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末，迎着隆冬凛冽的寒风，一个身材魁梧的壮年汉子，迈着沉重而略带迟疑的步履，走在通往北京魏公村中国京剧院的路上。他提着一只简单的行囊，身穿一件军用棉大衣，长着浓眉大眼的脸上捂着一个大口罩。一副在严冬显得格外引人注目的墨镜，使人难以窥见他的真实面目。在他贴胸的口袋里，还揣着一纸“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降一级工资”的“组织决定”。
正因为文化水平不高，除了跟着江青跑，坏事干得不多，民愤也较小，所以，在粉碎“四人帮”后的隔离审查中，给他定的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免予起诉”的结论。在解除长达五年半的隔离审查之时，文化部副部长刘复之还找他谈了一次话，鼓励他改正错误，重新做人，耐心等待组织上对他的工作安排。
浩亮恢复了原来的名字，回到了中国京剧院的家。
往事固然不堪回首，而今尤觉世态炎凉。对全家早从舒适宽敞的梅宅，搬到魏公村一幢筒子楼两间背阴的小屋，钱浩梁不感到意外。但面对人们将他“挡驾”在剧院的练功房外，他不能不生出些许悲哀——他是个京剧演员，此刻，他最大的希望是尽快恢复功夫，即使不能重返舞台，至少也可以执教鞭培育人才，不料进练功房如今对他也成了一种奢望。
一辈子在舞台上扑腾的人，跌打滚爬，红脸白脸，一会站起来，一会倒下去，不仅仅是演戏给人看，自己也演出了一场人生大戏。前半生搁在了舞台上，后半生怎么办？钱浩梁在被审查了五年之后的第一个愿望，竟然是想看见舞台，重登舞台……
他开始在篮球场上练功。没有厚底靴，就穿着解放鞋，练腰腿身段；没有对手“耍下场”，就独自操着竹竿练把子功；迎着朝霞吊嗓，伴着夕阳默戏……
他不知道在练功中没有厚底靴和练功毯，篮球场坚硬的水泥地对自己的冲击力有多大，一年多之后，久震成伤的右膝半月板突然粉碎！他被送进医院做了右膝半月板摘除手术。
1983年，正在医治腿伤的钱浩梁，接到了河北省艺术学校的调令。当时主持河北省文教工作的副省长高占祥喜欢京剧，也爱惜人才。知道没有单位敢接收钱浩梁，他认为对这位难得的武生人才要真正落实党的“治病救人”政策，指示省文化厅收留钱浩梁，并讲：“对钱浩梁，不要有顾虑，大胆使用。”
揣着这纸调令，钱浩梁拄着棍，一步一挪地到了石家庄。艺校领导鉴于他腿伤严重，治伤要紧，在经省领导同意后，让他先回京治伤。
1984年春节前，高占祥派省文化厅的两个人前去探望，代他祝钱浩梁全家过个好年。悉知钱浩梁的妻子曲素英正患乳腺癌卧病在床，高占祥马上又派人送去200元困难补助。接过这钱，钱浩梁控制不住自己，哭了。他对来人说：“我是个犯过错误的人，还没有为河北做过一天工作，省里这么关心我，我一定争取早日工作。”
腿伤初愈就赶赴石家庄的钱浩梁，受到了艺校领导、师生的热烈欢迎。多年来头回被人尊为“钱老师”的他受此礼遇感激异常，在欢迎会上他激动地说：“我是个犯过错误的人，组织上既然把我安排在这儿，我要努力工作。我是唱戏的，不懂教学，在教学上没经验，希望大家帮助。”
投桃报李，艺校的知遇之情换来了钱浩梁忘我的工作热忱。
同时，他梦想着自己能重返舞台，为此他一天也没停止练功。课余时间就是他的练功时间，只要排练场有空，他就去排练场，一天几遍，寒暑不辍。在家里则是边压腿，边盯着电视机跟着音乐哼哼，权当吊嗓子。虽然他也知道重返舞台遥遥无期，但他仍执著无悔地期待着，并表示要给艺校排出自己拿手的三台大戏：《长坂坡》、《艳阳楼》、《挑滑车》。
1988年，《中国戏剧》刊登了《浩亮近况》。一位与钱浩梁23年没见面的老朋友读后克制不住思念之情，前去看望他。交谈中，那位老友萌发了给喜爱京剧的宋任穷写信的念头，希望能让钱浩梁重返京剧舞台。这封信经宋任穷批示后转给了文化部。
这年中国戏曲学院的历届校友为母校募集教育资金，准备于12月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三天义演，在演出阵容中列上了钱浩梁的名字。接到通知，钱浩梁兴奋不已，他第一次登门求见省委书记李文珊。由于宋任穷对有关钱浩梁演出之事已有批示，所以在李文珊呈报文化部时，文化部同意了钱浩梁出台。
12月6日，在中山公园礼堂的后台，即将上演《艳阳楼》的钱浩梁，对着化妆镜拿起笔，迟疑地回忆着脸的勾法——毕竟他已25年没演过传统戏了。有人劝他让师弟给他勾，他坚持要自己勾。这不仅因为勾脸是大武生的本分，也因为眼下的演出机会是多么的不易！那天晚上，不少人都为他捏着一把汗，直至钱浩梁上了场，走完趟马后的那个大“跺泥”，稳稳当当地跺在台上，博得了满堂彩后，大家才长吁了一口气！
钱浩梁终于又回到梦寐以求的舞台上来了。面对着熟悉而又陌生的观众以及他们热情的掌声，他的心弦颤动不已，如果没有那些年的折腾，一直好好唱戏该多好啊！
接踵而来的1989年元旦，同样喜爱京剧的天津市市长李瑞环请天津电视台邀请钱浩梁出演《艳阳楼》。这一录像在天津电视台元旦节目中播出后，各地文艺团体和电视台纷纷请他去演出。
在不断接到各地演出邀请时，钱浩梁仍是那么小心翼翼。出于慎重，他总向来人要当地最高一级政府的公函邀请信，对仅是团体和单位的邀请他一般都拒绝，更不要说一些穴头的单独私下邀请了。倘若是义演，即便组织者象征性地给他少许钱，他也不敢要。他怕玷污义演的神圣内涵，也怕因此犯“经济上的错误”而再次失去来之不易的演出机会。而且，他每去外地演出，都跟艺校打招呼，还严格遵照合同，每演一场就交给艺校100元钱。同时，在每次演出前，他手持话筒几乎都要说上这样两句话：“感谢大家还记得我。现在我为大家做汇报演出。”他怕涉及过去，演出的基本上是传统戏，但观众们一如既往记住他的“样板”段，演出场上的呼声一浪高于一浪，热切请求他来一段《红灯记》。没办法，他才唱一段“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开口，场里场外便合成一条嗓子助声呐唱，场面令人激动，台上演唱者热泪盈眶，台下观众更是如痴如醉！
从1989年到1991年三年间，他为找回失落多年的舞台生涯拼命奔走四方。1989年春，苦于没有像样的行头（戏装），艺术上素来认真的钱浩梁不惜借款一万余元，在上海定做了行头器械。为尽快地还上这笔借款，他辛劳地往返于各地舞台，而且常常在同一出戏中，先后分饰几个角色频繁上场。可是纵然钱浩梁艺术功底深厚，但毕竟年近60岁了，在疲于奔命之中，绷紧的弦终于断了。1992年1月，钱浩梁应邀到济南出演《龙凤呈样》，而且是“一赶三”，在《甘露寺》中先演鲁肃，后乔玄，再在《回荆州》中饰赵云。当戏演到《回荆州》时，58岁的钱浩梁突然感到头晕，随即倒在了舞台上，在丧失知觉前的一瞬间，他遗憾而又无奈地看着幕布在他眼前“哗”地拉上了……
他得了脑溢血，1992年底，他被批准病退回京，结束了河北省艺术学校的教师生活。
据1993年3月6日《北京青年报》李彦春所写的《“浩亮”寻踪》一文记载，他的夫人曲素英对记者说，钱浩梁“病了一年了，目前恢复得比预想的要好，他能绕着居所步行一周，约两公里，他每天除遵医嘱休养外，闲时看报看电视。电视节目中他最爱看体育节目，体育节目中他最爱看拳击。京剧节目他是坚决不看”。莫非这是一个执著艺术的人难以重返舞台的内心悲凉？如今，钱氏夫妇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他们除了与知根知底的朋友来往外，基本上闭门谢客，当街坊邻居认出衰老了的“李玉和”时，曲素英会赶快掩饰说“他只是长得像李玉和而已”。他们不主动与人说话，别人主动搭讪，他们避犹不及，恐怕别人受牵连。他们的思维似乎还停留在20年前。最耐人寻味的是文章末尾曲素英代表钱浩梁对记者所说的一番话：“希望30岁以上的人们忘了他们，平安度余生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希望别人遗忘的钱浩梁，不管是荣是辱，历史会遗忘他吗？
（本刊删缩）
〔本刊责任编辑 柳婷婷〕
〔原载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南海人物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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