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鼓与呼

    陈建功

    今年（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60华诞，也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张胜友同志在这期间，以奇迹般的速度，推出一系列激情洋溢、思考深刻、极具冲击力的电视政论作品，这些作品拍摄播出后，社会反响热烈，被认为是献给新中国60华诞和改革开放30周年的厚礼。作为中国作协的重点扶持项目，使从事重点扶持工作的我们也倍感荣耀。这些折射着新中国改革开放30年风雨历程的优秀作品被结集出版，分别题为《珠江，东方的觉醒》《行走的中国》。首先，我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向张胜友同志创作的新收获表示热烈的祝贺！

    张胜友是当代文坛有着突出成就和广泛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家。他自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逾30年。新时期以来，胜友的创作如异军突起，以宏阔的视野、激越的情怀、独特的角度，展示了他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他和胡平合作的报告文学作品如《世界大串联》《历史沉思录》《命运狂想曲》《东方大爆炸》等等，都是名重一时的篇章。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胜友的创作更多移向影视政论作品。这次收入《行走的中国》一书的作品如《十年潮》《历史的抉择》《人口纵横》《商魂》《石狮之谜》等等，就是这些力作的集萃。我特别要指出的是，张胜友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和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以后，仍然保持着充沛的创作热情和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他最新推出的力作《珠江，东方的觉醒》一如他以往的著作，气势如虹、激情如潮，充满了时代的豪迈与雄辩的力量。《珠江，东方的觉醒》以广东的改革开放历程为切人点，全景式地追溯了中华民族对强国梦想的艰难曲折的寻觅历程。作品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丰饶的现实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壮丽的社会历史画卷，形象地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要选择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等重大课题，具有波澜壮阔的史诗性。

    张胜友的创作表明，他是一位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作家，他永远关注着事关民族命运、祖国发展的核心问题。他的创作，永远以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复兴为主旋律，为改革开放鼓与呼，这种精神状态和创作动力，是我深为钦佩的。

    张胜友的创作表明，他是一位有着充分的理论准备和深刻的思考成果的作家。他的作品，纵横捭阖、一泻千里，却隐藏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深邃的历史思考，正是因为这高度与深度的自信，才使他的作品充满了思辨的色彩和不容置疑的力量。

    张胜友的创作表明，他是一位激情饱满、气势雄浑却又笔墨含蓄、风格简约的作家，他的作品具有俯瞰全局的高度和排山倒海的气势。同时，他又善于把浅露直白的说理，变成深刻隽永的意向，把繁冗的议论，变成明快形象的警句。他以独特的艺术表现，在政论影视的美学领域，开辟了新的境界。

    张胜友同志的创作为我国当代文学特别是报告文学所提供的启示和经验是多方面的。我相信，今后评论界会加以更加科学、全面的总结，当然，也将对其创作的缺憾加以讨论。我相信，这对于胜友同志的创作，对于推动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张胜友《行走的中国》《珠江·东方的觉醒》政论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理性冲击力与艺术感染力——读张胜友影视政论作品

    张炯

    勤奋好学和长期的记者生涯，赋予张胜友广阔的社会知识和全球性视野，也使他对时代前进脚步高度敏感，加上他熟悉历史，勤于采访收集相关的资料，以至他的影视政论作品议论风生，旁征博引，资料丰富，雄辩滔滔，具有极大的说服力。而他的文学笔法，将诗情画意与议论结合，将自己的议论变成影视图像的画外音，这就使他的全副笔墨不但具有理性的冲击力，还具有艺术的感染力。

    张胜友的影视政论作品可以说在我国文学史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它不是诗歌，不是小说，不是散文，不是报告文学，不是影视，也不是历史著作或哲学著作，却兼有诗歌的抒情、小说的叙事、散文的自如不羁，还兼有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历史著作的知识性和哲学著作的思想性。它不是传统意义的纯文学，而是介乎文学与新闻、说理和多种知识传播之间的亚文学、新文学或大文学。读他的这些作品，我们不仅获得审美的感受，还获得涉及面极广的知识，包括社会、政治、历史、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知识。

    1978年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成为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它使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都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巨变。这种巨变的宏大规模、艰难历程、辉煌成绩和深远影响，如今已为全世界所公认。但其中的许多细节和历史的必然性，却不是人人都能领会和知晓的。张胜友的《行走的中国》和《珠江，东方的觉醒》正是通过自己的笔墨，帮助读者也激励读者更好更深刻地去了解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作家自己对改革开放充满激情，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充满热爱，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付出的心血和辛劳，充满了崇敬。他正是用蘸满这种情感的笔墨，为我们书写了产生于中国大地的巨变，书写了改革开放的浪潮，书写了深圳、厦门、海南、上海浦东、福建泉州和石狮、广东东莞乃至珠江三角洲等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翻天覆地的新变，从而使他的系列政论影视作品，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真实历史图卷。《行走的中国》中还收有另一类作品，如《世纪风》《人口纵横》《中国公务员》《基石一依法治国纵横谈》《女人，生命的长河》等，则非报道具体地域或城市的改革开放，而是从国家的全局着眼，抓住必须改革的重大课题展开论述，以雄视古今的视阈和翔实的史料数字、鞭辟人里的分析，向人们申明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一类作品可称为激励改革开放的战鼓与号角。而上述两类作品，主旨都在讴歌改革开放，称之为改革开放的激情洋溢的战歌和颂歌，完全当之无愧。

    张胜友的上述作品之所以吸引读者，激起他们强烈的喜爱和共鸣，与这些作品的丰实的内涵和新颖的形式，以及它的雄浑、磅礴的气势与风格分不开。而这又根源于作家紧贴时代的脚步，深人改革开放的前沿，重视对人民群众关心的现实问题的思考、探索、研究；根源于作家高度的时代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所以，张胜友的努力，应当得到人们的充分肯定和敬佩！

    （在张胜友《行走的中国》《珠江·东方的觉醒》政论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勃发的文学生命力——读张胜友影视报告文学

    田珍颖

    《行走的中国》是张胜友影视报告文学的合集，同时推出的《珠江，中国的觉醒》，亦以单行本形式出版。

    对于尚在成长的报告文学来说，张胜友的影视报告文学，无疑是一种拓展。在这个拓展的创作中，我们看到文学生命力的勃发。

    认识影视报告文学，要溯源于它产生的社会文化环境。

    当电子媒介以无可阻挡之势风靡而来时，它的空间传播的特性，它的聚焦功能、放大功能，以及迅疾的覆盖功能，都是传统的纸质出版物无法抵挡的；它们的顺畅蔓延，告诉我们：人类已经进入了由“数字”控制的新时代，认识这一点，对我们文学人十分重要。

    但数字时代的到来，并不是传统文学的绝境。相反，那些被新技术武装到牙齿的电子媒介，它们也要寻求自身的发展。仅为信息的载体，是电子媒介不甘止步的，它们的潜力，足以使它们渗透到文化、政治、经济与全社会的各个领域。寻求各个领域联手的伙伴，是新媒体的必然之路。文学在它们寻求的名单上，赫然在目。

    此时的文学正受到消费主义乃至“娱乐至死”主义的挑战。有良知的作家们，拿起笔作刀枪，捍卫自己的精神家园。令人欣慰的是，我们不会把宣扬高尚和理想，误以为是“左”的思潮的返回。相反，从传统文化的精华中，我们寻找到更高的精神滋养，来激活我们心中的当代意识。

    这时，智慧的作家们，会看到影视乃至其他新技术形式的作用，于是，迎上去，与它们结合的尝试，使我们为之一振。影视与文学的结合，不是文学于绝境中挣扎，而是人类进入新科技时，各个领域的自身调整。这种结合是一种强强联手，它的双赢结局，使影视提升，又使文学多了一个支撑。

    报告文学是离政治最近的文学门类；报告文学的社会担当，与其他文学形式比，又是首当其冲的。因此，当张胜友及其他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与影视相联合时，我们相信这种“互相依傍、又自成一体”的创作，会有它独特的生命力。

    当然，影视报告文学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由它自身的品格所决定的。

    张胜友的作品，显示着如下两个特点。

    第一，文学的引领作用。

    面对影视的大众化特质，张胜友的创作，始终坚守了文学的本质。

    其一，立意高远，这是张氏影视报告文学标立的高度。

    翻开《行走的中国》，其中直接写改革的篇目，占据多数。《历史的抉择》直面改革的现实；《十年潮》则在历史的一个阶段，观照着民族的走向；写海南，写浦东，写石狮，写泉州，写的都是改革风云的奔涌；尤其是献给改革30周年的《珠海，中国的觉醒》，更是大笔如椽地在历史现实间游走，重笔勾勒出中华民族艰难而辉煌的改革之路。

    总之，以历史的趋势为运笔的走向，写其必然性；以大众关心的社会大事为铺展的核心，写其潜于内的实质，这就是张氏影视报告文学选择和达到的高度。

    其二，论理透彻。这是张胜友作品的深度与广度的表现。

    由史论今的说理；由远及近的说理；层层剖析的说理；旁征博引的说理——这些论理的方式，使说理的内容，得到尽致的传递。在张氏作品中，史实常常是招之即来的论据。世界史、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地方志乃至其他国家的历史，都是作品中趋向性结论的依据。尤其对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史，于其巨细之间，张胜友常有激情充溢的排列，直到笔触拨到当代改革的巨浪。

    在这种纵向说理的方式中，张胜友的博学，使他能以旁征博引而拓宽说理的平面，无论是事件、人物、名言、俚语，皆在他的引用之中。

    于是，纵横交错，远近自如，理说得透彻，论点也就立住了。

    其三，论断明朗。这是张氏作品的力度所在。明朗的观点，毫无暧昧之态，这是一个作家看取社会的态度。

    张文之中，论及农村改革，即说“农村改革的飓风，越来越猛烈地撼动着共和国大厦的窗棂”，于文学手法之中，传递作者对时局的敏锐判断。论及经济形势严峻时，则顿笔指出：“全部症结都是与国营大中企业的活力不强、效益不高直接关联。”为商品正名时，明白地说：“商业与文化联手，是关系国家的兴盛。”论述“时髦”这个敏感话题时，他断定“时髦是对社会文化的折射。”

    张文中的论断，在文章各段中，是文之亮点；在论述的终点，则是坚固不移的结论。

    第二，信息的大众化。

    大众化不是平庸化，更不是庸俗化。但电视的受众是层面极广的大众，忽视这一点，任何文艺形式将无在电视上的立足之地；电视的声画切换之快，又使与之相配的文字，决无奢侈之可能。因此，张氏的电视政论之作，首先要选择优质信息，并使它跳出文人的象牙塔，而面向广大民众。

    张胜友对信息的大众化实验，首先定位于典型性。典型的要义为：人物、事件必在历史潮流之中，又必须有震撼力。在此标尺下，邓小平对改革的“杀出一条血路”；陶铸的引进港资及六下宝安；广州市委书记吴有恒的商品经济的呐喊及其后被贬到工厂车间的遭遇；魏源的《海国图志》的被当朝轻视，却指导了日本的明治维新，等等。如此的人、事充满了张氏各篇政论文，令人读后激情满怀。

    除了典型性的信息外，张胜友集文学与电视之共有的特点，将信息的具象化作为写作的准则之一。在他笔下，大逃港叙写中，三床棉被铺向铁丝网的形象，极具力度地剖析出百姓求变的不可遏止的心态；在叙写近代史的进程中，意大利人利玛窦的世界地图，鲜活地标识了西风吹进的历史形态；中国百年屈辱中，志士仁人的泣血呼号，在张氏文论中，选择《海国图志》《盛世危言》这些当年惊动朝野的书籍，画面感极强地传递了文化思想与革命的关系。还有发生于当时的故事，甚至一些极具生活画面的条规章程，也会瞬间一现地成为张氏文论的鲜活道具。

    篇幅所限，不容赘述。张氏创作的电视报告文学，留给我们的议题，绝不仅在他的作品的自身，它引导我们关注的，还有文学的坚守与发展等各项战略性的议题，研讨的前景是极为广阔的。

    （在张胜友《行走的中国》《珠江·东方的觉醒》政论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2009年立冬于紫芳园）

    政论体报告文学的魅力——读张胜友的《行走的中国》等报告文学新作

    贺绍俊

    20世纪80年代是报告文学兴盛的年代，张胜友是新时期报告文学众多骁将之一，他与胡平合作的《历史沉思录》《世界大串连》等曾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至今仍具有思想的感染力。从上世纪90年代起，张胜友对电视这一新媒体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从此致力于电视专题片的写作。从90年代初的记录中国改革开放十年辉煌历程的《十年潮》，以及生动展示邓小平南行的《历史的抉择》，到不久前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风帆起珠江》，张胜友先后撰写了30多部电影、电视专题片。我们曾经在电视上领略了这些电视专题片的风釆。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将他的电视专题片结集为《行走的中国》和《珠江，东方的觉醒》出版了，阅读这两本书会获得不同于观看电视专题片的审美感受和思想启迪。我以为，这两本书的出版彰显了张胜友在报告文学文体建设上所做的开创性工作，这些作品虽然是为电视撰写的文字，但它们不失报告文学的特质，具备报告文学的基本要素，是一种新颖的报告文学文体。在这些作品中，张胜友延续了80年代以来报告文学在文体上的探索，有效地将电视媒体与报告文学结合起来，使得报告文学的思想功能和政治功能得到充分的释放。

    我愿意将他的这些文本称之为政论体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之所以能从新闻体裁中脱颖而出，不仅在于其文学性，而且在于其思想性，缺乏思想性的报告文学不过是文学化的新闻特写而已。报告文学又是直击社会现实的文体，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有赖于作家犀利准确的政治识见。因此，对于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来说，思想性和政治性缺一不可，作家不是简单地“报告”社会现实，而是通过“报告”，向读者传递一种洞穿社会现实本质的思想力量。在资讯特别发达的今天，读者也许更看重的不是报告文学所“报告”的内容而是所传达的思想。张胜友是一位充满政治激情的报告文学作家，他正是抓住了资讯时代的特点，利用报告文学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综观他所写的30多部政论体报告文学，基本上都是紧扣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做文章，既有宏观鸟瞰如《十年潮》《历史的抉择》《让浦东告诉世界》《风帆起珠江》等，也有从个案人手、以小见大，如《东莞：城市传奇》《邯钢风流》《石狮之谜》等，这些作品的主题都离不开对时代精神和现实本质的揭示。可以说，张胜友持续不断的政论体报告文学写作，其实是在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完成一项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史论的宏大命题。《珠江，东方的觉醒》这篇作品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点。这篇作品也是张胜友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史论的总结篇，作者以广东这一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为中心，全面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历程。作品贯穿着一条清晰明了的线索：党中央关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历史在珠江拐了个弯，当邓小平毅然选择了珠江，同时也在珠江两岸拉开了改写当代中国命运的序幕”，从而论证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和世界性的意义：“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之路——中国之路”。

    张胜友的政论体报告文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将抽象的思想转换成直观的形象。而他正是通过借鉴电视表现方式来达到这一目标的。首先，他将思想的理论思维转换成电视的视觉思维，视觉思维是直观的，跳跃性的。他在论述中大量采用画面感极强的叙述，形成一种直观的形象，每一组形象跳跃性地衔接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思想的蒙太奇效果，而理论的逻辑性则贯穿在蒙太奇的背后。其次，他赋予思想以激情，以抒情性的叙述将枯燥的思想变得神采飞扬。另外，他在叙述上特别注重朗诵性，他尽量使用精致化的口语和简洁明朗的表述。他还像是一位智慧的影视剪辑师，善于选取那些既具典型性又富有形象感的事件和细节，能够在第一时间给读者或观众留下鲜明的印象。因此，尽管他的作品中信息非常密集，但叙述又是疏朗流畅的。

    可以说这是一种立体化的报告文学。而从文学欣赏的角度看，这个广阔空间也是为阅读提供的，读者可以在这个广阔空间里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这种想象的空间越大，越发能够强化作品蕴含的恢宏气势。张胜友的政论体报告文学正是在这种趋势下应运而生的，他抒人民之情，发时代之论，也走出了一条将文学与电视完美结合的报告文学写作之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几乎走过了西方百余年的道路，每一个中国人都在思考中国的道路和中国的前景，这是一个世纪性的思考。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最具时代性和政治性的文学样式，更应该积极参与到这一世纪性的思考之中，张胜友是一位具有政治激情和社会责任感的报告文学作家，他还看到了电视新媒体的巨大作用，他的政论体报告文学有力地回应了世纪性的思考。

    （原载《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0日）

    影视政论片的时代性与艺术性

    张胜友

    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电视荧屏上突然出现两部叙事方式新颖、语言风格独特、颇具哲理意味及思想冲击力的纪录片《新闻启示录》和《河殇》，令广大电视观众眼前为之一亮。其中的六集电视片《河殇》曾引发很大的争议，并随之遭受到严厉的批评。我认为，这应是新时期以来最早出现的一批影视政论作品。

    一 政论片是变革大时代的产物

    我们经常说，我们正处于一个变革的大时代。

    如何认知我们所处的大时代呢？我个人认为起码包含了三个阶段的骤变：上溯6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是社会制度的转型；上溯30年，中国正式启动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价值取向由计划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这是经济体制的转轨；当下，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中央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治国理念，这是发展模式的转变。

    概而言之，自近代鸦片战争以降，古老的中华民族就这样充满艰辛又满怀豪情地一步一步迈上了伟大的复兴之路。

    作家们身处风云激荡的变革大时代，社会变迁的步伐日新月异，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每天面对的新鲜信息如潮水般涌来，作家笔下的人物（即社会关系的总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多姿多彩……从理论层面上说，大时代呼唤宏大叙事与鸿篇构架，影视政论片这一新文体因之应运而生。

    二 政论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俗称报告文学是时代的轻骑兵，即表明报告文学这一文学体裁比之小说、散文、诗歌，能够更直接更快捷更近距离地真实地报告当下的社会生活。那么，影视政论片可以视作报告文学的衍生物（有称之为电视报告文学），或报告文学功能的放大与文体的延伸。

    随着信息时代、高科技时代的到来，电视、互联网迅速蹿红，上升为强势新媒体而进入千家万户，且越来越发挥着席卷天下的巨大的传播作用。影视政论片正是传统的报告文学与新兴的电视的一次有意义的联姻，组合的结果把报告文学的功能成几何级数地放大。首先，政论片由文学元素与电视元素相组合，即文学解说词与电视画面、音乐的自由切换又互为补充的组合形式，能够包容巨大的时空跨越，包容丰富而多层次的思想情感，包容从宏观到微观的叙述，时而大江东去，时而涓涓细流，作家借助于电影蒙太奇手法，驰骋的自由度可以天马行空、上天人地、古往今来，创作不经意间进入到一个自由王国。其次，政论片一经电视台播放，其直接受众面不分男女老少、文化层次而往往以千万或上亿计，绝非纸介媒体可比拟。作家介入电视，既提升了电视产品的艺术品质及感染力；电视传播文学，同时又扩大了文学的影响力。显然，这是一种双赢局面，何乐而不为呢？

    三 政论片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实话实说，在影视政论片的艺术表现方法上，我曾受到《河殇》很有益的启发。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河殇》开篇的一组镜头：第一个镜头长江虎跳峡漂流死了人，人们质疑条件不具备为什么硬要去漂？第二个镜头运动员回答我们不漂美国人就会来漂；第三个镜头马上摇到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美国运动员感到很惊讶，说如果你们中国运动员要来漂密西西比河，我们会很欢迎的……就是这样简单的3组镜头，把一个饱受百年屈辱与抗争的民族心态与民族承受力揭示得惟妙惟肖：中国人急于要展示自己的力量，中国人急于要表现自身的强大。

    显然，影视政论片是长于思考的文本。我在创作《北京奥运：光荣与梦想》时，开篇的镜头：一是漂亮的藏族少女在唐古拉山口优雅地点燃圣火；二是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幕式，西班牙斗牛士一支飞箭穿越夜空点燃圣火；三是远古人类钻木取火，迎来新文明时代；四是现代火箭点火升空，昭告高科技社会的到来。这四组镜头乍看之下毫无关联，时空距离遥远，但它们内在的思想和逻辑是层层递进的，表现出中华民族对文明的理解，对和平以及世界大同的理解，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理解，由此引出“中国要申办奥运会”的主旨。我认为，上乘的影视政论作品要表达一种思想、一种意境、一种内在的逻辑力量，这也正是这种作品的魅力所在。这种力量是靠文学、靠音画、靠电视艺术手段来共同实现的，不是靠喊口号喊出来的。所以创作影视政论作品对作家的综合素质和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外交、文化等多种知识储备的要求都很高。

    由于政论片时空跨越的自由度，给予我创作改革开放30周年献礼片《风帆起珠江》极大的施展空间。无疑，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复兴史乃至人类发展史上，最为重大的社会事件之一。如何把电视片写得厚重，写得有历史感，写得有说服力和震撼人心，这确实需要动一番脑筋。《风帆起珠江》分三条线交错递进：第一条线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史，第二条线是20世纪至21世纪的全球经济浪潮，第三条线就是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这三条线交织在一起，形成“万古江河”“开启国门”“深圳破冰”“潮涌珠江”“继往开来”“中国之路”六个篇章。这样就营造了一种多声部大合唱般的气势。之所以要选择珠江，就是因为珠江流域涵盖了虎门销烟、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这些事件的目的都是强国富民，但先哲们的努力却全部归于失败，可以说这些事件构成了中国近代史悲壮的缩影。而20世纪70年代末，党中央和邓小平又重新选择了珠江，从而推进了整个国家的经济改革，最后取得了巨大成功。香港、澳门相继回归以及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这些都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快速崛起。《风帆起珠江》这部政论片，就是在向人们阐释“为什么中国要选择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种深刻的社会主题。

    影视政论片对语言运用也有其特殊要求，既是纪实的、叙事的、新闻事件报告式的，又是文学的、哲理的、诗化的，以造成强大艺术感染力的；还须给予画面和音乐节奏留足空间，给予观众留足思索与回味的余地。

    如果我们上网搜索“央视纪录片库”，就会蓦然发现另一片风光无限的天地：中国乃至世界，近代乃至当代，重要人物或重大事件，几乎都有政论片或文献片记录在案。显然它是有别于今日相对孤独的文学界的另一个热闹的世界，一些作家、记者或电视人在此流连忘返，一次又一次的冲浪，激起一波又一波风生水起的浪花，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一位哲人说过：历史不是发动的，而是到来的。

    作为作家，我们有幸身处变革大时代，有义务有责任用文学去记录她表现她揭示她。另外，我们不讳言当下的市场经济已演绎为市场社会，文学受到了强力的挤压和冲击，文学体裁也在寻求自身的突破与创新。前前后后，我已创作了40佘部电影、电视政论片。今后，我将一如既往地探索下去，力求将笔触伸入到历史的纵深处与文化思想的内核。

    话语的聚变：张胜友报告文学创作的文体史意义

    刘浏 丁晓原

    张胜友集记者、出版家、文学家、政论作家身份于一身，可谓是奇人。张胜友的“奇”有目共睹。“20年前，张胜友以饱含忧患意识、富有批判锋芒的报告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20年前，他又以极具思辨性和前瞻性的影视政论作品，再度饮誉文坛”[1]，又有人言，张胜友是“一位以报告文学和影视政论片创作独树一帜的作家，一位在文化体制改革领域闯出新路的践行者，一位享有‘改革作家’美誉的时代弄潮儿”[2]，在新时期30多年的中国文坛，张胜友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无论是像《擎起达摩克利斯剑》《力挽狂澜》《穿越历史隧道的中国》《命运狂想曲》《让汶川告诉世界》《天网恢恢》《珠江，东方的觉醒》《东莞：城市传奇》等一篇篇反映社会变革的报告文学作品，还是诸如《十年潮》《历史的抉择——邓小平南巡》《风帆起珠江》《闽西：山魂海恋》《闽商》《让浦东告诉世界》等观照时代发展的电视政论片，都显示了张胜友的报告文学创作题材之宏阔、立意之精深、形式之开拓和表达之壮美，每一部作品都镌刻着现实的年轮，吞吐出主体生命的气象。张胜友耕耘于非虚构文体40多载，创作了16部报告文学作品和36部电影、电视政论片。研读他的作品，观览其人其作存在的背景，你会发现这些作品不仅记录了中国改革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非虚构文体发展史的缩影。

    一 报告文学三十年：非虚构符码的认识、选择和转型

    研究一位作家的成就，可以综合他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历程一并考察。张胜友从事文学创作数十年，经过时间的磨砺，其自身的个性和作品的风格俨然已相互交融、不可分割。张胜友与其作品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用演绎和归纳两种逻辑方式来阐释。梳理张胜友的创作历程，有几个时间节点是值得关注的。首先是1977年《闽西石榴红》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发表。说这是张胜友文学创作征途中第一座里程碑，是因为这篇散文激发了张胜友有为于文学的热情和潜能，为他未来敲开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创作最高级梯队的大门，使许多专业与非专业的人认识这位在中国作家之中擅长高格调、大气派创作的能人，构筑了一个高的起点。在此之前，张胜友的创作实践也涉及过其他领域，比如小说、诗歌。但直到散文家张惟慧眼识英雄，并且有了“纪念红四军入闽五十周年和古田会议五十周年”写作契机，张胜友才在书写革命历史题材中创作才华初露端倪。这个机会来得偶然，却也是必然。因为关于革命与历史，张胜友有太多的感触。从出生、成长到求学、再到工作，他经历了中国几次重要的社会变革，这些变革几经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的童年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的窘困，青年时期因“文化大革命”被迫中止了高中学习，并开始了长达十年艰辛的农耕生涯，直到1977年参加了那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大竞争才重新回到学堂，在入学后又受到“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洗礼。可以说张胜友的成长是踩踏着时代变革的脚印一步步向前进。正因为经历过这些变革，所以造就了张胜友“身为下贱、心比天高”的个性；这种性格使得日后他在身处困境时都能始终保持自信和勇敢；也正是因为他个人成长经历与社会变革联系紧密，所以也使得张胜友在书写此类题材的文章时格外倾情，特别给力。对于张胜友个人而言，《闽西石榴红》的成功更重要的是有了两方面无形的收获：一是作为一名作家，他对自己的创作特长有了清楚的体认与把握，知道了扬长避短；二是长期以来默默无闻地创作，终得专家和读者的首肯，对今后长期从事文学创作增强了信心。之后，张胜友还创作了诸如《武夷山水情》《记忆》等作品，反响也十分热烈。

    虽然张胜友的创作涉及过多种体裁，但是他最倾心于非虚构这类文体。他在非虚构文学创作领域不仅兴趣浓厚，更展示了非凡的创作才华，尤其是在报告文学方面。报告文学是一种以社会关怀为主旨的文体，和散文一样它有着丰富的文学表情，但它更着眼于现实生活本身，兼具新闻性和学理色彩。研究报告文学的学者王晖用从“附庸而独立，一体到多元”[3]来概括自19世纪末以来这百年来中国报告文学文体流变态势。其中发生质变的时间点——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恰好是张胜友开始投人报告文学创作的时候，他亲身参与并见证了报告文学的历史转折。之所以说30～70年代报告文学发展都是量变的积累，是因为此间尽管社会变迁巨大，但政治与文学异构同质的基本关系未曾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作为文化形态之一的文学内部结构也不会有颠覆性的重整。报告文学是典型的非虚构文体，它不像小说那样可以虚构生活，也不像诗歌那样可以纯粹书写个人内心情感。报告文学无法拒绝现实、夸大现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报告文学就是现实，因为“一定时代的现实存在不仅直接成为报告文学反映的具体对象，而且由这种现实存在及其关系所形成的文化生态，直接影响着报告文学作家对于现实的选择和评说”[4]。20世纪70年代之前，中国经历过漫长的阶级斗争，报告文学也被当作文化利器战斗在无形的战场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报告文学又被主流意识形态化。70年代末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分水岭，同时也是报告文学发生质变的转折点。1978年开始施行的改革开放不仅放大了民众生存空间的宽度，也拓展了精神生活空间的深度。对于读者大众而言，大量东渐的西方文化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门，使他们内心的新奇和快感爆炸式的迸涌。对于文学创作者而言，随着知识分子的身份得以正名，他们的文学主体意识得以自觉，可以饱含热情地以个人的方式追寻文学作品的审美意义。张胜友1982年完成的报告文学作品《飞到联合国总部的神奇石块》，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与过往报告文学作品“写中心”“写政策”不同，《飞到联合国总部的神奇石块》以一块方石的由来为引线，倒叙了中国残疾青年蔡天石的人生故事。蔡天石的命运其实象征了祖国母亲的命运，“从严冬里走来，披一身风雪，踏一路荆棘，终于迎来阳光明媚的春天”，感人肺腑、意味深长。报告文学与新闻报道的最大不同就体现在这里，它不仅向读者提供有用的信息，更应该以非虚构的文学叙事启发他们对社会进行思考——这是报告文学审美的关键。除了回归本体的文学性之外，20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逐步开始强化其作为文学艺术的启蒙精神和批判功能。《命运狂想曲》这篇关于“汽车狂潮”的报告文学，就是最典型的写在当下、批评现实、启蒙时代的作品。《命运狂想曲》记述了雷宇在海南岛大搞进口汽车的始末，张胜友客观地书写着这段故事，并用辩证的态度理解这场改革风波中的奇观——“雷宇，人们心目中久久不会忘怀的这个名字——一个失败了而没有倒下的改革者，是不是也可以冠上这样一个称呼：无罪的罪人呢？”这种对历史的总结方式在之前的报告文学里是不常有的，它抛弃了完全赞颂式或是纯粹批判式的表达方式，而是对历史人物给了一个更加公正、客观地对待。其实，雷宇的戏剧人生何尝不是中国改革阵痛期的缩影？对于在特殊时代里走些弯路的现象，张胜友以一名社会观察者的身份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包容。同时，作为一位对社会改革实践进行理论探寻的研究者，张胜友不断地研究报告对象，并从一个个看似偶然的单独事件中分析出了普遍存在的必然矛盾一“是改革，把雷宇推到海南岛这块荒蛮僻远的土地上。时代，为海南岛选择了这样一个有胆有识的传奇式人物；与此同时，又正是极端贫困又渴望起飞的海南岛（从全国来说，又何尝不是这种状况呢），由于急功近利的渴求和难以驾驭的形势，使雷宇犯下了大错。他在海南岛所走过的每一条路，都深深地珞下了我们时代的印记”。在和胡平合作的《历史沉思录》中，作者同样秉持以历史启蒙现实的态度进行报告文学的创作。这部作品由两条线索串联，一条是现实线索——作为追忆者作者重走了当年红卫兵踏行过的道路，实地参观了井冈山革命斗争博物馆。一件件历史证物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激情动荡的年代，于是，关于那个年代的故事则顺理成章以另一条线索铺展开来。张胜友正是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高超的艺术手段，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游刃有余地行走，抒写着过去与当下、中国与世界交织的时代画卷。这些“过去的现实”不仅是对过去的回望，更深深触及了人们内心的最深处——“当下现实”里的剧烈变动让人们无暇应付，或许反思历史是解决眼下矛盾的一剂良方。李炳银对以史言今类的报告文学给了充分的肯定：“它（史传报告文学）打破了传统报告文学理论对报告文学题材的约束……在一种看似游离现实生活的状态下对现实社会进行着一种交叉分析和认识。”[5]

    新时期以来，中国报告文学在体裁、观念、形式和性质等方面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有学者称其为重建报告文学“新五性”，即报告文学树立“主体创作的庄严性”“题材选择的开拓性”“文体本质的非虚构性”“文体内涵的学理性”“文史兼容的复合性”[6]等标准。在创作类型方面，除了“主旋律”报告文学、史传报告文学以外，就以问题报告文学的发展影响最为深远。问题报告文学作品与之前相比，无论是在内容选取还是在主题取向方面都更富于批判性。作品意义的深刻源于作家对社会、历史体悟的深刻，问题报告文学深人人心就是因为它代表中国知识分子借由文学来表达对社会的关切、对现实的介人和对良知的守望。以张胜友的报告文学作品《擎起达摩克利斯剑》为例，它记述的改革开放初期以南中国及中原地区为主的走私进口汽车事件。全文采用全景式的展现，以一人一事的连续推进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消极现象写清、写透。张胜友问题报告文学作品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叙述者出镜干预叙事，即以评论的方式对问题事件进行反思。关于《擎起达摩斯利斯剑》里的问题事件，作家对其产生的原因和消极后果作了深刻评说：“笔者写到此，却不免有些悲凉有些遗憾”……“人民共和国的改革列车，在整个社会准备不足的原野上奔驰，既有突破坚冰的壮阔，又有关山阻隔的艰难，以至于新旧体制转轨的非常时期，在这片浸染了权力欲的黄土地上不可避免地滋生出官民勾结、官商勾结、内外勾结的毒菌，严重腐蚀着国家机器的清廉”……“倘若人民手中永远高擎着一柄法律的达摩克利斯剑，那时，我们将收获一个国家的法治秩序的胜利！”

    张胜友代表着新时期以来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的主流，从他的创作中可以寻迹中国报告文学流变史。自上世纪80年代，黄济人等“以长篇重武器向报告文学‘轻骑兵’的传统观念提出挑战”，“‘苏晓康模式’对‘新闻性’、‘文学性’的挑战”；以钱刚、叶永烈为代表的史传报告文学家将“报告文学题材从‘现实’全面扩展到了‘历史伴随着报告文学向’人学”的回归，在世纪末涌现出的一大批报告文学作品上，已明显表现出文学性与理性之间的矛盾被化解的迹象，这时期的报告文学在文学的感性与启蒙反思的理性中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更加开放题材的选择和文史哲的高度融合，使报告文学呈现出新的景象。例如《马家军调查》不仅具有一般文学作品的生动形象，也因为富含深刻的问题意识而使作品具有很强的“文化启蒙和理性批判精神”。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积累，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已更加丰富和多元，一方面体现在新作品数量之庞大并保持增加之势，另一方面也源于创作者不断挖掘写作对象和积极地尝试各种表达技巧。如果将新世纪后的中国报告文学比作一座园林，虽然还达不到雄伟气派或是百鸟争鸣，却总能算得上郁郁葱葱、丰富多彩。此间的张胜友创作了《让汶川告诉世界》《北川重生》《天网恢恢》等作品，这些作品在审美嬗变和风格创新方面都有新的建树。譬如《让汶川告诉世界》这样引出这场浩劫：“丁亥岁末，54岁的刘奇葆走马上任四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他记得成都武侯祠有副名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戏；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好一句‘后来治蜀要深思’！刘奇葆自忖：变革狂潮席卷神州大地，今之蜀道通衢，政兴人和，身为封疆大吏，守土有责，自己瘦削得肩膀上正扛着千钧重担呵！何曾想，刘奇葆履新不足半年，一场突如其来、山崩地陷的里氏8.0级汶川大地震，俨然威赫赫一个下马威，命运之神将他摔人深渊又抛向浪尖……”在这篇作品里，张胜友采用了小说式的开场，引人人胜。通过对与报告对象相关的人物视角切人叙事本体，并融人了戏剧独白式的表达，这种强化了的文学性表达使得他作品的审美境界又上一个台阶。

    张胜友经历过中国当代报告文学文体最辉煌的时代，也承受过盘整时期界内界外对于这一文体存在的质疑。当时过境迁后我们再来审视张胜友在报告文学领域的贡献，仍觉得他的付出远远大过回报。在这种文体流行之时，张胜友不随波逐流，而是扎扎实实地写作，以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反思历史、针砭时弊、探讨未来。他创新报告文学表达方式，将报告文学的宏观表现推向高峰。当这种文体受到质疑之时，张胜友审时度势、辩证分析。他观察时代的深刻转变，挖掘非虚构文体新的发展机遇，以自己的创作，倡导融合理性批判与审美文化表达，以及借取其他文化介质的非虚构文体创新写作。

    二 影视报告文学：非虚构符码的意义延伸和艺术审美

    中国百年文学史“重虚构、轻纪实”的倾向是对以报告文学为代表的非虚构文体的不公。但张胜友等报告文学作家始终坚持守住这一块创作阵地，数十年默默耕耘，劳而有为，以不俗的创作实绩提升了报告文学文体的影响力。与同时代的报告文学作家不同，张胜友于报告文学，坚守而不固守，守本能开新，作为“改革作家”他勇于改革报告文学传统的表达方式，于传统纸媒介质报告文学之外，卓有成效地开创了影视报告文学，成为这一新类型创作的最重要的代表性作家。他先后创作了《十年潮》《历史的抉择一邓小平南巡》《让浦东告诉你世界》《闽商》《风从大海来》等多部电影、电视政论片，获得了艺术成就最高肯定。其中《十年潮》和《历史的抉择》均被邓小平亲自调看并受到赞许，后者更成为党的“十四大”献礼片；《风帆起珠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献礼片，并荣获政府最高奖——第21届电视“星光奖”。张胜友的作品不仅受到专业的高度肯定，更赢得了很好的受众口碑。“迄今为止，在中国网络电视台纪实台海量纪录片‘评分最高’栏目中，长时期雄踞排名前三的是：《闽商》、《风帆起珠江》、《古田会议》——它们的撰稿人，都是张胜友”[7]；又如，《光明日报》《文艺报》《新华文摘》等重要报刊甚至按照电视播出节奏，全文刊载张胜友作品的解说词。张胜友的影视报告文学作品之所以受到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有两个重要原因是他所有的作品都把握着时代脉搏，题材上关注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创作技巧上也与时俱进，将非虚构符码的意义触动多观感；二是张胜友的影视报告文学着眼于叙事现实，更追求高度的艺术审美，充满了浓烈的个人情怀。

    影视报告文学，过往通常称为影视政论片，政论是指说这类作品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影视是指它的载体。从存在的爹际看，政论之外还有其他的非政论的品类，因此，用影视报告文学称名更为周延。这是非虚构文体新的存在方式。随着新媒体的广泛使用，基于新媒体的非虚构写作也自有其独特的体性。传统的文学作品承载于纸上，文字是沟通作者与读者的唯一桥梁。读者关于文学作品的接受完全凭借自身对语言符号的组合和联想能力。这就是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所说的“组合系列”与“聚合系列”两种语言结构，他认为语言的基本单元都是受这套关系制约的。“组合关系的主要部分是句法关系……聚合关系是潜在的，它依赖心理活动而存在”[8]，而心理状况因人而异，这就使得即使是确定的文字语言都能带给人无限的想象。但影视报告文学是文字语言与图像语言的合体，它有更加丰富的组聚合关系，能呈现出更生动多样的语言效果。首先，影视报告文学的语言结构关系更复杂。影视报告文学文本以文字语言的形式存在，有自身的组合系列和聚合系列，而影视报告文学的另一个并列元素是图像语言，它也有一套组合系列和聚合系列。对于影视报告文学来说它的内部有四套语言系列，每两套系列之间的互相组合都能生成一种意义，这使得影视报告文学的意义有以下可能，组合系列的多样化使得影视报告文学指说内容更加立体、鲜活和透明。

    001

    不论任何符号类型，都包含着能指[9]和所指[10]构成的二重成分，即语言的两个功能指称对象和表达意义。一方面，两种语言交织作用使得影视报告文学在叙述对象时可提供的元素更多，有文字语言的描绘，也有图像语言的模拟。另一方面，因为影视的图像语言不仅有画面，而且还有声音，哪怕仅仅是图像语言，所传达出的内容就非常丰富3影视图像由每一个单位时间的画面串联起来，文字与画面依靠声音融合。画面时而波澜阔、时而幽静婉约，声音时而激情澎湃、时而清新甜美，根据表现需求的不同，影视报告文学将画面和声音进行重组和搭配，有时画面定格配合缓缓的人声讲述，有时画面不停切换而音乐声戛然而止，从而营造出一番更高境界的和谐。这种和谐就是通常所说的意指，即“传播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分别指向形式和内容，两者的结合构成意指，从而与现实事象发生联结”[11]。以《风帆起珠江——献给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声画语言为例，伴随着一阵浑厚悠扬的序曲音乐，镜头从模拟的历史旧画面切换到了如今真实的珠江全景，穿越了象征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巡视形象，一片繁荣现代化的珠江三角洲商贸区展现在观众眼前，短短一分钟的序篇声画，虽然没有一句人声解说，但是珠江30年的历史与现实全都被浓缩在里面。第一篇章“万古江河”开篇，也是一个很巧妙的意旨形成范例。“这是美国人从太空拍摄的珠江三角洲的照片。一张拍摄于今天，另一张则拍摄于三十年前”，伴随着解说词，画面上出现了两张对应的照片——一张呈现的图景标志着这片土地过去的荒凉，而另一张照片里出现了各式密密麻麻的建筑，展现了如今这块土地的繁荣昌盛。试想，如果没有声音语言，整个关于历史与现在的对比都不能让人理解；如果没有图像的配合展示，这个对比又只能是观念上的想象，无法达到具象的落实。只有当所有符号发挥最大效用时，意指意义才能最优达成。如上述所言，张胜友的影视报告文学作品体现出能指和所指的高度融合，为意指的表现提供了有利“环境”，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作品内容特别饱满和精彩的原因。

    002

    通常，影视报告文学叙事结构宏大、审美格调高远。这与张胜友的才情恰好相适配，他在这一新的时空中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尽显报告文学采用影视介质的表达之便和表达之美。例如，《风帆起珠江》将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置于中华民族近代复兴和现代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中，分为序篇和“万古江河”“开启国门”“深圳破冰”“潮涌珠江”“继往开来”“中国之路”等六个章节，将中国改革开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串联成一体。在语言表现方面，用了生动的排比、形象的比喻、名言警句，听起来铿锵有力、气势如虹；也有许多接地气儿的民间话语，新兴词汇，十分贴近群众，令人印象深刻。开篇就言“珠江——历史注定她将演绎和见证中华民族之大变局”与结尾“中华民族从苦难深重中觉醒，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奋进，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终于走出了一条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之路——中国之路”遥相呼应，中间各部分脉络分明、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架构出《风帆起珠江》的宏大叙事与审美境界。张胜友影视报告文学作品的审美意义可以从读、听、看三方面进行解构。首先，张胜友擅长用短语句式，用词简洁有力，极富激情。例如与苏文菁合作的第三届世界闽商大会献礼片《闽商》，全文共五个篇章，即用“闽在海中”“闽商无疆”“闽商有道”“商道泱泱”“融通天下”等五个篇章将闽商的历史和精神书写完全；《闽商》的每一篇章主旨鲜明、内容翔实，然而组合出每篇章的众多文字小节却都是简短精练，最长的自然段不超过一百多个字，最短的就一句话，每一段语言都力求最凝练、最精辟。开篇，“这是一部闽人与海的传奇”虽然只有一行文字，却将整篇文章的基调和内容奠定；篇中叙述了闽人的祖先、闽文化的发源和发展、福船与闽商的由来、闽商的经营故事和商业道德、闽商对中国乃至世界发展的推动作用等等，并最后用四句话提炼一“闽商书写了中国人民源远流长的商业历史”“闽商实现了人类发展史上了不起的跨文化对话和融合”“闽商展现了人类创造财富的可能与使用财富的典范”“闽商的历史与现在，昭告了中国海洋文明在未来的发展方向”。其次，张胜友的影视报告文学既能带来听觉上的震撼，又能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几乎他所有的作品都采用“序+若干篇章+结束语”结构，声音和画面的交响（相）呼应，为作品营造出音乐史诗剧的感觉。以《风从大海来一献给厦门特区建设30年》为例，开篇的序曲就像教堂唱诗班的悠长和声，伴随着平静的旋律，“厦门，一个充满魅力的名字，祖国东南沿海璀燦的明珠”豁然于眼前。第一个篇章诉说了厦门30年来的风云激荡和生生不息。声音表现也是丰富多样，低沉的管乐配合了这座城市过去屈辱的历史；高音调的弦乐则鼓舞着厦门不屈不挠、坚持发展的决心。第二个篇章就是浪漫温馨的回旋曲部分。因为这里面讲述了老百姓住房保障的实施情况、农村孩子享受到了教育公平以及厦门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还有海洋岛屿生态治理等，这些是最切近普通老百姓生活的问题，处理过程肯定会遇到各种困难，但是最终“联合国人居奖、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际花园城市”等称号是对这个城市最好的回馈。第三个篇章则是全曲高潮部分，正如“两岸融合”的主题一致，画面也是两岸贸易、文化交流的生机勃勃、生机盎然的景象。这一部分的曲调旋律总体呈上扬趋势，直至终曲是激扬澎湃的赞歌。

    张胜友的影视报告文学就其内容和表达功能而言，许多可归为影视政论片一类。政论片无疑需要着眼于“论”。无论是画面还是音响，归根到底都要为政论服务。张胜友的影视政论片之所以每一部都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关键在于其“论”的精深到位、高超绝伦。在《石狮之谜》中，张胜友一针见血，将石狮改革的特点论为“财富”。不但论点把握精准，在论述方面更展现出了绝妙之处——

    大海问：“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车轮是什么？”

    一个遥远的声音：“财富。”

    大海问：“人的最大价值是什么？”

    一个浑厚的声音：“创造财富。”

    大海问：“石狮人的品格是什么？”

    海浪声、惊涛拍岸声伴随着一个坚毅的声音：“敢于创造财富……”

    张胜友将大海这个石狮人最熟悉的景物拟人，进行了三次追问。大海的问，其实是作者的明知故问；声音的回答，其实是作者的自问自答。通过明知故问和自问自答，张胜友却自然地完成了论点的提出。紧接着，论述得以展开并随着声音的由远而近、由弱到强而娓娓道来。张胜友带领我们从历史的长河寻根探源——公元10世纪石狮就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通商要道，到迷乱年代里石狮人通过仿制纪念章发了一笔大财，再到改革开放石狮的“地摊经济”……“创造财富”始终是石狮文化的主旋律，这也为张胜友的论点提供了有力的历史证据。张胜友在下篇“醒狮雄风”里，通过对改革开放后石狮“竞选市长”、经济转型、通电通水通讯通路系列工程、提倡“民办特区”等事实成了论点的现实论据。由此，张胜友在“论”上的高超技艺可以概括为三个“精”：论点取精用宏，论述精彩绝伦，论据准确精到。在《东莞：城市传奇》中，三“精”的论证特点也充分展现。在题目与序曲中，东莞就被明确论定为“传奇”——“东莞，以其传奇身姿走入中国乃至世界的眼睛里”。全片分为上篇和下篇——“城市之门”和“城市之光”来论述作为城市传奇的东莞。说东莞是“城市之门”，那是由于其自古而然“地处广州至深圳经济走廊的中西地段，毗邻香港、澳门，扼东江和广州水道出海之咽喉”的地理优势，“三来一补”与“两头在外”开创中国特色乡村工业化道路的“东莞模式”的成功，借势在港乡亲发力振兴珠三角经济，“海纳百川，厚德务实”的“东莞精神”彰显，“想致富，先修路”在东莞最先叫响而远播全国，以及各项基础设施在东莞的最先试点，其中，张胜友选取“中国工商总局颁发的第一个牌照”，香港人张子弥在东莞开设“中国第一厂”，全国第一批上市乡镇企业的广东宏远集团，成功人士黄剑中热心慈善，东莞火车站，“世界第一跨”的虎门大型悬索桥，大陆首家台商子弟学校等论据充分论证。从论点的提出，到论述的开展，再到论据的支撑，张胜友都做得扎实、合理。虽然最终呈现的是虚拟的新媒介，但是张胜友的影视政论片却是完全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且论证严密，是非虚构书写的典范。

    影视报告文学为传统纸媒报告文学创造了意蕴延伸的新空间，是非虚构文体在新技术时代的一种富有意义的新的书写形式。与时倶进、应时而为的张胜友，及时调整自己的写作心理和写作习惯，以适应报告文学媒体转换后的写作需要。他以为，“影视政论片创作，需要将艺术的鲜活性和思想的深刻性糅合起来，这就需要知识的积累、思想的积累和政治辨别力的积累”[12]，张胜友选择影视报告文学写作源于他的底气和自信。这种底气和自信来自他相关的种种积累。张胜友的积累一方面来自日常生活经验一他有着超越一般写作者的多重身份。年轻时的张胜友算是个文艺青年，写小说也作过歌词，大学毕业后从事《光明日报》记者工作，之后任光明日报出版社总编辑、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最后擢升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张胜友从每一份工作的体验中汲取养分，这些养料都是他创作的资源。另一方面，张胜友影视政论片更重要的积累来源于之前纸媒报告文学的创作经验。报告文学与影视政论片都是非虚构的呈现，作者两种介质的写作在许多地方都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是大题材、大架构，又都是宏大叙事模式。但比较起来两者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比起其报告文学的慷慨陈词，其政论作品更为深刻老辣；比起报告文学的信息密集轰炸，其政论作品更加注重于材料的精选和结构的和谐统一；比起报告文学的高蹈宏略，其政论作品更为入情人理；比起其报告文学着重于历史意蕴的发掘，其政论作品更是在揭示哲理内涵和探究生命意识上表现出极大的自觉性和趋赴性”[13]。为何会造成这种差异性呢？以下分别选取张胜友最具代表性的纸媒报告文学和影视报告文学作品各八篇，通过叙事学解构试图寻找原因。

    叙事理论分为“故事”和“话语”两个层面，英国学者安德鲁·本尼特等人对此作了进一步解释：“‘故事’指的是叙述者意欲使我们相信发生了的事件或行为，事件（明确或含蓄地）得到了呈现……‘话语’指这些事件被叙述的方式，它们如何被告知的方式，即讲述的组织形态。”[14]从广义上来说，张胜友的纸媒报告文学作品与影视报告文学作品在“故事”方面有一致性，尽管涉及的具体事情不尽相同，总的来说它们的题材还都是关于中国改革进程出现的各类事件和场景。但是在“话语”方面，纸媒和影视的作品体现出了截然的不同。张胜友的影视政论片通常采用的是全知视角[15]的非时序叙事模式。此种模式决定了作家观察视野无比旷阔，并且并非仅限于用“眼睛”，而是动用了所有的感官。例如在《让浦东告诉你》中对开放浦东这一世纪抉择的全面叙述：从“一则爆炸性新闻”引发上海人的万千思绪，写到150年前上海自开埠以来的发展历程，再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国家领导人对浦东开放的深切关注，其中不仅有历史的宏大叙述，又有“恰似一支射向太平洋滚滚风涛的离弦的‘箭’”的比喻等修辞，不仅有《关于上海浦东开发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的文件说明，又有冒着蒙蒙细雨老人与女儿的温情对话“这不是诗，这是出自我内心的话……”这种叙事模式既保证了作品内容的丰富翔实，又感人肺腑寓情于理，使读者回味无穷。张胜友影视政论作品的另一个叙事特点是叙事者干预的非线性叙事。叙事者干预叙事在这里指的是作家作为第一叙事人积极地参与叙事过程，具体表现为影视政论片中作者或直接或隐性地发表评论和主观判断。例如在《十年潮》中，每一部分的展开与结尾都是作者情感的释放与思想的表达：“这是一个久远而深邃的梦——人类自从文明时代的第一天起，世界各民族就共同执着地追求昌盛、繁荣、民主、自由、发达、富强……”“关山万重——人民共和国的改革列车，在心理、思想与理论日臻成熟的轨道上奔驰。中国人的目光越过历史的峰峦，正苦苦探寻他们脚下的路……”“毫无疑问，农村改革的飓风，已越来越猛烈地摇撼共和国大厦的窗棂，必将大气磅礴地推动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的征程……”作家用这样的话语为每一篇影视政论作品烙上了“张胜友式”的印记，充分做到了叙事与政论完美结合。

    除了上述两点以外，造成影视报告文学与纸媒报告文学风格不同的另一个原因是叙事速度的差异。法国学者热拉尔·热奈特在《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说，“速度是指一个时间度量与一个空间度量的关系（每秒多少米，每米多少秒）；叙事文的速度，则根据故事的时长（以秒、分、时、日、月、年来测定）与文本长度（以行、页来测量）之间的关系来确定”[16]。无论是何种文学作品，从叙事的角度看都是运用时间和空间的组合来建构事件。举两个具体例子来说明纸媒报告文学与影视政论片在叙事速度上的区别。张胜友发表在《人民日报》的《让汶川告诉世界》，在一页左右的篇幅（不到750个字符）里这样叙述地震发生的过程，“公元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突然，千万声怒吼一齐喷射，飞沙走石，天地混沌，死亡气息煽动起巨大的翅膀”“震后1小时27分钟，胡锦涛总书记即作出重要指示：‘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震后2小时12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乘坐的专机飞赴四川灾区”。对于政论片《让浦东告诉世界》的叙事时间速度：“1997年金秋时节，一则爆炸性新闻——‘世纪壁画之谜揭秘’，令上海人的思绪又一次穿越幽长的历史隧道”“150多年前上海开埠”“勃兴于8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运动，得风气之先的南中国沿海经济带异军突起，又令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呈下滑趋势”“1984年，上海政府拟定《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第一次明确提出卖创造条件开发浦东这一重大战略构想”“1986年，国务院在批复上海市政府呈报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时，明确表示：当前，特别要注意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浦东地区”，同样长的篇幅，一页跨越了百年。叙事速度的差异折射出话语内涵的不同。报告文学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方式，它所倡导的是现代性启蒙与对时代精神的反思。《让汶川告诉世界》用了较慢的叙事速度将地震发生的情况交代清楚，国家领导人第一时间的关切也充分表达地震的严重性，为下文中华民族的大爱无疆埋下伏笔。而对于影视政论片而言，除了说理以外，审美意识的表现也是其最重要的追求。就像上述《让浦东告诉世界》的例子中，“令上海人的思绪又一次穿越幽长的历史隧道”“日夜奔流的黄浦江可以作证”“隔江相望的浦东，则空怀先哲孙中山拟于此地创建‘东方大港’的一厢美梦，依然沉湎于农耕文明时代田园牧歌式的荒凉与宁静之中”等语言都是极优美又壮阔的，作家在传达信息的同时又营造了一个激情豪迈的氛围，再加上图像的配合，简直使受众像回到了历史的那一刻，见证了伟大巨变的发生。所以说，影视政论片更具有戏剧色彩和艺术感染力。著名文学理论家韦勒克这样阐述过文学的作用：“整个美学史几乎可以概括为一个辩证法，其中正题和反题就是贺拉斯所说的‘甜美’和‘有用’……也许根据文学的作用，比起文学根据文学的性质，更容易将‘甜美’和‘有用’联系起来。”[17]从散文到报告文学，再到影视政论片，张胜友在“甜美”与“有用”的博弈中取长补短。张胜友的转型其实是继承和发扬，在“变”与“不变”之间寻求“甜美”和“有用”的最佳调适。

    三 跨維度的新写作方式：非虚构文学与大众文化、后现代性的聚变效应

    从小说、诗歌到散文的小试牛刀；从散文到报告文学的大显身手；再从报告文学到影视政论片的独树一帜，张胜友确立了在当代30多年报告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三次文本转型的成功，见证了张胜友从知识少年到文坛大家的成长历程。张胜友是幸运的，时势造英雄可遇而不可求，但最主要的还是他的勤奋和坚持。文章合为时而作，如果没有对时代大势的正确把握，三次转型也无从谈起。文本转型其实也是作家与自己与文体的对话，如果没有对自己的创作兴趣、创作能力和创作目标有清醒认识，转型不可能成功。所以对于张胜友而言，虽然每一次在创作类型方面都是新的尝试和改变，但是通过转型他反而对于自己、对于文学都有更深一步的认识，可以说这三次文本转型非但没有改变其对文学的最初信仰，反而造就了他对文学创新的执着，使其更加坚定了以自己的创造肩负对文学、对社会的责任。

    之于文学，张胜友在其所致力的非虚构领域实现了三次转型，为文体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参考样本。这三次转型不是平行的关系，而是互相作用，以致产生了“话语聚变”的效果。聚变原是指物理学的指称是由质量小的原子，比方说氘和氣，在一定条件下（如超高温和高压），发生原子核互相聚合作用，生成中子和氦-4，并伴随着巨大的能量释放的一种核反应形式。在这里，我借用这个词汇来比喻由各种文本的元素相互作用后，产生出一种集原初文本特长为一身并更优于原初文本的新的文本类型。即张胜友把散文的“甜美”和报告文学的“有用”聚合为兼具文学表现和思想论述的影视政论作品。所以说，张胜友关于非虚构文学的创造并不只限于文学内部，已经跨越了传统文学的文字语言界面进入图像和文字的“双语”时代。在此之前，电视与非虚构文学是被许多人不看好的。尼尔·波兹曼在其著名作品《娱乐之死》中谈到“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18]，文学评论家李敬泽甚至断言非虚构的灭亡，“我们不大可能创造出一个奇观般的精神废墟：在全世界消灭小说、消灭诗。然而，有一种文体确实正在衰亡，那就是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真正的衰亡是寂静的，在遗忘中，它老去、枯竭”[19]。这个被“垢病”的体类现在重新焕发了生机。影视政论片可以看成是报告文学与大众媒介的聚变产物，它非但不是“提供娱乐”或走进坟墓，反而兼具理性精神、审美追求，因而深受意见领袖和大众的欢迎。

    之于社会，张胜友的作品不但可以感化心智、启迪思想，也为现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正能量。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经济与物质成为社会发展的旗帜，过去一度被精英知识分子奉若神明的高雅文化已被渐渐放逐至普通人生活的边缘，大众文化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它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知识生活和娱乐生活，而且也影响了人们的文艺审美趣味。作为社会现实的反映——报告文学作品普遍存在一种“精英疏离于世俗亲近”的趋势。在有些人看来大众文化与消费使得非虚构的发展出现危机，但在张胜友眼里这正是转机的到来。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固有的精英文化观，但为大多数人得以欣赏和“消费”高雅文化产品提供了可能性。随着大众参与文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大众认知能力和自主性与过去相比有了明显提升，这使得大众更容易接触到文艺作品，也更容易理解作品的深刻内涵。如果说过去普通大众之于报告文学作品的关系是“接受式”的，那么随着大众文化的发展深人，受众对作品的审美需求与作家创作初衷就变成了“互动式”的关系。大众媒介是互动最方便、最有效的工具，它与文学的结合顺理成章。美国学者米歇尔用“图像转向”来概括公共文化领域中发生的转型，“文化脱离了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日益转向以形象为中心，特别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视觉文化，不但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和形成，而且意味着人类思维范式的一次转换”[20]。

    通过大众媒介渠道把文学艺术传递出去的新写作方式被称为“语像写作”[21]，影视政论片是文字深人和图像浅出的融合，它预示着未来文学写作的重要趋势。美国著名文化学者约翰·菲斯克在谈到当今大众使用电视的目的时说：“人们还为了获得快乐而看电视新闻，也是为了获得自上而下的信息；人们还因为其与日常生活的相关而看它，观众并不是简单地接受其所给予的信息，他们是生产性的，他们确实对其对世界的表述作出了自己的理解。围绕着意义的争夺，自上而下的同质化力量与自下而上的多样化力量之间的竞争依然会出现……”[22]图像转向并不会造成大众意识的堕落或丧失，它只是将文字借助新的传播技术呈现给大众。新的传播技术不仅给予我们新的考虑内容，而且给予我们新的思维定式。以影视政论片为代表的新媒体写作带给我们新的文化价值观。芒福德在其影响世界的新技术论中这样解释：“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当中，人所使用的工具和器皿总体来说都是他自身机能的延伸。这些工具和器皿没有，或者更重要地（的）是看起来没有独立存在价值。尽管这些工具都是工匠的亲密伙伴，也能反过来促进入的能力，使他的目光更加锐利。”[23]大众媒介作为当代最重要的工具，它影响世界的能力不亚于历史上出现过的任何一样。善于掌握和利用它，使它成为文学作品意义延伸的新载体，不仅受益无穷，更是大势必行。张胜友在传统媒体写作之外，开启声像介质的报告文学创作，其意义正在于此。

    （作者简介：刘浏，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丁晓原博士研究生导师；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3期和《中国作家》2014年第6期）

    注释：

    [1]苏浩峰：《行走的中国（代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第1页。

    [2]简彪：《风帆起珠江（序）》，作家出版社，2013，第1页。

    [3]王晖：《百年中国报告文学文体流变论》，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

    [4]丁晓原：《文化生态视境中的中国报告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第6页。

    [5]李炳银：《当代报告文学流变论一九九五年报告文学的收获与态势》，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第280～281页。

    [6]章罗生：《中国报告文学新论——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第137页。

    [7]简彪：《风帆起珠江（序）》，作家出版社，2013，第2～3页。

    [8]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144页。

    [9]能指，即所有那些不借助于语言之外的前提就不能被描述层面。

    [10]所指，即在情感上、心理上、意识上或仅仅概念上的形态，它与客观事物的实体虽然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是客观事物的抽象和概括。

    [11]余志鸿：《传播符号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第92页。

    [12]转引自简彪《风帆起珠江（序）》，作家出版社，2013，第5页。

    [13]苏浩峰：《行走的中国（代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第7页。

    [14]〔英〕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汪正龙、李永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54页。

    [15]全知视角指的是作为观察者的全知叙述者处于故事之外，因此可视为一种外视角。该视角模式的特点是全知叙述者既说又看，可以从任何角度来观察事件，可以透视任何人物的内心活动，也可以偶尔借用人物的内视角或佯装旁观者。参见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95页。

    [16]〔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54页。

    [17]〔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第20页。

    [18]〔美〕尼尔·波兹曼：《娱乐之死：童年的消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77页。

    [19]李敬泽：《报告文学的枯竭和文坛的“青春崇拜”》，《南方周末》2003年10月30日。

    [20]〔美〕米歇尔：《文化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第14页。

    [21]王宁：《文学形式的转向：语像批评的来临》，《山花》2004年第4期。

    [22]〔美〕约翰·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49页。

    [23]〔美〕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陈允明、王克仁、李华山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第321页。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