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朱自清这些现代解诗学思想的思考与实践，其西方的理论资源，究竟是什么？这些理论资源与传统资源相碰撞，给予朱自清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
朱自清一向重视诗的细读与分析。他这种自觉实践的意识，主要用在古典诗歌上。这与他熟悉中国传统诗论批评有关。
如他谈到古典诗歌时曾强调说：“就一首首的诗说，我们得多吟诵，细分析；有人想，一分析，诗便没有了，其实不然。单说一首诗‘好’，是不够的；人家要问怎么个好法，便非先做分析的工夫不成。”在表述这一观点后，朱自清又举古典诗歌解诗的事例，证明自己注重“分析的方法”的见解。“譬如《关雎》诗罢，你可以引《毛传》，说以雎鸠的‘挚而有别’来比后妃之德，道理好。毛公原只是‘章句之学’，并不想到好不好上去，可是他的方法是分析的；不管他的分析的结果切合原诗与否。又如金圣叹评杜甫《阁夜》诗说前四句写‘夜’，后四句写‘阁’，‘悲在夜’，‘愤在阁’，不管说的怎么破碎，他的方法也是分析的。从毛公《诗传》出来的诗论，可称为比兴派；金圣叹式的诗论，起源于南宋时，可称为评点派。现在看，这两派似乎都将诗分析得没有了，然而一向他们很有势力，很能起信，比兴派尤然；就因为说得出个所以然，就因为分析的方法少不了。”谈到他所开设的“陶渊明诗研究”课程，他说：“陶诗余最用力，而学生不甚起劲，大概不熟之故，嗣后当先将本文弄清楚，再弄批评。”（1933年10月5日日记，《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254页）这些实例说明，他对于比兴派、评点派的传统诗学批评，已经认识到它们的一个弱点，是忽视了对诗的本来意义的分析，或以比兴观念笼罩一切，或随任己意评点，遂将诗“分析得没有了”；他对这种分析方法感到不满；而传统诗学原有的一些理论资源，又不能够完全“将文本弄清楚”。因此，他开始自觉地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诗学批评理论。在这方面，就文本细读方法和诗的多义性而言，他显然是接受了瑞恰慈和燕卜荪的理论、思想和方法。
艾·阿·瑞恰慈（1893—1979），英国人，剑桥大学、哈佛大学教授，是20世纪西方新批评派的大家，著有《美学基础》（1921）、《意义的意义》（与奥格登合著，1922）、《文学批评原理》（1924）、《科学与诗》（1925）、《实用批评》（1929）等。在《实用批评》里，“他首创的‘细读’方法为新批评派的理论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依据”。1929年到1931年间，他还曾作为客座教授，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国立大学讲学。瑞恰慈的批评理论与方法，在当时的中国诗歌批评界与学术界，受到很大关注。如清华著名诗人曹葆华，当时就系统介绍过他的著作。曹葆华这样认为：“瑞恰慈（I。A。Richards）是被称为‘科学的批评家’的……现在一般都承认他是一个能够影响将来——或者说，最近的将来——的批评家。因为他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趋附时尚的作家，实际他的企图是在批评史上划一个时代——在他以前的批评恐怕只能算是一个时期。关于他的重要，虽时常不能和他同意的爱略忒（T。S。Eliot）也承认的。”瑞恰慈“在文学批评中是一个开创新局面的人。他在这方面的工作，确实是前无古人的”。“他看透了过去一切批评共有的根本弱点是什么，而想加以补救……他认为前人说的多是模糊惝恍的话语，听者固然不知所云，说者也往往莫名其妙；所以要想改正，首先必须有心理学的智识，拿了这种智识，才能把语言文字的意义弄清楚。”瑞恰慈“曾经说过，他治文学批评直接间接都希望贡献于另外一种新的科学——这种科学他和不多几位学者正在开始研究着：他们叫它为‘意义学’。他和阿克顿（C。K。Ogden）曾合著一本《意义底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这里所分的四种意义便是其中精义的一部分”。他的四种意义，指意思、情感、语调、用意，“我们觉得把意义这样一分，的确有不少好处；文学批评中有许多问题，因此都可以得到解说。读者虽然不能尽悉这些问题，但在领略了四种意义后，在欣赏诗的时候试为应用，必然得到很大的帮助”。叶公超也这样肯定说：“瑞恰慈在当下批评里的重要多半在他能看到许多细微问题，而不在他对于这些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我希望曹先生能继续翻译瑞恰慈的著作，因为我们相信国内现在最缺乏的，不是浪漫主义，不是写实主义，不是象征主义，而是这种分析文学做的理论。”
瑞恰慈批评理论中关于意义分析的理论和他所倡导的文本细读理论与方法，对清华学者和关注诗歌文本意义分析的朱自清，自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瑞恰慈的学生燕卜荪所著的《朦胧的七种类型》，是实践瑞恰慈这种主张的学术力作。威廉·燕卜荪（1906—1984），英国批评家，诗人。1937年来中国，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不久平津沦陷，随校南迁，在西南联大任教。1940年返回英国，任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编辑。1947年重返北大任教，至1952年回国。瑞恰慈的诸多著作，以及燕卜荪著的这本书，在观念和方法上，都对朱自清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相关的材料，来证明我们上述的推断。
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的记载，是在朱自清1931年10月14日留学英国的日记中，就有这样的内容：“兹列本年度拟读书目如次”，内有“5.里查斯的作品七种”。1932年留学英国的日记里，所列“想在国外时读以下一些书”的“现代作家的作品”名单中，也有理查斯在内。（1月21日，《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106页）同年2月，在所开列书目中，仍有：“理查斯《含义中的含义》”。（2月12日，《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112页）他并记在“在秦的午餐会上遇理查斯（Richards）夫人”。（3月16日，《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122页）这里提到的理查斯，即瑞恰慈。这些材料说明，瑞恰慈的全部文学批评理论著作，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即已屡屡纳入朱自清阅读与接受的视野。
1932年8月归国后，朱自清更加关注西方现代诗学批评理论。1932年9月的日记里，即有“拟研究兴诗，并读西人评诗之文”的记载。（9月29日，《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162页）稍后，又载：“定习日文、英文，读诗论及批评书。”（10月19日，《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167页）
他还经常与叶公超讨论瑞恰慈的学说。1932年12月，朱自清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忆日前一多来谈，所谓模印理论者利用纸上空间（SPace），由作者规定诗之读法，如剧之由导演主持也。后公超来谈，谓此说近已过去，因作者不易为人解，近年来诗家惟重隐喻（Meta-Phor）。中国语言中每字常兼数用，似可向此方发展。公超又谈理查斯主张传输（Communicable）最有影响。但所谓易解，为何人所易解乎？伊斯特曼（Eastman）主凡能了解普通文字之人皆当能解，公超意不谓然，以为只少数人能解便可。公超又谓与一多谈及模印理论彼甚保守（Conservative），但其讲演时已用此说，可谓勇于求新者矣。”（12月26日，《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178—179页）又一次，叶公超与他讨论一首美国意象派诗作《日落》时，谈及西方现代诗歌批评说：“又谓现在只有诗与读者，而无诗人，不似昔者有诗人、诗篇、读者三方关系也。”（11月15日，《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173页）
叶公超当时为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朱自清为中文系主任，两个人关系和学术趣味甚洽。他们对于西方先锋性的文学理论，都很敏感，颇多了解与兴味。“与公超相对常得益，然其锋芒（SharP）亦实实可畏。”（1934年1月14日，《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276页）朱自清日记中多有他们一起讨论的记载，此只是其中之一二。这里，叶公超与朱自清所谈论的瑞恰慈主张的“传输”，就是他提出的关于诗的语言意义以及传达与接受的理论。“只有诗与读者”无诗人，就是新批评理论主张的忽略作者本身的背景，而重视诗歌文本的分析与读者的接受。他们确是在努力吸收新的滋养，自觉地更新自己的批评观念。
这些努力的痕迹，在朱自清这一时期的日记里，看得十分清楚。
如1933年这一年里，朱自清在日记中载：“晚公超来谈，谓卞之琳确有现代（Modern）作品，在陈梦家、方玮德之上。又谈T。S。艾略特之批评以简劲胜。”（5月12日，《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220页）“公超谈美人格鲁丁（Grudin）在《论丛》（SymPosium）上作一文，驳理查斯（Richards）之说，以为语言装载（Carry）思想而非表现思想，理查斯未明此点，彼意意义只须分分解（Context）及联系（Signatory）两种，理查斯亦有文驳之”。（10月14日，《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256页）五天后，朱自清日记再载：“晚公超来谈拟作一论批评文，首述历代三派批评……次论近代批评：1.精神状态产生观念（Mental state which Produces the ideas）；2.交流的意图（Meaning of terms）；3.在读者中的实效（Effects in readers）。又论理查斯于用意尚未说得透彻，此层甚重要也，（感觉〔sensations〕之表现最不易传达）。”（10月19日，《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257—258页）后来又载：“晚公超来谈道内《创作想像》（Downey：Creative Imagination）可看……又谓理查斯有一文载《标准》上，又加两种意义。”（11月5日，《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261页）岁末又记：“读理查斯所为李安宅君《意义的逻辑·序》”，并详细摘录了其内容要义，里面涉有关于“论思想、文字、事物三者之关系乃科学之基础”等思想（12月23日，《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270页）。
这几则日记，记载叶公超与自己交谈，或自己的阅读，大都与瑞恰慈的批评观念及其学说在世界引起的反响有关，已经涉及瑞恰慈关于注重文本阅读中作者交流意图和读者接受的理论。
1934年至抗战爆发之前，朱自清在日记中，仍不断有相关内容的记载。
如1934年：“昨晚读完理查斯的书及詹姆森的评论。”是日所列“今夏拟读之书”清单里，还有“1.理查斯的《文学批评的原则》、2.《评论》”，燕卜荪的“6.《七种意义不明确的话》”，及瑞恰慈的等“7.《意义的含义》”、“9.《意义学》”等。（7月26日，《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308-309页）“开始读《七种意义不明确的话》，相当难懂。”（7月30日，《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310页）“读完理查斯的书。”（9月15日，《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319页）“读完李安宅的《意义的逻辑》，摘录了一些章节。”（9月30日，《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321页）“读奥格登和理查斯的书。”（11月25日，《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331页）“读《意义的含义》一书。”（12月3日，《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332页）“读R和O的书。”（12月22日，《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335页）
1935年：“开始读O和R的书，读完附录一，读《颂歌》。”（1月22日，《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339页）“乔治（按：即叶公超）归来。他推荐理查斯的基本教材：《东方和西方》。”（8月8日，《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374页）“读完查理斯之《基础教材》。写得甚好。他说释义方法有二，一为替换，一为按原文之意义及效果改写，初学者不能办到。这样至少可使原义更清晰。”（8月23日，《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376页）
1936年：“读理查斯（Richards）与奥格顿（Ogden）所著之《美学基础》。”（2月1日，《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401页）“读完《美学基础》，严谨之作也。”（2月2日，《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401页）“决心在年内读下列书籍”中，列有：“3.论评论的两本书”、“4.七个典型”等。（2月7日，《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401页）“读奥格顿·桑德之《心灵的感觉与可理解性》”。（1936年4月13日，《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412页）“参加理查斯博士的欢迎会。”（5月23日，《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416页）“参加理查斯关于‘何谓语法’之讲演会。讲了以下几点。”其中所列“语法之目的”里，列有：“a。在教学中成功。b。向学生提供规范和标准。c。对语言进行心理分析。d。提供语言中逻辑形式之研究。e。为不同语言的不同方面提供进行比较的结构。f。提供与思想情感有关之语言形式的研究。g。提供解释之练习。”（6月8日，《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419页）“我决定每周读一本中文书，每月读一本英文或日文书。”所列书单中，就有《语法基本原理》、《意义的涵义》等（9月12日，《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436页）。
1937年又记：“《哲学与文学》编辑委员会在一多家开会……他说有人向燕卜荪（EmPson）先生提出要他在北大外语系任教，叶乔治向蒋校长推荐燕卜荪，蒋个人同意了。这里我未及问叶是否经过了系主任的同意。”（5月13日，《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467页）“暑假计划……3.理查斯、里托利克和辛南琴等三种西方文学史。”（6月27日，《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471页）“读《荒原》。此作于艺术上有伟大创新，惜音节无美感。”（11月18日，《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497页）这里的一些日记，已经充分说明：1，朱自清很注意瑞恰慈、燕卜荪的文学批评与学术思想；2，他认真读了瑞恰慈的主要学术著作，包括他的文学史著作和诗学批评著作；3，先受聘清华大学，后来继续在西南联大任教的燕卜荪，曾为朱自清所关注。而这些阅读、接受与关注，在朱自清的诗学批评思想中，都与他对于传统诗学的修养结合，酿成现代解诗学思想的重要资源和契机。
瑞恰慈、燕卜荪的批评思想，对朱自清文学批评思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第一，是朱自清对于文学作品意义分析的重视。如1933年他就赞同并接受瑞恰慈的观念，说：“郭绍虞先生说这种方法（按：指严羽《沧浪诗话》里提倡的以‘兴趣’论诗：‘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近游戏，多模糊影响之谈’，是不错的。兴趣论所论的其实也与作家或作品无多交涉，只是用感觉的表现描出作品的情感部分而已。但情感以外还有文义、口气、用意等（用英人瑞恰慈说），兴趣论都不去触及；‘模糊影响’，就为的这个”。他以这个观念尺度，反思中国传统以“神”、“气”、“味”等观念与形容词论诗的局限，说：“对于诗文的文义、情感、口气、用意四项都经指及，但只囫囵地说，加以用得太久，意义多已含糊不切，所以没有很大的效用。”朱自清又说：“大概因为做了多年国文教师，后来又读了瑞恰慈先生的一些书，自己对语言文字的意义发生了浓厚的兴味。十几二十年前曾经写过一篇《说话》，又写过一篇《沉默》，都可以说是关于意义的。还有两三篇发表在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我读过瑞恰慈教授几部书，很合脾胃，增加了对于语文意义的趣味。从前曾写过几篇论说的短文，朋友们似乎都不大许可……而客观的分析语文意义，在国文教师的我该会合宜些。”他分析文本，特别关注“文字与意义”，“文字有文义（Sense）与用意（Intention），最好能分别清楚。如‘该死’二字，文义是应该死掉，其实用意不过表示自责或责人。这种只是表感情的词，与表思想的不同”。
第二，对于诗歌多义性的认识和实践。朱自清说：“‘意义学’这个名字是李安宅先生新创的，他用来表示英国人瑞恰慈和奥格登一派的学说。他们说语言文字是多义的。每句话有几层意思，叫做多义。唐代的皎然的《诗式》里说诗有几重旨，几重旨就是几层意思。宋代朱熹也说看诗文不但要识得文义，还要识得意思好处。这也就是‘文外的意思’或‘字里行间的意思’，都可以叫做多义。瑞恰慈也正是从研究现代诗而悟到多义的作用。他说语言文字的意义有四层：一是文义，就是字面的意思。二是情感，就是梁启超先生说的‘笔锋常带情感’的情感。三是口气，好比公文里上行平行下行的口气。四是用意，一是一，二是二是一种用意，指桑骂槐，言在此而意在彼，又是一种用意。他从现代诗下手，是因为现代诗号称难懂，而难懂的缘故就因为一般读者不能辨别这四层意义，不明白语言文字是多义的。他却不限于说诗，而扩展到一般语言文字的应用。”在涉及瑞恰慈的理论时，朱自清又说：“他说听话读书如不能分辨这四层意义，就会不了解，甚至误解。不了解诗或误解诗，固然对自己的享受与修养有亏。不了解或误解某一些语言文字，往往更会误了大事，害了社会……瑞恰慈被认为是科学的文学批评家，他的学说的根据是心理学。他说的语言文字的作用也许过分些，但他从活的现代语里认识了语言文字支配生活的力量，语言文字不是无灵的。他们这一派并没有设立‘意义学’的名目，所根据的心理学也未必是定论，意义学独立成为一科大概还早，但单刀直入的从现代生活下手研究语言文字，确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又说：“多义也并非有义必收：搜寻不妨广，取舍却须严；不然，就容易犯我们历来解诗诸家‘断章取义’的毛病……我们广求多义，却全以‘切合’为准；必须亲切，必须贯通上下文或全篇的才算数。从前笺注家引书以初见为主，但也有一个典故引几种出处以资广证的。不过他们只举其事，不述其义；而所举既多简略，又未必切合，所以用处不大。去年暑假，读英国EmPson的《多义七式》（Seven TyPes of Ambiguity，——按：今译《朦胧的七种类型》），觉着他的分析法很好，可以试用于中国旧诗。”朱自清的关于古典诗歌多义等阐释，都与接受瑞恰慈、燕卜荪等批评思想和方法有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第三，就是朱自清接受瑞恰慈、燕卜荪理论的影响，并与古典诗歌批评观念相呼应，酝酿并产生了一个系统的中国现代解诗学思想与实践，其结出的理论果实，就是我们已在前面论述的《新诗杂话》一书中那些富有创造性的解诗学文章。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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