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中国
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观点：如果你在某个城市住上10天，你也许能写出一本全面介绍该城的著作；当你住上10个月时，你还能写出一篇游记文章；可是当你住上10年，再想描述清楚这儿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地方时，你恐怕连一句话也写不出来了。这就是游客身份与住民身份的不同。游客的身份可以让你暂时超离当下的种种束缚，以相对感性但也相对客观的角度，描述你所看到的一切。而随着居住时间的延长，你在当地原本十分新奇的遭遇会慢慢变成家常便饭，你开始学会运用当地人的心态与视角解读周围发生的一切，甚至你的内心会萌发出愈渐强烈的“责任感”，自我削弱原本独立而冷静的批判意识，变得比之前更加认同并且容忍当地不太美好的一面。最终，这个地方在你的眼中开始变得模糊不清，甚至隐形，你再也看不到她原来的样子。
《江城》一书是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从1996年至1998年在中国的工作生活经历。当时还20多岁的何伟，作为美国志愿服务组织“和平队”的志愿者，前往四川省毗邻长江的小城涪陵，担任了两年英文教师。作者与中国的接触，从最开始的新奇与兴奋，到发生误解与风波，再到与学生和当地朋友结下深厚友谊；书中所涉及的人物，有学生、学者、官员、小贩，也有考古工作者、神甫、“自来熟”、特殊行业工作者；书中有作者对涪陵、成都、西安、新疆风土人情的亲自体验、地理文化的细致描摹；当然，其中还有作者个人对中国的历史沿革、社会现实，以及发展前景的独到看法。作者对涪陵乃至整个中国的深层体认，与其说是对中国产生了朴素而真挚的“感情”，不如说是为国人复原了一个“看不见”的中国。
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作者何伟初到涪陵师专教书，教材中片面地介绍美国的内容，就让他和他的同伴尴尬不已。一本名叫《英美概况》的教材讲述“美国宗教”的一章，对美国的慈善、社区和学校只字未提，却在美国邪教导致信徒大量死亡的“琼斯镇集体自杀事件”上花了很大篇幅。在“社会问题”一章，将美国的文明描述为“美国社会在科技方面的发展非常迅速，但其社会精神正在变得越来越空虚，社会本身也越来越腐败……许多社会科学家宣称，20世纪60年代前，青年男女婚前发生性关系司空见惯”“同性恋是大多数人都难以理解的一种相当奇怪的社会现象，它随处可见。其原因之一可能是人们对婚姻或者爱情感到绝望。……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人空虚的精神状态和扭曲的社会秩序”。这本教材还指出导致美国存在这些乱象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当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结束时，这些社会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数十年来，国人都受到过这样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而又毫无逻辑可言的教育。最初听到时可能会觉得不可理解，可是一旦在其中长期浸淫，便会久入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变成乔治·奥威尔所说的“双重思想”了。
作为一个体貌特征和价值观迥异于中国人的和平队志愿者，作者用自己的真诚与耐心，与中国最底层的人物打交道，自信、冷静而不失幽默。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与何伟一样，既看得到这里的美好，但是同时也经历着原本不该有的荒诞。他们不约而同地、或明或暗地用何伟式的视角，解读这个与众不同的“中国”。
《江城》这本书是以一种局外人、旁观者的视角记录中国的中下阶层的，作者在中国生活的两年时间不长不短，介于“游客身份”与“住民身份”之间。他没有“永远处于被动无助的地位”的无奈，也不期望以一己之力使社会的乖谬有所改变。但是，何伟是一个冷静而忠实的记录者，他对中国独到而客观的书写，像大江大海之中的一股清流，轻轻拍打着坚硬无比的堤岸。他以对中国的满怀热情，关注着这个伟大国家的变迁，让那些艰难前行的人们，不再感到孤独。
集体失忆的年代
《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的作者简·雅各布斯，是一位没有大学文凭，却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广泛知名度的城市规划批评家、公共知识分子。她于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成为城市规划领域的一代巨著，而她也因此被誉为“新都市生活之母”。
雅各布斯的少年时期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时代，为了谋生，她做过速记员、秘书、编辑、自由撰稿人。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通识教育学校学习时，雅各布斯选修了地质学、动物学、法律、经济、政治科学等多个科目。涉猎广泛，视野开阔，而且长期接触底层社会，让她在城市规划领域的观点，比学院派更加贴合实际、更有说服力。与一些头衔满天飞、却为了金钱而节操碎满地的专家截然相反，雅各布斯没有高学历，却爱真知甚于爱钞票。
1952年，雅各布斯离开用于对苏宣传的《美国》杂志，在《建筑学论坛》杂志找到了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并就城市规划和城市衰落领域的相关选题进行采访报道。一次，她在受命采访费城的规划发展时，发现该规划有很大缺陷，当地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安置问题没有被考虑进去。虽然主编明确要求她要进行正面报道，但是这位“铁娘子”则毫不客气地对规划进行批评。
像许多地方一样，费城的规划设计者和实施者，通过规划实施后的今昔对比，证明其合理性。雅各布斯经过仔细研究，发现这些“证据”是以终结原有的十分活跃的社区生活为前提，完全是得不偿失。事后，她还搜集材料，对整个50年代的城市规划审查制度提出质疑。
在哈佛大学的一次关于城市规划的演讲中，雅各布斯再现“铁娘子”范儿。面对台下交头接耳的听众，她当即大声要求“要从内心深处表示尊敬，停止嘈杂，脑子里如果有奇怪的点子就自己留着吧，不要混到我们对城市秩序的概念里”。演讲站在普通民众的角度，直陈当时城市规划的问题，事实清晰，论理充分，赢得满堂喝彩，也让城市规划设计单位、地产商、政府发展部门，怒火中烧却也哑口无言。
更可贵的是，《建筑学论坛》杂志在雅各布斯一系列以事实为依据的批评中，能够不忘社会公器的职责，坚持独立办刊和平民立场，不与开发商、政府部门同流合污，为雅各布斯在激烈的舆论战场上，能够无所畏惧地冲锋陷阵，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此后，雅各布斯在有关人权、反战的各种活动中，一如既往地挺身而出，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
可能是因为雅各布斯并没有受过专门的学术训练，《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一书的观点脉络、结构框架，并不如其他学术著作那么清晰。每个章节都没有现成的观点，各个条目也没有既定的逻辑关系，读者必须深入其中，自己去梳理、归纳、总结。因此，读此书一点也不轻松，但同时也充满着挑战与惊喜。
雅各布斯所说的“黑暗年代”，指的是“文化的尽头”，是人类因为集体失忆，让旧有的美好文化断绝，使各种社会不幸与悲剧不断重演的时代。从古罗马时期到现在，从四大文明古国到如今的北美各地，都因为出现“集体失忆”，曾经的繁荣与强盛不复存在，屡遭外族侵略，乃至亡国亡种。雅各布斯由此警醒世人，时下的“家庭与社区价值”“高等教育精神”“批判性科学观”“政府效能”“自律与自审”正在消失，如果再不挽救，新的“黑暗年代”便会到来。
书里精辟的观点有很多，其中有关文明古国的分析堪称神来之笔。雅各布斯引用历史学家兼科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话称：
“中国和美索不达米亚本来都遥遥领先于欧洲文化，本当稳固地保持领先地位，结果却不然。虽然二者都未曾经历黑暗时代这种极端的历史过程，但相对于欧洲，二者都屈服于漫长的衰败、不知不觉加重的贫穷和落后。它们就像历史上所有伟大王朝的终结一样在告示我们：强大成功的文化也能走上失败之路。不过，这种失败与被征服的原住民之间的差别就在于：过去屹立不败的强盛文化之垂亡或终结并非由于外来的攻击，而是由内在的攻击所造成的；换句话说，内在的腐烂，才是致命的文化转折，只不过在发生的当时并未察觉其为恶性转折，或察觉太晚而无法挽救。尚可改正的那段时间终于逝去，就是因为集体遗忘。”
人有病，天知否？
人文学科的读书人经常有一种错觉，以为熟知一定的学术套路就似乎掌握了宇宙真理，天真地调动自己微薄的知识储备，放肆地解读古今中外所有的经济、社会、文化事件，甚至将触角伸到技术性、专业性极强的实践领域。然而，对于所有学科来说，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其学术的最高阶梯总是通向哲学，通向与大家的世俗生活不甚相关的形而上。因此，如果对哲学原理及其方法论有那么一知半解，人们还真的能够居高临下以跨界（Crossover）的名义指指点点。具体来说，新闻学者不一定会写新闻稿，文学评论家不一定会写小说，医学人文学者不一定会拿手术刀，便显得那么顺理成章了。
《中国人的病与药》一书便是杂糅学术、通俗话语，生硬地解释中国社会的典型，而且是失败的典型。作者试图写一本有趣的书，但是字里行间又扭扭捏捏，摆明了放不下所谓“人文学者”的架子。书中既有诸多哲学家的经典语录，又有大量的通俗用语、网络用语以及其他的语录等。而这样南辕北辙的话语风格，生涩、夸张且怪异的行文，却往往出现在同一篇文章里面，让人产生理解和审美上的困难。
一些很关键、很火爆却又相对棘手的话题，如医患矛盾、看病难、看病贵、医疗事故等，作者大多浅尝辄止、避重就轻。让人感觉，他先是要放出声响，准备一场大战，结果刚刚露面就虚晃一枪，鸣金收兵了。在一些争议话题上，作者或者干脆完全站在医生、院方的强势角度，指责患者素质不高、媒体猎奇主义至上。他没有勇气和能力跳出怪圈，以严肃的“医学人文学者”的视角批判并改正不合理的医疗制度，便只好老老实实地照搬教科书，做一点常识普及工作。
1.“非典”医生
纵观全书，最值得一提的段落，便是第六章“有关医院的精神分析”中关于“非典”医生的记录。可惜的是，作者为这部分文章起了个糟糕的标题“医生也许是最差劲的病人”。要知道，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1/5的感染者是医生。他们在防治“非典”的过程中，既是医生，同时又是患者，一些人不幸失去生命，一些人侥幸治愈却又留下严重的后遗症，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精神抑郁症。他们曾经是最勇敢、最光荣的人。
作者能够在“非典”10年后的今天，在作品中公开探讨这一话题，十分可贵。但是，将“非典”医生的悲剧放在“医生也许是最差劲的病人”的标题下，与其他难以在医者、患者之间迅速转换身份的医生一同论述，多少有了些戏谑的效果，这是极不妥当的。不过，单看其中分析“非典”医生工作状态和患病遭遇的段落，倒是可圈可点的。
作者认为，“非典”事件使得医者与患者的界限更加模糊，医生变得既是观察者又是体验者，既是服务的提供者又是享用者，既是医疗规律的认知者，又穿越疾病蒙难过程，获得情感、意志、道德的升华，从而获得双重体验，双重理解。许多医生，日常只有技术生活，而缺乏有内容的伦理生活，陷入道德麻木与迷失之中。“非典”的医患共感体验，唤起了医生内心深处的道德崇高与利他意识。而外科大夫岳春河、急诊科实习医生武震，患上“非典”后遗症后遭受的折磨，康复的艰辛，对生活、对人生道路的迷茫与焦急，都让人不胜唏嘘。
2.名人与生病
一些中外名人对于疾病和死亡的思考，个人的生病历史与作品创作，本书也零零散散有所涉及。可是，不得不说，作者过于发散的思维，在此就表现出了某种恶趣味。他将法国著名散文家蒙田在遭受肾结石困扰时的幻想“梦里搂着一个美女，醒来发现自己的结石已经排出落在床单上”，当成整个小节的标题，真是不可思议。
1578年，蒙田《随笔集》第一卷即将完稿时，肾结石症突然发作，剧烈的肾绞痛、尿血使他一次次陷入极度痛苦和心理矛盾之中。作者认为，蒙田的随笔中透出的特殊敏锐与冷峻，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疾病的体验。从第二卷开始，由这种体验而生发出的人生感悟也相应增加，出现了大段的个人病患经历的倾诉。
作家史铁生一生与疾病为伴，1972年双腿瘫痪，7年后急性肾损伤，1998年发展成尿毒症，依靠每周3次血液透析替代肾功能，他于是自嘲“我要么在医院，要么在去医院的路上”。但是，史铁生是个作家，是个思考者，对生活和生命充满理解和思辨。他将疾病带给躯体的痛苦、心灵的颤动，转化成了发人深省的文字，给后人以同情、悲悯、关怀、扶助、慰藉乃至拯救。
1926年3月，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住进当时北平著名的协和医院，经医生检查确定为右肾肿瘤，建议割除。梁不顾亲友反对，决定接受手术治疗，结果好端端的左肾被错割，病情反而加重。1929年1月19日，终因救治无效去世，年仅56岁。为了不让国人因为自己的手术失误而怀疑科学，梁启超还在1926年6月2日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为医院辩解“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这样一来，就再也没有人追究。
3.荒谬的医患关系
现代护理学的开创者南丁格尔，在她的不朽著作《护理札记》中，倡导以照顾为中心的专业化服务。在她看来，医院的核心价值是人性的呵护，是周到的生活料理，是配合治疗的养护，是病中的温暖和合适，是残缺生命中有意义的圆满。可是，在实际操作中，南丁格尔强调的Care（关爱、照顾）则难以落实，沦落成了更加直接而冷冰冰的Cure（治疗）。
医学史家查尔斯·卢森伯格一针见血地指出，医院里的服务大多是由专业的“陌生人”来提供，医患关系的缔约双方也是陌生人。作者由此延伸，为了自身医疗和保健的目的，患者要将个人的秘密告诉医生，让医生观看、触摸私密的部位，甚至冒着巨大的风险去迎击伤害性药物与手术的干预，而他们对医生的德行、技艺却知之甚少。
作者意识到了当下医患关系的矛盾，其实是一种荒谬的“二律背反”。终于，他对医疗现状说了几句老实话：一方面市场化不足，卫生资源的配置与运营被缺乏公正与效率的体制、机制所困，无法实现优化操作，另一方面又过度市场化，放任各种利益集团按照赤裸裸的商业逐利规则，盘剥作为社会弱势人群的贫困者。一方面社会医疗资源极度短缺，2/3的国民缺乏初级医疗保健呵护，另一方面医疗资源配置混乱，浪费惊人，高档设备重复投资，大范围使用，疑病大诊，小病大治，奢侈医疗、炫耀性医疗盛行。
4.对媒体的抹黑
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本书从头到尾充满着对媒体的敌意，有些地方简直是信口开河。他说：30年前，每一个踏进新闻学院大门的青年学子就被告知，新闻是一门无学之学，有很强的实践性，理论性不足。
作者将媒体揭露医疗丑闻，抹黑为无聊的猎奇主义，偏激地认为，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强化了猎奇主义立场。他说，许多报道高喊：我不管什么导向与道义，只关注已经发生的事实，声称没有选择、尊重事实，但其实是有选择的，那就是猎奇主义的职业行动逻辑，就是遵从人咬狗是新闻，狗咬人不是新闻的原则。于是，作者偏执地认为，媒体人制造了中国遍地都是医院恃强凌弱、医生草菅人命的假象，还给国际社会造成了中国医院都是假药、事故、欺骗的黑窝的印象。
为了给自己撑腰，作者搬来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对其眼中的以媒体为代表的民粹主义大加挞伐。接着，又称民粹主义已经陷医改于“父子骑驴”的尴尬，不能再由媒体肆意报道了，不能再纵容民众的愚昧中伤了……作者一系列的“呐喊与彷徨”，都是那么脱离常识。媒体报道的医疗黑幕，不管多不多，影响大不大，只要是事实，就应该公布，民众也有权知道，也不必向国际社会隐瞒。这么简单的道理，北大医学部的人文医学教授怎么就不懂？
思来想去，这本书更像是作者平常课堂讲义的结集，很适合充当医学专业新生的入门读物。但是，这并不是说，学生必须认同作者书中的观点和论述，而是他们通过阅读该书所引用的西方医学理论，能够方便地先获得大量二手的阅读经验，为以后做学问投石问路。如果学生们阅读了医学理论的原著，初步搭建了医学学术的框架，便可以将这本类似导读的入门读物，放进储物间了。
饭碗先于真理
在经过教主于丹时期的狂飙式畸变后，内地所谓“励志国学”已不见昔日的疯狂。人们打开智能手机点看“实体书店倒闭大潮”的新闻时，已经没有几个还记得，当年到书店抢买《论语》时如饥似渴的表情。从前风光无限的学术评书栏目“百家讲坛”，如今却收视惨淡，有停播之虞。
究竟是国学回归理性了，还是严肃节目自身一味重复、不求创新，或是受众的理解能力下降，欣赏口味更加庸俗、娱乐至上？一时半会儿还真不好下结论。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从经济基础上找原因：整日辛苦干活，小荷包却越来越扁，想与土豪做朋友，不料自己先变成了屌丝。
傅佩荣先生是个正经学人，在大陆闷火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作品虽也是大白话，但毕竟学问根底深厚，落笔讲求严谨，却也深入浅出，与于丹的肤浅“心得”截然不同。此次他借《朱熹错了》一书，点出朱注四书诸多可值商榷之处，也着实为理解四书打开了另一扇窗。
傅先生在《人能弘道》一书里，曾谈到当代大儒钱穆（宾四）先生酷爱《论语》，每年都要读一遍，于各层次人等，讲出读《论语》的不同功用。宾四先生也曾说：“自20岁起到60岁，应可读论语40遍”，“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应负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人读论语”，“若要深读精读，读了朱注，最好能读何晏所集的古注，然后再读刘宝楠编撰的清儒注。不读何、刘两家注，不知朱注错误处，亦将不知朱注之精善处”……
只是，当下的中国，“犬儒”咸鱼翻身，小儒主动招安，大儒乘桴浮海。没钱没势也没办法用脚投票的，便只能自娱自乐，随波逐流，以求片刻安逸。这时读点《论语》，抑或是打着国学旗号的心灵鸡汤，于他们来说，无异于伤口撒盐。读上半篇，内心的不平、愤懑、骚动与酸楚便翻江倒海，片刻安逸也休想了。饭碗先于真理，如是而已。
当孔子遇上马克思
前些年，于丹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论语》心得”，一炮走红。一时间，在仓库积压多年的《论语》，成了各大书店排队购买的抢手货。偶然走在街头巷尾、河边公园，还能惊闻黄发垂髫诵读“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大学里，讲中国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乃至管理学的教授，如果学术课题不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上靠，文章里没几句“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一类儒家经典名言，就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文科教授。
当然，也有一众学院派教授和“十博士”，大骂于丹将《论语》讲成一本古代版《心灵鸡汤》，活生生地将儒学降格为庸俗的成功学。即便是当时以“学术超男”形象示人的易中天，也不无保留地评价：“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学者的孔子，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历史的孔子，更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孔子。”
与于丹“强不知以为知”的野路子不同，杜维明教授可谓根正苗红，他是名扬海内外的新儒家第三代传人，冠有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哈佛大学研究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国际哲学学会名誉院士的头衔，偶尔也做一做长江商学院的名誉教授。最近，他的《现龙在田》等3本书问世，以全球化的话语视角解读儒家、儒学与世界的关系，又在学界刮起了一阵“儒学春风”。
何为“现龙在田”？即《周易》“乾卦”第二爻“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朱熹将此爻注为“九二虽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着。常人不足以当之，故值此爻之变才是……若有见龙之德，则为利见九五在上之大人矣。”私以为，杜教授欲借此语指出，新儒家虽然没有成为真正的显学，但是已经有雄厚的实力，泽被天下，指日可待。
果不其然，翻开书，一股学院味就扑面而来。虽然只是散文和访谈记录，却每隔几页就有如“传统与现代”“儒学创新”“儒学三期”“工业东亚”“东亚核心价值”“轴心文明”等引人深思的宏大主题，每篇文章的篇幅不长却也耐人寻味。细细梳理下来，此书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其一，指出各方对儒学和现代新儒家的误解，并积极响应多种理性的批评，为新儒家正名；其二，将新儒学置于世界性的学术语境下，与存在主义、自由主义、权威主义、后现代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或女权运动进行交锋与融合；其三，对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利科、陆彬等师友和海外学人的追念。
多少年来，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观念屡遭批判，儒学学者永远都绕不开大众“儒家是专制统治的工具”的评判，杜维明也不例外。对此，他解释说，孟子提出“劳心”观念其实是为了批驳农家学派只肯定农业生产的“专工论”，强调社会应有合理分工。孟子认为，如果各行各业都直接参加农业生产，必然导致经济大混乱。治理国家的“士”、发展企业的“工”和互通有无的“商”，都是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分子，他们的作用如果都被农耕所取代，社会生产就难以延续。这样一分析，“儒学是专制统治的工具”的观点便不攻自破。
《论语》中“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和《程颐语录》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两句话，同样受到猛烈抨击。对于儒家这类明显的男性沙文主义的“历史污点”，杜维明并不回避，而是坦然回应：“从社会实践的立场来看，受儒家文化影响极深的东亚地区，都还没有脱离男性中心的倾向”，“儒家历史在女权运动方面不仅无法和基督教相比，而且远逊于佛教和道教”。他认为，儒学终究是提倡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人性之学，在其内部还是有相当多的女性主义的发展空间。而且，这个课题更应由女性的儒家来推动、来完成。
对于如何推动儒学第三期发展，杜维明提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课题，即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蓬勃兴起的，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们义无反顾地“打倒孔家店”。儒家、儒学成为专制军阀、封建余孽、前朝遗老的专利，而马克思主义则意味着抵制强权、反抗压迫，代表着庶民的利益和正义的光芒。孔子与马克思，这对昔日国人眼中的冤家对头，能够在当下实现对话吗？杜维明认为，马克思主义毕竟是当今世界的显学之一，儒学应当努力寻找其中的结合点，好好深究一番。
杜维明、于丹，雅与俗，正说与戏说，界线分明，各有千秋。在学术界内，杜教授的大名如雷贯耳，一走进市井闾巷，便是于丹等人的天下。两人在各自专属的领域，拥有相当多的读者，而且对于中国的现实问题，也都不约而同地失语。如果杜教授不是最近频频接受内地媒体专访，推广新书，也许很多人都还以为他仍在海外，不知道他已经在北大“潜伏”了十年。
当不管是“高雅的儒学”还是通俗的“心灵鸡汤”，都与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民生语境脱节时，那么儒门不管是寂寞淡泊，还是众声狂欢，似乎都只是茶杯里的几抹余味，品之寡淡，弃之可惜了。
朴槿惠的“中国哲学”图谱
“我没有家庭可以照顾，没有子女可以继承财富。国家是我唯一希望服务的对象！”
2012年底，年届六旬的朴槿惠出征韩国总统选举，打出了这个悲情甚至有些绝望的口号，震撼了韩国人，也震撼了全世界。最终，她以其硬朗、干练、务实、亲民的形象，击败对手，成功当选新一任韩国总统。
她是前总统的女儿，但是这个身份却像个魔咒一样紧紧缠绕着她，给了她短暂的荣耀，却更让她尝尽了人间悲苦。1974年，朴槿惠22岁时候，母亲被人刺杀。5年后的1979年，她的父亲，时任总统的朴正熙，也被手下刺杀，终年62岁。父亲死后，反对派猛烈抨击他的独裁，骂他为“韩奸”。原本显赫的第一家庭，陷入家破人亡、众叛亲离的悲惨境地，朴槿惠的身心遭受重创，痛苦不已。
在最困难的时期，她通过阅读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的著作《中国哲学简史》聊以慰藉。冯友兰对中国哲学深入浅出地讲解，让这颗深陷苦难不能自拔的心灵，重新获得了生的勇气。巧合的是，《中国哲学简史》正是脱胎于战时的作品，是给人心以光和热的哲学著作。
1937年，中国正处在历史上最大的民族灾难时期，《中国哲学史》的英文版翻译出版。1946年至1947年，冯友兰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在前作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中国哲学简史》。通过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系统梳理，冯友兰尝试帮助人们树立自强不息的精神，在困难与绝望面前，树立坚强的心理防线。那么，朴槿惠是如何凭借着中国的古代哲学思想，渐渐走出心理阴影，走向总统之路的呢？
对于朴槿惠来说，不管何时何地，作为前总统的父亲朴正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争议人物。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当时的民选政府。从那之后的18年里，他在鼓励发展经济的同时，大肆清除、迫害异己，铁腕治国。自此，韩国经济缔造了“汉江奇迹”，摆脱了贫困，但是整个社会却是一片白色恐怖。
中国的士大夫，为人处世往往是“达则儒，穷则道；群则儒，独则道”。人生得意、高朋满座的时候，便奉行积极入世的儒家，但是一旦陷入困窘孤独，便以道家为自我疗救的良药。当时身陷悲剧漩涡的朴槿惠，选择了道家理念，暂时逃离这个纷扰的世界。
在《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冯友兰认为，老子警告人们：“不知常，妄作，凶。”意思是，我们应该知道自然规律，根据它们来指导个人行动。老子把这叫作“袭明”。人“袭明”的通则是，想要得些东西，就要从其反面开始；想要保持什么东西，就要在其中容纳一些与它相反的东西。政治反对派对父亲的抨击，也许真有其理由，朴槿惠读到这里，心里开始释然。
冯友兰说，道家的中心问题本来是全生避害，躲开人世的危险。老子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和解决，就是如此。谨慎地活着的人，必须柔弱、谦虚、知足。柔弱是保存力量因而成为刚强的方法。而“柔弱”“谦虚”“知足”，既而“刚强”，这些道家的理念，几乎是朴槿惠日后重返政坛时的标志形象。
翻开《中国哲学简史》，读者不难发现，冯友兰将儒家的思想视为中国哲学思想的正统，不管是从篇幅还是从内容上，都远远超过其他学派。在儒家最基本的“仁”“义”情结上，他认为，关于人的德性，孔子强调仁和义，特点是仁。义是事之“宜”，即“应该”，它是绝对的命令。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必须做的事，因为做这些事在道德上是对的。如果做这些事只出于非道德的考虑，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这种行为也不是义的行为。
而对于儒家的“忠”“恕”理念，冯友兰解释道，如何实行仁，在于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话说，“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称之为“忠”，即“尽己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称之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的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叫作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实行仁的方法）。
恪守儒家“忠”“孝”理念的朴槿惠，一直对父亲的错误没有道歉，她曾在2007年形容“5·16政变”是“救国革命”。2012年7月16日，她还说父亲当年发动政变是“正确抉择”。眼见自己的支持率下滑，一周后，朴槿惠终于为父亲的过去向全国道歉。她的父亲曾经做了“不仁”“不义”之事，在公德上拥有无法遮蔽的缺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朴槿惠也许想到，如果自己是那些被父亲压迫、清洗的异见者，自己将如何抉择？对于全力竞选总统的她，必须将施予韩国民众的“仁”和“义”，置于对父亲的“忠”和“孝”之上。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朴槿惠的道歉是有保留的。她声明，自己不是以女儿身份道歉，而是以总统候选人向韩国民众说声“对不起”，她不想做一个“不孝女儿”。因为“在韩国，儿女公开批评父母的过失，是很困难的事情”。她希望别人不会骂她“向父亲坟墓吐口水”。在女儿与总统候选人的身份之间，朴槿惠进行了完全符合儒家传统的决定，这一举动甚至让竞争对手乃至反对派民众都无比折服。对于父亲，她没有违背“忠”“孝”，对于国民，她没有失去“仁”“义”。
喜爱中国哲学的朴槿惠，不仅是东北亚近代历史上首位女性国家元首，还对汉语尤其精通，是位典型的“知华派”。最初，她读到的《中国哲学简史》是英文版，读毕仍不解渴，竟然找来了冯友兰的两大册中文版《中国哲学史》细细品读，汲取人生的思想营养。20世纪50年代以后，韩国大兴“去汉化”运动，汉字几乎退出韩文的书写系统，像朴槿惠这样的“知华派”韩国领导人屈指可数。但愿在她的任期内，韩国会刮起新的一股“中国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能够成为中韩两国新的文化桥梁。
幸福相对论
你在大街上走，如果有人突然扛起摄像机、举着话筒对准你，笑盈盈地问“你幸福吗？”你可以回答“我姓曾”“我被人插队了”“我耳朵不好”“我还没吃饭呢”“这是在录节目吗”“钓鱼岛还没收回来”，当然你也可以低头沉思片刻，回答“这是个哲学问题”。人们不去关心幸福时，幸福只是膨胀地愈发不可收拾的车子、票子、房子、位子、面子，可是一旦真心去追求幸福时，幸福便立刻不由自主地哲学起来了，变得小心翼翼，可又难以尽言。
近代哲学大家冯友兰（1895—1990）的《中国哲学简史》，是冯先生“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的“三史”之一，更是一本享誉世界的经典著作。该书是作者于1946年至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任访问教授时用英文写出，被学者布德誉为“首次用英文真正综合地、系统地完整阐释从孔子至今的中国思想”的哲学名著。当然，冯先生不仅让英语世界的学者和普罗大众多认识了几位古代中国的哲学家，更不露锋芒地输出了中国的“软实力”——中国人的幸福价值观。
冯友兰通过分析《庄子·逍遥游》中的故事，指出：获得幸福有不同等级。自由发展我们的自然本性，可以使我们得到一种相对幸福；绝对幸福是通过对事物的自然本性有更高一层的理解而得到的。
对于如何才能获得“相对幸福”，冯友兰认为，在庄子眼中，“万物的自然本性不同，其自然能力也各不相同。可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在它们充分而自由地发挥其自然能力的时候，它们都是同等的幸福。《逍遥游》里讲了一个大鸟和小鸟的故事。两只鸟的能力完全不一样。大鸟能飞九万里，小鸟从这棵树飞不到那棵树。可是只要它们都做到了它们能做的、爱做的，它们都同样地幸福。只需要顺乎人自身内在的自然本性，就得到这样的相对幸福。这是每个人能够做到的。”
那么，“绝对幸福”又是怎样的境界？冯友兰说，倘若一个人获得了“绝对幸福”，“他是至人，神人，圣人。他绝对幸福，因为他超越了事物的普通区别。他也超越了自己与世界的区别，‘我’与‘非我’的区别。所以他无己。他与道合一。”
“相对幸福”似乎可以理解为穷尽自己的无限可能，做真实的自己。“绝对幸福”就是超越自我之后的化境，所谓“天人合一”，常人难以企及，却也无比诱人。
《论语》中，有不少章节都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乐趣，从一个侧面表达了儒家的“幸福论”：“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宋儒程颐解释说，“饭疏食饮水”本身并没有什么可乐的。而是，尽管如此贫穷，孔子仍然不改其乐。儒家认为，幸福与外在的物质条件并无直接关系，重要的是自身的修养和心境的自然流露。
在书末的“人生的境界”一节中，冯友兰系统地总结人生境界的四个等级，从低说起依次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这四个等级，不妨理解为冯友兰自己的“幸福论”。
“自然境界”意为一个人做事，可能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功利境界”乃是一个人可能意识到他自己，为自己而做各种事；“道德境界”是他真正是有道德的人，他所做的都是符合严格的道德意义的道德行为，他所做的各种事都有道德的意义；“天地境界”是指，一个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
可以这样想象一下“幸福”的四个等级：你已经粒米未进整三天，却不知不觉来到一个充满着诱人食物的露天宴会上。你把桌上的大鱼大肉一股脑儿地堆在自己的盘中，旁若无人地狼吞虎咽。没一会儿，你抬头一看，原来现场正在录制一档饮食节目，你的闯入顿时提升了节目的喜剧气氛。已经半饱的你，为了配合节目依然十分享受地大快朵颐。可是，吃着吃着，你意识到自己的吃相不堪，羞耻感在心中陡升，放慢进食速度。这时，节目的导演忍不住大喊一声“咔”，走过来与你沟通，希望你保持刚才的搞笑神态。你用叉子从餐桌上取来一块牛排，举在他眼前，冷冷地说“无知即幸福”。
消闲文章
记得中学时代的一位叶姓老师，对《读者》此类地摊杂志赞不绝口，课上常言“《读者》杂志将高雅与通俗熔为一炉，不同身份与职业都能各取所需，大学教授读得，街头小贩读得，耄耋老人读得，识字小童读得，政府官员读得，一线工人读得……是融通阶层、存续文化、连接社会的良好媒介。”
初听此说，颇不以为意。只觉得《读者》中有关学术大家、商界名贾、政坛大亨的奇闻逸事，无从考证，颇有后人杜撰之嫌。而且，其中的若干哲理小文，为了在有限的篇幅内阐明观点，从事例到言语，多片面而武断，经不起推敲，甚至自相矛盾。
此杂志之所以读者颇多，不外乎用语浅显易懂，常能以小见大，聊聊数百字，囊括古今中外，可解惑、可慰藉、可幽默、可典故、可针砭、可揶揄，心灵鸡汤之功效，数倍于其他读物。后来一想，是啊，大家要的只是心灵鸡汤，工作疲乏、闲暇烦闷之时，聊作消遣，何必深究。随着工作年头的增加，我越来越能品味出此类消闲文章的价值。
经济学大家在写消闲文章时，各有各的风格。茅于轼先生倾向于运用经济学原理，去解读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经济现象，严谨周正，条分缕析，更像是教科书的通俗读本。林行止先生驰骋香江报坛40余载，其在《信报》上的政经专栏文章，成为香港报界的“金字招牌”。林先生的消闲文章，时常中英夹杂，既有全球视野也具地域特色，且总能切中时事之肯綮，用通俗活泼的笔法，将艰涩的经济学理论、复杂的社会现象，抽丝剥茧，娓娓道来。
熊秉元教授在华人经济学界，与张五常、黄有光、林行止齐名，号称“巨侠”。在法律经济学专业领域，熊教授已经声名鹊起，且自成一家，他的消闲文章，浅白中更多了深厚的理据，幽默里更迸发出智慧之光。文风介于茅于轼与林行止之间，儒雅敦厚，用语隽永，启发更多，收获亦丰，心灵在安顿与抚慰之余，也多有意外与惊喜。他的新作《优雅的理性》便是此一类。
《优雅的理性》一书分为4个部分，既有专为年轻人烹制的心灵鸡汤“何不潇洒一些”，也有闲话经济学的“悲剧是无解的吗”，华人社会的现象观察“当多数人都是输家时”，更有游走于华人世界的独特见闻“在历史的足迹里迷惘”。
1.“二代”横行，何以立身？
如今的中国，社会阶层濒于板结，优秀资源被各种“二代”挤占。屌丝们在现实中频频受挫，无力穿透那层“透明的天花板”，空于自嘲，任岁月蹉跎。熊秉元教授觉得，不管如何，人们要树立目标，有自己的应对之法，即要树立终极目标，“只要念兹在兹，认真奉行，经年累月之后，自己就会成为具有这些特质的人”；认定仰慕心仪的对象，“作为人生的典范或标杆”，用来雕塑自我、引领人生；设定阶段性目标，不知不觉累积出学习成果。
熊教授的主要意思是，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不能怨天尤人，不能因为“二代”横行，自己先乱了阵脚。要端正心态，调整比较的方向，不与他人比，要与自己比，精进不止，必会有所得。
2.美德何为？
关于个人为何要施行美德，熊教授认为，其中自有一套经济学考量。他在《道德情操小论》一文里的一段话堪称经典：“无论如何，诚实这种德性，表面上看是一种高贵纯真的美德；其实，是万物之灵的人们，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一种工具，具有功能性的内涵。换句话说，诚实就像铁锤、雨伞一般，是人们趋吉避凶、自求多福的因应之道。诚实是如此，人们的其他德性，包括正直勤劳、节俭坚毅、温顺婉约等等，也是如此。”
当年手抄儒家经典时，我总以为老祖宗们个个有孔乙己之风，太顽固也太幼稚，困窘异常却不忘“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其实，他们发明这些美德，何尝又不是在建立某种信仰共同体，人们彼此建立信任，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何尝不是在使美德成为维持社会正常运转，保护个体生命延续，最变通、最经济的法则？
3.正义的无奈
作为法律经济学的行家，熊秉元看待社会现象总能保持一份区别于常人的冷静，甚至是冷血。在《正义的逻辑》一文中，他在列举了几个“正义两难”的事例后感叹：“很多人会认为，法律是在追求公平正义。然而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其实不然。面对光怪陆离的案件，法院的主要目的是完成程序，让案件有一个结果；至于结果是否使真相大白，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考虑——因为真相可能无从探知，而所有的人（当事人、家属、司法人员）都还要活下去。在某种意义上，有决定比没有决定好，错比不做好！”
如果脱离上下文的语境，单单看这一段话，简直让人难以接受。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持公平与正义吗？如果法院的存在，只是为了完成程序，而不是以真相大白为最重要的考虑，那么人们遇到不公，直接用暴力解决即可，无法行使暴力的便自认倒霉，何必要诉诸法律，向法院陈情？
可是，冷静下来，细细一想，熊教授说的又何尝不是大实话？现实生活中，大家都在竭力追求事实真相，而最完美的结果，也无非是“程序正义”而已。
厚黑正义论
又是一年一度的高考，又是整个中国社会如临大敌的炎热3天，又是近千万考生被绑在同一辆命运战车的生死抉择。就在不久前，教室里还挂满输液瓶，课桌上的试卷还堆成了“金字塔”，从黑板上飘下的粉笔灰还呛出一阵阵喷嚏。就在考试前的某一天，学生胸中那股夹杂着焦灼、愤懑、委屈、无奈、反抗的“闷火”，终于集中到达燃点——让所有折磨过自己的考卷、试题、参考书变成了白花花的“雪片”，伴着学生的呼喊与口哨，在教学楼内、走廊上漫天飞扬。
今年的高考却因为学生围殴老师的一则新闻再次成为焦点。陕西长武县中学，一名50岁的曹老师因为阻止学生撕书，被6名高三学生殴打，拖把打断了3根，头部受伤。曹老师的家属报案后，当地警方的表态则又让人啧啧称“奇”。警方负责人说，如果学生需依法拘留的话，或会特事特办，等高考结束后再处罚。
一句简单的“特事特办”，却是学生高考资格、警方执法、师道尊严多方成本博弈的结果。学生高考成败决定其一生的命运，至关重要；警方执法可张可弛，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发挥弹性作用；师道尊严兑换不了真金白银，也不能为某些人加官进爵，微不足道。套用熊秉元教授在《正义的成本》里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不能无视代价”。
是的，纵观《正义的成本》全书，读者会发现熊教授几乎只在传递一个信息，公平正义固然重要，但其最终能不能实现，要看其成本。而每当成本与公平正义发生冲突时，熊教授永远亮出自己的经济学人的姿态，永远只强调成本的重要。即便是在亲情、友情乃至信仰面前，他依然厚黑地进行物质化解读，只以成本计，揭示出人性自利、自私的一面。而当读者准备反驳时，熊教授又有一大堆似是而非的“成本”理论等在前面。
其实，熊教授自己也说，经济学家归纳出人有两个特质：“理性”（rational）和“自利”（self-interested）。但遗憾的是，《正义的成本》绝大多数篇幅只在讲人的“自利”本性。比如，熊教授认为，父母养育子女是“自利”的，是为了以后可以有个依靠，可以养老送终。为人父母，多半是先照顾好自己的小孩，再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农业社会里，结婚是“自利”行为，这是因为与配偶一起吃喝玩乐，成本最低。而在工业社会里，每个人同样由于“自利”，“单身贵族”很多。因为人们接触的对象增加，很容易重新组合自己的“活动伴侣”，登山有登山的朋友，考试有考试的伙伴，打球有打球的球友。一个人的“配偶”，可以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很多不同的人。
在“人神之间”小节中，熊教授还借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勒关于《圣经》的论文指出，亚伯拉罕按照上帝的指示，带着挚爱的儿子以撒到摩利亚高地的祭坛，并焚烤以撒作为祭礼，也只是为了能够得到上帝的赐福。熊教授认为，在常人眼里，把亲生儿子献为祭品，当然不可思议。但是，抽象地来看，这个故事隐含了一些对祭司有利的游戏规则。小节末尾，作者心中似乎还是对神有所忌惮，话锋一转，“米勒的论文，解释了祭司的自利心，也提供了了解《圣经》新的视野；不过，更根本的问题是，到底有没有‘神’呢？对于这个问题，米勒没有处理；也许是基于自利心，不要太得罪神——或是不要太得罪人？”
2007年6月13日，熊教授在南方周末的“熊出没注意”专栏中恰巧有一篇《正义的成本》的文章。在文章里，他同样是站在经济分析的角度，试图证明花费10元抓住偷窃1元的小偷、牺牲八人拯救一名大兵瑞恩，是不值得的。追求正义，必须考虑到代价。当有学生提出质疑时，熊教授干脆采用把“成本”效应无限放大的方法，勉强自辩：“为了正义，花10块钱处理1块钱，听起来正气凛然、虎虎生风，其实不堪一击。试问，为了1块钱，花10块，如果花的不是10块，而是100块、1 000块、10 000块呢？”
从事某一领域研究的人，浸淫太久，就容易成为这个领域的理论和专有名词的奴隶。数学家觉得世间万物都是一个个数学模型，物理学家会把所有事物看成一个个原子，在生物学家眼中所有人都可能只是一个个细胞的集合体。而经济学家如熊秉元教授者，即便自称从事法律经济学研究，还是免不了被经济学中过于物化的“科学思维”俘虏，不知周全与融通为何义。
单单从外在的价值上看，用10块的成本去讨回1块，是太不明智了。但是，如果这1块钱关系到个人的荣誉与尊严，甚至是全民的合法权益，那么该不该用10块甚至更多的成本去讨回？话题回到开头，如果长武县中学的6名学生，被格外地“宽大处理”，导致校内的不良学生争相效仿，甚至出现犯罪行为，这样的“成本”怎么算？太过执着于片面的观点，太过厚黑，不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往往会顾此失彼，陷己于累卵之危。
作为工具的美德
如果生活果真如世外桃源那样，怡然自乐到忘却时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或者如古人梦想中的大同世界那样，大道通行，人际没有丝毫隔阂，讲信修睦，天下为公；抑或马恩所编织的“共产”未来那样，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也许人与人之间的诚实早就会成为社会的常态，尤如人类呼吸与心跳，尤如自然之日升日落、潮涨潮退。
2009年，瑞奇·热维斯（Ricky Gervais）身兼导演、编剧、主演的喜剧电影《谎言的诞生》（The Invention of Lying），讲的就是一个不知谎言为何物的世界。但是，与桃花源、大同、共产世界不同，电影里设定的世界，人们照常工作、生活，甚至失业、失恋、穷困潦倒。但是，突然有一天，男主角马克走投无路后，冥冥中被点化，随便编了个谎，使自己银行账户上的钱增加了，以“拯救世界”为由轻松获得艳遇，一路过关斩将几乎成为另一个“救世主”。
以谎言为工具，马克做起无本买卖，使自己的人生价值获得最大化。可是，有没有人想过以诚实或者各种美德为工具，在纯化自我心灵的同时，让个人、集体达到和谐与美满，甚至使整个社会逐步迈向大同？熊秉元教授的新书《解释的工具》或许为大家提供了这种可能。
没错，美德是个人的修养与本分，是公认的道德应然状态。如果美德被当成人际交往时可以利用的资产，或者过于突出美德的“功能性”内涵，的确会与其初始含义有所距离。但是稍稍转化一下视角，则依然可以在以美德自我完美的同时，达到美德的“功能性”实然。
熊教授曾在《道德情操小论》一文中提到：诚实这种德性，表面上看是一种高贵纯真的美德，其实是万物之灵的人物，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一种工具，具有功能性的内涵，是人们趋吉避凶、自求多福的因应之道。诚实是如此，人们的其他德性，包括正直勤劳、节俭坚毅、温顺婉约等，也是如此。
在现代社会，个人难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必会或主动或被动地处在各种不同的群体之中，在学校里是学生的一员，工作当中是所在单位的一分子，生病时是医院里的众多病号之一，到了退休回家颐养天年的时候，也会统统被归为“银发”一族。人与周遭的环境如此切近，因此不管何时何地，个人在向美德靠近、克服自身缺点的同时，外在的环境也会有许多因应之变。
“作为工具的美德”的前提是求得自身的提高，是美德之因；“以美德为工具”则是以利益的获得为前提，就有些本末倒置了。而作为经济学家的熊秉元教授，在《解释的工具》一书里，似乎更加看重的是“以美德为工具”之后的利益获得，以为“得到美名的人，可以在人际交往上，享有较好的待遇”，似乎是有些天真了。跟正人君子讲美德，大家还能客气一下，若是跟独夫民贼讲美德，那就是与虎谋皮。
而且，熊教授还如弗洛伊德依赖“力比多”一样，以“成本”作为工具解释一切，实在是可怕。他认为，“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退一步海阔天空”“吃亏就是占便宜”“小不忍则乱大谋”“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大德不逾闲”等等古代的民俗民谚都是在强调某种成本效益结构。可是，学富五车的熊教授不会不知道，中国古代还有“知其不可而为之”“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等等“非成本效益”典故。而且，人的本性是贪生怕死的，但是为什么有将士奔赴前线抗日；人的本性是好逸恶劳的，但是为什么会有大批义工组织扶贫帮困；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但是为什么非典时期会有众多医生冒着生命危险医治非典病患，为什么汶川地震时会有舍命保护学生的老师，为什么战争前线会有追求新闻真相的战地记者？
这些“为什么”似乎都不能被简单甚至懒惰的“成本分析法”解释清楚，却能被美德、职业道德诠释得淋漓尽致。美德，在客观上属于工具，可以对社会的残缺有所补益，但是绝对不能因此而忽略其作为个体精神的修养、锤炼乃至升华。
“她”的主义
名气并不大的作者，如果想让自己的书在第一时间被人关注，除了书名要起得朗朗上口，封面装帧要精细得当，最重要的恐怕就是，邀请名人写推荐语了。如果一本书的书名、装帧完全符合以上要求，而且为它写推荐的名人个个都来头不小，那你大约会连塑料包装都不会拆，一口买下。如果这本书正好又写得十分机巧智慧，每隔一两页都有不少短小却又精辟的文字，让你忍不住抄在笔记本上，或者直接拿到微博里与朋友分享……那你大概真的会不可救药地爱上它，甚至爱书及人，爱上这本书的作者，爱上爱这本书的人。
没错，这本小书，便是台湾女作家胡晴舫的散文集子《她》。书名取一个单字“她”，没有感情色彩，没有修辞手法，仅仅是一个代指女性的第三人称。不由得让人以为，也许作者真的想不出好名字了吧，也真够大胆的。是的，她的文字就是那样大胆、泼辣。书的封面为干净的米白色，右侧为书名，左上方是一顶墨绿色的女式小帽和一副同样墨绿色的眼镜。你可以想象出，一个中产阶级女人迎着户外温暖的阳光，随意戴着小帽和眼镜，有些傲气地翻开这本书的情景。
此书最大的卖点，可能就是腰封上5位“联合推荐”的名人了。的确，不用翻开此书，仅仅瞥一眼腰封就够吓人的了：沈昌文，著名出版人、文化杂志《读书》前任主编；李欧梵，闻名海内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且广泛涉足电影、音乐、建筑评论等领域；陈冠中，驰名华人世界的小说家、香港时尚先锋杂志《号外》的创办人之一；梁文道，香港知名文化人、凤凰卫视主持人；邱立本，资深媒体人、香港《亚洲周刊》总编。是什么样的文字，是怎样的一位作者，让这五位超重量级的文化名人，肯豁出自己的信誉，署名联合推荐呢？
胡晴舫是女性，可是看了这本书，你可能会觉得作者对女人有种天生的嫉恨心理。书中50个女性，几乎个个都不太正常，都有可怜、可恨之处。只是，当你准备对人物表现出怜悯、愤懑之时，作者却又在极短的篇幅里，为你找到了不必在意的理由。一个女人为了男友愿意献出一切，却对别人事事双重标准的《非我族类》；怠慢工作又喜欢怨天尤人，因嫁给了一个法国有钱人而忘记自己出身的《玛丽亚》；性感冷傲却频繁不可自拔地陷入三角恋爱的《仙人掌公主》；为了找到一个行房能力最优的男性，而频繁换男友的日本女孩《性福》；因为长相平庸，而自卑到想自杀的女人《卡娃伊》；为人慷慨、仗义执言，却因为童年的遭遇，认为只有金钱才是女人最坚贞的朋友的《拜金女郎》……
本书作者不仅对女性的各种小心思，进行大胆白描，对男性也没嘴下留情，同样极尽嘲讽之能事。作者笔下的“男人”，几乎是虚伪、滥情、失败、缺乏责任心的代名词。他们不是“稍微过度吹嘘了自己的能力”（《绯闻女主角》），就是“奕奕有神地在妻子身上练拳踢腿”（《爱的真谛》），就是摊开《南华早报》不住地偷瞄美女（《美女》）。同样，作者借书中的各色人物和故事，将两性关系描述得充满欲望与欺骗、鄙视与误解。
可是，运笔如刀的胡晴舫，也许真的多多少少地戳到了你我内心的那块痛处，揭开了平常费尽心思掩饰，或者竭尽所能张扬的，话头底下的那点东西。她的文字让我想到了一位大陆女作家——毛尖。她们似乎总是与周遭的世界格格不入，而且用语的火辣、惊艳程度不相上下。毛尖身在学术圈，常写一些学人真真假假的俏皮段子，自称“新左派作家”，信奉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遍旅于世界各地，在物质世界游刃有余，放言“女人才是台湾的未来”的胡晴舫，也许信奉的是自成一统的“她的主义”吧。
差一点成为希区柯克
“小说家好大压力，无能力跟现实竞争。”
近年来，频频以小说家的身份露面的陈冠中，在谈到中国小说创作现状时，颇感无奈地说出这句话。总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的他，所说的“无能力跟现实竞争”，当然不是指小说家的生活困窘，没有能力养活自己。而是说，与中国光怪陆离的现实社会相比，中国小说家的想象力被远远地落在后面了。这不仅仅是陈冠中一个人的尴尬，而是整个中国小说界的集体困境。
以文字为生的人，一朝戴上作家的头衔，那种“文以载道”“兼济天下”的使命感，就会自然而然地灵魂附体。从此，作家就有了一个终极目标，使自己的文字、文字所阐发的思想、引起的风潮成为不朽。而成为不朽的关键因素，就是拥有强烈的现实观照，在纵向的历史与横向的时间里，穷尽文字的无限可能。然而，在现实社会里，要做到如实观照，几乎是不可能的。
怎么办？要知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终极目标也不是只靠一部作品就能够实现的。现在的作家，唯一能做的便是戴着镣铐跳舞，拼命钻研创作手法，探索写作技巧，在相当局限的范围内，将文字的力量磨炼到极致，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使读者产生思想与心灵的共鸣。而对于小说《催眠师手记》来说，对其提出这样的初级目标，一点也不过分。当然，小说的作者也完成得不错。
看惯了日本推理小说的读者，也许会对小说的副标题“国内第一部心理推理纪实档案”不以为然。而一些抱着严肃心态的读者，也许会觉得小说封面的墨迹图，插图中反复出现的骷髅、骨架，根本就是画蛇添足，花哨得颇像“最小说”一类的中学生课外读物。但是，一旦你略去这些无关紧要的内容，直奔小说的文字，内心就会马上被紧紧拽住，连大气儿都不敢喘一下。直到读完整本书，便会惊叹作者笔法之细腻，心思之缜密，堪比希区柯克。
在《千手观音》里，通过“我”、搭档、和尚三个人的一组组对话，将和尚从进入心理诊所到接受催眠，再从事情败露假装离开，到彻底坦白过往以获得心灵救赎……整个推理、治疗过程，行云流水又悬念迭起。而且，作者的思维总是先读者一步，在读者提心吊胆地想象和尚梦境的画面时，搭档总会在一旁冷静地进行科学解释。当大家以为故事已经结束，和尚治疗完毕走出诊所后，搭档又能对整个过程进行逆向推理，为你缓缓道出“其实刚刚差一点，我们都没命了”。让读者刚刚松懈下来的神经马上又是一紧，深深地感觉到，仿佛刚刚与小说中的人物一起逃过了一劫，心中立刻又害怕得要命。
《你的花园》里离异女人的被偷窥想象，《黑暗中的隐藏者》中被重男轻女的亲戚折磨得严重迷恋黑色的女孩，《完美谋杀》里在父亲杀妻阴影下噩梦连连的丈夫，《衣柜里的朋友》中有着电影《心灵捕手》里马特·达蒙一样智商和性格的“问题少年”……小说在膜拜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同时，也尝试极为隐晦地揭露造成人们心理疾病的社会原因。而这些理性的分析与揭露，却是在充满重口味的社会新闻版面和微博中很难见到的。
可是，当今中国的小说与现实、虚构和非虚构的界线太过模糊。一些无良作者明明是在照抄天天都会发生的社会新闻，有可能被读者捧为不可思议。一些正经小说家委实是拼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造一个虚构的世界，却能被“慧眼独具”的读者找到对某个社会事件的影射。
媒体上的社会新闻不一定完全真实，荒诞不经的小说不一定完全虚构。频频在这样虚实不定的世界里穿梭的读者们，也许早已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过了《催眠师手记》里的绝望、挣扎、迷失。即便是短暂地害怕一下，也会本能地在心中筑起一道墙——这些故事与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的遭遇比起来，还能算恐怖吗？也许正是这个客观原因，让作者成了“差一点”的希区柯克。
动物凶猛
好像自伊朗电影在国际艺术电影市场异军突起后，大概没有多少人会相信电影审查制度与艺术电影的质量之间有必然联系了。以前，中国的艺术片导演，总会羡慕美国人可以拍白宫被炸、总统被挟持，可以挑战国人难以想象的言论边界，总会抱怨广电总局那帮冥顽不灵的审片员，打着爱护下一代的幌子，向好电影歇斯底里地挥起屠刀。
在他们看来，没有言论自由，就不会有艺术精品。这种观点在政治上绝对正确，但是它却无法解释当前艺术电影里的“伊朗现象”。于是，面对这个被称为“邪恶轴心”却佳片迭出的国家，中国的电影人只能感叹“在波斯湾已暗下灯的影院里，胶片划过的刹那，宛如黑色中的一道天光。”
在中国新一代艺术片导演里，娄烨、王小帅、贾樟柯，是为数不多的几位拥有较高国际知名度的导演。娄烨自《颐和园》事件后，被禁了五年。2011年以《浮城谜事》一类商业片回归的他，吃一堑长一智，已经学会在坚守艺术水平的同时，用商业电影的语言与审片员们打交道了。2013年7月被禁了12年的《十七岁的单车》，以数字版的形式特别展映，而已经凭此片和《青红》《左右》，成为欧洲电影节常客的王小帅，已经不需要再为自己证明什么了。
与娄烨、王小帅一样，贾樟柯对艺术电影有着本能的执着与孤高。但是不管在艺术上还是在现实表达上，贾导似乎都更加温顺，甚至有几分天真。他早期的三部曲，一味讲求白描，几乎拍成了纪录片。记得2006年《三峡好人》在威尼斯电影节斩获金狮奖后，志得意满的贾导，对国内的商业片市场和曾经的艺术片导演开炮：“我们的很多电影前辈现在缺少的是活力、缺少的是思想，但他们又不愿意接受年轻的导演，总是怀疑年轻导演。以前用影展的门槛来衡量，现在又用票房的门槛来衡量，实在是让人非常失望。”
而贾导的炮火最终被证明是虚火，既没能改变《三峡好人》“催眠片”的命运，也没能阻止《夜宴》等当年一大批商业片的超高票房。
终于，距上一部剧情长片《二十四城记》整整7年后，我们等来了《天注定》，一部艺术与写实的融合度和成熟度超越以往任何一部贾氏电影的佳作。
电影基本上由4个各自独立又有内在联系的故事组成，几乎将近年中国重大的社会事件一网打尽，直接取材的有山西矿难、周克华事件、莞式服务、邓玉娇事件、富士康员工跳楼，间接还涉及贫富差距、官员贪腐、小三爱情、农村经济和文化凋敝、流窜作案、温州动车事件。有老外影评人觉得，本片的英文名与胡金铨1971年的《侠女》相似，而且都有暴力情节，便将其喻为现代武侠。这只能证明，老外终究是老外。
传统的武侠电影，都有家国天下的宏大主题，“侠”是作为匡扶正义的使者出现的。而在《天注定》里，似乎只有“大海”与“小玉”两个故事有“弱者反抗”的意味，“三儿”仅仅是个冷血狡诈的悍匪，“小辉”在遭遇爱情、亲情与友情的多重缺失后无奈地纵身一跃，只配得上“可惜”二字，与“侠”半毛钱关系也没有。
在抛弃了以前纪录片式的白描后，贾导此片的观赏度大为提高。私以为，最值得称道的是“打牲口”“风场无真爱”两个故事。
在外人看来“大海”是个典型的Loser，一把年纪也没成个家，为了揭发村里的财务问题，学法律、学外语，还天真地给中纪委、中南海写举报信。最终，在用各种正当方式求告无门还被痛殴后，“大海”向所有“牲口”举起了猎枪。故事的结尾，“大海”用猎枪把煤矿老板“胜利”的脑袋瓜轰了个稀烂。坐在溅满鲜血的名贵轿车里，“大海”全身放松，微微抿起嘴角，笑了。
“小辉”与“李梦”最初的相遇是在高铁上（爱情，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相识却是在东莞一家夜总会的更衣室里。不管如何，就这样，夜总会小工“小辉”，爱上了外表清纯还信仰佛教的风尘女“李梦”。两人在雨天的车内激吻后，“小辉”用刚刚学会的广东话向“李梦”表白“我好中意你”。“李梦”也回了一句广东话“风场无真爱”，原来外表清纯的她已经有了一个3岁的女儿。最后，“李梦”用一句“我还要养她”，利利落落地打发了“小辉”。车外的雨正大，淋着车前盖上那尊小佛像，“哒哒”作声。
一个座位引发的悲剧
西谚有云：“恶人最大的成功莫过于，让人们在丑恶面前，心甘情愿地缄口不言。”在现实社会中，普通人有时为了保存自己，面对恶人的恶行不得不忍气吞声。可是，即便如此，大多数人并不会甘于与恶人为伍。那么，如何弥补这种现实与良知之间的落差呢？一部分人选择了这种态度：既然对大恶无能为力，那就对小恶穷追猛打。
电影《搜索》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年轻漂亮的都市白领叶蓝秋在医院体检时，被查出患上了晚期淋巴癌，不久于人世。在去公司的公交车上，叶蓝秋神情恍惚，拒绝为一位老大爷让座。在公交售票员的言语刺激下，她还出言不逊，惹怒了一车的乘客。而这一切都被媒体实习记者杨佳琪用手机拍了下来。
资深媒体人陈若兮意识到杨佳琪拍的视频是“猛料”，对其重新剪辑后据为己有，并在电视台播出。终于，这条“不让座”的新闻使叶蓝秋成了整个社会争相挞伐的对象，她所在的上市集团思拓公司也一同被卷入舆论的漩涡之中。
而此时，思拓公司的老总沈流舒正在与跨国公司洽谈合作事宜，叶蓝秋的“不让座”事件让其公司的发展前景受到质疑。在商界打拼了数十年的沈流舒，专横霸道又工于算计，决心下套儿陷害陈若兮。最终，叶蓝秋在住院的当天选择自杀，陈若兮丢了工作又丢了爱情，沈流舒则顺利成了跨国公司的老总……
其实，这部电影被称为“搜索”，还不如直接叫“一个座位引发的悲剧”。仅仅因为一件在公交车上发生的小事，10多个人的生活被迫推离原有的轨道，整个社会都陷入自我道德标榜的狂欢之中。
年轻貌美、工作体面的叶蓝秋，不幸患癌，最终因无法承受压力而自杀。毫无疑问，她是悲剧的。而更加悲剧的则是，面对“不让座”这一小恶，疯狂追逐收视率的媒体和以语言暴力为乐的网民，自以为是地站在道德高地，对叶蓝秋无所不用其极地利用、曝光、诟骂，一步一步把她逼向死亡。
电影里的“大奸大恶”是缺席的，所有人在拼命攻击小恶的过程中，尽情释放着快感。最终，导演借着叶蓝秋的凄美的死，做出了无言的抗诉……
她也是盲的吗？
不管是怎样的写作，时间一久，用词、语法、句式都相对固定，一种专属作者本人的特定风格，就会自然形成。读者不用看作者的名字，仅仅从字里行间散发出的味道，就能准确辨识出作者。这既是作者的得意，同时也可能是失意。如果作者生性勤奋，愿意一次次挑战自己，不断尝试不同的写作风格，以求突破，那必然是一种很冒风险同时又令人向往的人生体验。在香港的电影圈内，杜琪峰就是这样一个既有鲜明风格，又不断寻求突破的作者型导演。
既然为风格化的作者型导演，那么你在《盲探》中看到了《神探》里的“体验式破案法”“师徒搭档”，《孤男寡女》《饮食男女》《龙凤斗》里的“另类情侣”，《全职杀手》《文雀》里的“扮帅耍酷”，那就丝毫不奇怪了。但是，如果你细细琢磨，便会发现，《盲探》主角庄士敦却与以往杜琪峰电影中的角色完全不同。他是盲人，却永远西装革履，头发上抹着定型发胶；他贪吃到可以不要命；他浑身散发着迷人魅力却感情受挫；他永远在你试图投出同情目光的时候，用笑话或者顽皮及时热场。当然，你更可以说，这部电影最与众不同的是，它是部臻于完美的古怪的喜剧惊悚片。
刘德华在扮演庄士敦时，并没有刻意飙演技，而只是准确地把握了角色的两个关键弱点：贪吃、爱钱。正是这两个弱点，让机智过人的他，在展露超高情商时，赢得广大吃货的同情心。庄士敦在追美女的时候在吃臭肠，教郑秀文扮演的何家彤办案时在吃西餐、喝红酒，司徒法宝抢了功劳时他要吃海鲜“报仇”，查失恋失踪女子案时吃大排档，到珠海查小敏失踪案时在吃铁板烧。每当看到华仔大吃一顿后无比满足的表情，观众们就会一边咽着口水，一边大呼过瘾。
庄士敦一出场时，为了赏金独自去查通渠水案，结果被好友司徒法宝抢了功劳。短短几分钟时间里，华仔将角色发现线索后的窃喜，打电话举报并索要赏金的亢奋，功劳被抢、赏金落空的斤斤计较、无奈与愤怒，表现得淋漓尽致。庄士敦在接受何家彤之请，查找她失踪10多年表妹时，狮子大开口，喊出100万的天价劳务费。在答应帮助何办案后，又屡屡找借口“干私活”求赏金。而当观众为庄士敦的“精明过度”渐渐失去耐心时，导演马上为庄士敦找到了台阶。原来，他在失明前是个极其敬业的警察，之所以这样精于金钱算计，无非是想凑够钱去做视网膜手术，使自己重见光明。
郑秀文自从2005年接拍关锦鹏的《长恨歌》遭遇滑铁卢后，自信心大受打击，甚至一度患上忧郁症，事业停滞不前。一直到2008年，她才重新复出接拍《大搜查》，可是票房仍然不尽如人意。此次与华仔时隔近10年后的再次合作，郑秀文坦言，终于又找到了表演的感觉，二人甚至在戏内戏外都大秀恩爱。当庄士敦与何家彤为躲避通渠水大跳探戈舞时，当庄因内急闯入正在洗澡的何的浴室时，当何在餐桌上对庄表现得无比崇拜时，当何对庄追舞蹈老师醋意大发时，当庄与何在车内吃臭肠调皮打闹时，观众们或频频大笑，或泪湿眼眶，无不为这些略显老套但催笑催泪效果十足的情节买账。
电影里，最恶搞的桥段并不是停尸间情景重现时，那个胖胖的员工极为无厘头地边爬边喊“唉哟”。而是，高园园扮演的探戈舞蹈老师，在使暗恋其许久的庄士敦心灰意冷之后，又专程去餐馆找到庄，看似无辜实则可恨地告诉他，为什么选择了气质平庸、身材臃肿的司徒法宝。影院里的观众看后不禁高呼，“她也是盲的吗？”
迷途知返的羔羊
虽然汤唯近年来的电影作品不断，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北京遇上西雅图》是其与内地导演合作的第一部电影。2007年电影《色·戒》公映之后，汤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公众视野里消失了近三年。一直到2010年，汤唯出演了香港著名编剧、导演岸西的小成本爱情喜剧《月满轩尼诗》，终于重返影坛。随后，她在韩国导演金泰勇的《晚秋》中，有过出色的表演。可是，2011年在出演的《建国大业》中，汤唯的戏份被意外剪光。虽然在当年，她仍有《极速天使》和《武侠》两部电影问世，但是导演马楚成和陈可辛全是香港人。
《北京遇上西雅图》几乎全部在美国取景，但是汤唯这次能够破例与内地导演薛晓路合作，也许传递了某种信息：这只“迷途知返的羔羊”，通过自己锲而不舍的努力，已经被相关部门“原谅”了？碰巧的是，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讲述的正是一个拜金的羔羊迷途知返的过程。
文佳佳曾经是一家美食杂志编辑，但是身为“拜金女”的她，同样是北京富商老钟的地下情人。在发现自己怀孕后，文佳佳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国公民”的身份，便不远万里只身来到美国西雅图，在当地的一家非法的月子中心待产生子。
在月子中心，文佳佳的败金作风引发了房东和其他孕妇的反感，矛盾、口角不断。倍感孤独的她，依靠狂刷情人老钟的信用卡，购买奢侈品，来找寻心理平衡。但是，这种物质上的安慰，无法抚平真爱缺失带来的痛苦。百无聊赖的她，只能偶尔向司机郝志Frank倾诉心声。Frank看上去是个只会看孩子、吃妻子软饭的落魄男，而实际上他曾经是北京一流的心血管疾病医生。
两人在相处中，Frank的体贴包容，渐渐融化着文佳佳的刁蛮任性。当情人老钟因诈骗突然被抓后，文佳佳的信用卡被冻结，一时陷入困顿。这时，她得到了Frank无微不至的关心，找到了家的温暖，也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情，而且顺利生下了孩子。可是不久，情人老钟又重新得势，要求文佳佳回到他身边。文佳佳依依不舍地离开了Frank，离开了西雅图。多年后，Frank和文佳佳像电影《西雅图夜未眠》中的那样，在纽约帝国大厦再次相遇。“拜金女”和“落魄大叔”早已成为过去，两颗炽热而真挚的心，最终走到了一起。
这部由薛晓路自编自导的电影，融入了不少出人意料却也在情理之中的戏剧冲突。整部电影尽可能地接地气，汤唯、吴秀波等演员的表演都十分卖力，观赏性较高。电影中，汤唯的表演让人刮目相看。她成功地让一个拜金女非但不那么讨厌，还有几分可爱，甚至还能鬼使神差地让观众跟着她一起犯“败金病”。当文佳佳幡然醒悟时，情节的转折自然而流畅，丝毫不显得唐突。而吴秀波在片中角色的内敛与克制，为文佳佳的转变做了完美的承接。
当今的中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但是人们的道德观却远远落在后面。这部电影似乎并没有直接批判谁对谁错，但是导演却借着文佳佳的故事，从侧面道出了一个真理：金钱永远无法买到真正的幸福。
话又说回来，汤唯与内地导演的这次成功合作，似乎并没有带来多少示范效果，她并没有因此在内地得到更多的片约。但是，她在银幕上的无穷魅力和遭受挫折后的独立顽强，已经为她树立了极为正面的形象，成为新一代年轻人的励志楷模。这样勤奋努力的好演员，总会遇上求贤若渴的好导演，不管是内地还是港台，或者是好莱坞。2013年，汤唯接演了香港导演许鞍华的新片《黄金时代》，在片中饰演民国才女萧红。前不久，她加盟了迈克尔·曼执导的好莱坞动作大片《赛博》，已经远赴美国洛杉矶拍摄影片。片中她将与王力宏有精彩的对手戏，这是他们继《色·戒》之后的再次合作。从一夜成名到被封杀，再从回归影坛到国际女星，6年，仿佛只是一瞬间。
美国有超人，中国有雷锋
想象一下，假如你是个都市上班族，整天勤勤恳恳上班、认认真真干活，却被车贷、房贷压得喘不过气。你的上司是个财迷，没有多少行之有效的经营之道，却善于寻找各种理由克扣下属奖金。周围的朋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或者在你的事业上升时期使个绊子，让你心生苦闷却又无可奈何。正当你孤立无援，幻想出现侠客伸张正义的时候，一个即将为你摆平所有烦心事的关键人物，在一轮明月的映衬下从天而降。他不是斗篷飘飘、胸口写着“S”的美国超人，而是一个头戴解放军棉帽、运动短裤外穿、紧身衣上印有“HLF”字样的“活雷锋”……
如果把电影《形影不离》说成一部平民英雄“活雷锋”的成长记似乎并不为过。首先，平民英雄大多出身低层，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在高人的指引下才一点点步入正途。李越是一个义肢公司的电子芯片设计师，为人忠厚老实，没有多少朋友，但与身为调查记者的妻子阿胖一起生活，小日子还算甜蜜。数月前，李越的父母因车祸去世，阿胖也因为吃了假冒叶酸片导致流产，李越无比悲痛，夫妻关系也跌入冰点。终于一天，忍受不了各种压力的李越，一个人在家中准备上吊自杀。正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候，两次被一个叫查克的美国人邻居打断。在风趣诙谐甚至有点不正经的查克的开导下，李越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心态变得阳光起来，两人从此成了好朋友。
其次，平民英雄要充满使命感，站在公理的立场上维护社会正义。“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此言不虚，人们在帮助他人的时候，下意识地会有一种崇高感，既而成为很强烈的自我满足。这时，“他人”与“自己”之间的界线愈渐模糊，两者成了某种很微妙的情感共同体。李越在查克的指引下，开始走出阴影，“解放思想、寻找使命”。他穿上胸口印有“HLF”字样的紧身衣，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惩治街头欺负老农的有钱人、教训母婴产品公司的黑心老板、在医院门前提醒老年人警惕医托、炸掉黑心豆腐的生产窝点……而李越在成为“活雷锋”后，性格变得开朗，也更有自信了，与妻子阿胖的冰冷关系也开始逐渐融解。
再次，平民英雄经历新一轮的挫折后，开始逐渐成熟、蜕变，最终走向新的人生。当李越和查克两人还沉浸在“帮助别人、快乐自己”的喜悦中时，没想到却冤枉并打伤了豆腐小贩，被警方拘留。在成为“活雷锋”的日子里，李越也逐渐意识到查克和身边的“阿胖”都是自己幻想出来的人物，而真正的阿胖正在外地出差。而警察的一番话算是点醒了这位憨厚却执着的平民英雄：“你要是对这个东西怀疑，可以向有关部门反映……你这事儿干得太笨了，以后动动脑子。你不能说社会上个别人见利忘义，就能代表大多数。”“活雷锋”并不是超人，他在维护社会正义时，无法超脱于社会现实，必须学会辨别与周旋，同时注意不要抢了“有关部门”的饭碗。
《形影不离》的导演伍仕贤，1975年生于台湾，父亲是美籍华人，母亲是美国人，先后到过18个国家和地区，在融合东西文化方面有着过人的本领。伍仕贤在片中创造了美国超人一样的中国“活雷锋”，并不是对雷锋精神的恶搞，而是为其注入了“维护社会正义与公平”的新内涵。新时代的“活雷锋”不仅要敢于扬清扬善，更要学会激浊惩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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