲把船撑向了江心。借助微弱的月光，昭舫看到，上游堤边还有一群人正猫着身子缓缓朝这边运动。
装炸药的大木船向江中漂去，在水流作用下打着转并漂走。过了一阵，岸上有个下江边撒尿的士兵竟发现了，提起裤子惊喊道：“船、船怎么走了？”这时坡上有人趁势大喊了一声：“跑啊，解放军来了！”小船上混进来的人便鼓动昭舫等人，一起乱喊：“解放军来了！快跑啊！”随后，一个人朝天上放了一枪。
那群作威作福的士兵听到了“解放军”三个字，早吓飞了魂，哪里敢布阵迎战，没命地向仓库跑去，乱作一团。几个尚有点作战意识的士兵怕炸药被解放军打中爆炸，便胡乱放了几枪壮胆，然后朝下游方向撒腿就跑。而昭舫刚才看见的那群人就势快速冲到了这边，原来是些带着红袖标的工人纠察队员。
一个人在指挥：“工友们，把那些兵赶远点，小心仓库里的炸药！”昭舫看见，高兴得差点喊出：“小豆芽！”
工人纠察队中其实只有几条枪，大部分人仅拿着棍棒、斧头，却一下就撵走了仓库周围的几十个正规军。随后小豆芽指挥大家迅速撤离，只留下专人炸仓库。因为过一阵敌人可能会悟出上了当，又杀回来。
工人中的司机开来了逃兵弃下的汽车。昭舫高兴得跑上去与小豆芽拥抱，随他一起爬上了一部“道奇”。
小豆芽问：“曾老师，你怎么会在这里？”昭舫把经过简单地讲了一遍。小豆芽说：“我们接到命令，赶来打破敌人逃跑前的爆破计划。曾老师，沿着长江，一大半都是我们工人纠察队的天下了！工厂、电信局，也都在我们的保卫之中。武汉就快要完全回到人民手中了！”
车向汉口方向开去。行了约十分钟，就听到谌家矶方向传来一连串巨响。昭舫问：“那留下搞爆破的人怎么办？”小豆芽说：“他们有船，会撤到河对岸青山去。曾老师，等下到了三阳路你就下车。我们还要去支援那边的同志，保护码头和渡船。”昭舫说：“我也去！”小豆芽说：“你不去了，你先回家，让家里人放心。不要急，以后需要你做的工作多的是。”
昭舫在天亮前先回到了岳飞街。一觉醒来的祯青完全不知道昭舫一夜的脱险经历，听昭舫简单叙述后，吓得半天没说出话来。
14 保卫人民的城市
1949年5月15日，这是武汉解放前的最后一天。
昭舫还没到家，小豆芽就按昭舫的委托，按他给的电话号码打到“继诚烟号”，报了平安。广诚接了电话，高兴得拔腿直跑去昌业里，给彻夜未眠的静娴报平安，只留下塘草守着店。昭舫一个小时后也骑着祯青的自行车回昌业里了。曾家阖家老小一片欢喜。广诚命他马上好好睡一觉。
中午，留守“老通成”的谢三金来到昌业里。告诉广诚：“共产党的人原来就在我们对门的电报局！”让老爷子又惊得半天合不上嘴。共产党派人来对三金说，要老通成出人参加“红帽队”值勤，维持大智路口和公新里的治安，防止国民党溃兵和二流子抢劫。
“红帽队”是老百姓对武汉解放前夕“真空”期民间自发组织“义勇消防队”的称呼。他们头包红色布巾，手持木棍，在闹市区和重要公共设施轮流值守，也是地下党组织信任的一支“友军”。
广诚不让吵醒在睡觉的昭舫，站起说：“我去！”。他嘱咐静娴等人看好秋平和毛咪。亲自带了宪银就赶了过去。静娴急得把头从窗口伸出喊他小心，年纪大了不要逞能等等。
没想到在前屋的说话把后屋的昭舫弄醒了。他听说父亲去值勤，怎么也不放心，不顾母亲劝说，还是要回“继诚”去。静娴只好让东东陪他一起过去。
回到“继诚”，乍看还是老样子。塘草见他便说：“叔，他们叫爷爷就在‘老通成’三楼窗子上看街，说是有事会有人来喊他。宪银去参加巡街去了。叔，今天快到中午时，魏中校来了一趟，把三楼的钥匙拿来了，说叫你回来后去三楼看一下。”
昭舫心想，他大概是跟白崇禧跑了，三楼有什么好看的。不过他想了想，还是上了三楼。开开门，里面除了一套棉军服，一把日本马刀外，在屋中仅有的那个小茶几上，显眼地摆着一个信封。
昭舫抽出里面的信，见上面写着：
“昭舫：此别无期，情谊心存，不言谢。代问夫人及毓章。
转告培莜，深感其友劝。公博为武汉战斗过，从未惧怕生死，恨不能葬身武汉。望弟谅兄不愿为二朝臣之志。
另：小心江中来快船，兄仅知其目标有各趸船码头，自来水厂之抽水船等。弟等万不可大意。香烟纸上系一部分机场和城近郊地雷布点图，公博手头资料不全，还望弟海涵。
愿后会有期
公博上 民国三十八年五月十五日”
下面是两张香烟纸，一张画了几个简图，一张写着一个广州地址，很明显是将他家人拜托给“共党”了。
昭舫立即收起信，大步飞下楼梯，拔腿直奔对门的电信局。
门口两个工人纠察队员拦住他问：“干什么的？”
昭舫说：“快，我有急事，找刘实。”
一个回答：“这里没有刘实。”
昭舫说：“对不起，我就是对门‘老通成’的小老板，有紧急要事，找你们负责人。”
一个声音在里面问：“什么事？”
昭舫一看，竟是自己那年接祯青时、在码头帮忙提箱子的那个人。他什么也顾不得说，从内心就感觉那人是共产党，就上前把信递给了那个人。
那人一看，立即说：“曾先生，谢谢你，我姓陆。”说完就让昭舫等着，他进去地下室。
在已停业的电报局大厅，厅中间的书写桌上放着一摞传单，昭舫拿起一张看，是：
“《紧急命令》，
民国卅八年五月十五日。查国民党蒋匪军华中‘剿总’匪首白崇禧企图作最后挣扎，现已全部撤离汉口。在人民解放军未进入市区以前，特命令汉口警察全体官警同志应切实遵守下列各项：
（1）人民解放军进入市区时，坚决停止军事抵抗；
（2）各守岗位维持市面秩序及保护人民安宁；
（3）各辖区所有公共建筑及公营事业（如水电、工厂、仓库、堆栈、银行、医院等）须严加保护，不得任意破坏或烧毁；
（4）各机关所有干部人员、重要文件、物资财产装备等应切实保护，以待移交。以上四项倘有故犯者，严加重惩，有功者按功给奖，胁从者不究其遇；
（5）凡与我方有关人员，应服从组织，遵守纪律，执行命令，完成任务。人民解放军将确保大家生命、财产、生活、工作等安全。否则，接受人民法庭审判。
中国人民解放军江汉军区城工部”
解放军的命令大气凌然，居高临下，明显地在掌控着武汉局势，让昭舫心头热了起来。
这时，薛培莜突然大步从里面走了出来，上前来紧紧地握住了昭舫的手。
昭舫说：“原来你也在这里啊！我应该说找你，他们就不会拦我了。”培莜说：“谢谢你及时送来的重要情报。你现在可以回去了。我们已经与我们在保元里9号的前线指挥部通过电话。我们会派人行动的，绝不会让敌人的阴谋得逞！我这就赶到一码头去。”昭舫说：“我陪你去。”
薛培莜一边大踏步向江边方向走，一边说：“我要赶去布置，你还是先回去。昭舫，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已经率部2万人在武昌金口起义。我解放军一一八师先头部队已经到了汉口东北角。襄河那边，蔡甸已经被解放军占领。武汉即将解放！可惜公博了，哎！他虽然有正义感，却始终不愿脱离他的政府，以为这是对信仰的忠诚。你先回去吧！”
昭舫转身过了马路，走进“老通成”去看父亲。
这已是下午3时许，滠口方向忽然响起了炮声，原来这是即将逃跑的国民党军朝解放军红薯岭阵地胡乱放的几下“起身炮”，立即又传来解放军118师猛烈还击的炮声。
与此同时，“小诸葛”白崇禧正坐飞机匆匆逃离武汉。
广诚听到炮声有些慌张，他对于“兵乱”是心有余悸的。在他的唠叨下，昭舫顺从他的要求去岳飞街——那边离军事要地粤汉码头实在太近——把祯青和一对儿女都接到了昌业里。
时间在慢慢过去，天也渐渐暗下来，然后，夜姗姗降临。这是旧政权下的最后一夜，然而这一夜是漫长的，也是令武汉人民极度紧张的。
广诚全家都守在昌业里二楼的堂屋，不想睡觉。不断可以听到武汉的守备军58军溃逃前实施爆炸的声音传来。
这其实是守备司令鲁道源在借爆炸勒索。汉口市总商会又连夜凑出2000银元送去，要求败军不要炸毁水厂电厂。这在当时被称为“赎城”。
在夜幕的掩护下，乱糟糟的溃军纷纷涌进江边几个码头集结，等待轮渡过江。当时除了三艘轮渡，大多数轮船已开往青山、谌家矶等地躲藏。留守专门实施破坏的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鲁道源，在对江城工商界敲诈勒索之后，还是背信弃义，下令对江城进行最后的疯狂破坏，他发出歇斯底里的咆哮：“一粒粮食也不要留给共产党！”招商局多达95艘大吨位船只也被他控制带走。
却说薛培莜带着工人纠察队，从集家嘴到兰陵路的码头、仓库、沿江设施都布置了值勤，监视和驱赶可疑的人员。由于他们，鲁道源的大部分破坏目标都没能得逞。潜伏在城里的各级地下党员数百人，以及解放区派来的城市工作部工作人员，已经纷纷“冒”了出来，维持着社会秩序，保卫着城市财产，迎接解放。
薛培莜遇见了“小豆芽”，便告诉他。天黑前，王家墩飞机场的工人和一部分原国军地勤人员、一些起义反正的国民党工兵，正在按魏公博提供的草图排除地雷和炸药。
小豆芽则讲到，码头工人查处了一艘装有炸药的木船。但是他们的话还没有讲完，就听到上游方向又传来了爆炸声，这显然是最后撤离的特务在施暴，事后得知，汉口集家咀至林森路的沿江码头的部分趸船及渡船被炸沉。
忽然有纠察队员带来了一个四五十岁的大汉，说他只嚷着要见长官。队员指着薛培莜说：“这就是我们领导，你说吧！”
那人说：“长官，我叫童柏青，是童家的‘三管’。老爷走前，叫我等当兵的走了以后去看看粤汉码头。童家在粤汉码头旁边有一个仓库和一个私家趸船，上月起就被警备司令征管了，不让外人插手。我下午吃了饭，心想他们大概已经都跑了，就过去看，仓库里面和外面货场还有上百方木头呢。不想我看到我们仓库坡下的小岔港里，停了几条船，装的炸药。这时有当兵的来把我抓了，说我是共产党。打了我一顿，关了几个钟头。幸亏有个姓魏的长官过来，认出我是童家的人，叫把我放了。他送我走到美国领事馆跟前，轻轻对我说了声，去告诉薛培莜，或者是领导。”
薛培莜说：“我就是薛培莜，童师傅，谢谢你了，你能不能带我们去？”
童柏青似乎有些犹豫，说：“其实又不难找，就在一德街底下一点，堤外江坡。”
薛培莜道：“他们是想用船炸我们汉口水厂的抽水船，还有码头。童师傅，你带我们去，就是为武汉人民立功了。”童柏青又想了一下，说：“好吧！”
小豆芽说：“事不宜迟，我马上带我们武装纠察队过去。”薛培莜道：“小心点，敌人五十八军还有不少人在那里等着过江。我们这里的人不多，而且都没有经过军事训练。”
小豆芽立即到青岛路仓库，叫上在待命的一二十个人，向粤汉码头方向奔去。
再说新“火线提拔”的中校军官毛竞飞，奉命在撤离前负责炸毁粤汉铁路码头、汽渡码头和水厂的抽水船。他按行动计划，带着十余手下和宪兵、十多名工兵到达了粤汉码头上游的童家仓库。
这里有一处断裂的江岸，约有十几来米宽，深入岸边数十米。枯水期会形成十来米高的断崖。五月，江水还未上涨，常有渔船停迫于这小港湾。鲁道源为撤离前破坏而准备下的、几艘装满炸药的轮机木船，就藏在这里。
毛竞飞指着他手下押着的一个双眼被蒙着的血淋林的人，说：“现在你就是招认武汉地下党领导是谁，我也不想听了。”他转向手下，“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动手啊！”
他的手和工兵们冲下坡，几个工兵跳上了第一条轮机船。船锚被收起来，机船开始发动向江里驶出。他们在船上把五花大绑的那个地下党装入一个麻袋中，又拴上了一个铁锚。
15 魏公博的最后选择
毛竞飞在看着第一条机船驶出，忽然有人高呼：“毛兄且慢！”他回头看见了跑步而来的魏公博。
毛竞飞在抗战中曾在魏公博手下战斗过，也有了生死交情。但此时，他想起郑扩儒嘱咐过他，魏公博最近意志消沉、立场动摇。又想到这次活动是绝密，魏公博应该随机关撤离的，怎么会到这里来了？便问：“魏兄来这里有何贵干哪？”
魏公博说：“毛兄，计划有改变，现在来不及实施了，为保存实力，命我等赶快撤离到武昌。”
毛竞飞狡黠地笑道：“可是我得到的命令是：坚决执行命令后，江中有汽艇来接我们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魏兄的口谕，恕我不能随便听从了。”
正在这时，江坡上一个声音喝道：“毛长官，抓住魏公博，他反了！”
魏公博不慌不忙地对那人高声说：“费耀祖，你的尾巴终于露出了！毛兄，派人抓住他，他被共党策反了。”
费耀祖说：“魏公博，组长命令我监视你，已经十几年了，你的一切企图我都清楚，你已经背叛党国了！”
胸有成竹的毛竞飞说：“少废话，我没有时间听你们吵架。”他对手下命令：“把他们两个都给我抓起来！”
费耀祖不知毛竞飞的底细，想掏枪。哪里逃得过公博的眼睛。他举手就是一枪，就把姓费的撂倒了。随后他跳到仓库的墙后，喊道：“毛兄，你我八年抗战，肝胆相照，还不相信我么？”他躲过了一个特务射来的子弹，立即回手一枪把那人打翻。自己飞快躲进了一堆堆木材后。
毛竞飞也躲在了隐蔽处，喊道：“我公私分明。魏兄，不要阻碍小弟执行任务！念我们多年交情，我放你走。”
魏公博高喊：“竞飞，我们为了从日本人手上夺回武汉，牺牲了那么多兄弟，你今天是要炸汉口水厂的抽水船，对得起汉口的人民么？你置民生于不顾么？”
毛竞飞懂得魏公博的意思了，他命令手下：“守住这里，不要让他能够射击下面船上的炸药，否则我们都会完蛋！”
第二艘船是个木机船，已经收了锚绳，想要划出小港湾，魏公博的夺命枪响了，掌舵的被人打落在水中。
毛竞飞发现了魏公博的位置，命令用火力压住他，掩护木船出江。
第二艘船又向前驶了几米，魏公博又是一枪，打倒了驾驶舱的士兵。船上的人见他弹不虚发，吓得都躲到了另一侧。
魏公博喊：“毛兄，你再逼我，我就打船上的炸药了。”
毛竞飞无奈，喊道：“别打、别打！公博，是你在逼我！我朝你走过来了。你要下得了手，就朝我打！”说完示意手下悄悄跟着自己。
正在这时，有士兵喊：“长官，有人来了！”
毛竞飞此时把双手放在头上，把自己暴露在月光下，正带着隐蔽的手下向魏公博方向缓缓走去。
小豆芽的声音响了：“国军士兵们，你们被解放军包围了，缴枪不杀。”
立刻有人朝小豆芽那边射击。工人纠察队这边也马上有几杆枪还击，并对着最暴露的毛竞飞射去。
毛竞飞中弹倒下，魏公博惊喊了一声：“毛兄！”就冲到了他跟前。
毛竞飞喘着气，恶狠狠地说：“你这个叛徒，借刀杀人！”说完就闭上了眼睛。
小豆芽带纠察队虚张声势，一边放冷枪一边高喊“缴枪不杀”。国军和特务看到长官被击毙，吓得一哄而散，沿着低处江岸撒腿跑了。小豆芽等抓住一两个，却看见魏公博正跪在毛竞飞身边。
魏公博满脸是泪水，对着小豆芽道：“江上的汽船是去炸水厂抽水船的，船上押着你们的一个书记。”接着，他低下头对毛竞飞说：“竞飞，原谅我，不是我叫他们来杀你的！我到阴间再跟你解释吧！”说完，他举起手上的枪，对着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16 武汉解放日
1949年5月16日上午10时多钟，站在老通成楼顶的广诚和昭舫翘首看到，从中山大道北、“底下”方向，几十个带着红袖章的工人和学生飞跑过来，一路跑一路高喊：“解放军来啰！解放军来啰！”
大智路口瞬间变得沸腾。“老通成”门口、“继诚烟号”门口，一群群人敲响了锣鼓。学生们、工人们、店员们、市民们、女人们、孩子们从四面八方涌了出来，自发地在中山大道两边，排成了人堤。这其中有许多带着红帽，或带着袖章的工人纠察队员。不少人拿着五颜六色写着标语的小旗。
摘去了国民党帽徽和领章的值勤警察们发放和张贴着《安民告示》，有的夹杂在欢迎人群中。
街面热闹而秩序井然。忽然间，人们欢呼、跳跃起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歌声正由远而近地传了过来：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众的希望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雄壮、威武、整齐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如同洪流般，浩浩荡荡地行进过来，像一条绿色的河流，不可阻挡地、源源不断流淌在饱经沧桑的汉口街道上。半个世纪中多次处在革命最中心的武汉人民，经历了无数残酷的岁月，苦守着对未来的期望，自己的军队终于如同天神般到来了！
一条写着“天亮了”三个金黄色大字的红横幅，在夹道欢迎的队伍中拉开。宣布武汉就此回到了人民怀抱！
有那么几分钟，街道两边人群的堤岸突然鸦雀无声，只听到人民军队脚步踏着汉口城堡——后城马路——中山大道街面整齐的脚步声：“嘁嚓，嘁嚓，嘁嚓，嘁嚓……”
昭舫站在窗口，一瞬间，这“嘁嚓，嘁嚓”的脚步声，让他的头脑中疾驰过了不计其数的画面、飞渡过漫长的岁月。当年他作为一个进步学生，作为一个爱国歌咏活动家，作为一个抗战队伍中的士兵，经常在寂静的世界中，听到从天外传来这样的声音。
他热血上涌，此刻，他真想要一根指挥棒，再次去指挥万人合唱队伍，唱起庆祝解放的歌声。
忽然塘草跑来他身边，小声说道：“叔，有几个挎着盒子炮的人，直冲到六号去了，他们说要找你。”
昭舫吃了一惊，解放了，匪军都跑光了，难道又出了什么误会么？
他不敢去打扰正看得专注的父亲，大步跑下楼，直向公新里六号奔去。
门口站着几个跨短枪的解放军战士，见他跨进大门，并没有什么反应。昭舫心里充满疑云，等他走到楼梯口，听到楼上传来母亲和祯青欢快爽朗的笑声，他放心了，心转而激烈地“嗵嗵”跳荡起来。
他三步并作两步、冲到二楼堂屋，屋里面一片欢腾，三个军干同时站了起来，异口同声喊道：“昭舫！”
潘乃斌！李厚生！朱九思！
我的同学、我的兄弟们，你们铭记着我们的友情，在经历了多年严酷的战火后，刚进城就来找我了！
他的眼泪瞬间涌出来了，紧紧地和他们拥抱。回来了，我的朋友们！你们为了民族解放的理想，亲历生死，光荣地回来了！
现在有多少话要说啊！
潘乃斌到达解放区后，改名潘琪，正待上任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教育处处长。李厚生改名李锐，朱久思改名朱九思，他们两人是前去接管即将解放的长沙《湖南日报》的。
他们谈论着离别的岁月，谈论着当年的武大，谈论着一个个同学的去向。
潘琪说：“明天，武昌大概就解放了。我就会跟着‘四野’过江，去我们的母校武汉大学，昭舫，我们是被他们通缉和开除的学生。但是，明天，我们的学校就会走上新的道路了。”
昭舫问：“‘美专’你也管吗？”潘琪道：“是啊！”昭舫说：“我三姐就在美专教书，姐夫是张道愚教授！”李锐问：“张道愚？是那个很有名的国画家？和潘天寿、吴茀之一起的，‘白社’的骨干？”昭舫说：“就是！”九思道：“不简单，我知道，他比我们更早去过延安。曾家真是人才济济。”
昭舫却略有伤感地说：“就我太平庸。现在嘛，生意人一个。”
潘琪说：“别那么说，中国解放是全国人民共同斗争的结果。当年你的《大家唱》曾经鼓励和唤起了那么多人投入抗日斗争。我和你分手后的第二年，曾受党派遣去国民党第84军173师从事统一战线工作过，就随身带着两本《大家唱》，很有帮助咧！现在新中国就要建立了，我真心希望你能把《大家唱》继续编下去。让革命的胜利歌声响遍祖国大地！”
“现在我还编《大家唱》？”昭舫苦笑道。
“当然哪！现在是人民的政府、新的中国，我们需要更嘹亮的歌声来歌唱我们的战斗历程，歌唱我们的胜利，迎接我们的未来。昭舫，我绝不是随口一句，我们在进武汉以前就听说了你的一些情况，对你反对内战、掩护我们同志的事情都知道得清清楚楚，我们都希望你能行动起来，希望你能尽快编出为广大群众、为新中国需要的《大家唱》。”
李锐和朱九思也立即发表相同的建议。昭舫听着听着，心里发热了。
是的，回想多年来的经历，一直压抑的歌声应该响亮地唱出了，这是我的强项，如果重编《大家唱》，我也能为新中国贡献一份力量。他的心里已在急速考虑怎样回到这一战线。
潘琪催促地问：“我没开玩笑，你同不同意啊？要我三请吗？”
昭舫不好意思地笑了：“怎么不同意呢？我也就总是被你们牵着鼻子走嘛！”
李锐笑道：“千万别那么说，我们都是对你的才能和人品深信不疑哪！”
潘琪又转向静娴：“伯母，我在抗战时，在苏北盐城多次见过大姐，我还知道小弟在皖南事变中安全突围。不过后来就各奔一方，不知道他们的消息了。”
昭舫着急地问：“他们属哪支部队，你知不知道番号？”
李锐道：“依他说的，他们应该是属于‘三野’的了。”
潘琪想了一下，说：“这样，肖望东同志曾经是我的上级，现在是苏北区党委书记和苏北军区政治委员。他很平易近人的。我先帮你给他写封信，打听一下消息吧！”
但是昭舫更急，说：“你现在就给我写！我带去，找肖望东。我准备马上就去上海。”九思道：“上海还没有解放啊，你急什么？”昭舫说：“我看到解放军这样的军队，相信要不了几天了。”
兴高采烈的广诚一步跨两梯上楼来。他还没来得及看房里的人，就在楼梯上又回过头高声吩咐楼下：“塘草，明天回趟乡，把人都喊回来。我们要开业了。先做些包子，慰劳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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