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的中国文学史往往按照时间顺序被分割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等断代史。在文学史叙述的对象上，常常依据进化论、启蒙论、阶级论、现代性等观念，把丰富的文学史切割为僵化、单一条块。这种文学史观支配下的文学史，缺乏全景观照，也无法反映出中国文学史自身的连贯性、统一性，无法描绘出中国文学史的整体状况。湖北地区的学者们以自己的努力在文学史观念上显示出了独到的匠心。和常见的拘囿于一隅的文学史观不同的是，湖北地区的学者创造了全景观念的文学史观。“全景观”的文学史力求从总体上把握文学史，注重文学史的整体性和完整性。总而言之，“全景”文学史观念追求整体再现文学史原始场景与状况。“全景”文学史是湖北地区文学史研究的总体追求。湖北地区“全景”文学史观的具体表现为：①通史的撰写；②通俗文学与纯文学整体性的勾勒；③“发现”自由主义文学思潮；④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批评共存。
（一）
陈文新教授主持编写的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2006年9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也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涵盖古今的通史著作。著作上至周秦，下迄当代，共分十八卷，每卷约80万字，总计1400万字左右，将数千年中国文学史以编年形式加以立体呈现。该书得到了各方专家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文学史界的万里长城”（2006年11月，北京《中国文学编年史》出版座谈会上，冯其庸先生对著作的高度评价。），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
《中国文学编年史》整体演述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著作共计十八卷：第一卷：周秦（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08年）；第二卷：汉魏（公元前207年—公元264年）；第三卷：两晋南北朝（公元265年—589年）；第四卷：隋唐五代卷（上）（公元590年—755年）；第五卷：隋唐五代卷（中）（公元756年—840年）；第六卷：隋唐五代卷（下）（公元841年—959年）；第七卷：宋辽金卷（上）（公元960年—1067年）；第八卷：宋辽金卷（中）（公元1068年—1162年）；第九卷：宋辽金卷（下）（公元1163—1278年）；第十卷：元代卷（公元1279年—1367年）；第十一卷：明前期卷（公元1368年—1520年）；第十二卷：明中期卷（公元1521年—1600年）；第十三卷：明末清初卷（公元1601年—1700年）；第十四卷：清前中期卷（上）（公元1701年—1771年）；第十五卷：清前中期卷（下）（公元1772年—1839年）；第十六卷：晚清卷（公元1840年—1911年）；第十七卷：现代卷（公元1912年—1949年）；第十八卷：当代卷（公元1950年—2000年）。十八卷的鸿篇巨制，基本上囊括了有史以来华夏文学的全过程。这一时间脉络的打通，消泯了传统文学史叙述割裂的痕迹，使著作具备了整体上的连贯统一性。
文学通史非常少见，常见的文学史常为断代史。一般的断代史，倾向于将中国文学史划分为古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受到西方文学史观的影响，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文学史写作，包括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文学史的编纂，基本上以西方理论为参照。中国文学发展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被湮没了，也容易造成文学史阐释的偏颇。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放弃先验观念的介入，把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看做是一个连贯的整体，以自然时间为序，实录中国自先秦至2000年中国文学现象、文学作品、作家文学活动、文学传播接受等，显示了全景观照的整体观念。
（二）
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史，常常以作品为中心甚至以作品作为唯一的叙述对象，而湖北地区的“全景”文学史则不仅重视作品的阐释，也非常关注文学理论批评。《中国文学编年史》也将文学理论研究现状编入文学史。这是一种客观的学术态度，对于理解某一阶段作家创作及创作的共性很有帮助。这一点，主编陈文新教授在总序中说的很明白，“历史人物的活动包括‘言’和‘行’两方面，‘行’（人物活动、生平）往往得到足够重视，‘言’则通常被忽略。在文学史进程中，‘言’的重要性可与‘行’相提并论，特殊情况下，其重要性甚至超过‘行’。”（陈文新：《中国文学编年史·总序》，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版，第2页。）文学理论，包括专门的文学理论著作、文章，以及一些作品的序跋、友朋信函等，由于透露了重要的文学流变信息，对于作家、流派，以及一时期文风的形成等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不过在以往的文学史叙述当中，往往被忽视或一笔带过，它的价值仅仅被文学理论批评著作所接纳。该通史注意到了这一特点，收集和整理了大量有意义的文学理论史料，试图对这一缺憾加以转变。
注重文学理论批评，纠偏常见文学史只注重作品的病象，湖北地区的学者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不单单是《中国文学编年史》注意收录一定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以力求描绘出一定时代文学史的整体面貌，黄曼君主编的《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及古远清独著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显然也是这种“全景”文学史观念的体现。
《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在文学史空间上主动将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状况置于世界文学发展的大环境中去研究，“概括地说，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性质，是在中国近百年来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转折、变动的条件下，在与世界文学潮流相一致的、具有真正现代意义的新文学实践的基础上，广泛地接受了外国哲学人文思潮、文艺美学思潮、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在传统的与外来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宏大背景下形成的。”（黄曼君：《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4页。）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生成和发展而言，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其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又绝不是对西方理论方法的简单移植或复制：“中国近百年理论批评在总体上受西方近现代理论批评的影响，尤其与西方近代理论批评有较多相似之处。但在总体上不同于西方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适应着新文学与时代、与民众的密切关系的要求，具有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思想启蒙服务的社会功利观，因而它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等社会变动，特别是政治变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它又重视文学的人学内涵，与新文学‘改造民族灵魂’的总的人学主题相一致。在西方近现代各种文化思潮影响下，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接受了西方人本主义、科学主义的哲学观点以及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社会思想的影响，也注意到西方哲学、美学、文学所揭示的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个性与社会、感性与理性的对峙和分裂，重视文学对人与外部世界、人与自身内部世界的矛盾冲突的揭示。但是相比较而言，中国近百年的文学理论批评更追求个性与社会、感性与理性等关系的和谐，这既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也与后来的唯物史观较好地阐释了人的主体性与客观世界、个体存在与社会群体、感性与理性的辩证统一有关。这是与西方文化思想特别是现代文化思想的大不同之处。”（黄曼君：《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41—42页。）《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通过细心考察和小心论证，找到中西文学理论批评不同生长点，在行文过程中仔细论辩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与西方理论及文化文学之关系，从而还原和展示了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广阔的史学空间。
“全景”研究不是某一时间段的随意整合，而有着自足的理论体系。通过纵横两方面的时空建构，《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对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最后从总体上归纳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的基本特征：一、在文学理论批评的观念和内容上，以审美的社会价值论作为评价文学的基本观念和准则，并从多种特定角度对文学的人学内涵进行审视和阐发，这是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在总体上显示的首要特征和主导倾向；二、与审美的社会价值论观念相一致，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在理论形态上注重主观情感态度和价值选择，并贯穿到以客观再现为主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两种并存的基本批评类型之中，呈现出批评研究的多向格局和多样化状态；三、在文学理论批评的文体上，从思维结构、思维方式到概念、范畴、语言等符号系统逐渐趋于科学化。至此，《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从理论和实践上树立了一个完整的、立体的史的印象。
（三）
丰富文学史叙述对象成为文学史叙述最重要的目标。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文学史的叙述常常在对象上有所偏颇，一些文学史重要的部分常常被“刻意遗忘”，湖北地区文学史的“全景”文学观念具有显著的纠偏意义。《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王先霈、於可训主编）和刘川鄂《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都从文学史的全景图景出发，摈弃概念先行的撰史方法，恢复了文学史本身的丰富性。
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研究常常忽略了在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通俗文学，这种研究也最终无法完整地、整体地描绘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状貌。《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王先霈、於可训主编）较早填补了20世纪80年代通俗文学研究空白，整体还原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状态。《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认为，20世纪80年代通俗文学的兴起、发展和繁荣绝非偶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心理学等方面的因素。更直接地说，“它既是对‘文革’十年极‘左’文化禁锢政策的反对，也是对‘纯文学’的‘补偿’和‘平衡’，更是整个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需要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到现阶段的结果。”（王先霈、於可训：《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44页。）《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对通俗文学的研究，着眼于对“纯文学”的“补偿”和“平衡”，显示了对于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整体观照。
《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的研究对象是通俗文学，对于20世纪80年代通俗文学的自身特点、发展变化的描述自然是应有之义。《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首先区分了通俗文学的概念：一方面，通俗文学不同于民间文学、大众文学、群众文艺乃至俗文学，民间文学强调的是民间创造的形式是通俗的，大众文学和群众文艺注重受众的大众化、通俗性，而俗文学虽然在通俗性方面与通俗文学同义，但在民间形态方面，又排斥文人的通俗创作，它与通俗文学只是部分的重合或交叉；另一方面，通俗文学一般与高雅文学、严肃文学、纯文学等概念是相对而存在的，高雅文学等注重文学的艺术性和审美功能的表达，而通俗文学强调文本本身的消费功能，强调自身的娱乐性。但事实是，作家创作往往很少严格遵守二者之间的界限，存在着多种形式的重合和交叉。鉴于此，《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认为，通俗文学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概念，它淡化创作主体及受众的身份差异，它本身具有不同于高雅文学的审美特性。《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从概念的区分入手，强调了通俗文学在审美特性上和纯文学的一致性与整体性。
《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考察了20世纪80年代通俗文学的发展过程，它把20世纪80年代的通俗文学发展里程大致划分为萌发期、繁荣期、渐趋成熟期三个阶段。在横向上，《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按体裁分设专章，包括小说、纪实文学，影视文学，戏剧、说唱文学，甚至港澳台地区和外国的通俗文学作品的译介等。每章之内，再按题材具体展开叙述，小说包括武侠、侦破、言情、历史演义、纪实文学、“中性文学”等类别；影视文学包括惊险、武打影视片和传奇、戏剧影视片等类别；而戏曲、说唱文学则包括戏剧、说唱和歌曲等通俗作品。同时，《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还将各时段的文学理论批评状况加入到文学史的叙述中来，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史学架构。
《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通过对上世纪80年代通俗文学创作的研究实践，力图阐明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学作品的区别不在于“雅”、“俗”的割裂，而在二者结合程度和角度的差异。因此，寻求雅俗文学研究方法的共融，有利于提升通俗作品的文学史价值，对于解决大量通俗及雅俗共生的作品和现象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当然，作者也指出，旧有的文学观念、审美趣味是建立在纯文学基础之上的，对于通俗文学的解读存在一定的不合榫，这种不合榫可能由于某些通俗文学作品艺术水平偏低，也可能是原有纯文学的某些文学观念、审美趣味缺乏足够的普适性。通俗文学对纯文学的冲击，有可能促成新的文学观念的变更，这也是《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从全景观照的文学史视野出发，提供的最重要的文学启示。
刘川鄂的《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着眼于从“去蔽”的角度，呼应“全景”文学史观。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强调个人价值、理性秩序、法律公正、经济上的公平自由竞争等价值观的自由主义，重新受到青睐。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同样表现出对自由主义文学研究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在汲取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有益成果的基础上，取得了一批突出的成果，并在一定范围内形成研究热潮：如谢冕先生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丛书，其中好几册（如旷新年的《1928：革命文学》、李书磊的《1942：走向民间》、钱理群的《1948：天地玄黄》等）都以专节探讨了发生在现代史上的自由主义文学现象；《百年文潮》丛书中沈卫威的《自由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倪邦文的《自由者寻梦——“现代评论派”综论》、解志熙的《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等著作，都以自由派唯美派现代作家为主要研究对象，且较多地涉及到了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命运及评价问题。不过总体而言，上述成果大多仍停留在对某些自由主义作家或流派的个案研究层面，没能将自由主义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史整体，并从学理上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在这种学术背景之下，刘川鄂《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的出版显得非常及时。
自由主义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史现象和文学研究的对象，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是一种客观存在。一些研究著述中也有过“自由派”、“自由作家”、“自由主义作家”、“自由主义文学”等提法，但真正从学理上对这一概念进行探讨的却不多见。学界对上述概念的使用也常常是相互交叉或覆盖。针对这一现象，《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首先对“自由主义文学”这一概念进行了严格的界定：“所谓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大体是指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那些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文学观念影响的独立作家和松散组合的文学派别，他们创作的那些具有较浓厚的超政治超功利色彩，专注于人性探索和审美创造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文学现象。”（刘川鄂：《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武汉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21页。）换言之，《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认为，自由主义文学以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文学观念的影响为前提，它包含了文学史发展的三个主要方面——作家、作品及文学思潮：自由主义作家通常抱着“远”政治“近”艺术的创作态度，具有文学独立性；自由主义作品注重人性的挖掘和艺术美的构造、注重文学自身的价值，具有文学主体性；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也总是处于非主流状态，具有边缘性。这种概括较之先前的“自由派文学”（针对某一流派）、“自由作家”或“自由主义作家”（针对某个创作主体）而言，更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和学理性。
《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指出，自由主义是贯穿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的一种主要的社会思潮，它在西方有其特定的含义，近现代西方的主流作家大多是自由主义作家。而在中国，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当中几乎是“无根”的，直到近代它曾经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运动在中国兴起，但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只是作为一种学说得以保存下来，并深入影响到文学创作当中。因此，《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进一步提出“自由主义文学”具有的两个典型的文学史参照系：“就不同时空来说，它相对于中国古代无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和近现代西方没有明显的非自由主义文学反自由主义文学；就同时空来说，它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坛的左翼——无产阶级文学、民主主义文学、右翼文学、大众通俗文学而言。”（刘川鄂：《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武汉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21页。）这种论断不仅廓清了自由主义文学的概念及范畴，也解释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产生和存在的理由。
自由主义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作为一个文学社会学概念，自由主义文学无疑是“针对中国现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政治色彩较浓、思想意识纷繁复杂的现象所作的一种社会学概括，是对原有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社会学概括的一个补充。”（刘川鄂：《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武汉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20页。）譬如，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是本世纪最有影响的两大社会思潮。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对文学进行社会学阐释成为文学研究的常见方法。遗憾的是这种研究角度难以客观地评价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从社会学的角度切入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不仅影响到文学史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整体评价，也容易造成对中国现代文学整体框架认识的片面。这显然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极为不利的。《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关于“自由主义文学”的概念，为今后自由主义文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从“自由主义文学”概念入手，著作首次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做了深入的全景式观照。具体而言，《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从历时与共时两方面来展开论述。
历时方面。《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首先从宏观方面梳理了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发展脉络。《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将1949年前的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划分为四个时期：一、近代的移植与萌芽。这一阶段自由思想开始由西方传入中国，但彼时的“自由”只是社会变革者的政治学说而非人生哲学，他们没有把自由主义精神融合到文学中去，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创作思潮也并未真正出现，只有王国维的超功利美学思想散发着自由主义的光芒，标志着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理论的诞生。二、五四及20世纪20年代，与民主主义文学和有初步社会主义倾向的文学同途而殊归。这一阶段自由主义作为启蒙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被介绍进来，并开始形成较为独立的创作力量，出现了胡适、周作人等在内的许多重要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和作家。三、20世纪30年代，与左翼文学、民主主义文学既对立又互补。这一阶段自由主义文学在与阶级意识的对立和互补中扩大，是自由主义文学独立发展较为全面的时期，涌现出众多的作家群落（包括梁实秋、胡秋原、苏汶、沈从文、林语堂等），但总体而言，仍处于边缘状态。这鲜明地体现了自由主义文学在中国的限度。四、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挣扎与断裂。这一时期自由主义文学的发展明显势弱，在理论界和创作界时有一些意外的收获出现，但立即遭到打压，如朱光潜的文艺观、李健吾的美学批评以及钱钟书、张爱玲的文学创作等等。四个阶段的划分基本上以时代分割为界限，充分体现了自由主义文学发展的历史性与阶段性的特点。
其次，刘川鄂《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还从微观方面对各阶段重要的自由主义作家、作品及文学思潮进行了精彩的阐释。比如，在对第一阶段的自由主义作家进行论述时作者提出，判定一个作家是不是自由主义作家，不应简单地从社会政治角度来定性，也不应只言片语地从其作品中搜寻挖找那些自由、民主、平等、尊严之类的字眼。而应该从两方面来界定：一是作家的文学价值观及创作态度，二是其作品的整体风貌。因此，尽管胡适在自由主义的态度上比周作人要一贯的多，激烈的多，但是《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通过详细阐释，坚持认为：胡适只“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开路人、始作俑者，但他不是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正式发言人和举旗者”（刘川鄂：《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武汉出版社，2000年10月，第73页。），作者认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正式发言人和举旗者的角色是周作人担任的。这一评价应该是公允的。另外，站在自由主义文学的立场上，《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对20世纪40年代“孤岛”作家张爱玲的评价也很有见地：“她的小说，深入地表现了都市男女的情感世界，充满了繁复的意象和参差的对照，有着对人性的精微的描绘、而且在技巧上始终下着极深的工夫。她是把中国传统小说技巧和西方现代派风格结合得最好的中国现代作家”，“她是20世纪为数不多的真正能够经受起历史考验和艺术考验的作家之一，她是少数能够流传下去的作家。”（刘川鄂：《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武汉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62页。）《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通过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精彩描述，勾勒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发展的总体面貌和阶段性特征。
除了历时层面的精心梳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还试图突破自由主义文学发展的表层线索，在共时层面挖掘其深层意蕴。具体而言，《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深入探究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作家创作心态。《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从自觉的作家意识、对中外文学遗产的开放态度、对人性的深切关注和鲜明的文体意识等方面来分析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作家创作心态。立论非常中肯！以自由主义作家自觉的作家意识为例，著作认为，“所谓自觉的作家意识，是指承认文学的独立价值，把创作文学作品当做自身追求的目的而不是把它当做实现其他社会目的的附属性手段或方式；……一个主动的作家、具有自觉意识的作家的最大特点是：在他眼里，文学就是文学，文学就是一个自足的世界。虽然他也承认文学与社会现实的错综复杂关系，但他对待文学本身的态度是纯文学的。他只关心人性的自由和美的创造，认为这是任何别的社会分工所不能取代的独特劳动。”（刘川鄂：《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武汉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86—187页。）这一观点虽然是针对自由主义文学提出来的，实际对于文学的自由发展具有普遍意义，承认这一点，也就承认了人类社会的多元价值取向和这种价值观念的合理性。
二、断代史研究
通史和断代史是从时间的连续性角度对文学史书写进行的一种主观区分。相对通史而言，断代史研究关注的对象较为集中，常常截取文学史的一个段落或截面，从某个独特的视角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和探究。在视角和方法上显得更加精致和细化。因此，在某个统一的文学史观念观照下，断代史研究既可看做是通史研究的一部分，同时也是通史研究的深化或精细化的表现。与此相关联，断代史研究在时空观上有着明显的理性自觉，它往往敢于突破固有的观念或文学史时空的限制，在某个有效的时间段中，或从细微处寻找自然联系，或排列新的时间序列，从另一个角度将文学史盘活。同时，断代史研究在空间上常常以某个“点”为突破口，抓住某一个关键问题或概念，深入到文学史的叙述当中去，坚持“点—线—面—立体”的空间策略，拓展拓深某一具体问题。断代史时空观念灵巧，常常是以形式的有限，来阐释“无限”丰富的文学史。
（一）转型期湖北地区的断代史研究
具体到本地区而言，如方长安的《选择·接受·转化》、罗晓静的《寻找“个人”》，叙述时间均跨过了近代和现代文学的界限，抓住某个关节点恢复原有的文学史联系。前者关注中日文学关系这一关键问题，从选择—接受—转化这一思路出发，做动态的研究，得出了新鲜的结论。后者抓住“个人”这一对现代文学生成具有重要意义的元话语、元观念，从这个“点”（关键词）出发，分析了晚清至五四之间从“天”到“人”、从“人”到“个人”的逻辑进程，梳理史的线索，阐明其现代意义，最终找到“个人”在整体文学史、观念史中的合法位置。另外，李遇春的《权力·主体·话语》也跨过现当代文学之间的时间障碍，选取20世纪40—70年代这一独特的时间段，以独立的视角和理论将“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打通起来，既有史的连续性，又较好地体现了史的立体感。
转型期湖北地区断代史研究，一方面借鉴传统文学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也注重吸收西方思想，总体上呈现为开放、多维的特点。中国传统文论重视从社会、历史角度对文学进行分析阐释，文学史表现为明显的思想史特点。转型时期本地区的断代史研究同样体现了这方面的特点，注重从文学的外部——思想史——的角度介入文学史研究。不过，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则有新的内涵。就思想性而言，更多是对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现代性概念的关注，以及对深层次生命终极意义的哲学思考。如昌切的《清末民初思想主脉》以清末民初的思想史变迁为线索，在动态的发展过程当中寻找文学的关联，对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很有启发意义，行文很有思辨性。罗晓静的《寻找“个人”》选取“个人观念”作为研究对象，针对先前相关研究的不足，着重从发生学和观念史的角度去厘清中国晚清至五四时期现代个人观念的发生演化。对于文学史的叙述而言，它势必改变先前对“个人观念”使用的模糊和混杂状态。
其次，文化研究的深度渗透也是转型期湖北断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樊星的《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和《当代文学与多维文化》、昌切的《世纪桥头凝思：文化走势与文学趋向》、张卫中的《新时期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传统文化》、陈国恩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外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与文化透视》等分别对文学发展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地域文化、代际文化等的内在关联做了出色的分析，对各种文化传统、文化潮流对文学的冲击和影响作出有力的价值判断。
最后，转型时期湖北地区一批青年学者锐意进取和创新的努力主要体现在对西方理论与方法——包括现代及后现代方面的相关理论——的借鉴与应用上。他们的研究常从文化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知识出发，在一些重要领域进行深入挖掘，取得了较好效果。如李遇春的《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周新民的《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等著作。《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借鉴了福柯的话语理论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集中探讨了红色文学秩序中中国作家的话语状况或话语困境，揭示其与作家心理、文化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主要借鉴福柯的话语理论，以“文革”后近三十年来小说为研究对象，在方法论上，主要运用谱系分析和批判分析的方法：从谱系分析的角度出发，作者近三十年来小说中的“人”的话语不是一个完整的连续体，而是存在较大程度的断裂；而从批判分析角度分析，话语的产生与流变与社会文化、社会制度、社会思想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作者详细梳理了新时期以来小说中“人”的话语线索，对其内涵和变迁过程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揭示。
不过，从研究内容上来看，转型期湖北地区断代史研究也具有非常突出的特点：一是非常注重中国现代文学史发生学的研究；二是对当代文学史上的某一阶段的文学作出别出心裁的深度阐释。
（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学研究
文学作为文化组成的重要部分，其发展无疑受到具体文化语境的诸多影响。从社会文化的大语境中来看待文学和从事文学研究，探讨文学发生与流变，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昌切的《清末民初思想主脉》以清末民初为时间界限，对这一重要过渡时期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做了系统的介绍。尤其是对清末民初思想文化发展脉络的整理，探寻其中的规律，有重要意义。
清末民初（本书特指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27年“五四”时期结束）是一个两世交接、两种社会制度交替的特殊历史时段。此阶段，中国社会在西方诸列强轮番的侵略、劫掠和压迫下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型，渊源深厚的中国文化也在古今中外文化相当激荡的冲突中解体与重构。研究这一时段的文学，就有必要了解这一时段的文化背景。
《清末民初思想主脉》描述了清末民初近90年来文化解体与重构过程的分期。作者采纳了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论》中的分期对清末民初的文化里程作出了划分：第一期，鸦片战争后，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以曾国藩、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第二期，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以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为代表；第三期，是民国六七年以后，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梁启超的划分表现了中国文化在清末民初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部分到整体，循序渐进的特点。《清末民初思想主脉》顺其意，将清末民初文化进程也相应地划分为三代。
《清末民初思想主脉》进一步对三代文化转化的理路进行了深层次清理。这条理路也是作者归纳出来的强势文化撞击、压迫弱势文化，弱势文化缘此转化的一般规律：“从表层进向中层，再从中层进向深层；从求同存异到求同取异（部分），再从求同取异进到求取中西文化之‘大同’，这是一条与从物质文化到制度文化，再从制度文化到思想文化的逐代递进的变革吻合无间的理路。”（昌切：《清末民初思想主脉》，东方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第16页。）中国文化的解体与重构，也依循着文化变迁的一般规律，是“三代”文化在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的策动下逐代递嬗的过程。由物质文化而制度文化而思想文化，由表层而深层，由部分而整体，由固本开新而本末俱变而思想革命（整体变革），融中西，洽古今，续中见反，逐代递嬗，从而在中国文化形象的重塑历程中凸显出一条清晰的思想主脉。具体而言，《清末民初思想主脉》主要从文化代际递嬗的线索中去把握清末民初的思想主脉，探讨三代思想的内容实质、肌理脉络、理论依据、文化转换序列及代际递嬗方式等等，并从中抽象出“中上西下”、“中西对等”和“西上中下”等制约三代思想家运思的主导性思维模式，对其进行了区分和理解。
《清末民初思想主脉》探讨的重点内容是三代思想家的思维结构或思维模式。所谓思维结构或思维模式，主要表现为从第一代的“中上西下”、第二代的“中西对等”到第三代的“西上中下”，每一代文化都体现了相对应的思维结构，每一种思维结构都体现了独自的价值重心和价值定位。《清末民初思想主脉》重点探讨了“西上中下”思维模式。这一模式将西方文化凌驾于中国文化之上，以西方文化来观照、衡定和裁决中国文化价值，影响之大，持续时间之长，都远远超过前两者。《清末民初思想主脉》从大量“五四”及“五四”前典范的西上中下文本着手，对这种思维结构的结构方式及内蕴的价值构成进行了阐释分析：“五四”前如严复的《救亡决论》，以西方文化权衡中国文化，层层铺展，差不多处处以西方文化之长透视、克制中国文化之短。再如“五四”期间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一文，在中西全面比较的前提下，六告青年的主要思想脉络，大端是以西衡中，贬抑己方而褒奖西人，强调中国人是奴隶的、保守的、退隐的、锁国的、虚伪的和想象的，推崇西方自主的、进步的、进取的、世界的、实利的和科学的价值观。《清末民初思想主脉》还进一步分析了“西上中下”文本结构的理论支点，包括“社会进化论”和“有机整体观”两个方面。《清末民初思想主脉》认为，晚清的进化论并非西方原版的进化论，而是经过严复等人改造过的包容着互不相容的“任天而治”与“任人而治”两种社会进化论的内容。正因为如此，他们既有认可白种人优于有色人种的奇谈和中国民族在国际间生存竞争中迟早要被淘汰的怪论；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承认事在人为、人定胜天的道理，要求排斥无为而治的祖训，抹煞种族优劣的界线。在《清末民初思想主脉》看来，“有机整体观”是西上中下思维结构的第二道理论生命线，要从整体上比较中西文化，就必须从空间上把中西分离出来，把中西断为彼此对立的两个有机整体。再以一个有机整体审观另一个有机整体，就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某些优长。
昌切的《清末民初思想主脉》勾勒了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变动和文化变动，实际上是从文化变革的深层次上为文学的新变提供了理论的阐释。而罗晓静的《寻找“个人”——论晚清至五四现代个人观念的发生》则把新文学发生的根由——“个人”观念的发生——做了清晰的梳理。
“个人”是现代中国文化文学历史进程和历史阐释中的一个关键词。它是一个历史范畴，亦是一种逻辑存在，与“非个人”相对而在。现代个人观念影响到现代中国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历史格局，也影响到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现代中国文化文学中的诸多现象及其阐释评价都可以归结于“个人”或与“个人”相关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个人”或“个人观念”对于现代中国文化文学自身而言，就具有了某种“元观念”或“元话语”的性质。不过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或现实的原因，对于“个人”或“个人观念”而言，往往只是停留在个人观念或个人话语的一般表述层面，缺乏进一步的深入的探讨。即便有人试图走的更远一些，也多局限在某一作家或思想家，或者思潮流派，单独就某一特定时期的个人观念做一整体性、综合性研究的很少见，这就势必妨碍对中国现代个人观念本土构型过程的全面透视，也影响到对中国现代个人观念历史演进过程的系统探求。针对先前相关研究的不足，罗晓静的《寻找“个人”》选取“个人”观念作为研究对象，着重从发生学和观念史的角度，去厘清中国晚清至五四时期现代个人观念的发生演化，给文学史的叙述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以某个关键词切入文学史研究，是近年来备受学术界重视的研究方法之一，“新的名词、术语，尤其是关键词的出现，具有一种‘议程设置功能’，它们往往引导、激活思想观念领域的变动；往往凝聚和表征着一个时代重要性或关注程度高、具有统摄或生发意义的核心概念、观念及其思想价值谱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进入。”（罗晓静：《寻找“个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第3页。）也就是说，关键词研究具有某种元概念意义和广阔的生长空间，对于文学史研究而言，关键词虽然只是一个点，但却是一个有着无限生命力的充满活力的原点，透过它，可能发现无限宽广的文学史视阈。
关键词可能引导一个连续的概念流，进而介入和影响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以“个人”观念为例，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史概念，但却贯穿古今文学始终，现代个人观念的发端始于晚清，历近现代而至今，其意义与价值仍然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寻找“个人”》只是选取晚清至五四这一具有发生学意义的阶段进行阐释和分析。《寻找“个人”》显示，现代个人观念在中国的发生，大致经历了从“天”到“人”、从“人”到“个人”的转变过程。对此，《寻找“个人”》展开了详细的论说：（1）从鸦片战争到戊戌维新，“人”与“天”相分离，这是中国现代个人观念发生的逻辑起点。古代中国“天主人从”、“个人缺席”的状况随着传统中国社会、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动摇而发生改变，作为其合法性来源和表征的“天”的神圣性和权威性被消解，“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开始逐步建立。（2）清末民初，从“人”到“个人”的过渡；此一时期，西方“个人”话语以及西方现代个人观念的一些基本要素或理念都先后被引入，包括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人的独特性、个体与群体之关系等，它们或被肯定，或被否定，或被扬弃，或被改造，一切尚在不确定之中，是中国现代个人观念发生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3）五四前后，现代个人观念的确立和多元化。“个人”无论作为术语还是概念，其自身现代意义上的外延、内涵和概念要素几已齐备；“个人观念”无论作为关于个人的思想陈述还是价值判断，其诸种现代性，包括多元化的概念形态得以真正形成，人们开始旗帜鲜明地提出以“个人”为价值本位，公开宣扬个人本位。与此同时，“个人”观念的命运也开始走向多元：以激进姿态主张个人本位和个性解放的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接受，也基于时代发展变化的要求，很快抛弃了“个人”，将“个人”整合进社会之中；以胡适、周作人等新文化运动中个人观念的主要阐释者仍然在困境中继续坚守，在理论上有着更高的自觉，在精神上有着更坚执的追求；鲁迅此一时期从之前的呼唤“个人”到改造“国民性”，并非就此否定“个人”，而是暂时地悬置起来，从而体现出内心深处“个人”与“众数”的重大矛盾。
以上三阶段的论述，作者从宏观上梳理现代个人观念的发展历程。此外，《寻找“个人”》还从微观角度区分了各个阶段“个人”的不同表现内涵。如第三阶段即“五四”前后中国现代“个人”就存在着不同区分。作者从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辨析了现代个人观念中几组重要概念：“概念上，‘小己／大群’转变为‘小己／大己’；思维方式上，‘个人’从‘群’的范畴中独立出来；价值判断上，‘个人’大于并高于‘群’。三者共同支撑并完成了这一转变过程”（罗晓静：《寻找“个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第179页。）。而到了1915年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个人”观念领域进一步扩展，用“个人”来表达“己”、“私”、“本人”的情况与之前有很大的不同，“个人”开始进入私人领域。“个人”这一白话词语被广泛使用，不仅数量上大幅度增长，而且在价值取向上更多地表现为肯定和中性。最后现代个人观念才得以最终确立：第一、“个人”独立性的获得，将“个人”从家族、国家、社会等群体关系中分离出来；第二、“个人”指称范围的扩大，不仅指精英、男性，更包括妇女在内；第三、“个人”内涵的更新，从之前强调人的尊严和自立自主、主张个人的自由平等发展到推崇个性独立、自我实现和个人本位。
《寻找“个人”》正是通过对晚清至五四时期的关键词“个人”及诸多子关键词的细致解读，辨析了“个人”乃至“个人观念”的范畴、概念要素和逻辑结构，梳理了这一时期“个人”观念发生演变的历史进程。通过论述，《寻找“个人”》就有力地论证了五四前后“个人”观念，既是对晚清以来思想变动的承接，又是对民国初期中西两大思想资源的生发、重构和转换。也有力地阐明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必然路径。
方长安的《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其实也是阐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学的一个问题。不过，它更侧重揭示中国新文学发生的又一重要原因：外来文学的影响。中国新文学发生初期，日本文学给中国文学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以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转型、发展、现代性生长过程为参照，重新考察了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的内在关系，探究日本文学如何被中国作家所选择、接受和最后转化成自己的血肉的。
首先，方著在时间脉络上打通了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的全部过程，将原来割裂或是孤立的中日文学比较研究统一贯穿起来。晚清是中国近代文学的变革和转型阶段，也是中国现代文学萌芽时期。对晚清文学的清理，自然也是寻找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萌芽的重要步骤。《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发现，晚清时期，以文学手段推动政治变革的文学理念，来源于日本文学。例如：梁启超以日本的政治小说为参照，大力倡导“新小说”的创作，并上升到开发民智的高度，主要是其政治理想一种表达，功利性非常明显。其他如诗歌、散文、戏曲方面，晚清文学领域的变革和改良也都与日本的启蒙文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晚清文学变革发展到五四阶段，价值观念、意义生成方面有了质的突变，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个人价值和意义的强调。这一时期对日本文学的接纳和吸收也从先前狭隘的政治需要转向更深入的理解和消化阶段，《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从日本的白桦派影响出发，讨论了晚清“国家”文学向五四“人的文学”的转变；《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以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为例，探讨了晚清政治文学向五四人情文学的转变，晚清政治宣讲式文学向五四写实文学的转变。五四文学在建构与发展过程当中，受日本文学的影响更加深入。例如，前期创造社大多是旅日派，其中很多作家的思想和创作自然受到日本影响。《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论述了其与日本唯美主义文学的关系，并从实据出发，第一次探讨了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联系，颇富创见。
五四高潮过后，启蒙主义主题并没有被削弱，而是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革命文学。如果五四是对晚清“国家”中心文学的一种反拨，要求寻找“个人”，那么革命文学可以说是一定程度上“国家”的回归，不过国家不再是旧有体制下的晚清帝国，而是新的无产阶级国家的想象。五四文学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换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影响是分不开的。《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列举了当时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翻译与交往，对五四文学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转换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兴起做了详细的甄别，回应了上述论断。
《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以现代性为参照，将中日文学当做一个完全的整体来看待。中国文学在选择和接受西方现代性经验的背景和历史语境方面，与日本现代化历史进程及历史性特点有相似性。西方的武力和现代性压迫使中日都有了向西方学习的强烈要求，日本文学走在了前面和取得的成就，为中国向日本学习提供了可能。《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认为，中国文学在选择、接受和转化日本文学过程中表现出一系列普遍性的矛盾：第一、中国认同、接受日本文学的立足点是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需要，这一立足点使认同、接受日本文学从未游离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文学的新旧转换与现代性生长。但在这种急功近利心理作用下，中国文学不能全面深入地开掘出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多重借鉴与参考意义。第二、中国文学认同、借鉴日本文学是与反传统相统一的。因此，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日本近现代文学上，从那里获取了许多现代性内涵。不过这一立场背离了日本文学学习西方文学时不忘自觉挖掘本民族传统优势这一特点，也就背离了日本近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与经验，弱化了认同、接受可能具有的积极意义。第三、日本近代文学始终处于探索状态，变动不居，表现出一种迅速追赶西方的急躁情绪，留日作家因此往往同时受到日本文学多种思潮、流派的冲击，这一特点促使他们始终保持一种开放姿态，避免了保守和固步自封倾向，但同时也导致其中大多数人始终处于一种思想和情绪的骚动之中，无法沉潜在文学深处进行探寻，以至于将日本近现代文学中那种急躁的“革命”情绪带进了中国文学。第四、中国文学在认同、接受过程中将自我与他者区别开来的焦虑感不足，导致了除鲁迅等少数作家外，多数接受者很少去思索、质疑日本文学近现代文学的发展经验是否适合于中国文学，以至于20世纪前30年的中国文学几乎走上了一条与日本近现代文学相似的发展路径，甚至常常重复着日本近现代文学所犯的某些错误。
从晚清文学变革到五四文学，再到革命文学，《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认为“留日作家主要是从社会革命的视角看取日本近现代文学的，而日本近现代文学又具有强烈的不断‘革命’、‘维新’的个性，这使得他们以激进、革命和注重文学外部规律等特点而与留学欧美的作家区分开来。”（方长安：《选择·接受·转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336页。）“欧美派”大多是温和的民主派，提倡自由和个人幸福，社会功利目的通过个人主义的追求来实现。而“留日派”恰恰相反，要求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社会理想，目的指向性很强，这一目的也决定了中国学习西方、学习日本的程度停留在一个相对保守的层面，不能走向深入。总的说来，《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试图以晚清至30年代初为界，以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换为线索，梳理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文化的选择、接受、转化过程。
晚清至30年代初中国对日本文学的接受和借鉴是具体的，全方面的。《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对中日文学关系的理解突破了传统的“中介论”，即日本文学是中国文学追寻西方文学及其现代性的桥梁与中介，而把日本文学当做一种具有独立美学品格和鲜明民族个性的文学，它是以一种独立的民族文学姿态与中国文学发生关系的。中国文学在现代性的生成和发展过程当中，虽然接受了日本文学间接传播的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念；同时也接受日本民族文学和文化传统的熏陶，因而与直接采纳西方经验有极大的不同。如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它显然是在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但由于受日本古代日记文学传统的影响，产生了“私小说”这种特殊的形式，张扬个性，主观性极强，与西方的自然主义文学已有巨大差异。由于中日文化上的诸多渊源关系，使得中国作家在学习日本文学现代性经验的时候，愿意和容易接受对方的本土化经验，尤其是浸润了众多传统因素的经验价值。因此，探讨中日文学的关系，尤其是中国接受日本文学影响的现代性转型，显然不是“中介论”那么简单。“与直接由欧美文学引进现代性相比，认同、接受日本近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追寻现代性的另一种途径，日本近现代文学不同于欧美文学的现代品格，丰富了新世纪现代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内在构造和外在特征。”（方长安：《选择·接受·转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336页。）但是，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在接受影响的同时，缺乏一种自觉将自我与他人区别开来的意识。
《清末民初思想主脉》《寻找“个人”》《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都以现代文学史的某一个断面为对象，仅仅扣住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学这个核心问题，展开了多层面的论述。《清末民初思想主脉》从中国由晚清到民国初期的思维方式的变更为主要内容，《寻找“个人”》侧重于思想内涵的嬗变，《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更看重外来文学思想的影响，但是，他们的主题是一致的：探求中国现代文学是如何发生的。
（三）中国当代文学的深度阐释
中国当代能不能写“史”的问题，曾经让当代文学研究者困惑了很长一段时间。其中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不能写史，原因是当代文学距离时间短，容易流于表面现象。因此，对于当代文学研究来说，寻找到合适的研究视角，透过表面，看穿本质，显得尤为重要。近些年，一些年轻学者借助西方理论资源，对中国当代文学展开深度剖析和论述，并产生了一批优秀成果。湖北地区的李遇春的《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和周新民的《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是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李遇春的《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和周新民的《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等著作从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角度对一时期的文学史进行了精细的研究，理论运用得当且论述严谨、阐释充分，体现了敢于创新的学术勇气。譬如，上述二著都借鉴了福柯的话语理论，但重心各所不同：李著同时结合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探讨红色文学秩序中中国作家的话语状况，揭示其与作家心理、文化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周著则主要借鉴话语理论的谱系分析和批判分析方法，揭示了“人”的话语的历史性特点，并以“文革”后近三十年的小说创作为例，在纵横两方面构筑起一个完整的“人”的话语网络。
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内涵包括“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它与五四传统尤其是左翼文学存在着必然联系，是左翼文学的继续与发展。由于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意识形态色彩较浓，并在随后的文坛逐渐占领主流位置，亦称之为“红色文学”。在一般的研究著作中，大多只是从文学史的角度进行粗略的勾勒，或在文学与外围的政治联系、知识分子独立性等角度阐释较多，而真正从文学本位理解这一时期创作的专著并不多见，有些研究者甚至以“有政治而无文学”为借口，对其采取冷漠的态度。因此，从整体上看，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仍然缺乏较系统的成果出现。《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将“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连接在一起，打通现代和当代的界限，借助福柯的理论，将三者视为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话语系统（“红色文学秩序”）进行研究，详细论证了其产生的历史语境、建构模式及内在运作机制，极具有意义。
“红色文学”秩序产生的历史语境，是五四落潮后现代中国文学逐步发生的话语转型而诞生的文学。20世纪30年代前后，伴随着“启蒙文学”逐渐走向边缘，新型的“革命”文学开始初步成型，并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时代的主流。此一时段的话语转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文学和话语生产的价值基点从现代知识分子的个体本位转向了意识形态化的“工农兵”的集体本位；构造文学话语的标准方法从以“经验”和“事实”为出发点转向了以“立场”或“世界观”为出发点，或说是从“经验理性”转向了“先验理性”；在上述种种变迁的文学现象背后，蕴藏着文学话语生产的中心法则：从“人的文学”转向了“阶级的文学”。这是《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展开研究的基本背景。
《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认为，“红色文学话语”秩序的建构模式及其内在运作机制主要指主流话语所采取的三种不同性质的“话语战略”：包括话语外部的“排斥程序”、话语内部的“提纯程序”和话语生产的“组织程序”。它们分别从文学创作的广度、深度以及生产、传播和接受诸领域进行规约，最终确立了一种计划性的文学生产机制，形成了所谓的“红色文学话语”秩序。文学话语秩序的建构模式，其背后正是造成创作主体文化困境的权力运作机制。如话语“排斥程序”，就是指在延安时期初步形成的中国革命文艺生产范型，试图从文学话语的外部来控制话语主体的表达空间。其主要表现为设置文学话语禁区（“禁止”）和构筑文学话语等级制度（“区别”）两个方面，二者统一在话语主体在文学话语实践中对“红色真理”的追求意志当中。因此，在革命文艺生产范型当中，提倡“阶级的解放”、“阶级的文学”就要对与之相对立的“人性论”话语进行排斥和挤压；同时，通过红色话语内部的详细的等级构筑进一步强化这一意识。如毛泽东在《讲话》中将红色文艺的理想接受对象“区别”为两大类，首先是工农兵，其次才是小资产阶级。工农兵内部处于第一位的是作为革命领导阶级的工人，其次是作为“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的农民，排第三位的是作为革命战争实际主力的“兵”，是“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这就构成了一个关于文学读者的严谨序列。关于红色文学的等级结构是多方面的，读者之外，还包括作者、人物形象、文学题材、文学批评标准等等诸多方面，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保证“红色文学话语”秩序的合法性与权威性。
最后，著作将“红色文学秩序”作为一个独立的话语概念提出来，虽然从历时角度讲，“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三者在红色文学秩序中的发展客观存在着发生、发展、高潮和衰亡的轨迹，但作者主要在共时性话语结构层面上，抽象出三大理论元素——权力、主体和话语，从文学内、外部因素，以及文本三方面对此间文学进行通体观照，集中探讨了红色文学秩序中中国作家的话语状况或话语困境，揭示其与作家心理、文化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
与《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着眼于一定时期的比较宏大的文学话语秩序不同的是，周新民的《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抓住近三十年文学中的“人”的问题来透视这个时期的文学。“人”的问题是文学的根本性问题。“文革”结束后从“人”的角度研究文学一度形成热潮，甚至成了一种比较固定的研究模式。它打破了单纯的从政治角度研究文学的狭窄视野，开辟了新的研究理路，为新时期文学研究回归文学的人学本体奠定了重要基础。回顾这一时期“人”的文学研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一个基本的前提——对“人”的概念本身缺乏相对完整连续的探讨，“人”的概念及运用尚处于游离状态。周新民的《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以“文革”后近三十年来小说为研究对象，借鉴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对“人”的不同时期内涵作出动态的揭示，对其人学资源背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文学是人学，因为文学一刻也离不开人的存在，文学是表达人类思想、情感、意志乃至一切精神活动的有效途径，体现了人类生命力的张扬。换言之，文学是人学，不仅在理论上承认作家的创作主体性，同时重视作品的人性表现和对人生的终极关怀程度。与此相关，文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人”的研究，是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阐释。然而，问题在于“人”作为阐释的元命题，其概念本身充满了多元和歧义色彩，难以统一，文学研究在空洞的概念统摄下，各种“人”的观念，如生命意识、存在、神性、身体等无法得到充分详尽的理论阐释，对其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也无从找寻。对此，《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试图做一系统化的阐释。
在福柯那里，“话语”是实践的语言，它不同于语言学中的言语和语言，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语言使用，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性制度等都发生联系。文学是话语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具有话语表达的相应特点。同时，福柯还认为，人文学科中的“人”不代表任何真理性的判断，它只是一个话语，由于人学资源背景不同，人的话语实践存在差异，人的内涵与表现形式也就发生相应的变化。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及文学研究，时间不过短短三十来年，但如《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所言，近三十年对中国人的心路历程来说并不短暂。更重要的是，这一阶段的“人”的话语并不存在一个连续体；相反，在不同因素的影响下，人的话语，无论是观念还是表现形式，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断裂。长期以来人们在运用“人”这一话语概念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同时，因为没有及时注意到这些断裂和变迁的意义所在，难免会发生龃龉。针对以上问题，《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从话语立场出发，巧妙地将“文学是人学”的文学观转换到“人的话语”研究，在充分考察当时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对新时期以来小说中“人”的话语内涵和变迁过程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揭示。
在方法论上，《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主要运用福柯话语理论的谱系分析和批判分析的方法。从谱系分析的角度出发，《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认为，近三十年来小说中的“人”的话语不是一个完整的连续体，而是存在较大程度的断裂。而从批判分析角度分析，话语的产生与流变与社会文化、社会制度、社会思想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因此，《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从纵横两方面来展开分析。纵向角度将近三十年小说中“人”的话语变迁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20世纪70年代末“四人帮”的覆没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标志，这一政治事件直接决定了“人”的话语的出场；第二阶段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掀起的文化热为标志，文化潮流的推动直接改变了20世纪70年代末出场的“人”的话语形态；第三阶段以20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崛起为标志，经济体制上的巨大转变使人的话语发生了一次新的嬗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76年以来政治、文化禁忌的解除和主流意识形态对西方现代“人”的思想的默认，为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中“人”的话语出场和嬗变提供了有力保障。因此，作者也认为，中国近三十年来小说中的“人”的话语变迁史，一定程度上也是一部历史意识的沉浮史：在“人”的话语变迁的第一个阶段，“人”的话语体现为鲜明的历史意识，“人”的内涵由历史意识所决定，对现代化的向往和追寻的历史冲动，铸就了“人”的话语的全部内容，第二阶段历史意识由显到隐，它以对历史本身的消解形式而存在，到第三阶段历史意识从“人”的话语中全面退却，被纯粹的私人性、个体性的生存经验所取代。“人”的话语流变过程，背后隐藏的是深层的历史意识的张扬与沉潜过程。
在纵向展现“人”的话语流变过程的同时，《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还从横向角度对各个不同时期“人”的话语的具体内涵及表现形态做了充分的阐释和说明。
《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共分七章，第一、二章主要是对第一阶段的“人”的话语阐释，包括人性、理想、知识等方面。人性的回归构成新时期小说“人”的话语历史叙述的基本内容，“理想”的张扬则构成了“人”的话语的表现形态。另外，新时期小说中充溢着知识的叙事，它是“人”的话语确立的根本。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小说中的‘人’，还只是一个尺度，它寄予着这个时期人们对历史的一种期待，在这里，‘人’为历史立法，同时也为历史意识提供了寻找自身合理性的机缘。”（周新民：《人的出场与嬗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5月第10页。）第三、四、五章主要讨论的是第二阶段文化启迪下的“人”话语转型，1985年前后，中国出现了文化热，西方文化价值禁忌被解除，各种文化思潮纷纷涌入，其中影响最大的又属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启迪。中国当代小说中的“人”的话语也随之发生了转型，“人”作为生命体，而不是历史的负载出现在人们面前。池莉小说对市民生活情感的尊重、余华关于“知识的暴力”叙事以及马原等人大量的“元小说”创作通过对历史的解构，标志着新的“个人”形态的浮出；叶兆言的历史小说，苏童的《妻妾成群》、《红粉》、《我的帝王生涯》等系列小说乃至王安忆的个人历史性维度的书写，则完全摒弃历史为参照系，个人在和历史的角逐中，自身成为历史或历史的主宰，从而锐显出个人生命的张力。第六、七章“神性的诉求”与“身体：‘人’的延伸与转折”，主要论述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发展大潮中，历史与文化的整合和制约能力下降到最低程度时，“人”的话语内涵从先前的历史规定性跳跃而出，开始找寻个体生命的终极意义与价值，张承志、北村、史铁生、刘醒龙、陈应松等对人的神性的诉求，以及更加明显的20世纪90年代许多作家对身体和私人空间的关注正是对作为生命形态的个体人的追求。
从“文学是人学”到“人的话语”的转变，《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不仅树立了一条“人”的话语变迁的线索，给今后一段时间内“人”的话语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同时，著作理论视阈上跨过了传统文学研究的局限，将福柯的话语理论与中国现代人学思想完美结合，较好地实现了西方现代理论与中国文学文化实践的对接。在方法论上，运用福柯话语理论的谱系分析与批判分析方法解决了若干重要问题，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表现出学术研究的创新性和前沿性。另外，著作的一个闪光点还在于吸收了传统作品细读的长处，对各时期“人”的话语内涵进行分析的同时，结合近三十年来多位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作品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尤其是著作主要论述的几位重要作家如王安忆、叶兆言、苏童、刘醒龙、陈应松等，并附有详细的访谈录，不仅使著作骨肉更加丰满，也显示了作者严谨的学术作风。
三、社团流派研究
社团流派研究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个人都以一定的群体身份，生活在一定的群体社会中，作家创作不可能脱离其生活的群体和环境。另一方面，社团流派与文学思潮一样，其文学行为不仅包容了各单个作家的创作个性，同时体现了社团流派的共同特征。社团流派的生成和发展除了文学志趣相投之外，通常还伴随着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参与，并影响到社团流派的作家及其创作。因此，社团流派的研究同时伴随着历史、政治、文化等诸多外部因素，和相应更加宽泛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中国文学史上社团流派形成之早，内容之繁是不争的事实。对于文学史研究而言，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学史发展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时，也是重现文学史现场无法绕开的重要线索，也为寻找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提供了重要依据。
转型时期本地区的社团流派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社团流派的理论建构，以陈文新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为代表。它以丛书形式展示了本地区社团流派研究的较高水平。该丛书对文学社团流派的本体特征及生成、发展、消失之演变规律进行了深入探讨，对若干古代文学流派进行了系列的例证研究；第二，社团流派史的书写，以陈安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为代表，著作对社团流派发展的历史脉络做了清晰的梳理，在宏阔的文化视野下对各时期主要社团流派进行系统的阐释和评价；第三、社团流派的个案研究，包括陈文新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中的系列流派研究、王兆鹏的《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周晓明的《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等。
（一）社团流派研究的理论探讨与实践
“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2003年11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辖主编陈文新著《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导论》、陈顺智著《东晋玄言诗派研究》、石观海著《宫体诗派研究》、余传棚著《唐宋词派研究》、熊礼汇著《明清散文流派论》、陈文新等著《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乔惟德著《神韵派研究》、刘良明等著《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派研究》诸种。流派研究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并非首创，此前曾有过20世纪80年代南京大学中文系规划过“唐宋诗歌流派研究”的系列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20世纪90年代以来组织了一套“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以及一些单行本的文学流派研究专著。文学社团流派研究的单篇论文更是数不胜数。武汉大学中文系此次老题新做，却有新的用意：“旨在以作家作品研究为基础而又超越作家作品研究，尽可能全面地观照中国古代文学流派，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在系统性和理论深度方面取得进展，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成长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陈文新：《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总序》，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2页。）换言之，作者针对目前流派研究系统性和理论性的不足，藉丛书的出版，希望有所扭转。
丛书最大的进步就是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探讨了流派问题，集中体现在陈文新的《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导论》当中。全书分三章，分别从统系意识的发生和发展、盟主意识的发生和发展、流派命名与流派风格三方面展开。流派统系，流派盟主（代表作家），流派风格三个核心元素构成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统摄了整个流派理论的精髓。
（1）流派统系理论
在讨论文学流派的生成时，陈文新认为统系意识的发生是其前提，“每一个文学流派都是在一定的文学传统中展开的，对经典的选择是其文学活动的起点。……对经典的选择乃是选择者意志的表达，他经由对经典的选择构成了他自身的传统或统系，并借助于这一统系来指导和促进他的事业。”（陈文新：《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引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8页。）因此，“统系意识标志着一个流派在艺术追求上的主动状态。”（陈文新：《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引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3页。）统系意识源于对经典的选择，经典包括“传统”、“影响”、“典故”和“传统主题”等术语内容。将文学、文学流派置于大的母语环境中来考察其发生过程，找寻其中内在的精神联系，这一理解思路相对于孤立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流派研究而言，其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讨论任何一个文学现象的存在，都应关心当下的具体语境，脱离文学发展语境而孤单地去寻求理论上的逻辑证明，只会导致理论的空虚和思想的乏味。文学流派的发生源于作者统系意识的成熟，换句话说，文学流派的发生是一定时代流派作者们的境遇趋同，不仅是同时代的作者，还包括作者与传统的境遇趋同，这就很好地解释了统系意识的发生根源。
当然，不同流派的统系理论并不一样，理论选择有异是一方面，还与统系自身的建构有关。以诗歌为例，唐诗的统系认同是其前的诗歌创作，而之后又成为后来者的统系标本。这就是统系的循环结构。除此之外，统系理论在横向关系上可以解释不同文化传统下的流派差异，民族之间的流派差异，中西文明的流派差异。比方说17世纪以后，西方的自由主义文学流派纷呈，而此时的中国本土却在闹着秦汉派与唐宋派的文统之争，文学领域不可能有自由主义的流派诞生。这就是统系的平行结构。当然，这只是一种封闭的理想假设，随着时代的发展，二者可能会发生交叉。上述有意义的论见，在《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导论》的分析中都客观地体现出来了。
以统系理论为基点，将文学流派放置到流派统系的脉络中进行研究，任何一个流派或统系，只是这条脉络中的一个或几个段落，这就化静态为动态，扩大了研究视阈，让流派有了更广泛的文化背景，不再是无缘之流，无本之木。这是《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导论》的重要贡献。
（2）流派盟主与流派风格
《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导论》提出盟主意识，将流派群体与个体的关系精致化了。它意味着，盟主意识不仅是流派整体对个体的简单辖制，而是由一个盟主统领，在一定的统系理论指引下达到一种创作的趋同。盟主意识强调了盟主的主动和作为状态，也就是承认了盟主在流派产生和流变过程中决定性作用。《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导论》以宋朝江西诗派为例，阐释了以上论断：诗歌至宋已是高峰跌落，但黄庭坚以其个人的创作成就及所开创的作诗法门赢得了声誉与影响力，开创了江西诗派，成为名副其实的流派盟主，促成了宋诗的繁荣。这一流派的形成和繁荣与黄庭坚个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导论》的第三章论及流派风格是文学流派的基本标志。着重概括了文学风格的基本范畴，并区别了流派风格和风格群的关系，总结揭示了文学流派的基本风貌。风格理论是从作品角度出发的，它与前面两章互为映衬，共同构成作品三元一体的理论架构。
如果说《导论》是一架望远镜，提供了深远的理论视野，那么导论之外的丛书整体则应是一台显微镜。具体论及文学的内部结构，包括流派作家和流派的作品风格，实证了流派理论，也从实践上丰富了《导论》的理论内容。其系统性的理想建构，成为丛书的一大特点。
丛书以系统的流派理论以《导论》打头，后面是对各具体流派的专题研究，对于一套丛书而言，就不再是简单的合计出版，而是共同的理论化实践的努力。它们共同遵循了以下理路：“从整体上论述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的对象、特征、意义及其他相关问题；选择中国文学史上影响较大而学术界又较少或我们认为还有必要继续研究的文学流派作为系统研究的对象，如诗中的玄言诗派、宫体诗派、格调派、神韵派，词中的浙西派、阳羡派、常州派，散文中的台阁派、秦汉派、唐宋派、桐城派、湘乡派，小说中的历史演义、英侠传奇、神魔小说、人情小说等。从流派的形成、发展和特征入手，考察流派与思潮、流派与地域、流派与社团、流派与题材等关系，对其文化含蕴和审美取向做全面而深入的研究。”（陈文新《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总序》，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3页。）首先，从丛书涉及的文体而言，涵盖了诗歌、词、散文、小说、小说理论批评等领域，突破了以前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主要集中在诗歌流派研究领域的局限，拓展了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的领域。即使是诗歌流派研究，丛书也是选择前人很少涉及或是没有深入，但在流派史上又确有积极意义的流派，如玄言诗派、宫体诗派、格调派、神韵派等。
其次，理论与批评实践的融合，这不仅是丛书的外表特征，也体现在丛书编写过程中的行文结构方面，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论证，而是从作家作品的研究入手，探讨文学流派的系统理论，同时又以系统的理论为指导，深化自己的文学流派研究，深化对作家作品的认识，赋予了流派研究以深入的理论意义和文学史意义。二者相得益彰，体现了编著者们的学术眼光。例如：陈顺智的《东晋玄言诗派研究》，先是描述了玄言诗的发展，然后又列出“从东晋玄言诗看诗歌中的说理因素”专章，将相关问题置于整个诗歌史和普遍理论层面加以分析；石观海的《宫体诗派研究》从宫体诗的文学传承开始溯源，将其分为发轫期、发展期、全盛期、衰飒期几个阶段，全面清理了宫体诗的发展脉络，并总结分析了其艺术贡献和审美价值；余传棚的《唐宋词派研究》在梳理唐宋词发展过程的同时，又体现了《导论》中的风格分类思想，将唐宋文人词派分为花间词派、南唐词派、婉约词派、颓放词派、豪放词派、雅正词派六大派别分别进行论述；熊礼汇的《明清散文流派论》宏观上对明清散文流派做了系统的阐释，对明清散文流派的义界、形成、演变规律以及文学史意义整体上予以归纳总结，并进一步深入探讨其对今人的启发；陈文新等的《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是丛书理论的自觉论证，先是从审美规范的确立来讨论章回小说流派的统系意识，而后研究各个流派个案，客观上验证其流派盟主理论和风格理论。刘良明等的《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派研究》在分类上与传统有很大不同，但是其行文结构和丛书意图是符合的，在理论上阐释了作者对明清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的理论认识，再进行具体的分类叙述。
最后，从丛书的编写内容而言，它们涵盖了古代文学史过程中许多有意义的节点。丛书将流派与代表作家，流派与时代，流派与题材都纳入研究视野，将不同流派还进行了比较研究。
丛书在流派研究的多元化方面，很好地体现了它的开放性特点。既吸收传统研究的精髓，又有选择地引进西方理论；既重视作家作品的考察，又不局限于作家作品的考察，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具体体现为研究视角的多向度与研究方法的包容性。以下列举一二。
第一，流派研究与创作实践相结合。以具体作家作品为前提，以流派主张为基础，两者既有相称又有相乖方面。尤其是某一具体作家，虽然可以从属于某一流派，但是其创作往往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因此，单一的流派定论难以概括其全貌。《宫体诗派研究》中通过大量的文本细读，一方面说明流派作者们有共同的文学主张或审美趣味，但在创作表现方面又有很大的差异性，表现为作品内容、创作方法、艺术风格等诸多方面。丛书的作者深入说明流派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特点。
第二，从社会背景、文化心理等多角度对文学流派进行审视分析。《东晋玄言诗派研究》对玄言诗兴盛的原因分别从逻辑层面、主体层面、社会文化心理层面等三方面进行了分析：玄学哲学的终结向玄学人生观的实践的转化；诗歌创作主体由崇尚诗骚传统向习玄传统的变化；社会环境、社会风气与文化心理向玄学人生观的倾斜。另如《明清散文流派论》中讨论台阁文化精神和陈白沙和王阳明对明代散文流变的影响时，都体现了流派研究中的文化观照的思路。
第三，比较方法的运用。既有流派之间价值观念、题材取舍、表现方法、艺术风格等的比较，同时也有流派成因、流派影响的比较。如《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在分析流派风格时，以价值观念和表达方式两方面的比较对不同流派的风格进行分析阐释：英侠传奇一般张扬的是豪侠的勇武，人情小说则关注常人眼中的家庭生活和世态冷暖。这种价值观念的不同就导致《水浒传》和《金瓶梅》在武松和西门庆两个人物上处理的明显不同。比较方法的运用，很好地解决了流派间的风格差异原因问题。
由于方法的多元并举，在流派的研究过程中，作者能纵横开阖，常有新颖独特的观点出现。《东晋玄言诗派研究》作者认为，玄言诗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传统的突破和革新，它代表的是一种诗歌精神的嬗变。即从抒情到畅理、从忧患悲怨到和光同尘，并最终形成清虚恬淡、萧散自然这一新型的审美类型。《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派研究》作者针对以往研究者将小说理论批评划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简单的两分法，经过细致的考察与认真分析，按照理论批评主张的不同，将其划分为五派：传统评点序说派、评介欧美西籍派、“新小说”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理论研究派。类似的闪光点，丛书不胜枚举。
丛书的出版在流派研究方面提供了一个实证考察与理论分析的范本，在理论探索与个案分析两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一部分，流派不是孤立的文学史现象，流派研究需要有自身完整的理论和思路，这就要求学者有长期的学识积累和严谨开放的学术姿态，掌握正确的理论方法。同时，“文学流派研究的深入寄希望于文学研究流派的形成。”（王齐洲：《文学流派研究与文学研究流派》，《中华读书报》，2004年2月18日。）流派研究的成熟最终是以文学研究流派的成熟为标志的。
（二）社团流派史综合研究
社团流派研究的价值受到重视以后，有很多学者展开了这方面的工作，涌现了一批有分量的成果。不过，整体而言，社团流派研究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社团流派的研究，大多仍从具体个案入手，综合性的研究专著较少。陈安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是社团流派史综合研究方面较早的研究成果。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从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发展的实际出发，对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社团流派的发展做了全景观照和细致的梳理。现代文学史上流派纷呈，五四文学革命以后的第一个十年，各地成立大小不一的文学社团就多达150多个，加上后来的两个十年，整个现代文学史过程总共有超过700个文学社团，如此庞大的数量和规模，确实是罕见的。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史现象，《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做了非常扎实的整理和归纳工作，以一定的组织团体、杂志、共同的文学追求为线索，以具体的文学创作为依据，借鉴已有的文学史社团划分，归纳和总结出了现代文学史上诸多有影响的文学社团和流派，并进一步按时间顺序分类别、分层次进行叙述：对《新青年》、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新月派、论语派与现代派、七月派与九叶派等重要的文学流派分专章评介，对诸多中小流派有选择有重点的分专节评述，如新潮社、少年中国学会、语丝社、未名社和莽原社、沉钟社、春柳社、进化团与“文明戏”、民众戏剧及“爱美剧”，南国社、学衡派与甲寅派、现代评论派、太阳社、革命小说流派、艺术剧社、“自由人”、“第三种人”、“三民主义文艺”和“民族主义文学”、时调社和朗诵诗派、抗到底社、“战国策”派、新浪漫派、战歌社、新诗歌会、怀安诗社、战地社、铁流社、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等。此外，著作还关心一些微型社团，虽然它们规模不大，但个性突出，像弥撒社、湖畔社、新民新剧社、民鸣社等。《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认为，有必要把这些社团流派收入编写。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宏大的叙述规模，涉及了几乎所有现代作家及其创作，加之流派本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因此，著作在撰文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综合性的文学史叙述方法，将文化视角与审美观照结合起来关注现代文学社团的发展，理解文学社团流派与现代作家、现代文学思潮，甚至整个现代文学史之间的密切联系。
以《新青年》社团为例，著者首先以思想史、文化史角度为参照，认为它“从整体上否定、批判了封建思想文化”（陈安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9页。）“把个性解放和人道主义作为自己思想理论的基础，作为磨砺批判武器的砥石，不仅具有历史的积极意义，而且还构成它独特的文化性格。”（陈安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9页。）因此，在文学史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认为《新青年》“是它不同于近代文学的一个本质方面，由此显示出它的进步性、民主性。”（陈安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9页。）再如“新月派”，在一般文学史的叙述中，往往强调其唯美主义的艺术观与文学创作，但是作为专门的社团流派史，《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的处理就显得客观冷静的多，注重流派的文化身份。“从整体面貌上看，新月派首先是一个文化社团和群体，并始终作为一种文化派别展开其全部活动及历史。”（陈安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398页。）“作为一个文化派别，新月派与西方近现代文化传统，特别是英美文化传统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它以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为旗帜，在思想、政治、学术乃至文学艺术等一切文化领域，都表现出鲜明的资产季节自由派的价值取向和品格特征。”（陈安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421页。）在具体的叙述过程中，不是把新月派的文学创作当做了唯一标识，还讨论了流派的文化性格、文化旨趣及与文学创作的关联。同时从文学创作角度来看，“它以鲜明的个性、浓厚的情绪性、奇美的意象性，以及刻意为之的格律性，特别是音乐美，在当时诗坛发生了广泛影响，并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和走向成熟”（陈安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453页。）。
此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还对现代评论派、“自由人”、“第三种人”、“战国策”派等均采用了文化视角与审美视角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认为，社团流派的存在肯定出于共同的文学想象，这一想象包含着相似的创作主题、艺术技法或是审美趣味的趋同；同时，这种文学想象常常与某一时代的政治潮流或文化思想的推动有莫大的关联，作家们之所以组成各个社团组织，根源于文化精神上的认同，正是这一大的理论背景，让性格各异的作家们走到一起。《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同样也注意到：文化精神上的差异和变化也导致了社团的流变或消亡。像“战国策”派，著作强调说明了其文化上的偏执态度，他们的一系列文章“都以权利意志论和历史形态学为基础，宣扬抗战时期是‘战国时代的回复’的历史循环说，鼓吹强权政治，暴力统治和超人哲学，崇尚‘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极端主张。……其文艺观与他们‘战国重演论’和‘尚力政治论’的政治观、历史观一脉相承，带有法西斯的反理性的特征。”（陈安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637页。）由于这种文化上偏执，很难寻找到现实的群体认同，它的最后消亡也就不以为奇了。《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对上述在文学史上有一定争议的作家的分析，还是非常中肯的。
另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叙述特点是“以史带论”，“史论结合”。《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从文学社团流派发展事实出发，重在客观介绍，兼以著者的独立分析和见解。著作共分十六章，每一章每一节先是宏观上对社团的构成、建立、发展、流变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对社团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进行了合理准确的评价。然后再具体而微，涉入文学内部事实，包括社团创办刊物的分析，社团成员作家的作品内容、风格的鉴定，社团表现出一致的思想倾向和文学主张的阐释等等。整体而言，少有空洞的理论玄言，而多注重史实的筛选陈列，发挥史实自身的说服力。
总体而言，《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从文化精神体认入手，注重社团流派研究的文学本位，客观冷静地概括了现代文学史上社团流派发展的全貌，有利于社团流派发展内部规律的认识和探索，也从一个侧面深化了现代文学的理解。
（三）文学流派个案研究
宏阔的文化视野是本地区社团流派研究的共同特点，不管是陈文新等的理论建树、陈安湖等的社团流派史的书写，或是王兆鹏、周晓明等人的个案研究，都较好地将文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结合起来，从中找寻文学的发展轨迹，探索文学发展的规律。社团流派研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社团流派正是在文学与文化的土壤中生存生长起来的，也只有在大的文化视野下，社团流派研究才体现真正的意义所在。另外，在社团流派研究的具体方法上，湖北地区的文学社团流派研究也体现了鲜明的个性和研究的独创性，它们共同推动本地区学术研究往更高水平发展。在此，从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和中国现当代文学流派研究各取一部著作为对象，深入剖析，以显示湖北地区文学流派研究的实力和特色。
1.王兆鹏的《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
历来中国文学史、词史研究当中，流派（群体）研究与单独的作家作品研究相比，受重视程度远远不够，但流派（群体）研究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角度，任何个人都是以一定的群体身份，生活在一定的群体社会中，作家创作不可能脱离其生活的群体和环境。将作家作品放置到群体中去体验，视域往往更加开阔，对文学史研究有重要创新意义。王兆鹏的《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便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对南渡词人的创作做了历时和共时态的梳理。具体而言，它主要从主体（群体）方向和本体（作品）方向两方面，从历时与共时两个纬度展开论述。在历时层面，《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绪论专设《宋词的分期》一节，阐述宋词的代群交替，力求在整个的词史脉络中把握南渡词人群体的位置；《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的《下篇》部分，重点分析宋词范式的历史演进，探讨了晚唐五代至宋南渡初花间范式和东坡范式相互更迭与演进的历程：南渡词人在建炎南渡前，主要因袭花间范式，靖康之难后，创作上转向东坡范式，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丰富了词的情感，拓展了词境。
《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的共时研究主要体现为：《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上篇》从群体本位出发，分析南渡词人群体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他们的学术渊源、生活态度、政治倾向的相近或一致等。在此基础上，他们结成了一个情趣相投的创作群体；《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中篇》从本体方向出发，分析了南渡词的心理、情感内涵，包括漂泊者的心态、英雄的苦闷、迁客的信念、失意者的归宿等方面。纵横交错的文学史时空给群体研究制造了一定的难度，但它能最大程度展示文学史群体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做出了尝试，虽然只限于宋南渡词人群体这一个体，但相对今后丰富的文学流派（群体）研究而言，提供了重要参考。
《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的多元研究方法，给文学流派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上篇》在探讨南渡词人群体的关系和特征时，作者运用的是历史实证的方法，重视史实的重要性。以李纲研究为例，作者详细考证了他的仕途进退，以及与李光、邓肃、张元干、李弥逊、吕本中、王以宁、赵鼎等人的交往细节，并运用量化分析的方法，对南渡词人群体唱和篇什制作了详细的统计表。作者然后说明，从现存史料看，南渡词人群体中，仅朱敦儒、李清照、陈与义、胡铨四人与李无直接来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以实证为基础，说事论理的方法在群体研究中能最大程度发挥史实的说服力，也是一种严谨治学态度的表现。
《中篇》在分析作品的情感特征时，兼用了“知人论世”说、“心解”说、“亲历”说等传统批评方法，同时借助现代心理学、美学等理论方法，用现代人的观念去系统地观照某一历史时期的作家作品，最终使得作品的分析生动精彩。第三章“‘旅雁孤云’——漂泊者的心态”论述词人的创作多从其漂泊流离的生活入手，多实证。说明外在环境对作家创作和情感的影响。第四章“‘有奇才，无用处’——英雄的苦闷”谈论当时的社会心理和社会压抑对作家及创作的影响，则采用了弗罗伊德心理学理论，将人生的挫折、心理的压抑化为内部挫折和外部挫折两类。并借鉴西方“生命哲学”的观点，认为“‘外部挫折’给个体带来的苦难、悲剧，是‘外加的苦难’；‘内部挫折’所引起的不幸，则是‘选择的苦难’，外加的苦难是社会造成，体现命运无情；选择的苦难则是自我造成，见出意志的力量。”（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98页。）作者通过对苏轼的悲剧和南渡词人的比较，作出了精彩论断：“南渡词人的苦难及其人生悲剧则基本上是外加的。他们人生的漂泊流离，绝不是个人意志可以去选择或避免，而是时代、社会所造成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命运悲剧；他们壮志难酬、雄图未展，也是来自外部力量的阻碍、压抑，而不是内心的犹疑、性格的软弱而失去机遇。”（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99—100页。）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比较方法的应用。《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中篇》将中国历史上三大乱世的漂泊诗词加以比较：“建安时代、安史乱中的诗人，其审美注意力主要是投向外在的社会苦难现实图景，而南渡词人则深入到人的内在心灵世界去把握战乱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创伤。前者重写貌，后者重写心，……在中国诗歌史上，南渡词人即使不是第一次也是较早地深刻表现出动乱时代流离漂泊者的多种复杂感受，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展示出当时时代的心灵史。”（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通过比较的方法，清晰明白的说明了南渡词的新的品质和发展，很有说服力。
方法的多元往往伴随着新的创见出现。著作一个耀眼的闪光点就是“抒情范式”概念的提出。所谓“抒情范式”，是指“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所建立或遵从的一种审美规范、一种惯例性的艺术表现范型。它既包括作品本体上形式法则，也包括创作主体把握，表现外在的现实世界与内在的心灵世界的方式。”（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158页。）同时，作者将唐宋词史归纳为“花间范式”、“东坡范式”、“清真范式”等三大抒情范式。在《下篇》中，通过对花间范式与东坡范式各自发展演变的进程的考察，大致勾勒出了晚唐五代至南渡时期词史发展嬗变的轨迹。“抒情范式”概念的提出，不仅是一个理论的创新，对群体研究具有非常实用的操作性，同时，对于突破“豪放”、“婉约”两分法论宋词的格局，建立一种词史研究的新框架和使文学史研究从传统的感性把握走向更趋科学、规范、清晰的理性阐释方面都有一定的开拓意义。
总之，宋南渡词坛虽然没有产生苏轼、秦观、周邦彦等大词人，但作为一个群体来研究，“无论是在表现主体的内心世界方面，还是在表现客观的自然山水空间和外部社会现实生活方面，南渡词都有深广的拓展。……无疑是唐宋词史上一个重要的独立的发展阶段。”（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309页。）《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以成功的群体研究实践带来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念，即文学史不是个别作家和其作品的文学史，而是一个个群体，一个个不断连续更迭的群体的文学史，个别作家包括文学史上那些重要的作家们，都只是群体的一份而已。重视群体的主体地位，还原群体的文学史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2.周晓明著《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
中国现代文学流派的研究，无论是对流派史的整理，还是对具体流派个案的认识和分析，均已出现一系列成果，具体到各个研究细节，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研究方法，各自呈现缤纷异彩，周晓明的《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是此领域饶有特色的一部著作。
《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打破了大多数研究者从单一的文学角度研究流派问题的思维定势，将其置于现代中国多源与多元的文化语境当中来考察，“文化，按其本质或形态，从来就是多源和多元的，如果不是全部，至少在相当的程度上来自于多源的文化。正是文化的多源性，影响着文化的多元性。反言之，多元的文化的本身，又十分有利于多源文化的选择、吸纳、整合和创造。正是在多元与多源的互动中，创造了迄今为止的一切文化文明。”（周晓明：《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第1页。）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视域当中，《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试图找寻文学与流派发生发展的源流，揭示其互动过程。“文化化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许多流派、社团乃至作家的一个共同倾向；也是一个在世界范围来看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而过去，我们更多地把文化问题‘约减’为文学问题……因此，现在的文学研究，既需要回到文学，更需要回到文化——向文化方向做现象学式的‘还原’。”（周晓明：《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第1—2页。）20世纪的中国，几乎每个时期和阶段，都可以看到以中国留学族群为实践主体的文化、文学活动。这种活动，不仅丰富了现代中国文化、文学活动的内容，同时对整个现代中国多源与多元文化文学形态品格的生成、整合和演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代中国留学运动、留学族群和留学文化，理所当然是现代中国文化运动、文化族群乃至文化形态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现代中国文学和流派发生和发展的重要源流。这是《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展开的历史依据。
《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纵向上把中国留学生运动分为三大阶段：1840年至1911年为发端期，鸦片战争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西力东渐导致了西学东渐，中国人开始认认真真地睁眼看世界，对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由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寻求。走向现代的中国留学运动，也从此拉开了序幕。1911年至1937年为扩展期，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建立，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新旧更替以更加剧烈动荡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一连串与现代化过程相关的阵痛中，在异族日益增长的威胁中，中国不得不以更加积极，同时也是更加矛盾的心态面对外部世界。此一时段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加速转型期，也是现代中国留学运动的不断扩展期。1937年至1949年为过渡期，这一时期的社会状况和历史链接充满变易和动荡，留学运动方面，承接了民国以来全方位“扩展”开放的趋势，同时，伴随八年中日战争以及三年全面内战而经历了多方变异和动荡，最后直接相因于民国时代的终结而终结，取而代之是更具“转折”意味的新中国的留学运动。
《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横向上把中国留学生分为四大族群：留美群、留日群、留欧群和留苏群。然后，著作依次辨析了各留学群的特点。例如，著作认为，留美族群是中国留学族群中最大的一个族群，形成早，延续长，发展稳定，队伍庞大，是现代中国留美运动乃至现代留美群的一大特点。在群体特征上，留美族群出国时基础扎实，选拔严格；留学中，教育正规，学有所成；回国后，人才辈出，成就斐然。而留日群、留欧群和留苏群则显然不同与留美群，呈现出自己的特点。
《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接着阐明了中国留学运动的意义：“现代中国留学族在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演进中，便至少具有以下两方面的历史文化地位：一方面，他们以留学族群、留学文化自身的多源性，为现代中国多元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资源、新的养分和新的精神；另一方面，他们又以留学族群、留学文化自身的多元性，为现代中国多源文化传统的整合和重建，提供了新的参照框架、新的透视角度和新的文化驱动力。”（周晓明：《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156页。）换言之，中国现代留学族接受了多源性的留学文化，然后参与中国多元化的现代化、世界化与文化化进程当中，扮演不可替代的文化中介和中坚角色。单就“文化化”过程而言，现代中国留学族及其创造的文化、文学不仅本身即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化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契机、动力和生力军，而且已经成为真正具有现代性和世界性的、新的多源与多元民族文化形态和传统的一部分。
《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的下篇，作者选取新月派为个案进行文化角度的源流式研究。这种研究的意义是：一方面，找到新月派的文化之源，对现代中国留学族群与现代中国文化文学族群之间的“源——元互动”关系做出初步的探索，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在新的视域中，为新月派的研究本身，寻求一种新的言说方式。
新月派是由复合留学族群成员为基本成员的社团流派之一。主要成员大多经历了留美或留英的生涯，或至少与英美留学运动、英美留学族群密切相关。如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丁西林、陈西滢、林徽因、邵洵美等。从起形成过程看，最早由聚餐会发展到新月社、新月社俱乐部，新月派的产生和活动均比较复杂，《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将其定义为一个带有浓重英美文化色彩的文化族群和文化派别，所谓“新月诗派”，也不过是这个文化族群和文化派别在诗歌领域里的实践和存在。
《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认为，作为一个文化族群，新月派的群体构成基本成员为具有英美留学经历的“文化人”，而不仅仅是纯粹的或一般的“文学家”，其活动不只于“文学”或“文艺活动”，而是有着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参与。作为一个文化派别，新月派由于其复合性质可称之为美英文化派。在思想取向上信奉持守美英现代自由主义、改良主义思想或精神；在政治理想、理念、立场、态度乃至行为方面以美英政体、政制为参照或理想模式，持守资产阶级自由派、改良派的立场和态度，并力图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对立中，尤其是左、右两大政治集团的对立中，保持“中间立场”，充当“第三势力”；在文艺思想上，新月派成员文艺思想的渊源和构成很复杂，有的甚至是互相抵牾，但就新月派整体的文艺倾向而言，在强调“人性”、要求“纯正”、注重“形式”等方面是一致的。
“新月诗派”作为美英留学群体的一个次属文学群体，或一个衍生文学派别，其创作最全面地体现了其置身于中西文化文学交汇地带的文化派别和诗歌派别特征，体现了当时美英留学群至少是一个方面或阶段的诗艺实践及特征。《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分别从新月诗派的思想文化精神、审美倾向和艺术风格等方面分析了新月诗派的流派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与美英留学族群或美英文化文学思潮的内在联系。如新月派的个人本位，充分肯定个人的价值，强调自我的实现和自主意识，崇尚个性自由和解放是其诗歌创作的思想基础之一，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与美英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在联系。又如在新月诗派在审美倾向上形成情绪与意象并重兼营的特点，新月诗人本来多具有浪漫气质，英美浪漫主义诗歌的偏好与浸染，更强化了他们的浪漫倾向，因此，他们都十分重视情绪、情感在诗歌乃至人生中的位置。徐志摩说自己的诗是“情感无关拦的泛滥”，是“从性灵暖处来的诗句”，闻一多所归纳的诗的“四大元素”中，“幻想、感情”置于首位。他们不仅注重表现情绪，而且十分强调突出抒情主体的审美特征。这恰是新月派诗人强烈的个性、自我意识，特别是自我表现意识的直接表露。在意象表象方面，新月派诗人也受西方意象派诗歌的影响，在创作当中一是善于捕捉个人印象，以隐喻的意指方式，使印象转化为诗的意象；一是长于创造奇美的幻象，并通过象征意指方式，使奇美的幻象既富有丰富复杂的个人思想情绪的内涵，又熔铸进“非个人化”的、作为整体现代人对作为整体现代社会的理性考量和反思，带有强烈的现代性因素。新月派诗人们深受英美意象派诗歌影响，同时作出了自己的理解，创造了中国式的现代意象性诗歌。总之，美英留学文化既已成为新月派活动和创作之“源”，在参与国内的文化、文学实际时，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成为重要的一元。
《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最后从世界化、现代化、文化化等视域对新月派进行了准确的历史定位：首先，新月派作为后五四时期以美英留学者为主体的社团和群体，其文化文学活动明显地具有留美文化尤其是美英留学文化的性质。它在现代中国跨文化交流特别是美英文化文学思潮的传播和濡化过程中扮演了中介和中坚作用；其次，新月派同其他新文化、新文学社团或派别一起，致力于以反旧文化，提倡新文化为表征的现代文化变革，并以其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文化文学实践，为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型和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一方面的贡献；第三，在文化化视域中，新月派作为深受美英文化传统影响的、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自由派、改良派，与其他各种思想派别，尤其是与左右两大文化思潮、文化派别处于比照和对立之中，使中国文化呈现出多源与多元互动并存的精彩格局，同时也因之获得了独立存在的价值。
《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还通过寻找文学社团流派发展的轨迹，找到其在世界化、现代化、文化化等视域中的位置及相应的因果关系，说明文学不是做单线的自足的发展运动，而是有着更加开放广阔的生存时空——多源与多元的文化时空。因此提供了文学社团乃至整个文学研究的新的视角和方法。
（四）《心学与文学论稿》：哲学与文学的交融从哲学视角观照文学，注重考察社会思潮、价值观念、人格理想等因素对文学的影响，并揭示二者的密切关系，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近年来这方面已取得的研究实绩中，宋克夫教授应该是比较突出的一位。从其第一部专著《宋明理学与章回小说》（武汉出版社1995年12月版），到新近与其弟子韩晓合著的《心学与文学论稿——明代嘉靖万历时期文学概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以下简称《心学》），无不在哲学与文学之间缘波寻源且时有洞见。《心学》一书以价值观念为切入点，探讨阳明心学与文学的关系，通过一系列个案研究，以揭示嘉靖万历文学的特质；并通过价值观念变革的考察，探讨嘉靖万历文学的发展、流变、消歇及其原因，堪称努力开拓深化心学与明代文学关系研究的一部创新力作。其中三点创新性贡献特别值得注意：
一是将阳明心学对明代文学的影响时限由“晚明”而向前拓展到了“嘉靖”。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一般习惯把心学思潮及在这种思潮影响下所形成的重个体、崇自我的文学思潮统称为晚明思潮。关于“晚明”的时限，据较早提出“晚明”这一概念的嵇文甫先生在《晚明思想史论》中说：“大体上断自隆万以后，约略相当于西历16世纪的下半期以及17世纪的上半期。”（宋克夫、韩晓：《心学与文学论稿·导言》，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年，第2页。）由此，在探讨心学与文学的关系时，人们往往偏重泰州学派及李贽对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四代文学的影响，而较少涉及其余。《心学》一书结合丰富的实例和缜密的论证提出：“实际上，明代心学思潮之于文学的影响在明代嘉靖年间就有明显的体现，如唐宋派的活动、《西游记》的创作和徐渭接受心学的影响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因而，心学思潮及在这种影响下的文学，并不能等同于通常所说的晚明思潮。”（宋克夫、韩晓：《心学与文学论稿·导言》，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年，第2页。）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心学思潮的盛行是在明代嘉靖初期，对文学的影响则始于唐宋派，其时在嘉靖十二年（1553），较晚明思潮的上限要早30多年。其二，心学思潮消歇于万历末年，较之于晚明思潮的下限约早20年左右。因而，所谓“心学思潮”，是指从嘉靖初年到万历末年这百年左右的历史中所出现的一股重个体、崇自我的哲学思潮。这番正本清源之论，澄清了“心学思潮”的来龙去脉，弥补了以往学术界凡谈心学对文学的影响只论泰州学派及李贽的不足。
二是用详实的史料，具体论证了心学与文学的具体关系。此书以思辨见长，但在探讨心学对文学的影响时，并不满足于理论的思辨，而是广泛搜罗挖掘史料，论证文学家与心学人物在行为上的交往及其师承关系。如王慎中、唐顺之与浙中王门的王畿、江右王门的罗洪先的交游，徐渭之深受浙中王门的王畿和季本的影响，吴承恩与浙中王门的万表的关系，汤显祖与江右王门的邹元标、罗大舷、章潢以及南中王门的唐征鹤等的交往等等，前贤甚少注意，而《心学》都作了具有说服力的考论。特别是在探讨徐渭与心学人物的交往时指出：徐渭晚年自撰《畸谱》中，所列“师类”的心学人物有季本、王畿、唐顺之。而季本是王阳明的嫡传弟子，徐渭27岁拜之为师，且师事终身。从这层关系看，徐渭可以算得上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而且，徐渭和浙中王门的钱德洪、蔡宗兖、万表、张元忭以及南中王门的薛应等也有着广泛的交往。理清这层关系，再论析徐渭之受心学的影响，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对嘉靖万历文学思潮消歇的原因进行了颇具说服力的探讨。任何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衰微、消亡的历史过程，嘉靖万历时期那股声势浩大的重个体、崇自我的文学思潮也同样如此。然而，在以往对心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对这股思潮的衰微却言之甚少。而《心学》不仅对嘉靖万历时期这股思潮形成的历史契机、发展过程及深远影响作了详尽的论述，还深入探讨了这一文学思潮消歇的三大原因：导源于东林学派对阳明心学的反拨；明末复古思潮的复兴；嘉靖万历文学自身的困惑。其中又以第三个原因的分析最为精彩：“个体意识的张扬无疑引起了对束缚人性的传统礼法的冲击，但个人意识一旦脱离道德的轨道而任其放纵，必将导致社会关系的失调和人际关系的混乱；对人合理欲望的正视无疑引起对程朱理学禁欲主义的批判，但人的欲望一旦失去应有的规范而发展成为人欲横流，必将形成对群体利益的损害而阻碍社会的发展。”“个体意识的张扬和合理人欲的正视引起了对传统价值体系的冲击，而在传统价值体系开始解体，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的时代，矛盾与困惑就成为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历史必然。”（宋克夫、韩晓：《心学与文学论稿·导言》，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年，第332页。）这些精彩之论，既有历史感，也不无现实感。
四、文学思潮研究
思潮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曾经掀起一股热潮，并一直影响到现在。作为一种研究趋向，它不仅是文学史研究的必然，也和现代文学史的特殊品质有关。“古代文学史由于背景材料的缺乏以及历史形成的经典性，因此适于以经典的作家作品为主体。而现代文学除了作家作品之外，更重要的是文学活动和文学现象，而这些活动又是和其他社会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过滤掉这些背景，单纯的文学创作的意义以及它的历史脉络无法显现出来。”（温儒敏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页。）因此，寻找一个中间环节使作家作品和文学活动、文学现象以至社会活动可以兼顾，对于现当代文学研究显得十分必要。思潮研究就是一个较好的中间环节。转型时期本地区的思潮研究相当活跃，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陈美兰的《文学思潮与当代小说》、昌切的《思之思：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论》、陈国恩的《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何锡章的《理性与浪漫的永恒巨流》、廖超慧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刘川鄂的《自由主义文学论稿》、许祖华的《小说新人与小说新潮》、王又平的《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王泽龙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和《中国新文4学思潮研究》等等。转型期湖北地区文学思潮总体上呈现出如下两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突出文学本体性特征。思潮研究的论域往往涉及文学与政治、哲学、宗教甚至整个大文化背景之间的交叉关系。如何在论述过程中保持文学研究的本位，尽可能丰富地展现文学内外部关系的双向互动，这是思潮研究的关键意义所在。湖北地区的学者面对文学思潮时，在处理文学内外部关系问题上，各学者均有着明显的理论自觉，把文学本体性放置到首要位置。如廖超慧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三大版块（“中外人文思潮认同的差异”、“审美追求的差异”和“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合流”）的划分，其依据不是政治或意识形态标准上的差别，而是文学的内部构成，也即审美功能层次的不同。陈国恩的《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在考察了中国文学发展实际的基础上，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划分为两大类别，一是边缘化的浪漫主义，包括郁达夫、沈从文、废名、徐訏、无名氏的创作以及新时期后北岛、舒婷等的朦胧诗及张承志的草原小说等另一类是政治化的浪漫主义，体现在“革命的浪漫蒂克”的创作、建国后“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等。两大类别的划分体现了作者新的研究视角和力图保持文学本位的努力。
第二，关注文学现代性的是本地区思潮研究的另一突出特点。现代性是贯穿在20世纪文学发展中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是一个不断追求的目标。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思潮迭涌，现代性是其基本动力。因此，现代性问题是文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命题。本地区的思潮研究体现了对此问题的关注。刘川鄂的《自由主义文学论稿》着重以自由主义文学为论述对象，关注作家及其创作的自由精神和独立的文学追求，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均体现了作者个人的现代性关注。王又平的《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王泽龙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分别选取了小说和诗歌创作潮流为研究对象，前者讨论了小说创作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诸多表现，后者则对现代主义诗歌潮流从理论和创作两方面总结了中国现代诗歌发展过程中现代性经验。
（一）整体研究：廖超慧著《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
20世纪80年代的思潮流派研究也取得了积极成果，研究者们要么从文学运动和文学论争入手，探讨思潮流派的发展轨迹，要么从具体的作家作品入手，研究文学思潮的内部联系。在此过程中，一些关键的问题得到了拓展和深入，如思潮流派的影响研究，就涉及了传统文学、现代思潮和现代主义等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后，流派研究已经趋于成熟和稳定。廖超慧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作为一部思潮流派研究的专题史，是这一领域的总结性成果。
思潮研究不如作家作品研究那样“纯粹”，它与政治、文化思潮运动往往有诸多复杂的关联。如何保持思潮研究的文学本位，又能融合多方面因素，全面深刻地揭示思潮运动的轨迹和内部规律，是一个难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它结构上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突破了以往以中国革命史为参照系的述史模式。从文学的内部构成出发，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划分为“中外人文思潮认同的差异”、“审美追求的差异”和“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合流”三大部分，从现代文学思潮论争的哲学层、美学层、文学层三个层面分别进行了阐释，体现了作者的学术勇气和宏观上把握文学史发展的能力。同时，这一划分的文学本位意识，“充分体现文学自身的特征及科学性、开放性和民族性”，有利于“深入地揭示这一历史时代思潮论争的因由和实质，以探索其发展规律。”（廖超慧：《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武汉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047页。）在具体的流派研究过程中，《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也明显摆脱了之前机械唯物论的影响，既顾及到文学思潮和政治斗争的客观历史关系，又没有简单地将它视为政治的、阶级的、路线的文艺思想斗争史，而是力图站在文学审美的高度，努力地使之鲜活、真实、客观。如在考察“普罗文学思潮”与“民族主义”文艺思潮论战时，作者不是急于将两者摆在政治和阶级的对立面来下判断，判定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必将赢得胜利的结论。而是客观地介绍了“民族主义”文艺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兴起、衰亡的过程，及其主要观点、文学创作，呈现大量史实，显示了这一流派是一个由儒士王权依附者组成的御用文人集团的历史事实。在史料的具体叙述之中，表现了这个流派的特点，展示了它“普罗文学”论争的本质问题，从而最大程度上还原了思潮流派研究的文学史本位。
作为一部思潮史专著，《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在史学思维上也有鲜明特点：
首先是高度的历史概括能力。作者把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划分为三大板块，充分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的历史变化过程。作者在后记中对此作了说明：“它是从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发展的基本特点出发，即论争本身一方面在中外哲学人文思潮的撞击中不断前进，另一方面在中外美学文艺思潮的影响下日趋成熟，而最终形成民族化大众化的雅俗合流风格。从而，将论争史划分为‘中外人文思潮认同的差异’、‘审美追求的差异’和‘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合流’三大部分。”（廖超慧：《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武汉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047页。）《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表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证遵循着这样一个历史秩序：哲学观念的差异——审美理想的差异——雅俗合流的前进路线。这种论断既客观再现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的历史事实状况，又表现出了独特的历史视野。
其次，《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以历史真实面貌为最高追求。在高度概括历史发展的同时，又有意打破固有板块结构的叙述模式，允许同一个流派可以在三大板块同时出现。比如说《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在叙述左翼文学思潮时，从不同的板块来完成叙述任务，多角度地再现“左翼文学思潮”的历史面貌。在上篇“中外人文思潮认同的差异”中，作者侧重从左翼内部哲学思潮层面的冲突和调和来表现“左翼文学思潮”的哲学观念的复杂性；在中篇“审美追求的差异”中，表现了“左翼文学思潮”在审美观念上“一元与多元”的论争立场，彰显了“左翼文学”思潮的审美要求；在下篇“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合流”部分，显示“左翼文学思潮”的大众化的追求。《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遵从历史的叙述方式，展示了“左翼文学”思潮的立体形象，也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最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增加了一些重要文学史料，丰富了文学史的场景。例如，在叙述“民族主义”文艺思潮时，除了习见的史实外，作者增加了“文化剿匪”口号的提出、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以及王新命等十位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等史料，为我们了解“民族主义”文艺思潮提供了更丰富的历史细节。
相对于作家作品研究，思潮研究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也导致了思潮流派研究的浮躁和难以深入。面对现代文学史上纷繁多样的思潮和流派，如何不断挖掘和利用新的历史材料，运用新的思维和方法进行研究，是目前学界的一个现实难题。
（二）文学思潮个案研究
本地区文学思潮的类别研究不仅包括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大主要思潮，对表现主义、存在主义、象征主义、自由主义、启蒙主义等文学思潮亦有涉及，颇有特色，本文择取有代表性的几部著作加以叙述，以期对本地区思潮研究的全貌做深度剖析。
1.陈国恩著《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
和现实主义思潮相比，浪漫主义思潮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显得相对冷清。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原因，认为浪漫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文学现象，对其随意加以否定；也有现实原因，此前人们一直在着力恢复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浪漫主义一度被搁置。或是在宣扬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认为浪漫主义已经过时。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一状况有所改观，一些研究浪漫主义的文学思潮著述纷纷出版，其中陈国恩的《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作，它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做出新的理解和阐释，给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首先，《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对浪漫主义做了新的解释。它认为，“自由”才是现代浪漫主义的本质特征。现代浪漫主义思潮是“自由精神普遍深入到情感领域时的产物”（陈国恩：《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2000年10月版，安徽教育出版社，第382页。），它的主观性、情绪性的特点，其实也是它的自由精神在艺术上的表现。这是《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最重要的学术贡献。
《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通过对自由精神在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之中的差异性比较，进一步彰显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特质。陈著认为，浪漫主义的自由精神是主体超越客体，个人获得了“对自己的独立自由的认识”的产物，因而也是自由精神贯穿于知、情、意相统一的完整人格的产物。它与批判现实主义不同，后者也有自由精神、个性意识，但它是在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加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冷漠，关于自由的神话即将破灭的背景中，已升华为带有批判意向的理性准则；现代主义也有自由的精神，但现代主义所争取的自由不是具体的自由，而是抽象的自由，它从社会领域转向人的存在本身，并且揭开了人的潜意识。同时，陈著认为，自由精神在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三者之中的艺术表现上也有很大的差异：浪漫主义的自由精神在创作中表现出主观性和自由化的特点；批判现实主义的自由精神在艺术上体现的是以客观描写、冷静剖析见长，现代主义的自由精神则更多地表现为用象征、意识流等手段来表现人的抽象存在和自由本身的意义。
其次，《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还细致地考察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历史状貌。
根据对浪漫主义所做出的新理解，《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结合中国具体语境，系统地考察了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各阶段的具体形态、前后联系、内在动因等等。《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将现代浪漫主义思潮由西方传入中国的特点归纳为两点，一是浪漫主义在中国很多时候是寂寞的，随着社会变动的加剧，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不断的转换形态，后来又由政治化的浪漫主义蜕变成为伪浪漫主义，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学现象。二是受到西方文艺复兴以来除古典主义之外的各种文艺思潮的共时性影响，中国20世纪文坛一开始就形成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各种思潮交错并列、相互渗透的发展局面，没有西方文艺流变中不同思潮相继而起的那种明显的阶段性。整体而言，“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的命运，是跟个性主义思潮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相关的，与人们是否普遍地尊重艺术规律，允许作家充分发挥创作个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自我表现的、主情的艺术倾向能被时代接受，浪漫主义者的创作个性得以充分发挥，浪漫主义思潮就会发展壮大；反之，它就会遇到重重阻力，经历种种曲折。”（陈国恩：《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2000年10月版，安徽教育出版社，第353页。）《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认为，浪漫主义思潮发展的两条途径也是浪漫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两条基本线索：一条是边缘化的浪漫主义，一条是政治化的浪漫主义。随后，《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对中国具有典型特征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家——作出了见解精辟的论述。
最后，《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突出特点，还在于它综合运用了多种思潮研究方法：
一，中西对比研究。《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中西浪漫主义文学的对比之中，凸现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特点。它认为，虽然浪漫主义的某些内涵在中国被简化和缩小了，如舍弃了西方浪漫主义的宗教色彩、“回到中世纪”情绪以及没有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反资本主义性质等；但是，另一方面又增加了一些西方浪漫主义没有的要素，丰富和拓宽了浪漫主义的疆域。
二，文化研究的角度和理路。《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全书的论述基本上是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展开的，文化研究因此成为基本研究视角和理路。如第八章，作者综观古今，将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宗教、民族传统文化的大背景放置到一起研究，给浪漫主义在中国现代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开放的视域和新的研究角度，从宗教与传统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得到了一些崭新的结论。以民族传统文化为例，作者认为至少有两方面对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产生了影响。一是传统文学的抒情传统为吸收外来文明提供了内在的依据，或者为改造外来文明提供某种准则；二是民族传统文化作为中西文化冲突的重要一极与外来文明形成了一种张力，在彼此相生相克的过程中使自身得以更新，从而推进中西文化的融合，推动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以波浪形的形式向着具有活力的民族传统回归。
三，宏观研究与微观剖析相结合。在对各种浪漫主义的具体形态进行分析时，作者总是把历史评价与艺术分析结合起来，力求达到宏观与微观的统一。在论述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发展的宏观背景与演化路径的同时，作者还详细论述了郁达夫、废名、沈从文等代表性作家，丰富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历史形象。
2.刘川鄂《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自由主义由于强调个人价值、理性秩序、法律公正、经济上的公平自由竞争等价值观，在社会各个领域重新受到人们的青睐。同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也表现出对自由主义文学研究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取得了一批突出的成果，并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研究热潮：如谢冕先生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丛书，其中多册（如旷新年的《1928：革命文学》、李书磊的《1942：走向民间》、钱理群的《1948：天地玄黄》等）都以专节探讨了发生在现代史上的自由主义文学现象；《百年文潮》丛书中沈卫威的《自由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倪邦文的《自由者寻梦——“现代评论派”综论》、解志熙的《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等著作以自由派唯美派现代作家为主要研究对象。不过总体而言，上述成果大多仍停留在对某些自由主义作家或流派的个案研究层面，没能将自由主义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史整体，从学理上对其进行全面和系统的梳理。刘川鄂的《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则填补了整体研究系统梳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代表性著作。
Δ自由主义文学：概念的提出及意义
近代以来，自由主义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是一种客观存在。一些论著对“自由派”、“自由作家”、“自由主义作家”、“自由主义文学”有过一定程度的研究。但真正从学理上对这一概念进行探讨的却不多见。《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首先对“自由主义文学”这一概念进行了严格的界定：“所谓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大体是指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那些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文学观念影响的独立作家和松散组合的文学派别，他们创作的那些具有较浓厚的超政治超功利色彩，专注于人性探索和审美创造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文学现象。”（刘川鄂：《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武汉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21页。）《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认为，自由主义文学以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文学观念的影响为前提。自由主义作家通常抱着远政治近艺术的创作态度，追求文学独立性；自由主义文学作品注重人性的挖掘和艺术美的构造、注重文学自身的价值，推崇文学主体性；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也总是处于非主流状态，具有边缘性。
《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指出，自由主义是贯穿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的一种主要社会思潮，它在西方有其特定的含义。近现代西方的主流作家大多是自由主义作家。而在中国却不同，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当中几乎是“无根”的，直到近代它曾经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运动在中国兴起，但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只是作为一种学说得以保存下来，并深入影响到文学创作当中。因此，《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进一步提出“自由主义文学”具有的两个典型的文学史参照系：“就不同时空来说，它相对于中国古代无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和近现代西方没有明显的非自由主义文学反自由主义文学；就同时空来说，它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坛的左翼——无产阶级文学、民主主义文学、右翼文学、大众通俗文学而言。”（刘川鄂：《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武汉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21页。）由此，《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不仅廓清了自由主义文学的概念及范畴，也解释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产生和存在的理由。
自由主义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作为一个文学社会学概念，自由主义文学无疑是“针对中国现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政治色彩较浓、思想意识纷繁复杂的现象所作的一种社会学概括，是对原有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社会学概括的一个补充。”（刘川鄂：《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武汉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20页。）譬如，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是本世纪最有影响的两大社会思潮，但长期以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对文学进行社会学阐释仍然存在研究视角的狭隘，尤其是从自由主义角度入手的研究成果相对匮乏，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它不仅影响到文学史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整体评价，也容易造成对中国现代文学整体框架认识的片面，这些对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都是极为不利的。从这方面说，《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自由主义文学”概念的提出为今后自由主义文学的研究树立了提供了重要参考。
Δ整体研究：自由主义文学的全景观照
从“自由主义文学”概念入手，《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首次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做了深入的全景式观照。历时方面，《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首先从宏观方面梳理了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发展脉络。它将1949年前的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划分为四个时期：一、近代的移植与萌芽。这一阶段自由思想开始由西方传入中国，但彼时的“自由”只是社会变革者的政治学说而非人生哲学，他们没有把自由主义精神融合到文学中去，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创作思潮也并未出现，只有王国维的超功利美学思想散发着自由主义的光芒，标志着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理论的诞生。二、五四及20世纪20年代，自由主义文学与民主主义文学、有初步社会主义倾向的文学同途而殊归。这一阶段自由主义作为启蒙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被介绍进来，并开始形成较为独立的创作力量，出现了胡适、周作人等在内的许多重要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和作家。三、20世纪30年代，与左翼文学、民主主义文学既对立又互补。这一阶段自由主义文学在与阶级意识的对立和互补中扩大，是自由主义文学独立发展较为全面的时期，涌现出众多的作家群落（包括梁实秋、胡秋原、苏汶、沈从文、林语堂等）。但总体而言，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仍处于边缘状态，这鲜明地体现了自由主义文学在中国的限度。四、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挣扎与断裂。这一时期自由主义文学的发展明显势弱，在理论界和创作界时有一些意外的收获出现，但立即遭到打压。如朱光潜的文艺观、李健吾的美学批评以及钱钟书、张爱玲的文学创作等等。四个阶段的划分基本上以时代分割为界限，充分体现了自由主义文学发展的历史性与阶段性的特点。在划分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之后，《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还对各阶段重要的自由主义作家、作品及文学思潮进行了精彩的阐释，对周作人、梁实秋、张爱玲等自由作家都得到了充分的叙述。
除了历时层面的精心梳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还试图突破自由主义文学发展的表层线索，在共时层面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作家创作心态展开深度论述。在具体论述过程之中，把自由主义文学作家创作心态解剖为自觉的作家意识、对中外文学遗产的开放态度、对人性的深切关注、鲜明的文体意识等几方面，并把它们作为贯穿线索来论述自由作家的创作心态。
Δ方法论：学科间的交叉研究与学科内的比较研究《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在研究方法上也具颇具特色，这点首先体现在著作采取了文学社会学的视角，在社会思想、文化等较为宏阔的学术背景下考察自由主义文学这一特殊对象。这一视角借鉴了多学科的交叉优势，并对其加以融化和吸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思想史、文化史的背景一方面能够丰富著作的内容，增加了论证的说服力；另一方面，在这一交叉视野中，也更能凸显出文学研究的独特性。比如，在对自由主义文学进行阶段性分期时，《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就注意到了，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它与自由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基本上是一种同构关系：彼长此长，彼伏此伏。同时，著作也注意到了文学作为远离意识形态的特殊的精神创造物的特殊价值，“自由主义社会政治运动在中国的挫折，也包含着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挫折；自由主义社会政治运动在中国的缺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由主义文学的缺点；但是，自由主义社会政治运动的失败，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文学是失败的。自由主义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和自由主义文学实践的较高成就，向人们昭示：它留给文学史的不仅仅是教训，还有值得深入总结的经验和启示。”（刘川鄂，《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武汉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29页。）其次，《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方法论上的一大特点是比较方法的广泛运用。如在论述自由主义文学的诗歌创作成就时，作者不无得意地写道：“就不同文体而言，新诗坛是自由主义诗人最值得夸耀的领域。如果我们前述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坛大致可分为五大作家阵营的概括可以成立的话，便不难看出自由派诗人在诗坛上的分量。‘鸳鸯蝴蝶派’作家忙于编故事、造惊奇，了无诗性；国民党右翼文学培养不出一个像样的诗人；左翼诗歌运动轰轰烈烈，创作了不少震撼人心、鼓励民众的诗篇，但其认识教育意义大于审美意义，对诗艺技巧的丰富贡献不大，且有不少应急应时的粗糙之作；民主主义诗人中，朱自清略嫌平实、冰心则嫌清浅。他们的启蒙意识决定了其诗歌创作中的重写实倾向，而新诗史上一直没有解决好诗艺与写实的关系，只有艾青等少数几个诗人在这方面作过较有益的探索，由于没有处理好指导人生与经营诗艺的关系，缺乏写诗的方位感；而在所有文学门类中，诗是最纯粹最精致的，惟其如此，追求艺术独立性和自身价值的自由主义诗人找到了最佳用武之地。首倡新诗者，是自由主义者（胡适），充实提高新诗品位者，主要是自由主义者（初期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派）。集大成者，是自由主义者（九叶诗人）。”（刘川鄂：《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武汉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206页。）著作这番对中国现代诗坛的集体亮晒，确实“威力”不小。另外，在辨析各时段中自由主义文学的一些关键性特征及其他新文学思潮文学阵营的关系、对中国自由主义作家创作心态等相关论析中亦随处可见作者比较方法的痕迹。
无论是文学社会学的视野还是比较研究的方法，都体现了著作睿智的学术思路。自由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不平坦的，学界对自由主义的态度也一直表现谨慎。《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凭借果敢的学术勇气和扎实的学术功底，对此问题进行了相当透彻明亮的论解，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自由”品格。
3.王又平著《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
新时期以来，文学逐渐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彼时的中国文学界一片热闹景象，文学领域思潮如涌，此起彼伏，其中又以小说创作潮流表现最为明显。王又平的《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一书，着重选取了几次有代表性的小说创作潮流，从中西文论大的理论背景出发，对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作出新的理解。
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在经历了文革长时间的封闭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再一次看到与西方的差距，并希望在最快的时间内能弥补回来，由此掀起新一轮学习西方的高潮。此一时期文学思潮思想和理论密度之大，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短短数年时间，中国的作家和理论批评家将西方现代甚至后现代的诸多理论实践了一遍，其规模和力度是空前的。《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仅以小说创作潮流为切入点，对西方理论背景逐一梳理。
如浪漫主义，人们一般在三种意义上使用浪漫主义这一术语。一种是创作方法，即在“主观／客观”、“理想／现实”、“自我／社会”、“表现／再现”等二项式中倾向于前者的创作方法；另一种是艺术表现手法，即营造浓厚的抒情氛围、发挥神奇的想象、编造离奇的故事的手法；最后一种是欧洲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思潮。“浪漫主义是一种‘反现代’、‘反历史’的精神冲动”，“浪漫主义的精神冲动是以‘返回’为特征的”。《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以浪漫主义的三大母题为例，具体分析了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三种返回意向：一是“返回青春”，“这类作品开始表现出对于‘文革’时代的超时距观照，因而作家们在‘返回青春’中能够从极为荒诞和虚幻的现实中，发现对于个体生命来说富于启示性和永恒性的精神能量”（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时期的小说创作潮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8—9页。）。二是“返回故土”，通过“净化、诗化和理想化”的书写来追念那些失去而能使他们感到亲切满足的东西，“如自然的清新、身心的自由、人伦的温馨、道德的纯朴等等”（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时期的小说创作潮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2—13页。）。三是“返回传统”，即返回“传统的精神价值和传统的审美经验”。“寻根文学”虽然在艺术观念和技巧方面吸收了很多现代主义的因素，但它的倡导者“面向文化求解”本身就包含了“返回传统”的意向。作者对浪漫主义提炼出“向后看”的本质特征，尤其是对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学现象的阐释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很好地解决了这一文学思潮在中国的生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对西方理论的接受有了新的变化，一些所谓的后结构主义时代的学说开始进入中国，如后精神分析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学、后殖民主义等等。《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注意到这一特点，着重介绍了女性主义、叙事学和女性主义等理论在中国的生长状况。《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所引进和吸收的这些新的理论并能成功运用于中国的创作实践当中，这些和中国当时大的社会历史环境有关，也和新时期作家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转变有关。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大众文化的兴起，人们关心的重点业已发生转变，“后新潮小说对传统的人文价值和文化秩序从根本上持怀疑主义的态度，否认既存世界及其文化成规的任何合理性，其中包括新潮小说所认同的合理性与人文理想，他们竭力否定人文理想和理性秩序的价值和意义，也不相信有‘更好’的东西值得去追求，因而它们无力对它们所面对的世界和人生作出承诺，相反却认真地把一切承诺都视为虚构的神话，所以它们就陷入了永无休止的反叛之中，包括对新潮小说和对自己的反叛。”（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时期的小说创作潮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24页。）《新时期文学转型时期的小说创作潮流》又认为，所谓“新写实”小说强调的“还原”，其实是一种“除幻”。即是“在精神层面上驱除泛政治意识形态及其派生出的种种被神圣化了的精神形态，如理想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之类；在话语层面上对革命现实主义的话语构型，如典型化及政治象喻系统之类进行解符码化”（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时期的小说创作潮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218页。）。通过上述概念的清理，《新时期文学转型时期的小说创作潮流》力求表明：西方所谓“后结构主义”一系列理论在文革后的中国社会具有相对自由和广阔话语空间，并进一步伴随着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的兴起而走向高潮。
西方理论的影响对新时期中国的文学转型起了重要的作用，其影响也是全方位的，以至在一段时间内形成所谓的西方话语霸权，本土话语则相对失语。对于文学本身来说，任何带普适性特点的理论和观点的介入都是合理和可能的。对于新时期文学转型而言，西方理论的大规模介入，给中国的文学发展提供了更宽广的理论背景，对中国文学（包括小说创作潮流）的现代化进程起了重要的作用，《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通过对若干小说创作潮流的分析对此做出了实际的解释。
新时期文学转型是多方面的，从文学生产的外部机制到发展的内部结构，发生了诸多实质性的变化。总体而言是，文学由原来归属于政治一体化的工具逐渐走向相对独立的多元发展格局，在内在线索上既有对五四现代性追求的持续努力，同时又立足现在，有突破五四向新的文学时空发展的冲动和可能。具体到小说创作而言，新时期以来曾一度继承了当代文学潮流化发展的趋势，这种潮流化的动作不再是政治等外力因素较量的结果，而是处于作家们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在潮流发展的取向上，也不再是以为政治服务为目标，某种程度上恰恰相反，是朝着文学自身的方向做前进的努力。《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选择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几次有代表性的小说创作潮流，通过对若干小说潮流的症候式分析，对其发生和发展的内部规律做出准确的揭示。如“寻根”小说对在文革后的小说领域里着力摆脱意识形态话语的控制，开始寻求作家个人的话语方式，走向“文的自觉”。其表现之一是对“自我表现”的重视，“‘自我表现’不单是一个口号，而是对文学的表现对象、创作主体及其表现方式（话语方式）的重新认定，说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潮流体现了‘文的自觉’就自觉在对以往的文学成规的重新审视和对新的文学范式的筹划和建构，而不是下意识地沿袭既有的成规。”（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时期的小说创作潮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73页。）表现之二是他们提出了“向文学本体回归”，实质即是由“非文学”向“文学”的“返回”。这是文学在经历了长期的非正常的发展道路后做出的必然的选择。“后新潮”小说在文学自觉上相对于“寻根”小说更进一步，在文学形式的追求上更加苛刻，体现了技术主义的美学追求。不过在精神意向上同时走向虚无主义的一路，放逐意义或干脆完全放弃对意义的追求是其经常性的创作表现。此后的“新写实”、“新历史”、“新女性”小说虽然在意义追求上不似“后新潮”小说那样极端，但是在价值观念上已完全背离于先前的革命历史叙事，而是越来越立足“私人”和“个体”的感受，从个人的角度去体验现实、话说历史、发现女性自我，重视个人的生存状态和价值存在，在叙述方法上做了很大的调整。
新时期的文学转型从诗歌领域的“朦胧诗”创作开始，其后改革的重镇落在了小说领域，在“文革”过后政治解压的前提下，以西方理论为背景，结合中国具体的文学实际发生和发展起来。《新时期文学转型时期的小说创作潮流》详细梳理了这一过程，对小说创作潮流中若干理论疑点也做了详细解释，如“元小说”、“新历史”小说、“史诗性”等。以“元小说”为例，《新时期文学转型时期的小说创作潮流》梳理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并对其流行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不再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反映’，对‘真实性’及相关知识体系的理解是受到话语的成规所控制的，而任何话语成规都充满了疑问，并且是应当提出疑问的，这些提问及阐释，就是‘元’的涵义及其流行的原因所在”（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时期的小说创作潮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77页。）。从创作角度讲，“元小说早在18世纪英国小说家斯泰恩的作品《项狄传》中就出现过，而且成为他小说创作的一种基本构成方式，因此戴维·洛奇视它为‘最早的元小说’，并指出其特点是‘采用叙述者和想象的读者间对话的形式’”（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时期的小说创作潮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76页。）。但“元小说”的真正时兴是20世纪60年代伴随后现代主义而来的，在一些后现代主义作家如巴思、博尔赫斯、纳博科夫、福尔斯、冯尼古特等的创作当中，“元小说”是主要的形式和手法。中国作家正是在西方影响下开始“元小说”创作的，因此，《新时期文学转型时期的小说创作潮流》结合马原的小说创作对“元小说”的主要特征、功能和意义进行了说明。它认为“元小说”创作特征主要包括结构方面的“打破框架”、意识方面的“自反性”以及意义方面的“不确定性”等。“元小说”功能主要有：一是暴露虚构，公开称自己的小说是虚构或杜撰的，而且以自己的虚构手法为荣；二是质询成规，突现文学成规的虚拟性和人为性，提醒人们不要把关于世界的话语等同世界本身；三是尝试各种虚构的方式，重构关于世界的话语。通过马原元小说的创作分析，《新时期文学转型时期的小说创作潮流》最后做出总结：“西方后现代主义小说是中国当代元小说的源头之一；反过来说，元小说又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表征之一。”（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时期的小说创作潮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78页。）4.王泽龙著《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
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现代主义诗歌相对于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诗歌而言，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在现实主义传统和意识形态话语处于绝对优势和主流地位的时候，现代主义诗歌的研究也往往处于受压抑状态。新时期以来，随着文学研究逐渐走向开放和多元，对现代主义诗歌的重新发现与科学研究逐渐成为一个热潮。其间经历了资料的发掘、整理到理论的概括，由作家作品分析到综合考察归纳的过程。孙玉石先生1983年出版的《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是试图进行综合研究的初步成果，但大致还只局限在对初期象征派诗的阶段性研究，其后，一些学者又有新的开拓与积累，取得了较好成绩。不过总体而言，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潮流做整体性观照和研究的尚不多见，王泽龙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是这方面有开创意义的代表性著作。《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以现代主义诗歌的诗学范畴、代表诗人和诗潮的历史发展及特征为对象，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理论和创作做出了系统的总结。全书分三篇，上篇诗学论部分着重对现代主义诗学的几个重要观念，如“纯诗”、“朦胧”、“契合”、“象征”、“思想知觉化”、“想象逻辑”、“意象”等，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它构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的理论骨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阐释并非只是对西方现代诗学观念做简单的知识梳理，而是立足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的实际，将其置于中西文化的广阔背景中，寻求其中的联系，找到其中的差异，最终为理解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在何种意义上融合了西方经验，作出了独特创新提供了实证。以《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对“意象”的分析为例，我们来窥见其特点。意象是现代主义诗歌获得现代性规范的重要观念，而这一观念是英美意象派从中国古典诗歌中获得的。因此，虽然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在意象理论上和中国古典诗歌有诸多不同，现代西方诗学以人的理性自觉为基础，其意象结构原则是感性与知性的统一，理性对情感的节制；而中国在借鉴西方现代诗学经验的同时，在意象的凝聚与表现上，更好地体现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与古典传统一脉相承的关系。因此，作者指出，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尽管在意象的创造上要求主体之意深藏不露，甚至成为谜语，但是西方诗学重分析与思维确定性的知性特征，则要求意象的符号化，即作为能指符号的物象与所指之意构成对应关系；而中国古典诗歌意象并不仅仅是指向所指的艺术符号，而是在意象的基础上进而创设意境，也即是在意象画面的组合中，拓展能激活欣赏者想象的艺术空间，构成虚实相生的意境，求“象外之象”、“旨外之旨”，表现出特有的情调和氛围。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意象艺术继承了本民族的传统，意象意境化，化古而创新，与西方现代诗歌意象迥然有别，又富于现代诗情的张力。
《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的中篇为创作论，论析了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六位诗人的创作，包括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废名、冯至、穆旦等。以此六人的诗艺创造来阐释中国现代主义创作的诗美，展现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独特魅力。李金发最早引入西方象征派诗，作者从考察他独特的“诗思”入手，找寻其如何步入“象征的森林”，进而评价其创作的得与失。对于戴望舒，《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认为，他的现代主义诗歌创作追求表现了现代人日常生活情调的口语化诗风。而对于卞之琳和废名的论述，《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挖掘了他们的共性：追求哲理美的诗人，遵循知性与感性的统一。同时，著作仔细论析了他们各自独特的“个体化”的诗路。卞之琳怀着对人生宇宙的达悟开始他的“智慧诗”的创作，他的诗表现了最具现代意义的智性美，是“深邃的理性美，艺术的想象美，灵动的意象美的融合”，是“整体的抽象与细节的具体的统一”，“表面的平淡与暗示的深刻的统一”。而废名的“禅诗”不仅表现独特的“禅思”，更注重表现诗人独有的“禅趣”，诗歌中充满了意境之美。冯至与穆旦因为都喜歌咏生命的主题。他们因此被称之为最具有西方现代品行的诗人，但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指出，他们并没有西方现代主义诗人那种孤独和无所皈依的忧郁感。至于冯至、穆旦等诗人的分析，《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也富有创见。
新文学产生由浪漫主义到后来以现实主义为主潮，现代主义从未占据主流位置，它时隐时现，却从不曾消失过。现代主义诗潮从“五四”时期开始孕育，到20世纪20年代象征派的诞生，30年代现代派的探索发展，至40年代九叶诗派的全方位开拓，已基本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备的形态系统。《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在上、中两篇理论与创作的分析阐释之后，下篇发展论中，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潮流和走向做了理性的梳理，并进一步从宏观角度讨论了现代主义诗潮的有关问题，包括现代主义自身的演化过程以及与其他诗潮的嬗变关系、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创作与中外诗歌传统的互相关系等等，力图在现代化与民族诗学传统的双重背景中找到其行进的轨迹，有助于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潮与诗歌艺术规律的通盘把握。
总体上看，《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全书展现了一个十分完整的立体结构。既有理论的宏观阐释，又有具体作家作品、诗歌潮流的微观剖析；既有横向诗艺的比较，又有纵向的史的脉络的梳理；既注意现代主义诗潮向西方借鉴的经验总结，同时重视对本民族诗学传统的继承。从而给现代主义诗潮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印象。
五、经典作家研究——以鲁迅研究为例
经典作家研究是湖北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湖北地区的学术传统。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湖北地区对鲁迅、胡适、闻一多等经典作家研究，均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在经典作家研究资料的整理、传记写作及专题研究等领域，成就斐然。转型时期，湖北地区的经典作家研究仍然保持着较高的水准，尤其是鲁迅研究，成绩突出，特色鲜明。王乾坤的《鲁迅的生命哲学》和张箭飞的《鲁迅诗化小说研究》，代表了湖北地区对鲁迅研究的实绩，也代表了湖北地区经典作家研究的水准。
（一）《鲁迅的生命哲学》：人生哲学派研究的新拓展鲁迅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学术界一个不尽的话题，鲁迅作品中思想密度之高，也是历来学者们公认的事实，从思想史的角度，从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角度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解读，不仅有其合理性，也有客观必要。有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努力的工作，如旺晖的《反抗绝望》从人生哲学的探讨出发，充分揭示了鲁迅精神结构的复杂性和各种矛盾的交织状态，包括理性的与非理性的、唯物的与唯心的、科学的与宗教的、传统的与现代的、出世的与入世的、社会的与个人的、阶级的与人性的、乐观主义的与悲观主义等等尖锐对立的元素在内。《鲁迅的生命哲学》与《反抗绝望》有一定的思想联系，但它是对鲁迅生命哲学一种更理论化和系统化的阐释，并试图将其归结为一种新的解读范型。
《鲁迅的生命哲学》认为，在鲁迅的生命哲学当中，轴心概念是“中间物”——“一切都是中间物”，“中间物论”是鲁迅生命哲学的体现，也是鲁迅堪称思想家的根本识别。从中西方思想背景出发，著作探寻了“中间物”的文化根源。包括中庸之道、逻各斯主义与道、新神思宗、佛缘等方面。鲁迅思想在很多方面与中西思想文化相撞或融合，但又完全不等同于任何一方。“他不以逻辑理论诠释他所生存的世界，而是以一种置入方式整体地与世界相遇，因此，他同这个世界处于一种复杂的情绪纠缠关系中。”（王乾坤：《鲁迅的生命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7月版，第46页。）他接受了诸多思想文化的渗入和影响，但很难将鲁迅思想纳入某一思想体系的逻辑规定之内，而是处于一种解释学的关系中。形成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和生命哲学。
于是，《鲁迅的生命哲学》从“中间物”的核心概念出发，将鲁迅生命哲学归纳为一个有机的体系，从时间论、信仰论、审美论等扇面得以展开。
《鲁迅的生命哲学》首先探讨了鲁迅的时间观。由时间问题切入，《鲁迅的生命哲学》开始对鲁迅生命哲学的探索，“鲁迅用中间物概念消解形上实体，常常是靠时间论来完成的；鲁迅对人的生存状况的思考，亦常常是与时间问题相提并论的。……所以鲁迅的时间论、历史论常常就是人生论。”（王乾坤：《鲁迅的生命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7月版，第19—20页。）《鲁迅的生命哲学》将鲁迅的“时间”还原为生命，从生命的路向去理解鲁迅的时间观，也就是生命观。由此，《鲁迅的生命哲学》认为，鲁迅拒绝形而上学状态中的终极追求。因此，人只有“反求诸身”，回到当下之“行”，把历史与未来收入当下以生命化，以让其“在”。《鲁迅的生命哲学》发现，鲁迅并不是用现在时间来逃避对于将来时间（死亡）的恐惧，但对“人的最后的目的和价值”之类逻各斯式的问题总是予以悬搁，认为“没有人能够答复”，每个人“尽着环子的任务”，“环子”在时相上就是此地此时，就是“由此到那”的中间物状态。过去、现在和将来时间（死亡）都不过是中间物状态的其中一环罢了。
其次，《鲁迅的生命哲学》探讨了鲁迅的信仰论。鲁迅把超验之期待、之信显于此岸之行，用后者承担前者，体现为一种生命信仰。《鲁迅的生命哲学》系统地论述了这一问题。《鲁迅生命哲学》将自由与他由、自律与他律、绝望的证悟、生命之行的勇气、创伤的慰藉、苦难与爱等一系列哲学命题，置于鲁迅生命哲学的范畴进行解说。其间融合了鲁迅生命哲学中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包括有限与无限、有与无、形下与形上、现世与终极等思想母题。“中间物”概念拆解形而上学的终极实体，消解一切无限、无、形上和终极的范畴，但这种消解并非勾销，恰恰相反，在精神信仰深处，表现对终极的执着和眷注。《鲁迅的生命哲学》认为，鲁迅执着现在又否定现在。执着现在，是通过击破形而上的生命力的压抑而为人生辩护；否定现在，是通过与这个邪恶的世界抗争而寻找生命的意义。但是，二者最终指向是唯一的，那就是本真的生命自由。
再者，《鲁迅的生命哲学》分析了鲁迅的审美论。鲁迅以反抗绝望的“心之力充盈无限”，以毁灭亲证“大欢喜”。反抗绝望并不能引导成功。因为人是一个中间物，所以他不可能是一个“成功”的动物，他永远处于未定型、未完成中。然而鲁迅的生命哲学里，只有在与无法化解的痛苦的搏打中，才有可能最高限度地享受生命的永恒。这是一种新的美学境地。在这个境地，“有”与“无”，苦斗与从容，崇高与优美，常常是一回事。人把自己嵌入到“无”中，动于是也是静，人的一切审美静观都在动态的危险中得到和完成。从鲁迅审美观的分析入手，《鲁迅的生命哲学》还分析了鲁迅式的人生观。
以“中间物”概念为起点，《鲁迅的生命哲学》对鲁迅的论述多有新见，显示了不一般的学术锐气和学术创新能力。
（二）《鲁迅诗化小说研究》：细腻的文学本体研究张箭飞的《鲁迅诗化小说研究》认为，所谓诗化小说，“是现代主义的一种形式，也即用诗歌的方式组织叙事。为了最大程度的逼近诗，削弱散文小说叙述结构的统一感和逻辑性，作者需要利用诗歌的特色手段来替换或转化散文性叙事的形式技巧——诸如强调关键词语，有意重复某个意象、富有暗示意义的细节、节奏等。”（张箭飞：《鲁迅诗化小说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2页。）这一定义阐述了诗化小说的历史属性，即诗化小说是现代主义小说整体发展的一部分：“由詹姆斯始，小说沿着福楼拜开辟的方向和象征主义诗人的创作思路不懈地争取与诗歌会合，‘力图达到音乐的境界’，直到诗化小说成为一个时期的写作风尚。……在其实践者手里，它被扩展成一个如此宽泛的文类以至于囊括了数种现代主义小说。”（张箭飞：《鲁迅诗化小说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7页。）同时，该定义还提供了一种新的评价范畴，这个范畴延揽了几乎所有20世纪最优秀的作家：乔伊斯、海明威、劳伦斯、福克纳、詹姆斯、康拉德、伍尔芙、普鲁斯特……鲁迅与他们构成“同时的存在”，他的部分小说具有明显的抒情风格，或者说诗化倾向。事实上，法捷耶夫推许鲁迅为“最伟大的抒情诗人”，普实克把鲁迅归入“两次大战之间具有明显抒情特征的欧洲散文作家的传统”。国内的学人也早已形成共识：鲁迅小说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上“诗化小说”一派，并且代表着最高成就，对此，张箭飞的《鲁迅诗化小说研究》进行了系统的阐释。《鲁迅诗化小说研究》依据诗歌的文本特征，以细读的方法深入解析鲁迅诗化小说的风格构成及表现形态，从而将鲁迅诗化小说的“丰盈的诗意”还原为三个层次：思理的层次、意象的层次和音乐的层次。并从上述三个层次出发，《鲁迅诗化小说研究》深入而又细致地研读了鲁迅小说诗性叙事特质。
具体研究过程中，张箭飞抽象出诗化小说的三个风格要素：词、意象和节奏，以它们分别对应“思理”、“意象”和“音乐”三个层次，并结合文本分专章进行了详细的理论阐释。词语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产生不断的裂变、扩延和逆转，而只有通过变化，词语的意义潜能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鲁迅诗化小说研究》结合具体的文本对鲁迅小说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了剖析。例如“死亡”。“死亡”是鲁迅小说的一个主关键词，鲁迅小说中充满大量死亡，死亡构成鲁迅的诗化小说的主题。《鲁迅诗化小说研究》列举了鲁迅小说中的各式各样的死亡，如虐杀、误杀、自杀、惨杀，并对各种死亡展开了详尽的分析和论述。例如，对《伤逝》的分析独具匠心。《鲁迅诗化小说研究》认为，《伤逝》没有像传统小说一样去写爱情的经过，而是写爱情的死亡，写爱情如何逐渐冷却为爱人之间的隔膜。它表明，鲁迅在五四作家那里第一个意识到现代爱情的双重性：爱情意味着婚姻，而婚姻则本能地排斥自由选择的可能性——责任和义务把双方维系在他们一度逃叛的常规世界。这种分析显然更具有生命本体的意味。
《鲁迅诗化小说研究》还分别对意象做了深入的理解和分析，包括“寂静”、“黑暗”、“路”、“铁屋子”、“高墙”、“示众”、“月光”、“雪”等主导意象。同时，《鲁迅诗化小说研究》并没有孤立地分析意象，而是把意象和节奏结合起来分析。《鲁迅诗化小说研究》分析了重复和对比等主要节奏方式及变奏、赋格形式、回旋、复调等旋律结构。
《鲁迅诗化小说研究》把“词——意象——节奏”作为分析鲁迅诗化小说的核心要素，显然是有讲究的：“如果说，人物——情节——环境是散文小说的基本层面，那么，词——意象——节奏则是诗化小说的结构性因素。一部（篇）成功的诗化小说就是一个完整的结构，其中的三个因素彼此关联，互相作用。……词和意象是诗歌的两个等值然而有所区别的核心要素，而节奏赋予他们一定的感性和理性形式。在诗化小说中，词犹如建筑的基本材料，意象犹如建筑构件，节奏犹如材料和构件的结构方式，三者天衣无缝地合作，形成了文字的建筑作品，抑或说，凝固的空间音乐，完美地展示作者的风格特征。”（张箭飞：《鲁迅诗化小说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42—43页。）从“词——意象——节奏”的角度切入鲁迅小说研究，把鲁迅小说的形式研究和思想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
回顾几十年来的鲁迅研究历程，经历了挫折，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在这个具有丰富意义与深远影响的专题领域，要越过前人的高度，拥有新的发现与突破，就要运用新的思路，去挖掘这一领域的深层“矿产”。以王乾坤的《鲁迅的生命哲学》和张箭飞的《鲁迅诗化小说研究》为代表的系列成果体现了新阶段鲁迅研究的鲜明特点。
《鲁迅的生命哲学》从文学与哲学的交叉领域切入，以生命哲学为向度，突出了鲁迅研究的多元化特征。它对鲁迅这一生命类型个案进行了深入的解析，所要求解的是鲁迅对生命的一种哲学态度如时间观、信仰论、审美观等，以求最大程度上还原鲁迅生命体验的哲学本质。因此《鲁迅的生命哲学》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体现为一种阐释说理的方式，具有明显的哲理思辨色彩。
《鲁迅诗化小说研究》则从诗化小说理论入手，将鲁迅小说纳入到一个新的研究体系当中，系统阐释了鲁迅的诗化小说特征。如钱理群先生所言：“现代文学作品里，艺术水准最高的作品往往是（当然不是‘全部是’）带有抒情性的，或者说是具有某种诗性特征的……抒情性（诗性）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张箭飞：《鲁迅诗化小说研究·总序》，广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2页。）这一点是中国现代小说和西方小说最大的不同，因此，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诗化特征及现代文学的诗化理论可能挖掘民族文学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所在。《鲁迅诗化小说研究》在方法论上也体现了这一特征。它采用理论阐释与文本细读相结合、且以细读为主的方法，吸取了西学与中学研究的长处，以最大程度上展现诗化小说的审美特征。
总之，两本著作打破了原来单一的鲁迅研究范式，从文学内外部交叉领域着手，开创了新的研究空间，也丰富了鲁迅研究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特征，是新阶段鲁迅研究走向深入的代表性成果。
六、地域文学理论与实践研究
长期以来，文学史研究渐渐养成了这样一种思维惯性：以现代性的时间尺度去“丈量”鲜活的历史现象与现存文本中的文学发展规律，使之符合我们的主观预设、理论想象和解释体系。这种以“西方文化为摹本”的强势思维用“‘历时态’的辐射机制同化了它的研究者”（朱德发、贾振勇：《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189页。）从而支配了现代文学史研究，其后果便是制造出宏大的历史叙事话语和封闭的叙事结构，用时间性来抹去空间性差异，以“同一性”来制衡多样性存在，压抑和遮蔽了多维度的文学史本真呈现，让文学史研究囿于“新旧嬗变”的进化法则和“东西差异”认知偏见之中。当这种方法论演变为不证自明的学术规范和认知律令时，其叙事话语的保守性维持功能就大于它的开拓性和创造功能。那么，如何破除几十年来的话语系统的垄断，使现代文学史的意义与价值不仅呈现出空间（共时性维度）上的多元性，而且具有时间上的非同一性，在自觉认知高度上实现学术思维和方法论的转换便成为了艰巨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这种转换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悄无声息地发生着，由湖北学者樊星所著的《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就显现了这种挣脱理论惯性制约的努力。作者以地域文化（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切入当代文学的研究，不仅重估了地域文化的审美价值，而且激活了文学研究中日渐“麻木”的审美感觉，在精英知识分子的知性解读和纵横捭阖的文风中，深掘地域文化的“老井”，去勘探民族精神之源，为我们打开了一条辨明路径、抵达文学本真之境的潜在航道。
当然，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文学现象并不是新鲜事，正如作者所说：“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樊星：《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第1页。），早在20世纪中叶，国内就有地区性的现代文学史专著出版，有的是以政治活动为标准来确定地域空间，如刘增杰主编的《中国解放区文学史》、冯健男和王剑青主编的《晋察冀文艺史》、文天行的《国统区抗战文学运动史稿》等等；有的以行政区划为标准来确定地域空间，如《江苏新文学史》、《岭南文学史》等等。这些著作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域文化视角，但在具体操作中，对地域文化特色也有所涉及，并显示了政治活动对地域文化的利用与改造。真正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现代文学，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大量地区性的现代文学史料的整理出版，不仅为这种研究提供了可能，而且本身就包含着研究的眼光，在一些著作中，如影响颇大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严家炎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其中文化的眼光已经取代了政治活动或单纯行政区划的标准，这里的地域文化的视角已转化为一种积极的对话和解构力量，张扬文化差异，用空间性特征来对抗和批判现代性的时间性特征，将被压抑和忽视的文学差异性与多样性从宏大叙事的遮蔽中解放出来，从而激发文学研究的潜能。
地域文化唤起了作者“究天人之际”的学术兴趣和建构了“文学与地域”话题的理论支点，正如有论者将其比喻为“解开地域文化与当代文学浑然一体的关系之锁”（见刘安海：《解开地域文化与当代文学之锁——读〈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载《高等函授学报》，1997年第3期，第28页。）的“钥匙”。正是在地域的“精神之旅”中，让作者能够“站在西化的文学思潮之外”（樊星：《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第100页。），去开掘文化的富矿，守望精神的家园和张扬民族的魂魄；也正是在地域“空间维度”（共时性维度）的言说和体验中，让作者赋予文史资料和现存文本新的知识谱系坐标，调整、更新、充实和强化文学史叙事话语的表意和写意技能，使之具有多维复合的开放性、延展性和多样性的学术品格。更重要的是，“地域文化”不仅让作者找到地域与文学的榫接点和表征域，而且还渗透着作者对这一概念的高度把握和重新认知，并直接影响了该书的写作框架，因此，从“地域文化”概念出发也是我们解读该书、理清作者写作方式的关键点所在。
首先，地域文化是个空间概念。为地方文学史确立一个相对明确和稳定的空间地理存在，是理解和把握地域文化和文学的基点。从《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篇章结构来看，就具有明显的地域空间划分的特征，全书除序论外，分上、中、下三篇，上、下两篇“划江而治”分为南北两个大的区间，下篇则具体到具有独立文学史价值的城市“文化圈”，如“京派”与“海派”，基本上涵盖了地域文学研究的整体与局部，使得该书在不大的篇幅中却获得了充裕的信息容量和广泛的研究范围。此外，三篇又细化为一十三章，同样从地理空间出发，对每一个大的区间进行局部切分，从而确定具体的研究对象，如上篇“北方文化的复兴”中，按照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分为齐鲁、秦晋、东北、西北与中原，又如中篇“南方意识的崛起”中，分为中部的两湖、东南的吴越和西南的巴蜀，从而方便对每一地域的文化与文学特征进行剖析与观照。在这种划分方式中，作者摒弃了文学史常用的具有政治特征的行政区划，而是采用具有鲜明自然地理特征和文化特征的先秦时期的地域区划（王祥：《试论地域、地域文化与文学》，载《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4期，第124页。），不仅强化了地域文学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而且彰显了地域文学的悠久绵长。
其次，地域文化是个历史概念。如果说前面谈到的地域区划强调了文学研究的地理空间存在，那么，历史概念则指向时间和传统，强调文学流变的历时性，但这里的“历时性”是“非同一性”的，它立足与地域文化的“局部”时间，与“大一统”的时间轴一同延伸，即使发生个别的交叉与合并也掩盖不了地方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之间“互主性”关系和状态，从而赋予地域文学独特的研究地位与学术价值。正是这种“历时性”，实现了地域文化与中华文化气脉之间的衔连与对接，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精神之间的承继与发展。如作者所述，这种“气脉”与“精神”在时空中的承接，保证了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能够“超越时代局限”，富有“更长久的（有时甚至是永恒的）意义所在”，因为“它是民族性的证明，是文明史的证明”，“能够经受住时间的磨洗，战乱的浩劫，昭示着文化的永恒生命力”（樊星：《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第15页。）。作者在书写格式上往往在展开话题之初，便对该地域的地理环境、风俗民情进行精心描绘，提炼出泽被后世的文化精神，实现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学精神上新一轮的高度契合。例如，作者在介绍山东文学时，首先激活山东的“文化基因”——“山东，齐鲁文化的故乡，是一片浸透了理性和血性的神奇之地。”然后在“礼乐文化的品格”和“勇敢善战的血统”的矛盾与分裂中分析齐鲁文学的特点和作家创作的特色，既为当代文学勘探到了历史悠久的“文化之根”，又增加了学术作品的“趣味性”，“诱惑”着读者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
再次，地域文化是个立体概念。自然地理或自然经济地理之类可能是其最外在最表层的东西，再深一层如风俗习惯、礼仪制度等，而处于核心的、深层（内在）的则是心理、价值观念。因此，在进行研究时，必须把它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该书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对“地域文化”的全方位多角度研究，而不是居留在笼统晦涩的文化概念说理上，作者在对以山川风物、名胜古迹、四时景致等构成的地域文化的自然景观和以民风民俗、方言土语、传说掌故等构成的地域文化的人文景观的生动描绘中，让文学现象一下子鲜活起来，充满生命的律动，同时也让地域文化研究变得绚丽多姿，例如，作者在强调地理环境对作家的影响时，这样分析山东：山东地处黄河流域，又濒临黄海，所以山东作家群既拥有黄河的雄浑、朴实，又拥有大海的浪漫、宽广，从而点染出了蕴蓄在山东作家身上的凝重道义感和浓烈的浪漫情怀；再如，作者这样分析河南方言的独特韵味：上承“汉赋”“乐府”等中原文学传统，而显得朴实、凝练、工整和押韵，又因袭河南民风的刚烈、泼辣和狡黠，而显得朴野、幽默和精妙……正是对这些地域文化的多维展示，让读者领略了地域文学的独特魅力，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塑造这些地域文化的民众的生命力、创造力的热情颂扬，还深深渗透着作者对重新发现民族文化、重铸民族精魂、优化国民性的一种热望，正如作者所坚信的：“在地域文化的丰富多彩中，孕育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化的基因；在民间文化的勃勃生机中，涌动着重铸民族魂的热能。”
又次，地域文化是个参照概念。也就是说，“地域文化”是一个比较性、对照性的概念，任何地域都应有一个可资比较、对照的参照物，然后此一地域文化之特点才能彰显。可以说，该书对“地域文化与当代文学”之间关系分析的过程就是一个比较的过程，正是在比照过程中，作者发现了丰富多元的地域文化，也是在比照中，作者归纳出风格迥异的文学创作。纵览全书，既有大的整体比较，如中国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水文化与土文化之比较；又有局部比较，比如同处北方地域，却有齐鲁的悲怆、秦晋的悲凉、东北的神奇、西北的雄奇和中原的奇异；同局南方地域，却蕴藏着楚风的绚丽、吴越的逍遥和巴蜀的灵气；还有更为具体的城市之间的比较，如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和苏州等城市的不同风味。当然，这种比较不仅仅停留在区域空间的比较上，还有文化与文学风格、特色的比较，比如北方文化中，同样是“悲”，齐鲁是苦难坚忍中的“悲怆”，秦晋却是贫瘠沉寂下的“悲凉”；同样是“奇”，东北是梦幻般的“神奇”，西北是壮美的“雄奇”，而中原却是芜杂的“奇异”；再如语言风格的比较，同样是调侃，北京是油滑、耍贫的“京油子”，上海是尖酸、俏皮的“海派腔”，天津是斗嘴、夸张的“卫嘴子”，武汉却是粗鄙、泼辣的“汉腔”。此外，作者还对地方民俗、文化景观、民族精神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正是在这种多角度多层次的比照中，才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住地域文化特色，同时也使得这种地域文学的研究与探讨变得“妙趣横生”、“饶有风味”。
总之，空间的、历史的、立体的、参照的“地域文化”概念，使地域文学的研究呈现出多维度的“空间”（共时性）拓展，尽力避免了长期以来地域文化批评中的公式化、教条化弊病，为我们描述了更加复杂和多样化的文学场景，在一定程度上解构和颠覆了一元化的知识观和科学观，从而使人们可以从更为广泛而深入的角度去认识地方文化史和文学史。
樊星的地域文学理论为地域文学实践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也为研究湖北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湖北文学史》《新时期湖北文学流变》是系统研究湖北文学史的重要著作，他们显示了湖北文学研究的实绩。
《湖北文学史》（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的创作受孕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此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热”依然方兴未艾，文化所开拓的主流话语以外的思想精神空间为文学史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言说方式。正如钱理群在文章所强调的：“早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研究者就在最终决定文学发展的‘社会经济状况’与‘文学’之间发现了‘文化’的中介作用。”（钱理群：《现当代文学与大学教育关系的历史考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第126页。）正是对“文化”作为中介的重视和“文化”作为角度的切入，《湖北文学史》的书写者——王齐洲与王泽龙，可以将文学史的话语实践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从而获得地域文学研究的自律性。虽然，史实还是那些史实，“通史”的结构体例也绝非新鲜事物，但是因为文化的加盟，才使得这些地方的语言艺术在折射和表现悠久的地域文化及其灵魂的时代新旧嬗变中获得了新生。
“文学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王齐洲、王泽龙：《湖北文学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第1版，第12页。）——王齐洲在“上古文学”的开篇就完成了“文化”对“经济”或“社会”主题的置换，“文化”理论支点的寻找和“单一”言说模式的打破，让湖北文学史研究的话语实践具有了更深刻、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广泛、更普遍的外延，这样，湖北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之间就达成一种“互主性”的关系和状态，形成了湖北地域文化与中华文化气脉的衔连与对接，于是，湖北文学史就仿佛变成了一个沉积已久、亟待诉说的历史断层，而深埋其中的重大“历史遗迹”不仅让湖北文学史的研究与勘探获得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在局部与整一的文学现象的交织与重叠间达到又一轮高度契合。
难能可贵的是，《湖北文学史》作为当时的第一部湖北文学史专著，同时也是第一部地方文学通史，不仅从文化学的角度观照了湖北文学的历史进程，而且把具体的文化现象、文化载体（诸如自然、风俗、宗教、家庭、地域等）的研究与文学发展的关系结合起来；把文学创作、文学风格与内在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精神结合起来，注重文学发展规律和文学精神的深度开掘，从而使得这部地方文学史的撰写能够深入文学肌理与精髓，而没有流于简单、浮泛的资料整理和现象描述。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受到进化论和历史目的论的影响，文学史的撰写者在逻辑推演和知性解读中，往往将丰富的、多元的文学现象简单地整合到某些中心概念上，“将文学创作贬黜为一般历史价值或审美价值的样本”（郑家建：《文学史的叙述问题》，载《东南学术》2001年第1期，第11页。）。《湖北文学史》对荆楚文化精神的“知识考古”，则给地方文学的创作现象注入了新颖而丰富的意蕴和内涵，同时，文学创造又把时代的、地域的文化思想、文化精神加以个性化、典型化和精粹化了，注重文学创作的细致描述同文化精神的精心提炼紧密地结合是该书写作特色之一。由此，在整个文学史叙述过程中，撰写者为文化与文学之间构建了一个相互催生、相互交融、相互创造的关系。该书著者认为：要了解湖北文学，“必须首先了解楚文化，了解楚文化的灵魂——荆楚精神”，同时更进一步地指出“荆楚精神是湖北文学的精神之源”，上古时期之所以出现“天下文章，莫大于楚”（《楚宝·文苑论》）的鼎盛局面，绝非偶然，而是楚文化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有容乃大的开放精神、念祖忠君的爱国精神、信神近鬼的浪漫精神和烛隐洞微的探索精神在特定历史时期鼓荡、高扬的体现。全书以此为起点考察了这一文化精神在湖北各个时期文学作品、文人思想上的主要表现。既概括了湖北各时期文学的美感特征，又从其美学风貌中寻觅出它们内在的前后相承的文化精神，从而把对文学的历史叙述建立在一种共生、互动的框架之中。
对时间的划定，一直以来是文学史研究者的难点，如何选取一个合理与恰当的历史分期，不仅决定着文学史的内部书写结构，同时也显现着撰写者的学术眼光和学术水平。对于《湖北文学史》长达数千年的时间跨度来说，著者既没有将其变成社会史的简单比附，也没有陷入编年体式的“精耕细作”，而是拉开了较为广阔的历史长度来考察、叙述文学史，按照湖北文学的发展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代和现代五个时期。上古追溯了远古氏族的神话传说至先秦的楚风余韵；中古缅怀了封建盛世的汉赋兴隆与唐音绝响；近古描绘了宋元的词曲兴盛与明清的文坛喧嚣；近代回首了封建末世的楚声余绪与晚清社团的回光返照；现代则领略了五四以来建国之初的名家辈出与文类繁盛。应该说，这样的划分方式是合理的，既参照了社会发展与时代更迭，又兼顾了文学形态的兴衰与审美特征的迁移。那么，在具体的湖北文学史写作过程中，写作者便拥有了相对开放的自由度，不必囿于各个时期具体作家作品的详细评介，而是在历史文化的时代背景中，根据湖北文学的发展实际，抓住每个时代的特点，提炼出时代的文化精神，以统摄每个章节的书写，正如著者所说：“去追溯湖北文学的浪漫气质和绚丽风采，去寻绎湖北文学的独特精神和优良传统，去重铸湖北文学的活泼生命和现代灵魂”（王齐洲、王泽龙：《湖北文学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第1版，第9页。），显示出统一中的多样化特征。
细心展读全书，著者不仅以生动鲜活的文学创作来演绎文化精神的整体构思，而且在每个部分的叙述中匠心独运，所侧重的主题也并不相同。上古是湖北文学地域形成时期，也是地域色彩最为浓厚时期，作者注重表现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氛围对于作家的深刻影响，以湖北境内作家为中心，通过对屈原、老庄等人作品的透视和考察，揭示出楚文学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对中国文学广泛而持久的影响，突出湖北文学开启山林之功。而中古以及以后的湖北文学，作者将其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紧紧抓住南北文学风骚融会这一规律，通过对湖北作家和旅鄂作家创作的研究，生动而具体地展示了湖北文学发展的全貌，突出其“有容乃大”的开放性格。整体融会之外，作者还注意到湖北文学内部的差异性，以“襄阳诗韵”、“荆南文采”、“唐音交响”这些带有地域特征的学派分析来展示湖北文坛盛景。如果说上古和中古的文学史叙述具有地域上的空间感，那么宋元以降的近古与近代则给读者一种时间的流动感，一系列的文学形态和文学思潮奔涌而来，又迅速消隐，带给我们的早已不见上古的崇高、中古的博大，而是镌刻在字里行间的沧桑流变。近代部分、现代部分与古代部分的铆接还是比较成功的，并没有因为时代的急剧裂变与写作者的不同而出现结构上的“突变”，作者在精神探源上，抓住了“爱国主义”、“独立不倚”这一古今文学的契合点，从而打通了不同时代荆楚文化精神的气脉，实现了湖北文学品格的时代传承与发扬，同时也展现了湖北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血脉相连。
对于地域文学史的编撰来说，还会面临这样两个难点：一是地域范围的划分，二是作家作品的取舍。二千多年中国经过无数次的分裂与统一，行政区划分经过无数次变更与调整，很难找到一个自古迄今始终稳定的行政区域。地域范围的游移给文学研究对象的确定增加了困难；对于作家作品来说，既有土生土长的湖北籍作家的创作活动，也有祖籍湖北但迁居外地作家的创作活动，还有非湖北籍作家旅居或宦游湖北的作家的创作活动，如何对这些群体做出界定和确立研究重点便成了另一个颇为棘手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对于前一个难点来说，撰写者采取了这样的处理方式：以秦代的行政区域划分为界，秦以降则按照当今湖北省所辖区域为参照，无论其在历代政区中有何变动，在此区域内的文学现象便是湖北文学史的研究对象，由于先秦地域文学特别是楚文学地域特色鲜明而且地域范围较难划断，故将楚文学作为湖北上古文学，以见其文学发展初期阶段的整体风貌。这种统筹兼顾的划分方式，既符合当下读者的地域心理定位，又避免了由于历代沿革带来的地域范围的扩大或缩小。对于后一个难点，主要确立三点处理作家作品的原则：其一、对于湖北境内出生并成长起来的作家，是《湖北文学史》叙述的主体，他们所创作的作品是首先关注的研究对象；其二、对于湖北境内出生或祖籍湖北的作家，如果其作品创作受到湖北文学传统的影响，或汇入湖北文学流派的作家作品，也应该成为《湖北文学史》关注对象，以丰富我们对湖北文学发展的认识；其三，非湖北籍作家旅居湖北，或在湖北宦游期间创作的作品，其创作对湖北文学发展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者，同样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以肯定他们对湖北文学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这种主次有序的划分方式，避免了在一些作家问题上的纠缠不清，又扩大了湖北文学的外延，使湖北文学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面貌。
以历史眼光和现代意识去考察分析文学史中的材料和问题，在研究课题上取得新的突破，是《湖北文学史》的又一特色。著者从大量文献资料出发，对各个时期的文学现象进行考辨分析，往往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从而使该书的写作具有了“理论性、学术性、史料性和现实性品格”，体现了较强的现代意识和现代学术品位。例如在《诗经》开篇出现的“周南”、“召南”诗集编撰中，作者提炼出富有楚国特色的“二南诗风”，既在共时性层面上强调了“楚风”在当时中国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又在历时性层面强调了其泽被后世的开启之功，让读者全方位地把握住楚文学的辉煌灿烂和源远流长。又如对神话典籍《山海经》的考证，作者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从七个方面详细论证，得出“《山海经》是楚人保留下来的一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重要典籍”，这种重考证的学术风格，加强了该书的学术气氛。无论是对流行旧说的纠偏释误，还是对历史疑难的细心考证，都使得这部文学史别具风味，显示出作者的功力与胆识。
纵观全书，《湖北文学史》作为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湖北文学的通史，有着筚路蓝缕之功，作为一部合著，难免存在写作方式的不同和评价标准不完全一致，但从整体上看，它在地域文学方面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研究对象等诸多方面，都为今后的湖北文学研究作了理论上的探索和实践上的范式。该著从一般着眼于地域文学史“纵”的线索脉络的梳理，发展为注重从全面、动态的角度研究文学的流变历程，由单纯注重作家、作品的分析注重文学发展规律、文化精髓的深度开掘，极大丰富了湖北地域文学史的研究。此外，该著还沟通了湖北地域古今的文学传统和文化精神，建立了湖北地域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血脉联系，从而建构起一个开放形态的湖北文学史研究体系，提升了湖北地域文学研究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
《新时期湖北文学流变》也属一种对地方专门史进行研究的断代史，但又兼有文体史的特点，因为全书在结构编排上主要依据文体进行分类：除绪论部分外，第一章至第五章是对湖北小说的流变进行分析和阐释；第六章与第七章则对诗歌创作展开叙述；第八章与第九章分别就湖北的散文与戏剧创作进行言说；最后一章还对湖北地区的文学评论状况进行了概述。仅仅从比较直观的结构形式上看，就可以体会出作者们独具匠心的“打磨”功夫——全书不仅对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和文学批评都有所涉猎，一些重要的文体，如小说，还对重要作家展开深入研究，单设章节进行阐述，而且每一部分皆有绪论与结语，显示出了各自相对的独立性，可以说是各类文体史的一种集中展示，似一幅气势恢弘的“清明上河图”——并非是各卷的简单连缀，而是各卷的有机整合，由此而来的整体性或系统性，便显示出了大于各卷之和的“综史”价值。《新时期湖北文学流变》不仅清晰地勾勒出湖北文学近二十年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脉络，而且对湖北文学现今的文学史地位和文学资源进行了价值重估，此外，还对湖北文学近年来发展的经验教训也进行了反思。总之，系统性、群体性学术研究的优势和威力在此得到了相当充分的体现。
结合上述情况的分析，《新时期湖北文学流变》乃一部整饬、系统之作，这种编撰结构与创作意图的结合使该书写作呈现出以下特点：
其一、从大量的创作文本中，梳理出湖北近二十年来各类文体的发展过程和流变轨迹，力求清晰地描画出湖北文学发展的总体性线索和阶段性脉络，并从纵向上展现其发展格局。长期以来对于各式文体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名家名篇的欣赏和解析上，而对该类文体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缺乏研究。这种方式不仅对文学及文学体式的生成演进、创新的过程、实践的经验教训等没有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而且生硬地打破了文学及文体发展过程的系统性、贯通性和完整性。有鉴于此，《新时期湖北文学流变》的编撰者开拓视野、调整格局，以湖北文学及各类文体自身发展演化的轨迹为主线，辅之以鲜活、生动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创作的详细阐释，“史论结合”，实现地方文学及各类文体研究的一体化，从而获得了新时期湖北文学研究的独立品格，并促成了该著原创性极强的选题意向。例如，对湖北文学的“重镇”——小说流变史的研究，依照其自身的演进规律划分为三个阶段：“抒情时代”（1978—1987年）、“叙事时代”（1987—1993年）和“言说时代”（1993年至世纪之交），分别就“复苏期”成就较高的短篇小说创作、“自觉期”的中篇小说创作和“多元化期”的多样化小说创作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对湖北文学从随“大流”文学创作“古典时期”到获得独立意识的“现代时期”再到众声喧哗的“后现代时期”各个阶段的发展特征和创作特点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从系统的流变轨迹中去提炼湖北文学的发展规律、挖掘湖北文学演进的内在动因。
其二，自觉地站在当代的高度，以新的时代眼光和清醒的反思意识，审视湖北文学二十年来流变的得失，同时对若干问题提出前瞻性的看法。王先霈在序言中提到这样一种情况：“感情影响理性的冷静和精确，这就是当代人写当代史、本地人写本地史的弊病”，“褒有余而贬不足”本来就是文学批评的一个普遍现象，何况还牵涉着一份“乡党”情谊，对湖北文学创作和湖北作家的充分肯定是抬升湖北文学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对湖北文学发展的经验教训和作家创作的不足之处进行反思和“内省”也是不可或缺的，这种“向内”的深度探索往往被人有意规避和忽略，这也表明我们面对自身的怯懦与胆小——特别表明了我们文学生命力的不够强盛，一种敢于“内省”的地方文学才是真诚坦荡和率直的，一种敢于直逼弱点的地方文学才能造就无比生动无比真切的真正艺术品。该书特别值得肯定的一点就是编撰者们对湖北文学发展“不尽如人意处”的正视和反思，例如湖北文学对楚文化浪漫品格的遗失，有名家无名作的尴尬状况，作家独立品格和创新意识的迷失等湖北文坛确实存在的现象和状况，该书能够勇敢地指陈出来并作出了初步分析，认为是湖北人过于世俗的精神气质、“九头鸟”精明有余的文化心理，以及不够健全的“作家的灵魂”所造成的。此外，对于其他文体如诗歌、散文和戏剧发展的不均衡和“营养不良”情况也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并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构思，这些对于实现湖北文学的良性发展都是不无裨益。
其三，从同国内当代文学的多重联系中、同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的多重关联中，对国内文坛有一定影响的湖北作家的创作特点进行全方位剖析，总结湖北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当我们对文学作品进行共时性和历时性的交叉观照时，就会了解到不同的文学思潮流派、文化语境和不同的创作风格之间其实也隐藏着一种“对立互补”的关系，由此，掌握某部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并不等于发现了艺术规律，把艺术作品背后的完整世界纳入理性思维的判断，才有助于我们的深入的审美判断。能够结合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与普遍联系对湖北作家的创作进行分析是该著的又一特色，这种写作模式下的作家论才显得厚实，体现出研究者丰富的学术积累和深广的学术思路。例如，该著对刘醒龙“乡土小说”创作的解读，首先将中国现代以来的乡土文学进行了系统概说，指出乡土文学创作长期以来存在的角度单一、表现平面化的缺失之处，然后结合刘醒龙的小说创作分析出其乡村生活表现的“立体化”特点，并予以了充分肯定。再如对“新写实”的两位重要湖北作家——池莉和方方创作特点的分析，首先在绪论中就对“新写实”为什么能够在湖北地区“成形”的文化因素、外来思潮和人文地理进行了总体观照，为后文两位作家的具体分析做了很好的铺垫，有助于从整体到局部全面把握作家的创作特点。通过这样的方式提炼出来的文学创作经验和教训就更加有说服力和学术价值。
对丰富复杂的湖北文坛二十五年来的文学现象进行全景式的观照并作出流变规律的分析是一项有相当难度和挑战性的工作，纵观全书，编撰者的学术预想和学术目标得到了初步实现，以上几点的分析与归纳仅仅反映了研究工作中部分特色，更多更深入的总结留待读者的发现，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编撰者努力把握当下地方文学“脉搏”的勇气与胆量、注重价值判断与多元取向的融和统一、宏观把握和与各类文体发展研究的分类组合，使得该书获得了创新性、厚重性、系统性的特点，这与著作者们甘于寂寞的学术精神和艰辛扎实的学术探索是分不开的。
自然，该著也有其不足之处，虽然在绪论中提出了宏大的研究设想和一些很值得关注的湖北文坛现象，如楚文化精神的失落、湖北文学创作“慢半拍”的情况以及“世俗化精神”在湖北（武汉）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内在动因等等，但这些话题在具体写作过程中却没有得到更加深入地发掘和研究，所作的分析阐释也给读者一种“不痛快”的感觉。湖北文学理论批评家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传统作协批评力量比较单薄。李鲁平长期在武汉文联任职，长期从事文学批评工作，格外关注湖北文学。他的评论集《湖北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学亲历》，带有更多的湖北文学研究的现场感。从宏观上看，《湖北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学亲历》全面反思、审视了近三十年湖北文学，勾勒了湖北文学发展的历程与总结了湖北文学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李鲁平的宏观思考，着眼于文学发展规律与中国文学发展趋势与高度，对湖北文学的总结就既有理论深度又贴近实际。不仅如此，《湖北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学亲历》还细致地分析和评述了湖北代表性作家如邓一光、刘醒龙等，又有湖北地区的小说、散文、诗歌的细致分析。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深入地反映出了湖北文学地发展脉络。论文集反映了作者良好的理论素养、敏锐的学术目光与细腻的文学感受能力。湖北地区理论批评家众多，三十年来持之以恒地关注湖北文学的并不多。论文集的出版不仅是李鲁平个人的收获，也是湖北地域文学研究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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