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次党代会，林彪和江青极力将自己的亲信和骨干往中央委员会里拉，原来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这次只有1/3，新当选的委员一大批是“文化大革命”后异军突起、正在发达兴旺的人选。
这次中央委员会于会泳进去了，江青还觉得不满意，她希望她的“三巨头”都能进中央当委员，她找周恩来说了好几次。身为总理的周恩来当然不能同意江青的无理要求。在一次会议后，周恩来找到钱浩梁，做他的工作，希望他能顾全大局，不要有思想情绪。钱浩梁不等周总理把话说完，就明确表态，他对这个是无所谓的。总理见他这个态度，也就不需要多说什么了。
但是，浩亮还是官运亨通。1970年5月，他开始参与国务院文化组对全国文艺的领导工作……他当官后，仍不愿荒废自己的艺业，即使晚上开会到凌晨两三点钟，早晨也要起早溜溜嗓子。在那期间浩亮主要管几出戏，除了抓《红灯记》拍摄电影前的修改外，他又主持了第二拨京剧“样板戏”《平原作战》和《红色娘子军》的改编、排演。
为了不负江青的厚望，也为了同当时主管《龙江颂》、《杜鹃山》的于会泳暗中较劲，浩亮为那几出戏确实不辞辛劳。明白自己肚里东西不多，他从“牛棚”中“解放”了李少春、张君秋等“反动权威”，让他们参加唱腔设计和导演工作，在“控制使用”中让他们“戴罪立功”。虽然浩亮学着江青，发号施令将这几位“反动权威”使唤得团团转，还时不时把他们精心设计的唱腔说得左一个不是，右一个不是，常使老先生们被这位昔日的学生气得直犯晕，但浩亮还是为他们在那个年代能从事心爱的京剧艺术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浩亮是个好演员，却并非当行政领导的料，但在江青眼中，他是个驯服听话、憨厚可爱的好干部。于是，在1975年四届人大后不久，浩亮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喜忧交加的浩亮，曾把《红灯记》剧组的老战友召集到自己宿舍，不无感伤地对大家说：“今后我怕是再也不能演戏了。唉，大家都是演员，离开舞台是什么滋味，你们都是清楚的，就像鱼儿离水……”
只是仕途升迁的喜悦毕竟大于告别舞台的惆怅，在“四人帮”直接控制下的文化部当副部长，更多的是个帮闲式的陪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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