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是一种病
生活在中国的人们，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有从小被灌输各种励志故事的经历。所谓“三岁看到大，七岁看到老”，上一辈的人总是殷切希望，子女能够在孩提时期树立远大的志向，长大后成名成家，光耀门楣。于是，人们发掘了各个领域的明星们，小时候努力奋斗、积极向上的故事，以便让更多人学习、复制他们的成功。然而，这一类的故事水分太多，有些干脆是人为编造的美丽谎言。当小孩逐渐长大成人，真切体会到，在拼爹时代，个人的诚实努力与实现成功，其实没有多少关系时，已经没有心力去批驳那些励志谎言了。于是，“励志”一词成了无人戳穿的“皇帝新衣”，一代又一代“正能量”的牺牲品前仆后继。
拿《灯火阑珊处——当代学人自述》中的学人、读书人为例：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是燕京大学、美国卡拉格大学、哈佛大学的高材生，曾任国立师范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安徽大学教授，历任中国国防设计委员会外交组委员、国立编译馆编辑、昆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远征军外交联络员等职。
许倬云的父亲许凤藻，是知名海军将领，20岁时就陪着孙中山先生，上游到宜昌，下游到浙江海面，东边到连云港，陪他看江山的形势。其后，又参加了北伐，抗战时期担任第五战区经济管理要职。
邓晓芒的父亲是打入国民党军队里的中共地下党员，曾在东北前线成功策动了所在的国民党部队一万多人起义。他做过报纸编辑，办过书店。南下后到了湖南，就在《新湖南报》工作。李锐是《新湖南报》的第一任社长，第二任是华中工学院创办人朱九思，邓晓芒的父亲是第三任社长。
许纪霖的父亲是个工科高级知识分子，1943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机电系，1947年清华大学毕业。许纪霖的家在上海虹口区山阴路，在那居住的大都是知识分子，尤以高级知识分子居多。他经常开玩笑称与鲁迅是邻居，“他住9号，我住3号，虽然不是同一个时代，家庭和周边的知识氛围对我影响比较大。”
如果非要细细搜罗学人的背景，还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清单。当然，他们虽然拥有不同于一般人的家世，但是他们能在学界扬名立万，多半还是凭的自己后天的努力，只是起点比普通人高一些罢了。但是这一层，学人自己少有提及，后辈鲜有人知，于是大家便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与他们是在一个起跑线上了。因此，学人的充满励志的求学经历与其学术观点一样，只可远观，或者听其一半，不能全信。
励志是一种无聊的精神胜利法，是一种容易上瘾的疯病。必须重新认识它，拒绝它，以求得自我的疗救。
拒绝励志，是拒绝对实现人生价值的粗暴而简单化的描述，是拒绝超离现实基础的妄想与执念，是拒绝对政客精心编织的公平正义诳语的轻信与盲从。拒绝励志，是个人对各阶段理想与严酷现状保持相对的清醒与冷静，默默无闻却也充满反叛的力量。
有人会说，励志虽然是谎言，但毕竟是美丽的谎言，其本意是好的，无伤大雅，不必上纲上线。但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需要指出的是，对励志谎言的批评，并不是要去追究谁的过失，而是要指出这种现象的潜在危害，以便防患于未然。
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状态，失业率居高不下，被称为“失去的二十年”。由于学历大幅贬值，且“身份血统论”大行其道，普通学生很难通过考试跻身上层社会，社会阶层流动性差，且越来越板结固化，很多人年纪轻轻却整天无所事事。幼年时期的励志谎言在无情现实面前不堪一击。于是，这些人树立了一种逆反的“下流志向”，自暴自弃，不求上进，靠“啃老”和领社会救济过活。
现在的中国社会离这样的情况有多远，很难推测。而且，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很难简单地用“维护社会公平”“追求正义”之类的套话来作为解决方法。但是，对于个人来说，对励志谎言保持自我免疫，警惕“下流志向”，是当务之急。不要向谁抱怨“寒门再难出贵子”，不要有任何的反智思维。需要做的是，承认每个人都是受地域、文化、家庭以及各种偶然性因素局限的，但是要在这些局限之内，穷尽自己的无限可能。
岂有学人守书斋
《灯火阑珊处——当代学人自述》一书，云集了余英时、许倬云、杨天石、邓晓芒、王明珂、述弢、魏光奇、许纪霖、李新宇等老中青三代学人，也有阎长贵、杨东平、吴迪、傅国涌等读书人。其中唯一的女性学人沈睿，是以女权主义者的形象示人的。东西南北、海内海外的学人、读书人，所写的自述文章汇成一集，不得不让人有一番比较和解读。
1.乡土中国
文如其人。余公英时的文章，就代表了他最鲜明的立场，即对传统“文化中国”的热爱与追念，对“革命阵营”“激进主义”敬谢不敏，对自己学术历程的自谦与自嘲。
余公年幼时，在乡间生活了八九年，耳濡目染最朴素的传统文化。他发现，“在乡村中，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都是互相联系的，地缘和血缘把一乡之人都织成了一个大网”，“每一族都有族长、长老，他们负责维持本族的族规，偶尔有子弟犯了族规，如赌博、偷窃之类，族长和长老们便在宗祠中聚会，商议惩罚的办法”。
这样最直接的经验，让余先生得出结论：“中国传统社会大体上是靠儒家的规范维系着，道德的力量远在法律之上。道理（或天理）和人情是两个最重要的标准。”这样的结论，似乎与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传统乡村的“礼治秩序”不谋而合。从生活中得到的直接认知，让余先生在其后研究中国历史与思想时，本能地多了几分怀疑和谨慎。
余先生自谦“运气很好”，在香港遇到了钱宾四先生，在哈佛大学又得到杨联陞教授的指导。当下，海内外学界对余先生学术贡献的褒奖，已经无以复加，他对真理、正义的执着，对丑恶、阳谋的批判，在学界更是无人出其右。无论是学术上，还是人格上，他都是同辈、后辈学人的楷模。
2.怎么回答人家批评我们没有用？
许倬云先生天生残疾，行走不便，却对学术始终孜孜以求。考入台大，师从李济、李宗侗、董作宾，还受过傅斯年的教诲，这些人个个都是大师级的人物。只是因为身体原因，许先生的确是“做了一辈子的‘旁观者’”。身体的苦难让他对历史、哲学的思考，更多了些宗教意味。他将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理解为佛家的“人己不分，物我同存”，甚至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在他的眼中也都有了佛家“观照”的色彩。
许先生的学术背景很庞杂，其对历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都有很深造诣，因此在解读枢轴时代、文明崩溃、信息与生物科技、人口老龄化、婚姻制度等课题时，都会有独特的观点。甚至在学科建设、学人素质方面，他都会直言不讳地说：“今天是知识贫乏的时代，每个人只管非常小的专题……我们学人文社会科学的人，做出来是这样子的方向，怎么回答人家批评我们没有用？”
3.民工考上研究生
邓晓芒的父亲是打入国民党军队的中共地下党员，在东北前线，曾成功策动了所在的国民党部队一万多人起义。后来，他做过报纸编辑，办过书店，做过《新湖南报》的第三任社长。可以说，邓晓芒是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但是在“反右”期间，邓的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中考后，邓因为“家庭有政治问题”，考试成绩作废，不得不选择下乡当知青。1974年，已经在农村待了整整10年的邓晓芒因为“病退”终于回到长沙，却当了民工、搬运工，只能利用业余时间看书。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已经过了30岁的他终于考上社科院哲学所，却仍然因为政审没通过，没被录取。时隔一年，他报考武大哲学系，终于圆了求学梦。
读者在阅读《灯火阑珊处——当代学人自述》一书时，能在电视谈话类节目《实话实说》总策划杨东平的口中，得知梁从诫曾与他创办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能读到许纪霖在1987年发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历史探索》一文“暴得大名”后，因为约稿太多而知识储备有限，心中产生的“前所未有的危机感”；还能读到中国女权主义者沈睿，吐槽身为著名诗人的前夫，对她的背叛，婚后的冷漠，甚至是家庭暴力；还能看到傅国涌充满书名号与双引号的“阅读史”。
书的封底上的文字，将此书定义为“青春的记忆、历史的痕迹，刻画出人生的轨迹”“十五位知名学者自曝‘书斋前传’讲述痛并快乐的人生起点”，还说这本书“不仅对同行和学界同仁，同时对社会公众，尤其对年轻人，有许多启迪和励志作用”。
但是，无论如何，该书中的多数学人、读书人，对其经历的各个时代的公共问题，都缺乏足够的批判与反抗意识。一些对其个人历史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有的人使用春秋笔法，有的干脆闭口不提。读者看到的，只是这些读书人在拼命诉说自己的不幸与坚韧，鲜有对学界之外的社会思想、道德伦理的批判与构建。他们的话，只能算是读书界湖面上的一丝清风，全然吹不起象牙塔外的惊涛骇浪了。
忘了我是谁
现在，假如有一群朋友相聚，正常的情态是：男人们围坐麻将桌前，边抽烟边摸牌，谁手气好，谁牌风差，谁赢得多，谁输得多，叫嚷几句，争个面红耳赤，临了又一团和气。女人们则大多挤在一块，闲聊头发、孩子、衣服和化妆品，实在没的聊，又各怀心事，自顾自地摆弄手机，刷朋友圈，吐个槽，转点心灵鸡汤，说男人们不懂女人心。
过好当下，享受现在，才对得起自己整天辛苦工作，拼命赚钱养家。世间百态，人情冷暖，于我升斗小民何干？言之有理。
可是，这里也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只顾眼前的日子过久了，眼界必会越来越窄，身边的细微矛盾，似乎变得越来越大，为人处世要么认死理，要么就毫无原则。原来想“做回真我”，结果变成“忘了我是谁”，原本想“给心灵放个假”，结果心灵“久假而不归”。
究其原因，多半是生活没有横向参照，处事欠缺纵向对比，不知何处“放心”。于是，有人埋头拜物，有人诉诸宗教。
拜物，世间盛行，已为常态，少许取之，或能解一时之惑，但毕竟娱性而腐心，是鸦片之于咳嗽，田雀之于稻粱。而即便玄妙如宗教，其实也是“修心之学”，梁启超干脆称佛家所讲的法“就是心理学”。
推而广之，若按照归因理论所讲，人们做一切事时，内心都会有利害计算，找出能自我抚平的理由。那么，所有与人有关的正经学问，都不妨视为“心理学”。
如何修好这颗心？多翻几本正经书，读读《1966年》，学点“心理学”，倒是最实际且最安妥的Noble Style。
当你出生在当下这个可以大声说话的年代时，何曾想到在1966年，你的同龄人因为一首手抄的普希金爱情诗差点没命。
当你面对变形的爱国主义无所适从的时候，何曾想到在1966年，一位自身难保的医生，为了证明老师对祖国的热爱，愿意横眉冷对千夫所指。
当你在IMAX影院，报怨3D灯泡不够亮、“出屏效果”不够强时，何曾想到在1966年，两个18岁的小女孩，为了看场电影，要骑60华里的自行车，差点被豪横的“红袖箍”抓现行。
当你为了生活的琐碎小事，笨到与自己的另一半“拼家伙”时，何曾想到在1966年，一个男孩为了懵懂的单相思，冒着生命危险，向被怀疑为“美特”的女同事通风报信。
我们身体里流淌着与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同样的血液，却早已遗失了他们的执着、勇敢、信仰与理想，只困守在自己建造的心灵牢狱。回头看看那个时代的“他们”，再照照镜子看看现在的“我们”，也许就会找到自我疗救的良方，不再会迷迷惘惘“忘了我是谁”。
青春，为了忘却的纪念
1922年，五四运动的革命狂热悄然退去，身为“80后”的鲁迅，也已迈过人生的第四十一个年头，对于青春，回忆的资本愈渐累加。这年，他的白话短篇小说集《呐喊》出版。在自序中，他说“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对于年少时家庭“由小康转入了困顿”的鲁迅来说，青春是难以摆脱的苦涩。而如今被现实蹉跎的人们，对青春的充满无限追念，也无非是为了忘却的决绝。
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以下称《致青春》）是作为导演的赵薇的第一部长片。在“悼亡青春”这个主题下，电影真实地记录了20世纪90年代，大学生站在爱情、学业、命运的十字路口时，青涩、迷茫、执着，屡屡被现实击倒后的自我说服与催眠。
大学新生郑微刚到学校报到，就满心欢喜地去邻校寻找暗恋已久的邻家大哥哥林静。不想，林静以“出国留学”为托词，避而不见，从此再无音信。郑微还未恋爱却已“失恋”，悲伤万分。在室友及师哥张开的帮助下，逐渐解开心结。一次偶然，郑微与张开的室友陈孝正结下梁子。而在一次次捉弄对方的过程中，郑微不知不觉地爱上了这个外冷内热、心地善良的高材生，两人历尽辛苦终成恋人。毕业在即，陈孝正得到出国留学名额，却迟迟不敢告诉郑微，两人因此分手。多年后，郑微成了职场白领，偶然遇见了昔日梦中的真命天子林静。而这时，功成名就的陈孝正载誉归来，期待着与郑微重修旧好……
单恋、失恋、被恋、恋上冤家、重拾旧恋、三角恋情……如果将电影的标题隐去，只看故事情节，《致青春》似乎讲不上新意。《四月物语》《恋恋风尘》《假如爱有天意》《恋空》《花水木》《初恋这件小事》《初雪之恋》等青春爱情电影，都有类似的叙事模式。可是，该片为什么能够与众不同，并在观众中引起广泛共鸣呢？用导演赵薇自己的话说，她是“将梦摔碎给大家看”，用纯爱电影的故事结构，拍出了批判现实主义的风格。
在影片里，曾毓为了劝服陈孝正接受公派留学名额，指着周围紧张不安又满怀憧憬的求职学生，说出这样一番话：“他们跟你我都一样，大学几年都是学建筑出身的。这个社会是很残酷的，没有关系和背景一样得在工地上熬……”陈孝正听后低下头，一言不发。
郑微得知陈孝正即将出国留学，赶来质问陈为什么瞒着她。陈颤抖着说：“我没有办法让我爱的女孩子忍受贫贱。”郑微仍抱有一丝希望地问：“也许我愿意跟你一起吃苦呢？”被贫苦压迫得无以复加而又无比愧疚的陈孝正，痛苦地喊出“但我不愿意——”，之后便泣不成声。此时的爱情，已经不见最初的纯美，而早被物质现实折磨得遍体鳞伤。
电影中，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桥段。已经事业有成的郑微，因为公司一个后辈的工作失误，不明青红皂白就大发雷霆。在将对方训斥得泪眼婆娑后，郑微又不无怜惜地扮起了人生导师，教导后辈“平常做事一定要灵活机变，宁可不说也不能让别人抓住话柄……”而那个委屈得直掉眼泪的后辈，像极了当年大学刚入学时候的郑微。导演仅用一个桥段就清楚地点明，主人公已经在不经意间完成了蜕变和撕裂，与稚嫩和青涩彻底告别。
时光飞逝，物换星移，青春在一次次被现实招安后，已然面目全非。距青春已远的人们，回首往事总不免遗憾与无奈。然而，全然放弃回忆，又绝无可能，那斑驳而绚烂的时光总会不时在脑海闪现。怎么办呢？那便沉下心来，将青春祭放在高处，做一次自我回归心灵的纪念，为了忘却。
中国式失败与工具理性的倒戈
电影《中国合伙人》里，丧失了公开演讲自信的孟晓骏，开始以“私聊”的方式提供出国签证咨询服务，意外地颇受欢迎。王阳在孟晓骏的鼓励下，拉下脸皮，用“泡美国妞”和“被美国妞甩”的血泪史，教学生们用美国英语思考，效果不错。作为校长的成东青，为了成为“新梦想”培训学校的核心竞争力，也找孟私聊。孟晓骏半认真半严肃地激励成东青，“由一个失败者来讲成功史，最有说服力”，还没安好心地为他准备了讲稿。
而自认“失败者”的成东青，讲起失败，哪需要讲稿？一张口就点中了所有中国考生的死穴：“中国的学生是全世界学生里最容易失败的，因为你们面临着全世界最残酷的考试。教育部公布的1993年的升学率，从初中到高中是44.4%，也就是说近600万人失败了；高考的这个升学率是39.9%，140万人失败了……失败无处不在，人生如此绝望。这就是现实！那我们该怎么办，失败并不可怕，害怕失败才真正可怕。我们只有从失败中寻找胜利，在绝望中寻求希望。”
听完成东青这段关于“中国式失败”的论述，人们不难联想到《肖申克的救赎》“恐惧让你沦为囚犯，希望让你重获自由”一样的经典励志台词。对于此时的成东青来说，“梦想”就是希望，就是动力，就是“正能量”。可是，我们不得不说，这种“梦想”却又是那么盲目，那么工具，那么自卑，那么地被害妄想。为什么会有“中国式失败”？怎么去避免？怎样从根源上改变？对此，成东青巧妙地躲在了答案背后。也许，他始终将自己定义为“失败者”，正是像多数“成功人士”那样，毅然逃避了改变不公现实的宏观责任——虽然腰缠万贯，却一味“在商言商”，高举工具理性，放逐价值理性。
把培训学校办得风生水起的成东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不假思索地说：“当你意识到失败只是弯路，你就已经走在了成功的直道上。”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他用类似传销套语的万能句式，将自己打扮成了油头滑脑却又不露破绽的世故商人。终于，他吃下了看似不经意种下的苦果。
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一群狂热的“爱国学生”对“新梦想”培训学校进行打砸。身为“留学教父”的成东青，被斥为“美国走狗”，“新梦想”则被批为“汉奸学校”。又委屈又愤怒的成东青，冲出学校大门，直面那一张张被“中国式失败”撕扯得难以辨认的面孔。这些挥舞着拳头，让乱石横飞的年轻人，与当初听他讲“从失败中寻找胜利，在绝望中寻求希望”的学生们，何其相似。
成东青的额头被砸得鲜血直淌，却依然奋力嘶吼着：“谁是民族罪人？谁是卖国贼？美国人炸了大使馆，你们就来砸英语学校，要是外星人来炸地球，你们要去砸航天部吗？你们跟30年前有什么区别？你们就知道窝里横，中国人打中国人。懦夫！蛮横！去向那个打你的人去学习，直到你变得比他更强。”
仅仅强调工具理性，从不对“中国式失败”刨根问底的成东青，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倒戈。他在呐喊，歇斯底里地呼唤价值理性，却被一浪又一浪的抗议声淹没，没有人听他的。
站在这里遥望梦想
打着青春励志片幌子的《中国合伙人》，从头到尾都在高呼“梦想”。可是看完全片，人们才发现，里面的“梦想”指的是“去美国”“开公司”“挣大钱”“为自己”“在纽交所挥锤子”。最重要的是“让别人知道”。
在一次读书会结束的时候，学生领袖范儿十足的孟晓骏，让大家用一个词来形容他们这代人。“追赶”“理想”“冲动”“自由”“怀疑”……孟晓骏对这些答案都不满意，他激动地跳上桌子，挥舞着双臂大声说：“我们这一代人最重要的是‘改变’。改变身边每一个人，改变身边每件事情，唯一不变的就是此时此刻的勇气。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将改变世界！”话毕，掌声久久不息。孟晓骏不去想“怎样去改变世界，改变成怎样的世界，改变的世界是不是更好”，对他来说，“改变”这个词虽然空洞、苍白，但是很酷，对年轻人最具煽惑力。
初尝办英语培训班甜头的成东青，将一捆捆钞票分给了王阳。王阳按捺不住兴奋，把钞票全部抛向空中，边笑边喊“有钱啦——”。在歌厅里，王阳带着浓浓醉意，高唱Beyond的《海阔天空》：“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成东青则在心里默默回应着孟晓骏：“我们改变不了世界，是世界改变了我们。”年轻的他们，怀抱的“梦想”原本很丰富，但是禁不住生存的重压，干枯得只剩下了“钱”。
在“今日美国”的讲座上，老师激烈地批判美国的“种族歧视”。孟晓骏听后终于忍不住地拍起了桌子：“所谓的‘美国梦’，就是在梦想面前人人机会均等，全世界只有美国能做到这一点。”老师语重心长地教育孟晓骏：“年轻人，你毕竟太年轻，太天真。”
到了美国后，孟晓骏的“美国梦”碎了一地。为了谋生，他在实验室里喂小白鼠，在餐厅里做不能拿小费的下等服务员。而当已经实现“中国梦”的孟晓骏，再次来到美国时，依然连最基本的尊重也得不到，终于明白老师当年的良苦用心：“原来我们真的是太年轻，太天真。”这种先扬后抑的对比叙事，狠狠地黑了“美国梦”一把。美国是天堂还是地狱，似乎一目了然。
一次饭局，功成名就的成东青，大倒创业初期贴小广告的苦水。同席的“地产大鳄”以“过来人”的口气坏坏地说：“你这事还不能算委屈……做买卖的，低头弯腰下跪是基本功夫。小姐心态，寡妇待遇，妇联追求。”说到这儿，在座的都心领神会地扑哧一乐……那个纯朴、执着甚至土里土气的成东青，早已成为历史。虽然双脚所站的土地依然干瘪，但是他们已经不在乎，“梦想”已经实现，不需要再遥望了。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如果要说到央视“名嘴”，大家也许会立即想到崔永元、毕福剑、董卿、李咏、朱军、白岩松这样的一线“大牌”，然后是综艺频道、电影频道、体育频道、电视剧频道、财经频道的二线主持人。而如果突然提起“陈伟鸿”这三个字，许多人可能会联想起身边哪位叫“伟鸿”或者“鸿伟”的朋友，始终与被称为“央视首席财经主播”的陈伟鸿对不上号。但是，说起曾经与这个陈伟鸿“对话”过的人物，多数人却是耳熟能详，希拉里、骆家辉、罗斯柴尔德、比尔盖茨、巴菲特、柳传志、马云、李彦宏、马化腾、王石、潘石屹……每一个都是当前影响中国、影响世界的响当当的“名角”。
能够在中国一流的同时也是竞争最激烈最残酷的电视媒体里，做了10多年的《对话》主持人，陈伟鸿的专业能力应该毋庸置疑。但是，既然采访了这么多“大牌”，为什么《对话》栏目没能成为央视的《鲁豫有约》？为什么陈伟鸿本人在财经界以外的知名度迟迟上不去？正言之是因为其本人太过低调，反言之则就是他的主持风格没有个性，难以在观众心中留下与众不同的印象。
他的新书《惊鸿一瞥》也如同他的主持风格，四平八稳，波澜不惊，毫无特色可言。书中的那些大腕们，风度翩翩、果敢睿智、意气风发、纵横捭阖，牛得没边没界。而陈伟鸿则像是一只蜷缩在角落的一团空气，很没有存在感，随时处在被替换、被取代的边缘。这种近乎“隐形”主持人与被描述得近乎“完美”的嘉宾（尤其是一票商界大亨）的极度反差，有时会给读者以某种错觉——他是在“傍大款”，哦，不！这个词现在叫作“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整本书的内容，我们可以这样捋一下：“我”童年时期在西安“被朔风与黄土包围”；家乡“特区”厦门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经济发达、风景优美，“走出家门就能看到辽阔的海面”；闽南的执政者思想新锐开放，企业家富于冒险精神，中国的知名品牌都源于此地；“我”是一个“鼓浪屿的好孩子”，大学里年年拿奖学金的班干部；在大学时期做兼职导游，“我”能够经常与台湾同胞接触，小费可观；在厦门一中当老师很舒服，学生听话懂事；离开学校进了厦门电台，接着又到了厦门电视台，然后参加央视招聘顺利通关；刚开始做《对话》时，舍不得厦门的舒适生活，也舍不得央视的平台，两地奔走，做了五年的“空中飞人”，随后正式进入央视；《对话》的负责人王利芬很“汉子”、很努力，帮助“我”提升专业素质；“我”主持很牛，英语也好得让李瑞英的博士老公赞不绝口；“我”没啥独立见解，喜欢看机场书店的烂书，却能进入长江商学院，与一帮“阔佬”“阔少”们天天打“飞的”，你们眼红也白搭；“我”听不懂吴敬琏的专业理论，弄不清楚罗斯柴尔德家族到底有多少钱，不明白巴菲特是怎么变成股市“不倒翁”的，更不知道“金融大鳄”索罗斯害死了多少人，但是“我”能和他们“对话”，你们却没机会；“我”不知道“3·15”晚会有没有把央视变成“舆霸”和“打手”，但是央视的记者们做得很努力、很辛苦，虽然也经常被“公关”，但是大家也没办法。
对机场书店情有独钟的陈伟鸿，成功将这本《惊鸿一瞥》变成了机场书店的烂大街读物。地方台的主持人如果想学一学某些主持技巧，倒还可以多翻几眼，其他人就早点洗洗睡吧。
谁在为穷人说话？
邱华栋在小说《教授》里，将经济学家描绘成了现代社会的“巫师”。他认为，所谓的经济学家们“今天说房价要永远涨下去，明天说股市要跌到1000点。而且，无论他们说什么，都有人信。这些人是不是在为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服务？是不是在为跨国资本、官僚资本和民间资本说话？谁在为穷人说话？”
虽然远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穷人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乡村银行和小额贷款，为穷人摆脱贫困鼓与呼。但是，在普通中国百姓看来，像经济学家、经济分析师、财经作家一类的人，总会和“政商掮客”的印象联系在一起。他们总会在媒体上放出略显前卫的观点，为商人投资发展试试水温；他们时常为商人的隐秘往事涂脂抹粉、树碑立传；他们总会别出心裁生造一堆冠冕堂皇的术语，模糊并转移公众关注的焦点；他们通过自己罗织的关系网，探听国家、地方的政策动向，抢在媒体发布权威消息之前，给商人通风报信。在他们的眼中，除了钱，还是钱，一被追问到“社会责任”之类的话题时，要么狡辩“在商言商”，要么就是一口看破红尘的语气“凡事都有一个过程”。
“财经女侠”叶檀的新书《中国经济站在了十字路口？》的读者定位不是穷人，而是超离一定阶层限制的广泛人群。这些人可以是感叹柴米油盐价格暴涨的家庭主妇，可以是工资太少而不敢回家过年的“80后”，可以是买不起高档轿车的普通中产，可以是处在转型升级压力之下的企业老总，也可以是正为财富大幅缩水而焦头烂额的富豪们。总之，这是一本写给被快速变动的中国经济折磨得有些抓狂却又无处可抓的人们。
看得出来，这本书是作者接受媒体专访的文字版。在口语化的表达中，作者有意无意地想在短时间内，讨好所有对于经济学知识零基础的受众。但是，讨好所有人，就基本上等于谁也没讨好。
“谁偷走了我的‘银子’？”这一命题，其实所有的中国百姓都会有切身感受。可是这个简单的命题，被叶檀解读得十分复杂。她不去好好解释“为什么钱不值钱了”“深层原因是什么”“普通百姓如何保值增值”，而是给大家灌输“钱在有些地方还是挺值钱”“并不是所有人都感觉在涨价”“中国与美国的收入消费水平不存在可比性”。
在“天价茅台，为谁而饮？”这种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中，叶檀则将自己定位成茅台酒业的政策顾问，充分调动了财经专业知识，指出“作为奢侈品的茅台酒具有相当大的升值空间”“国家抑制三公消费，让茅台为自己不透明的销售模式买单”“茅台落后的经营方式亟待转型”，倒是让人眼前一亮。可是，这种分析跟普通百姓有什么关系呢？这是让大家去买正宗茅台酒保值，还是让人们嘲笑茅台四处树敌，落得孤家寡人一样的处境呢？
而在“车市价格战与经济寒冬”一节里，叶檀用短短几句话，就将没有开上宝马一类中高端车的屌丝青年，彻底排除出“中国人”的队伍。她说：“以前一提到宝马，人们都觉得那些车似乎都是富家子弟的专利，而现在好像不是这样子，更多普通人也能开上宝马车了。有些家庭为了让孩子生活得更好，会竭尽全力为其购置中高端汽车。在购买宝马车的消费者里，24岁到30岁之间的人群占有24%的比例。在中国，一般年轻人更喜欢消费中高端车。”这句话或者可以这样理解，一般中国的年轻人都“喜欢”消费中高端车，只是他们没几个人消费得起。
几个月前，网上疯传一个消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申请个人破产”。内容称，克鲁格曼个人赤字高达700万美元。债务来自曼哈顿公寓房贷、信用卡欠款和Tiffany珠宝的店内融资。他最大的投资失误是在2007年购置不动产，交易不久就跌价40%。消息还煞有介事地评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破产“真是对经济学家的实操能力最大的讽刺”。后来，网友才发现，这个消息的来源其实是一个类似“洋葱新闻”的专门发布讽刺、搞怪假新闻的英文网站。不过，大家事后似乎并没有感觉被愚弄，只是觉得可惜而已，“谁让他们不为穷人说话，让他们也尝尝贫穷的滋味吧？”
真实的谎言
如何才能识破别有用心者编织的谎言？如何能够凭直觉判断你的孩子是不是在撒小谎？如何才能看透上司升职加薪的许诺只是缓兵之计？《看人看到骨子里》的几位作者就可以。当然，这是因为他们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资源测谎师、人事筛选专家、卧底特工，是维持这个庞大的间谍机构运转的核心力量。书中所罗列的各种识破谎言的方法，已经被广泛运用到各类中介机构、公关公司、大型企业。现在，几位作者将其毕生所专，浓缩成了这本《看人看到骨子里》，用轻松易学的方法，让大家掌握各类识人技巧。
有些读者可能会说，自己生活了几十年，什么骗术、什么谎话、什么阴谋没见过，早就有自己的一整套识破谎言的诀窍。而且，身为社会草根，大家的日常生活只是柴米油盐，与什么恐怖主义、间谍活动、突发事件太遥远了，何必去学那些洋专家似是而非的怪招儿呢？这本书认为，个人的生活经验只是社会浅层的表象积累，只适用于某时某地某类人，一超出生活经验就彻底抓瞎。若想从广度和深度上提升自己待人接物的能力，至少能够不被坏人忽悠，还真的必须放下身段、继续补脑充电，向这几个远道而来的“和尚”取取经。
其实，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中，识人辨物的技巧也必不可少。假如你是一家公司的面试考官，你怎么在短短几分钟时间内，精确判断面试者的个人素质；假如你是服装店的老板，你怎样用轻描淡写的几句问话，就能搞清楚谁偷了店里的东西；怎么避免装修工人偷工减料，怎么判断家里请的保姆合不合适……《看人看到骨子里》告诉我们，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用简单却也专业的技巧。
对于媒体人来说，向受访者提出问题是司空见惯的事。如果受访者企图通过转移话题、重复模糊而片面的问题蒙混过关，一个专业的记者就可以通过不同的角度，提出几乎相同的问题，以得到满意的答案。是的，优秀的记者似乎拥有一种天生的能力，可以在模棱两可、漫不经心的误导性的回答里，直接戳中问题的关键所在。但是，万一受访者是个老谋深算的家伙，对记者的背景、性格、提问方式、行文风格了如指掌，那么采访的整个过程就可能被“做局”，成了这个家伙提供虚假信息、为自己涂脂抹粉的表演秀。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连3岁的小孩都知道，可以用许多种方式撒谎。这包括，话语中的故意遗漏、半真半假、不懂装懂、答非所问、前后失调、攻击或反击模式。本书的作者对此做了详细的分析，并说明如何识别并对付每种手段。很多中国人都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说谎并非人类的本能，人一旦说谎，内心或多或少就会产生负疚感、不适感。大家由此判断，人不会轻易说谎。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判断，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可靠。于是，作者便指出，我们应该将自己的感觉和假想放在一边，去认真检视对方的言谈举止。
这本书里充满了比尔克林顿、辛普森、前安然公司CEO受访内容的节选。有时，作者为了帮助大家揭穿其中的骗人招数，全力剖解这些例子时，会显得比较冗长。一则可能是因为，作者担心多数读者属于慢热型，需要一段时间的阅读浸润才能渐入佳境，一则可能是为了让这本书显得更加厚重，以便与其他轻浮的快餐式读物区别开来。
但是，无论如何，书中的诸多技巧，只是众多识人辨物方法中的九牛一毛。屌丝们不要天真地以为，将其中的方法学到手，就能到美国中情局打工，赚点外快贴补家用。萝莉们也不要傻傻地相信，掌握了里面的一招半式，就可以练就过硬的读心术，俘获大叔一箩筐。人的心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就看能否以心换心、将心比心，说到底就是尊重与自重。与人为善，必有善果，狡诈成性，必受其累。草根百姓还是老老实实做人，安安稳稳过日子，说谎骗人的机会还是留给达官贵人、王侯将相吧。
装睡与醒来
网络上有一篇名为《别在被放大的网络舆情中误读中国》的评论，批评时下不少人的一种“认识误区”，即“容易把网络舆情当成全部民意，从而对中国社会做出有很大误差的认知”。文章还援引网友的一句“看微博感觉明天社会就要乱了，去菜场兜一圈又发现，啥事儿也没有，一百年也不会乱”，用网络与现实的“断裂”现象试图说服读者，“网络上的中国不是真实中国的全部”。
诚然，这种观点无疑在逻辑上存在自洽性，但仔细推敲后，发现其在看似客观的外衣下却暗藏狡黠，是一套十分典型的相对主义诡辩论。在该文结尾，终于要说明“怎样才能正确地读懂中国”了，作者却不出意料地虚晃一枪：“当一个社会不那么过度地依赖网络，不是什么都逼到‘到网上发个帖子’‘到微博上吸引关注’时，也许网络才不会那么亢奋”。照着作者的思路，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逆向推演：那些对由网络发出的弱势群体的声音置若罔闻，而对网络与现实的“断裂”安之若素的人们，是不是在掩耳盗铃？是不是在发挥“精神胜利法”？是不是属于鲁迅批判最猛烈的“被动怯懦的国民性”？
这篇“误读中国”的文章，不禁让人想起学者周濂的杂文集《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以下简称《你》）。那些一叶障目便高呼“天下太平”的人们，何尝不是聪明地假装酣睡，不想醒来？《你》一书的诸多观点，正是戳中了这些装睡的乡原们的要害。
数年前开始，“你懂的”这个感情色彩原本十分暧昧的词，以极不寻常的速度被年轻人接受。这个词的使用语境，大致可以这样描述：一件是非曲直极为鲜明的事情，最终变得模棱两可甚至黑白颠倒。当责任方给出的解释超出常理时，大家在茶余饭后谈到时，便会心一笑“你懂的”。周濂在书中分阶段再现这一过程“先是狂怒不已，然后无奈摇头，继而怒极反笑，最后则是：笑而不语”。至于“笑而不语”者，周濂猜想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早就洞彻了社会现实的丑陋、有限人生的无聊以及世俗权力的愚蠢。
可是，周濂紧接着便敏锐地指出，“你懂的”这种自我陶醉状态的危险：“‘笑而不语’者们有足够的理由感到自豪，因为他们不仅战胜了怒气，赢得了快乐，而且还在相视一笑的默契中体会出智商和情商的双重优越感。可问题的关键在于，你的笑而不语也许克服了个体的暴力，却更大地鼓励了国家的暴力。”
不少拥有一定知名度的所谓成功人士，一听到普通百姓对现实中的不公发表议论时，总会没头没脑地甩出一句“没本事移民的，请做个良民吧”。言下之意，如果普通人有本事而又对现实不满，那就“用脚投票”，如果没本事那就自认倒霉，默认现实的不公。
针对这一类的强盗逻辑，周濂批驳道：“作为公民，我们可以用法律做挡箭牌，如果法律是恶法，还可以‘公民不服从’。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持之以恒地去行使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在常态生活中以良民心态逆来顺受，在情绪失控的瞬间又以臆想中的暴民面目骂娘。在良民与暴民之间，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个更好的选择，那就是做一个真正的公民。”
“曾参杀人”“三人市虎”的典故，似乎都在论证戈培尔的那句话，“谎言重复一千次就会成为真理”。在公共道德信仰没有确立的社会，谁掌握了“重复”的艺术和权力，谁就是王者。而在这种社会中，公民个体并不是全然没有正义的自觉，他们只是觉得“无论高贵的谎言还是冷酷的意识形态，都不必费劲维持它的表面光鲜亮丽……只要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它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周濂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这样更可怕，因为它不再是少数人处心积虑地说谎，而是所有人心照不宣地共同维护那个公开的谎言。谎言不再承担造梦功能，但它依旧可以让每个人继续生存在一个虚假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大伙儿集体装睡。而那些睁大双眼注视这个社会，清醒地指出其中的乖谬与荒诞的人们，就被当作了不谙世事的“傻子”。
鲁迅在“铁屋”的经典比喻中说：“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周濂则认为，其实大家都很清醒，都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那个装睡的人自己决定醒来”。
网媒时代的马基雅维利
“我四处散布谎言，炒作畅销书作家，包装知名品牌，无所不用其极。我肆无忌惮地利用自己的知识操纵网络，大言不惭地欺骗媒体，而媒体则原封不动地将谎言传播给民众。”
翻开《一个媒体推手的自白》（Trust Me，I'm Lying），在自序中看到上面这段文字，你可能就会被这个年仅二十六岁作者的无节操“自述”弄得措手不及。充满着正义感的你也许会觉得，这类以骗为生的媒体推手，怎么还能觍颜出书，扬扬得意地自陈操纵媒体、骗取大众信任的“光辉历史”呢？
当然，如果你这样一想，甚至上网找到他的博客骂上几句，你就再次上当，中了他的营销诡计了。而如果你抛弃心中预设的道德审判，冷静地把这本书翻上几页，你便会发现其中的不少论调，还是有“过来人”的诚恳与深刻，甚至有诸多自嘲式的忏悔意味。
近几年，一些水平低劣、情节荒诞的影视剧、书籍，内容粗鄙的电视节目、歌曲刚一出现，各大网站都会带头冠以“奇葩”“二货”“神曲”等字眼，加以调侃、嘲讽、抨击。抱着看客心态的网民，一股脑儿地跟风跟帖、转帖。这些“奇葩”“二货”“神曲”很快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谈资。原本在现实生活中精明无比的人们，在贡献出自己花样翻新的嘲笑段子后，意外地成为媒体炒作的炮灰。结果，网民对这类劣质作品的调侃、谩骂愈多，其关注度就越高，网上的点击率就越高，最终它们往往以小博大，低成本赢得高收入。时下靠出格言论和行为博取眼球、进行自我炒作的网络红人，也是遵循着此类法则。
作者带着某种挑衅的口吻，告诉其他炒客，想让那些批评言论为你所用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人们完全丧失理性，群情激愤。只有情绪完全失控，极度愤慨，他们才会迅速传播你的消息，使之成为舆论焦点。公众的注意力给“博出位者”带来了名望和利润，他们的书籍会畅销，出场费飙升。当然，这些“博出位者”也很可能成为网络媒体传播原则的牺牲品，网站为了利益，可以全然不顾真相，肆意欺骗、夸张，无所不用其极。
现在只要打开任何一个门户网站，一些给人以简单愤怒、悲情、无聊取乐、不洁联想的欺骗式标题，都会时不时地蹦出来。已有超强免疫力的网络老手，自然会对此不屑一顾，一些菜鸟便很可能像《罪恶一夜纪事》里的翁贝托·艾柯一样，在一连串的点击之后，陷入虚妄的泥潭。一整夜宝贵的时间，全部在自省、罪恶、沮丧、释放中白白耗去，待到天亮，才被折磨得疲惫不堪，昏昏睡去。菜鸟们哪里知道，这一切全在网媒炒客的控制之下。他们的秘诀，就是成为“标题党”。
关于标题党的重要性，作者道出了炒客们的共同心声：点击量（这个一次性问题）关乎着媒体的生死存亡，而最终这一切都要回到标题上来。在这个一次性快速交易当道的世界中，诱人的标题是俘获潜在买家的撒手锏。它们必须振奋人心、响亮、有煽动力，哪怕事实并非如此。
而在中国，很多免费软件为了生存、营利，会弹出窗口用来发布广告。当你点开这些窗口里的耸动标题，会发现只是点开了某个网站，而不是直接到达标题所代表的内容。如果你仍不死心，想找到文章原文一探究竟时，不知不觉已经为该网站贡献了几十个点击量。
时下，一些网站为了提高关注度，捕风捉影、自导自演、生造虚假新闻，并快速在网上发布。如果碰巧这则新闻与官方稍后发布的新闻不谋而合，那网站便成了“掌握内幕消息”的关键分子，赢得更多的关注。而如果这则新闻被证明是假新闻，网站则会巧妙地删除或者“扮失忆”。不久，网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对这则虚假新闻的追惩便彻底烂尾。虚假新闻的结构清晰、逻辑简单、编写不受限制，而且成本低、风险小、收益大。如此一对比，某些无良网站便会游走在法律与道德的底线，更加肆无忌惮地炮制假新闻，牟取利益。
网络本身是虚构的，但是网民和其所在的世界却是真实的。作者指出，发起一个假事件，在媒体链条中不断炒作，然后引起人们的真实反应和行动，这样“我”就改变了现实本身。但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一个普通人制造的虚假新闻，与一国元首、政要制造的虚假新闻相比，所造成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一个媒体推手的自白》里举了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用一个虚假消息，成功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的例子。2002年，切尼向《纽约时报》的记者“泄露”了伊拉克可能藏有生化武器的假消息，然后又在媒体见面会上故意漏风，“引用”了他向《纽约时报》“泄露”的消息，说服公众，美国必须入侵伊拉克。结果，大家都知道，美国成功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却始终没有找到生化武器。
书中，作者列出一个对网络媒体人来说“近乎残忍”的网络用语与实际内涵的对照表。如果某个网站里有“据知情人士称”，读者就应该马上联想到这个“知情人士”，可能就是某个“媒体推手”。如果看到“我们听到消息”，读者就该知道所谓的消息，可能是作者无意中看到的微博或者论坛上的消息，甚至可能是从某个醉鬼那里的道听途说。如果看到“当事人告诉我们”，读者就该知道，这些当事人的身份根本没有经过审查、证实，这些人可能只是想出名而已。如果看到“我们已经联系了某人对此事进行评论”，读者就该想到，他们在节目播出前两分钟才发了封邮件给当事人，他们只是做个姿态而已，根本没有努力去探究事实真相……
在全书最后，作者似乎开始了最真诚的忏悔。他引用了严肃报刊记者的观点，并坦白自己作为“媒体推手”的确缺德，对现实社会的影响极坏。《商业周刊》的作家埃德·华莱士提醒我们：“记者的第一要务是问‘这事是真的吗’。”博客网站拒绝接受这种理念，他们不会给网民真相，而只专注于一件事，那就是给发布商带来页面访问量。网站发布的消息除了让网民分心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实际用处。作者自省，他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种代价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比如尊严、他人的尊重和信任。在内心深处，他甚至开始怀疑，为了得到一些东西，他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
当然，读者可以执着地认为，这样的忏悔太过假惺惺，整本书的问世，说不定就是在践行作者自己揭露、批判的商业营销术。而且，作者发明并且运用那些“炉火纯青”的阴招和手段时，为什么没有想到这对他和他在乎的人可能造成的重大威胁？为什么没有考虑自己的行为可能威胁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础？
而当人们在作者究竟是“伪君子”还是“真小人”的争论中攻防博弈时，是不是也该关上电脑，自我反思，怎样才能卸下面具，做一个真实的自己？
“科学家”的“天堂之旅”
如果有人告诉你，他曾经去了天堂，见到了上帝，而且最终又返回人间。你大概会觉得，这个人多半是个神经病。可是，将近两百万人愿意相信神经外科医生埃本·亚历山大，买了这本讲述他在濒死状态下经历的《天堂的证据》，这是什么原因呢？当然是因为他拥有着神经外科医生这一职业光环。作为一名拥有25年从业经验的神经外科医生，他在大脑构造、机能、病理分析等方面，拥有着远远超过常人的话语权。于是，有人顺水推舟，更将埃本归于“科学家”之列，使得他口中神乎其神的“天堂之旅”变得更有说服力。
其实，即便是真正的科学家的话，也不能尽信，历史上说浑话的大科学家并不在少数。发现了万有引力的牛顿，无法解释行星围绕太阳运转时与轨道相切的速度从何而来的问题，便把它归之于上帝的“第一推动”。与牛顿相比，埃本·亚历山大的“科学家”身份则显得名不副实了，但是如果以科幻小说的视角看待《天堂的证据》，埃本的想象力则远胜于牛顿。
这本书主要包含两条线索，埃本患病的现实世界和神游的“天堂”。在现实世界里，埃本详细讲述了自己在神经外科领域有多么杰出，他曾经“以独立作者或者合著者的身份在同行评议的医学期刊发表了超过150篇专业论文”“在全球超过200场的专业讨论会上做过演讲”。接着便是，从以色列回家后的某一天早晨，他的大脑突然被大肠杆菌入侵，感染脑膜炎，背部剧痛，失去知觉。被送到医院检查后，埃本的医生同事发现他的“脑脊髓液已经化脓”。在半昏迷状态时，埃本喊了一声“上帝，请帮助我”，就彻底陷入昏迷，整整7天。其间，妻子和孩子担惊受怕，妻子霍莉无奈之下甚至找来了通灵师，帮助“唤醒”丈夫。
而在神游的“天堂”部分，埃本则最大限度地发挥想象力，并适时配以相对节制而拙朴的表达，勾引出读者对“天堂”美好的如饥似渴。埃本也许不是最出色的神经外科医生，但是他绝对是最能捕获读者心灵的小说家。在书中，他彻底昏迷后先是进入了一种有形的黑暗，在“泥果冻”里穿梭，虽然拥有意识，但是丢失了记忆和身份。在那里，他并不是人类，甚至不是动物，而是一种“更早、更低级的存在：一个存在于红棕色海洋中的永恒的意识点”。接着，他进入了纯净的白光中，身体飞了起来，越过树木、田野、溪流和瀑布，还看到人群、孩子和花朵。
在那个世界里，时间不是地球上的线性时间。但是，如果你要问埃本“那里究竟是怎样的时间”时，他就会狡猾地回答“我想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去形容那里的时间，就像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描绘它的其他侧面一样”。其实，时间、飞行、语言什么的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发现一个“高高颧骨、深蓝色眼睛、金褐色长发的漂亮女孩”。这个女孩没有用任何词汇，就像一阵风一样将信息传递给埃本，而且他还能将其翻译成地球语言：“你被爱拥抱。你没有恐惧。你不怕犯错。”之后，他接着在“天堂”里在云端飞翔，在蓝黑色的天空飘浮，与“上帝”交谈，用地球语言无法形容的方式习得“天堂”里的海量知识，以无限宽广的视角观察比想象中要大得多的宇宙，了解鲜为人知的暗物质……简直High到不行，甚至当他要返回现实世界时，还流露出强烈的不舍。
如果说，这本书还有第三条线索的话，那便是埃本的身世之谜。其实，埃本是个孤儿，他的父母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生下他，因为无力抚养，便将其送到了类似于福利院的“儿童之家”。在他生命刚刚诞生时，就被打上了“遗弃”的标签，他始终对此事耿耿于怀。也许正因如此，埃本没有在“天堂”世界里见到已经去世4年的父亲，而是见到了素未谋面的早夭的亲妹妹贝特斯。没错，大家也许猜到了，贝特斯就是上文所说的“漂亮女孩”。于是，埃本突然“恍然大悟”，现实世界与“天堂”世界在这里相遇了。埃本此次长达7天的昏迷、7天的“天堂之旅”后，不仅身体逐渐康复，沉寂多年的心结也由此打开。在那个世界里，他得到了亲人最温暖、最动人的抚慰，“你被爱拥抱。你没有恐惧。你不怕犯错。”
说到底，《天堂的证据》是埃本个人从肉体到心灵的救赎，而非一般意义的病中回忆录，当然也不是“对天堂真实存在的证明”。神经外科医生患病之后，对自身家庭、命运的反思，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若非要用看似科学而专业的医学术语，来论证个体的奇思妙想就是真实，则有些哗众取宠，甚至侮辱他人智商了。尤其是，天真的读者看了《绅士》（Esquire）杂志关于埃本·亚历山大的揭露性报道后，可能会大呼上当，急着找书店退货。其实，对于这类“科学家”的倒戈，读者只需具备基本的生活常识就能辨别真伪，何必只因那“科学家”的头衔就听得太真。
独守书斋与投身社会
众所周知，胡适与鲁迅是中国近代知识界的泰山北斗，不过因为所持立场不同，从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没少领教过鲁迅的“匕首和投枪”。胡适晚年身居台湾，对彼岸的情况颇能知晓。晚辈胡颂平曾问他，如果老对头鲁迅还活着，会不会也像其他旧识那样被改造成“新人”？胡适则是哈哈一笑，出人意料地回答：“鲁迅是不会屈服的，他是我们的人。”
对真理与自由有着同样执着的知识人，必定惺惺相惜，休戚与共。胡适与鲁迅的诸多观点，若放在一时一地，似乎南辕北辙，但如果将其投射到整个近代思想史的图景来观察，则会有不少异曲同工之处。知识人独守书斋与投身社会的关系，便是其中之一。
经过五四运动狂热洗礼后，鲁迅开始反思重压之下的农民与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时陷入了“彷徨”。胡适则明确地告诉青年人，要“踱进研究室”“整理国故”，“救国的事业须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还借易卜生之口说，“真正的个人主义在于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个东西”。
看到这里，鲁迅坐不住了，他以为胡适这是在教唆青年们躲进书斋、不问世事。于是，撰文批判这种思想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胡适们这样做，会让青年知识人“进了书斋之后，和实社会实生活离开，变成一个呆子——胡涂的呆子，不是勇敢的呆子”。几年后，鲁迅似乎体会到青年受激进主义毒害之痛，在《书斋生活与其危险》的译者附记中，颇有保留地说，如果社会腐败，书斋生活者不必刻意用社会的世评改正自己，否则“即非同流合污，也必变成圆滑”。言下之意，不管是独守书斋还是投身社会，都要用独立思想去辨别世评的公正与否，避免随波逐流。
其实，胡适与鲁迅的终极理想都是救国，只是一个提倡首先要“将自己塑造成救国之才”，一个是单单强调“救国不分先后”。最终，两人在救亡图存的“宏观价值”上，都与蔡元培先生“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观点，殊途同归。套用唯物主义哲学的时髦说法，知识人独守书斋与投身社会是一对辩证关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一次，许倬云在接受某电视节目采访时，被追问到了“历史的现实意义”：“用现在物质的标准去衡量，历史，对于普通人而言，可能是百无用处的东西。人们吃不着，喝不着，它也无法做成科学仪器、实验设备、交通工具，做成一种能够直接用于物质生活的东西……”许倬云似乎有些尴尬地说：“历史是给你机会反省自己，也给你机会看看四周围。”
知识人生产的文化产品，“吃不着”“喝不着”“无法做成科学仪器、实验设备、交通工具”，从物质层面来说，真的是无足轻重。面对重重质疑，知识人该如何回应？那便是，持守这个时代的“宏观价值”，积极投身对自由、尊严的无私捍卫，对真理、知识的无限渴求。不管是居书斋之内，还是处社会之远，都不应对社会问题熟视无睹，对被压迫者冷眼旁观。要如胡适、鲁迅那样，具有更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成为时代的启蒙者和拓荒者，哪里的正义与公理被压迫得最紧，哪里就应当有知识人最专业、最理性、最振聋发聩的声音。
通往艾柯思想花园的隐秘小径
人们大概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小说《围城》的成功，以及20世纪80年代同名电视剧的热播，钱锺书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在今天的普罗大众中会有多少知名度。同理，人们也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小说《玫瑰的名字》的绝佳口碑，以及英国老牌影星肖恩·康纳利主演的同名电影风靡全球，翁贝托·艾柯这位集哲学家、符号学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等无数头衔于一身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是否能够像今天这样享誉世界。
一流的学者若想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必须在普罗大众与学界精英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当然，与钱锺书晚年以注解宋诗、英译毛选、醉心文言以韬光养晦不同，艾柯却在牢牢掌握学术话语权的同时，深谙大众传播之道，用极为考究的叙事手法，深入浅出地讲解古奥而深邃的知识，与民同享，与众同乐。《玫瑰的名字》的经典魅力自不用说，而艾柯的时评、杂文集《密涅瓦火柴盒》，则为读者另辟一条隐秘小径，让人们能够通过一篇篇精巧的千字专栏文章，一步步走近他的思想花园，近距离地窥探这个学者关于写作、正义、人生、未来等等发人深省的观点。
1.拒绝人云亦云
初看到《密涅瓦火柴盒》的书名时，也许不少书迷都会在心中发问，艾柯这次又在“标题党”了？就像《玫瑰的名字》与玫瑰没有多大关系一样，《密涅瓦火柴盒》也并不是一本讲述智慧女神雅典娜（罗马名“密涅瓦”）的书。实际上，为了避免读者对书名的过度诠释，艾柯老老实实地在书的前言中，讲述了书名的来历。原来，“密涅瓦火柴盒”是艾柯在《快报》周刊上开设了专栏，同时也指一种装有密涅瓦牌火柴的纸制小盒。艾柯常常利用火柴盒背面记下他在火车上、酒吧中、餐厅里的见闻，或是欣赏商场橱窗、逛书店时闪过的一丝灵感。
其实，目前内地的报纸、杂志的专栏并不少，可是真正能入得了读者法眼的却屈指可数。艾柯这位专栏作家的教父，除了与所有写手一样，用随身携带的纸片记录“在读报、欣赏商场橱窗、翻阅书店里的书籍时闪过的一丝灵感”，还严格遵循一条原则——拒绝人云亦云。
为此，艾柯打了一个比方：当一个人杀害了自己的母亲，而公众都认为这是一项罪恶的举动时，他便没有必要写文章再谴责这个人了，因为那样做无非是简单地激发一下大众的同情心。但如果大部分公众都认为这个人的弑母行为是正确的，并且符合法律程序的话，那倒是值得写上几句自己的看法。艾柯写专栏文章的心态，便是一定要“发前人之未发”，必须用逆向思维，至少不是用惰性的煽情思维，去解读某个社会事件。艾柯的这个观点，倒是为内地所有靠廉价煽情来码字糊口的专栏写手们，好好上了一课。
2.中国影子
艾柯曾经于1993年和2007年两次到中国访问。在这本《密涅瓦火柴盒》里，虽然没有专门谈论中国的文章，但也处处都有中国的影子。这并不仅仅表现在，文章常常拿中国的人口、文化、历史作为或褒或贬的比喻和参照，更重要的是，文章所探讨的问题与中国语境下的现实，表现出高度的契合。中国读者甚至可以直接用其中的观点来解读中国社会的各种现象。
在《一场诉讼》里，艾柯说，否定论者经常用各种推理来“否定”诸多关于二战期间存在灭绝犹太种族行为的证据。他举了两个论题：其一，否定论者试图用一些枝节问题来证明，被纳粹杀害的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的日记是伪造的。其二，否定论者认为，德国集中营死里逃生的幸存者说的，关于营内死人衣服堆成了35至40米的小山，在没有起重机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
针对这种企图用细节的“不合逻辑”，来否定整个迫害事件的做法，艾柯压住心中的怒火，理性地指出其中的谬误。他认为：“从数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完美的推理，然而从常理的角度来分析，这番言论却站不住脚。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一点：任何一个人（尤其是那些刚刚经历了某种残暴，并且在一段时期内都对此无法忘怀的人）都有进行夸张的本能趋势。这就好比某个人讲述某次经历，说到自己突然头发倒竖，而我们却非要依据毛发学的理论证明头发无法直挺挺地垂直立起一样。”
读到这里，中国的读者不难联想到，当下诸多置疑南京大屠杀的否定论观点。从数学的角度妄图否定整体的历史事实，这种分析看似理性，其实是一种经过精致包装后的虚伪与偏见。
3.墨索里尼颂
在《我的墨索里尼颂》一文里，艾柯列出了两篇歌颂臭名昭著的意大利法西斯统治者墨索里尼的文章。一篇文章中称：“我之所以在祷告中牢记领袖墨索里尼……是因为他给了我工作的第一动力。他指挥了‘向罗马进军’运动，把破坏分子赶出了意大利。他让我们的国家变得强盛、威严、美丽而伟大。”另一篇文章则是为法西斯表忠心：“我将投入战斗，如果祖国需要，我还将奉献出我的生命……意大利必将荣耀地走向灿烂辉煌的胜利。”写到这里，艾柯一顿笔，不无惭愧地坦白：“这些文章的作者正是我本人，第一篇写于8岁，第二篇写于10岁。”
艾柯自我剖析，当年他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并不是为了敷衍，还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曾自问，自己是真的敬爱领袖墨索里尼吗？为什么自己没有真的在祈祷时想起他呢？或许自己是一个没有良心，谎话连篇的孩子？但是，尽管有这些超过同龄人的深入思考，年幼的艾柯还是写下了这些文章，因为“小孩子天生狡猾”“他们明白只要这样做就能得到社会的赞赏”。当然，经过数十年的历史沉淀后，这些文章无疑非常地“不正确”。艾柯愤愤地说：“我越是明白今天的文化氛围之优越，就越是不能原谅当年那些毒害我的童年，向我灌输死亡荣耀感的人。”
4.“自己人”和“其他人”
日本心理学家宫城音弥（Miyagi Otoya）在《日本人的性格县民性与历史人物》一书中指出，日本领土虽小，但是因为山地较多、平原很少，区域之间界限鲜明，从气候、口音、风俗、普遍性格与心理都有较大差别。近代以前的日本，不少地方的人局限在自己熟悉的区域内，以“自己人”为友，以“其他人”为敌。而这种蒙昧时代的产物，在现代日本仍然大行其道。
艾柯则在《博西不如我，不是高卢人》一文中，精确地指出了这种现象：“亚韦茨教授还谈到人类有一种生理倾向，总是在试图构建一些‘自己人’和‘其他人’的圈子……那些出生在距离我们城市几十千米以外的人都会被我们看成‘其他人’”。越是文明开放的社会，地域性的狭隘主义就越是无法成为主流。而在思想封闭的社会，则是将地域排他性与实现自我的归属感混为一谈。
5.民主的悖论
《民主如何摧毁民主》一文提出的“民主悖论”，并不完全等于卡尔·波普力图跳出的那个“多数人的暴政”。而是指，原本“从群众中来”的候选人成功当选后，其职位越是显赫，其遭到暗杀或者私生活遭到侵犯的概率就越大，因此他们就越需要受到极为严密的保护，甚至与普通民众隔绝。这样一来，“那些对世界负有重大责任的人物往往对于现实世界一无所知”。选民通过选票将自己的权力让渡给了上一层的人物，希望他们能够代表自己的权益，结果这些人物一旦身居高位，却不由自主地“脱离群众”，而成为某些特殊利益的代言人。
具有百科全书一样头脑的艾柯，甚至想象出了这些候选人脱离群众的演变史。如果候选人在竞选的过程中遭受了无端的攻击，乃至在执政后仍然被恶意中伤，无论其意志多么坚定，内心还是无法容忍。“于是，你会怎么做呢？你会让自己躲藏在忠诚于你的那个小圈子里，这个小圈子里的人会安慰你，让你别去理会可恶的造谣者，同时再次向你表示他们对你的忠诚及爱戴。”一旦这个圈子闭合，上层人物便给自己筑起了一个安全而舒适的堡垒，让各种监控都遥不可及。不管“第四权力”有再多的批评与意见，也无法动摇其维护特殊集团利益的决心了。打着民主招牌的国家尚且如此，某些自甘专制的国家岂不是更加不堪？
从古老的罗马帝国到遥远的未来世界，从电视、杂志、书籍再到网络……可以说，《密涅瓦火柴盒》一书十分完整而又轻松地展示了艾柯万花筒一般的知识涉猎。当然，书中更有他的令人捧腹的自我剖析，对出轨言论毫不掩饰的抨击，对环境污染、人口问题、自然灾害的盛世危言。在书的末尾，艾柯似乎洞悉了读者的好奇心，用一句句“混蛋”，十分调皮诙谐地谈出了自己对死亡的看法：
“当你感到自己的大去之期不远时，不妨坚定地相信这世界上充满了混蛋，那些在舞厅里疯疯癫癫的男女青年是混蛋，那些自以为揭开了宇宙奥妙的科学家是混蛋，那些妄图用一剂药治疗社会百病的政客是混蛋，那些只知道炒作花边新闻的媒体是混蛋，那些生产污染性产品的企业家也是混蛋——这么一想，难道你不觉得死亡是一个让你脱离这个混蛋世界的极其幸福而轻松的时刻吗？”
懦夫般的态度
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不少人一提起诺奖总是一副“爱之深、恨之切”的复杂表情。一则是因为，诺奖的自然科学部分，可以列出一长串具有华人血统的获奖者，可是这些人成长、成名却都是在海外。这类获奖者越多，在证明华人的基因并不比西方人差的同时，也着实从反面证明着中国大陆的教育就是比西方差。这对任何一名中国人来说，都是摆脱不了的尴尬。可人们怎会这么乖乖地认输，于是他们想出了屌丝追白富美不得已时才会想出的烂招数——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而在承办了奥运、世博后，国人慢慢觉得自己真的已经和平崛起了，开始从受虐与自卑走向另一个极端——自满自大的癫狂症。相比之下，诺奖土生土长的西方世界，却没有这么多的纠结。某国的文学家、科学家、经济学家获得了诺奖，顶多也就是花边新闻多了个头条，茶余饭后多了点谈资，仅此而已。国民性成熟了，心态摆正了，也就无所谓诺奖情结了。
若泽·萨拉马戈1998年凭小说《盲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目前唯一一位获得诺奖的葡语作家。萨老爷子不仅活到老学到老，还写到老，2009年在86岁高龄时出版杂文集《谎言的年代》，第二年便因器官衰竭仙逝。
其实，与其称《谎言的年代》是部杂文集，还不如说它是萨拉马戈的晚年日记。而且，该书也的确有浓重的日记风格，短则一两句话，长则数千言，标题与内容往往并不十分契合，较为随意。读完整本书，基本可以判断，萨老爷子是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经验主义者以及共产主义的怀疑论者。不管如何，他倒是为生活在病态社会的人们，拨云见日，提供了不少闪闪发光的思想经验。从奥巴马到贝卢斯科尼，从马尔克斯到博尔赫斯，从生存到死亡……一个个宏大的主题，在萨老爷子笔下就成了小菜一碟，总有一味适合你。
服从的限度
二战结束不久，苏、美、英、法四国签订协议，规定设立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纳粹罪犯进行国际审判。在这场充满正义的世纪审判中，不少法学专家和律师却对“个人是否应因国际罪行承担刑事责任”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侵略战争是国家行为，应由国家负责，参与其中的个人只是服从或执行国家的政策命令，没有个人责任。侵略战争是国际法上的犯罪，国际法是以国家而不是以个人为主体，个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不应受到处罚。于是，发动战争、设立集中营、屠杀600多万无辜犹太人的责任，全被推给了希特勒、纳粹党，甚至整个德国。
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战犯们说，那些丧尽天良的事不是他们自己主动要做的，而是服从上级的命令，把发动侵华战争的责任推给了日本军国主义头目东条英机，把南京大屠杀的责任推给了松井石根。可是，按照当时的日本宪法，天皇才是真正拥有实权的最高领导者，发动战争的最终授权来源于天皇。在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日本天皇也已经改派皇族朝香宫鸠彦，接替松井石根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当然，日本战犯和辩护团队袒护日本天皇，使其免受审判则是后话了。
众所周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最终力排众议，在判决书中明确表示：“国际法对于个人和对于国家一样，都要使他们承担义务，并对他们具有约束力，这一点早已被人们所承认”，“违反国际法的罪行是人干的，而不是抽象的实体，只有通过惩处犯有此类罪行的个人，才能使国际法的规定发挥其效能”，“国际法在某些情况下保护国家代表的原则，不能适用于被国际法谴责为犯罪的行为，那些犯有这种罪行的人不能以官员身份作掩护，不能由官员身份逃避按规定应受惩处的法律审判”。
据此，法庭宣判，战犯应负个人刑事责任，并应受到刑罚处罚；不违反所在国的国内法不能作为免除国际法责任的理由；被告的地位不能作为免除国际法责任的理由；政府或上级的命令不能作为免除国际法责任的理由。这些判决从此成为国际刑法的基本原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也遵循了这一原则。
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则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中说，在战争中，如果军人因服从命令而违反了明显的、无可否认的战争规则，他便应该负不可逃避的责任。因为如果不这样来认识问题的话，而只是把责任向发布命令的上级长官推，推到最后，将只有国家元首一个人或高级首长几个人对某些战争罪行负责了。言下之意，即便是一个以服从上级为天职的军人，也必须首先遵守维护人道底线的战争规则，在服从命令的时候，必须承担基本的人道责任。
在东京审判中，7名战犯因为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而被判决绞刑，但是国际社会包括日本国内，仍然没有放过对日本天皇的谴责。于是，天皇想出一个让所有人都可以脱身的“阳谋”，提出“一亿总忏悔”，也就是说从1931年以降的15年的战争中，在个人层面，日本没有一个战争责任者，即大家都有错，战争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不是由领导人承担。当时的日本人口有一亿，于是每个人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这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事实上就是等于零，即变得没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几乎等同于没有责任。可是，这种“一亿总忏悔”的做法，和松井石根将侵华战争说成“兄弟之争”一样，已经不能算是掩耳盗铃，而是毫无廉耻的诡辩。最后，后辈日本人对这一代人的继承与“服从”，使得真实的历史被淹没、被篡改，遗祸无穷。
我信故我在
我发现一种现象，许多年轻的朋友，在工作了两三年后，言谈里常会加上“所谓的”“那又怎样”“不就是”等等的修饰语。这些口头禅偶尔说一说，会给人以阅尽世事、看破红尘的深刻感，但是久而久之，则不免在自我消解后，变成了自我消极。年轻人是最具创新意念、进取精神的一个群体。这种犬儒的心态不能武断地解释为“年轻人本来就多愁善感”，而多半是外部的环境使然。那么，现实带来的无力感就必然会导向自我消解乃至消极吗？当然不是。独立与批判意识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少，但是，年轻人同时要学会多方汲取正面的力量，培养自己的信仰，使自己感到存在的价值。年轻人“相信自己，寻找并实现自己的信仰与价值”的过程，可以称之为“我信故我在”（I Believe Therefore I Am）。1982年的传记电影《甘地》，似乎就为被现实逼迫得信仰迷失而又茫然无措的年轻人，上了一堂“我信故我在”的德育课。
电影《甘地》已经成为载入史册的经典电影，该片获得1982年55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理查德·阿滕伯勒）、最佳男演员（本·金斯利）、最佳原创剧本、最佳艺术指导、最佳摄影、最佳服装设计和最佳剪辑总共八项大奖。即便是在30年后的今天，该片仍然具有很强的观赏性。由于导演的巧妙掌控、演员的精湛表演，191分钟的片长，丝毫没有影响情节的层进铺陈和人物形象刻画。而且片中各种名言警句式的台词，不仅不会让人感到冗长和疲倦，还会带领观众一同经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伴随南非公民权利运动、印度独立运动、印巴分治时发生的各种变化。影片时间跨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世界经历了两次毁灭性的战争，现代社会开始向后现代过渡。当西方世界开始出现“上帝已死”的信仰危机时，甘地却仍然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并实践对正义与人性的信仰，一步步用文明且和平的方式，带领印度人脱离殖民统治，走向民主与自由。
1913年，南非当局出台法律，规定居民如果不按照基督教仪式结婚，婚姻关系就被视为无效。甘地不满这项法律，带领印度裔的南非民众进行抗争。在一次抗争集会上，不少人扬言要以极端暴力的方式解决争端，甚至不惜以身殉道。而甘地则说：“我钦佩并且需要这样的勇气，正因如此，我也愿意为此而牺牲。但是，我的朋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杀人。不管他们对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不会袭击任何人，不会杀害任何人。但是，我们也绝不会按手印，大家都不要按。他们会囚禁我们，罚我们的款，没收我们的财产。不过，只要我们坚持，他们绝不能抢走我们的自尊……”这时，听众中有人愤怒地喊道：“你进过监狱吗？他们殴打我们、折磨我们！我说我们应该……”甘地果断地打断他的话，接着说：“我要求你与其斗争！要与他们的怒火斗争，而不是挑起怒火。我们不会出击，但我们将承受打击。我们的痛苦，将让他们看到他们自己的不公正。这种对他们的‘伤害’会比任何抗争都有效。”
1946年，二战结束后，美国《生活》杂志的女摄影记者布鲁克怀特，采访了尚处软禁之中的甘地。当布鲁克怀特问道：“你真的相信你可以用非暴力的方法，来对付希特勒这类人吗？”甘地说：“（以非暴力方法对待希特勒）会有许多挫折和巨大的痛苦。但是难道这场战争不是充满了挫折与痛苦？你所能做的就是，决不接受希特勒或者其他人的不公正。你必须让不公正暴露出来，并愿意以身殉之。”
1947年，印巴分治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又开始暴乱冲突，甘地开始了他的第14次绝食。最终，他凭借着自己的威望使局势稳定下来。当组织暴乱的几个印度教头目在奄奄一息的甘地面前保证“不再打了”时，其中一个头目冲上前来，哭着说：“我快下地狱了……我杀了一个小孩……”甘地痛苦地闭上双眼问道：“为什么？”“他们杀了我的儿子。”甘地平静地说：“我知道不入地狱的方法。找一个失去父母的穆斯林孩子，把他当成你的儿子抚养，并把他培养成穆斯林。”
1948年1月30日，甘地前往祈祷会的途中，被一个印度教狂热分子枪击而死。在中弹的瞬间，他还以手势表示宽容凶手并为他祝福。印度为甘地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全印度的民众乃至世界各地政府代表，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影片末尾，甘地的骨灰被人们缓缓洒入大海。此时，甘地的那句名言再次响起：“每当我绝望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在整个历史当中，只有真理与爱能够得胜。曾经有许多暴君和凶手在短时期是所向无敌的，但是最终他们总会失败。想想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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