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恰慈等新批评派对文本里的比喻作了具体分析。朱自清认同并接受了这种分析的观念与方法，说他们认为，这些比喻里面，“都有三个成分：一、喻依，二、喻体，三、意旨。喻依是作比喻的材料，喻体是被比喻的材料，意旨是比喻的用意所在”。朱自清在很多地方运用这些理论与方法，来分析古典诗歌作品。一个具体例子，就是对朱熹《观书有感》的解释：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朱自清说，这首诗，是写一个“抽象的题目”的“极罕见”的例子，然后具体分析说：这儿“抽象的题目”似乎是“读书可以明理定心”。朱熹《答江端伯书》说：“为学不可以不读书。而读书之法，又当熟读沉思，反复涵咏。铢积寸累，久自见功；不惟理明，心亦自定。”这一节话可以用来说明本诗的意旨——就是那“抽象的题目”。本诗是用比喻说道理——还是那“抽象的题目”——；那“水塘”的比喻是一套儿，却分为三层，每层又各有“喻体”和“喻依”（按：又译“喻衣”）。镜子般清亮的“半亩方塘”是喻依，喻体是方寸的心，这是一。“天光云影”是喻依，喻体是种种善恶的事物，这是二。“源头活水”是喻依，喻体是“铢积寸累”的知识，这是三。喻依和喻体配合起来见出意旨。第一层的意旨是定下的心，第二层是心能分别是非，第三层是为学当读书。这儿每层的喻体和喻依都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而三层衔接起来，也像天衣无缝似的。这是因为这一套喻依里渗透了过去文学中对于自然界的情感，和作者对于自然界的情感；他其实并不是“用”比喻说道理，而是从比喻见出或暗示道理——这道理是融化在情感里的。所以本诗即使单从字面的意义看，也不失为一首情景交融，有“具体性”的诗。
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朱自清将西方新批评的理论、方法与术语，自觉而恰切地运用于古典诗歌文本的具体分析，分“喻依、喻体、意旨”三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层面，将比喻的事物与被比喻的情感之间的关系，文句与文句，意象与意象之间的联络，一层层剥笋般地分析，讲解得丝丝入扣，合情入理，令人信服，与那些古典评点派或印象感悟派的批评比较起来，确然显示出他的现代解诗学思考对于古典批评方法的创造性超越。
朱自清与浦江清有过一段谈话，从接受新的批评观念方面来阅读，是颇有琢磨意味的。这次谈话的经过与内容，是这样的：“今日乃旧历端午节，午江清在此便饭，论批评派别，余等同意中国批评乃古典的，而归于政治，所谓褒贬美刺之观念影响极大，此可谓之历史的。知人论世即此种态度。另一种为艺术批评，江清谓中国批评大抵欣赏，评点者大抵如此，抑指出作者用心，乃说明的，此则当归于温柔敦厚或褒贬美刺一类去。又论金圣叹之批评，亦是欣赏，且重在论事。江清主历史的批评，但非政治的之谓，盖取泰恩（Taine）之说，考作者之环境性格。又论以新理论应用于古作品，而不用新术语，可能否？江清以为不可。”他们将中国古典批评派别，分为历史的批评与艺术的批评两类，而认为“欣赏的”批评，也属艺术的批评。在讨论西方新的批评理论时，认为将其用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应该引入新术语。不用新术语，想引入新的批评理论方法，是不可能的。这似乎是吸收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必由之路。我们所举朱自清的事例，就是引入新批评方法与术语，在古代诗歌文本细读中进行一种积极的尝试。
接受瑞恰慈、燕卜荪等新批评派文本细读法的影响，朱自清非常重视进入古典诗歌文本语言层面的分析，自觉地进入对诗歌语言本体的认知。他认为：“诗是精粹的语言。因为是‘精粹的’，便比散文需要更多的思索，更多的吟味；许多人觉得诗难懂，便是为此。但诗究竟是‘语言’，并没有真的神秘；语言，包括说的和写的，是可以分析的；诗也是可以分析的。只有分析，才可以得到透彻的了解；散文如此，诗也如此。有时分析起来还是不懂，那是分析得还不够细密，或者是知识不够，材料不足；并不是分析这个方法不成。这些情形，不论文言文、白话文、文言诗、白话诗，都是一样。”
在40年代初，朱自清参与《国文月刊》开设的“诗文选读”栏目，目的是要分析一些古典和现代的重要作品，帮助青年读者“了解”，引起他们的“兴趣”，而“更注意的是要养成他们分析的态度”。他特别强调要注意这种“分析的态度”的养成，就是对于解诗学理论与方法实践能力的培养。因为现代解诗学理论与方法的核心，在实践的意义上，就是对复杂文本的细读与分析的态度和方法。这里最重要的，是对作品的“分析”。朱自清接着就阐述了“分析的方法”与“透彻的了解”以及“作品的欣赏”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只有能分析的人，才能切实欣赏；欣赏是在透彻的了解里。一般的意见将欣赏和了解分成两橛，实在是不妥的。没有透彻的了解，就欣赏起来，那欣赏也许会驴唇不对马嘴，至多也只是模糊影响。一般人以为诗只能综合的欣赏，一分析诗就没有了。其实诗是最错综的，最多义的，非得细密的分析工夫，不能捉住它的意旨。若是囫囵吞枣的读去，所得着的怕只是声调辞藻等一枝一节，整个儿的诗会从你的口头眼下滑过去。”“就一首首的诗说，我们得多吟诵，细分析；有人想，一分析，诗便没了，其实不然。单说一首诗‘好’，是不够的；人家要问怎么个好法，便非先做分析的工夫不成。”他说自己在阅读作品中已经逐渐养成这样一个习惯：“我做到一件事，就是不放松文字……我注意每个词的意义，每一句的安排和音节，每一段的长短和衔接处，想多少可以补救一些自己的贫弱的地方。”因此，他认同和肯定古典诗学批评中那些接近解诗的理论，如他称赞历来对《古诗十九首》的“说解”中，李善的“最为谨慎，切实”，“虽然他释‘事’的地方多，释‘义’的地方少。‘事’是诗中引用的古事和成辞，普通称为‘典故’。‘义’是作诗的意思或意旨，就是我们日常说话里的‘用意’”。而“要透彻的了解诗，在许多时候，非先弄明白诗里的典故不可……李善注《十九首》的好处，在他所引的‘事’都跟原诗的文义和背景切合，帮助我们的了解很大。”他肯定宋代评点派理论方法，认为“读诗首先得了解诗句的文义；不能了解文义，欣赏根本说不上……评点大约起于南宋，向来认为有伤雅道，因为妨碍读者欣赏的自由，而且免不了成见或偏见。但是谨慎的评点对于初学也未尝没有用处。这种评点可以帮助初学了解诗中各句的意旨并培养他们欣赏的能力”。并欣赏纪昀的《瀛奎律髓刊误》，说“纪氏论诗虽不免过苛，但剖析入微，耐人寻味，值得细看”。朱自清强调细密地分析作品，注意每个词的意义，不仅注重弄清“典故”背后的“事”，更要解文“义”，作到“剖析入微”，了解一首诗一重或多重的意义或意旨。这种“不放松文字”而深入追究文义的态度与方法是朱自清对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与批评的实践。
朱自清的《古逸歌谣集说》，据经籍史传，引出每一古歌谣原篇，于各篇古歌谣，又按照时序，集历代文献和古今各家笺中关于本事、理论、注疏、考证与解说的主要观点，一一排列陈述，不按不断，方法虽仍袭旧例，然搜集严于实证，选择客观，于解释各篇意义，却颇着意而有益。作为1929年清华大学“古今诗选”班所用讲义的一部分，这里面隐含了朱自清对于传统解诗学观念方法的熟稔把握，也透露出他对解释文本意义的重视。
《诗名著笺》，对《诗经》里的20首诗，引录从毛亨说诗，齐、鲁、韩及朱熹说诗，一直到清人至近人说诗的原始材料，可以看见对这些诗篇的解释，怎样逐步走出儒家经典说诗的樊篱，而接近对真实内容的理解，虽然没有自己的评说观点，但已经包含着朱自清自己解诗的观念和实践了。如《关雎》，最后引近人陆侃如《中国古代诗歌史》“男子求婚诗”说，引了戴君恩《读风臆评》：“诗之妙全在翻空见奇。此诗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便尽了。即翻出未得时一段，写个牢骚忧受的光景；又翻出已得时一段，写个欢欣鼓舞的光景；无非描写‘君子好逑’一句耳。若认做实境，便是梦中说梦。”每首诗后面，还附录一篇自己选择的现代白话译文。这样不仅超越一般古代诗歌解诗诠释名物典故的方法，而且也隐含了在文本解读中增强理解和鉴赏作品能力的努力。
总的看来，这些工作，仍然属于古典诗歌解诗的范畴，里面虽隐含着许多科学的现代性的诗学观念，与西方瑞恰慈、燕卜荪等现代诗学批评理论之间，尚看不出有什么接受与影响之联系，多数都是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如朱自清说的：“陶诗余最用力，而学生不甚起劲，大概不熟之故。嗣后当先将文本弄清楚，再弄批评。”
努力“弄清文本”，并以多义的观念，进入古典诗歌文本解读的，是《古诗十九首释》、《诗多义举例》。在这里，每首诗，或虽仍保留有简略的注释（如《古诗十九首释》），或将注释文字列入阐释文字中（如《诗多义举例》），但主要的文字，则放在逐句逐字的解析上面。1935年前后，朱自清已经读过瑞恰慈、燕卜荪的有关著作，他认为这些著作中提出的文本细读、多义分析等“分析法很好”，也“可以试用于中国旧诗”。这些尝试当然是他对古典诗歌进行文本分析实践的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朱自清没有简单搬用西方的批评理论与方法，而是在进行文本分析时，尊重中国古典诗歌的表现特点，坚持吸收古代批评理论中有益的东西，将它与西方的文本细读方法融合起来，形成自己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古典诗歌解释。在这些解释成果里面，朱自清所坚持和阐发的“养成分析的态度”的思想，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关于“释事”与“释义”的关系。针对离开中国古典诗歌特点、忽略典故的意见，朱自清先生特别强调解诗中“释事”与“释义”结合的重要性。他在历来对《古诗十九首》的解释中，特别肯定了唐代李善注的“说解”的价值。他说：“这些说解，算李善的最为谨慎，切实；虽然他释‘事’的地方多，释‘义’的地方少。‘事’是诗中引用的古事和成辞，普通称为‘典故’。‘义’是作诗的意思或意旨，就是我们日常说话里的‘用意’。有些人反对典故，认为诗贵自然，辛辛苦苦注出诗里的典故，只表明诗句是有‘来历’的，作者是渊博的，并不能增加诗的价值。另有些人也反对典故，却认为太麻烦，太琐碎，反足为欣赏之累。”“可是，诗是精粹的语言，暗示是它的生命。暗示得从比喻和组织上作工夫，利用读者联想的力量。组织得简约紧凑；似乎断了，实在联着。比喻或用古事成辞，或用眼前景物；典故其实是比喻的一类。这首诗那首诗可以不用典故，但是整个儿的诗是离不开典故的。旧诗如此，新诗也如此；不过新诗爱用外国典故罢了。要透彻的了解诗，在许多时候，非先弄明白诗里的典故不可。”“别家说解，大都重在意旨。有些是根据原诗的文义和背景，却忽略了典故，因此不免望文生义，模糊影响。”第二，反对解诗中以“教化”为核心的比兴观念。朱自清批评说，有些说解，“并不根据全篇的文义、典故、背景，却只断章取义，让‘比兴’的信念支配一切。所谓‘比兴’的信念，是认为作诗必关教化；凡男女私情、相思离别的作品，必有寄托的意旨——不是‘臣不得于君’便是‘士不遇知己’。这些人似乎觉得相思、离别等私情不值得作诗；作诗和读诗，必须能见其大。但是原作里却往往不见其大处。于是他们便抓住一句两句，甚至一词两词，曲解起来，发挥开去，好凑合那传统的信念。这不但不切合原作，并且常常不能自圆其说；只算是无中生有，驴唇不对马嘴罢了”。
朱自清已经很熟悉瑞恰慈、燕卜荪的理论，并有意运用于古典解诗的实践，意图在通过自己这些阐释，获得一些新意。他当时的这种用心，与他接受西方批评理论方法一样，是非常迫切的。他的日记里载：“晚访叶、俞。余示以《古诗十九首》之新评注。似新意无多。”（1935年4月29日，《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356页）这是说，他将自己刚刚写就的关于《古诗十九首》的新释，就教于叶公超、俞平伯，想听听他们的意见，结果是连自己也感觉“新意无多”。约半个月之后，日记又载：“俞君对《古诗》第八首（按：应为第七首）发表新意见，谓如《七月》，‘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为写秋景，‘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为写孟冬景。而‘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承‘明月’二句，‘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则承‘众星’二句。此说实为创意。觉迄今所有古诗发生时代之争论，亦当如此解决。”（1935年5月16日，《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361页）朱自清认同这种“创意”，并把俞平伯先生就“玉衡指孟冬”句发表于《清华学报》上的文章里的意见，作为与李善注释不同的见解，写进自己的文章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朱自清“开始写《诗多义举例》一文。”（1935年5月12日，《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360页）日记5月13日、14日，都记有“继续写文章”。5月17日记：“仍在写文章，时间全被它拖住了。”5月18日才记载：“完成文章。”由此可见，朱自清将文本细读与意义分析的方法，自觉引进古典解诗学的实践，表现了一种同倡导与建立现代解诗学同时产生的现代批评意识。朱自清倡导的现代解诗学思想，不仅包含了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阐释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也是在西方与传统解诗方法双向吸收与融会中逐渐完成的。朱自清的现代解诗学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传统解诗学的一种发展延伸和现代性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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