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老通城曾家:再生-老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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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重返汉口

    想要在朝天门买到一张去武汉的船票,就是等上一两个月也不会有影子。不要说广诚这样的小商人,就是很多军政界要人的家属也一筹莫展。多达几百万人都急于第一时间出川。而政府更需要用最大的力量、来运输出川去“受降”和“接收”的政府官员和机构,运送“收复”广大敌伪占领区的军队。加之下游各公司企业的要人或派出的先行人员也都在争抢着上船回乡收拾产业。一般对故乡旧土望眼欲穿的民众,只能每天候在朝天门附近,叹着气看看热闹了。而有些有实力又还轮不到“计划安排”的军官们则干脆自己下码头抢船,却常常“大水冲了龙王庙”,遇到了另一部分“老子抗战八年”的军人,相互红着眼、拔出枪来,“提虚劲”威胁。

    广诚在庆祝胜利后几天功夫,就完成了赶水的所有业务交割和结算,然后一气赶到了重庆。他心里不打算再去木洞。但是当看到码头的混乱后,他便明智地让也赶来的毓章,把静娴和秋平暂时先送回木洞。

    他自己则直接通过颜家的袍哥兄弟们,上了一艘不知是准备运送些什么要人的客轮。他被用小船从江中送上船,直接安在了水手舱。

    经过长达十天九夜的航行——往日只要四五天,因沿途均有重量级人物或重要公务人员登船不断停船耽误,挤得满满的轮船才终于到达了武汉。这一天是九月二日。

    从看到龟、蛇山在天边的轮廓起,广诚就一直挤在靠船头的左甲板上,眺望着汉口。看到久违的江汉关钟楼出现时,他顿时心潮澎湃:他回来了,他真的回来了!

    当登上四官殿码头时,他连眼睛都湿润了。终于又踏上这片土地了,他故乡的土地!

    他简直不大认得经过七年蹂躏后的汉口市区了!四官殿以上的房屋已经变得十分陌生,以前王兴汉、童瑨住的老屋一带,房屋街道都完全变了样子。听拉载他的车夫说,四官殿、六渡桥以上是日本人划定的“难民区”。街巷两头都树立了木栅子,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3点才让人出进。几年前,日本人放了把大火将这一片三万多户人家烧了个干净。广诚听得鼻子发酸,不过毕竟是故土,他还是能大致认出汉口老街的蛛丝马迹。

    他叫车夫径直拉往公新里。人力车经过水塔后,他发现街道的变化就不大了。到达他江汉路口的中国银行时,车夫突然说:“这是日本人‘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大孚银行’就是宪兵队,鬼子抓了中国人放狼狗咬、灌水、钉竹签、拿电烙,死了就丢在硝镪水池子里化了。就才一个月前,这些地方都没有哪个敢路过的。”

    广成揪心地听着,但是很快就顾不得听车夫说话了,他被眼前的惨状猛击了一下:“大智旅舍”等一排沿街房屋,已被炸得只剩下一片瓦砾!从中山路就可以一眼看到公新里六号的山墙——已显得有些破旧斑驳的老墙。

    家!家啊!

    他付了钱,提了箱子下车,迫不及待地就转到“祁万顺”和“通成”的大门前。

    “祁万顺”的大门敞着,里面摆着几张办公桌,有人坐在椅上低眉吹着茶水,看也不看他。“通成”的门口则竖着一块“中国国民党平汉铁路特别党部”的大牌子。大智路1、3、5、7、9五个门面门都开得很小,每间都有穿制服的办公人员,有的在谈天,有的在看报。广诚伸头往“通成”里边探了一下,一个戴着大沿帽、穿着警服、挎枪的人立即从里面走了出来,厉声斥道:“看什么?没事走开点!”广诚小心陪笑说道:“这位老总,我是这里原来的老板。”那军警道:“什么老板?这是日伪逆产,我党部奉命接收了。走开点!走开!”

    怎么被这些官老爷占了?

    广诚心想,犯不着和这么个小丘八去浪费时间,他要先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便绕到公新里六号门口。

    大门被封着,上面被不同的什么部门贴了好几层封条,最上面的封条是“第六战区敌伪财产清查小组”,下面被盖着一大半的封条还看得到“……先遣二十一军逆产接收……”几个字,再下面压着一张“……高军事委员会接……”最下面是“武汉治安联军治……”从门缝往里面看,堂屋里就是对着些破家具和破棉絮,遍地破纸,连天花板上的灯泡都被下掉了。看来尽管有这么多部门、贴了这么多封条,也还是有人破门而入,先下手为强,“接收”过了。

    广诚心里发凉,汉口怎么这么乱,成了抢犯的天下了?从四川起一直燃烧在心头的烈火,现在开始转向烧他的头。他在门口发呆站了一阵,便提起了箱子,向法租界方向走去。

    大智路凋敝得破烂不堪,他不想去走了,选走中山路。对面的电信局依旧完整挺立。中山路上,一路的店铺、房屋,只要像样点的,多半贴得有封条,兰陵路口对门、原先的“万方旅馆”那一大片都只剩下轰炸过后的断垣残壁,显然不存在了。兰陵路“大光明剧院”有些叫化子一样破乱的中国军人出出进进,也不知道是后方运过来的、还是前方打过来的,抑或是胜利后冒出来的“先遣军”。

    广诚拖着腿,慢慢走到了法租界口上。远远就看见了“万国旅馆”的招牌,虽有些旧,但仍十分醒目。他好像被注射了一针兴奋剂,终于看到自己在汉口还有占股产业尚存。便大踏步地向旅馆走去。

    广诚一进门,就听里面赵凯鸣喊着“叔叔”跑着迎了出来,一手接过他的箱子,一边睁大双眼看着他,眼泪都快出来了,问:“我婶娘呢?我的妹妹、兄弟们呢?”广诚感到一阵温暖,一边回答着,一边信由他把自己带到了二楼的账房。

    凯鸣一边为他倒茶,一边说:“叔叔你休息一下。戴老板一会就要来,我们再一起去吃饭,为您接风!”

    广诚问:“你爹你娘好吧?”

    凯鸣低下头说:“爹大不如以前了。娘……已经走了几年,是闹饥荒那年得病去的。”说着眼泪流了下来。广诚想到这场万恶的战争,又气又恨。连忙把话岔开。

    凯鸣又说:“待会戴老板来,叔叔莫问起他的闺女。”广诚惊问:“又是怎么了?”凯鸣说:“日本人投降后,他听人说,去年被日本人打死的游击队长‘六姑’,恐怕就是被他从家里赶出去的桂香。外人只晓得戴桂香,我们一小长大的和她家里的,才叫她‘六儿’。原先和大少爷一起唱歌的,叔叔只怕忘了?”

    广诚立即想起了戴六儿,却又恍若隔世,说:“哪里会忘呢?是么回事?”凯鸣说:“她啊,中学毕业那年和她家二妈、九妹回乡,在路上被日本人糟蹋了。小妹还不到十岁,当场被活活糟蹋死了,二妈当晚上了吊。真惨啦!鬼子真是畜牲都不如哪!可戴老板那人糊涂得不懂好歹,那样的血海深仇,他还去顾面子,反倒骂桂香怎么不死,硬把她赶出了家门。哄外人说,她们三个搬回乡去住了。这事我还是到我娘归天那年,回乡‘上山’,才听说了一些。谁知六妹是个英雄胚子,立志报仇!她先是在码头假装卖绿豆汤,用药毒死了好几个日本兵后跑了!后来胆子越来越大,不知几时、投了哪股游击队。有天晚上摸到妓院,砍了一个日本特务头子的头,还在墙上留血书‘专杀鬼子汉奸,六姑是也!’这一下出名了!那几年,不晓得有几多个汉奸丢了脑袋。其实有些是别人借了她的名杀的。警察局还悬赏抓她。嘿,那些王八羔子提起六姑就打颤!那几年,再厉害的汉奸走狗,只要有人在他耳边悄悄说声‘六姑刚来过’,他就吓得脸色大变,马上溜开。”

    广诚听得十分敬佩,又恍然大悟,说:“是了,我们船过沙市码头时,上来一对唱鱼鼓的瞎子夫妻,唱的就是‘六姑夜闹江汉关’,说她把四川逃回的大汉奸、警察局长龙汉彪几个人杀了沉江。我还当唱的哪个……”正说着,有人在楼下喊凯鸣:“赵经理,戴老板来了!”

    老朋友见了面,戴老板脸上笑着,表情却很是复杂。赵凯鸣又跑着去喊来了他父亲赵丙文、以及戴承喜的女婿杜季卿,一起到火车站边上的一家酒馆为广诚接风。

    广诚问起王兴汉。丙文摇头说:“不在了,死得够本,三个日本人和好几个汉奸哪!以后和你慢慢说。跟日本杂种、汉奸走狗的账是有得慢慢算的。”

    见广诚很是难受的样子,丙文便把话扯开,说:“兄弟,你回来打算怎么办?”广诚讲了今天的见闻后说:“我还要想法把隔壁那几家人都找到,去求他们把门面还给我们做生意。”戴承喜说:“你先住下再说。我晓得法租界那边有几间空房,房东与我有些交情。你先去租来住下。汉口现在太乱,你刚回来,去哪里找那些人?我叫凯鸣和季卿先帮你打听。我记得日本人来后的第二年,祁海洲还在大智路开过一家‘福兴和’,卖粉面,生意不好,后来又听说在民权路与人合办了个‘吟珍楼’。只是听说几个月前也停了。”广诚见说,很是感谢戴承喜。他便在肚里盘算,先找到省银行的人,打个招呼。再利用这几天回趟乡。他挂记着自己的哥哥广智,还有广瑞、淘气等兄弟们。此外,他还想去看看田贵义。

    经历了似乎永无尽头的苦难,目睹了无数善良的人的死亡之后,这几个幸存者都相信,和平和安宁已经真的到来了。正规中央军来后,这些乱七八糟的接收班子一定会烟消云散。市场又会回归繁荣,那个热闹、富足、忙碌和蒸蒸日上的汉口又要回来了。

    当晚,广诚跟随戴承喜去租下了法租界的房子,他已经下决心了,这次必须去找童家开口求助。童琪在法租界的住所就离他租的房子不远。

    帮他“安家”的赵凯鸣听他一说起童琪,立即告诉他童琪这些年的事。童琪是童家唯一留汉看守家业的人,躲在法租界的。“开始鬼子也奈何不得他。张仁蠡[20]亲自登门,请他当汉口商会会长,他也不买账。一直到日本和美国开了战第二年,龙汉彪跑回汉口,拿了童三爷藏身的地址,叫原先跟过童家的那个孙狗子,跑到日本人那里告了密,说童三爷在帮重庆做事。日本人派人进租界把他绑了出来,拉到宪兵队灌盐水!童三爷哪里受得了那份苦,招了,投了降。领着日本人把重庆的电台也破了、人也抓了,重庆的死了七八个。日本人把他放了,又逼他当了年把会长。听人说法租界小老大彭先旺和六姑后来的死,都跟他有点关系。‘锄奸团’原先和童家是割头换颈的,这下恨死了他,说他是‘漕运团’的,也就是投降了日本人的帮会,是汉奸。军统还派人打了他的黑枪,三枪都没把他打死,倒帮了他!挨枪后日本人再也不为难他了,他也就从此成天养病。前些时,重庆派来受降的马本全少将,在五花宾馆[21],当众又说他是忍辱负重的地下抗战的英雄,说那些事和他没有关系。我们反正都是听,那个晓得是真是假。”

    广诚听到童琪“不是汉奸”,吃了颗定心丸,决定次日便去登门。

    2 劫后的家乡

    童瑨不愧是神通广大的武汉枭雄。他是和蒋主席的特使、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谋马本全同一天到汉口的,比广诚还整早了一周。广诚去找他时,只见童家门口人气云集。看来童琪的旧事污迹早已烟消云散,童家又开始呼风唤雨了。

    其实童瑨这阵也如走钢丝,亏得他在政界军界财界和江湖的牢靠根基,他的难关已过,剩下的是要封住舆论,以防众口杀人。而无论是从四川回的、还是留在汉口的,都与广诚一样,毫不怀疑往日的童大爷又回了,仍是汉口一言九鼎的枭雄,来求他、巴结他的人络绎不绝。要不是童家上下认得广诚的人多,广诚还不能那么顺利就见到童瑨。

    童瑨见了广诚就说本想约他一起回来,没想哥哥自己回了。等听明了广诚的意思,马上说一定帮忙,给他几天时间,定有佳音。广诚大为开心,便马不停蹄地赶回乡下去,见他常年挂在心上的哥哥。

    乘小汽渡过马沧湖,从松林嘴登上东龙王山的垭口了,他心潮澎湃地极目望去,故乡竟让他震惊,惊得差点迈不开脚步。

    他几乎认不出来了!九真山上所有的树木荆棘都已被伐光或烧光!往日墨绿苍翠的群峰,竟全是光秃秃的,一片荒凉。听同路的人说,日本人因为在侏儒山挨了新四军五师几次揍,吃了大亏,便拿这里的山出气,砍树烧山,把山上的庙、观也都拆光,把山都变秃了。

    下午两点来钟,广诚回到已经显得破旧的老屋,见到哥哥广智正木然地坐在堂屋的竹靠椅上。

    兄弟俩几乎说不出话来,呆视了一阵后,互相拥抱着,哭了不下半个钟头。

    堂屋里跪着广智的一排子孙。一大半广诚都不认得了。嫂子在饥荒的1942年已经去世,广智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孙子都死于瘟疫。好在他另两个孙子现已长大成人。

    他童年的挚友淘气在永安堡被日本人抓走,有人说看见他在汉口被装上了火车,以后就没了音信。鬼子还进村抓过人,只要鬼子进山,村里人便都要往山上躲,像淘气那样被抓走没有了音信的男人就有十几个。

    广诚忍不住痛哭了出声来,“兄弟啊,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啊!天杀的小鬼子啊!”一大家人也都呜呜地、哭成了一片。

    广智茫然地看着门外远远的山野,木讷地对广诚述说:“你广瑞哥想留汉口发财,结果被日本兵抓去,不晓得受了什么罪,还是陆财宝看见了他、把他救出来送回村的,回来就疯了。过了两年就死了。他那个小儿子,花光了他老子一辈子抠出来的钱后,一个人跑去了汉口,去专门帮警察打听抗日分子,换赏钱。那家伙不是个东西,呸!败类啊!他哪里配姓曾?后来被‘抗日锄奸团’打断了一条腿。有人在汉口看见过他讨饭。这两年也没有消息了。倒是他娘可怜——就是冯嫂——眼也哭瞎了,后来投了河。”

    一个身材瘦削的小青年站在了堂屋门口,怯怯地喊了声:“爷爷!”广诚问:“你是谁?”小青年说:“我是宪麟,就是塘草。”广诚有些吃惊,忍不住又问:“你……塘草?姓……曾?你姓曾?”这时一直躲在屋外的女人们才一起涌进了门,又跪下一片。

    塘草他娘说:“爹呀,不是你,我娘俩哪还有命啊?他当然该跟你姓曾,姓曾啊!”

    广诚大为感动,说:“你们都起来起来,以后都不兴跪了。日本人打败了,蒋主席要建设新中国,是要讲平等自由的。以后就好了。我们活下来的人,一定要好好过,堂堂正正做人哪!”

    乡里的亲戚朋友陆续聚来了一屋,“广”字辈的坐在大小板凳上,“昭”字辈的则站着,“宪”字辈以下的和女人们都站在门外。谈论亡国奴的辛酸,谈侏儒山大战,谈一家家的现状。广诚也讲了在重庆几次空袭中的惊险经历,讲了大后方的艰难。他听到乡亲们现在都很苦,感慨地说:“我这几年在四川坐吃山空,现在差不多一无所有,店铺也被铁路党部占了。现在胜利了,我要重新再来,等我再办起了店,绝不会忘记我们义田湾的人。”心里却在默记着下面人的名字,排着将来带进城的先后次序。

    到了晚上,广智走到他面前,把原封不动的三十张10元的法币塞给他。广诚大为失望,锤着哥哥的胸,顿着脚说:“哥也,哥哥啊!你怎么是这么个人啊?你怎么一张都不用呢?还是我哥哥不?现在这钱顶多当原来十元!你要拿出来过宽点,嫂子怕也不会走啊!”广智难过地把他推开,强打起厉声说:“你瞎说什么?日本人来了不久,就不让用中央法币了,藏有法币要抓起来的。再说,那几天,我被抓到外面修炮楼,我一点都不晓得家里……她……她……兄弟,我让你嫂子苦了一辈子,我心里也过不得她……过不得她啊!”说着,又呜呜地大哭起来。

    广智泣不成声:“过了不多久,连孝期都没有满,两个儿子和大孙子又被派去修路。那边闹瘟疫。后来村里又拉去过十几个人,那些活回来的就和尚一个。那年头盐都没吃的,要配给。日本兵每年都来收我们的粮,一亩稻田要给他大米六斗,无田无地的也要每人交2斗,交少了就说你‘抗粮’,要抓去做劳工、想打就打、想杀就杀。”他艰难地继续讲述:“就我这个老不死的……偏就不死……活着受罪……兄弟啊,那不是人过的日子啊!”广诚听着难过地想,说是我们逃难吃了苦,毕竟都还活着,还活得像个人。留在家里的人真是太可怜了,鬼子真没把人当人啊!忍不住抱住哥哥,又痛哭起来。

    广诚给爹娘、嫂子上过坟,又赶去大集看望田贵义。老天爷还要继续让他伤心。他又只能看到了一处坟冢。

    他回乡将自己在乡下所拥有的田地分成了三份,有十来亩交给了哥哥。广智本欲不受,但想到若不收下广诚仍会交给祠堂做善事。自从日本人来后,那些地一半已无人耕种,而自己子女已成家,靠自己那点地分下去,吃饭都成了问题。这份帮助只有亲兄弟才能作出的,便默认了。广诚又将近二十亩地仍交给祠堂,继续他的善事。剩下离家最远的一二十亩土地出租,自己则带走了这几十亩地契,打算万一再在汉口借贷时可以用上。

    他在乡下耽过了三天,流了一生都没流过的那么多眼泪,带着和尚和读过两年小学的曾宪麟,也就是塘草,回汉口了。既然是“自家子孙”怀着感恩的心情跟随,可以暂时不发工钱。眼下,他是请不起人的。

    3 忍敲诈重金讨门面

    回到汉口,凯鸣已经帮他找到了祁万顺的老板祁海洲。祁家也想回老地方做生意,主动跑腿把那三家也找到了。广诚听到后大喜。连忙将那四家老板拉到茶馆见了面。大家都是百感交集,也都很齐心要把门面要回来营业。谁都知道那是黄金地段,但谁都知道要回来不是那么容易。尽管交涉都还没开始,老板们都没忘记从抗战前广诚的运作中受到的启发,不想再把自己的楼上让给广诚去租用了。米店的孙老板最先发表声明说:“这次每家租自己门面上的,一直到顶楼吧!”

    广诚一听,再不能像战前那样租下全部楼上,虽然觉得遗憾,但毕竟自己已经元气大伤,一时也没有那个财力,何况现在正是需要五户团结的时候,就貌似爽快地点了头。

    童瑨果然帮忙,给省银行的吴副行长打了招呼。吴副行长是战前留日的高级金融人才,是金城银行退休的高级职员吴先生的二公子。广诚听说到这里,才猛然悟出这位副行长是谁。心头涌动的那股所向披靡的勇气一下泄了一半。心想如果当初昭萍应了这门亲多好。联想起自己在綦江赶水时,也是因悔婚得罪过的范家侮辱他,脑中不禁反复跳动起“冤家路窄”四个字。

    反正也不能退。他和那四家碰头商量好后,便约在一起去省银行登门求见。哪知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那接待的张科长一张判官脸,说是没有预约。五家人便只有各拿出些银元(这还要人教吗?)求那张科长“按规矩”办了个预约。第二次去时,张科长倒是一副笑脸了。但回答说今天不巧,吴副行长正代表省银行去接收日本“正金银行”汉口支行,改明天吧!五家人只好又第三次“早点去等”,不料吴副行长又带着人去清点伪“中央储备银行”汉口支行等汪伪金融机构,并接收伪湖北省政府借款押存的4万两烟土。几天内回不来,还得等。

    要说张科长存心刁难,那是冤枉他了。他也害怕自己被说成收了银子不办事,便讨好地说:“我看你们跑了好几趟,我也不好意思,告诉你们发点小财吧!你们手上要有中储卷[22]赶快用掉,或者去买东西。你们去看了就晓得。官价公布了,一元法币兑47元伪币,其实市场上兑200元都不止。莫看法币在大后方贬了值,到这里倒是值钱咧!”祁海洲一听,大惊失色:“那我们刚被解放的百姓岂不是亏大了?”米店孙老板也着急地说:“算米价该是一法币当25元中储卷哪!这哪是接收,简直是没收!打跑日本,政府应该保护我们被解放的子民才对啊!这样搞,我们的钱都不值钱了,这不是要了我们的命?”张科长见说话的对象不对,便做着手势说:“那各位也要赶快出手,我是把你们当朋友才说的,是为你们好!”

    广诚一回家,就带着和尚、宪麟一起赶去统一街、清芬路的货币黑市。果然,法币兑换银元、镍币、关金,很是红火,黑市卖主都已经不要储备卷。在抗战后期已大大贬值的法币,竟开始了“小阳春”,让广诚喜出望外。

    原来法币都在大后方来的人手上,汉口民众手上只有伪币。国民政府的银行家们抓住了机会,乘机拉大兑换比例,也就贬低了接收区的资产市值,“合法”掠夺沦陷区的财富。一时间,周转不灵的商家纷纷急于出货,他们的债主也拒收储备卷。法币顿涨,让商家叫苦不迭。武汉市民的钞票,一瞬间被贬值了好几倍!不知多少人,连八年抗战都熬过来了,却熬不过“胜利”的打击。广诚在抢购东西、兑换银元时,到处都听到一片骂声:“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又过了一天,广诚在又一次没见到吴副行长后,再也沉不住气了。他再次找了童瑨。童瑨见自己面子竟然不灵,有些气恼,立即连拨“军事委员会”和省党部的电话。然后让广诚把事情交给他的刚从上海回汉的家人童柏青去办。

    次日一早,童柏青来广诚住处,告诉他吴副行长已同意了他们续租的要求。省党部也下了通知,为贯彻政府迅速恢复市面繁荣的精神,请铁路党部搬出。

    广诚的心情顿时由阴转晴,兴奋得即刻去找到那四位,一同随童柏青到了省银行。这次没遇到麻烦。虽仍没见到吴副行长,但张科长已经主动拟好合同条文,正交给人誊写。

    张科长请众位坐下,说:“各位休怪我多言。说句我职责份外的话,这合同还不能忙着签,因为即便签了也不能生效。你们还要想办法让铁路党部的人真正搬出来才算兑现。”

    米店孙老板再也忍不住,火了:“我们租房,你们当然要负责把房子交到我们手上唦!”

    张科长大度地笑道:“孙老板,你都是白了头发的人了,还搞不清现在的市道?我们银行只要资产还在,就算完了事。你看我这银行的先生、小姐,个个细皮嫩肉,哪个有本事帮你去撵人搬家?他搬哪里去?人家要是回说要另找房子,缓几天再说,你们怎么办?”

    广诚知道不是个事,上前赔笑道:“张科长说得有理,不过,我们都是些说话没有斤两的人,就是扛个大印去,别人也不会买我们的账。能不能请张科长帮忙搭个桥,我们愿请铁路党部管这件事的人在‘扬子江’见面洽谈,再说,张科长要肯帮忙,省银行还愁没地方让他搬?你看……”说着从袖子里给张科长递过去一锭小“条子”,这是广诚咬着牙动用抗战前在家乡留下的老本。

    张科长仅用眼瞟了一眼离他最近的童柏青,脸上所有肌肉却都参加了他新组织的笑容,连说:“好说好说,曾老板的事,我一定尽最大努力。”

    再经过请客、洽谈、协商,平均每家又花了一百多银元后,门面终于让出来了。

    几家人现在完全领会了当今市面上流行的“无法无天、有条有理”一句话的精髓:无“法”币就无法通“天”,有金“条”就有了道“理”。

    而拿到续租合同的“副卷”一看,每户还竟要交四百银元的“挖顶费”!

    这是个“胜利”后冒出来的新名词,连这些花甲左右的老商人也闻所未闻。指的是在租房之前要付一笔费用(停租时不退还!)。“挖”是指房屋使用权是挖来的,“顶”指内部水暖电器、装修设备都“顶让”给租户了。气得这几位“和气生财”的楷模们,当时就在银行跳起来破口大骂。

    幸亏广诚冷静,懂得“花小钱办大事”的道理,劝住了大家,几人联合又出了两百大洋请张科长“帮忙”删去了此项。

    押租[23]是月租金的10倍,四家人已经跳得筋疲力尽,只好听之任之、照付不误了。

    祁海州哭丧着脸,说:“早晓得是这回事,真不该亏血本要这房子。”

    孙老板说:“别个花小钱办大事,我们几个‘汉苕[24]’是花大钱办小事,自己情愿的!”

    五金店刘老板苦笑说:“我这是租了栋金房子来卖铁啰!”

    各家花钱后,到10月下旬,总算办成了事。便分头去筹备装修门面的事,原来以为“要讨到明年都不行”的担心看来是消去了。

    而广诚还想租下公新里六号,六号在沦陷期间是住的日本特务富川中佐,房子内现已十分破旧,二楼堂屋甚至有爆炸过的损伤痕迹,侧山墙仿佛就要向外倒去,是不折不扣的危房。省银行不想出钱修缮。张科长见广诚要租,因为怕屡次刁难得罪童瑨,就以朋友身份建议,要广诚“买天不买地”买下来更划算。张科长出价甚低,且免去了挖顶和押租。广诚算了一下,算上额外花的维修钱,现付的一笔直到整个费用,都比租房划算得多,于是稍微宽心了些。便将房子“买”下了十年的产权,即到民国44年(1955年)12月底前不用交房租,但须每年交纳“房产税”和“地壳税”。

    这让他稍微减轻了些伤痛。他也知道,自己给张科长的“条子”得到了回报,而凡是他出面花的一切费用,那几个老朋友是会装着不知道的。

    他执着地认定,只要有了“通成”,他就会重新活过来,哪怕八字还没一撇,他就连箱子底的点本钱都拿了出来,泼水般地用了出去。

    不过他还有信心,“万国旅馆”他还占有两成半的股份,七年未分红,旅馆房地产的钱也是他当年垫的,这不都是钱吗?何况,战前“大智旅馆”也还有些东西被褥、电扇、灯具(当时电器很昂贵的)等都存在老戴那里,可以要回来卖掉,少说也值几万银元。

    比起那些翘首以待胜利、而又因“胜利”而破产的人们,他已经够幸运的了。在他们为那可怜的小门面磕头般地诉求、奔波的同时,更多的民间财产正在被一些接收大员肆意吞占。仅汉口就有三十家大的民有企业被无端没收。其中包括太平洋肥皂厂、金龙云记面粉厂、福盛机器碾米厂、上海大戏院等。

    还有许多民房、民产也被强行霸占。汪伪陆军第十四军军长邹平凡(现在变成了新编第二十一军)封闭了几十幢高级住房,并购买了几十套上等新家具,无偿供作来汉接收大员们的住宅,以求保自己免遭惩治。“老子抗战八年”的军人在大街上为“没收敌产”闯到了一起,动不动朝天放枪。接收官员们名里、暗里敲诈勒索、强抢财物、花天酒地,变态地奸淫被战败的、日本禽兽当作法宝抛出的、失去依靠的可怜日本女子。“接收”被武汉人民改称为“劫收”,接收大员被称为“五子登科”,即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婊子。

    4 胜利后的混乱世道

    胜利一个半月后,静娴才带着秋平和毛咪乘坐一艘货轮回到了武汉。这还全靠了颜家的帮助,否则至少还要等上数月。此时,昭琳已经受聘于“国立艺专”,过段时间将随去杭州复校,也会路过武汉住几天。

    公新里老屋要修,暂时还不能住,他们都住进了原法租界。就在复业的“中央电影院[25]”背后毗邻楼房的楼上。广诚留下宪麟在家照顾他们。同时告诉静娴,汉口相当乱,要他们少上街。

    到汉口的第三天,宪麟就陪着秋平,去离他们住家不到一百米的“法汉小学”,要求插班。但是代表学校接待的一个官员模样的人说,要等到明年春季,现在市党部正在对原来几所学校的“伪老师”和“伪学生”进行集中教育,帮助他们“洗掉思想上的污点”。刚刚十七岁的宪麟哪里听得懂这些,只听懂反正是现在不行,就带着秋平回家。

    只见一辆军用吉普迎面慢慢开过,直插向中山大道转弯,向“高头”方向驶去。大白天,车后面竟拖着一个人,那人双手被绑在前拖着,衣衫破烂,嘴里被一块硬篾撑着、不能说话,只是痛苦地流着口水,“唔唔”地发声求救。跌跌撞撞地被车拖着小跑。路上的人看见这光天化日之下的酷刑,无不惊恐失色。

    秋平问宪麟:“塘草哥,那是个什么人?”宪麟也被吓得脸色大变,小声叫他别吭气。他害怕,赶紧带秋平回了家。

    正缠着静娴闹的毛咪见哥哥们回来,好生高兴,放了奶奶。秋平还在想街上看到的事。他知道“太”再不会准他上街,就叫宪麟带上毛咪上了顶楼,从楼顶平台翻过隔墙,到“中央电影院”的楼顶平台。宪麟没想到秋平这么大胆顽皮,只好也带着毛咪翻了过去。

    他们哪里知道自己刚才看到的是怎么回事。

    一个多月来,当年与童琪一起的、知道他在日伪时期底细的几个跟班,除了两个心腹,都已经被打发回乡或到外地,他们就此“失踪”了。而当时沾上边的那些汉奸和伪警,也先后一个不剩地被不知名的好汉“锄奸”除掉。这天在大街上被汽车拖着的,则是无恶不作的、汪伪特务的走狗孙狗子。

    孙狗子在日本人投降后,自知恶贯满盈。而因为出卖过童琪,尤其惧怕童瑨惩治,便跑到麻城。但很快就被童瑨的人找到抓回。“接收”时混乱的世道,让童瑨可以为所欲为地惩治他想惩治的人,但他的策略是不可留下痕迹、以免将来有麻烦。他用来对付孙狗子的人,全是从四川临时雇来的。孙狗子受了十天生不如死的折磨后,开口求死。童瑨便“成全”了他。

    在孙狗子被汽车拖到大智路口时,终于有警察想要上来查问、干涉这“清平世界”的极不正常的现象。汽车便蛮横地加快了速度,冲了过去。孙狗子也就被拖倒在地,汽车一直冲过保华街、南京路、江汉路、水塔……满春路,孙狗子就被一路拖了几公里到满春路。一条血污也就被涂撒了几公里。司机这才弃车,溜之大吉,无影无踪(拿了钱,上船回四川了)。附近的人只看到了留在马路中央的、血肉模糊、白骨暴露的孙狗子尸体,吓得连忙躲开。

    那辆车是第六战区卫生处“遗失”的。究竟谁“做掉”了孙狗子,知道汉口往事的市民们,都能猜到个大概。但一来孙狗子罪有应得,二来谁都怕引火烧身,所以没有人想去报案,后来警方也因“证据太少”而不了了之。

    秋平对见闻远比木洞、赶水新奇丰富的大汉口充满好奇,趴在平台边墙,向下俯视。街沿上,正驱赶过来一群日本兵,衣着破烂,不知是四处搜来的散兵,还是刚奉命回汉投降的外围小股部队,准备在粤汉码头装船运走集中。自华中地区总受降官孙蔚如将军“九一八”在中山公园受降日军后,汉口将日本兵都集中在西北郊的打靶场、三眼桥、堤角几处。

    看到被押解的日本兵,秋平兴奋极了,带着由宪麟抱着的毛咪反复高声大喊:“小日本,投降了!小日本,投降了!”那些日本兵麻木地充耳不闻,只有少数人偶尔抬头看看他们。却有一个不知死活的军曹,不知是出于他那狼的本性还是恶作剧,捞起路边的一根长竹竿举着走过来,吓唬秋平。被押送他们的中国军人一声呵斥,他丢了竹篙退下去了。

    但是秋平和宪麟的脸都吓白了。就连这样的“抗日”都不是游戏。

    当天下午,静娴带了他们,逛到“通成”老店。这里正被装修得焕然一新,看来不久就可以开业了。样子和1929年刚开张时差不多。门边是炕锅贴的灶。只是战前的几个厨师都还没找到,准备暂时先由和尚带着几个徒弟,出售些小吃。

    广诚迎出来,兴奋地说:“我已经在申请执照。我起的名字叫‘老通成’。”

    “老通成?”

    “是啊,就是告诉大家原来那个老的‘通成’又回来了,保险老人一听说都要来的。不等过年我就能开张啰!以后天天有点赚的,再不坐吃山空了。我想钟长子、胡豆丝得到消息自然会找来。我再把香烟摊卖起来。”静娴见他所熟悉的、朝气勃勃的广诚又回来了,心里也充满了希望和信心,说:“反正仗已经打完了。开了春,国军也都运完了,写信给昭舫,叫他退伍回来。再叫和尚去上海,找昭萍他们三个。”广诚说:“对,全家一起,非把店办出名不可!”

    静娴又问:“田爷爷不在了,你为什么不叫杜季卿过来帮你?”广诚忽然叹了口气,说:“赵凯鸣要来的,晚上回去给你慢慢说。”

    原来,静娴问的正是广诚烦心的事,已经在他心里郁积了好多天了。

    5 又逢见利忘义人

    还是在他们撤退时,广诚担心日本兵进汉后抢劫,请小老大彭先旺帮他在粤汉码头附近找了一处库房,让赵凯鸣把“大智旅馆”能搬动的都搬了过去,还把床上用品、睡衣、电扇、电灯等列清单交给了戴承喜。戴承喜也提前关闭了“万方”在兰陵路口的分店,把能搬走的东西也都搬去放到了那里。

    日本人占领汉口后,这两处旅馆都被强占,成了侵略者的兵营和特务驻地。戴老板庆幸并佩服广诚的先见之明。除了搬不走的装潢和卫生设施等外,损失降到了最低程度。

    1942年年底前,有暗地里和国统区做生意的人来找他,要买他那些棉被和床单,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的。戴老板听到后喜出望外,他一直揪心放着的东西日子久了会发霉(实际上后来发现,原来“万方”两个分店的枕头都有很多生霉烂出了洞),毕竟堆了近四年了。

    原来,那年中原地区发生了少有的大饥荒,加上丧心病狂的贪官们的层层克扣,坚守豫南和粤西北抗战的国军,正经历从未有过的困难,军需给养严重不足。那些地方冬季寒冷,士兵们衣衫单薄,病倒了不少,眼看根本无法对付即将到来的严冬。在河南,甚至有部队因冻饿难忍、屡次发生入户抢劫村民衣被的事件。

    戴老板惊喜遇到卖个好价的机会了,便以生意人的老练欲擒故纵。他表面上装作不感兴趣。逼得那位冒着生命危险潜来汉口、度日如年的国军军需官心急如焚,不得不接受他近乎敲诈的开价。以相当战前新被絮几倍的价钱,把那些旧棉被等积压物品买了。戴老板美滋滋地发了一笔国难财。

    赵丙文事后曾听说这事,但不甚知细节。由于他一向信任戴承喜,很少过问他的经营。且又正逢老伴去世,也更无心去了解详情。

    广诚回汉后,全力做着复业的准备,也从赵凯鸣那里了解了些情况。他因实在需要资金,便找了个时间,约到了戴承喜、赵丙文以及杜季卿和赵凯鸣,要求能帮他复业。丙文就说,不如把这七年的账“理一理”。

    戴承喜不慌不忙地拿出了两大摞账本,交给广诚。广诚信任地说:“不消细算了,戴老板说一说就是。”戴承喜一副坦然,说:“那就叫季卿说吧!他比我更清楚。”

    杜季卿清了清嗓子,说:“日本人来以后,就剩‘万国旅馆’还在营业。市面一直不景气,电梯也修了好几次,旅馆根本一直在亏本,完全多亏我老亲爷[26]在支撑,总算没有垮台。胜利后,中储卷兑换又亏了一家伙。不过我老亲爷说,反正养活了自己一家人。亏的,就不要摊给各位股东了。”

    广诚听得不是味。他那意思岂不是说亏了,不但没有利润可分,自己还本该要倒拿钱出来?还要欠他的人情?见没有人作声,便把账本随便拿了一本来看。

    赵丙文说话了:“季卿,你有没有算错,除开头一年,以后每年,我一直都分过红利的啊!”季卿说:“叔叔要说分过红利,那是我老亲爷怕叔叔日子难,看重多年的交情,自己贴的。这账本叔叔可以看。”

    丙文又问:“那大智旅馆搬出的东西呢?”杜季卿说:“大智旅馆住了日本人,有东西也被他们抢了。”丙文见他说得不对,便车过脸说:“戴哥,彭先旺不是帮我们把码头仓库的东西卖给了九战区派来的人吗?”

    这句话就像丢了颗炸弹。戴老板见瞒不过,便说:“这……支援抗日的事,那个时候是要杀头的。我家桂香不是为国家捐躯了么?我就没……没有让季卿知道。这……我另外记着的,这里……好像不在这里头,一共……大概卖了一万两千中储卷吧!后来,我生意经营不下去,一直在贴进去用。不然,哪里能保得住这旅社?给赵兄弟分的红利又从哪里来?现在一胜利,我的些中储卷亏大了,我还想过要找你们股东帮忙,渡过难关呢!广诚老弟想要急用钱,我就是想帮,也难想出办法啊!”

    赵凯鸣是越来越听不下去了,便插话道:“戴伯伯你怕记错了,卖的不是一万两千中储卷,是一万二千银元。”

    戴承喜一下跳了起来,用手指着凯鸣大声嚷道:“什么?凯鸣,你想要杀我么?丙文,我们合伙快二十年了,你儿子的话是你教的么?”

    赵丙文虽说听出了点名堂,这可不是差一点,拿到现在怕要差几百倍!但还是顾及戴承喜的面子,站起来向儿子喝道:“凯鸣,不许随便胡说!”

    赵凯鸣冲着他老子顶道:“我没有胡说,是那年陪那人来过的那个北方口音告诉我的。他就是那年日本人来店里搜过的那个军统,是昭舫大少爷的同学,姓魏。这会也在汉口,前些时还来过柜台,问过大少爷有消息没有。你们要不信,可以找他来问。一万二千‘大头’,真是他亲口告诉我的‘大头’。”

    赵丙文呵斥道:“你没弄清楚的事,莫要张嘴就瞎说,外人哪里会有戴伯伯记得那么真?就是戴伯伯记得有错,也不许你这个样子说话!”

    赵凯鸣见父亲压他,知道自己给戴老板一炮太打重了,便坐了下去,低了头,打算不再说话。

    戴承喜却下不来台了。他听出丙文的话中有话,便愠怒地对着凯鸣说:“我怕不会记错。凯鸣也不算一下。你先问问你老子,还有你曾老板。我们撤退前清出来的东西,那些棉絮被窝,统共值得到几个屁钱?一万二千‘袁大头’?你要我命啊!是不是你这些年在我这里受委屈了啊?如今你跟季卿的老板也已经回来,我这里庙小,今后怕供不起你这大的菩萨了。”

    戴承喜原想用话把凯鸣镇住,毕竟这多年他是很权威的。谁知适得其反,后几句倒把凯鸣刚压下去的不平和多年郁积心里的反感又挑了起来。

    赵凯鸣一直对那年日寇到“万国”搜查那军统(他叫不上魏公博的名字)的事耿耿于怀。那时,戴老板吓得全身发抖,显然打算出卖那人了,他带日本人直接去那房间抓人。如果不是自己及时转移了那人,戴老板就不折不扣当成了汉奸。戴老板交不出人,竟又把事情往赵凯鸣身上推,当时凯鸣被日本人把刀架在脖上逼问,还差点抓了他去。就这件事,让他从心里鄙视戴老板。加上他多年看透了戴老板的自私刻薄,对付起下人来,其淫威难以忍受。他常感到奇怪,这个人哪点配当“六姑”的爹?

    他毕竟是血气方刚的年青人,忍不住又站起来说:“戴伯伯,这话不要这么说。我会记得你老让我吃了七年的柜台饭,我也跟你老学了不少东西。”戴承喜以为凯鸣打退堂鼓了,才要松一口气。没想凯鸣接着说:“我站七年柜台,是盈是亏,有账就可以看明白。不过我不明白,我和季卿一起记了七年的账。可你老今天拿出的账本,都是重抄过的,没有一个是我写的字。”

    广诚翻过一本账本,又听到这里,完全明白了戴老板是怎么回事。黑心啊!拿假账糊人!但他仍然沉住了气,听戴承喜怎么往下说。

    戴承喜的脸一阵发烧,完全领略了凯鸣话里的分量。又见丙文也要认了真。心里很明白,自己和杜季卿的假账做砸了。便眯起了双眼,拿了本账本装着研究,又把丙文手上的那本账本也拿过来看了看,说:“季卿,你怎么拿错了?这是给税务局看的那本。”

    原来一些不规矩的按营业额交税的业主,常常另假作一本亏账来逃税。戴承喜被凯鸣顶穿,急中生智,只想编两句话,先下个台。

    广诚已心知肚明,便干脆留个梯子给他下,说:“季卿有时就是慌七慌八的,也不先给你爸爸看看。戴兄,我也是太急了些,光只顾自己手头紧。要不,等戴老板再算一算,换个日子再说?”戴承喜见有机会下台,连忙笑道:“好说好说,这回是太急了点。我回去再仔细算一算,这样,我算清楚了去找你。广诚,你就放心等我的信吧!”

    6 穷人才有的胸怀

    广诚不喜欢把生意场上的烦心事告诉静娴。现在,因为静娴问到杜季卿,他才忍不住,详细地把戴承喜的作为说给她听了。他说戴承喜是用足了心思赖他的钱。言语里充满了愤怒和失望。他说已经把那个见利忘义的卑鄙合伙人看透,不要说想把他揭穿,连揍他一顿的心都有。

    静娴听了广诚的讲述后,也一下无法说出话来。她深知广诚受的打击有多大。算起来,这是广诚事业的第四次重创了。撤退时,“通成”损失了几乎一半;半年后,昭萍拿跑了七千,把上海的本钱弄得一个不剩;今年,被肖志为骗走了的几十万法币(折成银元差不多五万),让四川的产业彻底失去。现在,戴承喜怕要再次让广诚受一次致命的浩劫、搞光广诚的最后本钱了。

    但静娴从来就不是一个世俗的小女人。

    她叹了口气,对着广诚,也宽慰着自己,说:“我看我们往宽处想吧!莫自己烦自己。老戴那里,就别去作指望了。”

    她的话让广诚大为惊讶,马上本能地反问:“那不开张了?不要说我们修门面和修六号房子的钱都还有一大半没付,就连开张的钱也不够啊!你当我还有多少底子?不是差一点,差两万元呢!他也不是黑我几百,至少是一万多现洋哪!还有当年买下‘万国’帮他垫的钱也是一万多,我根本不打算要他利钱,可他连提都不提,黑了心啊!”

    静娴叹气道:“有什么法?有些人哪,就是钱比命还重。人要是一起了贪心,就什么丑事、坏事都做得出来。我听得出来,老戴就是想把钱吞了赖了。”

    广诚气急地说:“是啊,他以为我没有办法治他。我十个办法都想得出来,还怕了他?”

    静娴却摇头说:“可我们和他不是一样的人!你的心有你嘴说的那么狠么?”她心平气和地继续说道:“我说啊,我们跑到四川去的时候,就把汉口的什么都当成丢光了的,哪个还对那些棉絮、电扇作什么指望啦?你管他卖了几万银元啦?身外之物,犯不着眼红他!到阴司,阎王老子会和他算。”

    广诚叹了口气,解释道:“那个卖被絮的钱,我其实也不打算提的,只当日本人抢了。凯鸣说出来,我才吓一跳,看出这人心太黑,不把他戳穿,他还以为别个都是苕。我只想找他讨点买‘万国’的钱,多少也给点我应急吧!你记不记得我对你说过的。原先彭先旺帮忙买下‘运通旅馆’,就是现在的‘万国旅馆’的房子和全部家当,按股我们是两成半,可完全是我一个人垫的,两万银元。都是老朋友了,我就没有要他们签过字据。为了在法租界办执照,房、地产证都交给了老戴。丙文也清清白白记得这事。丙文真是君子啊!他现在这么穷,还自己去找戴承喜商量,说广诚等钱用,都这么多年了,该还了。戴承喜却反问他:‘是广诚要你问的吧?你怎么没有还呢?我记得我早还过了,曾广诚再要我还,就叫他拿字据出来。’你说要不要脸?他什么时候还了?他那时还在为别的事找我借钱,哪来钱还我?一句话:姓戴的就想赖,光这他就赖掉一万两千现洋出头!丙文正正经经对他说:‘我记得广诚把我们当自家大哥,没有要我们写过字据。你说你还过就算了。我还要对得起良心,去还我的那份。’姓戴的这才说,他还要再想一想、记一记看。原来,他打算拖久了来个死无对证啊?哎,昭舫当年提醒我要借据,我还骂他不懂事,看来真被他说中了。你说这么个人,该不该对他心软?他敢赖,我就叫他今后在汉口见不得人。”

    静娴太了解广诚了,她清楚他受到的欺骗与打击,更知道他骨子里的诚实和善良,她轻言轻语地慢说:“按道理,是不能让他赖账。只是我想,都二十年的朋友了,该不该和他一般见识、撕开脸来吵?他在日本人底下熬了七年,提心吊胆守住这‘万国旅馆’,也不容易哪!那是人过的日子吗?他家里三个人死得那么惨。我听了都不晓得怎么才能帮他宽点心。好容易熬到胜利了,你回来就要算账,想想这样近情理么?他那点摊子守得容易么?再想想他家六姑娘,那年还想跟我们昭舫呢!那是个花木兰,英雄哪!我听不认识的人都在竖起大拇指说她。我们就冲他生了个争气的女儿,拿出命和日本人拚,也莫再逼他算了。”

    广诚被她说得心软,说:“我原来也不是认真算他的账,只是想要他拿几个钱出来救急。我哪不晓得他们家惨?特别是六儿,这么好的孩子,怎么有个那么不要脸的老子?我也不想对他拿下这个脸。只是……太便宜他了。”

    静娴又说:“先不说他吧!就说赵大哥。他家被日本人查过、抄过几回,人没事就算是大幸,也差不多是穷到底了。比我们还惨。他过得这么难,还忙着还钱,我们好意思收么?你以后要悔死的!我看,我们得赶快去丙文家,赶快说不要了。就算他硬要还,也等日后再说。我们连老戴的亏都能吃,哪能去亏他、亏你穿草鞋时过命的大哥?”

    广诚点头说:“丙文的事,就这样好。但是现在我那么大的缺口,哪里去借钱呢?”

    静娴平静地说:“还有德租界一张地契,卖它!”

    广诚岂不记得,只是觉得自己太冤了,再说当初这地买得那么便宜,现在到底能卖几个钱?

    静娴又劝道:“要是开张还不够,开小点!我跟着你,靠我们自己,再从头做起来。让戴承喜见识下曾家的骨气!我们哪里没有受过穷呢?不要说现在我们有店了,就是没有,也不值得去为几个钱闹!吃再大的亏、也莫乱了自己本性!你说过,钱,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我们这样做,菩萨会晓得!我们就积了德了!别说来世,就是今生,也不会整天心里挂着那些事来烦自己,我们会过得心里舒舒服服。”

    广诚听了静娴一番话,不由得从心里佩服她真是难找的好人,对神明是真正的虔诚。他被她宽阔的心胸折服了。心想与其闹翻脸又要不到钱,还不如暂时忍一忍这口气,放老戴一马,先一心去办自己的店吧!

    只是太便宜了不要脸的人了!

    他赶紧先跑去安抚赵丙文。

    果然丙文已和凯鸣商量过,卖房子、或者借钱,都要还钱,帮广诚开张。广诚怎么劝,他都不愿改主意。直到广诚流着泪喊哥哥,拉着他的双手说:“亲哥呃!你要算得这样清楚,还把我当兄弟不?要不是你带我出去闯江湖,广诚今天只怕还在当茶房。我现在要你的钱,是看日本人没把你逼死么?”

    见广诚说到这一步,丙文这才同意暂不卖房子,不提还钱的事。但他还是暗自决心,先尽力凑钱帮广诚开张。等自己喘过气来,还是要慢慢攒钱还给这兄弟的。

    再说戴承喜恼羞成怒,眼见自己手段不高,弄巧成拙。担心真要算起账来,要给广诚的钱不下五万现洋!丢钱又丢人,这辈子都会在广诚面前抬不起头。

    他不能输,日本人底下七年是人过的日子么?我一家死了三口,那么惨,他一回汉口就要算我的账!但广诚在汉口是有人缘的啊!万一他翻下脸来,把事情都摊上桌面,自己明显背理。在乡下置地、修房、修坟的打算泡了汤不说,还将从此在汉口说不起硬话,还留下一个丢人的话柄,搞不好身败名裂。

    还有一件更大的心病在折磨他。他的四女婿郭梓璜,武汉沦陷初期也曾一度成立“汉阳人民自卫队”,挑起抗日大旗。但不知怎的不到两年就投了日,变成了汪伪特工总部武汉区专员,成立什么“洪兴正义会”,当上了铁杆汉奸,以后作恶多端。但还是多少保护了他这个老丈人,使得他在日本人鼻子下没吃什么大亏。也多亏郭梓璜不知道六姑的真身。本来嘛,其实连我这亲爹都不晓得,六儿算没连累老子一家。郭梓璜现在已经被当成“经济汉奸”给抓了,他可千万别把老子连累进去啊!

    广诚偏这时候来算账,真烦心!不怕,反正他没单没据!但他会不会知道了点什么?不给他一点能混过去吗?钱哪,可爱的钱、迷人的钱哪!一旦捏在手上,怎么舍得给别人啰!

    他叫杜季卿把大撤退前在“通成”搬回的碗碟(当时有些档次较高的餐具提前藏到了法租界)清了出来,给曾广诚送去。

    这日他正在家里发闷,广诚约了丙文一起来找他了。见凯鸣没和他们一起来,戴承喜稍稍松了一口气。叫正在他这里的杜季卿泡了茶,四个人就围着桌子坐着。

    戴承喜心里盘算着怎样说话,怎么抵挡。倒是广诚先开口了:“戴老板,年后我‘老通成’重新开张,请同仁来捧场,戴兄一定要赏光哦!”戴承喜皮笑肉不笑地说:“好说,好说,我要去的。”

    四个人喝着茶,却好一阵没人说话。杜季卿低着头,现在那边装修那么忙广诚也不来叫他,懂得再不会要他去坐柜台了。他没忘记,其实广诚比戴承喜对他要体贴宽容得多,不禁有些怀恨他的老亲爷,把他卷进了见不得人的阴谋中。

    戴承喜心里发虚。冷冰冰地说:“过年还早,广诚老弟今天怕不只是为了说这句话来的吧?”

    广诚微笑道:“那是那是。戴老板,广诚比你年轻,办旅馆是你带我入道。多年来广诚一直都心怀感激。”戴承喜越听越沉不住气了,大声抢着说:“曾广诚,你有什么话就直说,你要想算哪一笔,我今天就陪你算哪一笔!”

    广诚听他毫无悔改之意,顿时觉得,眼前这家伙真是一个被逮住的、鲸吞他多年血汗钱的痞子。但是他压住了自己的怒火。他牢记着静娴的话,决心不去为了得不到的东西和这小人一般见识,去伤自己的肝火。便平静地继续说:“广诚今天来,不是想和戴兄算老账的。戴兄在这些年提着性命,保住了‘万国’,广诚更应该感激。我们二十年的老朋友,这交情哪是钱买得来的?那点账有几大个算头?算不算,你我心里都清楚得很!我还想我们三个一起再共二十年事,也就不把那点钱放心上了。戴兄家出了桂香这样的英雄,足见戴兄的家教了。你也莫想多了,开张前我叫人送请帖来,你一定要去哦!”说完就起身告辞。

    戴承喜听了半天,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极力回味那些话,想在里面找寻讽刺、威胁、暗示、挑衅的隐语,却一句都找不到。只有句“算不算你我心里都清楚得很”还有点敌意。说明那个人哄是哄不过去的。

    真的是他看重交情不戳穿么?戴承喜哪里看得懂,这世上有一种只有穷人才具有的宽广胸怀!他这才开始去想广诚最后的几句表白。自己也是从六儿的事起嫉恨广诚的。他眼前忽然清晰地掠过了六儿、陶氏和九儿的身影,心里一阵难言的刺痛。顾不得杜季卿就在身边,伏在桌上“呜呜”地哭了起来。

    7 再寻故友

    广诚在华清街的地皮只收回了很少一点地租,因为那块地上的老房子在美军大轰炸中都被炸光了,老户主也不知死活。新房主倒还厚道,没有费什么口舌就交了一年地租。广诚便向他问起德租界的谢家,那人摇头说没听说过。广诚想知道谢三金的近况,指望他说不定还能帮上自己,比方说凭他在钱庄的面子,将地契压出去多贷点款。现在自己的钱只够开张放个炮,若找不到三金,岂不得开口向童瑨借钱?唉,这个口一辈子都没开过呢!

    他现在常常会感到孤独。胜利时的兴奋劲似乎连影子也找不见了。人生中有些东西被破坏后,就永远不可能恢复了。几个最知心的朋友已经没有了,王兴汉、田贵义,还有不知生死的淘气。丙文现在苍老得厉害,不知他是否知道丙武的事。广诚故意不主动提起丙武。

    他想找到三金,更多是出于感情上的需要。

    他一边想着,抱着一线希望向“底下”走去找谢家老宅,却见那一带已面目全非,一群简易的两层砖房挤在原先谢家大宅的地盘上。新住户对他的问题都如听天书,只有一个老先生突然插话进来,说知道有个谢家,在沦陷前就逃回浙江了,他家里没有人在汉口了。

    广诚便扭住他问“谢三爷”,那人摇着头说不清楚,只听说过谢三爷好像残废了,谢家并没有带他走。

    谢家抛弃了谢三金?那怎么可能呢?但广诚越想越觉得那人的话像是真的,谢家的口碑一向不怎么样,看来在他们眼里三金只是一个没有用处了的家奴,说甩就甩了!三金可是我几十年的穷兄弟,我绝不学他们嫌贫爱富,若是他沦落了,我就要帮他,不过自己都还没着落呢!但哪里去找三金呢?

    前面通向原日租界的一片,背街小巷到处展示着被轰炸过的断垣残壁,其状惨不忍睹。但中山大道(胜利后,这一段再也不叫“两国街”了)当街房子差不多都修复开张了,虽说有些修得比较马虎,但总算能用上门面。一些即将被遣送回国的日本侨民当街摆出了地摊,卖出各种什物,价钱便宜得惊人。一些武汉的兵痞流氓在街上乱逛,寻找日本女人泄欲泄愤,据说是这是在“爱国”。

    广诚恶心这些人渣的行为,转弯走向当年自己被熊道昌骗来扛箱子走过的老路。竟发现每一步似乎都能踩出当年的记忆,那些遥远的事怎么就变得那么清晰细微呢?前面不就是日租界巡捕房吗?昭舫的信上可是说炸得什么都没有了的,可这几栋几十年的老建筑怎么还是那个样,是修过了呢、还是根本没炸着?

    想到四十年就这么一晃过去,他心里不由百慨丛生。他走向江边,又回过头向粤汉码头走去。

    和记蛋厂前不远的沿江道上也有一些中国人零星摆着地摊,一个衣衫破旧的女人在收拾他人的地摊弃物,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向那女人身边走去,忍不住开言道:“您驾是……”

    那女人抬起了头,她大约五十来岁,身材消瘦,脸色憔悴蜡黄,两眼还残存着少许曾有的光彩。她惊讶地反问道:“您驾是……是他……曾大哥?”

    果然是谢三金的妻子朱氏,真是天意!

    广诚居然就这样找到了谢三金,一个刚才他路过而没加留意的、形同乞丐的、守着一些旧日本军靴和军用罐头、饭盒、水壶地摊的假腿人,假腿就是一根如同高跷棍子一般的木棍。广诚知道,那些日本肉罐头都是“人造肉”,一点都不好吃。一些穷人趁日本人投降时哄抢了不少。

    广诚一下就看出了三金的现状,忍不住大恸失声:“我的兄弟啊,你怎么成这个样子啦?”

    三金却远不像他那么激动,他反应迟钝得近乎麻木,但是他的双眼没法掩盖他翻江倒海的内心,他低吟了一声:“你回来了,广诚!”就垂下了头。

    朱氏在一旁细述着三金的遭遇:原来,当年三金受伤后,谢老太爷曾当面说过要保他一辈子,但是不久日本特务就派人将谢家养的狗宰了头吊在大门口。谢老太爷吓得全家逃离了汉口。像遗弃旧家具一样丢弃了为他家出生入死多年、当时重伤未愈的“干儿子”谢三金。

    武汉沦陷两年后,孙狗子提醒熊道昌带人抓了躲藏在法租界的谢三金。熊道昌对所有反日的中国人恨之入骨、胜过了他的日本主子。他将谢三金五花大绑拖到兰陵路口,用日本军刀将三金那条受过伤的左腿当街活生生剁砍了下来,血流满街,三金当时就痛昏死过去。熊道昌本待就将他折磨至死。也是三金命不该绝,陆宗汉(财宝)正好路过,慌忙制止了,谎说留此人有大用,要通过他找谢家在汉口的财产下落。遂叫了辆板车将他拖走,送到“万国医院[27]”抢救过来,治好了伤,还帮他配了条简单的假腿。

    “财宝后来怎么圆的谎呢?”广诚担心地问。

    “他把当年走漏日本人炸火车消息的事推给了唐七啊!”朱氏说,“本来唐七在帮鬼子抓中国女人做慰安妇,干了好多坏事了。宗汉哥借日本人的手把他除了。”朱氏停了片刻,又说,“熊道昌后来被六姑锄了奸、吊在太古洋行[28]的当街阳台上。说来也是天意,那天粤汉码头的人特别多。六姑还在旁边贴了张‘必杀令’,有郭梓璜哪、孙狗子哪、秦禹洲哪……三十多个汉奸哪!吓得那些狗腿子不敢上街。你三金兄弟又算不上名人,这帮汉奸去自己顾命去了,就没功夫再顾他,兴许把他忘了吧!陆大哥后来帮他在日本人那里办了张汉口良民‘安居证’。”

    “啊!”广诚又一次为六儿的英勇壮举发出由衷的感叹。

    “就是你三金兄弟经手榴弹一炸、又被熊道昌这么一整,脑子就比不上以前好用了,犯起病来,半边头疼得恨不得撞墙。做不了事,坐吃山空,靠我帮人洗衣服,儿女去铁路边上捡煤渣,饱一顿饿一顿。又是陆大哥帮忙,把他安到一个修马车、自行车和汽车的修车厂,看守大门仓库。喏,就在麟趾路那边、离江边德国四码头不远。我也进了‘和记蛋厂’做工。好在我们俩都是穷人出身,苦惯了的,就这样一年年熬过来了。那日子真苦啊!从前年起,日本人连大米都不许中国人吃,配给‘富强粉’,就是带砂子的连麸粗面粉,真难吃啊,屎都屙不出来!去年我们的叔叔从乡下找来过,乡下也苦啊,他是个孤老,我们就让儿女随他回了汉川,留在汉口养不活啊!”

    “财宝,不,陆宗汉呢?”

    “哎,好人没好报啊!去年被日本人枪毙了!说是……喔,和哥哥的‘万国旅馆’还有点关系呢!”三金插进来说,“有个叫滕培英的侦缉队长,派人卧底,查出‘万国’三楼有几间都住的中统,是在黄冈办‘武汉报’的重庆分子。姓滕的家伙原先也不是个东西,这下看美国人把武汉炸得那样,料日本打不赢了,想留后路,就通知重庆的人跑了。可不知是不是他还下了阴锥子,日本人还是抓到了一个,就关在‘通成’楼下后头。你那馆子也成了日本的机关呀!我的个实心眼的傻子陆大哥,想偷偷救那个人。谁知那家伙已经投了敌,反而把他出卖给害死了。哎!”

    广诚听着财宝的遭遇,想到他终还是死在日本人的手上,反为他不断的良心救赎松了一口气。他终于死得像个真正的中国人!

    他原本想找到谢三金解决开张的资金,没想到他现状竟如此之惨。他说的那个修车厂早在飞虎队空袭汉口后就已不存在,仅靠朱氏在蛋厂的微薄工资以及拾破烂度日。

    “兄弟!”广诚动情地说,“收拾东西跟我走,我在装修铺面,开年就可以复业。你去我那里帮我管账,有兄弟帮我坐在那里、我就放心了!广诚虽说今天家道已经不比当年了,但只要你看得起,有我一天饭吃,就一天不会让兄弟饿着!弟媳妇也莫做工了,我晓得哪份苦的。日后你们有好的出处,你几时想走都行!你起来呀!怎么扯你不动?”

    “广诚哥,”谢三金泪流满面地说,“我晓得你一片真情,但是三金已经是个废人……”

    “你是我兄弟!”广诚不由分说,将他抱了起来。

    8 重开“老通成”

    1946年2月,旧历灯节前,广诚的饮食店终于复业了。

    上午十点多钟,先是锣鼓声开始响起,接着是鞭炮声响彻了大智路口上空。一队舞龙舞狮队伍伴随锣鼓,在店门口的街上起舞。人们赶来围观这曾被侵略军占据七年的老店“通成”重新营业。

    二楼窗外遮在大招牌上的红绸在鞭炮声中被揭开,露出了几个傲然突出的大字:

    “老通成食品店”

    广诚肚子没多少文墨,可一个“老”字加得无人不拍掌称绝,恰如其分地点出了他店的资历和根底,炫出它在汉口的深厚底蕴,张扬着还欲继续开拓的雄心。汉口人一看,就能勾想起那已茫茫逝去的岁月沧桑。

    广诚满脸笑容地站在大堂门口,向前来祝贺、捧场的人作揖致谢。第一天开张,就卖出了战前经营的大部分小吃:锅贴、大包、葱油饼、伏汁酒、莲子羹、发糕、烧卖、油香、肉丝面……出于对“通成”和老汉口的怀旧情结,尚还健在的老朋友、老食客差不多都赶来了。

    前来捧场的人中,若是同行,多半是老板亲临,而商界知名的人士多派来管家级的替身。广诚因手头拮据一直没敢登门拜访老友,硬等到送开张请帖,避开了空手登门的窘态。而那些收到请帖的、身份高一些的人,因出于“礼数”,表现自己不忘流亡交情,多半派个代表来送礼金和表示祝贺。例如有官员身份的“湖北王”何成浚,就派了个副官,还送了花篮。

    靠了押出华景街的地契,通过三金找到的熟人,总算在“老协和钱庄”借到了到一些钱,用作开张费用。由于经费不宽敞,暂时只拿一楼来营业。开张收的礼金倒是有一些,但广诚不敢对这些钱太作指望,因为大部分只怕很快就会用于还礼送出去。他已委托哥哥将乡下的土地卖出一些。

    谢三金坐在柜台上收钱,谢三爷的风度已经回来,只是增加了些沧桑感。赵凯鸣协助三金两人共同打理原来田贵义、杜季卿管的一摊子事。广诚从乡下找来了十几名曾氏亲属,全是昭字辈和宪字辈。其中有广智的孙子宪银。由和尚和两个战前做过的老店员当师傅,带徒弟。

    学徒没有工资,发三元零花钱。师傅工资暂定法币十五元,相当低了,承诺等营业上去后再加。每日又按每日流水小账的一成、另加顾客给的小费,仍由工人自行分发。老通成的厨房早被日本人毁掉,如今重新搭建。但是原来与交易街间的空地,也就是曾经是淘气等有家属的职工搭建板棚住房的地方,已被别家占用,建起了一个煤店(武汉人称作“碳圆铺”),挂牌公新里8号。员工只有先住在老通成的三楼。

    静娴在二楼窗口看着开业盛况,将楼下一切尽收眼底。当遇到有带女眷登门的,她就下楼寒暄接待。她相信广诚会慢慢积累,度过难关,还清借贷,重振雄风的。

    公新里六号已修缮完毕。由于手头太紧,维修很不彻底。这个生意人,显然不懂底层承重墙壁的作用。他看到二楼侧墙向外鼓出变形,便采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办法,仅让重砌二楼和以上的侧墙。一楼原封不动。营造厂觉得这样太不安全,便说服他同意增加了几根圆木柱子和横梁,撑起二楼。这样,修好的公新里六号,一开始就仅是表面看得过去、骨子里却尽是病灶的危房。

    好在终于搬回老宅了。而只有回到老宅故居,广诚和静娴才有了到底安定下来了的感觉。公新里六号留给他们的所有记忆都是温馨的。流浪终于结束,他们所期盼的和平安定的生活似乎又重新开始了。

    虽说在外人眼里,曾广诚在汉口又“活”了起来,但他自己却深知压力重重。抗战时的一切底子、连同公债,都已经用光。他得考虑还要付房屋装修欠费,第三个月就要开始还债。说他捉襟见肘一点都不夸张。

    老通成开业后,几个邻居也陆续开业。广诚少不得又去回拜还情。一连串的应酬和赶场,不出所料,一些红包还没打开,就又送了出去。生意人无利不起早,他想从粮店孙老板那里赊进一批面粉。依靠战前的信誉和这次同舟共济的交情,他盘算是问题不大的。谁知孙老板现在也是在硬撑着门面,几年战争和胜利后中储卷的贬值让他元气大伤。加之现在他租了整个一到顶楼,不再愁长期储粮的地方。他眯眼对广诚笑着说,祁海州也在找他借粮,但他本钱实在有限,像战前那样、放上千斤粮在通成“铺底”的能力是没有了,可否先让“老通成”和“祁万顺”每人先取三天的用量,以后大家都做大了再说。广诚很失望,但还是满脸笑容地说:“好得很了,已经好得很了!”

    其余的旧时供货上家,像盐、柴、肉、菜等,本来就不是什么大的坐商,这些年来,有的没有能活着熬出来,有的破产,有的不知去向。新找了些供货的,东西品种变少了,却都在不声不响地涨价。广诚一厢情愿地相信这是暂时的,他耐心地等着国民政府接收完,想那时就会好起来。他已选定侄孙宪银(广智的第三孙)作自己的帮手,耐心带着他慢慢重建采购关系。

    没有哪件事能顺顺当当不叫人操心。就说烧的吧,他原计划舍远求近,以邻为友,主动和公新里8号碳元铺的席老板建立了关系,请他为老通成供应煤球。哪知不等供一次货,席老板便来找他道歉,说已经一月有余进不到原媒粉。他拿出省政府、六战区、武汉警司发布的联名布告,上面张告武汉已经断煤,十二月中旬起定时供水供电。而要求市民以木炭、豆饼作代燃料。

    广诚大惊,这岂不是断餐馆的薪火,他慌忙带宪银跑到蔡甸,找到关系定下了一船柴禾、板碳,还签了一个长期合同。这事他做得太及时了。到当月月底,市面上煤炭便陡涨几倍,后来干脆有价无货。近郊大小山林砍伐殆尽,还有一批工厂因缺煤而停产、关闭。汉口居民在胜利后第一年的只能苦熬寒冬了。

    广诚又恢复了战前的生活习惯。清早到江边打拳(他现在舍不得坐黄包车,当然也不会去太远的中山公园)。回来时,前面的早点营业开始了,他便开始练字。完成这些功课后,又亲自带人去菜场。大约九点半以后,第一个营业高峰已过,他会接替静娴,到自家的小佛堂去拜佛、打坐……每晚收账出纳。每周去商会一次。也会顺便去逛统一街的银元市场。

    一天,正在早点营业,铲着锅贴的和尚忽然对围着炉子的顾客后边的一个人大喊了一声:“矮子!”接着居然放下锅铁铲冲了出去。原来是老员工牛万贵带着一家老小找来了。这个在抗战中历尽颠沛流离的老实人活了下来,胜利后回了一趟孝感老家,但还是没有哥哥的消息。他便又携儿带女回到了武汉。

    广诚对万贵的归来感到特别的欣慰。他永不会忘记,大水那年,就是他在肆虐的洪水中救出了自己。牛万贵是杀鸡能手。等资金再充足些,就可以恢复供应“瓦罐鸡汤”了。

    广诚驾轻就熟,虽然债务还没见减少,但顺利的开张仍让他充满信心。然而,他眼巴巴盼望的“四大金刚”:章狗子、胡豆皮、钟长子和姜胖子至今一个都没出现。可恶的战争改变了一切,祸及到每个平凡的人。他们活着吗?去了哪里呢?在别处谋生?显然他们都不在武汉,否则至少会来看看的。

    但愿他们还活着,平安着。

    他让万贵去了趟黄陂,去找到了王兴汉的妻儿一大家。他不能忘记与兴汉大半辈子的兄弟情谊,每走的一步,那里离得开这个割头换颈的大哥?他从未忘记兴汉当初帮他上船,后来去跑马场,都给了他创业重大转折;他忘不了兴汉教昭萍习武,帮他解救被绑票的昭诚;忘不了辛亥年是他搬静娴母女到法租界避乱,又带他一起从火海中救童家父母;再到大革命时,提着脑袋护送谭将军,搭救韩铸仁;哪一次兄弟两人不是意气相投同生共死?广诚每每想象兴汉为了尊严杀日寇而牺牲的情景,就不禁热血沸腾。

    经他诚心相劝,王兴汉家人终于搬回了汉口集家嘴。广诚又以老通成名义在汉阳收了一个小酒坊,还是让他们家去打点,并把在四川学到的酿酒工艺也传给了兴汉的儿子。兴汉家慢慢恢复了生机。以后广诚每看到王家送来一坛坛白酒,就仿佛感觉那如钢似火的兴汉大哥还在身边!

    然而现实仍给了他太多失望,“老通成”并不像他希望的那样每日宾朋满座,生意一时难有多大起色。武汉工厂开工的不多,刚迎来胜利的人们又大多手头拮据。“老通成”现在仅供应小吃,大多数顾客买后,拿着边吃边走了,一楼通常一半都没有坐满。每天最热闹的场面还是在夜间,吃汤汤水水的多了些,看上去人气要稍微旺点。不过因戏院、影院都没有恢复元气,散场的人流不大,营业时间充其量到晚上十一点多便告结束。

    反正,他越希望能尽快恢复到最辉煌的局面,却越是闹心的事一件接着一件。他不得不服了,他的小买卖终究还要听任大气候的摆布。

    接下来几个月,广诚都忙得不可开交。他到老商会大楼露了面。商会虽未完全恢复,但商人们还是很乐意来此聚会交谈的。广诚回拜了商界大佬和老朋友。此间,他首先去接上了烟草公司的关系,依靠老朋友董鑫贵,在烟草公司进了几箱烟。他在通成的门口摆了个烟柜,根据他的经验,这生意比餐饮实惠得多。广诚打着如意算盘,押他一批烟在手里,用香烟来帮助他资金周转。

    但紧跟着又是一个打击来迎接他。开春后不久,商会大楼贴出了一张告示。武汉行营在审讯日伪战犯的过程中,已经拘捕和控制了一批涉嫌在沦陷期从事过汉奸活动的商界人员。正文中就公布有董鑫贵与日“丸三洋行”狼狈为奸、合伙贩卖鸦片,胜利后又帮投降日军隐瞒、转移军用香烟“旭光”、“樱花”库存等罪行。广诚痛恨汉奸,但这时却高兴不起来,因为烟草公司的经营人员找他,说是正在清理董鑫贵的账目,请他务必在半月内将余款数千元结清,否则将永不再供货。

    这对广诚无疑又是当头一棒,他为解决店铺、资金、粮食、燃料……等早已筋疲力尽,更谈不上一口气拿出这笔钱来维持香烟零售,无论香烟零售对他多么重要,这道坎也很难跨过了。他很自然地复燃起了找戴承喜讨钱的打算。并不由得责备起自己,怎么会债主反怕了欠债的。

    广诚听说了一些事。老戴的四女婿郭梓璜在胜利后被作为“经济汉奸”关押,梨花哭上门来要父亲帮忙搭救。多亏“武汉报”的中统先遣人员借“万国旅馆”潜伏过,戴承喜得以认识了负责人钱舟主任。钱主任带记者回“潜伏基地”参观时,听说这位老板就是六姑的父亲,立即把他归入自己潜伏时的收获,当场要手下大力宣传为“爱国商人”。老戴趁机找他提出了“帮忙疏通”郭梓璜的事,钱主任拍拍胸口就答应了,回去果然亲自找了归来的党国重臣周远涤。周远涤虽然早就忽略了六姑这些与共党有些关系的“小人物”,却十分看重钱舟的面子,便将曾作恶多端的大汉奸、汪伪特工总部武汉区专员郭梓璜定位成“地下工作需要”无罪释放出来。郭梓璜当然不会让老亲爷吃亏,戴承喜因此腰板一下直多了。

    广诚还是决定上门试试讨点钱。但当他回到“老通成”时,却见和尚正在瞅着他回来。原来“万国”戴老板的大太太陈氏突然去世,静娴已经和凯鸣赶去戴家了。

    广诚一下泄了气,这戴家太太走得还真不是时候!现在也不好开口讨什么钱了。相反,他回忆起了陈太太为人的贤惠。他一边前去吊唁,一边心想,戴承喜现在三个太太都没了。三个太太没能帮这个人生下一个儿子,这只怕就是老天爷对这个人的惩罚吧!

    等吊唁完、晚上回家后,他对静娴讲了目前的困境。

    静娴一如以往地平静,她把自己一直准备着的手镯、耳环等首饰都放在了广诚的面前。但是,因以往广诚送她东西时她都不让买贵的,所以现在也很难凑出多少钱。广诚想干脆孤注一掷,把这“有天无地”的公新里六号房产证押了借钱。

    静娴苦笑道:“这房子买价就低,说得好听,是张科长给你个人情;说得不好听,是他在甩包袱,免得他花钱去修。能押几个钱?”

    两人面面相觑,箱底都干了,再怎么也想不出办法了。

    广诚不禁想起昭萍和昭诚,这两个家伙把老子坑苦了!可他们在哪里呢?怎么不给个平安的消息呢?共产党不会把他们两个送到前线去真刀真枪打仗吧?不会的!一看他们俩就不是打仗的料,充其量也就只能帮忙抄抄写写吧!等生意做稳了,一定托人去找找看。国民党既然和共产党讲了和,签了双十协定,那么天下会太平了。他们来封信总可以吧?还有,昭舫快回来了吗?他的飞机不会去炸他姐姐吧?

    突然听和尚在楼下高喊,两人竟如觉石破天惊:“叔叔,大少爷和三小姐回了!”

    9 武汉团聚

    昭舫不是一个喜欢讲述自己经历的人。所以家人都只看到他穿着美式皮夹克回了,其余什么都感觉不到。

    他在昆明迎来了胜利的消息,也知道了何应钦长官就是在他服务过的芷江机场接受的日本侵略军的投降。

    但这次战争让他从此憎恨一切战争。两个月前,当目睹《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当局就出动近80万军队攻打共产党后,他立即想到了自己在“那边”的姐姐和弟弟。

    “难道我要为一支去轰炸我姐姐和弟弟的空军服务吗?”他问自己。

    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

    全中国人民都渴望和平,反对内战。1945年11月25日晚,昆明各校的学生、教员、教授约六千人在“西南联大”校园内举行了反战集会。12月1日,云南当局竟派出军政部所属第二军官总队和特务暴徒数百人,突然围攻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学校。他们用棍棒野蛮地毒打学生,并有人偷偷投掷手榴弹。当场有四名年青人被炸死,多人受伤。这就是促使全国揭开反内战序幕的昆明“一二·一”惨案。

    身在昆明的昭舫为自己身着屠杀学生军队的军装、为自己在为这么一个屠杀学生的政府服务感到羞耻。他坚定了退伍的决心。

    飞虎队翻译官的待遇在当时比普通国军士兵要优裕得多。尽管他离开这份工作,就可能加入到失业和贫穷的队伍中去,昭舫还是向长官递了辞呈。

    正好飞虎队有一部分美籍队员要解散回国(一部分运输机留下,空运国军去占领、接收失地),正要复员一批翻译人员。昭舫便顺利达到了目的。

    他去向郭佩珊道别后,在迈克尔帮助下,承搭便机到了成都。现在彻底自由了,并能轻易完成这段记忆中无比艰难的路程,让他很欣慰。他于是突然出现在了妻子的面前。祯青高兴得跳着、嚷着,说他是“从天而降”的。

    几天前,祯青也激愤地参加了川大师生声援昆明的游行示威活动。事后还被校长叫去训过话。不过昭舫看出,她仍然极其单纯乃至幼稚,什么政治也不懂。

    两周后,昭舫又告别妻子到重庆,见到了打算本学期结束就返回汉口的二姐昭瑛和毓章一家。然后通过朋友买到两张船票,和受聘下学期到“杭州艺专”任教的三姐昭琳一起,回到了武汉。

    他带回的复员费正赶上救了父亲的急。

    “你吃老子那么多,总算还了一笔啰!”广诚喜得笑眯了眼,昭舫回得真是时候呀!这大概就是田大爷常说的“吉人自有天助”吧!他发现昭舫一脸愕然,生怕说的话儿子不理解生了气,毕竟他才落屋。连忙又说了一句:“真是只能指望自己的儿子啊!儿子,你帮了老子大忙哟!”

    “儿子真好啊!”他反复沾沾自喜,这才想到要和昭琳说几句话。见昭琳已和静娴一起在她原来的房间逗毛咪,昭琳正搂着毛咪说笑,反复亲着,却又同时满脸泪水。姑侄二人正乐得忘乎所以。

    不说广诚暂时度过了难关。昭舫在家里休息了两天,就拿着复员时部队长官的推荐信到政府去。在那里遇到了童瑨的侄子、他的同学和朋友、现在资源委员会军政部兵工署工作的童柏森。

    “我会帮你催,让他们尽早给你安排。放心,工作肯定有你的。百废待兴,用人之际,还少了你?你就在家里放心等吧,不用经常跑来问。哎,我们好多同学都回汉口了。和你同租一间房的石炎在颐中公司,还有……以后我们可以经常聚聚了。”

    春节前昭瑛一家就先回了武汉。适逢国民政府打算在汉口市增设17所国民学校。在朋友帮助下,毓章顺利得到二女中的任教聘书。不久昭瑛也得到了江岸铁路扶轮小学的聘书。学校位于离家较远的老日租界。外柔内刚的昭瑛就像她读书求学时一样,完全不靠父亲,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安置下全家,每周末才带上两个儿子来看望父母。

    除开昭萍、昭诚与媳妇祯青,广诚已经全家团聚了。

    这半年多来他心情都没有这么舒畅,他觉得自己又长出了新的精力。

    虽说湖北春荒严重。武汉粮食供应不上,粮价屡创新高,三镇百姓生活负担沉重。但因大批返乡人员路过汉口,40万部队过境,还要面对大批待遣送日俘、日侨,人流增大,餐饮生意还是有了些起色。

    一天,广诚正在大堂,一个英武的、额头上有道明显伤疤的中校,身后尾随着一个士兵,走到了柜台前,向广诚问道:“请问您是这里的曾老板吗?”

    广诚觉得眼生,便反问道:“正是,请问阁下是……”

    那军官立即立正,敬了一个军礼,答道:“曾伯伯好!在下姓谭,家祖父是谭襄农……”广诚不等他说完,就激动得从柜台后快步走出来,紧拉住他的双手道:“好,好,到底把你等来了啊!我就是曾广诚。上次错过,我都悔恨死了!一晃八九年了。谭将军,快随我到家里去坐坐。”谭承荩便对随从说:“你可到晚上八点钟来这里接我。”

    广诚兴奋地把谭承荩带到公新里六号,先是见了静娴,然后又喊来昭舫。广诚兴奋无比,先问了师父的近况,得知师父在抗战时还曾率华侨捐赠汽车,组织司机到缅甸参加大后方的运输。但现在身体渐渐多病,谭承荩就是请假回南洋探望的。

    谈话越来越投机,广诚让昭舫拿出战前的一张全家照片给谭承荩带去。谭承荩翻看着昭舫的相册,忽然问道:“这位可是你姐姐?”

    昭舫回答:“正是。”

    谭承荩问:“你姐姐是曾昭萍?”

    广诚和静娴都异口同声地惊喜道:“谭将军认识?”

    谭承荩道:“曾家果然如家祖父所说:高风亮节!我在六年前曾会过令姐。那天我们团被日军紧逼,多亏她率十多人突袭日军前线指挥部才转败为胜。那是场恶战啊!我们范师长常念及她,称她巾帼英雄。不过以后我就再没有听到过她的消息。”

    广诚惊喜到极点,站起来到楼梯口看了看,又回来坐下,小声地说:“谭将军莫要认错了,她是教书的,连枪都打不来。”谭承荩看着广诚,小心地问:“曾伯伯可有她近来的消息?”广诚思女心切,便老实承认已经八年没有消息了。谭承荩压低了声音说:“她是……共产党那边的。国共要是真的停战,她就可以回来了。”说完这句自己也不信的话后,他就低下了头,两眼看着桌面。广诚则不满足地问:“她还有个弟弟,你见过吗?”谭承荩摇头说:“没有听说。”广诚和静娴不由听得又喜又忧,又欣喜又失望,心里七上八下。

    静娴想了一下,问道:“你听说过有叫叶知秋的吗?”

    承荩说:“听说过啊!新四军通海启[29]部的名人啊!这是个了不起的人,汪伪政府点名悬赏的,日本元帅畑俊六大将亲自下令组织专门特务队、点名追杀‘那个会说日语的朝鲜人’就是说的他!说他搞的‘反战同盟’瓦解了日本军心,恨死了他。可特务队被他设计消灭了。哦,还有件事,日本宣布投降后,扬州日军不肯缴械,叶知秋明知蒋委员长有令,不让日军向新四军投降,竟然只身一人,挺赴扬州市,去催促日军投降。那是多冒险哪!虎胆啊!日军谈判代表知道他的名字后,不由对他钦佩之极,同意他将他们一个武器库内的枪炮弹药和军用物资都装船交给他运走了,还将身上的一把指挥刀双手托起、行鞠躬礼交与叶先生,又送他一只军犬。这事当地很多报纸都有过报道。连我方长官都悄悄兴叹,共军竟有如此孤胆英雄!请问这是婶婶什么人?”静娴感慨地答道:“是我女婿。”谭承荩听了,竟马上肃立鞠躬,连声赞叹不已。

    谭承荩次日离汉回南洋后,就再没有回大陆。从此广诚便再没有过师父的消息。他认为师父一定是看到日本已经投降,不再让孙子回国当兵打内战了。

    谭承荩的到来让广诚大大改变了对昭萍的看法,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女儿、女婿竟是如此英勇,真是为他光宗耀祖。他猜他俩是“当官”了,只有些可惜,是……“那边”的。

    这个生意人和所有人一样,对新年前不久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五项协议寄予着极大的希望,同时又对国内时局心怀不安。这关系到他和每个中国人的命运、生活,也关系到他一家人的团聚和安危。

    10 昭舫拒职

    当重庆较场口事件[30]的消息传来,武汉人全都惶惶不安,内战的阴影已经切实地地笼罩在中国的大地,也沉重地压在每个受尽了战争之苦的中国人身上。百姓不想要战争!难道这辈子的战乱还没有受够吗?

    昭舫等来了受聘通知。但他昙花一现的喜悦立刻变成了难言的苦闷。等了两个月的消息,居然是被安排到“汉阳兵工厂”当技术员。

    这让他大失所望,难道这就是“用人之际”么?要他去造杀中国人的枪炮支持内战么?不!他不愿造枪炮,不愿造去杀他姐姐和弟弟的枪炮!

    他希望能有一点改变的余地,便约了童柏森到鄱阳街“美的”二楼喝咖啡,希望他能帮忙。他谈到了自己不想去兵工厂造武器杀人,问有没有办法换一家别的企业。

    “我看很难。”柏森皱着眉头说,“也许你可以自己去找家私营的工厂。但是,现在又有哪家工厂能置身于世外、不接受政府的订单?它的产品不直接或间接用于打仗?连农民的粮食都要送到前线,照你说的就不种地了么?兄弟,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决不会允许国家分裂!你说得出对付共产党还有别的办法么?你要相信,凭现在蒋委员长的威信和实力,最多一两年,中国就会统一。”

    昭舫听他说得和官方一样,便问:“柏森,你不是最反对内战的吗?你难道愿看到同胞兵戎相见?”

    柏森笑道:“此一时、彼一时也。当时我们是外患当头,当然要团结抗战。现在要想和平,要想不打内战,除非共产党自愿解除武装,团结在蒋委员长身边和平建国。昭舫,你难道不觉得战乱之源就是共产党吗?蒋委员长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八年抗战,他扛住了多大压力啊!差点把他炸死他都没屈服啊!我们都是亲眼所见啊!是他,从未动摇地、领导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胜利的保国保种战争。中国历史上有过这么伟大的领袖么?”

    昭舫不反对他赞扬委员长,但是蒋委员长再伟大,也不应该让饱尝战争之苦的中国再次陷入战争啊!他不想得罪老朋友,便说:“柏森,你想,要是你四妹活着,你还赞成打吗?”柏森不高兴地说:“四妹是死在日本人的枪下的。昭舫,你不该提让我们都难过的事情。”昭舫低下了头,不再说话。柏森却笑了,调侃说:“难怪这墙上写着那么大的字:‘莫谈国事’,我看我们也不谈这些了。刚才那些话,都是我劝你想开些的。放心吧,我会再帮你打听下看。”

    街上一阵喧哗,他们两人也凑到了窗前,向下面看。昭舫认出,竟是穿着黑呢大衣的魏公博,正在往死里痛打一个从斜对面“巴公房子”边巷子里逃窜出来的人。后边跟着追出来的一个人劝道:“魏长官,别在大街上打,回去再找他算账。”

    昭舫此前已和公博有过一次照面,也知道了他的军统少校身份,但是从未把他和自己不喜欢的那个军统联系在一起。只有这一次,他忽然感到,自己好像少了不止一个朋友。

    事情过了两天后的傍晚,魏公博来“老通成”吃东西,要凯鸣去叫来了昭舫。

    “我那天看见你在‘美的’楼上,知道我抓的是谁吗?”公博笑着问。

    昭舫淡淡地笑着,他没有兴趣去关心这些事,便说:“你是公干,我何必知道。”

    魏公博吹了吹面前的鸡汤,说:“昭舫,那是我在算一笔旧帐。是当年带日本人去搜捕六姑的那家伙,叫侯树坤,战前当过警察分局的局长。恶贯满盈!就算我不找他,共产党也会要他的命!你还记不记得那年、我们歌咏队成立周年的庆祝会,街上响了枪,我始终和你在一起的?那天,是他们日本特务想绑架你呀!你瞪着眼干什么?日本人想绑架你,逼你爸爸当维持会长!记起来了吧?那天我们抓了一大堆日特汉奸,可撤退前,被这个混账家伙偷偷放跑了。这是他迎接日本人进城的见面礼。”

    昭舫问:“我记得有一天,我们两个在武昌,你闯倒了黄包车,和车上的那个老头一起被抓去,是不是演戏给我看?”

    公博得意地笑了:“哈,哈,是的!那老头是个潜伏汉奸!你呀,真是诚实厚道。昭舫,我原来是受命监视你的,可经过那一次,我把你当成了最可信的兄弟。相信我,我从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后来,在宜昌和你分手后,我就受命潜回了汉口。你知道,那几年汉口多血腥啊!可汉口又出了多少抗日英雄啊!武汉人组织了‘抗日锄奸团’,专杀鬼子汉奸,那老头最终没有逃过六姑的枪口。他们还公布了‘燃犀录’,就是铁杆汉奸名单。哈,汉奸们人人自危!一次,我们想杀‘大楚报’的汉奸胡兰成,败露了!记不记得那个、到我们歌咏团捣乱的雷胖子?带人伏击我们,被六姑一枪点了。我们那个好校友滕培英哪!现在好像变成了‘先遣地下工作者’,又在省党部人模狗样的公干起来。他妈的!那天就是他带鬼子到‘万国旅馆’搜我,要不是你柜台上那个赵凯鸣兄弟冒死相救,我今天就不在这里了。我说的六姑,你听说过没有?你还记得我们歌咏团的戴桂香吗?”

    昭舫点着头,他把她敬为英雄,还和凯鸣一起专程到姑嫂树为她扫过墓。他回答公博道:“抗战八年,你出身入死。昭舫自愧不如。公博,你何必和我说这么多呢?”

    魏公博笑道:“让你了解我!我何尝不知道,你的心里,对军统是什么评价。其实我早就知道六姑投了共,我还不是敬她是英雄!”

    昭舫微笑着说:“你想多了。其实,我懂你,我很珍惜我们在一起的友谊,那时候,所有真正的中国人都团结得很紧,彼此不存猜忌。”

    公博又笑了:“书呆子!白脸小开!是你对别人不存猜忌吧?”他正色道:“昭舫,我相信,我所做的每件事都对得起良心。我给你说这些,只是希望,你永远把我当朋友,和以前一样。”

    昭舫诚恳地点着头。

    公博说:“但是我给你提个醒:国家大事,委员长自有他的安排。你别看贪官污吏那么多,别看摇身一变的变色龙那么多,那是因为他还来不及清理。我相信国家当今第一要务,是先对付共产党这个老冤家。他们趁抗战做大了!昭舫,你太单纯,中国不可能像美国那样,我就不相信什么多党政治协商。只有坚持‘一个领袖’,中国才能走向统一富强。我可是怕你跟着别人乱起哄惹麻烦哦!”

    昭舫事故地微笑了一下,说:“老兄,你晓得我一向不关心党派。哎,馆子里头,莫谈政治。”

    过了大半个月,两个戴着呢礼帽、穿黑色风衣的先生来找昭舫。昭舫一眼就认出了其中的滕培英。他发胖了很多。昭舫把他们请到公新里六号一楼堂屋坐下。广诚正好回来,见状,便在门外惶恐地看着两个“政府人”——他们太让人联想起专门抓人的特务便衣。

    “昭舫老弟,你不要紧张,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你收到过这份聘用函吗?上月底你就应该去报到了啊!”滕培英用公事公办的腔调说。

    昭舫从心里鄙视这条恬不知耻的变色龙。至于工作,他已经拿定了主意,便回答说:“谢谢滕兄,还专门跑一趟。只是这些事,我犹豫了很久了。本来我有心为政府出力。但却遇到了些难处。家父他一生的心血都在这‘老通成’。经八年抗战,我们家已经元气大伤。而我父亲已经年迈,重振旧业很有些力不从心。我已决定暂时留在家里,帮老人家操持一阵,也就一年两年,待生意恢复了,我再出去工作。有道是忠孝不能两全,还望滕兄理解。”

    滕培英乜斜着眼,狡黠地笑道:“曾老弟的孝心真让我佩服啊!不过你上班了,还是可以有空帮助令尊哪!这份工作工资,比在其他工厂同一级别高一倍哟!这不是平常人想得到的咧!老弟是退伍军官、是社会的精英哦!这份工作,政府不是什么人都给的。老弟你不要随便自作主张哟!失去了这个机会,不仅就没得后悔,而且,而且……”他放低了声音,“现正当用人之际,这是党国的信任,也是对你的考验,该如何正确对待?老弟是明白人,就不要我多说了吧!”

    昭舫压抑住自己的愤怒,这简直是在威胁!你滕培英什么东西,无耻的变色龙一条?他不动声色地慢慢说:“谢谢滕兄的好意,只是我主意已定,不想改了。”

    滕培英收起桌上的东西,叹道:“曾老弟还是那么柔中带刚,处事有一定原则哪!”他故意把“原则”二字说得很重,好让昭舫去体会其中的深意。

    昭舫不卑不亢地笑道:“我哪里能像滕兄那样,能随机应对复杂的形势,我就这水平啊!”

    滕培英听出其中的讥讽,又找不出破绽。现在他还不具备对不顺眼的人落井下石的本钱,也只好先放在心里。

    广诚听壁脚听到昭舫这些话,倒是十分开心,终于可以有儿子继承他的事业了。

    不几日,童柏森给昭舫回话了。省党部直接在管理着这些大学毕业生和退伍军官的分配,昭舫是两条都占,被分管的周远涤书记“钦点”,没有改变余地了。

    “你的理由倒说得过去。你也只能这样,先帮你爸爸做些时。等这阵风过了,一有机会,我会第一个记得你。”柏森边摇头边拍着他说。

    昭舫相信柏森对他是真诚的。他想,也只能这样了。

    他想起几天前在父亲那里看到誊写的“汉口市汤元面粉业同业公会调查表”和“汉口市政府办理商业登记月报表”,今后,自己的十年寒窗学识将只能在这个圈圈内展现。

    他脑中再次呈现出了表格的内容:

    “商号名称:‘老通成’;店址:大智路三号;营业种类:汤元面粉熟食;资本金额:一百万;会员人数:39人;理事长:曾广诚。”

    11 昭舫从商

    1946年4月,尽管“局部冲突”和战事的报道从未间断,武汉人还是宁愿相信那是些个别现象,对和平的幻想依然尚存。一排排房屋正在战争后的废墟上快速建立,一些工厂也陆续开工,市面也在逐渐繁荣。

    武汉轮渡恢复了;省主席王东原贪污渎职,被湖北地方派撵走,万耀煌接任;新贵们在大兴土木,“华界”的一些板房,被整齐的洋房代替;汉口在大力取消黄包车,推广三轮车以改进城市交通;从四川回来无家可归、拥挤于未修成的聚兴诚银行大楼[31]内的人们,纷纷自行涌入老圃昔日日军刺杀训练场的院子,拆掉旧院墙,自搭简易房屋居住……武汉又有了不少改变。

    汉口市商会是5月20日正式重开的。贺衡夫任会长。广诚被推举为总商会委员。“老通成”在汉口的率先复业、并办得颇有声色,帮他这个资产并不大的商人得到了这个地位。他春风得意地将昭舫带到商会,去介绍给同仁,到处声明昭舫将直接管理“老通成”的经营运作。也是昭舫与从商有缘,在和童瑨说话时,正好省商会会长陈先生走了过来。童瑨便热心地介绍了下昭舫。陈先生道:“好啊,老曾家这下如虎添翼了,犬子元植,也是武大的,在四川毕业,我听他说起过你在珞珈山时的事。你记得他吗?”昭舫笑道:“怎么会不记得?只是隔八九年没有见面了,见了面应该会认得出的。”陈老先生便顺便把他介绍给了几位商界知名人士,让广诚心里乐开了花。

    昭舫却很难与父亲共鸣,他极不习惯在一堆“前辈”中点头哈腰,便提前溜了出来。

    他没有目的地遛着,信步到了统一街。这里是一个战后又死灰复燃的自由市场,出售着各种民间印刷的书籍、年画、冥币等纸制品,同时摆满了“劫收大员”们掠夺后、又拿来销赃的各种物资,从瓷器到电器、字画、靴子、军服……除枪支外,应有尽有,物美价廉。还煞有其事地按不同种类、沿路一段段有规律分开。市场的规模竟扩大到了清芬街和前花楼一片。当然,这里也仍然是沿袭旧时的、半公开的货币交易黑市市场。

    昭舫想起要找一部好收音机,但是半天没有看到。在清芬街,他看见一个美国人正用蹩脚的汉语和两个汉口人谈生意。那个美国人可能是想用美元换点银元,学着很内行的样子,在用嘴吹,用耳朵听,用牙齿咬,昭舫从他们身边经过,无意中看到他就要上当,脱口用英语说了一声:“bogus.[32]”

    那个美国人听到、并立刻醒悟了,看了已经走过的昭舫一眼,找借口中断了交易。昭舫走到前花楼街口时,那个美国人追了上来。

    美国人先友好地招呼了一声。昭舫随意地笑了一笑。美国人问:“你愿意换美元吗?”昭舫摇头笑道:“对不起,我没带钱。”只把两手摊开,和他分了手。

    昭舫觉得无聊,又折到交通路,去“联营书店”找新交上的音乐发烧友马仲扬。重庆“联营书店”武汉分店是当年一月开张的。马仲扬现在是书店的经理。这个书店公开经销一些当局不喜欢的书刊,还私下里经销列宁、毛泽东的著作。昭舫对它卖什么并无兴趣,他来这里是为了与马经理在二楼会客室喝茶,听他新收集的唱片。他们俩在音乐欣赏方面是相当投缘的。

    喝了两道茶,马经理问:“你怎么好像没精打采?要不要来张罗西尼的《威廉·退尔》振奋一下?”昭舫沮丧地答道:“你不知道啊,‘三十而立’,我刚满三十,还一事无成。要说也不愁生计,算不上什么,只是我对生意还真没兴趣,得要一段时间习惯。”马经理点头说:“你是读过两所大学的人,又和美国人共过事,眼界大了,一个‘老通成’那里关得住你?”

    昭舫勉强笑了一下,说:“我哪有什么眼界。只不过我不帮父亲,就要吃白饭,那像什么话?”马仲扬皱着眉头:“其实我一直没有弄明白,你为什么硬是不肯去汉阳兵工厂?你是转业军官,工资高啊!”昭舫搪塞道:“家父年纪大了,当然要儿子继承父业啰!”

    马经理狡黠地笑道:“你这样说,就把我当外人了。我每天早上都看见令尊在江边打拳,那身手,哪里看得出年纪大了?你还没回汉口时,他就一个人复了业,从那些接收大员的手里要回房子、修店面、办执照……那精力和本事,游刃有余,全汉口我没有见到第二个!我看哪,如果你不是特别不愿去兵工厂,哪会勉强自己去做生意呢?”

    昭舫叹了口气,“知我者马兄也!你说啊,兵工厂,造枪去打哪个?八年抗战,战争的苦还没有吃够?那倒是外敌入侵、强加给我们的啰!现在都胜利了,哪个中国人不想过几天太平日子,好好搞建设?凭什么一门心思要打?”马仲扬问:“你不去,‘上边’不说你?”昭舫道:“怎么没说,还派人到我家里来过哩!我这人最反感威胁,又惹不起那些人,只好回答说要留在家里尽孝啰!”马仲扬微笑了一下:“那是那是,这话说得圆泛,可以,说得好!”昭舫补充道:“也就是你,别人问起,我就不会说这多了。哎,刚才的话,我出了门就不认账哟!”马仲扬笑了:“你又没有说什么,我什么都没听到啊!”两个人不约而同笑了起来。

    昭舫离开后不久,竟从经理室后边小间走出来一个人。这夹板墙不隔音,所以他也就一直在清晰地听着他们的谈话。他问:“他就是老通成的老板?”马仲扬说:“嗯!”那人说:“我知道他,他的姐姐曾昭萍是我们这边的人。他在抗战前思想就很进步,掩护过何功伟等同志。王杰臣一直都想发展他。在重庆的几年,他有些沉寂,和我们疏远了。不过,从他的谈话可以看出,尽管他在国民党空军呆过,但是他的是非界限仍然是很分明的。他拒绝为兵工厂聘用,就表明了他反对内战的立场。他能顶住压力,是要有勇气的。显然,这些表现与他姐姐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你可以再做他些工作。‘老通成’在抗战初期,就是我党的一个很方便、可靠的联络地点,应该争取他能继续帮助和掩护我们。”

    昭舫对待父亲的生意当然不像他说的那样有孝心和责任感,那只是他应付形势的权且之计罢了。餐馆的运作不像綦江那样多少有点工科专业的成分,很难提起他的兴趣,他于是消极地打发着时光。

    广诚尽管一度感到欣喜,但渐渐发现,昭舫从不主动过问生意的事,而且经常郁郁寡欢。特别是半夜餐馆收场后,正是老板要盘账出纳、调整战术之时,昭舫却很少参加,时常径自去睡了,这让他相当失望。

    谢三金劝广诚耐心,年青人好多想法和我们是不一样的。

    和所有失意的年轻人一样,昭舫也很渴望享受生活。他热爱音乐,更愿意让自己的思想随着音乐在艺术的天堂中自由飘荡。他不由加倍怀念自己的启蒙老师市一小学的连老师,自己从少年时起就经常在他家听唱片。他回武汉时就知道了连老师英勇反抗日本占领军壮烈牺牲的事迹,还知道当年不少爱国家长偷偷用他来教育后代。连老师的旧居早已不在了,但连他葬身何处都打听不到,很可能也被日本魔鬼毁了。

    他打算建立自己的音乐室,便常到拍卖行去转悠、淘宝。于是先买了一部老式的手摇留声机,接下来便是贪婪地收集唱片。拍卖行经常可以捡到价格很低的“漏”,多半是接收大员们不感兴趣卖出的。比方说凡是不适合作为舞曲的一些经典唱片,都会被新贵们像垃圾一样甩出来“变现”。昭舫从心里嘲笑这些不识货的暴发户们,他们的无知正好给了他机会,让他如愿买到了德国柏林交响乐团演奏的贝多芬九大交响乐及大量的经典乐曲,他的唱片很快超过了马志扬,成了当时武汉独一无二的名曲拥有者!回家后,他几乎天天忘乎所以地通宵达旦欣赏。这吸引来一些音乐知己登门。秋平有时也凑过来,他便忘情地给秋平讲解音乐的语言。

    不久,他的复员费差不多花光,而家里经济状况已不如战前,只能暂时收敛一些奢望。

    看到儿子不仅没帮上自己的忙,还“玩物丧志”,广诚再也忍不住了,便常在无人时拉下脸来斥责他。昭舫简直无法容忍父亲闯进来破坏自己向往的意境。但他懒得顶撞父亲,只要看到父亲脸色一变,他就一溜烟出门。

    这样的局面出现了好多次。静娴劝广诚,要理解儿子“怀才不遇”,要有耐心。广诚于是使劲把不满压在心里。静娴清楚知道,该是自己来规劝昭舫一次了。

    有天,昭舫斜靠在床上,放着留声机。小提琴演奏的歌剧《萨特阔》中的插曲、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印度客商之歌》,把他带到了大海温顺时的宁静、辽阔的幻想世界里,暂时远离了尘世的一切。等到一张唱片放完,他站起来打算翻面和上发条时,发现母亲正站在门口。

    “妈。”他喊道,“我以为您还在打坐,您怎么不进来坐?”

    静娴不语,进来坐下了。昭舫感觉母亲有话要说,便把手中的唱片放好,关上了留声机,恭敬地坐在母亲对面。

    静娴沉默了一阵才问:“是不是读了那么多书,不想做生意了?”

    昭舫面带愧疚地说:“没……有啊,我……只是不知道,怎样才帮得上爸爸的忙。”

    静娴点了点头说:“做生意不能性急,先跟着耐点烦看着学。等你看些时,有门道了,就可以帮你爸爸了。你爸爸老了,晚上有时喊累,喊腰疼,以前哪里有过啊?你小弟又没有消息,我和你爸爸不指望你,指望谁啊?”

    昭舫本是孝子,诚恳地答道:“妈,我晓得了。”

    静娴慢慢说道:“你爸爸本钱比不上以前了。八年抗战下来,底子都熬干了,什么都是从头又来。你看他辛辛苦苦,人都累缩了。眼下比民国十八年刚开张时强不了多少。还少了跑马场那一摊子和香烟零售。”

    昭舫奇怪地问:“跑马场是没有了。香烟怎么……要卖不卖的?”

    静娴说:“你看,你不晓得你爸爸的难处吧?原来那个卖香烟给我们的董鑫贵是汉奸,家产房子都卖光了打点,前些时才放出来。原来帮忙牵线的曾昭泰在重庆就失踪了,你爸爸也就没了进货的路子。”

    昭舫问:“香烟经销公司那么多,缺了他们两个就不行了?”静娴道:“那哪是一天两天搭得成桥的?要花钱打点,还要慢慢来。现在又尽遇到些光收钱、不办事的。我是不过问他生意上的事的,你怎么比我还不懂啊,儿子?做生意要靠‘面子’做的!靠关系做的!现在我们流动的现钱又少,哪会有人肯赊货我们。”

    昭舫问:“那我们有没有借债经营?”静娴说:“没有东西抵押,哪个银行肯借钱给你?谢先生倒是帮我们从钱庄拆借过钱的,那个利息高哇!钱庄是认利不认人的。再说,这年头赚钱呢,还比不上涨价快。每天收的钱,第二天你爸爸就要颠着、去想法换成现洋,不然看着缩水都没有办法。把利息一交,生意就成了在帮它钱庄做了。不遇到急得上火,哪个又想去借钱呢?”

    昭舫悟道:“难怪,我看到店里卖的东西也少了,只有一楼接客。白天就是包子、红豆稀饭几样小吃,没有酒菜,能有几多人来吃?每天都要到晚饭时候,卖的东西才多一点。”

    昭舫懂得父亲的难处了。虽说比起那些要受小混混们欺负、忍着气交保护费的店主,“老通成”不知要好多少,但这么拖下去是会倒闭的。

    他开始动起了脑筋,父亲的经营方式实在是过时了,他应该用自己的能力,帮父亲走出增值缓慢的怪圈。

    12 小试牛刀

    昭舫从“从不过问生意”的母亲那里,学到了最重要的生意经:“做生意要靠‘面子’做的!靠关系做的!”父亲的老关系已经显然不得劲,那么自己的关系呢?暂时只有同学吧!以往没有利益关系时,他们的友谊是纯洁的,那么以后呢?昭舫想,如果不是唯利是图,为什么朋友之间不能互相帮助呢?

    当时的社会,知识青年们并不一概将拉帮结派视为陋习,相反,不管是学校还是社会,“同乡会”、“校友会”经常能帮助他们在落入无助的艰难境遇时,得到及时雨般的互助,甚至能迅速解决就业、居地、救急资金、创业途径等大问题。

    一次,昭舫与在汉的“西北工学院”校友聚会时,遇到了在汉中和他拼租民房、同居一室的校友石炎。石炎在重庆和一校友结婚,岳父原是汉口“颐中公司”的职员。这家公司是包销“英美烟厂”产品的。当年为了打垮民族资本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他受命暗地大量收购南洋产品,故意让烟霉变后再降价出售,以败坏南洋名声。由于他做得特别出色,曾升到了分公司经理位置。石炎回汉后,就到了岳父原来的公司。

    他见昭舫和童柏森等人在一边谈得火热,便也凑到一起。互相恭维后,柏森看了石炎的名片,有意帮昭舫一把,便故意向石炎打听香烟的行情。

    石炎见说到本行,兴奋起来,说:“上海香烟好啊!红金、飞马、大前门都特别俏,一到货就出光。我们进的货,七成都到了私营批发商手里,就是二手批发的,都要赚上两成。进口烟就更不消说了,翻几个筋斗的都有。柏森兄想做?”

    柏森说:“我精力不够,想和昭舫合股经营。”石炎说:“和昭舫啊!那太好了。你真会选人!昭舫,你最好成立个公司。”昭舫笑着说:“我正在和柏森商量这事呢,你就来了,可见是缘分了。不过我还要看看行情。成立公司,你入股么?”

    石炎摇着头,诚实地说:“我是公司职员,不允许搞这些的。不瞒你说,我泰山大人的老路子,都被我的两个舅子分了。我根本没沾上他什么光,必须从头开发我的市场。你如果能帮我经销,扩大了我的业绩,我的收入就会增加,我也有机会提升。”

    昭舫诚恳地说:“我们‘老通成’也搞点零售,只是现金进货,规模小,周转也慢,怕够不上你的大生意。”

    石炎笑道:“你那和摆地摊有多大区别?”他干脆讥讽地,“拆不拆零卖?”

    昭舫笑道:“你还敢笑起我们小本经营来了?说实话,拆零也卖,莫说一支,要你来,半支都行。”

    柏森插道:“莫说笑了,石炎,你那里,一天做个一二十箱生意,要多少保金?”

    石炎露出喜色,却转向昭舫说:“那么说你真想做?”

    “真想做,你当我们没事在和你开玩笑啊?不过你说的牌子我倒要试一试,不如先在我‘老通成’零售试试?”

    石炎露出不屑的神情,道:“这些牌子你还不信?我还有三五、骆驼、美丽……该信了吧?要只做点零售,你明天就可以拿我名片,先取几箱回去试试。你自己去,就不要什么保金了。看我会不会骗你。”

    昭舫压住内心的喜悦笑道:“我怎么会连你的话都不信呢?只是我以前没搞过批发,还不懂得渠道。”

    石炎兴奋地站起来说:“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我为什么劝你做批发呢?批发多半不是直接面对汉口本地烟民的,有做大的机会。我们武汉是九省通衢哪!这烟一大半转销到湖南、两广和西南、西北各省。我老亲爷总是嫌我不会推销,说只听说愁进不到货的,没有听说销不动的。”

    石炎的老婆仿佛很想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插进来把他喊到一边去说话。童柏森趁机对昭舫说:“昭舫,这是个机会。很明显,他是想不依靠他的丈人,想自己闯出条路子,来和他的两个舅子比一比高低。你怎么那么多顾虑?”

    昭舫笑道:“我要是太主动,他就不会讲得这么明白的。再说,我也的确没有什么本钱。”

    柏森也笑了:“好家伙,欲擒故纵,生意天才啊!不过我劝你把思路打开点。你不一定要受困于‘老通成’,你可以自己成立公司。我并不想要股份的。只要你需要,我也来帮你一把。”

    昭舫点着头,十分感动于他的真情。

    次日,广诚看到一辆三轮车拖着几箱市面上最俏的上海烟,到店里卸货。当问清原是昭舫赊来代销的时,顿时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线。

    不过回家吃饭时,当昭舫说到成立公司一事时,他眉头锁起来了。他怕昭舫把生意看得太简单,又怕他有头无尾,便说:“我不是不想,我手上实在没有钱。”其实,他刚刚接到凯鸣的忠厚父亲还来的最后欠款。当他知道丙文是卖了乡下的地后,坚决拒绝,结果丙文又亲自上门来,几乎动怒逼他收下。

    昭舫说:“不要您出钱,钱我去借,您出面担保就行。”

    广诚摇着头:“‘担保’?儿子,莫怪我,我现在只有这点家底,你三天热两天冷,搞不好又睡到屋里听唱片去了,哪个敢为你担保?”

    “这次我向爸爸保证,爸爸您累了一生,我绝不会瞎搞来害您。爸爸,在綦江,我帮得上您的时候,我是怎样拼命做事的,您不是也夸过我吗?”

    “那是那是,但是这商场不比你炼铁,有技术就行,商场多诡诈啊!爸爸搞了一辈子都每天小心翼翼,你要万一……老通成……那是我和你妈一辈子的心血啊!我看你还是一心帮我办餐馆吧!”

    “餐馆我也一定帮!烟草公司我也要搞!我至少要点资金起步吧?莫不成我去借……”

    “你莫瞎搞!高利贷一定碰不得!那是为那些赌徒和要救命的急事预备的。好了,我你帮一把,不过我顶多拿得出几箱烟的钱,让你去‘扳命’。”

    昭舫几乎要失望,但父亲到底是愿意帮他了,而且已经比他希望的还要好,他想了想,又得寸进尺地说:“赵凯鸣不当班时,能不能去跟我帮忙。”

    广诚大不乐意,说:“凯鸣怎么走得开?”昭舫说:“那……塘草呢?”广诚道:“宪麟只读过两年书,日本人就打来了,认得几个字?谢三爷教他换银元、做袖笼子生意,倒是一学就会,哎,他跟谢师傅尽学的些江湖门道,正经做生意也只怕不行。”

    见昭舫又露出失望的表情,广诚连忙说:“你淘气叔的孙子东东,比宪麟大一岁,在乡里读过几年书的,现在想到我这里做事。他爷爷至今没有消息,八成死在东洋鬼子手上了,连尸都不晓得埋在那里。我想把他和他娘都接来,就让东东跟着你吧!还有牛万贵的儿子牛诚,就是那年他从水里救出来的那个,万贵这么苦,还供他读了几年书,个子比他老子高一个头,也让他跟你学着做吧!”

    广诚说的东东他娘,就是战前在他家做过活的葵花。

    东东(学名宪东)来后,昭舫就开始带着他,出入“颐中”等烟草公司。

    “颐中”公司是由原“英美烟厂”发展派生的,是由宋子文控股的一烟草巨头。把“南洋”(虽说由宋子文挂名董事长)等中国民族资本支撑的烟厂排挤得举步维艰。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烟草关税长期不能自主,保持着低税率的局面。即便如此,走私却仍然猖獗。而卷烟又居各种走私商品之首,极大助长了外烟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压迫着民族烟业资本的发展。抗战胜利后,这种局面竟有增无减。石炎说的“三五”等牌美国烟,就是以“救济物资”或“援华物资”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减免关税进口的。而这些来源于中国“最好朋友”的美国烟,却大部分是二战期间美军的过期存货。例如,“吉士牌”香烟就是进口商以一包不到一分钱的价格购入,然后提价售出,牟取几倍乃至几十倍的暴利。

    但是昭舫、石炎和当时众多烟商一样,并不能识破这些内幕及影响,仅以“在商言商”宽慰自己。石炎争取到香烟配额后,就让他的下家包括昭舫销售。

    昭舫略一涉水,就发现赚头大大超过自己预期,这让他喜出望外。除了国产“大前门”、“红金”等外,美国烟利润更大。这让他信心十足,不久便当真以自己名义注册了一家“继诚烟号”,开始经营香烟生意。

    数月的经营,竟让广诚这个老江湖都目瞪口呆。他看着昭舫带着东东、直接到烟草公司进来一箱箱的香烟,然后跑到交易市场,招呼大小买家,请来家里,整条、甚至整箱地买走。以后买家渐熟,昭舫也就不一定到门市,直接坐等客户上门了。纸烟生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有时成箱的烟还没有运回家,就直接被卖掉了。昭舫生来平易待人,哪怕一条、甚至一包的生意,他也对客人极其周到客气,很快树立了口碑,业绩远在其他几个同行之上。

    随着生意越做越精,他和东东两人常常一个在烟草公司、一个在二级交易市场,打着电话,完全不经出货搬运,就根据市价情况完成较大笔的买进卖出。他的胆子也越变越大,敢通过谢掌柜找钱庄借钱了,不过基本是一两天、甚至当天就套回利润,随即还清借款。随着手中的钱渐渐变多,他又经常出入货币市场,调换银元。他居然有时敢少量赊货给他信得过的买家,这不能不让他的老子提心吊胆。

    13 继诚烟号

    昭舫的“继诚烟号”最初只能在“老通成”大门右边挂招牌,却在公新里六号堂屋办公和接待客户。电话就安在父亲的账房外的客室。

    广诚最先只是抱着“只要儿子不消沉,老子只当赔几个钱、让他去玩”的态度,却没想到昭舫竟然成功的速度大大超出他的预料。他无法理解,他认定过于冒失的那套经营方法,无数商家都栽了大跟斗的,到昭舫手上怎么就那么顺,顺得像是梦想成真?看来肯定是祖宗有灵、在天保佑着他吧?

    他应该懂得,在生意人家长大、英语纯熟、善于从国内外书报上学习前人成功经验和理念的昭舫,理应能比他得心应手地驾驭市场。当然,有些事看上去简单,却并非每个人都能运用好,十个人中,充其量有一两个成功。

    昭舫的精力很大一部分是用在商业信息收集上,而他老子用一生建立的人际关系网正是他最宝贵的行情来源。宪东是他主要的参谋和执行者,他看似轻浮的商业运作,其实都是经过慎重、周到的商业信息和生意对象的分析后才推行的。

    以前十分排斥商会的昭舫,现在则经常骑上自行车、不断出入在商会、交易市场和一切能了解商业情报的场所,他的关心还远远不限于烟草,还通过中外报纸了解时局、战况、金融、黑市……力求摸准那年代的脉搏。他说:“有一百倍的视野,才能做好面前的事。”

    宪东主要负责了解商场行情,包括汉口大小烟商的生意,各种品牌的销路,外地采购商的行踪、进货动向和策略……

    牛诚、有时还有塘草,专门从街头巷尾关注上至政府职员、商人等手头富裕的消费者,下至工人、市民、职员、扁担、车夫的各个消费层次的喜好,关注各餐馆、商店、街巷零售小烟贩的销售状况、近来的变化……

    他的资本似乎已在超过他父亲,不久,曾家进入了老子不时向儿子借钱周转的“朝代”了。

    “这几个月天起潮,都不敢进多,怕烟霉,要不我还进出大些。”昭舫得意地对他老子说,“前天十箱‘吉利’,价好低,我拿一箱开了点口子,一股霉气。那伙计说,你只管要了,比这厉害的都能出手。我说我不赚不该赚的钱。要凭良心赚钱,机会有的是。爸爸,您说是不是?”

    广诚虽说有些看不惯他那“轻狂”样子,但这是自己的儿子,败在儿子手下,竟然有种让他陶醉的感觉。

    “爸爸,我看我们应该把卖得好、又有赚头的瓦罐鸡汤准备多些。”他也想在父亲的生意中参加点意见。

    “好是好啊!”广诚婉转地解释说,“可天气一天天热起来,吃的人会少些,卖不完,要坏的。”

    昭舫点着头,把生意上的每一弱点都放进了心里,这些时生意顺利,心里便总在翻腾着更多的主意,然而却不敢尽兴。因为他懂得有些事不是凭生意头脑就能做好的,必须随时小心时局变化,要走稳,不可太快,当心天降不测之祸,就前功尽弃了。

    6月26日,让全国人民揪心的全面内战,终于首先在湖北爆发了。刘峙、程潜以及一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汤恩伯,三员大将统领30万大军,对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汉口的车站、码头和路口经常布满军警,随时检查着路人。经常去交易所的昭舫和宪东走在路上,仿佛觉得凭空就少了信心。

    七月初,昭舫去四官殿迎接从四川回来的怀孕半年多、已经行动不便的祯青。

    昭舫接到祯青、走上趸船时,突然码头涌进了大队的军警,并且迅速设卡布岗,十分显眼的便衣们参杂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人。

    忽然一个穿长布衫的中年人走到昭舫身边,面带微笑地说:“曾先生,让我来提箱子。”

    昭舫吃了一惊。他并不认识这个人,但是他本能地感觉到了一种信任,一下就猜到了是怎么回事,显然他是在求助于自己。他告诉自己应该帮他,“大姐那边”的人绝不会是坏人!便点了下头。

    那人提起箱子,三个人顺利走过站满军警的码头,上了岸。昭舫叫了部三轮车,那人把箱子放到车上,说:“曾先生,谢谢您!后会有期。”然后就消失在人群中。

    祯青听他说“后会有期”,觉得奇怪,便问昭舫:“他不是你们曾家的工人?”昭舫小声地说:“不是,我不认识他。”祯青更奇怪了,小声问:“不认识?不认识也让他提箱子,那他是坏人怎么办?”昭舫笑道:“我一看就知道他不是坏人。他帮我提箱子,省得我提,有什么不好?”祯青觉得难于理解,但她懒得为这些琐碎的世俗事情去伤脑筋,很快便把这事忘了。

    广诚特别高兴媳妇这样回来,他期待着第二个孙子瓜瓜落地,儿孙满堂。他想,到时候就该劝祯青不要再读书了,女人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呢?现在天下太平……至少,武汉是太平的。曾家又一天天好起来,该是她好好在家、相夫教子的时候了。大孙子叫宪渝,二孙子起什么名字呢?宪汉?不好不好,不好听,让他们读过书的人去想吧!

    14 岳飞街21号

    祯青和昭舫、毛咪在公新里六号二楼、原先昭瑛姐妹的房间仅住了一天,便对昭舫说:“我想换个地方住,一早上,楼下又是杀鸡,又是舂汤圆粉,再加上‘祁万顺’的,两个馆子在楼下围着我们闹,吵死了。”昭舫劝道:“过些时你就习惯了。要不,我们和秋平换一下,住后头房去,那是我以前住的。”祯青说:“那还不是一样!而且谁上厕所都要往我们房里过。我喜欢清静,好看书。再说,想出门去走走,都要踩一脚鸡毛,那气味也冲死人。昭舫,我妈在岳飞街租了套房,那房子又隔音,离江边又近,不比这里有情趣得多?”

    昭舫便迁就她,两个人暂住到了岳飞街21号。偶尔将毛咪也接过来住住,不过大多时候仍他在公新里六号和他奶奶一起。

    岳飞街原属法租界,胜利前叫霞飞街。21号的右斜对门,即是有名的“法汉中学”。出门向左十几步,就是蔡锷路“中央电影院”,广诚刚返汉时就住在那后面。再左拐十几步就是“康登大戏院[33]”。到粤汉码头江滩也仅几百米。这附近两百米内,要繁华有繁华,要幽静有幽静,的确是小资们居住的天堂。

    为了准备毕业论文,祯青打算生孩子后休学半年,其间每周去武汉大学,由在川大任教时就很器重她的吴宓、程千帆、沈祖棻等教师个别辅导。

    祯青的母亲是汉口有名的商界女强、沦陷期间法租界著名的“四大寡妇”之一。除了对生意的执著和永恒的兴奋,她对子女们几乎没有精力或者兴趣关心,有时差不多忘记了祯青的存在。抗战八年,她留在沦陷后的武汉法租界大发药财,很少去为流亡在外的女儿担心。她的亡夫在湖南老家长沙火车站有几乎一条街的房子,她向留守的管家发了一道指令:隔段时间给祯青寄一次钱,幸而被忠实的管家坚持贯彻执行了。后来湖南战事尤烈,战线反复变化,管家自顾不暇,祯青也没有音信,她却毫无心思去为女儿的死活“着冤枉急[34]”,全然不去托人去打听祯青的下落。

    胜利后快一年了,祯青平安归来,不仅长大成人,还带了昭舫和毛咪来见她。她表情平静地点着头,淡定得超凡脱俗。她听着祯青的叙述,仿佛是在听别人家的故事。然后她对昭舫说:“我记得我看见过你。”昭舫连忙回答:“是的,您记性真好!”她第二句话就是:“告诉你爸爸,法币要尽快换成现洋或者美元,莫存在手上。祯青去宜昌的时候,我给了她一千元法币(这些她可记得真清楚!),那时可以买二十头牛了!现在呢,最多买十个鸡蛋!要不了多久,法币会变得跟中储卷一样。”

    也许她经历风浪太多,除了生意,什么都无所谓吧!

    她极会赚钱,相信金钱的神通,也运用到了极致。沦陷期间,汉正街有个多年来暗中给新四军提供紧缺西药和器械的“中兴西药房”,有次被日本宪兵队查到“军控药品”数量不清、去向可疑,便逮捕了药房的管事。结果是她帮这个生意上的老朋友出面,向日本人疏通行贿,竟让那位管事得以释放。

    在日本人十分明显要战败的时候,她以独到眼光,及时地用很低价格买下了江汉路的日资“思明堂药房”,使她的“大华药房”从南洋大楼到汉口火车站、横贯汉口江汉、江岸两区、在最繁华的地段都有了气派、显赫的经营门面。

    不料也就是因为这个“思明堂”名声太大太臭,涉及到日特历史上的多宗罪恶,胜利后她被接收大员不分青红皂白就当成汉奸嫌疑关押起来。幸亏“中兴西药房”的管事知恩图报,出面保她,证明她帮助过国军、营救过爱国人士。几个月后,大员们如愿得到了她的一大笔钱,将她无罪释放。

    被关押期间她派头、风韵丝毫不减,在狱中还有几位女仆送饭、梳洗,日夜轮班服侍。

    要说起战争期间,提起“大华药房”,不少远在“大后方”的达官贵人们居然都“肃然起敬”。原来国统区的药品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湖北西部的走私黑市(其实这是中日双方军事高层都有人参与的),而“大华药房”是当时西药市场经常提到的名字之一。特别一提的是,其中特别让他们青睐、熟知并几可救命的,乃是“大华药房”独家自制的“戒烟糕”。“戒烟糕”是祯青父亲生前留下的秘方。其核心就是用鸦片烟的灰加入熬成,也算合乎“减量戒毒”原理的、超前时代的天才运用吧!

    昭舫的女强人岳母欣然同意他们到岳飞街居住,并立即腾出了房子,表态决不来打扰他们。尽管外孙毛咪不一定是天天回来,她还是雇了一位保姆看孩子、做饭。此外,还留下一位年近八十的孤老看门。据说这位老人家在美机轰炸汉口法租界以下地段时——也就是昭舫随航参加的那一次,他不躲飞机,拼了命留下来看屋,于是让他保住了来度过毫无依靠的晚年的宝贵饭碗。他行动已经不便,无论三伏三九,晚上就搭一张竹床,睡在他“好心的”主人家的走廊上。见“大小姐”带了老公回来住,他皱纹纵横的老脸上立即堆满笑容,拖着蹒跚的老腿,忙着打开大门和房门。

    广诚当然不太高兴昭舫的小家庭搬出去单独住。但是一生都先考虑别人感受的静娴却说:“祯青娘家条件更好,昭舫又每天回来,有什么关系呢?”她嘱咐宪麟每天去趟岳飞街,带去莲子汤、鸡汤等,并让他随时听“那边”使唤。广诚想到他生意上对昭舫越来越大的依赖,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15 超前经营意识

    搬到了岳飞街,祯青过得自在而惬意。晚饭后,常和昭舫到江边散步。

    夏日的汉口,一如以往地炎热,唯独江滩有阵阵凉风,实在让人舒畅。

    这天他们散步到一德街[35]江边时,遇到了那个曾想换美元给昭舫的美国人。他认出了昭舫,并热情地招呼他,对祯青也很礼貌地打了招呼。

    这美国人名叫格林,是当时成千个战后来中国淘金的美国人之一。他在武汉一带做着投机生意,收购(其实大多时候是收拾)美军援华人员撤走时留下的电器和物资,将这些美国人当作垃圾、出钱请人去扔掉的东西收来卖给中国人赚钱,做着无本万利、两头收钱的生意。

    他径直问昭舫:“你想买美国电器吗?”

    昭舫本不想和他搭讪,连他想要的收音机都不打算问。但他忽然想到了什么,便问道:“有电冰箱吗?”

    这在当时的武汉是很奢侈、很稀有的电器,就连高档市场上都很少看见,多数人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种东西,传说中的价格十分昂贵。

    格林用奇怪的眼光打量着昭舫,点了点头,说:“跟我来。”

    昭舫让祯青一个人回家,自己跟他到了一德街的一间西式洋房,随他走进了一间约有七八十个平米的地下室,里面竟然堆满了成箱的罐头、美军军服、电器等,从台灯、电烘箱到电风扇应有尽有。

    格林打开了一个电风扇,让地下室清凉点。他把昭舫带到一部一人高的单门电冰箱前,说:“你是我很高兴认识的一个朋友,你可以在这里挑选一样,作你那美丽的妻子的礼物。但是不能挑太贵的。”

    昭舫笑了,说:“谢谢。格林,没有比这个大一些的电冰箱吗?”

    格林有些诧异:“这么大的冰箱,一家哪怕五六口人都够了。你还嫌小?”

    “是的,冷冻室小了。我要能在里面摆上十只鸡、十斤肉。”

    格林更吃惊了,摇着头问:“你们两个人要吃那么多?”他说着指着旁边的一个八成新的冰柜说:“这是冰柜,但是不能用来保鲜,你看可不可以?”

    昭舫一看大喜,觉得对“老通成”简直是太适用了,而在市场上根本没有见过有这种东西。便说:“你给我试一试,要多少钱?”

    格林一边插着电源一边说:“我的电器都是按你们的电压的。这个比冰箱便宜,五百元就可以卖给你。”

    “法币?”

    “银元。”格林断然摇头说。

    昭舫仍然觉得可以考虑,便又问:“有制冰机吗?”

    “现在没有,因为完整的、卖相好的东西,我都委托给拍卖行了。也许,我可以帮你找到一架商用制冰机。不过你得耐心等些时候。”

    “有收音机吗?要声音好的。”

    格林说:“我这里没有,但是我记住了。刚才那部电冰箱很不错的,也不算旧,告诉你,冰箱只要性能好,用起来就和新的没有区别,你不想要吗?”

    “你如果价钱合适,我可以一起买下来。”

    “那……一共一千二。”

    昭舫摇头说:“你报的价都像是新电器。我看,你两样一共五百,我就要了。”

    格林跳了起来,嚷道:“天哪,你真是个湖北佬!杀价太厉害了!”

    昭舫笑道:“你可以不答应啊!我们还可以是朋友啊!格林,你不妨心里算算,这些东西你花了多少本钱弄来,最低可以多少卖给我。”

    格林仿佛很生气,但是突然间他竟笑了起来:“卖给你吧!”

    昭舫高兴得忍不住喜笑颜开,说:“行了,你叫人送到‘老通成’,我给你钱。你笑什么?”

    格林却笑得更厉害了,说:“你还是可以挑一样礼物。其实,如果你只给四百,我也会同意的。我生气是装给你看的。哈……哈哈!”两个人竟同时感到了一种满足的喜悦。

    昭舫帮广诚买回了冰箱和冷柜,让他生熟食品备料保鲜得到了极大保障,广诚心里真是乐开了花。有时一个人站在冰柜面前欣赏,享受着他独有的幸福。

    对于餐馆,冰箱冷柜简直是神仙下凡!在酷热的武汉,冷饮是多么受欢迎啊!广诚恨不得拥抱儿子了。

    谢三金四处托人聘请到了一个北京来的陈师傅。陈师傅非常精于做冷饮食品,如“冰镇酸梅汤”、“杏仁冰豆腐”还配以“豌豆窝窝”、“黄豆窝窝”等北方点心。广诚又从“美的食品公司”、“和利食品厂”购进冰块,再次推出“赤豆刨冰”,大受欢迎。顿时老通成整日里顾客盈门。广诚趁机又将老通成营业扩充到了二、三楼,人多时甚至摆到了公新里。

    有了昭舫的资金支持,广诚放开了手脚。老通成的营业量倍增。除原有品种外,整日供应瓦罐鸡汤。不久,他又聘请了颇有名气的李、陈二位广东师傅,增设了广东卤菜,还供应嫩肥带血的“柱候油鸡”,香甜适口的“广东叉烧”、“烤猪膘肉”等,均供不应求。不到1946年年底,规模上已经达到了战前的水平。

    昭舫见父亲劳累,又想把自己的新的经营理念用在老通成,便主动担当起了老板的职责。

    他开始对卫生挑剔,要求厨房干净不留油垢,厨师店员个人要讲卫生,头发指甲要清洁,袖套围腰要白净,大堂里收拾桌面、地面要快,要对客人干扰小……

    他又对店员们进行了很多说教,比方说对人说话时眼睛要看着对方、要面带微笑。

    店员们不禁私下里好笑,读过大学的老板真是新名堂多,从来没有听说过哪家餐馆还讲这些“板眼[36]”。等昭舫一走,店员们就议论开了:“讲干净,我看是应该的。要我盯着别人笑,是个女的怎么办?”“我没事朝他笑,他们会不会说我是个‘苕’?”“我眼睛看人去了,底下锅铲一下铲‘冒’了怎么办?”

    昭舫知道后,耐心找他们解释说:“这是对别人的尊重和礼貌。你们自己喜欢一个和你说话时眼睛朝别处看的人吗?”他学了学那副样子,店员们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既然是老板说的,多少得执行起来,店风便在不声不响中改变。有天书法家杨树谋先生来喝鸡汤,临走前大声发表感慨,说“老通成”的店员有风范、懂礼貌。还答应免费为老通城挥毫书写招牌。谢三金听说归元寺的匾额就是这位先生写的,很是振奋。慌忙去把这件事报告曾家父子,又特地挪着假腿到每个员工前,把这件事陈述了一遍。

    “老通成”的招牌匾额为店面增色不少。

    昭舫从小贪吃,读书时就武汉三镇大小餐馆吃遍,以后又领略过川滇风味,所以炼成了真正的美食家。这对办餐馆的人简直是太重要的基本功了。他除了在厨房先尝点评外,还常到大堂点了菜要大师傅过来一起认真品味。果如广诚多年前所说的,经他品评过的菜总是变得特别好吃。

    为了提高菜肴质量,昭舫进而对供菜商贩进行精选淘汰。每天晚上接近打烊时,是餐馆对各供商付钱的时间。昭舫会坐镇公新里六号账房,与谢三叔各坐在八仙桌两边。然后主要由他对每一个供商发表意见,谁谁的鸡一贯不错,谁家的鸡嗉子石头灌得太多,谁的菜不新鲜,谁的豆制品质量不达要求,谁的虾价高了,谁肉肥了,鱼死了,辣椒颜色不好……听者高兴也好、不满也好,此时都只有把他当作权威,等着论价付钱。但昭舫严格归严格、却不挑剔,不以这些为借口叫别人吃亏,还能容许别人解释。他既不随便赞同有些人的诡辩,又体谅一些人的难处,比当年田爷还要多些宽容。所以,最终他们都能接受意见,力求让他满意。如此不久,餐馆的整体质量都得到了提高,酒菜营业额明显上升。谢三金与几位大师傅背地里都对“小老板”的管理成效称赞不已。

    16 议请高厨

    广诚对儿子越来越满意,却很不喜欢女婿。因为支持学生反内战、争民主的活动,毓章又被学校解雇。毓章骨气特硬,拒不向当局低头。他公开声明,为纪念七月份先后在昆明被当局派特务暗杀的伟大爱国者李公朴、闻一多、以及当月去世的“黑名单上第三个”陶行知先生,取三人的姓氏,把儿子冰冰的大名取做李闻陶。

    这个决定曾让广诚胆战心惊,生怕他一家受当局迫害报复。他私下责怪这女婿不自量力,从心里不赞同他的作为,感叹他书呆子气,就少你一个人争民主么?你失业让一家人生活贫困有什么好呢?三个儿子都营养不良!尽管他也知道学生们曾在学校发起请愿,反对解聘他们爱戴的李老师。

    后来毓章在家闲了近半年,才被一个同情他的校长聘用。

    广诚对毓章和昭瑛一如既往地冷漠,静娴暗地里对昭瑛的资助十分有限,他装作不知。现在他更加认定,女儿是别人家的人,还是儿子才是自己的依靠。

    但是,他却无力干涉媳妇的“抛头露面”。祯青明确表示,坚决不做旧式家庭妇女!尽管家中不缺钱,她还在“震旦中学”代课以“明志”达两月之久,直到分娩前的一个星期。广诚气得叹气无言。

    10月26日,祯青为昭舫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广诚虽说有些失望,但是因为有毛咪这“一男”顶着,不能再怪媳妇“无能”,只有接受现实。

    昭舫抱着女儿,觉得自己该有个独立的“家”了。便用“买天不买地”的办法,一鼓作气办齐了手续,在原“大智旅馆”的废墟上,建造一座三层楼房。也好让欣欣向荣的“继诚烟号”有个大门面、大招牌。

    随着餐馆生意的上升,老朋友们也都纷纷找来。曾在“业余歌咏团”呆过的上海歌星马莉,带着母亲、儿子来看祯青。她的老公翁将军,几年前已在战区司令官陈诚处失宠,调任战区“总动员委员会秘书处”,失去了军权。不过在“中统”内的地位还在。胜利后,翁先生没有被委派“接收”重任,又因他对内战消极,便被放到“文人学者”的位置上确立下来,派往了一所大学当训导长。然后为了安慰他,又给他挂了个湖北省参议会副议长的虚头衔。翁先生终是仕途失意,威风远不比当年了。不过对马莉来说也许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从此翁先生不得不收敛了他丰富的婚外感情。

    玛莉对昭舫说:“他想和朋友合开一家航空贸易公司。跳出武汉靠水吃水的老路子,专做台湾、香港的生意。他很看重你的才华。你要愿意,他会请你去经营。”

    祯青插话道:“你趁早莫替他瞎吹,他那生意不过是替他爸爸跑跑腿,哪有什么才华?”

    玛莉说:“你这丫头长大了,会说话了,要你挡什么?又不是要他到外地去。他在空军做过,又懂英语,读过两个工科大学,又组织和领导过群众团体,这样的人,哪里去找?”

    昭舫是深知翁将军的品质的,虽说如今失意,但还是生怕和他沾边。何况这公司极有可能被利用来为内战服务。便笑着说:“这要请马莉帮忙推托了,我这人不想做大事,况且这里生意做得丢不开,我要走了,我父亲的身体撑不住的。”

    玛莉瞪了他一眼,“那就不去吧!我无非想你多赚点钱。哎,算了,不勉强你。当我不知道,你们男人哪,凡事总要想得复杂些。”

    昭舫怕玛莉不高兴,笑着说:“不谈生意经了。就在我这家里吃饭吧!你们想吃什么,我叫老通成做好了送到这边来。”马莉高兴地拍了下手,说:“好!我喜欢你们的豆皮。”

    昭舫遗憾地说:“没有卖豆皮了,师傅走了。”

    马莉问:“未必汉口就那一个师傅?老实说,撤退前我还吃到过比你们家好的,不过离我那时住的大智旅馆太远了,我就没有再去过。”昭舫问:“是不是杨豆皮?”马莉摇着头,一边苦想了一阵,说:“想不起来了,我又不是汉口本地人,哪个晓得那么多?”昭舫笑着说:“那……今天请你喝鸡汤,泡馓子,好不好?”

    昭舫心里却记住了马莉的后一番话。等她走后,便回去问父亲。

    广诚这一阵生意发展很快,这么快从困境走向兴隆,哪里离得开昭舫?所以他特别尊重他的好儿子的每一个意见。

    他想了一阵,说:“民国……是民国二十五年吧,‘福寿居’!他老板好像叫周殿臣,卖过豆皮,是要比我们‘通成’的好吃。那几年,我们遇到胡豆丝胡光汉的武昌那家‘杨豆皮’做大了些,周殿臣就从他那里挖来个郭师傅。这郭师傅一开始做蛋光豆皮,和我们半斤八两。后来听说是他有天配料不全,想出来个点子,里边夹了糯米肉饭,结果吃的人都说好。他就干脆专门做糯米三鲜臊子,铺在里头,就起名‘三鲜豆皮’了。我和田爷、胡豆丝都去吃过,回来也学着做了点。吃是好吃,可当时豆皮的价都卖熟了,加了价后,吃的人反而少了。还有人说我们加臊子是凑堆头加价。那时又没有冰箱,臊子预备多了,不好过夜,我们也就没有再试。”

    昭舫若有所思地说:“你这样说,我倒想起来了。爸爸,不是‘福寿居’,是‘美味春’!我和冼星海去吃过的,是比我们的好吃。”广诚笑道:“是的是的,‘美味春甜食馆’。不过你只说对了一半,这家‘美味春’就是‘福寿居’的分店,也是周殿臣的老板。豆皮比福寿居还要好。”

    昭舫不由佩服父亲对同业行情这样清楚。广诚则沉浸在回忆中,自言自语道:“‘美味春’那个师傅好像姓高,原先也在武昌‘杨豆皮’那儿做过。对,姓高,也是汉阳人,我还和他认过老乡呢!哈哈,他一眼就看出来我是去‘踩点’的。到后来跑反那年,听说‘美味春’还自称过‘豆皮大王’。不过这些店现在都垮得不见影子了。就是不晓得武昌那边,‘杨豆皮’还在不在开。”

    昭舫说:“去看看,要是高师傅在,就挖过来。他那边多少工钱,我这边翻倍,要不干脆再加一番,三倍工资!未必他不来。”

    广诚斥道:“你就会用钱!哪有像你这样开店的?那工钱高了,我养不养得起?别的师傅会不会服气?赚点钱都拿去关饷,我这个店莫要帮他们开了。”昭舫微笑道:“爸爸,你莫太看重了那几个工钱。你想,你给得高,他自然会露出全身功夫。工钱高了,也不怕别人挖了。保险多的都给你赚回来。田爷不是教你‘三步走’么?现在正是要走第三步的时候、推出一个‘名吃’招牌呀!”

    广诚听进去了,细细品着儿子的话,但嘴上却说:“我要开不起工钱了,归你给啊!”昭舫斩钉截铁地回答:“好,就这样!”

    他停了一下,又笑着说:“爸爸,我看好了一辆黄包车,想请您去看看,好漂亮的车身,拉杆都鍍了‘克罗米’,两个圆把头和踏铃还鍍的金黄透亮。您要喜欢,我给您买回来。您可以还是像战前那样,每天坐到中山公园去打拳。那边朋友多些,您早该在那里露面了。”

    广诚心里感动,嘴上却说:“我们‘老通成’总算活过来了,那句话怎么说?‘东山再起’,对吧?也不要太铺排了。”

    昭舫说:“那也不算铺排。现今爸爸没有跑马场可以去了,商会那边你也去得次数有限。以后商会该多去,会会朋友,三言两语,说不定多好多商机、行情呢?”广诚听了,连连点头称是。

    17 高金安展艺惊众客

    数日后,广诚如意挖来了摊豆皮的高手高金安师傅。事后他才知道,若不按昭舫的主意,高师傅很可能只会笑着回答“再想想”,因为已有人用两倍工资的价“挖”过他了。

    一则是精诚之至,二则“老通成”在武汉三镇的口碑已在餐饮业中居首,三则“老通成”所处地理位置汉口人皆向往之。四则高师傅与广诚性格相合、志向相投。

    高师傅来“老通成”后,又对昭舫的诚恳和不同于一般商人的见地深为佩服。他很赞同昭舫说的要“步步都做得最好”,精心研究了豆皮的配方、馅料和火候,暗下决心,要展现出自己全部手艺和才能。

    广诚把公新里六号的一楼堂屋腾了出来,放了白案面板。冰柜、冰箱直接放进了账房外间会客室。这样还显得不够,便在天井也搭了一半雨棚,把做豆皮用的泡绿豆、大米的两口瓷缸和磨子、打鸡蛋的搅拌缸都放在天井。又把公新里的这一段巷道也占了一半,搭了雨篷,下面放脚踏碓窝和手摇压面机、手摇绞肉机外加一个菜案。侧边的、通向东山里的公新里过道,则占用了一块地段杀鸡。

    高师傅亲自在前门打完灶后,过来看广诚在店后排兵布阵。广诚见他来了,便说:“按你说的起火快、撤火快的干柴棒,已经有两家会隔三天送来一次,我楼梯旁边堆的就够你烧好几天。你看这两口瓷缸,一个泡绿豆,一个泡大米,够不够?”高金安说:“最好多预备一套,换着用、接上气。照大少爷说的,要做得精。豆皮可以分大、中、小盘卖。我算了一下,要是十大盘豆皮,要大米六两[37],绿豆三两,糯米一斤六两,这个天气,大米要浸泡七八个钟头;夏天要快些,泡一半钟点就够了。绿豆和你们做绿豆沙一样,泡三四个钟头,去壳、去砂。”

    广诚问:“要是用得多,可不可以叫外面的人帮忙泡好了送来?”高金安说:“不可以,不可以,这是最要紧的,最好讲究点,要自己做的才放心。几样泡了,混磨成浆。一斤大米成浆后是二斤十二两,给我卡准了。多了、少了、都会让皮厚薄不匀。皮厚的地方难得熟透,吃起来会有豆腥气,嚼出的是豆丝味道,不是豆皮味;皮太薄的地方反倒炕成焦脆,吃起来伤口。”

    广诚笑道:“听高师傅一说,才晓得行行出状元。我们以前只是做得像个形,哪里这么精细。你这样考究,保险好吃。那糯米呢?馅料呢?你说个数,我叫宪银来帮你打下手。”广诚留着小心眼,想让亲侄孙把手艺学下来。

    次日,天还没亮,广诚破例没有出去打拳,好看高师傅一显身手。高金安带宪银去磨半夜提前泡好的原料,教他拿个小勺、磨一转、加一勺水,眼看磨出了雪白的米浆。

    按高金安要求浸泡后的糯米也蒸熟了,米粒坚挺,软而不粘。高师傅很满意,便放在锅中加油、盐、葱花炒透了,拿到大门口的蒸笼中蒸着保温。

    昭舫也起了个早床赶过来,叫人给高师傅泡来一杯香茶。高金安感到很受用,抿了一口,就去配馅料。他将浸泡洗净、已经去蒂的冬菇丁、水发玉米等下水煮熟、捞起滤干。烧热油锅,倒入玉兰片,翻炒、焖熟。

    然后将他头天卤成捞出、凉干后又切成豌豆大小的瘦猪肉丁、猪心丁、口条丁、猪肚丁并虾仁、冬菇丁等一起下锅翻炒。

    香味从厨房飘出,连从巷子内过路的人都忍不住驻足窥探。

    “老通成”的大门口,摆着摊豆皮的专用灶。高师傅前来献艺了,他边走边跟宪银强调掌握火候要“两头旺、中间温”。但是今天有风,可能把锅的一半吹凉。他非常老练地采取了措施让锅温均匀。虽说自己刚来时就已经摊给老板和少爷吃了,都很满意,但是卖给顾客、今天可是第一炮,千万不能打哑。

    天还没有大亮。他用刨花引燃了柴禾,让火烧旺,将偌大的锅用旺火烧热、放油,和水刷锅,很快油在锅面变热润滑。

    周围看热闹和等着吃第一锅的人,已经围了几层,伸长着脖子。昭舫则躲在柜台边坐着远看,觉得这些人好像鲁迅描写的“鸭”式脖子,暗自忍着笑。特别是一些人脖子没有帮助眼睛到达需要的高度,便把嘴张得大大的,以为可以把眼睛撑得更高一些。

    高师傅用瓢舀了预备好的清浆入锅,并迅速用一只大蚌壳背面将浆在锅内大面积铺满,浆在他手里被摊得不厚不薄,在旺火中,迅速在锅面凝结成型。高金安即不慌不忙地就在豆皮面上连打了四个鸡蛋打碎糊匀。围观的人见他双手同时打蛋又打得飞快,忍不住齐声叫起好来。高金安不动声色,如同一个胜利在握的将军般沉着,平静地盖上锅盖——昭舫想起,这是他说的“焖”。

    看得几乎发呆的和尚回过神来,给高师傅递去一只烟。

    高金安接过烟夹在耳朵上,客气地一笑。他还没有完成全部工序,丝毫不能松懈。他把炉内的旺柴拉出了一大半,使旺火变为温火。才一两分钟,他又揭盖用小铲松动豆皮周围,慢慢将豆皮与锅脱离。忽然,他魔术般地、用双手将有车轮直径大的豆皮飞了起来、腾空翻了一个面,“噗”地正好不左不右平平落到锅的正中。这时人群中又是一阵惊叹的叫好声。而且这惊叹声像水波一样向四面散开。

    高师傅又在豆皮面上撒了一层细盐,然后用手向上面铺垫开糯米和配好的馅料,用快得无法看清的速度将卤肉原汁浇洒到糯米里,然后沿圈将四边折成一个方形,又淋了一次油。

    香味已经透出,仿佛是在大智路口奏响了主乐章。食客们的食欲已经被强烈的刺激诱发。

    高师傅又弓下腰,再次把炉子加成旺火,滚热的豆皮在油锅中被进一步煎、炸了约十来秒钟后,他用锅铲把豆皮切成块状,同时再次迅速翻面,再次沿锅四周淋油。

    又是十来秒钟,他撤了火,一边一块块往一个个盘子里盛,一边抬头问道:“哪个先来的?”

    围观的人们这才想起来的目的,不是来看表演的,从全神贯注中醒了过来。一大堆手“万箭齐发”般伸向了给他们展现精彩艺术的厨师。

    一片赞美声充斥着一楼大堂。高金安心里在微笑。广诚和昭舫的心在微笑。“老通成”的工人脸上也挂着笑容。

    一个在武汉留芳半世纪并誉满全国、声飘海外的著名小吃问世了!

    18 豆皮大王

    广诚要求不算高,每天备料能卖光就心满意足,但几天后他发现,新品种推出后,除了老食客称赞有加外,增加的新面孔并不多,指望豆皮与瓦罐鸡汤一样响亮地传遍三镇的愿望并不能那么快实现。

    “卖一样东西,打一项品牌,不能性急。”广诚站在二楼梯口看着楼下,像是对自己、又是对昭舫说,“那时卖瓦罐鸡汤,还不是靠人吃了好吃回去说,一传十,十传百传开的。”

    “可是,”昭舫显然不满意父亲的解释,“我看不光是这样。顾客们以为这也就是原来的蛋光豆皮换了师傅,加了馅,我们花那么大的努力,他们并没有多大感觉。”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减分量?我可从来不兴那么做生意!”广诚显然觉得,儿子尽管会“玩”钱,但在餐饮上,还是没有自己懂得规律,“莫不成逼得人家买你的吃?”

    “逼?”昭舫笑了,“要是他自己的家里人逼着吵着要吃,你说他来不来吃?”

    “嘿!他家里人逼?你做梦吧!”广诚不高兴儿子拿做生意开涮。

    “您驾听我说,爸爸!人在消费时都有一定的盲目性,就是我们说的‘跟风’,有好多还跟得上当的。现在来吃豆皮的人不见多,当然是您说的要有一段时间让顾客体会,但是我看主要还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没有名气,不知道这与以前的蛋光豆皮有多大不同,不知道我们与‘杨洪祥’、‘美味春’比强在哪里、强了多少。”

    “嗯!”广诚听出了点意思。

    “我们应该要让家喻户晓:‘老通成’的豆皮好、好得与众不同,好得不是强一点,是强太多了!恨不得要说成是云龙井蛙,这就要做广告、登报纸!”

    “你又来了!那得花多少冤枉钱?我就不明白了,童瑨一辈子不做广告,‘曹祥泰’也没听说广告,照样出名,照样发财。酒好不怕巷子深!就你认得的些文化人给你画个饼子、想框你花钱,信他们不得,品牌哪里是靠吹出来的?”

    “只要货真价实就不叫吹,不要叫人把金子认成了生铁!”昭舫斩钉截铁地刚说了两句,怕因此激怒了父亲,连忙又笑着说道:“这样,我去想办法宣传,先向您驾当年为‘大智旅馆’贴告示那样,您那广告不是做得很成功吗?我跟您学,不要您驾出钱,您只管数进来的钱就是了。”

    广诚听了后一句,忍不住笑了:“我等你去扳命,亏了可别怪我冇提醒!”他想起昭舫的成功,连谢三金都夸成是‘新经营理念’,估计做个广告大不了也就上百元钱,让他去试试,就是碰钉子也没多大了不得。

    那天为设计广告牌来门面量尺寸的是常来店里的老客、武汉有名的电工俞子光,见了广诚满脸堆笑,广诚特地请他吃了盘豆皮。待俞师傅走后,他叫来昭舫问要花多少钱。

    昭舫道:“一个霓虹灯招牌一千五百大洋吧,连“瓦罐鸡汤”一起、两个霓虹灯招牌广告,两千五百。”

    广诚听了一惊,好一阵目瞪口呆,这是花钱还是泼水啊?想起自己前几天说的话,不好干涉,但还是皱了起来眉头:“太贵了,霓虹灯?亏你想出来,像江汉路‘璇宫饭店’那样?两千五!天天还又要用电花钱。好在还没动工,我看就算了吧,像鸡汤、本来就供不及,还去打什么广告?”

    “兰陵路的‘筱陶袁’几家,原来卖油条、豆浆的,都在卖煨汤了:牛肉汤、乌龟汤、现在也试着卖鸡汤了。我去吃过,虽说还没吃透我们的诀窍,但也很不错了,嘴巴不刁的还喝不出来。价钱还比我们低一两成。我们若不把牌子做大、做响,客人都会被这样的小餐馆抢跑的。”

    广诚不得不赞同意儿子说的,现在鸡汤的确没有战前那么俏,小对手多了,乱拳打死老师父。看来,如果不是自己位置好,必然会被抢走更多的客人,所以必须在名气上盖过所有对手。

    昭舫笑着,继续道:“爸爸,听我的话,没有错的。霓虹灯广告就是贵得出气派,有几家餐馆舍得拿血本和我们拼啊?我们不就先赢了一阵吗?为什么大牌子商品都打广告啊?你不打广告,谁知道你啊?最多也就在这大智路口占个头牌,走出汉口就没人知道你了,还成什么‘名吃’啊?成什么‘大品牌’啊?田爷爷说的三步走、就差这口气了!爸爸,莫心疼花出去的钱。有句话,叫‘羊毛出在羊身上’。我保证,几倍的都要给你赚回来。”

    广诚说不过儿子,仍忍不住说:“那……你还是再和俞师傅讲讲价吧!你那边三层楼新房也封顶完工了,马上建筑公司就会来算账,听说你除了抽水马桶,还要安锅炉、澡盆,吊顶大灯,儿子啊,你莫要太张扬了!手脚还是莫太大了!”

    昭舫微笑着离开,他还是决心继续自己的计划走下去。

    1947年元旦刚过,“豆皮大王”、以及“瓦罐鸡汤”的霓虹灯广告,就在“老通成”三楼醒目地挂出,一到夜晚,闪烁发光。无论从大智路、从天津路、从中山大道上下两个方向,很远就会跳入路人的眼中。

    几天来,小小“老通成”的广告成了商家议论的主要话题。大智路口一下就变得豪华高档,仿佛公然在与上边江汉路、下边车站路灯红酒绿的老商业中心挑战。

    但昭舫的手笔还没完结,他又与《汉口新闻报》签订了一份协议,由报社专门就“老通成”的豆皮在市内外进行连篇报道,并推出一个“谁买报、谁就可凭当日《汉口新闻报》免费品尝老通成豆皮”的活动,看上去当然是昭舫买单。但报社若因此盈利,将和昭舫四六分红。

    广诚与谢三金正在为顾客量大幅上升而兴奋,悄悄在心里计算收回广告成本需要的天数时,见昭舫又在向高金安布置“免费品尝”的分量,要让人“吃得出味、过不足瘾、尝了就更想吃”。这才晓得昭舫和报社有这么个“发昏”的协议。这下不要说广诚,连谢三金都觉得昭舫这次花钱大方得简直不是地方了。广诚气得在账房瞪着眼问三金:“他这是在为豆皮做广告还是为报纸做广告?”

    但没有几天,《汉口新闻报》和老通成便形成双赢。报纸销量大增,甚至脱销,埠内外商家见此便纷纷找去报社、投资刊登自家广告。结果昭舫不仅未蚀本,还得到了报社的分红。拿着报纸上门的客人十有九个吃了小分还想吃整盘,一吃过瘾,回去又成了义务宣传员,把对“豆皮大王”的赞扬带到亲朋好友中、带到码头车站、带到大街小巷。

    自此,“老通成”人气大大旺盛,冲着“豆皮大王”来的客人成十倍增加、从早到晚络绎不绝。武汉各色人等,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一般市民,几乎人人都至少要去品尝一次。先吃过又好事的以此向人炫耀,没吃过的则在言谈中仿佛自愧少了一项见识。外地旅汉的客人在“如雷贯耳”中,也都必然一顾。“老通成”每天的豆皮都卖出到千盘以上,有时甚至卖出几千盘!

    “豆皮大王”的美味飘香很快越出了武汉、向东西南北扩散。

    这个昭舫自封的“豆皮大王”居然得到了大众的认可,成了真的了!

    自此“豆皮大王”的神话诞生了。

    自此,在中原大地,竟开始流行一句话:“不到老通成,不算到汉口。”

    自此,“老通成”和三鲜豆皮成为武汉人引以自豪的家珍。

    马莉对豆皮格外青睐,她甚至到处吹嘘说,“老通成”就是听了她的建议才推出豆皮的。她丈夫公司的一帮职员也成了“老通成”的常客。进而,影响又扩大到常与他们打交道的、飞台湾一线的飞机师们。他们常常一锅一锅地包下来,用荷叶包好,采取保温措施,大包小包的用飞机带到台湾去。

    “老通成”的豆皮在1947年就飞越了海峡。

    高金安又展现自己的独门绝技,他让顾客按口味提要求,在一口锅上同时做出几种不同的豆皮。一锅下来,有年轻人爱吃的老火豆皮,有老年人喜吃的嫩火豆皮,有不吃葱的人吃的免青豆皮等等。

    广诚心花怒放、精神振奋,田贵义为他规划的“三步走”、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眼看就要实现了。他安排了宪银等几个人帮高金安打下手,并多预备了一口灶,让高金安一人二灶。眼看高金安累得忙不过来,他便趁机叫宪银、和尚跟着学。

    宪银为人忠厚,吃苦耐劳,却不怎么开窍。他在后面厨房练习蛋光豆皮,高师傅也耐心地教他,却总是摊不匀,火候也掌握不好,只有分给自家人“内部消化”。广诚蚀不了那么多本,便停了他的实习,换了几个人去学。可换了人,明明操作要领一样,就是摊不出那么外脆内软、香适可口的金灿灿、香喷喷的豆皮。有吃出门道了的顾客就点着要吃高师傅的、要吃“豆皮大王”的。

    高金安被神话了!“豆皮大王”被神话了,放在了不可逾越、登峰造极的位置。

    登门的顾客越来越多了,每天营业高峰时候,从一楼到三楼桌子边都坐满了人,也常坐着外国人。最多时店内同时接待着两百多名顾客。

    一次,从美国再次来华的迈克尔准将拿出笔记本,对着昭舫在美国驻汉领事馆的朋友、年轻翻译陈枫先生,蹩脚地拼音出他专门记录的、想在武汉吃到的东西:“Dou pi.”(豆皮)

    迈克尔也就这样和昭舫在老通成戏剧性地重逢。

    但是昭舫和他拥抱后,听说他是美国新派的驻华军事顾问团的成员时,后面的交谈变得并不融洽。昭舫用英语说:“迈克尔先生,我亲爱的朋友,你现在不是在帮我们打日本人了,是帮中国人杀中国人!也许他们的炸弹投下去,炸死的就是自己的兄弟、自己的乡亲。”

    迈克尔不高兴地说:“No、no、no!曾,你这样说很不好。我听说,共产党害怕被消灭,就是这样说的。美国不过是想帮你们建立和平秩序。放心,我们会帮助你们政府,让共产党很快按你们政府的要求结束战争。”

    昭舫摇头说:“也许你真心想帮中国人,你曾经这样做过。但是现在,你最好让我们自己管自己的事情。否则,将来你也许会后悔的。”

    迈克尔并非“稀客”。每天,穿着各色服装的中外人士在这里出入,点名品尝武汉这一名吃。

    “老通成”也助长了大智路口一代的繁华,从此,这里成了与利济路、六渡桥、江汉路、车站路齐名的汉口五大商业中心之一。

    曾广诚成功了,他多希望田贵义还活着,也能分享他的这一切啊!他们当年在吉庆街那个小铺子里的筹划,那鼓励着他人生的梦想阶梯,现在都变成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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