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先声:正说中国古代文明-夏商周更替与华夏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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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商、周时期是中国文明的古典时代。这个时期,中国文明在物质、制度和精神方面都已形成了独具特征的原初形态。

    三代概况

    夏朝是在方国林立的基础上,通过大规模治水的公共工程的促进而形成的。文献记载中的“九鼎”铸造和考古发掘对“夏虚”传说的逐步证实,表明国家理念至少已在有夏之居得到落实。夏王朝建立在水利、农业和与农业相偎依的手工业基础上,尚未剥离生命的宗教感觉和早期商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汤的“以民为鉴”和它的反例——夏桀的失德失民心。经“九世之乱”、盘庚迁殷和武丁中兴,商朝在汲取历史教训中逐步完善了王朝政治的统治原则;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并一度使中国古典文化事业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值得瞩目的特征,在制度文化方面主要表现为王位继承上的“兄终弟及”原则;行政管理上的“内服”、“外服”制度和井田制度。青铜礼器的大量问世,是当时政治理念及其制度原则的器物表征。这时有甲骨文字的诞生,使中国文明至商代而有册有典,亦令后世“刑名从商”,并使中国历史开始有确凿的文字记载。用甲骨文记载的宗教卜辞提供了关于当时军事、政治、外交和农、牧、渔、猎、手工业等中国先民活动的大量信息。

    周通过实力的较量和对收束人心颇具效验的“德”的提倡,只牧野一役即取商而代之。关于商的败亡原因,《周诰》中曾反复论及。但周人真正从中汲取的教训,更多表现在日后周王朝所创建的与商朝有很大差异的文化制度上。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周代与商代相比的三点不同: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和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周代由血亲到宗法并由宗法扩展而成王朝政治制度多体现在这些特征之中。周王朝建立之初及政权维护过程中所发生的主要事件,都是围绕着这些立国原则而展开的。如果把周公东征、剿灭管、蔡和对周边的羁縻措施视为治标之举,那么,接下来的服、分封、爵谥、刑法、嫡长子继承制等礼乐制度的创制和完善,是周王朝政治行为中的治本措施。周代的礼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除了关于政治制度的内容外,也对人们的衣食起居和伦理生活作了具体和详尽的规定。

    夏朝风云

    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在此之前,死国就已经进入了早期文明的发展时代。考古发掘已经证实,在夏王朝建立以前,中国的铜器铸造业曾有过约2000年的发展历程。夏代以前比较成形的铜器制品,如黄铜锥、红铜斧、红铜凿、红铜钻头、青铜刀、青铜镜、青铜环、青铜锥以及炼铜所使用的坩埚碎片以及残存的铜渣等等,在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均有发现。1977年甘肃省东乡林家遗址发现的一件距今约有5000年之久的完整的青铜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制品。除青铜制品以外,古城堡、古祭坛的出现,也远在夏代以前。目前被考古工作者所发掘出的早于夏代的古城堡以及大型祭祀遗址或遗物有近30座之多,其中山东省章丘县的城子崖古城址、河南省淮阳县的平粮台古城址、登封县的王城岗古城址以及辽宁红山文化、浙江良渚文化、甘肃齐家文化的“祭坛”等,都具有较大的规模和较复杂的功能。我国文字的最早出现,更可以上溯至山东大汶口文化时期。此外,具有中国早期文明特色的“礼制”文化的发展,也先于夏代,例如,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以及齐家文化的遗存当中,都出土了大量用于礼仪活动并可作为所有者身份标志的玉器,如璧、琮、璜、铲、璋、圭、环等等。总之,青铜铸造业的进步、古城堡、古祭坛的出现、文字的发明以及“礼制”文化的发展等,都标志着中国历史在夏王朝以前就已经跨入了文明社会的发展阶段。

    夏王朝存在的时间约在公元前21~前17世纪。这个历史时期,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地区都未进入文明时代。

    由于夏代的文字至今尚未被发现,因此目前还不能完全确认哪一处考古学文化就是夏王朝历史的遗存。不过,启动于1996年的“夏商属断代工程”在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断定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第二段开始,就已经进入了夏文化的存在与发展时期;而在豫西及晋南大量出土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王朝的文化遗存。

    二里头是一个小村庄,位于济南偃师西南约9公里处,考古工作者在这个村里发现了一处东西长2.5公里、南北宽1.5公里的面积很大的遗址。遗址中出土了丰富的古物,仅陶器一项就有360多件,各类小件器物有7000余件,其中有渔猎工具、农具、手工工具和各种武器,还发现了一些我国古老的青铜器。尤其让人惊喜的是,在遗址的中部发现了一处大面积的夯土台基,台基上是一座宏伟的宫殿遗址。这是迄今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在它的周围分布着许多正方形的、长方形的房基,而且还有各种水井、窑穴和铸铜、制骨等一些手工业作坊遗址。

    夏朝的建立

    禹在生前,也按照古老的禅让制度将东夷族的一个首领益立为自己的继承人。但禹死后,由于益并没有建立过显赫的功业,因此诸侯们纷纷反对益即位,而拥戴禹的儿子启。为此启与益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后启将益杀死,即帝位。启即位后,便将禅让制度废除,建立了帝位传子的世袭制度。世袭制度的建立,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上一个阶段,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以禅让制度为代表。而由启开始的这个阶段,则是“大人世及以为礼”,以传子制度为标志。由于禹是通过禅让得到的帝位,因此他虽然是夏王朝的创造者,但作为另个王朝,夏必须到启废除了禅让制确立了传子制度后才算正式建立。

    王位世袭制度确立,是走向奴隶制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

    夏部落中的同姓邦国有扈氏反对世袭制,起兵造反,启亲率大军进行讨伐,双方于甘(今陕西户县)展开大战。有扈氏战败后,启将他的部落全部消灭。于是众多邦国首领都到阳翟朝会,启在钧台(今属河南禹县)召开诸侯大会。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钧台之享”,此举更进一步巩固了新王权。随着王位世袭制的确立,以国王为中心的国家机构等体制也随之建立起来。

    夏启治国

    夏启即位后,以传子制度代替禅让制度。但并非所有的氏族部落一致拥护传子制取代“禅让”制,有些守旧的氏族部落如有扈氏曾起而反对。有扈氏“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1启亲率大军与有扈氏战于甘(在今河南洛阳市西南,一说在今河南登封、禹县境内)。《尚书·甘誓》是中国最早的一篇可靠文献,记载甘之战开始时夏启的誓师词。夏启的誓师词声称,天要剿绝有扈氏,自己“惟恭行天之罚”,显示出以天命维护君权的意图,开中国古代以神权维护王权之端。他又以赏罚特别是以杀戮督促部下奋力作战,反映出当时形势的危机,与《墨子·明鬼下》“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的引语显示的危机气氛完全一致,说明当时有扈氏的势力很强大。甘之战夏启取胜,有扈氏败亡,夏朝政权暂时得以稳定。

    但后来启开始腐化过上了荒淫的生活,喜欢饮酒、打猎、歌舞。他的儿子们也开始了权力之争,他的小儿子武观因此被放逐到黄河西岸,并试图反叛自己的父亲。

    太康失国与少康中兴

    启去世后,他的儿子太康即位。太康比启更荒淫,竟然不顾朝政,带着亲人到洛水北岸打猎,数月不归。夷族酋长后羿利用夏朝王权空虚和奴隶的怨恨,夺取了安邑,拒绝太康返朝亲政,自己做了君长,号称“有穷氏”。后来,失位的太康逃到同姓部落斟馮(今河南巩县西南),后羿便消灭了斟馮,立仲康。仲康的儿子相逃到商丘,也被夷族攻伐,又逃到帝立(河南濮阳县),投奔同姓昆吾等部落。

    螳螂捕蝉,安知黄雀在后。后羿称帝后,不汲取教训,以为自己善于射箭,便不关心民众,不为民众办事,每天以田猎为乐。不久,后羿被他的亲信东夷族伯明氏成员寒浞杀害,寒浞自立为帝,把羿的妻子及全部家产也强占了,生子浇及殪。寒浞又命他的儿子浇灭了夏的同姓斟灌与斟馮,并追杀逃亡在外的夏帝相。结果,相被杀害,但相的妻子从墙洞逃出,躲藏在母家有仍氏(今山东金乡境内),生下了夏帝的遗腹子少康。

    少康很小就十分聪明,有心计。后缗觉得这个儿子很有希望恢复夏王朝,在他刚刚懂事的时候,把先辈创建夏王朝的故事讲给他听,叮嘱他长大以后一定要报仇雪恨。

    少康从小受到这种报仇雪恨的教育,果然发愤图强,为夏朝复兴做准备,先在外祖父有仍氏的部落担任管理畜牧的官。浇知道少康长大后,便又派人来杀害他。少康逃到虞舜的后代有虞氏那里。有虞氏的首领虞思觉得少康很有出息,就任命他为部落里管理膳食的官,学习管理财物的本领。后来,虞思又把山己的女儿嫁给少康,把一块叫纶的地方交给他管理。纶这个地方有5公里大小,有很好的田地,并有500名士兵。这样,少康就建立起恢复夏朝的根据地和武装。

    少康宣扬他的祖先夏禹的丰功伟绩,以此来号召人们支持他复兴故国。少康把那些被后羿和寒浞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流浪在外的夏朝旧官吏召集到纶地,叫他们跟着自己重建夏朝。他先派一个名叫艾的大将去刺探浇的实力,又派自己的儿子季予攻打浇的儿子戈殪的领地,削弱浇的力量。艾和季予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少康对于浇的情况已经了如指掌,趁势消灭了浇的儿子戈殪,这样一来使得浇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一切都准备就绪,少康便从纶地起兵,向夏朝的旧都城安邑杀去。这时候寒浞已经死去,浇虽然想抵抗,怎奈力量过弱,终于被少康消灭了,天下又回到了夏禹子孙的手里。历史上称这件事为“少康复国”或“少康中兴”。

    夏桀亡国

    夏桀是夏朝第16位君主,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之一。他继承王位后,觉得宫室过于简陋,就下令在洛阳建造一座倾宫。这座倾宫历经7年才完工,动用了成千上万的奴隶,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劳民伤财,老百姓怨声载道。

    夏桀贪恋女色,后宫美女众多,其中他最喜欢的是妹喜;对妹喜言听计从。妹喜听烦了音乐,想听撕裂布帛的声音,桀便向老百姓征集大量布帛,全堆在倾宫,令人撕帛来博得妹喜的笑声。夏桀十分讲究饮食,一心想吃山珍海味,常吃的有西北出产的蔬菜,东海里捕捞来的大鱼,并且要用南方出产的生姜和北方出产的海盐作为调味的作料,为了供应他一个人饭菜,需要成百上千人替他种菜、运输小鱼,烹调。夏桀又特别喜欢喝酒,是个十足的酒鬼。他喝酒还有个毛病,就是要喝十分清澈的酒,酒一浑浊,他就将厨师杀掉,许多厨师就因此断送了性命。夏桀酒醉以后,还要拿人当马骑着玩耍。谁要是不肯让他骑,就要挨一顿痛打,甚至被杀头。

    夏桀喜欢说自己好话的人,讨厌耿直规劝他的人。大臣关龙逄看到夏桀胡作非为,便劝他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夏桀根本就听不进去。从此,忠臣都远离夏桀,而奸臣则成群地围着夏桀转。夏朝的政治变得日益腐败。

    人民不堪忍受,发出“时日曷丧,予以汝皆亡?的诅咒,宁可与这位暴虐的统治者同归于尽。在夏朝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商汤举兵伐桀,夏桀败于鸣条(在今河南开封附近,一说在今山西运城安邑镇北),逃到南巢(今安徽寿县,或说今安徽桐城)而死,夏亡。

    商朝兴衰

    继夏王朝亡后约在公元前17~前11世纪,兴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王朝——商朝。商朝比夏朝略长,前后经历600多年。在青铜器的制作、文字的使用以及城市的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与夏王朝相比,商王朝的疆域获得了空前的扩大,商王的权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与商王朝同时并存的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仍主要集中在古代埃及、两河流域、爱琴海及印度半岛。当时除此而外的世界其他地区,仍沉睡在人类文明前夕的漫漫长夜中。

    成汤统治的时候,商人的势力已极为强盛。与此同时,中原的统治者夏王朝,国势一天天地衰落,夏代末君桀的残暴统治,更使国内矛盾日趋尖锐,显然,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的条件已经成熟。

    辅助商汤的大臣,主要有伊尹,此外,仲虺、女鸠、女房等人,也都是商汤的得力助手。商汤灭夏主要采取了两个方面的策略。一是团结各地诸侯;建立广大的反对夏桀统治的联盟。史载“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对于拒不服从号令和指挥的诸侯,商汤就将他们伐灭。商汤以救民于水火为由发动了很多次对外征伐,还发布了名叫《汤征》的号令,指出自己将根据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来判断各国政治的好坏,对于不敬命的诸侯,将“大罚殛之,无有攸赦”。商汤的政治主张受到了天下老百姓的普遍欢迎。商汤灭夏的第二个策略是继续加强宣传,这就是假借天命大造舆论声势。史载商汤曾有过“景亳之命”,即在亳这个地方宣布伐夏和膺受天命。

    商汤灭桀的战争从消灭葛伯起就已开始。葛是夏王朝的盟国,又在汤都亳地附近,对于商汤发展自己的势力而且是个极大的威胁。汤原来曾想利用施惠的方式拉拢葛伯,但未能如愿。于是汤便利用葛伯的放纵无道,一举消灭葛伯,拔除了这个夏王朝设置在自己身边的据点。灭葛战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商族战士的土气,在汤的指挥下,商人又先后灭掉夏桀最有实力的三个盟国——韦、顾和昆吾,扫清了消灭夏王朝的道路障碍。最后,商汤乘胜率军征讨夏桀,决战的前夕,汤对商族的士兵发布了战前动员令,这就是至今仍保存在《尚书》中的《汤誓》。在这个著名的讨桀檄文中,商汤历数夏桀的种种暴行和黑暗统治,声称要代表上天来拯救夏民,号召大家齐心协力帮助自己完成上天赋予的伐桀之命,数次激战之后,夏王朝的军,队旗彻底击溃,商汤班师回亳,天下诸侯齐来朝拜,商汤也在众诸侯的伺声拥戴下即天子位、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统一的中央王朝——商王朝从此正式建立。

    伊尹摄政

    约公元前1541年,成汤的嫡长孙太甲在商朝老臣伊尹的帮助下继位。太甲当上天子后,不遵守祖宗立的法制,不问民间疾苦,贪图享乐,骄横残暴。伊尹多次规劝他,让他勤政爱民,可是他依然我行我素。太甲三年,伊尹将太甲关闭在王都郊外的桐宫(今河南偃师),让他闭门思过,而伊尹自己则摄政当国,代行天子职权。

    太甲在桐宫住了三年,在伊尹的耐心开导下,悔过反省,开始痛改前非,施行仁义。伊尹便迎太甲归朝当政。太甲复位后,实行了一系列好的政策,诸侯归顺,百姓安居乐业,商朝仿佛又回到了商汤当政的时候。传说太甲死后,伊尹作《太甲训》3篇,称颂太甲,并尊他为太宗。

    伊尹是商王朝开国功臣,曾辅佐商汤推翻夏桀,建立政权,又辅佐外丙、仲壬、太甲三王,立下汗马功劳。传说中讲,伊尹名阿衡,地位卑贱,看到汤是个有作为的人,便乘有蒂氏嫁女之机,以陪嫁奴仆身份来到商。伊尹很会烹调,到商后为汤掌厨。他利用侍奉汤吃饭的机会,给汤分析天下形势,历数夏桀暴政,进献灭夏建国的大计。后来,他得到汤的信任,并被任命为“尹”,就是右相,从此跟随商汤灭夏立商,成为商政权中一个赫赫元老。太甲死后,沃丁即位,伊尹自觉年老,不再参与朝政。伊尹于沃丁八年病死,相传他活了100多岁。沃丁以天子之礼隆重地安葬伊尹,用牛羊豕三牲祭祀,并亲自为伊尹戴孝三年,报答他对商王朝的贡献。伊尹的名字见于甲骨文,记载他历享后代商王的隆重祭祀。伊尹树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名臣形象,在商王朝的建立和巩固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特别是他的政治主张对整个商代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盘庚迁殷

    汤始建国至第20位商王盘庚,商朝政权经历了三度衰落,四度复兴:汤兴,至雍己而衰;太戊复兴,至河直甲复衰;祖乙振兴,至阳甲复衰;盘庚时殷道复兴。与几度兴衰相伴,汤至盘庚期间,商朝曾五次迁都。《竹书纪年》中说:仲丁迁于馰(在今河南荥阳附近),河馱甲迁于相(在今河南内黄),祖乙迁于庇(在今山东梁山附近),南庚迁于奄(在今山东曲阜),最后盘庚迁于殷(在今河南安阳)。

    盘庚是阳甲的弟弟,他即位后,为了改变商王朝的困难局面,决定将商的都城再迁回成汤的故都亳。他的这次迁都遭到了不少贵族与大臣的反对,一些平民不愿离开已经生活惯了的奄,也反对迁都。但盘庚坚持自己的主张,利用宗教对商民们进行规劝,说先王们都按照天帝的意志迁了5次都,他也经过占卜“卜稽曰:其如台”,所以迁都的计划是得到天帝的允许,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愿。人们要服从天帝的旨意,否则上帝就要责怨人们祖先的灵魂。商民们不敢违背天帝的旨意,跟着盘庚迁至殷地,从此安定下来,直至商纣灭亡,共历8代12王,计273年。殷从公元前14世纪末至公元前11世纪作为商代后期的都城,也是中国历史上可以肯定确切位置的最早的一个都城。虽然盘庚迁殷利用了迷信手段,但却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商迁殷后,政治有所作为,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文化都有很大发展。盘庚迁殷是商代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约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殷后,殷城开始荒芜,时间长了,变成废墟,慢慢被埋在地下,后人称为殷墟。自盘庚迁殷到帝辛(纣)亡国共273年,国号也称殷,一般也将商代称作殷代,整个商代也称为商殷或殷商。殷墟被发掘以来,已从墓内挖掘出大量珍贵文物,其中大部分为青铜器和陶器。司母戊大方鼎为商代青铜器中的珍品,可以称为世界之最,是世界最大的青铜器。殷墟还出土了1.5万片以上的甲骨人辞,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文字,反映了殷商文化高度进步的史实。

    武丁中兴

    盘庚迁殷,是商王朝由衰落走向中兴的一个转折。盘庚之后,历小辛和小乙,到武丁时期,商王朝国力发展到极盛。据文献记载,武丁在做世子的时候,曾经久居民间,从事稼穑等生产劳动,与商王朝的下层百姓有过广泛的接触,对他们的生活和喜怒哀乐非常了解。武丁改革王朝政治的首要举措是提拔了出身卑微的傅说做自己的相。傅说本是一名刑徒,据说武丁发现傅说的时候,他正在从事筑城的劳役。武丁提拔傅说之后,赋予他极大的权力和极高的地位,并要求傅说随时对自己的过失严加规谏。

    殷代北方草原地区的一个名叫鬼方的游牧部落,经常骚扰殷人统治区,武丁亲自率征时,用了三年的时间将其平定。馲方是殷北方另一游牧部落,在盘庚迁殷前,馲方利用王室“九世之乱”的机会,迅速扩展势力。为了掠夺更多的生活资料,馲方逐渐向南游移,骚扰商朝属国,并经常深入商工畿西郊进行抢劫。馲方这一举动,对商王朝的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于是武丁命武将禽和甘盘率军征讨,经过十几年征讨,终于将馲方平服,馲方的领地从此归入商朝版图。土方是殷代北方距离商王畿较近的又一部族,屡屡侵夺商地居民,曾进入商东郊劫掠两个居民聚落,武丁在征伐舀方过程中,用二三年时间消灭了土方,土方之地也成为商朝领土。西部地区的古老部落羌族,也称西羌,分为羌方、羌龙、北羌、马羌等。武丁征伐西羌多次,将所获战俘,残忍地用作“人牲”,成为祭祀鬼神的牺牲品。商朝南方地区有很多方国、部落,江汉流域的“荆楚”是它们当中最强大的方国之一。据传说,武丁曾率商族武士,深入荆楚艰险之地,经过交战,将其打败,并把很多荆楚之人捕获,把他们生活的地方荡平。从此江汉流域也成为商朝版图的一部分。

    大彭和豕韦都是商朝诸侯国。商王河禀甲时,两国势力大增,便不想俯首听命于商,拒绝纳贡,也被武丁所灭。随着战争的不断胜利,商王朝的势力在西、北、东、南急速扩张,达到商代的最高峰,史称“武丁中兴”。

    经过武丁时期的开疆拓土,商王朝的版图获得了空前的扩大,商王朝的国力也发展到了鼎盛。与此同时,商王朝的王权得到了空前加强。因为武丁对商王朝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而被商族后人尊奉为“高宗”。武丁的征伐,客观上也为中原地区与周边各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为促进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武丁时期的对外战争中,商王朝涌现了很多优秀的将领,其中还包括不少女性将军,武丁的配偶妇好就是她们当中的代表。妇好,在甲骨卜辞中也称作“妣辛”。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安阳殷墟遗址中心的小屯村西北,发现了妇好的坟墓,出土了大量带有“妇好”铭文的青铜器,证明这座坟墓的主人就是妇好。这座墓中共殉葬有各类武器120多件,其中包括“司母戊方鼎”。

    帝辛亡国

    武丁之后,祖庚继位。祖庚也曾同武丁一样,深入民间参加过生产劳动,对下层民众的疾苦有切身的体会,所以在继位以后仍能向武丁那样,爱护百姓,爱惜民力,因此商王朝的强盛局面仍继续发展。在商代后期的诸王中,祖庚也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

    祖庚以后,祖甲、禀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相继为王,这是商王朝由盛而衰,并最终灭亡的阶段。继祖庚而立的商王祖甲、廪辛、康丁,都是养尊处优,“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的君主,而且时常滥杀无辜,致使最高统治阶级与下层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

    到了帝辛统治时期,商王朝的腐朽发展到了极致。帝辛就是商纣王,纣是后人给他的一个谥号,意思是“残义损善”。商纣王有着超人的才智,据说他能够赤手空拳地与猛兽搏斗,而且见多识广,口才极好。纣王认为天下人皆出于己下,不足为虑,因而更加肆无忌惮地压榨、盘剥商王朝及其他方国的广大百姓。纣王特别好色,最宠爱的妃子名叫妲己。为了让妲己高兴,纣王除了为她修筑了众多的楼台亭院外,还特地建造了肉林和酒池,让青年男女裸体在其中追逐作乐。他们不愿听王朝旧制的用以祭祀神灵的乐曲,就命令乐师师涓新创“北里之舞”和“靡靡之音”等淫声,整日在宫中歌舞升平。为了满足他们的巨大消费,商纣王加重对人民的剥削,搜刮来的钱物充斥了政府设在“鹿台”的府库,粮食亦充溢露积于“钜桥”大仓。面对百姓的反抗,商纣王采取了无情的镇压政策。他设计的“炮烙之法”,是将铜柱放置在熊熊的炭火之上,待铜柱烧红后,再令犯人赤足上去行走。犯人大都落入炭火中烧死。纣王对待王朝的公卿大臣,也一样视同草芥。三公之一九侯被剁成肉酱,鄂侯则被制成肉脯。

    西伯侯姬昌私下对纣王表示了一点点不满,纣王听说后就立即把他投进监狱“馳里”。大臣比干冒死进谏,纣王就命将比干杀死,还把他的心拿出来观看。

    纣王的长兄微子眼看商的气数已尽,便与大臣大师和少师商量,先行流亡逃出首都。大师和少师,后来干脆带着王朝祭祀时所用的乐器一同投奔了日益壮大的周方国。一些实力雄厚的方国纷纷叛离商王朝,例如,武丁时期曾经一度服从于商的东夷族,在商纣王统治时期就成为商在东南方向的一个最强劲的敌人。商纣王对东夷发动的战争持续三年之久,虽然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是这场战争将商王朝仅有的一点点国力消耗殆尽。

    这时,王朝西方的一个新兴方国——周,在周文王与武王的领导下迅速强大起来。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领周国军队及闻风赶来的各地方国部队,举起了讨伐暴君纣王的义旗。他们渡过黄河,直逼商都朝歌,在甲子这一天的早晨与纣王的70万大军相遇于商郊牧野。纣王军队的人数虽然远远超过周人及其同盟军,但他们都是临时凑集起来的乌合之众,很多士兵对商纣王的倒行逆施早就十分痛恨,他们阵前倒戈,引领着周武王的军队冲向商都朝歌。纣王见大势已去,便逃进鹿台自焚而死。持续了31世历600年之久的殷商王朝,在熊熊大火中灭亡了。

    西周建立

    西周王朝上承夏、商两代一千余年的文明积累,最终将我国上古历史的发展推向了鼎盛。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说明周代文化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得到了公认。西周王朝的历史,是对夏、商两代历史发展的一次总结。无论是表象的历史发展;还是深层的制度演进,乃至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整体的文化气质,周代都有集整个三代之大成的气象。

    周文王继位后,一方面继续向商称臣,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农业,修明政治,并多方招揽贤才,扩大周人的势力。当时投奔文王的贤人有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伯夷和叔齐等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姜太公吕尚。吕尚本姓姜,名牙,人称姜子牙。他的祖先在夏朝曾被封于吕地,因此人们又叫他吕尚。他听说文王招揽贤才,就来到周国,文王见到他,高兴地说:“先君太公早就盼望着能有贤人前来辅佐我们;看样子您就是先君太公盼望已久的人了。”因此人们又称吕尚为太公望。文王拜太公为军师,姜太公后来果然辅佐文王与武王两世,为建立西周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文王统治前期,周人一直臣服于商王朝。周原甲骨中有一片卜辞,记载周文王祭祀商王的先祖成汤和帝辛的父亲帝乙。另一片卜辞则记载文王向商的先祖太甲企求佑助,太甲还赐给周族年成富足。商与周的关系十分密切,商王可以到周人的国土上去田猎,文王也在商王朝中央任职,与九侯、鄂侯同为王朝三公。但是,周族的不断壮大引起了商王朝的警惕,纣王于是将文王囚禁起来,关押在馳里。文王的臣子四处奔走,多方营救,最后通过纣王的宠臣费仲向商纣王进献了有莘氏的美女、骊戎的文马,有熊的九驷以及其他种种宝物。纣王见到这么多的礼物,就将文王从馳里放出,还封他做西伯,赐给弓矢斧钺,授予他在西方征伐不法诸侯的权力。文王为了让纣王彻底解除戒心,又将周人在洛西的土地献给了纣王。

    文王返回周国后,坚定了灭商的决心。他在国内改正法度,制定正朔,明确树起了与商王抗衡的大旗。与此同时,他进一步施行仁政,团结周边的诸侯。在他的号召下,许多诸侯加入了以周为核心的灭商集团。文王还借商王朝西伯的身份,在西部对阻碍灭商事业的商纣顽孽大规模用兵。《史记·周本纪》记载,文王首先征讨了西部的犬戎和密须,解除后患之后,随即向东部进军,先后灭掉了耆、邗和崇,彻底扫清了伐纣的道路。

    同时,文王还迁都丰邑,可惜的是,文王在扫灭崇国后一年就去世了,没有能够亲自完成灭商的大业。但是,在文王在位的50年里,已为国人基本完成了灭商的前期准备。史载文王统治晚期周人已经“三分天下商有其二”。显然,形势已经发生了有利周人的巨大变化。

    武王即位后,继续进行灭商的准备工作。他任命吕尚为师,负责军事建设,又任命自己的弟弟周公旦为辅,佐助日常政务,此外,他还任命了召公、毕公等人作为助手,一起规划伐纣灭商的方略。在正式伐纣之前,武王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阅兵与演练,他率领周族的军队一直前进到孟津,并在此渡过了黄河,这时,不期而来的诸侯有800多个。他们对武王说,可以讨伐纣了。但是武王觉得伐纣的时机还不够成熟,就以天命为由退兵还朝。又经过两年的精心准备,周人的势力进一步壮大。而此时的商王朝,在纣王的残暴统治下,政治更加混乱。商王朝中的忠臣,不是像比干那样惨遭杀害,就是像箕子那样被横加囚禁。一些忠直的大臣,为了保住性命,又不想助纣为虐,便只好纷纷投奔周武王。

    终于伐纣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了。武王使向天下诸侯发布讨纣命令,戎车300、虎贲3000人以及甲士45000人,迈上了东征的道路。

    公元前1046年二月的甲子这一天,天刚蒙蒙亮,武王的军队早早开到了商都朝歌郊外的牧野。前来参战的除各路诸侯外,还有远道自西南地区及江汉流域赶来的庸、蜀、羌、馺、微、卢、彭、濮等少数民族。武王在这里发布了战前动员令。除了进一步宣布纣王的罪行以外,武王还对作战的纪律要求做了申明,对如何处置前来投奔的商朝士兵也做了细致的安排。宣誓完毕,武王将军队布置在牧野,严阵以待。纣主听说武王大军已到,不甘心行将到来的灭亡,也临时拼凑了70万军队,做最后的挣扎。两军对峙,武王先派姜太公前往阵前挑战,随后命令自己的军队冲向纣王的阵营。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死伤惨重。商纣王的军队尽管人数占优,但是他们军心涣散。还有很多士兵,痛恨纣王的残暴统治,早就盼望着周武王军队的到来,因此他们在阵前倒戈起义,与周武王的军队一起冲向了暴君纣王。纣王见大势已去,弃阵逃回宫殿,登上鹿台自焚而死。武王大军开进朝歌,商王朝的百姓都从家中出来迎接武王。牧野之战从早至晚,貌似强大的商王朝仅仅一天就被武王消灭。灭纣后的第二天,武王下令修复朝歌城中被破坏的道路,还将社坛修缮一新。之后,武王在这里举行了代商膺受天命的祭天大典,从而宣告了一个新的政权——周王朝的建立。从这一年开始至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把国都从镐京迁往洛邑,历史上也称为西周时期。

    灭商后,武王一方面笼络安抚殷人:封纣子武庚于殷,释放被纣囚禁的箕子,修葺被纣杀害的比干之墓,打开监牢释放被囚的百姓,打开纣的府库散发财物、粮食赈贫救饥,还宣布保留殷人的氏族组织和归顺的氏族首领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设立三监,就是把原来的商朝王畿分成邶、馻、卫三国,由武王之弟管叔、蔡叔、霍叔分别统治,以监视武庚。然后武王派兵征伐尚未臣服的商朝诸侯,据记载征服者有99国,臣服652国。武王四年(约公元前1066年),武王还师西归,在他新迁的都邑镐京(即宗周,今陕西长安西北沣水东)举行大型典礼,正式宣告周朝的建立。

    周王朝建立后,所面临的政治形势十分严峻,武王以“小邦”之君统治如此规模的区域,随时都会发生诸侯叛乱的局事。为了巩固政权,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武王决定按功行赏,理顺统治集团的内部关系,实行以周王室为中心的分封制度。分封制度是周王朝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分封的具体内容,简单地说就是周王将土地和人民分给诸侯,由他们在各地建立隶属于王朝的地方政权,协助周王统治整个王朝。由分封而奠定的周王与诸侯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周时期国家结构的基本内容。这样的国家结构,将整个王朝分成由周王直接统治的王畿和由诸侯统治的畿外两大组成部分,周王对畿外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要假手于各地的诸侯。

    周代的分封,就其对象而言,可以区分出两种类型。一是对各地原有方国进行的册封。《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克商之后,“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同时又命商纣子武庚继续统治殷商遗民及部分王畿地区。这种分封,实际上是对旧有各地方势力在新兴王朝中的政治地位的一种变相承认。其本身并不包含实际的土地与人民的授予。但是,通过这种方式,周王建立起庞大的王朝。事实上,夏、商王朝也都是通过这个途径建立起来的。例如,大禹曾“合诸侯于涂山”,当时参与盟会的有“万国”,商汤克桀之后,也曾大会诸侯于亳,参加盟会的诸侯则仍多达三千。

    因此,诸侯也是构建夏、商王朝政治体系的一部分,其势力的承认,就是一种象征意义的授受方式,也就是分封制度的起源。

    另一种分封是对周王子弟、同族、亲戚和功臣的分封。《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荀子·儒效》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成王在位时,也曾分封自己的弟弟叔虞于唐。这种分封,要实际授予一定的土地及人口。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诸侯国,是一些新建的地方势力,他们与旧有的方国在权力的来源上有很大的差别。不过,在政治体系中,他们与其他方国只存在着与周王关系亲疏的不同和政治地位高低的不同,却不存在着性质的差异。这样一种分封,是周王为了加强对全国各地的控制而采取的政治措施。例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就称这一举措为“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这是分封制度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取得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周公辅政

    周武王灭纣之后回到镐京,仅过两年就去世了;年幼的成王即位。这时,刚刚建立的西周王朝统治基础十分薄弱,殷商余孽及各地方国势力对于新兴的王朝都存有觊觎之心,而年幼的成王,还没有能力处理极其繁重的王朝政事。在这个危急关头,周公旦毅然决然地承担起巩固新政权的重任。据《荀于·儒效》记载: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届天下,恶天卜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就是说,在成王年幼的时候,周公为了杜绝一些人对于年幼成王的侥幸心理,直接继承了武王的位置,以周王的身份来号令天下。周公的这一举措,引起了很多周人贵族的不满,连王朝的重臣召公爽也对周公起了疑心,不过,周公很快就将召公说服。但是,分封在商王朝的畿内监视商纣王之子武庚的管叔却对周公摄政心有不甘。他联合蔡叔与霍叔,四处散布周公要对成王取而代之的流言。以武庚为首的殷商残余势力,为了恢复已经覆灭的王朝,便串通“三监”,又联络了一直是殷商盟友的东方诸侯,包括淮夷、徐、奄及蒲姑等国,发动叛乱。一时间,新兴的西周王朝内外交患,处在风雨飘摇的危难之中。

    周公对这次旨在颠覆新政权的叛乱给予坚决回击。他首先讨灭了参与叛乱的“三监”,杀死了管叔,流放了蔡叔,对霍叔也予以贬黜,随后率领大军进攻武庚。参加武庚叛乱的都是一些乌合之众,很快就土崩瓦解,武庚北逃的路上也被杀死。至此为止,周公已经收复了牧野之战后周王朝所取得的所有土地,主要叛乱分子也都被消灭。但是,周公敏锐地认识到,没有经过战争征服的广大东部地区,殷商残余势力十分顽固,这才是周王朝的最大隐患。于是,周公乘胜挥师东进,经过三年的苦战,彻底击败了参与叛乱的数十个东方小国,使周王朝的势力一直扩展到东部。周公东征,是继牧野之战后的第二次重大战争,经过这场战争,西周王朝在全国的统治才得到了完整的实现,新兴政权也最终得到了彻底的巩固。随后,周公将他的儿子伯禽分封到曲阜,建立鲁国,这里原是商奄的故地,为东部地区的重镇;分召公爽到邶,建立燕国,这里是原商王朝王畿北部的重要地区;分康叔到殷商故墟;建立卫国,这里是原商王朝王畿的中心地带,是殷商遗民聚居的地方;艾分克商功臣姜尚至营丘,建立齐国,这里是东夷强国蒲姑的旧居;蒲姑是东夷族中参与武庚叛乱的重要邦族,周公将战功显赫的姜尚分在这里,是为了起到震慑东夷的作用。通过对鲁、燕、齐、卫等国的分封,周公将原殷商王朝的东部、北部及中心地区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对于没有参加叛乱的殷商遗民,周公则采取了怀柔争取的政策,他将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分封到商丘,建立了宋国,由他继续统治着原殷商王朝留下来的老百姓。

    为了加强对中原广大地区的政治、经济控制,周公决定完成武王未竟的心愿,在地处中原中心地带的洛邑营建一个新的都城;这个新都城共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建在馼水东岸的成周,一是建在馼水西岸的王城。周公通过这次修建东都,也检验了西周王朝在诸侯中的权威。据说周公看到天下的诸侯纷纷响应王朝的号召前来参加筑城,非常高兴,说:“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显然,西周王朝的新政治秩序已经建立。之后,周公又将殷商顽民集中起来,让他们都搬到成周去居住,并在王城驻扎了大批军队,对他们的举动进行监视。

    除完成上述工作之外,周公在摄政称王的前后七年时间里,还对王朝的礼乐制度进行了创制和完善,其中有畿服制度、爵谥制度、土地制度、刑法制度及嫡长子制度等等。在完成了这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举措之后,周公将王位还给了已经长大的成王,而自己仍像从前那样,继续在朝中北面为臣,协助成王管理国家。在西周王朝由初创走向巩固的发展过程中,周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功成名就之后毅然还政成王,维护了王位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减缓了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最高权力的倾轧与拼杀,为王朝政治的稳定、发展创造了条件,周公也因此成为后世政治家的典范。

    西周衰微

    周初兴盛时期只有约半个世纪。康王子昭王南征不返,穆王征犬戎无功,自是“荒服不至”,“王室衰微”。周贵族建国之初那种明德慎罚,汲汲求治的精神逐渐淡化,日益懈怠骄纵。约公元前858年,周厉王即位。他在位时,发生了多次灾荒,庄稼歉收,民不聊生,贵族们却依然吃喝玩乐,不管人民的死活。周厉王十四年(约公元前844年),为了聚敛更多的财富以供享用,厉王任用虢公长父和荣夷公实行“专利”:强行宣布山林川泽为王所有,不许平民在里面伐平渔猎。此举触犯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怨声载道。

    厉王对大臣芮良夫的忠告拒绝接受,提拔荣夷公为卿士,继续推行专利。于是全国民众怨怒,街头巷尾,到处都有人咒骂这种政策。厉王从卫国找来巫师,让他用巫术监视发表不同意见的怨恨者,并告谕国中,有私议朝政者,杀无赦。卫巫在厉王的纵容下,肆意陷害无辜,不少人死于非命,还说这是神灵的意愿。于是,人们不敢再在公开场合说话,路途相逢也只能以目示意。厉王以为他已消除民众的愤怒。召穆公认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要是决口就没有办法收拾。他认为应该广开言路,让上至公卿大夫,下至百工庶人的各类人士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厉王听不进召穆公的建议,一意孤行。不到三年,广大民众实在无法忍受下去了,公元前841年,国人大规模暴乱,厉王被迫出逃到彘(今山西霍县)。

    太子藏在召穆公家中,国人听说后,将召穆公家团团围住,召公以自己的儿子代之,太子得以脱险。厉王逃亡在彘,朝中由召公(召穆公虎)、周公(周定公)共同主持朝政,处理国事,号为“共和”。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我国现存史料中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共和十四年(公元前828),周厉王死于彘。第二年,太子静即位,是为周宣王,共和时代结束。

    周宣王死后,子宫涅即位,就是幽王。周幽王开始主持朝政时,社会动荡多事,内外交困,而周幽王却任命“善谀好利”的虢石父为卿士,引起国人很大的怨愤;他又宠爱褒姒,将申后和太子宜臼废掉,立褒姒为皇后,以褒姒子伯服为太子。褒姒为褒国(今陕西汉中西北)人,姒姓。幽王荒淫无道,只知讨好褒姒,不关心民众。褒姒不喜欢笑,幽王费尽心机欲图褒姒一笑,便有了“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在古时为有利于传递军事情报,往往于军事要地,每隔一段距离建一座高大的台子,称作“烽火台”。如果有敌入侵,白天则举烟,夜里则举火报警。倘若周天子举烽火报警,诸侯都有派兵驰援之义务。周幽王为博得褒姒一笑,无敌来犯却点燃烽火,诸侯以为有敌犯周,纷纷率军队至京城勤王,来到之后,才明白是空跑一场。此情景引起褒姒开怀大笑。幽王为此而数举烽火,其后诸侯遂不至。

    周幽王宫涅在幽王五年废申后及其太子宜臼的时候,遭到大臣卿士极力反对,但宫涅一意孤行。宜臼被废后,到其母家申国逃难。这时候周王朝的力量十分衰微,就好似一中等诸侯国,齐、鲁、晋、卫已不听从周王朝的命令而独立。申侯虽不满姬宫涅,但还没有公然叛周。幽王八年,宫涅立褒姒子伯服为太子,遂使周、中之间矛盾趋于表面化。幽王九年,申侯与西戎及郐侯联合,准备反周。第二年,宫涅针锋相对,与诸侯结盟于太室山,并派兵讨伐中国以示威。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中侯与郐国、大戎举兵讨伐镐京,因先前有烽火戏诸侯之举,故宫涅再燃烽火而诸侯不至,势穷力孤,被打得大败,带领褒姒、伯服等人及郑伯友(桓公)向东逃窜,在骊山下坡被戎兵追及。戎兵杀宫涅、伯服与郑伯友,掳褒姒,掠夺周室财宝而去。

    幽王死于骊山脚下后,诸侯们共立原太子宜臼为王,这就是周平王。

    平王继立之初,宗周镐京一带的局势十分混乱。当时,犬戎的势力并没有立刻退出,他们在当地肆意劫掠。而且,幽王死后,虢公翰自立了另一个王子余臣为王,与平王两相对峙,经过一段时间的争战,平王的地位才最终确定。这时,宗周地区在战火中已残破不堪,犬戎势力仍然经常威胁着王朝的安全,而支持平王的申、缯等国又都远在东部。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在晋、郑、秦等国诸侯的支持下,决定将都城迁到东都成周。平王的东迁,标志着西周历史的结束。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东周时代。春秋时期有三个历史主题:一是诸侯争霸;二是变法改革;三是儒法道等学术争鸣。诸侯之间的斗争不仅没有使中华文明走向覆灭,反而激发了文明整体内蕴的创新力,并使其最终走向整合。

    战国时期,除了君主权力的强化,贵族势力的削弱,官僚阶层的兴起,广大平民阶层的发展之外,这个时期社会结构的新气象是士阶层的崛起。同时由于铁器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和公共设施的建设,使得整个社会生产力取得巨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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