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生而平等，但有些人更加平等
人人生而平等，可能吗？在官宦商贾之家出生的孩子，与穷街陋巷出生的孩子，是平等的吗？在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出生的孩子，与自然条件恶劣的西北地区出生的孩子，是平等的吗？在以民众幸福为执政要旨的自由国度里出生的孩子，与在巩固专制为治国理念的极权国家里出生的孩子，是平等的吗？
如果人人生而平等，为什么现实中的人们会有贫富贵贱之分？即便从内在来讲，人为什么有贤愚寿夭、死生祸褔之别？于是，有人便会说，“人人生而平等”的概念，在社会革命时期或许可以暂时凝聚人心作用，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是终究只是水中月、镜中花，只是人类的一种美好梦幻。真的是这样吗？
1776年，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托马斯·杰弗逊，最早将“人人生而平等”用于《独立宣言》。但是，其英文原文实际上是用被动句式，“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直译就是“所有人都是被平等地创造出来的”。被谁创造出来的呢？当然是造物主。至少在当时的美国，“人人生而平等”是一种宗教概念的世俗化表达。
一直到1789年，被动语态的“创造”（created）才变成主动语态的“出生”（born），写在法国的《人权宣言》里——“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Men are born and remain free and equal in rights.）而且《人权宣言》对“人人生而平等”的表述更加准确，即人只是“在权利方面生而平等”，将“权利的平等”与“出身的平等”“财富的平等”“地域的平等”“智力的平等”等先天的、内在的平等区别开来。也就是说，王侯将相与黎民百姓不管有多大格差，但至少在公民权利上是平等的。不能因为有些人官大钱多，就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权利。
当然，西方的“人人生而平等”观念与中国历代农民起义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口号完全不同。前者是为了反抗教会、封建势力的专制统治而提出的先验式理念，后者则是狭隘的平均主义，或者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皇权思想的延续。
可是，即便是在西方，“人人生而平等”中的“人”，却因为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含义，让“平等”变得并不纯粹。美国政治家们在亲手缔造平等、自由、人权等核心价值后，转手就将其扔进了垃圾筒。托马斯·杰弗逊写下了“人人生而平等”几天后，就协助起草（并增补）了弗吉尼亚州的《奴隶法案》，否认黑奴拥有自由权利与追求幸福的权利，并对试图逃亡的黑奴处以“剥夺法权”（outlawry）或死刑的惩罚。在杰弗逊眼里，黑人从造物主那里得到的并不是平等，而是劣等。美国第二位总统亚当斯·约翰，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却在担任总统期间执行《客籍法和镇压叛乱法》以对付政敌。
关于“揭露政府”与“捍卫新闻自由”，杰弗逊曾说过一句名言：“如果要我决定我们应该拥有一个无报纸的政府，还是无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可是，在经历20年的公职生涯后，杰弗逊却将枪口指向了“新闻自由”：“从来不看报纸的人要比看报纸的人见闻更广博，因为什么都不知道的人要比心灵充满虚假与错误的人更接近真理。”
即便是号称保障人权的不朽经典《人权宣言》，也为“平等”留好了后门——《宣言》里罗列的许多权利，仅仅是针对“拥有市民权的男性”，而女性、奴隶则被当作不完整的“人”，并不享受与“男性”“男性市民”同等的权利。
说到这里，不禁让人想起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庄园》里的一个情节：庄园里的动物们成功将残暴的农场主赶走后，自己当家做主，立下类似“摩西十诫”的法则，其中有一条为“全体动物生而平等”（All animals are equal）。但过了没多久，猪们占据了领导地位，经过多次较量，一头名叫“拿破仑”的猪获取了最高领导地位，成为了庄园新的统治者。于是，庄园的平等秩序被打破，“拿破仑”在庄园原有法则“动物生而平等”的后面，又增加了一句话：“但某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But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
眼不见为净
美国电影《自闭历程》（Temple Grandin）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自幼患有自闭症的女孩天宝·葛兰汀，经过自己的努力，再加上老师的帮助，考上了大学并获得畜牧学博士学位，最终成为一名动物科学家。电影还赞扬年轻的葛兰汀，力排众人的非议，设计出大大提高屠宰率且更为人道的屠宰方式。
记得当年看这部影片时，心中就有一个疑问，既然屠宰动物最终的目的是剥夺它们的生命权，将其变成食材、药材以及各种商品，满足人类的欲望，那么人类改进屠宰手段，更方便、更快捷地杀掉动物，还自诩为“人道”，是不是太虚伪了？如果纳粹屠夫改进杀人的手段，更方便、更快捷地致犹太人于死地，而且尽量减少痛苦，犹太人会接受吗？
话说回来，纳粹德国战败后，纳粹分子因为杀害犹太人最终被审判，重犯还被处以绞刑，整个德国都对“二战”犯下的罪行进行彻底反思。可是，没有人听说双汇、金锣或者其他批量宰杀牲畜、家禽的肉联厂老板，受过“反动物罪”的指控。相反，如果有人因为杀了一条鱼、一只螃蟹而自责很长时间，会被当成神经病。
不过，这并不是说，只有人才拥有权利，其实动物也有，甚至不一定只是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颁布了《动物保护法》，为珍稀动物划定了自然保护区。在中国，猎捕、出售、收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会被处罚，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美国有完备的保护动物的法律，虐待、遗弃小动物，轻则罚款、拘留，重则判刑。美国民间还有很多各种保护动物的公益机构，一些富豪死后竟然把遗产留给自己的宠物，惹得屌丝们纷纷感叹自己的命还没有一个宠物值钱。
应当注意到，人的人权与动物的“动物权”，并不是在人类之间或者动物间平均分布的。动物“以稀为贵”，人也一样。一条鱼与一只藏羚羊可能拥有不同的“动物权”。即便同是鱼类，一条普通的鲤鱼与一条有“水中大熊猫”之称的白鲟相比，似乎也拥有不同的“鱼权”。由此，我们甚至能联想到，虽然同为人类，不同国家的人、不同种族的人实际上就拥有不同的人权。
西方有激进人士主张大型猿类应该拥有人权，但是现代人终究不同于猿类，更不是普通动物，人的权利还是普遍高于动物。而且，在现实社会中，人权与动物权一直存在冲突。多数人需要食用某些动物，以维持体能、保证营养、恢复健康。科研人士为了生产出某种药品，需要做动物科学实验。
《你的权利从哪里来》一书的作者艾伦·德肖维茨认为，一旦我们将动物生命的价值放在连续体上，一切都只是程度问题。划定适当界线的自然判准并不存在，只能以个人的好恶来决定。打个比方，有的人将狗当作宠物，甚至当成自己的“家人”，认为吃狗肉是让人厌恶的行为。而有的人则将狗当作一种食材，甚至是一种物美价廉的补品，觉得吃狗肉与吃牛、羊肉没什么分别。在法律与普遍道德之外，动物生命的价值就只是由个人的好恶来决定，一方不必将自己的好恶强加给另一方。
回到开头，葛兰汀改进了屠宰方法，让屠宰动物显得更加人道，其实并不虚伪。在为了保证人的权利而必须损害动物的权利时，人类会本能地生出不忍之心，造成负疚感。就像梁惠王看到即将衅钟的牛瑟瑟发抖的样子时，会说“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葛兰汀做出了多数人都想做但未做的事，因此最终得到人们的认可。但是也仅此而已。
当手下接着问做出“舍之”选择的梁惠王，“是否废除衅钟”，梁惠王则爽快地回答“何可废也？以羊易之。”钟必须要衅，但是梁惠王又不忍杀眼前瑟瑟发抖的牛，于是就差人杀了没在眼前瑟瑟发抖的羊。
所谓君子远庖厨，眼不见为净，平日里口头上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大概也会一边念着“out of sight，out of mind”，一边大赞各类肉菜的美味吧。
正义经常迟到，但从不会缺席
2014年的中国知识界，谈论最多的一部电影，不是“伪文艺”的《后会无期》，不是“真无耻”的《小时代3》，甚至不是“文艺大片”《归来》，而是一部2013年底在韩国上映的法庭片《辩护人》。这部总投资75亿韩元（约4479万人民币）的电影，连续四周蝉联韩国票房榜冠军，总票房收益已经达到825亿1216万韩元（4亿9000多万元人民币），达投资成本的11倍之多。
电影的背景时间设置在1980年代初期，当时韩国处于全斗焕军事独裁政权执政初期，全国的大学生积极争取民主、自由，游行示威活动不断。而男主角宋佑硕原本是个穷困潦倒的小人物，虽然没有大学学历，但是通过自身努力成为了一名律师，从事不动产登记工作养家糊口。对于事业小成的宋佑硕来说，律师这个职业只是谋生的工具，跟道德与正义没有关系。
一次，在小饭馆与高中同学聚会，宋佑硕还指着电视新闻里示威游行的学生，说他们是闲得没事儿干，不好好读书，鸡蛋到底碰不过石头，不要和政府对着干。他最尊敬的前辈律师想请他为学生们辩护，结果被他婉拒。
有一天，他经常光顾的饭馆突然关了门，原来是老板娘的儿子镇宇，被诬陷为赤化分子秘密逮捕。曾经有恩于宋佑硕的饭馆老板娘，请求他为儿子辩护。当两人在监狱见到了被打得遍体鳞伤的镇宇时，宋佑硕的良知被唤醒，决定在法庭上为无辜的学生们辩护。
宋佑硕从小励志、小贪财、小犬儒的底层小人物，到为了捍卫正义，宁可冒着生命危险，以一人之力对抗整个国家暴力机器的人权律师。这两种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处世理念和生存状态，在个人恩情的驱使和残酷现实的逼迫下，被过渡得天衣无缝。宋佑硕的正义行为最开始受到警方、检方、法庭的百般阻挠，还被同行嘲笑。但是，公道自在人心，等到电影结尾，宋佑硕因为组织抗议活动被捕，全釜山2/3的律师都起身为他辩护。
这部看似与中国现实无关的电影，但却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广泛共鸣，引发了不少讨论。其中就是一个看似老生常谈的法学问题“恶法亦法”“恶法非法”。在《辩护人》里，已经成为人权律师的宋佑硕，用自己的行动进行了回答。
法庭上，宋佑硕质问秘密警察车东英，是否在逮捕学生时出示过逮捕令。车东英诡秘一笑，反指宋佑硕不懂法，随即搬出《国家保安法》作为尚方宝剑，称国家法案件执法不同于一般案件，是先逮捕后办理相关手续，可以在没有人证、物证，仅有嫌疑人自述的情况下，依法拘禁50天。
宋佑硕则拿出《大韩民国宪法》与之分庭抗礼：“根据宪法第11条第6项，刑事诉讼法第310条，仅以自述是无法定罪的，难道国安法可以凌驾于宪法，可以无视刑事诉讼法的大原则吗？”车东英这时没了底气，辩称自己只是依法办事，而且学生是否犯了国安法，是由“国家”判断的。宋佑硕听到这里，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吼出“国家”的真正含义：“大韩民国宪法第1条第2项，大韩民国主权属于国民，所有的权利都由国民产生，国家即国民。”但是，宋佑硕出色的辩护，只是换来法庭的轻判，无辜的学生仍然要坐3年牢。
身为律师的宋佑硕，并没有因为独裁政府颁行的专门法律是恶法就弃之不顾，而是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用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与之抗衡。虽然在电影里鸡蛋最终没有碰过石头，但是这部电影公映之后，当年审理这起案件的釜山地方法院，时隔30多年重新开庭，宣判学生无罪。
《辩护人》里独裁政权借用“恶法”维护专制统治的手法，其实是世界上所有独裁者一贯的伎俩，其中的集大成者就是希特勒。
1933年，在当选总理后的第三个月，希特勒就颁布了《授权法》，规定联邦政府有不经立法机关同意自由订立对外条约并颁布命令实行这些条约的权力，联邦法律由总理起草和公布，法律可以“与宪法有出入”。这部法律实际上废除了1919年宪法，并且废除了国会与国会制，使希特勒的独裁政府和独裁制度“合法化”。
1934年，希特勒又颁布《关于帝国最高领袖法令》，取消了总统，把总统与总理合二为一，称之为“元首”。希特勒自任“元首”，任职终身，并可指定自己的接班人。这部法律最终确定了希特勒的个人独裁。
随后，纳粹党在很短的时间内制定了一系列确立一党独裁、中央集权、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给对内独裁、对外侵略的行为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纳粹德国美其名曰是一个“法治国家”，但事实上已经沦为公然践踏自由、人权与正义的彻头彻尾的“警察国家”。
在纳粹党上台前，不少法律实证主义学者主张“恶法亦法”，即恶法即使不符合多数人的意志，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一旦确立下来就必须遵守。但是，当这些学者亲眼看到纳粹党滥用法律造成的人间惨剧后，都转而支持自然法，认为“恶法非法”。
美国著名法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艾伦·德肖维茨在《你的权利从哪里来》一书里，也讲述了一个纳粹时期的案子，来讨论“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的问题：在纳粹政权已趋强弩之末时，有个妇女想摆脱自己的丈夫，因此向盖世太保指认她丈夫曾辱骂希特勒。丈夫因此受到法律制裁。战后，这个妻子遭到起诉，罪名是不法剥夺丈夫的自由。她在辩护时指出，她丈夫被剥夺自由是依照德国实定法，因此她并没有犯罪。高等法院肯定妻子的有罪判决，认为她丈夫遭受惩罚所根据的法律“有悖于所有正直人类的健全良知与正义感”。
从电影《辩护人》里深陷冤狱最终昭雪的学生，到纳粹德国这个诬告丈夫最终获罪的妻子，都验证了那句话，正义经常迟到，但从不会缺席。当然，最好有一个前提条件：好人一定要比坏蛋长寿。
日本的“东张西望”
现代国家的概念来源于西方，而像国歌、国旗等一系列现代国家的象征符号，更是首先由西方人创建。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李鸿章派北洋舰队的官兵前往英、德两国接收已经下水的4艘主力巡洋舰。在英国举行接舰典礼时，因为清朝尚无国歌，活动主办方只好临时选用一首英国当地的民歌《妈妈好糊涂》作为大清国歌演奏。直至1911年，行将就木的清王朝才正式制定了国歌《巩金瓯》，但随即被取而代之的民国政府废止。
而同样被西方列强打开锁国之门的日本，也遭遇过类似尴尬，最能代表一国尊严与民族性的国歌，竟然频现西方人的身影。日本的国歌《君之代》虽然歌词来源于古代日本的《古今和歌集》，但是曲子却最早由英国驻日公使馆的军乐队队长约翰·威廉·芬顿所谱。后来，因为曲调太过西洋化，又由日本宫廷的雅乐乐师重新谱了曲，但是负责编曲的仍然是德国人弗朗茨·埃克特。
鸦片战争以降的晚清历史，就是一部弱国屈辱史。而国歌缺失等外交礼仪上的尴尬，与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开眼看世界”的洋务派，看到了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便急求巩固国防，以为“师夷长技”便可“制夷”，购买了洋枪洋炮就能御敌于国门之外。于是，他们把“西学”视为器物之“用”，而把“中学”当作治国根本的“体”，舍本逐末，缘木求鱼。最终大清水军在1894年甲午海战中溃败，让“中体西用”说连同洋务派一起，彻底走入了历史。
如果说，晚清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方面是“西望”，那么日本从古代一直到近代的历史，就是先“东张”后“西望”。在日本学者丸山真男看来，对日本思想造成的压倒性影响，明治维新之前来自中华大陆，明治维新之后则来自欧洲。
在古代日本，统治者一直是将自己看作中华政权远东藩地的诸侯，有意无意地遵守着“华夷秩序”。“华夷秩序”即世界的中心存在着一位“中华皇帝”，“王化之光”从那时开始普照四方。距离中心近、受王化恩泽多的地方被称作“王土”，而距离中心远，王化之光微弱的边境地带被称为“藩国”，藩国要向中华皇帝进贡。
公元57年，东汉初年，日本国王派遣使节到汉都洛阳，向光武帝刘秀奉贡朝贺，表示愿被汉朝纳为藩属，并求光武帝赐名。光武帝觉得日本国人身形矮小，便赐号“倭国”，并赐其国王为“倭奴王”，还赏赐了“汉委奴国王”的金印。公元238年，在东汉末年三国时期，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向曹魏的第二个皇帝——魏明帝曹叡朝贡，并得到“亲魏倭王”的称号，自此受到正式册封。
到了公元607年，隋大业三年，日本的“对等外交”意识开始觉醒。当时日本的圣德太子派遣大使小野妹子给隋炀帝送去亲笔信，开头便说“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书，无恙”。隋炀帝看后大怒道：“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蛮夷之地、蕞尔小邦的首领竟然敢自称“天子”，这无疑是对既有的“华夷秩序”的挑战。但是，文明大国还是用自己的方式化解了这场外交风波。后来，隋炀帝遣使裴世清回访日本，给日本的国书中第一句话就是“皇帝问倭王”，按照天子赐诸侯的格式书写。当时倭王亲自接见裴世清，对他说：“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日本国君在大隋使节面前自称“夷人”，谦恭备至，终于又被纳入“华夷秩序”中。
永远处在“王化之光难以普照的偏远的边土”，让日本人的劣等感如影随形。内田树在《日本边境论》里借用梅棹忠夫的话说：“日本人有民族自尊心，却又常被某种文化上的劣等感所纠缠。这种根深蒂固的劣等感与外界对日本人现在所保有的文化水准的客观评价没有关系，而是与一种于无形之中支配全体国民心理的、像影子似的东西密切相关。”而正因为有这样与生俱来的劣等感，才促使日本人产生强烈求知欲，不断派遣使节到中国学习。
可是，时过境迁，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的外忧内患后，代表中华政权的清王朝国力衰微。而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成功实现了近代化，早就不是传统中华帝国所蔑视的“岛夷”“蕞尔小邦”，并且开始利用军事上的优势，频频制造事端，露出侵略者的野心。在当时日本统治者的眼里，清朝已经不能代表“华夷秩序”里的“中华”，取而代之的应该是日本。
内田树分析，古代中国作为“华夷秩序”的中心，一直是以向藩族展示武威，促使其朝贡，进而确立统治秩序。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讨伐匈奴，派李广利远征大宛；隋炀帝出兵吐鲁番、林邑、台湾，并征伐高句丽；明永乐帝派郑和“七下西洋”，出使西亚、非洲。日本统治者以为，可以仿照古代中国的做法，让周边国家臣服。
1868年，日本维新政府的“太政官令”，将大清的属国琉球王国置于日本鹿儿岛县的管辖之下，这是对“华夷秩序”的直接挑战。从1873年开始，日本开始收取琉球的租税，将其纳入日本内政的轨道。1874年，日本通过台湾纠纷，与清政府签订《北京专约》，成功试探出清政府的昏聩无能。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中，王芸生先生称此次事件乃是“近代史上日本侵略中国的开端”。
1875年，日本派兵进驻琉球，并命令琉球尊奉日本明治年号，不再向清政府入贡，并且设立日本警察和司法机构，实行直接的殖民统治。1878年8月，日本正式改琉球为郡县，完整地吞并琉球。而在日本吞并琉球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作为宗主国的大清，对琉球国的求救无动于衷，在外交上一直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让日本政府进一步确立了“大陆政策”，助长了日本侵略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野心。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除了“不甘处岛国之境”，意图挑战“华夷秩序”，还十分急迫地弃“东张”而崇“西望”，积极学习西方文明，以避免重蹈大清被西方列强鱼肉的覆辙。1885年3月16日，日本明治十八年，时年50岁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短文，主张“日本应该放弃中国思想和儒教的精神，吸收学习西方文明”。
《脱亚论》一开篇就说：“世界交通，日益便捷，西洋文明之风东渐，所到之处，无不风靡于一草一木。”福泽谕吉认为，西洋的文明必将征服世界，东洋各国对它绝对没有抵抗能力，就像东京人无法抵御从长崎传来的麻疹。既然无法避免，就要“助其蔓延”，使人民“早浴其风气”。值得指出的是《脱亚论》中的“亚”，并不代表整个亚洲，而仅指“大清”与“朝鲜”。福泽谕吉呼吁，日本必须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与大清、朝鲜这样的“恶友”绝交，避免被西方视为与邻国同样的“野蛮”之地。
虽然有学者认为，福泽谕吉提出“脱亚论”后，并没有立即成为当时日本思想界的主流意识，而且发表此文后福泽本人也再未提及“脱亚”，但是就日本近代以来的对外关系而言，“脱亚”已经成为了既定事实，而且为其后日本推行军国主义提供了思想基础。
日本明治维新前的“东张”与之后的“西望”，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无根性”或者“主体性缺失”，即日本的文化、历史、民族性等等都不存在确定的起点或原型，必须通过与优势政权“中华帝国”“西方列强”的相互比较后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这种“傍大款”的劣根性，让日本尝到了节省成本且迅速崛起的甜头，也让他国人看到了日本在对外关系中势力、狡猾、不讲原则的一面。
文学的好坏
好的文学往往描述的是非正常状态下的人生，甚至是悲剧，以便让读者与现实社会稍稍拉开点距离，却又让人忍不住联想到现实。
古希腊三大悲剧之一，欧里庇得斯的经典剧作《美狄亚》就是个例子：科尔喀斯城邦的公主美狄亚，爱上美少年伊阿宋后，为了帮助他获得金羊毛，不惜背叛家族，还把自己的亲弟弟阿布绪耳托斯砍成碎块抛到海里。而当伊阿宋抛弃她和两个儿子，去和科任托斯城国王克瑞翁的女儿格劳刻成亲后，美狄亚的伤心和愤怒马上催生了一个完美而残忍的复仇计划。她先是冷静地为自己找好“下家”，接着巧施魔法用一件有毒的嫁衣将情敌格劳刻烧死，国王克瑞翁也当场殒命。最后，为了让伊阿宋没有子嗣，美狄亚又把两个儿子亲手斩于刃下。
为了追求爱情可以众叛亲离，当爱情遭到背叛又能迅速实施毁灭式报复……这样的极端的爱情故事似乎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常见，但是读者们的阅读感官遭受重磅轰炸后，似乎很自然就能够得到这样的启示：人性原本就是一半天使，一半魔鬼，相知相爱，本本分分最好，不要生出事端。
而一些文学作品即便是对生活现象的白描，也会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与众不同的观察体验，让人性或人的自然感情，在进行文本投射后得到集中释放。
众所周知，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讲的是，依靠父亲遗产过得相当不错的少年维特，爱上好友阿尔伯特的未婚妻夏洛蒂，表白之后遭到拒绝，最后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痛苦人生。
但是，可能很少人注意到小说中的一个生活描写细节：当夏洛蒂切开涂着奶油的面包一片片地分给她的兄弟姐妹时，深陷于单恋的维特竟然心生嫉妒，因为“夏洛蒂就是一块蛋糕，这块蛋糕被切开；每人各得到一份：并不仅是我一个人得到”。他把夏洛蒂的爱具象成了蛋糕，夏洛蒂每分出一份蛋糕，他就少了一份爱。
嫉妒是人之常情，爱情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排他”。歌德企图用这个细节，刻画出维特的纯真，对夏洛蒂的痴恋。读者也通过阅读这样纤细的内心白描，多增了一种独特的生活体验。有心者如法国解构主义学者罗兰·巴特，更以《少年维特的烦恼》为底本，写成了恋爱分析经典《恋人絮语》。
这是文学的内向旨归，也就是文学内化于心的客观作用。当然，文学还有外向旨归，以期外化于形，即预设某种立场，美其名曰为特定的群体或者阶级服务，实则为谄媚强权、满足私欲。
1918年，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写道：“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于此，或者可以说，突出内向旨归的文学，就是“人的文学”，当然可能并非“好的文学”。但是，着眼于外向旨归的文学，必定是“非人的文学”，而且离“坏的文学”不远了。
最好的岁月
距离上一部小说《无知》问世后，整整10年，85岁的米兰·昆德拉又出新小说了——《庆祝无意义》。在这10年里，他写了3部随笔和文论集，一经问世都会再刮起一阵“昆德拉热”。但是，在图书出版业普遍不景气的当下，某个作家、某部作品的“热”，可能是有价无市、有读者无买家的“虚热”，远不及他们当年“最好的岁月”的九牛一毛。
在中文世界，昆德拉“最好的岁月”集中出现在两个时间点。第一个时间点是1987年，韩少功、韩刚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景凯旋、徐乃健译的《为了告别的聚会》出版，昆德拉的作品在中国内地正式亮相。尤其是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韩译版的问世，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翻译文学实践中的一个标志性的文化事件。那个年代正是中国文学思想高涨的年代。
之后，昆德拉作品的中译本相继被列入“作家参考丛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但是，这些为作家创作“提供参考”的译本，并没有取得昆德拉的版权许可，在1992年中国正式成为《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成员国后，全部走入了历史。但是，文学批评学界对昆德拉的研究，民间对其小说的热捧，却一直持续延烧，据说仅韩译版《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前后总计销售达百万册，几乎是大学生人手一册。曾有中国的研究者跟昆德拉描述他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时，称地摊上的盗版书都有他的作品，昆德拉自己都很惊诧。
第二个时间点是200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新版米兰·昆德拉作品系列。这套作品与之前所有中译本不同，一则是取得了昆德拉的版权，拥有了“合法户口”，一则是遵照昆德拉本人意愿，直接从伽里玛出版社的昆德拉法文版修订本直接译出。这套书包括《玩笑》《好笑的爱情》《生活在别处》《告别的华尔兹》《笑忘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不朽》《雅克和他的主人》《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慢》《身份》《无知》13种。译者马振骋、王东亮、王振孙、许钧、余中先、郑克鲁、郭宏安、袁筱一、董强和蔡若明均为国内最具声望的法国文学专家、教授和著名翻译家。
其实，最初许多业内人士并不看好这套作品的销量，觉得昆德拉的作品属于“象牙塔”类高层次严肃文学，十分小众。可是，出人意料，这套上译版昆德拉作品系列在短短1年时间内，创造了当时内地图书市场的销售奇迹。到2004年，该系列13种图书中已出版的9种，上市不到1年的总发行量高达101.6万册，且出现了近10年来从未有过的外国文学书本脱销现象。还有媒体乐观估计，该系列2004年销量有望突破200万册大关。对于中国内地兴起的新一波“昆德拉热”，昆德拉本人始料未及，在谈版权时他觉得这套上译版只能卖到2万至3万册。
除了作品，内地各种关于昆德拉的作品解读、传记大量出版，如《诗意的冥思——米兰·昆德拉小说解读》《叩问存在——米兰·昆德拉的世界》《诗·思·史：冲突与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米兰·昆德拉传》等，在学界及民间引发讨论。
文化人周国平认为，如同一切“文化热”一样，所谓“昆德拉热”也是以误解为前提的。“人们把道具看成了主角，误以为眼前正在上演的是一出政治剧，于是这位移居巴黎的捷克作家便被当作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文学英雄受到了欢迎或者警惕。”
无独有偶，学者李凤亮也觉得读者在阅读昆德拉时，存在两种“格式”。其一，是将昆德拉政治化，早期的捷克人把昆德拉看成民族文化的背叛者，美国人视之为极权政治的控诉人，中国读者则把他当作反思民族命运的参照系。其二，是将昆德拉哲学化。昆德拉作品处处都是哲思类的文字，甚至直接引用哲学家的观点，但他本人又坚持反对将其小说思想哲理化，认为这远离了现代小说质疑的、批判的、嘲讽的、复调的、相对的、开放的、未完成的智慧。
于是，一些学者酸溜溜地将昆德拉作品降格为一种“文化口红”，属于“媚雅”症，是小资们自我标榜的文化符号，或者说是西方意识形态的最佳文宣品。但是，“附魅”与“袪魅”、现代性与后现代、存在主义与虚无主义一类的文字游戏，在读者那里不好使，作品是否抓住内心，是否深入灵魂，是否能够产生长久的共鸣，是否能产生新的思考，才是他们最关心的。话又说回来，即便读者将自己的思考有意识地投射到作品中，产生了所谓的“误读”，认为昆德拉就是他们心中的哲学家、小说家、音乐爱好者、生活杂家，又有什么不妥呢？
作品在左，作家在右
极力鼓吹“超人”哲学的尼采，声称“不可能做一个没有病的艺术家”，最后自己真的成了疯病患者。写了许多怪人怪事的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个如假包换的怪人。他患有癫痫病，几乎每周都发作一次。发作时，先是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接着突然仆地，浑身抽搐，双眼白翻，情形十分恐怖。
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个不可救药的赌棍，他费尽心血写下《罪与罚》《白痴》《群魔》和《赌徒》等出色的小说，竟然是为了偿还没完没了的赌债。小说《赌徒》刻画的那个每天晚上都下决心要戒掉赌瘾，但屡屡失败的赌徒，几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翻版。
但是翻开陀氏的小说，读者又不禁被其中分裂的人格、病态的世界、压抑紧张的氛围所深深吸引。曹文轩在评价陀氏时，可以说是又爱又恨：“陀氏用他一部又一部作品，很实况地向我们转播着他是怎么被卑下情操所纠缠，怎么顺应卑下情操，又是怎么跃马扬戈与卑下情操做堂·吉诃德式的厮杀的”“我们看到了一颗强大的、九死一生的灵魂，于浑茫恶浊中发出了闪电一样的刺眼光芒”。
这个天才与魔鬼、小人与君子、卑微与高尚的矛盾统一体，挑战了人们的审美极限，刺激了读者的阅读神经，让人爱得胆战心惊，也爱得义无反顾。但是，如果陀氏活到现在当下，他的热心读者们，有几人愿意成为他生活中的朋友？恐怕要打上大大的问号。终究是相见不如怀念吧。
曹文轩在《经典作家十五讲》里，还讲到一个作品与为人完全不能画等号的作家——毛姆。从小口吃、自卑、敏感、孤独，给周游世界的毛姆，带来了无穷的创作灵感。但是，似乎正是因为缺少切实的安全感，作为职业作家的毛姆，把文学创作与金钱之间的关系，看得很重。为了扩大自己的声誉，已经功成名就的他，甚至哗众取宠地制造新闻，呼吁朋友将他的书信销毁。
毛姆认为，作为一个职业作家，坐等、清高、侈谈什么尊严与诚实，是愚蠢的，必须像商人一样注重市场与利润。他还说：“除非是白痴，没有一个人愿意写作，除非是为了钱。”毛姆对待小说是神圣的，往往能带给人一种奇妙的颓废感，巧妙地洞悉世情人性的玄机。他没有成为文学革新家、思想家的念头，但是在他的作品里，读者是闻不到一丝铜臭的。
然而，在作品之外，毛姆的创作动机并不高尚，甚至是有些恶俗。伍尔夫批评他一味迎合大众，追求书的畅销和利润，贬低了严肃文学的价值。正统的文学史长期忽略毛姆，就是这个原因。面对文学批评界的指责，毛姆本人并不服气：“我在等待这样一位批评家，等着他来告诉我：为什么我有这么多的缺点，我的书却仍然在那么多年里被那么多人翻阅？”
是的，身为读者，做好自己的本分就行了，何必苛求作者都成为道德完人呢？
作家是知识分子吗？
在《经典作家十五讲》里，曹文轩对当今中国内地文坛的作家过于热心社会问题进行了批判。他举出普鲁斯特的例子，称卧病在床的普鲁斯特给人以“无所事事”的印象，而“无所事事”正是文学写作所需要的最好状态，中国文坛少有无所事事的作家，也少有无所事事的作品。由此推断，中国文坛也因此少有文学佳作。
他觉得，内地作家太过焦虑、太过紧张，“总是被沉重的念头压着”“不恰当地看待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将文学与社会紧紧捆绑在一起，对当下的社会问题表现出了过分的热情”。
有人或许会问，作家是知识分子吗？如果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批判，而批判的对象又往往是其所处的社会，那么将文学赋予社会主题，即便“过分热情”，有何不对？面对这样的质疑，曹文轩有自己的一番解释。他觉得作家虽然是知识分子，但却只是知识分子的一种，“他既需要具备一般知识分子的品质，同时又需要与一般知识分子明确区别开来。”说直白点就是，作家享受着知识分子的荣誉，但是又孤傲地可以躲在暗处，拒绝承担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义务。
曹文轩举出李敖的“知识分子论”。李敖说，刽子手不杀人，这是他的失职，而一个知识分子不唱反调也是失职。当一个知识分子对他所处的环境中所发生的种种事件竟然无动于衷、麻木不仁时，他就已经放弃了对“知识分子”这一角色的坚守。在庞大的国家机器中，知识分子永远是强劲的驱动力。
但随之，曹文轩笔锋一转：“当他在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种——作家时，他则应该换上另一种思维方式。”作家并不回避问题，但这些问题应当超越时空，不会因为时过境迁而消失。他甚至认为，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可以对琐碎的、有一定时间性和地域性的事物视而不见。最后，他祭出米兰·昆德拉的大旗，称作家的职责是描述“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
换言之，在曹文轩的概念里，除了“作家”这个类别之外的知识分子，关注的大多是“琐碎的、有一定时间性和地域性的事物”，他们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识去描述“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而作家是高于普通知识分子的“高级知识分子”，或者是“知识分子当中的知识分子”。
让我们来看看除“作家”之外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定义知识分子的。
爱德华·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里主张：不管个别知识分子的正常隶属、国家背景、主要效忠对象为何，都要固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扭曲知识分子的公开表现莫过于见风使舵，噤若寒蝉，爱国大话以及反省的、自吹自擂的变节。他还把知识分子的形象刻画成，流亡者和边缘人（exile and marginal），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
一生都在向权威挑战的福柯，将知识分子的特征描述为“不屈不挠的博学”（a relentless erudition）。他研究诊所的历史、监狱史、癫狂史、性的历史，挖掘历史背后的话语系统，揭露专制权力的控制。他认为，统治者生产出这样一整套知识，从思维上控制人们，而知识分子就应当“博学”而且“不屈不挠”，打破这种控制，指出假象与骗局背后的话语逻辑。
美国著名报人沃尔特·李普曼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质疑爱国的民族主义，集体的思考，以及阶级的、种族的或性别的特权意识。在他的概念里，知识分子同样意味着怀疑、抗争、批判，以及对正义的追求。
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安东尼奥·葛兰西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似乎与曹文轩比较接近。他在著名的《狱中札记》中写道：“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但是，如果将这个定义套用在曹文轩的“作家知识分子论”上，作家就成为“所有的人”中的一员，而且不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变得更加无足轻重了。曹先生显然是不会同意的。
作家，只要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一员，就必须成为自由的、独立的、正直的、针对强权的孜孜不倦的批判者。而不应该关在小房间里，与课堂、书本之外的世界隔绝，只想着晋升加薪而不是促成社会改变。作家创作可以“形而上”，但是不能脱离“形而下”，不能傲慢地认为“形而上”的思考，必定高于“形而下”的实践。只有承担起知识分子的批判责任，作家才配得上“知识分子”这个称谓。即便是曹文轩先生自己推崇备至的米兰·昆德拉，不同样也是个“流亡者和边缘人，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不同样也是在用作品对极权进行嘲讽和批判？
顶级掠食者
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在自然界的食物链里，上一级动物捕获、吃掉下一级的动植物，只要符合自然规律，且适度适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处在食物链顶端的动物，往往是最凶猛，力量最强大的动物，它们享有对食物链下层动植物的支配权。比如，陆地上的狮、狼、虎、豹等食肉动物，以猎食兔、马、羊、鹿为生；而兔、马、羊、鹿等食草动物又以各种植物为食；人类处在食物链的最顶端，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对什么样的动植物可以变成食物，具有广泛的选择权……这一切似乎都是天经地义的。可是，这套弱肉强食的理论，能不能用在人类自己身上？能力远远超出正常人类的“超人”，是否就是越过人类的“顶级掠食者”，是否可以合情合理地捕杀人类呢？
电影《超能失控》讲述的是这样一个科幻故事：性格内向的美国高中生安德鲁，时常被酗酒无度的父亲殴打，被学校的无良同学欺凌，被参与毒品交易的邻居威胁骚扰……一次偶然的机会，安德鲁与表兄麦特、好友史蒂夫三人，获得了控制物体、飞行、身坚如铁等超能力。最初，他们用超能力捉弄普通人，在毕业晚会上表演“魔术”节目，在飞机掠过的云端大玩橄榄球……三人尽情享受着超能力带来的兴奋与刺激。
直到有一次，安德鲁在使用超能力时，无意间造成一起交通事故，最终司机重伤住院。表兄麦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对超能力的使用“约法三章”：第一条，不准用在生物上；第二条，不能在生气时使用；第三，不能在公共场所使用，不能将此事告诉别人。可是，安德鲁并未心服，还找来达尔文生物演化论中“顶级掠食者”（Apex predators）一说为自己辩护。随后，安德鲁与父亲暴发冲突，间接导致好友史蒂夫被雷电击中遇难，其与麦特的关系也日渐恶劣。安德鲁为了给母亲筹集药费，开始用超能力进行抢劫，并报复伤害过他的人。接着，安德鲁的母亲不幸去世，正当他无限悲痛之时，极不负责任的父亲却指责他为“自私的混蛋”，激起了安德鲁的怒火。最终，安德鲁失去理智，以越过人类的“顶级掠食者”自况，肆无忌惮地使用超能力，伤及无辜。超能，彻底失控……
看过该片，不得不让人联想到饱受争议的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超人哲学”。尼采在其经典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借用演化论的观点，将哲学概念中的“超人”界定为“超越于人类的一个新物种，是一个更高级的物种”，是人类生物进化的顶点，是人类物种中最优秀的部分，是一种至上的道德理想；超人本身就是真理与道德的化身，是规范与价值的创造者和占有者；他们为人类立法，他们的意志、言论就是法律。
片中，安德鲁将“顶级掠食者”概念挪用到自己身上，似乎成了尼采“超人哲学”的道成肉身。安德鲁在片中有一句十分关键的台词：“顶级掠食者是整个生态系统里最强的动物，狮子杀死羚羊时，不会感到罪恶，就像人拍死苍蝇时不会感到罪恶。我认为这有意义。”这句话，几乎是尼采的现身说法。二战时期，尼采的哲学备受纳粹政权推崇，并被歪曲利用，遗祸无穷。而遵奉“顶级掠食者”理念的安德鲁，也自以为获得上帝的授权，在怒火的驱使下漠视普通人的生命。尼采自以为是太阳，最终在半疯半傻中死去；安德鲁自以为是“顶级掠食者”，却最终殒命于他人的超能力。
另一个地球
成功学里最精炼也最浮夸的台词莫过于“我能”两字。这两个字让年轻人们相信，所有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不懈奋斗，达到像世界首富那样的人格与财富的双重成功。可是，实际上，这样的“成功”只有在物理真空状态下才能实现。与其说人是处在无限的可能之中，倒不如说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受制于时代、地理、性格、家庭、教育背景等等各种各样的局限。正是因为各种局限与缺憾的存在，人才能够成为“人”，而非超于自然的生命。想想看，历史上任何自诩为神或者超人的人类，最终莫不是一败涂地。
成功是一系列随机式的布朗运动的集合，无法被复制也无规律可循，人们唯一能做的是竭尽全力做好当下的事情，让历史能够按照正常路径延续下去。万众瞩目式的成功好比天上明月，美丽非凡却也遥不可及，对于多数人来说，努力学会坦然面对失败，才是生活的必须，才是生存的常态。科幻电影《另一个地球》似乎就为那些郁郁不得志却又无路可寻的年轻人，送去了一丝安静却又温暖的阳光：如果这个地球充满了让人费解的无助与冷漠，那么“另一个地球”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另一个地球》是一部小成本的独立电影，2011年荣获圣丹斯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电影的情节编排、画面构图、台词设计等等，都力求简约，片中甚至运用了不少纪录片式的白描手法。大量的空镜头与话语留白，在助推情节层递式铺陈的同时，也给人以无限的思考与回味。
4年前的一个夜晚，尚未成年的女高中生罗娜驾车时，不慎撞上音乐教授约翰一家的轿车。约翰的妻子和女儿当场死亡，约翰严重受伤并陷入休克。少不更事的罗娜则强忍着伤痛，在事故现场浑身颤抖着，等待警车的到来。结果，约翰虽然苏醒了过来，但是丧妻失女之痛立刻让他陷入困顿，生活潦倒。原本前途无量的罗娜，因为交通肇事而被监禁四年。这起事故让罗娜的心灵蒙受巨大的打击，4年的监狱生活也没有丝毫减轻她心中的负疚感。就在车祸发生的当晚，人类发现了与地球极为相似的行星——“另一个地球”。
出狱后，罗娜性情孤僻、少言寡语，在自己读过的高中找到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她试图通过苦行僧式的底层生活，来洗脱心灵上的罪责。通过网络查询，罗娜得知了约翰的近况，并找到了他的住址。一天，她以提供免费清洁服务的名义，走进约翰已经困窘不堪的生活。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两颗冰冷的心灵彼此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在真诚与抚慰之中摩擦出了爱的火花。与此同时，人类发现，“另一个地球”几乎是地球的镜像，地球上存在的任何人、发生的任何事，“另一个地球”也同步进行着。唯一不同的是，在人类四年前发现“另一个地球”的同时，两个地球的镜像发生了变化，它们不再“同步”而是朝着不同的方向演进。在“另一个地球”上存在着人类的另一个自己，这对在地球上生活不幸的人们来说，是个好消息吗？
一次，约翰因为修理房子太拼命，累得头痛不已。没有读过大学却阅读量颇丰的罗娜，给他讲了一个俄罗斯宇航员加加林的故事来安慰他：加加林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踏进宇宙的人类，当他在狭窄的太空舱里，第一次透过机窗看到了自己居住星球时，完全陶醉了。可是就在这时，太空舱的仪表上传出细小而持续的滴答声，他费尽周折也无法消除这种声响。他知道，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他将在接下来的25天里失去理智，最终崩溃。终于，加加林想到了不让自己崩溃的方法——那就是爱上这个声音。于是，他闭上眼睛，开始尽情地想象。当他睁开双眼时，耳中听到的不再是滴答的响声，而是美妙的旋律。在余下的时间里，他在天籁之音中遨游太空，心平气和。
也许，“另一个地球”并不在遥远的太空，而就在你我的心里。
被解放的昆汀
每部昆汀·塔伦蒂诺电影的上映，都是电影界的一阵不可遏制的狂热。既有电影评论员之间的激烈争论，甚至口诛笔伐，也有媒体和观众的痴迷与尖叫。借用他最近的这部电影《被解放的姜戈》的片名来形容，昆汀其实是个“被解放的导演”，当然他从踏入导演行业的那天起就没被驯服过。
早在录像带出租店老板阶段，昆汀就很自觉地将所有邪典电影变成了记忆的一部分，深深地陶醉在诡异的题材、怪诞的风格、情绪色彩浓厚的类型片中。成为导演后，昆汀沿《落水狗》《低俗小说》《杀死比尔》《无耻混蛋》……一路下来，在向前辈一次次致敬的过程中，将邪典电影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自己也成了被致敬的对象。
《被解放的姜戈》讲的是，德国赏金猎人金·舒尔茨，使尽手段从贩奴商人手中买下黑奴姜戈，让其重获自由。因缘际会，舒尔茨下定决心要把姜戈培养成赏金猎人，为其缉拿各种通缉犯以换取报酬。而姜戈的唯一条件就是，舒尔茨要帮他从暴虐的糖果庄园主卡尔文·坎迪手中，救出自己的妻子布鲁姆希尔达。
虽然《被解放的姜戈》是一部致敬之作，但是不管是从主题渲染、艺术手法还是票房口碑上，都远远超越了老版的《姜戈》。更重要的是，昆汀将原版的故事背景，从意大利挪到了南北战争前允许奴隶制的美国南部。这为电影提供了肥沃的现实土壤，同时也将“反叛的正义”这一主题发挥到了极致。
原版的《姜戈》是标准的西部片，而《被解放的姜戈》虽然也拥有神秘而冷峻的英雄，击败残忍邪恶的对手，解救命悬一线的美女，结果功败垂成……一类的程序化情节，但也有大篇幅对奴隶制、种族歧视的白描、反讽、乃至颠覆。所以，用昆汀自己的话来说，此片应该归为“南部片”。
电影中表现最出色的无疑是克里斯托弗·瓦尔兹，他饰演的舒尔茨大夫一角，再现了《无耻混蛋》里那个纳粹军官的语言天赋，如切换影碟的左、中、右声道一般，精准而流利地说出英语、德语和法语。当然，他也因为自己的出色演技，第二次拿到了奥斯卡奖的小金人。
而在表演上突破最大的则是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当你刚刚看完《成长的烦恼》、现代版《罗密欧与朱丽叶》、《泰坦尼克号》、《纽约黑帮》时，一下子跳到《被解放的姜戈》，便真会有种一棵小树苗突然冒成参天大树的感觉。在本片中，莱昂纳多饰演的奴隶主卡尔文·坎迪不懂法语，却要求别人按法语的发音称他“先生”，沉迷于奴隶互殴的赌博游戏，对黑奴滥用私刑……莱昂纳多将角色应有的残暴、贪婪、虚荣、做作、愚蠢，刻画得入木三分。
另外，塞缪尔·杰克逊饰演的管家史蒂芬，自己身为黑人却为了迎合主人，拼命剥削、摧残黑奴，可恨又可怜，批判意味十足；杰米·福克斯饰演的黑奴姜戈，将对妻子无限执着的爱，对施暴者的隐忍，以牙还牙时的快意恩仇，表现得令人叹为观止。
坦率地说，在昆汀的铁杆粉丝眼里，《低俗小说》已经成了神话，除此之外的昆汀作品，不管是否出于商业考虑，都只能算是“习作”，《被解放的姜戈》也不例外。然而，他的鲜明而自我的邪典风格，至今无人能出其右。昆汀像一个功力深厚的杂技演员，巧妙地游走在受众心理、商业成功与艺术水平之间，娓娓讲出一个个非典型故事，赚了口碑赚票房。他用重口味的光与影作为刀剑枪炮，解放了电影，解放了受众，更解放了自己。
此处应有掌声
拥有“科学作家”光环的玛丽·罗琦，走的却是一条完全与众不同的路线。研究方法离经叛道，写作语言多为双关，研究主题怪诞而另类，却又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罗琦的作品是可读性极高的科普读物，在严肃作家看来，也许其中并没有多少惊喜与创见，但是严谨的实地考证与博引的工夫，将枯燥的科学现象和理论用通俗而不滥俗的手法表达出来，便已实属难得。
没错，在写完“尸体”与“鬼魅”之后，她这次将两性之间“啪啪啪”的那点事放在显微镜下精描细摹。而等诸位善男信女羞红着脸，躲在被窝里悄悄翻开此书时，显微镜顿时就有了哈哈镜的效果，有的人可能会强憋不住，笑得人仰马翻，有的则先是没感觉，而后在吃饭、洗澡或者晚上做梦时，不由自主地傻兮兮地乐上好一阵。
《科学碰撞“性”》可以说是罗琦在性学研究领域的一次冒险，所涉内容的时间跨度上至古希腊、中世纪，下至阿尔弗雷德·金赛。当然，她不是简单罗列从古至今破解维纳斯秘密的各类方法，而更像以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启蒙者的姿态，让各个时代的研究成果或者奇谈怪论为其所用。罗琦对板着臭脸的科研选题并不感兴趣，而更愿意在实验室里，用正统的方法去研究“性”。这样一来，研究本身会变得更加有说服力，而且恰到好处地使用医学词汇，会让读者觉得十分专业而委婉，不至于流于低俗。
罗琦的语言是带着“坏坏的”的调皮，当你读到如“阴道光电容积描记探测仪”（vaginal photoplethysmograph probe）、“夜间阴茎肿胀监控器”（nocturnal penile tumescence monitoring）、“海绵体肌反射”（vaginocavernosus reflex）一类的专业词汇时，甚至能听到她的阵阵窃笑。在写到20世纪50年代，一项关于女性受试者与一个阴茎摄像头交配时阴道反应的研究时，罗琦精确地描述了其中的每个细节，人造阴茎摄像头的使用方法，谁主动在实验室里使用这个设备，现在该设备又花落谁家……让人大开眼界。
性学嘛，与人最隐私的领域有关，研究起来必须小心翼翼，而且必然会面临不少难题，罗琦也毫不例外，采访遭到拒绝是家常便饭。但是，她总能找到化解尴尬的“润滑剂”。而“润滑剂”的诀窍就是，胆大心细、软磨硬泡。受此种坚韧毅力的打磨，罗琦的幽默感超乎寻常，让读者在经过一番趣味科普知识的沐浴后，身心欢喜，余香扑鼻。当然，如果你将书中的类型事例和评语挑出来发微博，必会让一票重口味的网友变成“送赞干部”。
多少身前身后事
死亡，在许多年轻人看来，只是疾病、衰老，以及各种个体不幸的终结。在哲学家眼里，它可能是心灵的不息漫游的拯救、不朽与永生。对于诗人来说，它意味着爱情的忠贞与背叛，世事的有常与无常。而在战争狂人的词典里，它仅仅代表着一串串冷冰冰的数字。它是武侠小说、抗战剧、恐怖电影、警匪片的常客，也经常上社会新闻、国际新闻版的头条，每年的清明节更会成为全社会的公共话题。
为了美化死亡，有人把它的名字改成了牺牲、就义、成仁；为了减轻悲痛，它偶尔又被叫作离开。所有人都不得不面对死亡，却鲜有对死亡的由内而外的思考，更少有机会“向死而生”，由死亡的角度理解生的意义。死亡，是那么平常却又那么遥远。但是，不论小说家、诗人、政客们把死亡描写得多么浪漫、传奇、英勇或者可怕，在解剖室里，死亡仅仅意味着尸体与腐臭。
人们在谈论死亡时，基本上指的只是死亡的过程，或者是死亡对他人和社会带来的影响。肉体本身在死亡后的变化，则经常被简而言之，三言两语带过。因此，即便不少人有对死亡十分丰富的知识储备，但是他们在看到《人类尸体的奇异生活》这本书时，大约还是会皱上好一会儿眉头，咽上好几口唾沫。而实际上，该书用轻松的笔调和不失严谨的行文，从历史沿革、文化现象、科学实验、社会问题等方面，真实再现了人类肉体的“身后事”，解构了所有人对于死亡的天真想象。
也许大家会好奇，解剖学教师、法医们，出于工作需要，整天都会面对各种正常或非正常的死亡，也就是各种尸体，他们是如何做到“习以为常”的？作者说，那便是将死亡或者尸体本身“对象化”，将死亡看成某个工具的使用寿命到期，将尸体看作提高自身医术的医学教材，更普遍的说法是，“时间久了、次数多了就习以为常了”。
也有人会问，古代医学落后，医生们必须通过解剖尸体认识人体构造，而现代医学如此昌盛发达，在解剖学的教学中，为什么不能用人造模型来代替尸体？解剖室里的学生也许会这样回答，整体解剖的经历是一个医生的成年礼，为学生提供了第一次面对尸体的机会，“动了刀子剪子，我得到了从书上得不到的东西”，这是医学学生教育的重要而必要的环节。
这本250多页的书，说厚不厚，说薄不薄，但是每读一页，都可谓惊心动魄。作者详细讲述了自己亲历的在死人头上的练习手术，从古至今关于解剖与盗尸的肮脏故事，科学实验是怎样研究人体腐烂与防腐，用尸体来检测人体在车祸中的撞击忍受力，尸体复活、人头移植的方法……当然，作者还专门开设一章，大篇幅介绍包括中国在内的古今各国，人体入药、食用的方法和事例。
作者转述了学者钟期瑞的研究成果，称在古代中国，“孩子们，最经常是儿媳，有义务向病弱的公婆表孝心，从自己身上割下一片肉，做成滋补药”，《本草纲目》里有天方国“蜜人”的记载。当代中国，则有道德败坏者偷窃、贩卖、食用流产的胎儿。文中还引用了1985年4月8日《中国每日新闻》上真实的食人故事：一对北京夫妻杀害了一个少年，将其炖过后，分给邻居，告诉他们那是骆驼肉。这两口子后来坦白了他们的动机，“是一直强烈地想吃人肉”，这是在战争年代形成的毛病，因为当年食物奇缺。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借一个狂人之口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两个字“吃人”。有人觉得这是一种比喻，其实随便翻开一部史书，历朝历代关于吃人的记载都不罕见。在“吃人”这张大网下，被吃者彻底成了对象，死亡以及对死亡的恐惧变得微不足道。《资治通鉴》记载，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谯郡人朱粲，拥兵20万，在汉水、淮河一带烧杀抢掠，“民馁死者如积”。粲无可复掠，便令士兵烹食妇女、婴儿，还令人发指地说，“肉之美者无过于人也”。之后此人啖人成瘾，成了吃人魔王，却还被李渊、王世充等人接纳，现代的某些以“唯物史观”著称的史学家，还将其列为农民起义的领袖……如果《人类尸体的奇异生活》一书再版，大概会把这一段荒唐史，补写进去吧。
他竟然被梁文道访问过
4年前，也就是梁文道的《常识》一书在大陆出版不久，我曾经在网上发了一篇“拷问自己，为何崇拜梁文道？”的帖子，引来不少网民围观。这个帖子与其说是对网民的发问，不如说是我在质问并且反思自己。为什么一个台湾长大的香港人，能够在大陆拥有那么强大的话语号召力？他的每一篇时事评论发表后，其他评论为什么会立刻黯然无光，连当背景都没资格？“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我，于是开始了坚定不移的“批判与自我批判”。当时的我认为，梁文道之所以被热捧，原因是人们在梁身上，看到了相对而言最完美的“自己”。
我说，梁文道在众多媒体的鼓吹下，似乎成了博学多识、独立精神、公德意识、理性思维等等一切知识分子最应具备的素养、品格的化身。这种化身仿佛是面“哈哈镜”，映照出了人们一厢情愿、失真错位的“自己”。对梁的意淫，与其说是对其肉身的贪图，倒不如说是对自己理想状态的自恋。梁本人估计也早就看破了这点，所以对他的所谓“粉丝”相当冷淡，戒心重重。
我认为，梁文道不能被简单地当成一个“媒介明星”来对待。毋庸置疑，他对于当今大陆社会来说，就是一个舆论领袖。他的时事针砭和思想启蒙作用（至少他懂得如何充分、积极而且合理地利用媒介）是无法被忽视的。每当一件时事发生后，熟悉梁的受众可能都会第一时间产生这样的想法——梁文道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但是，反过来说，“公共知识分子”是公民社会的必须存在，但不能因此就对其产生严重的依赖。作为普通受众的个人，或多或少，也是应该有所贡献的。
大概是2010年前后，梁文道的文章从《南方周末》评论版上消失，我也立即失去了购买这份报纸的兴趣。随后，在内地的媒体上，再也看不到梁文道，他在凤凰资讯台的节目《文道非常道》也被砍掉。除了《开卷八分钟》《锵锵三人行》两个相对固定的节目，大家似乎只能偶尔通过一些大学的学术演讲、论坛，一窥他在大陆的最近动态。
的确，他也不断在香港报刊上发表的专栏文章，机智与辩驳还在，幽默与沉思还在，可是因为内容和话题基本上以香港为主，内地读者似乎再也找不到原来的那种亲切感。于是，我对梁文道那种难以名状的焦灼，也渐渐散去。
2011年，梁文道的《访问：十五个有想法的读书人》在内地出版。这本书是他为《读书好》杂志做的15位读书人的访问。有董桥、詹宏志、哈金、舒国治这样的炙手可热的作家，也有赵广超、荣念曾、陈云、黎智英、长平这样的颇有分量的文化人物，当然也有王贻兴这类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
王贻兴是谁？他是香港著名作家董启章的徒弟，他是香港主持人，是艺人，他最长的头衔是“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得主”。当然，你没必要知道“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是个什么奖项，也没必要知道王贻兴得奖的时候有多年轻，你更没必要知道《遇上爱，我们都是贱骨头》是不是一本正经的爱情书……你只需要知道，他曾经被梁文道访问过就够了。可是，他竟然被梁文道访问过啊！
从尼采身体里走出的摩西
他再也不是那个戴着黑框眼镜、表情青涩的记者，他再也没有一个叫露易斯·蕾恩在《每日星球报》工作的女友，他再也不是那个见到人们身处危险就立刻换上战袍、闪电救人的大男孩。他虽然还叫克拉克·肯特，虽然还是个来自氪星的外星人，虽然还有一对和蔼可亲的地球人养父母……但是，在由克里斯托夫·诺兰监制、编剧，扎克·施奈德执导的新版《超人：钢铁之躯》里，他已经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超人”。
当他胸口那个巨大的“S”，不再是简单地代表Super（超级的），而被其解读为氪星语里的“希望”时，我们甚至可以爽快地把Superman（超人）一词的“前缀”拿掉。更重要的是，在新版电影里，超人不仅要在地球人克拉克·肯特与氪星人卡尔-艾尔的身份间进行痛苦转换，还要与前来毁灭地球的氪星恶人进行殊死决斗，更要面对他正全力保护却又无法理解超能力的地球人的误解和攻击。
与蜘蛛侠、蝙蝠侠、钢铁侠、绿灯侠一类的超级英雄不同，超人是个货真价实的外星人，而且是个“超二代”，他的超能力不是后天习得，而是爹妈给的。所以，关于超人的起源神话，就远比其他地球土著英雄们更有神秘感，更能吸引眼球。于是，新版电影便刻意与以往的超人电影拉开距离，花去大段时间讲述超人父母的故事，超人诞生前的氪星兴衰史。
当然，如果说新版与以往电影最大的不同，就是其极度震撼的视觉奇效和阴郁内敛的叙事风格了。各种飞行器的撞击、巨型星球的爆炸、行星之间的冲撞、太空中的光速飞行、超人与氪星恶人的毁灭性决斗……无疑成功激起了所有观众的肾上腺素。另一方面，也许是由于诺兰的作用，新版超人几乎是一个从尼采身体里走出的摩西，自卑、隐忍、痛苦、无助，但是同时又因为自己的先天超能力，不得不去面对困难和挑战，去义无反顾地帮助愚蠢、多疑、好斗、无情的人类。
也许，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会埋怨3D眼镜夹着脑袋不太舒服，影片的光线太暗，出镜的效果差强人意，甚至抱怨你在超人身上看到了蝙蝠侠的影子。但是，有一点你大可放心。超人再也不用以《每日星球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做掩护，再也不用天天对稿子被毙忍气吞声，再也不用和心爱的人说谎，假装与经常给自己独家新闻的超人不熟。
阳台上的番茄熟了，我摘一个给你
日本四面环海，是人口众多、自然灾害频繁、资源十分匮乏的岛国。尤其是日本的首都东京，2 100多平方千米却有1 500多万人口。而北京的常住人口虽然比东京多500多万，但是面积却相当于8个东京。东京最繁华的商业中心银座附近，平均每次人行道绿灯，就有3 000多人同时经过。面对严酷的生存环境，日本人调动了丰富的想象力，经常利用最少的资源创造出最大的价值。
日本人发明了方便面、最省油的汽车，东京的胶囊旅馆（Capsule Hotel）、空间节省公寓（Space Saving Apartment）是除了歌舞伎町之外，最让外国游客大开眼界的地方。日本料理的荤素搭配非常合理，在食物分量上有着严苛的计算，总是让人刚好吃到八分饱，但这在许多国人看来就显得十分小气。《阳台种菜全家够吃》一书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人的某种性格，即在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下，用最精致、最简约的手段，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
《阳台种菜全家够吃》是日本蔬菜和草本植物研究专家饭塚惠子，关于盆栽、蔬菜种植的诸多作品之一。原书日文版的标题是《鉢植えで野菜作り》，直译为“用栽植来种蔬菜”，似乎更容易让读者理解本书的主题。其实，与其将这本书称作“书”，不如把它叫作“Mook”（杂志型图书）。全书不仅详细介绍了52种十分简易的四季蔬菜种植方案，而且逐一配上了精致的插图或照片，像一本杂志一样，让读者一目了然，可读性颇高。
时下，中国的不少城市都在争创“文明城市”“卫生城市”，试图通过这一行动让全社会养成文明、卫生的日常生活习惯。于是，不少人可能就会心存疑虑，在家中、阳台上种蔬菜，会不会招蚊生虫，需不需要施肥、打农药？施了肥、打了农药会不会影响家里的空气质量，会不会影响到邻居？
这些问题，作者早就考虑到了。在浇水、施肥、追肥上，作者详细列出了在夏季、冬季浇水的注意事项，推荐了以油渣和骨粉为代表的有机肥料、由各种成分混合调配而成的化学合成肥料，并着重建议要选择无臭又不招小苍蝇的化肥。在追肥的时间和用量上，作者也不厌其烦地一一标明。
整本书的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作者是一个环保主义者，在蔬菜的病虫害防治方面，她同样表示尽量不要使用农药，应该多花心思，避免植株遭受病虫害。她建议，蔬菜盆栽要放置在日照和通风良好的干净场所，不仅要时常清扫地面，还要清理蔬菜枯萎的叶子和花朵。对于某些蔬菜品种，应当适时栽种，比如小松菜、菠菜秋播比春播更少发生病虫害。另外，在一种蔬菜旁边种植能够抵制病虫害的“相生植物”，害虫就不会靠近。比如，只要种植万寿菊，土里的根瘤线虫就会减少，像薄荷、迷迭香等植物的香气，也会阻止菜粉蝶产卵。
从种菜用土、容器的选择，种子或幼苗的挑选，喷壶、施肥器的样式，枝叶修改技巧等方面，此书都有从“种植菜鸟”到“蔬菜园艺专家”的进阶教程。虽然全书介绍的蔬菜，都是日常所见的大众菜，但是内容之精细、考虑之周全，远非一般的苗圃花卉蔬菜种植图书所能比。
只是，在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大妈们会将农贸市场和蔬菜超市作为买菜的首选场所，方便、干净、便宜。上班族们为了谋生奔波劳碌，被工作压迫得喘不过气，除了紧张便是焦虑，谁还会有闲情逸致，在阳台种些不能果腹的水果蔬菜，尽情地享受时光、品味生活呢？把这样的机会还是留给那些还没走出校门的“朦胧派诗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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