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首先试图在理论分析上有所突破。在民族和民族主义理论界，除了词源和语义视角外，还有几组经典的分析范式，即在民族构成问题上存在原生论、后设原则和边界论的分野，在民族主义持续存在的问题上出现了情感论、工具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等不同解释模式，在民族主义究竟是历史现象还是现代现象问题上，也有着历史主义和现代主义分立的诠释。原生论侧重从内生的客观视角来界定民族，这在19～20世纪的国际社会颇有市场；后设原则论强调从内生的主观视角来界定民族，即强调民族主义思潮构成了民族，这在当下的研究中颇为风行；边界论偏爱从民族边界的变化（而非民族核心的变化）以及通过边界上与其他民族的互动来显示民族自我，可谓另辟蹊径，让人颇受启发。情感论的民族主义关注民族主义的情感维度，而工具主义的民族主义重视民族主义的工具理性，盖尔纳的结构功能主义则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论证了民族主义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产物，是工业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本书在上述分析范式外引入了关系实在论的分析视角，并将之与民族主义者的类型学分析（官方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和大众民族主义）以及国际关系学中的层次分析法相结合，这是本书的基本理论框架。
将关系实在论引入民族和民族主义议题，旨在弥补原生论和安德森、霍布斯鲍姆等人倡导的民族建构论的不足。具体说来，前者忽视了民族的外生视角，低估了民族主义和外部他者的作用，而后者则落入仅从民族主义来阐释民族这一俗套的分析框架，它强调了民族主义对民族的构成作用，但忽视了民族内生要素的作用以及他者对民族的构成作用或影响，实质上也是高估了民族主义。引入关系实在论视角，并非完全取代上述研究进路，而是为了给民族和民族主义提供一个更为开放的理论框架。从理论上讲，关系实在论意在打破实体论（物质实体论和观念实体论），实体在这一视角中不具有本体论地位，而是将过程和关系视为基本分析单位，从而走向了实践本体论、过程本体论。关系实在论并非否定其他分析视角，而是认为实体除了自我驱动、与他者互动（interaction）外，还有transac-tion的维度，而后者恰恰说明了方法论的整体主义与本体论的整体主义的作用。将关系实在论引入民族和民族主义研究，便视民族为流动性的、过程性的、（一定程度上）稳定性的非给定的实体，并将其纳入各种关系和环境中加以考察，特别是全球化、国际体系（结构），不同的民族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于此，民族被纳入一个开放的、实践性的时空脉络和分析框架中，民族自我在一定程度上也被关系化了，或者说去实体化了。以此理论脉络为基础，可区分三种竞争共生的“民族”自我，即作为国家的民族（国族），作为族群的民族和作为公民的民族。与之相应的是三种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公民民族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它们互为自我——他者关系，而且是一种规范性很强的竞争共生关系，因为国家内部存在规范性法律。与此同时，这些变化的“民族”还必须面对不同的外部他者和内部他者。在国内，内部他者主要包括区域（如省的认同）、国内利益集团乃至个人，他们之间仍然是一种规范性很强的竞争共生关系；在国外，他者主要包括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地区体系中的主导国或地区强国、周边国家、非政府的国际组织、跨国公司、跨国NGO等[414]，它们是一种规范性很弱的竞争与共生关系，因为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的。
在上述理论框架指引下，本书主要分析后冷战时期中国大陆的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并详细阐释官方、大众、知识分子在这两个领域的种种表现。
在政治民族主义部分，首先分析了国族（主义）、族群（民族主义）、公民民族（主义）之间的竞争与共生状态，各自的逻辑基础，从而从学理上证明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具有亲和性。但公民民族主义在中国政治实践中是缺位的，尽管近年来有知识分子试图引入之。在经验分析上，文章侧重分析了“国族”与外部他者，主要是与霸权国美国的关系（散见于官方、大众和知识分子民族主义分析中）。
在官方政治民族主义部分，重点探讨后冷战时期政治中国所面临的任务：旨在化解冷战结束前后国际共运的挫折和国际体系的转换所带来的挑战和压力，以及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快速崛起带来的国际身份问题。对于前者，政治中国采用爱国主义教育和宣传来应对；对于后者，政治中国则通过谋求新的身份认同来化解，即“负责任的大国”和“和平发展的大国”。从前一层面看，民族主义成为了非常时期政治合法性的替代性来源，从后一层面看，政治中国的身份凸显了国际较量和国际协商的维度，这一身份变化标志着中国调整了独立自主与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国强调通过融入国际社会来增强自己的能力并保持自己的自主性。从这一意义上看，官方的政治民族主义行动包含了汉学家所讨论过的国际关系刺激—反应的维度，也有接续中国原有思路的特征（中国中心观）。整体上看，这一时期官方的政治民族主义是务实、理性与防守性的。
知识分子的政治民族主义思潮和方案则更趋多元。一方面，知识分子为国家民族主义及其任务所塑造（即具有强烈的国家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理论偏好和政治立场所制约（即具有不同学理基础与不同政治立场和策略），因而，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民族主义思潮和方案呈现出光谱特征。部分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作品（和行为）显现了鲜明的刺激—反应特征，在感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对中国的压力时，他们不仅表达了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提出了旨在维护中国利益的反西方方案和对策，知识界的民族主义三部曲是最为典型的例子。部分持民族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也在深入地思考，中国转型和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国际身份的变化，从表面上看这一问题具有当下性，其实是近代以来中国的任务和面临的问题。在中国崛起语境下，就中国自主性与现有国际秩序的关系问题而言，学者们主要依赖的是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学理逻辑。基于现实主义的逻辑，高调的民族主义者强调要为中国成为“超级大国”而谋划，也有学者提出在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下“有所作为”，还有学者强调地区性“守成”。基于新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也有学者强调中国应该在发展需求、主权需求与责任需求之间寻找动态平衡。另外，部分知识分子开始热烈研讨自由民族主义思想，力图将（政治学中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协调起来，意在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新的思想源泉。
受资料限制，本书对大众政治民族主义的探讨是以互联网中的大众民族主义为对象的，这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初步研究显示，互联网中的大众政治民族主义话语颇为流行，其目标主要针对美国、日本、中国台湾，这些话语深受中国的问题性、国际体系转换、全球化等议题的影响。网络这一变量与民族主义结合，为大众政治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增加了新的场所，这不仅导致“暴力性”与极端性语言色彩浓厚，从而显示其破坏性的一面，也使得大众政治民族主义形成了新的积极成果，即推进了网络市民社会的形成，进而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框架中为社会力量展现其作用增添了砝码，从而加速了中国外交的社会性转型。
文化民族主义部分仍以关系实在论为基础，也就是说，文化民族同样具有流动性、过程性、稳定性。其中，在官方文化民族主义那里，文化民族主要被化约为文化中国。从表面上看，后冷战时期的官方文化民族主义呈现出复兴传统文化的特点，但实质上它以社会主义文化为内核，旨在协调与整合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换言之，对官方文化民族主义而言，核心问题不是国族与族群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在文化上的张力与协调，而是“中国性”与西方文化之间、国族与阶级性之间、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文化张力与协调。官方的文化民族主义还与中国的问题性相关，特别是中国转型和中国崛起。在“救亡”与“革命”主题下，文化中国显现出“拯救性焦虑”的特征，而在发展主题下，文化中国的拯救性焦虑转化为创造性焦虑，即通过整合各种核心文化价值，从而再造一种新型的中国文化，它不仅可以解决政治合法性与社会道德、信仰问题，还能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积极而持续的文化支持。因此，官方的文化民族主义具有内向性、寻根性、整合性、非进攻性的自我确认的特征，也凸显了中国在快速发展之际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越来越自信，是对王小东所言的“逆向种族主义”的纠偏。
与官方相比，在知识界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中，文化民族的内涵更加多元（不仅仅定位于文化中国上），而且也并不以社会主义文化为基本立场，与文化民族相关的他者更为复杂，所涉及他者包括全球化的同质文化、外来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传统文化等。其文化民族主义方案也更加丰富多彩，既有中国文化本位的方案，又有中国本位的文化方案，还有不同层面的文化自觉思想（基于社会主义文化的自觉，基于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基于具体问题的文化自觉），以及学科发展中的学术民族主义。
知识界的传统文化热和各种文化民族主义方案、文化自觉思潮云起，是与中国崛起以及中国社会转型相关的。随着中国崛起，部分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在文化上更加自觉自信，他们对近代以来传统文化的遭遇颇为不满，蒋庆等人对中国已丧失用自己的文化表述自己、表述世界和他者的能力非常不满，并求助于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包括文化中国的变迁），不少知识分子有很强的创造性焦灼感。整体上看，后冷战时期，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心态上呈现自信、不满与创造性焦灼的特征，也正是在这一心理特征的影响下，知识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更加宽容和包容，也满怀希望地赋予其新的使命，不少人开始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文化中国的确定性、文化中国的延续性，以及以传统文化解决中国和世界问题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当然，由于历史上反传统的消极影响，知识界利用与接续传统文化的行为和思潮不乏工具色彩（图名与图利），而且手法生硬，如何接续传统任重道远。
整体上，知识分子的这一文化民族主义并不等同于学界所说的文化保守主义。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中国多以国族为基本立场，看重的是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外来文化在中国的整合，因此这一文化民族主义绝不是反现代性的，也不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在中国的语境中，用保守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来界定和形容文化民族主义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因为保守主义一词在中国缺乏稳定的一以贯之的思想，它存在于激进与保守的连续谱中，缺乏可资对话的中间平台，因此任何势力和思想都可以也可能被贴上激进或保守的标签。由此，在使用保守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来界定和形容文化民族主义时，一定要确定可资对话的中间平台。
至于大众的文化民族主义，本书以汉服运动为例展开讨论。汉服运动指的是以中国民间部分青年为主体，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在网络内外恢复“汉族传统服装”的运动。汉服运动是新千年来临后出现在中国的大众文化民族主义运动，它借助于互联网络技术，在网络内外逐渐形成一种基于“族群”认同的文化思潮。该运动以“汉族”为主体，从汉族服饰切入汉民族的文化认同，因此它是族群性的文化民族主义现象，而不是国族意义上的文化民族主义现象。
汉服运动包含了规范论要素、建构论要素和工具论要素。首先，一部分汉族青年焦虑于当前的社会失范、诚信缺失，并力图从族群文化切入，力图通过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来解决上述社会和文化问题。其次，汉服运动也具有建构论要素，即通过汉服的创造性接续来凸显个体的文化认同需求，因此目前的汉服具有当代建构的特点。最后，汉服运动也隐含了经济诉求和商业冲动。
汉服运动也与中国的问题性和中国社会转型密切相关。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物质财富快速增长，但个体精神空虚、信仰缺失，社会缺乏诚信，这一日益明显的落差不仅让人担忧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缺乏文化支持，也让国人四处寻找可以寄托精神的居所。中国的快速发展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自信心，也使他们能更加宽容地审视中国近代以来屈辱的历史，新一辈的年轻人（所谓“80后”）成长环境相对优越，他们没有经历过苦难的历史，他们的个体主义倾向更加鲜明。因此，不少年轻人侧重从审美的层面来看待民族的过去与未来，这与部分汉服运动的参与者的审美意识浓厚是契合的。
整体上，这一大众文化民族主义具有很强的内向性、寻根性、审美性、非进攻性的特征，很少关涉物质利益。尽管该运动也关涉他者，譬如国家和其他民族，但它与他者之间暂时没有明显的物质利益和政治利益竞争和冲突。与此同时，汉服运动在网络外的规模很小，主要属于私人小团体的活动，影响能力有限。而且，以服装切入族群认同，主题既不敏感，也未直接切入诸多汉族人的迫切所需，或者说，汉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并未有明显的族群文化危机感以及封闭的汉族文化意识。
总之，后冷战时期，在全球化和中国的问题性逐渐变化的背景下（中国从“救亡”、“革命”转向建设、发展），中国的民族主义（包括官方、知识分子和大众）相应也出现了新的整体性内涵和特征：①中国的民族主义从拯救性焦灼转向创造性焦灼，前者与救亡和革命命题对应，后者与发展命题下的现代国家建设（nation－building）和社会转型对应。②中国的民族主义从强调自主性民族身份转向与自主和相互依赖、国际协商相协调，从而出现了协商性民族身份的维度（外部协商）。随着中国国内社会多元化，中国身份也包括了内部协商的维度。③整体上，中国的民族主义由反传统走向融合与接续传统，并聚焦于整合社会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当然这一任务并未完成。
本书还从关系实在论的角度探讨了“成熟的政治民族”思想。与韦伯和甘阳的思路不一样的是，笔者将“政治民族”纳入民族主义框架加以考察，因此其问题意识并不只指向中国的国际身份、政治制度和政治改革，而是整个关系实在论框架下的“政治民族”。首先，“政治民族”具有流动性、竞争性与过程性，但在中国的语境和实践中，国族是主导性的民族。在此背景下，需要处理好国家民族、族群民族与公民民族的竞争与共生关系。理论与实践上，在防止族群分离主义的同时，也要制约国家民族主义的堕陷与走向极端，特别是可能出现的压制族群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因为在中国政治文化与实践中，公民民族的思想与实践是缺位的。其次，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成熟的政治民族也应该加强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建设，即国家民族的内部政治建构。在建立民族国家以后，政治民族主义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完善民族国家的制度内涵，这一制度不仅能体现与保护公民与族群的基本政治权利，也要为国家和民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律和制度支持。最后，成熟的政治民族还需要处理好与外部他者的关系，特别是霸权国、区域强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与国际社会和国际秩序的关系，从而为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公民与族群权利的落实以及跨文化的交流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与舞台。就后冷战时期的中国而言，在与外部他者的关系上，除了国家统一和边界领土、领海争端等棘手的主权问题外，它先后面临了国际体系转换、国际共运挫折、中国崛起带来的国际身份转变等重大议题，这些议题均涉及政治中国的身份与认同问题（政治中国的自我建构与调整、他者的认同）。在全球化快速推进、中国生存安全问题基本解决以及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成熟的政治民族应该注重民族的自主性与现有国际秩序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在竞争与共生的理念下处理与外部他者的关系，特别是与国际体系的霸权国、地区体系中的强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
本书还提出了“成熟的文化民族”的概念，并将其纳入关系实在论的视角中。笔者认为，开放性的文化民族主义才是成熟的文化民族所应该拥有的，即在面对诸多他者和其他主义时保持平衡与协调：必须强调社会主义文化和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协调与有机整合，必须注意文化民族主义与全球化的平衡与协调、国族文化与族群文化的协调和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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