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大地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地理环境复杂多样。中国的地形，自西向东形成三大阶梯：最高一级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中间一级包括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云贵高原，在海拔2000米到3000米之间；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一线以东以及云贵高原以东属于第三阶梯，海拔降到500米以下。中国的气候，包括了热带至寒温带多种类型：最南部的台南、琼西和滇南河谷地区属于热带；此线以北至秦岭、淮河、一线属于亚热带；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城以南以东，即辽东、河套、陇西为暖温带；秦长城以北、以西为中温带；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为寒温带。在更新世（距今180万年至1万年之间），我国气候发生过多次周期性变化。冰期到来的时候，年平均气温要比现在低4～7摄氏度或更多，间冰期气温则比现在高。受地形、气温和季风的制约，中国各地区降雨量差异很大。东南地区年降雨量在1000毫米以上，台湾东部年降雨量达到6500毫米。从东南向西北，降雨量递减，包括内蒙古西部、甘肃西北部和新疆在内的地区，年降雨量不足200毫米，其中大面积沙漠地带年降雨量不到50毫米。在丰富多样的地理环境中，我们的远古祖先发展了自己的文明。
中国四境有着天然的地理壁障。西北是高寒的帕米尔高原，西南是世界最高的喜马拉雅山，东南有横断山脉和热带雨林，东临浩瀚的太平洋，北面有广袤无际的沙漠和草原，四境之内自成完整的地理区域。这种情况使得我们远古祖先基本上走了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创造了独特的中国史前文化。
远古人类的足迹
最早发现的元谋人
元谋人及其文化遗迹于1965年发现于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在这里曾发现两颗人牙化石，同属于一位青年男性的上中门齿。据古地磁方法检测，元谋人大约生活于距今170万年前。同时出土的还有多达29种的各类哺乳动物化石，其中以草食动物为主，而元谋人则使用粗陋的石器捕猎它们。从这一古迹遗址中，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的萌芽。
直立行走的蓝田人
距今98万年前，在我国现在的陕西省蓝田县公主岭地区，生活着一批原始人。其人体特征是头骨壁极厚，前额低平，额部明显后斜，尚无额窦，眉脊骨粗壮，间骨高度较小，脑容量为778毫升。
他们打造的石器与元谋人的相比，有不同类型石器分工的迹象，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已能完全直立行走，这是亚洲北部迄今发现最早的直立人。
人工取火的北京人
北京人化石首次发现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从历次发掘化石中可发现北京人的体质结构已构成现代人的基本特征，但仍然残存着某些猿人的特征。
北京人的身材矮小，男性平均身高只1.558米左右，女性平均身高约1.435米。他们和现代人相比较，面部稍短而嘴巴特别前伸，看不见下颏，前额比现代人低平，有点向后倾斜。他们的脑壳比现代人厚，大约是现代人的两倍，头盖靠下部膨大，上部收缩，平均脑容量是1075毫升，仅仅是现代人平均脑容量的75％。但是，他们比现代类人猿的平均脑容量大一倍以上，类人猿的脑容量只有415毫升。
北京猿人已经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他们使用的工具有骨器、木器，更多的还是石器。根据石器不同的形状和用途，大致可分为刮削器、砍斫器和尖状器等几种类型。有的石器用来砍斫和修制狩猎的木棒，还有一些较锋利的石器用来割兽皮和兽肉。考古学家们以北京猿人制造和使用的工具为依据，证明他们跟动物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已经具备了人类的某些特征。
北京猿人还有一个更为进步的举措是已经会人工取火，这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在北京人居住过的洞穴中发现了厚达数米的灰烬层，说明篝火在这里连续燃烧的时间很久，也说明北京人已经懂得保存火种，不需要火时用灰土盖上，使火阴燃，到下次要用火时，扒开灰土，添上草木，经风一吹便能引燃。灰烬中被火烧过的石块、兽骨和朴树籽，则证明北京人已经能使用火烧熟食物。
令人惊叹的山顶洞人
山顶洞人，1933～1934年发现于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顶的洞穴之中，距今1万～2万年。遗址中的化石分属，这些化石表明，山顶洞人的体质已经相当进步，其头骨最宽处已在顶骨结节附近，额部倾斜，牙齿较小，下颌内曲明显，下颏突出，脑容量已达1300～1500毫升，男性身高约为1.74米，女性约为1.59米。其总体特征代表了原始的蒙古人种，并与中国人、爱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十分接近。这一发现，不仅对于认识现代中国人的直系祖先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认识中国人、爱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之间的体质上和文化上的亲缘关系，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山顶洞人的石器工艺有了明显的进步，在石器的制作中增加了修理台面的工序，能够用间接打击法制造出细长的石片，还能用压制法制造出细小的石器。石器中除了原有的刮削器以外，开始出现了石钻、石镞等石水复合的工具。
同时，山顶洞人的遗物中骨、角器大量出现，有骨锥、骨针、骨刀、骨铲和骨制的鱼叉等。这些骨器是用锯、切、削、磨、钻一系列工艺制作出来的。石镞的出现表明当时已发明了弓箭，有了弓箭就可以在较远的距离猎取野兽，这与遗址中的大动物遗骨，一致反映出狩猎经验的发展。而鱼叉类工具的出现表明捕鱼业的进步。前所未有的是，山顶洞人的住处与墓地是分开的，山顶洞“上室”是住处，“下室”是墓地。人骨化石全部发现于“下室”，人骨周围撒有红色赤铁矿粉末，还有装饰品随葬，说明山顶洞人已有灵魂的观念。山顶洞人的装饰品很多，有小石珠、小砾石、海蚌壳、青鱼上眼骨、兽牙等。他们在这些物品上钻出小孔，串起来佩戴，装饰自己，反映了审美观念的萌芽。
原始的文明
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县仰韶村而得名，这是在全国范围内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清晰地反映了母系氏族公社的面貌。
仰韶文化的主要区域在河南西部、陕西省中部和山西省南部一带。它的分布非常广阔，南达汉水中上，北至河套地区，西及甘肃境内的渭河上游，东及山东。在这些地区散落着母系氏族时的很多村落遗址。
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在氏族中的地位非常高。有一些地方发现了将女性主要地位的埋葬习俗。陕西省华县元君庙和华阴县横阵村，置于发现很多母系氏族的迁移合葬墓。这些同坑埋葬的死者，全部是被迁移来合葬的，人数并不是十分统一，男女老少都有。迁移合葬的程序比较复杂。人死后，大致是先把尸体进行临时处理等，遇到母系氏族中某个地位较高的妇女死后，就先直接把她的尸体仰卧埋在葬坑主要位置上，同时将和她同氏族的早死者的尸骨迁移过来，排在一起，同墓合葬。这种以妇女为中心的葬俗，表明女性在氏族中占有重要地位。还有，从半坡遗址和陕西省临潼县姜寨遗址墓葬的随葬品推测，女性一般比男性多。这种现象也说明了妇女社会地位很高。
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文化是中国长江流域下游地区古老而多姿的新石器文化，第一次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因而命名。它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及舟山群岛，存在的年代为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300年。
河姆渡文化的生产工具主要有骨、木、石质三类，而以骨质工具的数量最多。从出土的工具用途上分析，渔猎、农耕等工具一应俱全，许多工具都制作得精巧适用，透露出南方文化的特质。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以水牛肩胛骨加工而成的骨馬，这是当时生产的主要农具。
在河姆渡遗址中还发现有大量野生动物遗骨骨镞、木矛、骨哨、石弹丸等狩猎工具，说明渔猎业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作为农耕生活的补充经济成分，当时的家畜饲养业主要饲养猪、狗和水牛等。
河姆渡文化居民居住的是一种高杆栏式的地上建筑，这种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河姆渡的发现为最早。它与北方地区同时的斗区穴式房有着明显差别，成为当时最具代表的特征。因此，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它是代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趋势的另一条主线，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并不相同。
龙山文化
大约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之间的一千年间，由于生产技术的发展进步，使得铜器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了一定的地位，我国的原始文明发展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的晚期阶段。又由于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龙山文化及其同时代的良渚文化，所以在考古学上又称之为龙山时代。
龙山时代的制玉业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当时的玉材多采用有着美丽色泽和温润质感的透闪石、阳起石系列软玉，加工过程大体上包括载料，成形，作孔，施纹和抛光等工序。
在良渚文化的玉琮中，最深的钻孔长达30～40厘米，可见了其穿孔技术之发达。当时的玉器施纹方法主要是雕刻，具体工艺又分为透雕、浮雕和线刻等。在良渚文化的玉器中，最典型的纹饰是神人兽面纹。具体说来，背景纹饰是一个戴羽冠的神人，其脑部、乳房和肚脐部分通过浮雕手法强调成兽面形，兽面上又有阴线刻纹。值得注意的是，良渚玉器上的阴刻线纹，一般都极其精细，最细者仅有0.7毫米，已经具有微雕性质。
龙山时代居民住宅形式的改进也可以大体上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其一是前文所及的地面建筑的增多和高台建筑的出现；其二是住宅平面形式由过去的以圆形或方形为主逐渐演变为以长方形为主；其三是住宅的结构以多室房屋更为流行。
一定的民居形态，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一定的社会历史风貌的反映。龙山时代长方形房屋之所以增多，其原因之一是由于方形住宅的延展和续建，这反映了当时社会人口的增多和家庭结构的发展变化。套间、双室、多室住宅的流行，反映了当时居民个体家庭生活发展和婚姻形态的进步；住宅单元内分室寝居的现象，说明同一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私生活的隐秘和禁忌，也就是说体现着血亲之间的禁忌和姻亲之间的结合。这种家庭成员内部的分室寝居的规范的产生，乃是由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步骤之一。
原始的农业
中国是世界上开发农业最早的地区之一，原始农业是人类由适应自然向改变自然迈出的第一步。它的特点是生产工具以木质和石质为主，进行刀耕火种和垦荒耕作制，同时与畜牧业和采集、渔猎共存。中国的原始农业距今八九千年以前就在一些地方产生，中原地带约在距今4000年左右结束，时间与考古学家测定的新石器时期差不多。
中国是主要的农作物产地，水稻、粟、黍等许多农作物都是中国第一次栽培的。而大多数原始农业主要是种植业，南方是水稻，北方大多是种植粟、黍。中国农业文化的摇篮是黄河流域。
到了龙山时代，农业工具也有了明显的进步。石器农具制作普遍采用了切割、钻孔、磨光以及抛光等先进工艺。当时谷物的收获量已相当可观。
另外，在阿南裴李岗文化和河北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很多的各类农具和鸡等动物的残骸，说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驯服并饲养鸡的国家之一。
远古的制陶业
陶器的发明则是原始手工业中最大的成就。发明制陶是人类第一次改变了自然物的性质，使它适合人的需要。现在我国最早的陶器出土于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据14C测定为距今8000多年前的遗物。从那时到仰韶时代前期，制陶工艺有长足发展。仰韶时代前期的陶器已有饮食器、储藏器、水器和炊器多种类型，包括碗、钵、盆、罐、瓮、盂、缸、小口尖底瓶、小口平底以及大口尖底器许多品种。小件陶器以捏塑成形，大件陶器的成形方法则已摒弃了最初的泥片贴膜工艺，改用较进步的泥条盘筑方法。器坯晾干入窑烧制以前，有的还要加以装饰。仰韶时代前期陶窑的温度在900℃～1000℃之间，由于氧化作用，出窑的陶器呈红色。器面上的图案则为黑色，因为是入窑前画上的，经过烧制后不易脱落。这样的陶器称为彩陶。彩陶的造型和装饰都达到了新的高峰。
龙山时代制陶业发展进步的集中表现是快轮拉坯成形工艺的推广和普及。快轮制陶工艺在仰韶文化晚期即已出现，到了龙山时代，在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分布区域，这种先进的制陶技术得到了普遍的推广和应用。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陶工不但熟练地掌握了轮制技术，而且在陶器的造型和表面处理上也尽量表现出工整的轮旋痕迹特有的美感，因此，这一时期的陶器一般不再施加其他纹饰，而只是用轮盘直接旋出竹节状纹、阴弦纹等，有的器物在局部范围内施以不同形状的镂孔或刻划纹。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陶色都以黑色为主，其中，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杯代表了这一时期制陶工艺的最高成就。这种陶杯一般都有较高的柄，通高约15～20厘米，口径不等，而壁厚多在0.5～1毫米之间，最薄的仅有0.3毫米，全器重量不到一两，显得十分精美轻巧。
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主要是陶器绘画、陶器雕塑和玉雕。在陶器上作画，仰韶时代前期就很流行。仰韶时代后期和龙山时代彩陶趋于衰落的同时，作为艺术品的彩陶却在更广泛的地域出现，绘画风格趋于多样化。龙山文化陶寺遗址的蟠龙纹、变体动物纹，与商周青铜器的花纹颇为接近，可能是青铜器纹饰的一个来源。陶器上的人物画艺术水平很高，马家窑文化上孙家遗址出土的舞蹈纹陶盆，用简练的笔触绘出三组少女跳舞的生动形象，是我国造型艺术最早的一件杰作。
这些艺术作品，有的反映着当时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生活，有的将表现对象加以变形或与器物造形巧妙结合成整体，注入人的感情愿望，显示出原始艺术发展到了成熟阶段。
陶器中主要是生活用具，也有一些生产工具。有炊具、饮食器等，还有底尖口小的瓶，是用来汲水的。根据力的平衡原理，空瓶在水面上能够自己倾倒，把水灌进去。
总之，陶器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很重要的发明之一。它表明人的智慧并不只是对自然物质的加工，而是能够完全创造出新的事物来。有了陶器人们方便蒸煮食物，使人体更充分地吸收食物中各类营养成分，可以用于储存液体，有助于人们生活。这样一来，人们的生活稳定。人们按照烧陶的原理还制作出纺织用的陶纺轮、狩猎用的弹丸、捕鱼用的网坠。这一切，对人类生产、生活的进步都产生了巨大的意义。
原始的文字
作为文字前驱的刻画符号，早在仰韶时代前期的半坡、姜寨、北首岭遗址中已经出现，到了仰韶时代后期和龙山时代，发现这类刻划符号的地区更广。不同地区的刻画符号有一些形体相同，并与后来的甲骨文字吻合，如X、∧、＋、|等，应是甲骨文字的来源之一。图画文字是文字的另一个来源。已发现的图画文字标本较刻划符号标本少，最引人注意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朱村和诸城前寨三个遗址发现了图画文字，屈家岭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晚期也有图画文字发现。在陕西长安花楼子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中发现刻在兽骨上的十多个楔刻，当为原始文字。至于河南登封龙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刻于陶片上的共字和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遗址中刻于陶片上的11个字，更是最早的文字了。据此可以判断出：文中在父系社会晚期已经形成了。
炎黄二帝
大约在距今4500多年前，即父系社会部落联盟时代，在我国黄河上游的陕西岐山姜水地带，活动着一支具有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氏族部落，其首领是炎帝，姓姜。因战争和生存需要，炎帝部落逐步顺黄河向东迁移，最后定居在中原地区。这时在中原一带还有一个部落逐渐强大起来，他们的首领就是黄帝，姓姬，号轩辕氏。
炎帝时代的主要贡献在原始农业和原始文化方面。《竹书纪年·前篇》传述：神农“作耒耜，教天下种谷，立历日，辨水泉甘苦”。“耒耜”直至商周仍是主要耕作农具，“立历日”和“辨水泉甘苦”反映当时初步认识了季节变化规律和水土的性质。这些重大现促进了原始农业发展，出现了“五谷兴助，百果藏实”的繁荣景象。与发明种植农业相关，制陶、纺织等原始手工业得到发展，医药是炎帝神农时代的又一重大成就。传说炎帝神农氏为寻求治病的药物时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传说炎帝神农氏还发明了五弦琴、七弦琴，创制了名叫《扶持》舞乐，演八卦为六十四卦。
而在黄帝时代，中国史前社会的发展同样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黄帝时代开始驯养使用牛马，发明了车船，并学会了打井和养蚕、缫丝，战争中开始使用铜制武器。黄帝时代发明了文字，制定出历法和征车方法，美术、音乐、舞蹈创作繁荣起来。这些是精神文化上的成就，冠冕衣裳的发明则是具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重意义。特别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制度文明发端于黄帝时代。传说黄帝举用风后、力牧等六人为相，是设官治民的开端，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则是划分行政区的先声。同时他还给社会各等级定名，将社会成员区分为不同等级，分等占有财产。《史记·五帝本纪》颂扬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上方”，建立了卓著功绩，“诸侯”一致将地推尊为“天子”，既是充分肯定黄帝个人，更是充分肯定了黄帝时代在中华文明开创史上的地位。
三贤禅让
尧、舜的传说中，禅让和治水二事最重要。《五帝本纪》记述，尧在位70年时欲禅让帝位，就人选问题征求四岳的意见，四岳一致推荐颛顼的后代舜。颛顼子孙，自其子穷蝉至舜父瞽叟五代，都无功业可言，舜与尧亲缘关系疏远，生活在民间。他的家中“父顽，母嚣，弟傲”。弟象为继母所生，父爱象，常欲杀害舜。家庭环境这样恶劣，舜却善于相处，对待父母兄弟保持和善诚实的态度，从来没有做过奸恶的事情。舜品德高尚，影响了周围的人，大家都能和睦相处，诚实劳作。人们敬仰舜，纷纷迁徙到他的住地来，舜居住的地方很快由村落发展成都邑。尧接受四岳推荐后，“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舜能使二女恭行妇道，使九男更加敦厚谨敬。尧使舜主持教化，社会风气很快好转；使舜担任各种官职，他办事及时而有条理；使舜迎接宾客，他的举止仪容都恭敬如礼；使舜入山林川泽，遇上暴风雷雨，他也不迷失方向。于是尧荐舜于上天，使舜摄行政事。摄政之后，舜做出了一系列重大贡献，特别是流放了“作乱”的三苗、“淫辟”的共工和治水无功而危害百姓的鲧与馭兜，得到百姓普遍拥戴。尧崩，三年丧毕，舜避让尧子丹朱，然而“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知“天命”在己，终于“践天子位”。
同样，舜在位长达几十年，深受人民的爱戴，舜也没有把王位传给整天只知吃喝玩乐的儿子商均，而是禅让给治洪水有功的禹。
禹王治水
治水是尧舜时期的另一有名传说。史前长时期里洪水泛滥，威胁人民生存，成为最严重的自然灾害。炎黄之时，共工氏居地的2／3被洪水淹没；尧舜之时，洪水涨到山腰，淹没了丘陵；禹之时，十年九涝。当时的中原大地上草木丛生，五谷不收，禽兽逼人。生活在低地的人们架巢居住，生活在高地的人们营造洞穴藏身。共工氏治水，用填堵的办法阻止洪水流溢。水来土掩是人们最初自然采用的治水办法，能够在小范围暂时奏效，但不能根除水患，还会带来更大后患。共工氏用此法治水遭到失败。鲧受命治水，仍使用共工氏的老办法也遭到失败，被治罪流放。
禹从前人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用新办法治水，利用自然地形，把高地更加筑高加固，使之不再崩塌淹没，把低地更加挖低疏通，让水流顺畅地排出，还选择适当的地方蓄水用于养殖和灌溉。这个新办法以疏导为主，把治水患和兴水利结合起来，取得了成功。禹治水成功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得到各部落通力配合。舜继位后，禹为司空（掌工程兼内政），契为司徒（掌教化），弃为后稷（掌农政），益为联虞（掌山林泽薮），四岳也通力合作。禹、契、弃、益为黄帝族系，四岳属共工之后，为炎帝族系。自颛顼以来，炎帝族系与黄帝族系发生过激烈冲突，而禹治水时不但益与弃奉命佐之，共工氏之四岳也受命佐之（大禹治水的成功是炎黄两大族系，团结奋斗的胜利）。
二是禹有顽强奋斗、公而忘私的精神。禹治水时“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入”。亲执来锸，身先民众，辛苦劳作，指甲被磨掉了，腿上的汗毛磨光了，带着条条伤痕，跛着脚，仍在狂风暴雨中坚持不息。禹的艰苦奋斗精神给后世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受到后人高度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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