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民族主义是塑造现代世界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不少人将之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意识形态及运动并列，各国政府和各种社会政治力量也不时地关注和利用它。然而，民族主义却是一种包容差异的全球性现象，当我们谈及民族主义时，指的可能是以民族优越性和民族独特性为核心特征的民族情感，也可能是以建构民族国家或维护民族利益为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想，还可能是体现上述民族情感、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想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民族主义的复杂内涵及其流变特征使其在不同时空面貌迥异，这给学界带来了诸多挑战。

    （一）后冷战时期民族主义在全球凸显

    冷战时期，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结构性压力驱动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凸显，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一度被压制与掩盖，但民族主义一直与它们相互缠绕、纠葛颇深。当冷战出人意料地以和平方式终结后，福山等乐观的自由主义者一度欢呼“历史终结”，在他们的逻辑中，民族主义理所当然也在被终结之列。尼葛洛庞帝等看重网络等新技术发展的自由主义者也颇为自信地盘算，民族主义将被作为历史剩余物抛入故纸堆[1]。然而，迅即而来的事实击溃了他们一相情愿且过于简单的“想象”：民族主义运动不仅在转型中的东欧地区狂飙突进，甚至在相对稳定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西班牙、法国、加拿大、德国等）也频频上演，一直宣扬自由主义、贬斥民族主义的美国，其民族主义情绪和行为也随着“9·11”恐怖事件而褪去相对隐蔽的面纱，更不用说一直硝烟弥漫、问题不断的中东地区了。在尚未明确定型的后冷战世界秩序里，“文明冲突论”、“新帝国论”、“多极化论”、“三角和平论”、“贸易和平论”、“民主和平论”等论及国际冲突、合作与国际秩序的理论纷至沓来，民族主义要么是其潜在之意，要么是其对立面。可以说，在全球一体化及全球“碎片化”相互交错的进程中，民族主义总是闪烁其间。在悲观者看来，一个“幽灵”，民族主义“幽灵”，正在全球各地徘徊。易言之，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不仅没有终结，反而顽强地以各种面貌出现并在全球颇为盛行，形成了20世纪民族主义的第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第二次浪潮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0～1970年代），并且一直延续到21世纪，毫无告别历史舞台之迹象。

    （二）民族主义在后冷战时期的中国也有表现

    后冷战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无疑也是这一浪潮的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降，在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中国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屡屡受挫、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军轰炸、中美飞机南海相撞、台海危机不时浮现、中日之间摩擦和冲突不断、中国加入 WTO 后面临诸多挑战、中国传统文化热、“3·14”事件以及北京奥运圣火海外传递受阻等一系列事件及其发展态势的刺激下，中国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凸显，部分学者还以“新爱国主义”或“新民族主义”（new nationalism）来标识它。在这一背景下，理解和解释后冷战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已成为学界迫切的任务。

    以后冷战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2]为研究对象，除虑及民族主义的重要性外，还考虑到这一阶段有三个方面的独特性。第一，冷战结束所带来的国际体系转换，是20世纪第三波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但各国的民族主义所面临的任务和问题各不相同，因此有必要了解并辨析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地民族主义的多样性。第二，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这是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兴起的又一重要背景和诱因。换言之，全球化也规定或影响了各国的民族主义。第三，后冷战时期，中国的发展与社会转型进入新阶段，中国所面临的新问题与新形势界定并限制了当下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任务和内容，这也使中国民族主义呈现出与此前截然不同的特征。

    二 研究综述

    民族主义是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一个核心视角，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白鲁恂（Lucian Pye）、列维森（Joseph Levenson）、柯文（P.Cohen）、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等卓有声誉的国际汉学家曾对此作深入研究。对于后冷战时期的中国民族主义，国外新闻媒体向为关注，而学界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将之作为一个热点议题加以探讨。Michael Tsin在给乔纳森1996年主编的《中国民族主义》撰写书评时便一针见血地指出：“直到最近，中国的民族主义一般是被援引的（invoked），很少被细察的（scrutinized），更不用说被分析的现象了。”[3]

    海外学者中，非华裔的中国问题研究者相当重视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修斯（Christopher Hughes）、白杰明（Geremie R.Barme）、彼得·格里斯（Peter Hays Gries）、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迪特默（Lowell Dittmer）、萨缪尔·金（Samuel S.Kim）、威廉·卡拉汉（Callahan）、奥克森伯格（Michael Oksenberg）等将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作为重要研究议题。[4]英语世界中，不少华人学者也对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现象颇为关注，代表性人物有王赓武、赵穗生（Suisheng Zhao）、郑永年（Yongnian Zheng）、徐贲、何包钢（Baogang He）、郭颖杰（Yingjie Guo）等。[5]在国内学术界，对后冷战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研究主要以论文形式出现，代表性作品有乐山2004年主编的《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以及李世涛2000年主编的《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专著类作品尚未见到。[6]

    （一）研究进路

    以现代中国民族主义作为研究议题的学者，其学科身份颇为多样，海外学者主要以汉学家和国际关系研究者（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为主，中国学者的学科身份更为复杂，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民族学等领域的学者纷纷涉入其中。粗略勾勒，这些学者的研究进路可概括为以下四种。

    1.侧重从历史学角度分析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变迁

    美国汉学家列维森将中国的近代转型解读为从文化主义（天下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转变，这开启了汉学研究的一个范式[7]。中国学者盛洪将这一线性历史模式进一步推演，他以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为基础，提出当代环境下需要再用“天下主义”来超越民族主义[8]。列维森所开创的线性分析模式遭到部分史学研究者的质疑，譬如，杜赞奇在其《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中提出复线历史（bifurcated history）的概念，矛头指向线性的进步史观（linear history），他还认为民族的概念是流动的，民族认同极不稳定，他进而要求关注各种不同的民族观及其叙述结构；[9]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姚大力从历史的角度讨论了天下主义概念下的国家认同，即现代民族主义之前所存在的国家和民族认同，汤森（James Townsend）也有类似的观点，罗尔夫·特劳泽特尔（Rolf Trauzettel）甚至认为中国民族主义肇始于宋代的爱国主义。这些论断指出，从天下主义到民族主义的线性模式过于简化，民族主义与中国历史的关联比列维森所阐释的模式更为丰富、更为复杂多变。

    汉学家在分析近代以来的中西关系以及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变化时，早期仍然以费正清的文化间的刺激—反应模式为主，后来则增添了所谓“中国中心”视角。[10]这样的分析思路也影响了曾在美国求学与访问的华人研究者。譬如，郑永年在1996年撰写《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民族国家向何处去？》一书时，侧重从国际关系框架下的刺激—反应（自我与外部他者的互动）面向来分析中国的民族主义，其后他又撰写了《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一书。显然，从书名上看，后一作品体现了柯文等汉学家的影响。

    2.侧重从政治学角度剖析中国当下的民族主义

    诸多中国学者从政论的角度探讨中国当下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这些讨论更多的是试图为民族主义开出“药方”（prescriptions），而不是来描述（descriptions）它，[11]给人的印象是，长于论战而弱于学理辨析与历史呈现。

    在政治学视野中，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是一个颇富争议的问题。部分自由主义者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主义，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水火不相容，或对“极端民族主义”展开无情批评，前述《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一书是最为明显的例子。何包钢与郭颖杰主编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国家认同与民主》一书亦认为，国家认同的民族主义方案与当代民主方案在逻辑上是冲突的，他们希望通过民主化来解决国家认同问题。也有学者更为执中地指出，民族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在思想上可以融合，其政治旨趣在于，以自由民族主义的思路来解决中国民族主义问题和中国问题。国内某网站列出倡导自由民族主义的文章，指明了部分学者的学术取向和价值取向。[12]有意思的是，《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一书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批评极端民族主义的文集，但刘军宁在该书中指出，民族主义只有程度的多寡，暗示了民族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有很大的契合之处，而秦晖更是力图直接阐释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契合之处。更为吊诡的是，《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一书不乏批评王小东这样的现实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的文章，但王小东却出人意表地认为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有不少共同之处，也就是说，王小东的民族主义思想，结合了国际关系学中的现实主义理论与政治学中的自由主义理论，与自由主义者不无共同之处。[13]

    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认同的角度来讨论民族主义，是政论类民族主义研究中的另一重要话题。不少国外观察家与研究者认为，后冷战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是由中国政府所控制或引导的，意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下降或受到挑战的背景下，通过民族主义来加强国家认同、增强政府的合法性。与之相反，一些研究者指出，上述认识忽略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多样性，特别是民族主义者行动的自发性，他们并不是政府宣传之工具。

    金烨的博士论文《祖国有多远——中国朝鲜族的双重认同》分析了中国朝鲜族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状况，她指出，朝鲜族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是可以分离的，而且它们在新中国历史上是变化的。汤森（Townsend）在中国语境下区分了四种民族：中华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官方形式、包括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汉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澳门、台湾同胞构成的民族；包括海外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人在内的所有华人；这一区分反映了民族概念下的不同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弗里德曼（Friedman）奇特地从地域的角度（从南方——北方二分法）来切割中国人的国家认同，他以中国南北经济发展与政治取向的差异为基础，认为中国南方的国家认同是一种开放性认同，而北方则是反帝国的、保守的、沙文主义的（chauvinistic），以及农民的（agrarian）认同。奥克斯也从中国人的省区认同的角度探讨中国性（Chineseness）[14]。还有学者专门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认同问题。[15]

    3.侧重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研讨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

    在美国，不少研究者关注的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民族主义及其特质，譬如奥克森伯格（Michael Oksenberg）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自信的（confident），阿兰·怀汀（Allen Whiting）则使用过于自信（asserative）来形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外交政策中的民族主义。赵穗生也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不管是本土主义（nativism），还是反传统主义者（anti－traditionalist），还是务实主义者（pragmatist），都有其独特的外交政策内涵。他用务实主义来形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主流的中国民族主义，并认为它具有工具性（instrumental）、反应性（reactive）和国家领导（state－led）的特质[16]。

    修斯（Christopher Hughes）侧重从中国崛起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探讨中国官方和大众的民族主义，他特别重视中国官方的政策变化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美国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基于历史分析宣称，中国政府为了不同目的而经常煽动仇外的民族主义，从早期的义和团运动到蒋介石时期（20世纪30年代）的新法西斯主义宣言，再到毛泽东时期的“文化大革命”均是如此。

    英国学者卡拉汉不仅否认国外存在“中国威胁论”，反而将“中国威胁论”视为中国凝聚民族国家认同的一种手段。陈志敏与简军波也努力以民族主义为线索，考察1949年以来中国外交的变化[17]。

    部分西方学者和媒体关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民族主义，并热衷于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性质作出评判。这一倾向有三个根源：①对民族主义的担忧，毕竟，民族主义在二战及其后一度声名狼藉；②西方深层的思维习惯，即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在思考自己与亚洲（包括与中国）的关系时，仍然带着几个世纪以来的优越感与傲慢，认为中国与亚洲没有能力创造自己，或习惯用民主来解民族主义和专制之“毒”；③对中国崛起与异质文化的忧虑与不信任，在某种程度上，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便是针对前者的一种反应，而“文明冲突论”则与后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可见，中与西的对立，不独在部分国人中，在部分西方人士的观念中也是根深蒂固的。

    4.从文化角度探讨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

    人们习惯于从战争、政治冲突和外交关系来考察民族主义的表现和作用机制，相对忽略民族主义所关涉的文化认同问题。众所周知，“我（们）是谁”是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也是社会学和国际关系学中常见的问题。对该问题，民族主义也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即，面向不同的他者展现了本民族的自我以及对自我的反思，彰显民族之认同。亨廷顿的新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清晰地显现，其“文明冲突论”具有深刻的国内民族主义根源。

    在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同质压力、中国快速崛起加强了中国的文化自信、冷战结束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面临挫折等因素刺激下，一度反传统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日益自信，不少人转而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国家认同资源与发展资源。其中，康晓光的《文化民族主义论纲》、盛洪的《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蒋庆的《政治儒学》都表现出要重振儒学，以儒学拯救中国乃至拯救世界的良好愿望。但是，也有朱学勤、薛涌、马勇等人对文化民族主义持怀疑或审慎态度。[18]

    （二）研究中的倾向与问题

    在目前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中，常见的不利倾向和问题有：民族主义被贬义化、民族主义两分法（东方民族主义与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化程度较低、价值判断色彩过浓。

    1.民族主义贬义化倾向

    在西方的宣传话语与部分民族主义研究中，对于后冷战时期的民族主义，负面评价甚嚣尘上，可以说，整体上呈现民族主义贬义化的趋势。著名的学者霍布斯鲍姆的观点很有代表性，通过对欧洲的民族主义历史进行研究，他认为，20世纪晚期的民族主义（第三波）本质上是否定性的，或者说是分裂性的，它以对族群和语言差异的坚持为特征，从而张扬了族群民族主义与语言民族主义的特征。[19]国内也出现大量文章批评后冷战时期出现在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乐山主编的《潜流：狭隘民族主义批判》是最为重要的代表作。民族主义评价贬义化是值得研究和反思的问题，[20]在本书的框架中，力图去除民族主义被贬义化的思维定势，而致力于民族主义的作用机制分析。

    2.民族主义的东、西方分类

    在西方的民族主义研究中，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即东、西方模式的对立，从早期的民族主义研究者汉斯·科恩，到近来立论更加公允的安东尼·史密斯，均有意标识出东、西两种民族主义类型：即西方的、公民的、领土的、理性的民族主义，和东方的、宗法、族群的民族主义[21]。事实上，这一分类过于简单，在某种程度上，它也为东方民族主义被贬义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它不仅高估了西方民族主义的积极面向，也低估了东方民族主义的积极因素。

    在民族主义之东、西方分类以及民族主义被贬义化的语境下，民族主义之于东方、之于中国，便显得尴尬异常了。一直力图“脱亚入欧”、作为G8成员之一的日本，当面临美国部分媒体指称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也急于辩护，弃之如敝屣。[22]可以说，20世纪晚期以来，东方民族主义不得不在被想象为过时的、攻击性的、非理性的“紧身衣”般的他者叙述下生存，一开始它便处于不利的语境中。倘若我们不加反思地接受上述两种研究取向，那么将不利于人们理解和解释当下中国民族主义的复杂内涵。

    3.理论化程度不高

    有关中国民族主义的作品往往理论化程度不高，并对世界历史中民族主义以及中国的民族主义演进的复杂性缺乏深入理解与整体把握。整体上，有关后冷战时期中国民族主义的论文和著作，有理论建树的并不多见。以乔纳森主编的《中国民族主义》论文集为例，只有杜赞奇的文章以理论分析见长，其他文章则各自论述和分析发生在中国的某一面向的民族主义，出现了以偏赅全，或者几种思路相互冲突。同样，在国内的描述性文章与政论性文章中，缺乏理论积淀和方法论反思的文章比比皆是，不少文章为辩论而辩论，给人以盲人摸象之感，或坠入自说自话的状态。

    4.过于关注民族主义的价值面向，忽略民族主义的生成机理和作用机制

    民族主义研究的理论化程度低，是与研究者过于关注该现象的价值内涵以及该现象的现实影响紧密相关的。譬如，赵穗生在分析西方学界的相关研究时发现，英语界学者普遍关注中国民族主义的性质。阿兰·怀汀（Allen Whiting）、唐斯（Strecker Downs）、桑德斯（Philip C.Sanders）、奥克森伯格（Michael Oksenberg）等人关注中国民族主义究竟是自信的、防御性的，还是进攻性的；而亨廷顿、利里（James Lilley）、伯恩斯坦（Richard Berstein）、芒罗（Ross Munro）、余英时（中国台湾学者，有时用中文、有时用英文发表文章）等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具有进攻性。

    一些学者在缺乏严谨的对象界定和理论剖析的基础上，张扬价值判断，矛头直接针对极端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非理性民族主义，经常出现先贴上一个具有褒义或贬义色彩的标签，然后进行论证与说服。《潜流》一书中某些论文便具有这样的色彩，这一论述模式适合于报纸类的“辩论”或杂文，表面热闹但缺乏学理上的论证。一些学者以民主和自由作为自己的立场，并将之与民族主义在价值上对立起来，从而批评国内部分倡导民族主义的学者以及民族主义者。

    除上述四种倾向外，此研究领域还有一些地方有待改进。譬如，侧重宏观论述的作品甚多，微观和实证主义的分析罕见；对官方民族主义和大众民族主义研究虽有所加强，但鲜见深入细致的作品；强调民族主义的自我—他者互动分析，关注民族主义的刺激—反应性，却很少深入分析民族国家、民族的“自我”面向（制度与文化建设）。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我是谁”的问题追问不多，对不同社会阶层和团体的民族认同状况、民族国家认同的塑造和调适研究尚待突破。

    三 本书的研究思路

    本书的中心目标既不是给民族主义“正名”，也不是刻意审判它，而是力图在寻找民族性和民族主义原则（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ity）的基础上，呈现后冷战时期中国民族主义内涵的复杂性与表现的多样性，试图在全球在地性（glocal）和中国问题意识语境下，理解和解释民族主义是如何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政治力量，它又是如何与相关要素缠绕在一起，如何塑造（政治与文化）中国和国际关系进程的。具体而言，首先努力寻找与梳理民族主义的某些“原理”与范式，然后用之观照与分析中国的民族主义。关于民族性和民族主义的原则，由于民族和民族主义内涵十分复杂，民族主义在实践中具有流变特征，不少人断然否定它们的存在。寻找公认的民族主义“原则”确实非常困难，但仍有必要从理论上梳理出解释和观照民族主义思想和实践的思路与理论框架。

    本书主要包括绪论、理论与现象部分。绪论部分主要分析研究意义、研究综述和本书的基本思路。理论部分意在综述民族主义的理论争论并建构本书的理论框架，它包括四章。第一章从四个方面探讨民族的复杂内涵，第二章分析了民族主义的内涵以及民族主义究竟是历史现象还是现代现象，第三章从表现论、工具论与结构功能论的角度分析了民族主义持续存在的理由，第四章主要提出本书的理论框架，本书试图打破流行的实体论和建构论的民族和民族主义观，以关系实在论为基础构筑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分析架构。

    现象部分是本书的核心部分，它包括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在中国两个板块。在政治民族主义板块，作者将关系实在论与“政治民族”思想相结合，以“政治民族”概念为切入点，透视当代中国政治民族主义所涉及的问题性和中国政治民族主义运行机制、特征与影响。具体而言，第五章侧重从理论上考察“政治民族”的流动性与多元内涵，从而指出（中国）政治民族主义的多样性与竞争共生性。第六章从经验上分析后冷战时期中国官方的政治民族主义的主要问题性和表征。第七章则旨在透视知识界的政治民族主义思潮。第八章主要以网络民族主义为对象，探讨大众的政治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

    在文化民族主义板块，作者仍然以关系实在论的民族观为基础，即认为分析文化民族主义的核心在于确定“文化民族”，如果从国族意义上来界定民族（这是现代主义的），则主要涉及“文化中国”的问题；如果从族群意义来界定民族，则又会涉及各族群意义上的文化民族主义（这既可能是现代的，又可能是历史主义的），譬如最近几年兴起的“汉服运动”便是彰显汉族特征的文化民族主义运动。该板块共分四章，第九章主要是对文化民族主义作出简要的理论分析。第十章主要从传统文化复兴的角度论述和分析后冷战时期中国官方文化民族主义的表现与原因。第十一章主要分析思想界的传统文化复兴以及围绕“文化中国”所展示的不同文化民族主义方案和思潮。第十二章侧重讨论大众的文化民族主义。后三章恰恰展示了政府、思想界和大众各自眼中的“文化民族”的内涵，以及如何张扬、显示和发展各自眼中的文化民族或文化民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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