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权的领导成了“走资派”被关进了“牛棚”，踌躇满志的刘庆棠当仁不让，成了新成立的革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党政大权一把抓。爬上了领导位子的他更变本加厉地整人。
但是不久，他被群众揪下了权力的宝座。1966年11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首都文艺界大会”上，江青没有忘记她的“忠实战士”，指名让刘庆棠上大会主席台，无奈遭群众抵制未能如愿。会后，江青马上派人向刘庆棠表示安慰：“不让你上主席台，并不说明领导在政治上对你有什么看法，希望你不要有什么压力。”
有了江青的撑腰，刘庆棠没有气馁，继续给江青写信效忠，继续揭发其他人“反对江青”的罪行，自然越来越受江青的赏识。自1967年5月，江青先后六次点名逼芭蕾舞剧团领导班子，要“结合”刘庆棠。1968年3月，刘庆棠终于在江青的大力提携下如愿以偿，参加了芭蕾舞剧团的领导工作。当年7月，经江青批准，他成了芭蕾舞剧团的头面人物之一。
再次吃香的刘庆棠，正应了“文化大革命”中常被引用的一句话，“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整人更加丧心病狂。他利用当时的“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清查五一六分子”等名目繁多的整人运动，将所谓的“裴多菲俱乐部成员”、“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中央文革’”、“攻击江青”等罪名，随心所欲地扣到其他人的头上。当时全团包括临时工仅240人，却被刘庆棠一伙揪出了70多个“反革命”，“牛棚”不得不设在大排练厅。团内人人自危，朝夕难保，芭蕾舞团陷入了有史以来最恐怖的时期。
在1970年前后，由刘庆棠主持的这场文艺界“清查”运动中，仅中央直属文艺团体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就多达400余人！
刘庆棠在无辜者的鲜血和呻吟中飞黄腾达。1969年4月，江青提名他当了党的“九大”代表，主席团成员，事后江青还说：“刘庆棠是我叫他当了代表，当时还考虑叫他进中央委员会，但是我是亲者严、疏者宽，没有让他当中央委员，以后再说。”可见江青已为他一步步设计好了未来的“前程”。这个“前程”如同红地毯在刘庆棠面前展开：1970年进入国务院文化组，开始统管全国文艺创作；1974年又在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次年便一跃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至此，他已不折不扣地成了“四人帮”在中国文艺界的忠实帮凶。
文艺界里的人都知道，《红色娘子军》剧团比起《智取威虎山》剧组来，骄横跋扈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拍摄难度很大。《智取威虎山》有于会泳，如果说他恃才傲物，目空一切，是《智取威虎山》剧组里一手遮天的人物，那么，《红色娘子军》舞剧团里的刘庆棠就可以用“骄狂”来形容了。他闻名于整个文艺界乃至文化系统，一段时间，他的名字随着“洪常青”的形象而炽热走红。
就在刘庆棠奇迹般“大踏步”进军高层政治领域之际，检举揭发他在生活上乱搞男女关系的信不断被送到上级领导部门。这位生活极其不检点的“美男子”，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因多次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而被芭蕾舞团给予党内批评教育处理。那时只是一个演员身份的他就好云雨之事，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大权在握，可想他肆无忌惮到什么程度。一个比他小20来岁的姑娘，长期被他霸占；与此同时，任何一位女演员，无论是她想争取在戏中当主角或领舞，还是给丈夫落户口、安排工作，只要有求于他，都有可能成为他的掌中玩物……
然而，那些女演员用血泪蘸写的控诉信，到了江青、张春桥之流的手中，或石沉大海，或轻描淡写地告诫几句，丝毫无损刘庆棠的仕途！
善于察言观色的刘庆棠很快被江青指定为文化组成员和文化组创作领导小组成员。他的政治地位日益显赫，在政治地位高于他的艺术地位时，他就开始充当中央芭蕾舞剧团的代言人。只要有一点不顺心或是不随他意的事情，他马上就会兴师问罪，乱打棍子。
1970年元旦，舞剧团为庆贺节日，自己搞了个联欢活动，因为没有通过刘庆棠，这可触犯了他至高无上的“尊严”。他惟一的法宝就是江青这张王牌，他知道怎样触动江青敏感的神经。他到江青那里，不是说舞剧团的人怎样目中无刘庆棠本人，而是说舞剧团的人对“样板戏”不满，发泄私愤，搞所谓的联欢活动，实质是针对江青同志的。江青正好是个偏听偏信、听不得反对意见的人，有这么严重的事情，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了！于是立即指示追查，是谁的主意？抓起来审查。一时间，舞剧团犹如被白色恐怖笼罩，搞得大家人心惶惶，敢怒不敢言。经这一折腾，舞剧团再不敢轻举妄动了，但是人们的心里对刘庆棠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1972年，法国总统蓬皮杜来中国访问，中方安排外宾观看舞剧《红色娘子军》。演出结束后，礼宾司为了增加热烈欢迎的效果，提议大家在台上合唱一首歌。不知是谁提了一句，唱《我们走在大路上》。这是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因为“文化大革命”而被打入冷宫，见周恩来总理也在场，大家就没有什么顾忌，和总理一齐唱了起来。
晚会结束后，江青把刚上任的文化组组长吴德叫来，说这首歌的作者是反革命，叫李劫夫。为什么唱这支歌？去查一查。
不几天，吴德对江青说，是《红色娘子军》剧组的头头刘庆棠同意的。
江青马上叫来刘庆棠怪罪起来，刘庆棠哪里敢说自己同意的，一口咬定是周总理布置的，和他没有关系。谁也没有想到，江青把这件不是事情的事情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当面问总理，大有问罪架势。刘庆棠是推托干净了，可是江青却几次追问周总理，最后周恩来也火了：“这事我负责，有什么了不起！”
江青见周恩来发火了，她也没有什么油水可捞，这才不了了之。可是许多人是“旁观者清”，知道是刘庆棠从中搞的鬼。
兴许是自知作恶多端，刘庆棠身居高官后，对自己的不齿行径偶尔流露出隐隐的不安。青年演员邓元森受他陷害出狱归团后，被派在制鞋间劳动，一次，刘庆棠见了他主动上前打招呼，握手递烟，并颇为负疚地说：“怎么样？对我还有气吗？”血气方刚的邓元森倔强地回答说：“反正我没罪！你办事就是太‘左’。”刘庆棠深吸了口烟，矜持着半晌才说：“让你吃了苦头，这我认账，可是我必须坚持。在原则问题上宁‘左’勿‘右’，‘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思想轨道上，刘庆棠越走越远，死心塌地充当“四人帮”的马前卒。到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更是不遗余力地在文艺界到处造谣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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