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幕：公元1993年10月1日。）

    岁月悠悠，生命悠悠。

    人民共和国从炮火中诞生到步人辉煌的壮年，已经走过44年的风雨历程。

    而风起云涌、惊涛拍岸、举世瞩目的中国社会变革运动，也已进入第15个年头。

    当历史的大镜头对准这个不寻常的日子，全世界都向东方这个泱泱大国投来灼热的注目礼！

    ——从1993年10月1日起，中国政府正式施行国家公务员制度。

    ——以不屈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同世界经济全面接轨的华夏民族，将怎样构建属于自己的今天与明天呢？

    马克思在考察人类历史的进步时，有过一段极精辟的论述：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与人本身的发展，是两个紧密相连的尺度。

    这一“尺度”明白无误地告知人们：经济现代化，必须依存于社会管理机制和运作机制现代化——其核心则是人的现代化。

    对于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中国，变革社会管理机制就变得那么紧迫一无疑，这是一篇必须用大手笔挥洒的、高韬宏略的政治体制改革大文章！

    一位西方社会学家兼经济学家同一位中国作家在探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时，曾友善地表述了这样的观点：“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若想在经济上迅速发展起来，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工应是这样的——每1000人中，最多有10个官员就够了，其中包括既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又是官员的人。”

    简言之，中国必须尽快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运作的一整套廉洁的、优化的、高效能的政府工作系统。

    毋庸讳言，中国所面临的现实却是异常严峻的。

    人们形容改革之艰难，犹如移动一座大山。

    中国的政府机构和人事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绝对是一项充满风险又势在必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浩大工程。

    全国省（部）级党政机关的厅（局）机构多达2100多个。

    全国县级以上机关常设机构超限总数达3万多个。

    全国有170万个吃“皇粮”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全国党政群机关人员总数突破3400万人。

    全国行政事业费开支高达1400亿元。

    显然，中国政府机构患了严重的“肥胖症”。

    部长、厅长、处长、科长、股长、站长……带“长”字官员的增长率超过了人口的增长率。

    有人调侃说，在北京公共汽车上，不小心一脚踩了仨处长，踩人的恰恰也是官居“处座”哩。

    据一则统计数字称：政府大小官员与机关办事人员的比例，日本为1：3.6，美国为1：1.7，中国则为1：0.84。

    部门林立，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直接导致职责不清、程序不清、文山会海、公文旅行、互相扯皮、办事效率低下。

    一家工厂申报开办科工贸一体的技术开发公司，总计须闯过440道“官卡”……

    一个企业仅立项审批即历时11个月，修改报批文件资料共计300多万字，耗费纸张251.5公斤……

    某乡筹办一家小餐馆，54平方米的营业面积盖了54个公章，平均每平方米盖一个章……

    某外商来华创办一家合资公司，专门配备两辆小轿车上下左右奔波盖公章，总计盖了201个图章，花费达7万元之巨，手续却还没有办理齐全……

    政府衙门的每一道门槛、每一枚图章都象征着权力，都象征着威严，浇筑起高高的樊篱——官冗之患由此可见一斑！

    在当代中国改革史上，党的十四大无疑矗立起一块新的里程碑。

    江泽民总书记在阐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同时，大声疾呼：“目前，党政机关机构臃肿，层次重叠，许多单位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障碍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他郑重宣布：必须尽快推行公务员制度。

    仅仅相隔五个月之后，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表决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时，出现了颇耐人寻味的场景：参加表决的2816名代表中，210名代表投了反对票，292名代表投了弃权票，40名代表没按表决器，方案以2274票赞成而通过。

    这次表决不啻在全体人大代表心中掀起了“狂涛巨澜”。

    它向人们传递了一个信息：1993年的中国，政府机构“精兵拆庙”将全面展开，预计有相当一部分的官员告别官场。

    西方观察家则敏感地指出：中国政府为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确保市场经济的顺利运作，国家权力机构向自己举起了“手术刀”。

    对于中国民众来说，“公务员”这个名词尚显得陌生而又神秘。

    18世纪中叶，伴随英国工业革命而诞生的“文官制度”，可视作现代公务员制度的雏形；尔后，公务员制度历经百年演化而风靡欧美大陆及东方的日本国，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提供了较为科学和严密的现代行政管理程序。

    显然，公务员制度是现代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中国人坐上经济发展的快车时，便立即感受到了沉重的负载。

    中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系：自上而下对口设立经济管理部门，采取行政命令的管理方式，通过指令性计划严格控制工商领域的产、供、销、人、财、物，由政府直接管理国营企业，干预企业内部的机构设置等等，无不打上了计划经济的鲜明烙印。

    其表现特征为：管得越死，分工越细，机构越多，干部队伍越庞大，衙门作风越盛行，国家经济越没有活力。

    于是，中国的改革才步履蹒跚，一波三折，乃至四处碰壁……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果敢地发动中国这场深刻而又复杂的社会变革运动时，慧眼独具，早在1980年8月，他就明确地指出：“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关键是要健全干部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

    1982年和1988年，中国政府部门曾进行过两次重大的“精兵简政”工作；然而，每一次精简和调整之后，接踵而来的却是加倍的膨胀。

    全国机关单位数以年均9000个（不含非常设机构）的速度增加……

    全国干部人数以每年100万的速度在增长……

    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必须从国家干部人事管理体制上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尽快建立起一整套科学化与法制化的约束、监督、制衡机制。

    中国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急剧转换，市场大潮毫不留情地冲击着所有的陈规陋习，一切都将让位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国家机构改革蓄势待发，中国政府必须向高效、廉政快速迈进。

    于是，当公元1993年8月14日，政府总理签署了国务院第125号令，人们终于捧读到批阅八载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时，才会感悟到：中国，又拓展出一片新天地……

    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了“权力”，它就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商品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权力履行其管理职能而又受不到相应的制约时，它就与其他商品（包括货币）具有了连续交换的价值。比如公章、批文、条子——就是物化了的权力——用权力同社会做交易，势必成为所向披靡、无本万利、百分之百赚钱的“特种营业”。

    这就是人们称之为的“权钱交易”！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直接操纵、管理和干预经济活动，从资源配置、资金调拨、投资趋向、生产计划，一直到产品的价格定位和销售方式，一切都必须经过行政部门审核、批准、盖章……从这个层面上讲，“权力”已成为国家一部庞大经济机组运转的润滑剂。

    由于体制的弊端，权力就在不知不觉中异化为交换社会财富的最有分量的筹码！

    “用我手中的钱，买你手中的权；靠你行方便，我好赚大钱”。社会上不法分子中流行的这些顺口溜，并非空穴来风。

    高居党政部门的某些官员，以权谋私，侵占公物、公款的事例已不鲜见。

    ——原首都钢铁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北京钢铁公司党委书记管志城，贪污、受贿人民币150多万元、港币2万元；

    ——湖北省襄樊市原副市长李正洪，弄虚作假、化公为私，公然用公款支付女婿、儿媳的学习费用；

    ——国家计委生产调度局原副局长王秀英索贿达1.5万美元；

    ——原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委员蒋珠凤，利用审批外汇额度收受价值13万多元的贿赂款和贿赂物，并贪污公款1.5万元……

    身处经济管理部门的某些官员，利用手中的经济管理权限营私舞弊、鯨吞公款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

    ——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原行长高森祥，因收受巨额贿赂被司法机关判处死刑；

    ——中国海洋石油测井公司所属实力实业公司总经济师李大昌伙同他人，贪污公款达200万元；

    ——广东省新会县侨区经济发展公司经理豪杰等人贪污、挪用公款竟达千万元……

    供职于司法机关的某些官员，贪赃枉法，执法犯法，乃至以身试法。

    ——原全国法院系统“先进工作者”、原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院长刘士容，因犯有受贿罪、挪用公款罪、投机倒把罪被押上审判台；

    ——广东省惠州市原公安局局长洪永林收受他人贿赂上百万元，被处以极刑；

    ——原北京市公安局五处干部钟兴华，利用手中掌握办理公民出境手续的权力，公然伪造公文、倒卖签证卡，共收受贿赂款3.6万元，被处有期徒刑14年……

    从哲学意义上说：缺乏制约的权力是一种危险的权力。中国，正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这无异于惊险的一跃！

    市场经济呼唤公正与平等，倡导公开、公平、合法的竞争。

    一旦权力进入市场，它必然造成垄断，行政垄断——这恰恰是计划经济体制所拖曳的“一条长长的尾巴”。

    1993年8月20日《发展导报》刊载了一篇“读了未必轻松”的文章：《行业歪风为什么越刮越邪乎？》。

    文章列举了“企业给银行奖金”“执法部门乱罚、乱收”“医生”“炒卖病人”“电视台大发横财”等种种怪事之后，痛心疾首地指出问题的症结：有一批为官者不愿法比权大；一些垄断行业和权力机关“天马行空”独霸一方；新闻舆论不能真正履行社会监督职能。

    在现实生活中，普通群众购买火车票、安装电话、分配住房、配给煤气、子女上学……往往都须交纳数目可观的“买路钱”；一些被群众痛斥为“电老虎”“气老虎”“路老虎”的国家机关部门和公用事业单位，不惜凭借手中垄断的权力鱼肉百姓，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

    垄断则意味着取消竞争。

    取消竞争必然窒息商品经济。

    权力之下无市场！

    市场经济说到底是一种法制经济。

    纵观一部世界经济发展史，发展中国家向现代化迈进的全部艰辛，就表现在它必须迈入规范市场秩序和制约国家权力这两道高高的历史门槛。一度闹得全国沸沸扬扬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炒地皮热”，明显就是缺乏法律规范的非市场经济行为。

    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早在1987年就开创了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公开向社会拍卖土地使用权的成功实践。

    今天，凡是“地皮越炒越邪乎”的地方，其政府主管部门的官员在出让土地使用权时都拒绝公开招标投标或公开拍卖，而是热衷于采用批租的形式，好让“权力”成为不断增值的“魔杖”。

    国人切齿痛恨的“公款吃喝风”，屡禁不止，愈演愈烈。据报载：全国公费吃喝每年达800多亿元，相当于一年“吃”掉10次奥运会（北京为申请举办2000年奥运会的预算支出约为10.2亿美元）；加上公费出国、公费旅游、公费观光、公费娱乐，累计每年耗资达1500亿元之巨。

    一方面，国家干部正常的工资收入普遍低于社会各阶层的平均收入水平，某些干部不多吃、多占、多拿，心理就不能平衡。

    另一方面，社会缺乏行之有效的制衡机制，官员多吃、多占、多拿，不足以由此而摇撼其头顶的“乌纱帽”。

    有识之士纷纷进言：高薪养廉。

    显然，中国不可能一下子大幅度提高官员的俸禄。但是，目前必须去做的，而且能够做到的：一是大量裁减冗员，以组建一个局效、优化的政府；-是在裁员和精简机构的基础上，较大幅度地提高官员的正常收入；三是同步制订官员廉洁奉公的行为规范条例，并接受社会和公众的监督。

    150年前，英国“文官制度”的诞生，先是对结党分肥、用人徇私、滥施恩宠、贪污腐败的封建旧官吏制度的彻底否定，以维护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

    20世纪70年代，香港地区掀起“廉政风暴”，创建“廉正公署”，毫无疑问为确保港岛这个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国际自由港资本主义经济的有序运行，促进香港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无论是日本、新加坡、韩国，当这些国家的商品经济在高速推进时，政府也同步出台一系列制约和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

    显而易见，一个成熟社会的标志：必须建立起一整套严密的科学的民主的社会制衡体系。公务员一-英国译为“文官”，美国译为“政府雇员”，马克思则称之为“社会公仆”。中国实行的公务员制度显然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制度，但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的一些共同属性，却是可供借鉴的，这就是：制度化、等级化、考试制、轮换调转机制、事务官职务常任制及相应的道德规范。

    公务员制度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契约”。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作为一部总法规，对于官员的产生、管理、监督，直至辞别官场，都作了制度化、法制化的阐述，从而确保国家权力架构步人一种健康的新陈代谢程序。

    ——确立一条“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实施公开考试和严格考核制度，以此作为公务员“进口”的关卡，保证进入国家机关的公务员具有良好素质。

    ——形成激励竞争机制，明确公务员的义务、权利、纪律、回避、申诉、控告等行为规范准则，奖掖勤政，惩治腐败，促进公务员依法从政，廉洁奉公。

    ——实行降职、免职、辞职、辞退、退职、退休制度，以此疏通公务员的“出口”渠道，坚决打破“机关能进不能出，当官能上不能下”的官场僵化格局。

    邓小平指出，机构改革是“一次革命”。

    既是“革命”——要冲决旧传统，要打破旧观念，要走出新格局，要建立新秩序。

    无疑，法制是一柄社会制衡的利剑。

    制度的建立，远胜于口号的宣传和道德的教化。

    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是驱动社会进步和现代化运转的两个车轮。

    中国政府实施公务员制度，必将保障中国这列“经济快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上飞速奔驰……

    （1993年9月10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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