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放与多元：文学史观念的更新
观念的更新是文学史研究有所突破的前提，转型时期本地区的现当代文学史研究首先在观念上体现出开放与多元化特征，具体包括以下三类代表性的文学史观念。
一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观念。如黄曼君主编的《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陈国恩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外文化》、昌切的《思之思：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论》、金宏宇的《新文学的版本批评》、王泽龙的《中国新文学思潮研究》等著作，所用“百年中国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等概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那就是打破以往的现、当代文学史分期，在现代性视野下，将二者融为一个整体进行观照。20世纪中国文学时间脉络的打通，不单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或时限上的任意延长，而是为了打破以往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负累，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出发，寻找到新的切入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观念伴随着“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应运而出，对新时期的文学转型曾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这一概念本身还存在相当的分歧，但它所代表的自由的文学史本位是毋庸质疑的，因而得到了本地区大多数学者的接受和认可。
二是以《中国文学编年史》为代表的中国文学通体观。相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时序概念而言，《中国文学编年史》（现当代部分由於可训主编）中的“中国文学”概念显然更注重文学史线索的共向联系，（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中国文学”概念区别于狭义的民族文学观念，因为著作无论在形式或内容上都没有表现出对西方文学经验的排斥，相反，在统一的文学史观念观照下，常有吸收和融化。因而，它体现的是一种更加宽容的文学史观）。著作虽有现代卷和当代卷的分卷，但实际只是一个形式，在编撰体例上它几乎淡化了古代、现代和当代所有的时间分期，而从广阔的文学文化视野出发，直接将其纳入到中国文学整体流程当中，让其成为中国文学整体的一部分，突出与传统文学脉络的因果联系。具体操作程序上著作减少了史论的比例，将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当中的诸多史实以编年形式加以精密组织，以提高史实的重要性，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还原真相。当然，在史实的选择和编排上，作者做了精心的安排，以现当代卷部分为例，在注重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文学本位前提下，著作新增了文学理论这一板块的编入，同时对文学的外部因素，如重要的文化政策、对知识阶层有显著影响的文化活动（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事件等）以及思想文化经典的撰写、出版和评论等加以关注。既突出了文学史的审美本位，也拓宽了文学史的研究视野。
中国文学史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和研究长期依赖西方理论观点作支撑，往往容易忽视中国文学发展的特殊语境，造成了文学史空间的割裂及阐释的偏颇，这对中国文学的整体性和连续性的把握显然是不利的，《中国文学编年史》的通体文学史观，突出了现当代文学发展与传统文学文化的联系，在方法论上突出了本土经验的优势，同时，对于阻止西方文学观念对中国文学事实的简单阉割，树立一种更为客观的文学史观念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是以黄曼君、周晓明等为代表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观。同样，他们出于对既有的现当代文学史分期的不满，主张将被普遍接受的“中国现代文学”或“中国现当代文学”更名为更具有开放性、包容性、过程性与现实性的“现代中国文学”。在他们看来，首先，“20世纪中国文学”、“百年中国文学”等流行概念虽然在现代文学学科意识和基本的文学史观念的进化等方面有着自身的贡献，但也有着自身的局限：两种提法在分期问题上都体现为一种时间跨度，这种时间跨度容易造成“量的初始点”取舍的武断性、随意性和“量的终止点”限定而带来对对象自身进程的强行终止。而“现代中国文学”中的“量”从起点到终点都是开放的；其次，相对于“前学科时代”的“新文学”和“学科化时代”的“现代文学”的提法而言，“现代中国文学”以现代民族和主权国家概念划分其范围和性质，在文学对象、形态的包容性方面，凡“现代中国史”上发生的文学现象，均可被视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对象。这就克服了前者带来的学科领域、学科意识、或文学史观念的偏狭。第三，相对于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而言，“现代中国文学”既是一个具有较长历史跨度的概念，也是一个前有过渡性、后有发展性的概念，其过程性特点更有利于描述现代中国文学的一般史或专题史。第四，“现代中国文学”的提法，无论是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还是作为一种发展了的、具有核心意义的文学史概念、观念，不仅有着历史和学理上的依据和合理性，同时也更有利于现有近、现、当代文学文学学科分支的重新整合。“现代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有相当的合理性，相对于之前的文学史观念而言，也有明显的创新意味，其关节点是对“现代”这一核心概念做出清晰的界定。黄、周等人提出的“现代中国文学”概念和相关的研究正在逐渐深入，并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
二、丰富与创新：文学史研究范围的拓展
较之新时期而言，转型时期湖北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在范围上有了明显拓展。其间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既有打通现、当代部分的通史著作如於可训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现、当代卷），丰富多彩的断代史著作如王先霈、於可训主编的《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方长安的《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李遇春的《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周新民的《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罗晓静的《寻找“个人”——论晚清至五四现代个人观念的发生》等，同时，又在思潮史、社团流派史、各文体史以及史料整理等方面收获颇丰，仅以思潮研究为例，就出现了陈美兰的《文学思潮与当代小说》、陈国恩的《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昌切的《思之思：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论》、何锡章的《理性与浪漫的永恒巨流》、廖超慧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许祖华的《小说新人与小说新潮》、王又平的《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王泽龙的《中国新文学思潮研究》和《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等一系列著作。这些成果体现了本地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旺盛势头，同时它们在在历时与共时两方面建构起完整的研究体系，为今后的文学史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参照，同时也树立了更高的目标。
相对而言，本地区学者在一批特色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如以文学理论批评史的撰写、版本批评以及自由主义文学研究等为代表的系列成果的出现，就对文学史研究具有重要开创意义，既体现了本地区学者的整体实力，也保持了学科研究的前沿性。
文学理论批评史以黄曼君主编的《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和古远清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为代表。他们将文学理论批评纳入文学史的叙述体系，弥补了以前文学史理论批评史缺席的不足，无疑是一次新的拓展，最大程度上还原了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完整性。作为一部文学理论批评专题史，黄曼君主编的《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以百年为限，（上起1895年，下至1990年），着眼于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整体，以文学理论批评由古代到现代的转型及其现代品格的确立为线索，划分为“中国文艺启蒙的先声与近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兴起”（1895—1917）、“‘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与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创建”（1917—1927）、“左翼文艺运动与多元化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1927—1937）、“解放区、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体系的建立”（1937—1949）、“建国后社会主义的文艺运动与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展开”（1949—1976）、“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运动与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繁荣”（1976—1990）等六编，详细描述了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历程。其史料之丰富，论述之严谨，填补了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整体研究的一项空白。古远清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则以私家治史的姿态，将文代会后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分为两编：一元化的“二十七年”（或称为“毛泽东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和多元化的80年代（或称为“后毛泽东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力图从动态角度对此一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状况做出明晰的展示。同时，著作对当代有代表性的流派及理论家的观点进行系统的阐释和评析，突出了自己独立、自由的个人文学史观。相对而言，黄著巨大的规模和建构、富有创见的理论和观点都充分体现了本地区学者们的整体成就，而古著由于保持了个人思想的独特性与连贯性，成为当代个人治史的杰出代表。对于此一时期文学理论批评史的撰写而言，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丰富了文学史的内涵，拓展了文学史的研究空间。
版本批评是本地区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另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领域，主要以金宏宇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和《新文学的版本批评》为代表。如著作者所言，图书版本作为文学作品的组成部分，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但传统的版本研究一直停留在弄清版本源流、辨明版本真伪和优劣等孤立的版本学层面，又与文本研究处于一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尴尬境地，缺乏理论上的互通与交流，更少有实践意义上的彼此融合，因此在版本研究与文学研究的交界处留下一大片未开垦的空白地。针对这一现象，金宏宇在新文学领域首先提出版本批评的概念，并运用新的观念和视角，跨学科、多角度的研究方法，将版本研究与文本研究从文学内外两个向度紧密结合起来，建立起一种更具开放性与包容性的研究范式，从而开拓了全新的研究领域。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到《新文学的版本批评》，金宏宇先后对现当代文学史中若干有代表性的作品版本进行了精彩的批评实践，如《倪焕之》、《家》、《子夜》、《骆驼祥子》、《围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青春之歌》、《创业史》以及《雷雨》、《屈原》、《天国春秋》、《风雪夜归人》、《蚀》、《八月的乡村》、《无望村的馆主》、《怨女》等，这些成果不仅是版本批评理论的实现，也理所当然成为现当代文学史叙述的重要内容。
自由主义文学研究主要以刘川鄂的《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为代表，著作将自由主义文学范畴界定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那些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文学观念影响的独立作家和松散组合的文学派别，他们创作的那些具有较浓厚的超政治超功利色彩，专注于人性探索和审美创造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文学现象。”（刘川鄂：《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武汉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21页。）。换言之，著作把自由主义文学（包括作家、作品及文学思潮三方面内容）当做一个独立自足的文学整体，以区别长期以来以左翼文学为主体的文学史模式，建立新的文学史研究范式，这一起点决定了著作的成就。具体而言，著作在历时方面梳理了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发展脉络，将其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近代的移植与萌芽阶段、五四及20世纪20年代，与民主主义文学和有初步社会主义倾向的文学同途而殊归阶段、20世纪30年代，与左翼文学、民主主义文学既对立又互补阶段以及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挣扎与断裂阶段，其中包含了对各阶段重要的自由主义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的论述和评价。同时，著作还在共时层面挖掘了这一线索背后的深层意蕴，譬如中国自由主义作家创作心态，著作从自觉的作家意识、对中外文学遗产的开放态度、对人性的深切关注和鲜明的文体意识等方面分别加以阐释，颇具深度，并认为这些方面构成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阵营的鲜明特点，是其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出出色贡献的根本原因所在。由此也体现了自由主义文学研究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三、传统与现代：文学史的多角度切入
转型时期本地区的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在纵深角度的挖掘，主要体现在对文学史进行了多角度的深入观照。表现在方法论特征上，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许多独立角度的创新。
第一，传统研究方法的继承。传统文论重视从社会、历史角度对文学进行分析阐释，思想史和文化史是其重要的参考内容。转型时期本地区的文学史研究同样体现了这方面的特点：注重从文学的外部角度如思想史或文化史等角度介入文学史研究，不过在内容表现上有了新的质变。就思想性而言，更多是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现代性观念的关注，以及深层次生命终极意义的哲学思考，如昌切的《清末民初思想主脉》以清末民初思想史的整体变迁为线索，在其动态的发展过程中寻找思想史与文学史的密切关联，著作对一系列启蒙观念的阐释也都带有着强烈的逻辑思辩色彩；王乾坤的《鲁迅的生命哲学》试图从生命哲学的基本理论出发，以“中间物”为轴心概念，将鲁迅生命哲学归纳为一个有机的体系，以建立新的鲁迅解读范型，是本时期鲁迅研究往更深层次掘进的突出成果；罗晓静的《寻找“个人”》选取“个人观念”作为研究对象，着重从发生学和观念史的角度去厘清中国晚清至五四时期现代个人观念的发生演化，对改变先前“个人观念”使用的模糊和混杂状态大有裨益……不一而足，思想史的和思想深度的突入构成本地区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
文化史的多角度渗透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者显性表现为文学史与文化史的影响研究，如陈国恩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外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与文化透视》、昌切的《世纪桥头凝思：文化走势与文学趋向》、樊星的《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和《当代文学与多维文化》、张卫中的《新时期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传统文化》、李俊国的《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研究》等分别对文学发展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地域文化、代际文化等的内在关联做了准确合理的分析，对各种文化传统、文化潮流对文学的冲击和影响作出有力的价值判断，体现了著作者独特的理论视角，不仅如此，这种影响研究也让文学史的叙述变得更加丰满生动，譬如李俊国的《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研究》，作者在当前比较成熟的都市文化背景下，对中国现代都市小说进行重新审视，做出了新的判断，并对与都市文学相关的都市文学经验、都市言说方式等创作问题也做了回顾与总结，极富启发性，更增加都市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的表现力。另一方面的表现要隐秘的多，它渗透在文学史研究的过程中，体现为著作者较为宏阔的文化视野。如於可训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现、当代卷）、黄曼君主编的《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古远清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方长安的《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等，都将文学研究与文化视野较好的结合起来，寻找到二者精神上的一致性，由于上面已经提及，这里不再赘述。
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渗入对文学史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能从一个侧面深入文学史的研究。但如若三者的关系处理不当，则可能对文学史的审美本位造成威胁，使文学史蜕变为思想史或文化史的附庸。本地区学者在处理三者关系时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譬如廖超慧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在结构上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突破了以往文学史或思潮史以中国革命史为参照系进行的历史分期，转而从文学的内部构成出发，将论争史划分为“中外人文思潮认同的差异”、“审美追求的差异”和“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合流”三大部分。从现代文学思潮论争的哲学层、美学层、文学层三个层面进行了分别进行了阐释，以求“充分体现文学自身的特征及科学性、开放性和民族性”和“深入地揭示这一历史时代思潮论争的因由和实质，以探索其发展规律。”（廖超慧《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后记》，武汉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047页。）。著作的整体成就肯定了这一结构的合理性。
相对而言，张箭飞的《鲁迅诗化小说研究》从诗化小说理论入手，将鲁迅小说纳入到一个新的研究体系当中，不仅体现了作者的审美自觉，同时还从另一角度重新点燃了传统研究理念的光芒。著作依据诗歌的文本特征，将诗化小说“丰盈的诗意”还原为三个层次：思理的层次、意象的层次和音乐的层次，三者之间的互动与合作构建了完整而独特、有限而抒情的鲁迅诗性叙事的统一体。并进一步以细读的方法深入解析鲁迅诗化小说的风格构成及表现形态，大大拓展了鲁迅小说研究的视域。可以肯定的是，从文学内部角度来理解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张著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它可能挖掘民族文学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所在。
第二，与大规模的融入传统研究方法不同，转型时期湖北地区一批学者锐意进取和创新的努力，主要体现在对西方理论与方法的借鉴与应用上。他们的研究常从文化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知识出发，在一些重要领域进行深入挖掘，取得了较好效果。
文化学研究如周晓明的《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著作将新月派置身于中国留学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从世界化、现代化、文化化等视域对新月派进行了准确的历史定位：首先，新月派作为后五四时期以美英留学者为主体的社团和群体，其文化、文学活动明显地具有留美文化、尤其是美英留学文化的性质，它在现代中国跨文化交流、特别是美英文化文学思潮的传播和濡化过程中扮演了中介和中坚作用；其次，新月派同其他新文化、新文学社团或派别一起，致力于以反旧文化，提倡新文化为表征的现代文化变革，并以其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文化文学实践，为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型和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一方面的贡献；第三，在文化化视域中，新月派作为作为深受美英文化传统影响的、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自由派、改良派，与其他各种思想派别，尤其是与左右两大文化思潮、文化派别处于比照和对立之中，使中国文化呈现出多源与多元互动并存的精彩格局，同时也因之获得了独立存在的价值。这样，著作通过寻找文学社团流派发展的轨迹，找到其在世界化、现代化、文化化等视域中的位置及相应的因果关系，说明文学不是做单线的自足的发展运动，而是有着更加开放广阔的生存时空——多源与多元的文化时空。
此外，李遇春的《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和周新民的《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等著作从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角度对一时期的文学史进行了精细的研究，理论运用得当且论述严谨、阐释充分，体现了敢于创新的学术勇气。譬如上述二著都借鉴了福柯的话语理论，但重心各所不同：李著同时结合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探讨红色文学秩序中中国作家的话语状况，揭示其与作家心理、文化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周著则主要借鉴话语理论的谱系分析和批判分析方法，揭示了“人”的话语的历史性特点，并以“文革”后近三十年的小说创作为例，在纵横两方面构筑起一个完整的“人”的话语网络，最终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生成与发展受西方影响颇多，这使西方理论的运用有了一定的可能性与合理性。但西方理论的实践与运用必须建立在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语境基础上，脱离具体语境谈问题是非常荒谬的。上述几部著作在借鉴西学理论的同时，都十分注重本土化的文化语境和创作实际，这也是它们能够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
新时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震荡，原有的学术生态遭到了严重破坏，出现了价值观念和评判标准的失衡，学科边缘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同样受到目前普遍浮躁的社会心态的影响，但湖北地区学者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却表现出了“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治学态度，取得了丰硕成果。他们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塌实的学术作风令人敬佩！也正是从他们身上体现出了对文学审美的执着和当代知识分子的灵魂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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