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医生的角色原是令人尊崇甚而有些肃然起敬的。掩着的门背后，热切地倾诉、静静地倾听，然后就有金玉良言从一张一翕的嘴唇中涌出，直沁入求医者的心灵深处，于是，郁闷得以释怀，紧张得以缓解，前路得到指引，心灵求得安宁……
如雨后春笋般，上海如今也冒出了大大小小的心理门诊，不由令人欢欣鼓舞；我们的心理疾病，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重重心事，终于也求治有门，终于有人愿意倾听了。
然而，笔者第一次求医，便被意外地拒于门外了。瑞金医院嘈杂的挂号厅里，预检处的护士问记者：“什么，看心脏啊？”“不是的，看心理门诊。”“早没有号了，下星期再来。”此刻是上午八点三刻，专家门诊号竞已告罄，这是个意外。
笔者于是转投上海市心理咨询中心。
心理咨询中心，静谧宽敞。一扇扇房门紧闭，似乎是有了些想象中心理医生应该有的氛围。有护士迎出，让我们交钱、填表，告诉笔者给我们安排的是一位主任医生。
表格，填的是一些个人资料，还有“既往六个月内生活事件”等内容，让你详细表明你的烦恼的种类，健康类、人际关系类等，果真与其他门诊不同。按号索医，找到主任医生，发现有一位中年妇女正在门外的沙发上静候。
门打开，一位女孩出来，中年妇女进去，把门闭上。门外，一丝声息不闻。只五分钟，中年妇女出来，脸上的表情一如进去前的“空白”。
眼前的女医生，三十多岁年纪，不着白大褂，普通的模样，倒令笔者觉得放心。笔者的朋友生孩子以后，带来甲亢、心脏病等一些身体上的疾病，由此产生了一些病态的焦虑和担心，已到影响工作、生活的程度，整夜噩梦连连，却又不自知，还以为自身心理很健康。笔者只能“越俎代庖”，于是向医生细细叙述。在笔者絮絮叨叨之时，医生始终不发一言，除了几个简单的“唔”，只在病历卡上划下几个简单的文字符号。五分钟不到，医生简单地打断笔者：“你叫病人本人来治疗。她心理上确实有病，是焦虑症，而且很严重。”请教该如何劝慰朋友，“要多和她聊聊，要安慰她。一定要让她本人来，我们可以给她配药，也有仪器辅助治疗。”笔者还想再问下去，医生摆出一副还有下一个病人的架势，让你们可以知趣地退下了。
连外行也说得上来的寥寥数语，这就是来回几个小时的车程，三十元挂号费换来的心理咨询？笔者不禁有此困惑，可再看看医生坦然的态度，又心虚是否是多虑了，也许心理门诊本就是这般过程？
穿过门卫、护士那些若有若无的眼光，笔者走出咨询中心的脚有点隐隐的不自然，似乎心理门诊真是有一层别样的色彩，与其他门诊不同。至少，那几步之遥的精神卫生中心，似乎在提醒着什么。
在瑞金医院心理门诊体验的过程，则有点曲折。
因为首次的失败，笔者特意起了个早，七点三十分赶到医院，可耳朵听到的又是一个“没号了。”“这么热门啊？”看来，笔者对心理门诊的想像与现实距离很远。
幸好，不多久，瘦高个的主任医生匆匆赶到，加了五个号，于是笔者顺利地拿到了加号，是第十六号。耐心的等待是必然的。可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三个小时。
真有那么多人看心理门诊吗？笔者好奇地问一同候诊的病人：“你们是来看什么的？”
“我是来看失眠的。看了好多医生，朋友介绍来这里。配些药，吃了一年多，情况好一些了。”原来，来这里的不少是来看失眠的。并不如笔者想像，是纯粹的倾吐心事。
瞌睡矇眬间，听到叫笔者的号。
十一点五十八分，笔者在医生前坐定，照例向他叙述一番。然而这位有着PHD加MD学位的医生（这是在其后的交谈中记者探听到的），似乎也并未高明多少。倒是似乎更“危言耸听”一些：“我跟你说，你的朋友，有精神分裂的可能。当然，现在还不能确诊，你还是把她带过来，我们有仪器辅助诊断。当然了，只是有可能，也有可能不是。”
“一共不就只有两种可能吗，是精神分裂，不是精神分裂。”笔者表示不解。
白大褂上的那张脸一下子板了起来：“你这个人讲话倒是不好听嘛，很冲的嘛，这样子冲医生没什么好处的！”
笔者赶忙解释：“绝没有存心冲医生的意思。对不起，对不起。”
医生面色稍和，才肯继续向我们解释：“精神分裂有五种症状，你朋友已符合两条，我们所以要她本人来，问她话，看她的反应，再看她是不是精神分裂。如果是的话，就不在我这儿看了，要送到那儿。”医生遥指了一下精神病院的方向。
“那我们作为朋友，应该怎样劝慰她呢？”笔者又问。
“你把她带来，我跟她说。你们不要说，我说出来的话如果你们都讲得出，那还是什么心理医生！”医生顾盼间神色颇为自负。
笔者存心探听医生的资质，便问：“那一般什么样的人能做心理医生呢？”
“你们倒问起我来了。告诉你吧，最有档次的是PHD（哲学博士）加MD（医学博士），我就是拿两个的，PHD，你懂吗？”
唬得一愣一愣间，医生已笑着逐客：“你们两小姑娘倒挺能说的，不过，病人实在太多，以后再谈。”
出得门来，笔者看了看表，不过又是五分钟。
三小时的等待，五分钟的接触，依然一头雾水，心理门诊又一次让笔者体验了匆匆又匆匆的感慨，而心情，却似乎分外迷茫与困惑起来。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是笔者最后一个目标，这相比之下比较学院派的去处，笔者听闻，虽说收费略贵一些，专家一百五十元，一般门诊五十元，但他们一般都会给足你一个小时。在笔者心目中，这有点心理门诊的意思了。毕竟人的心理问题，是不大可能在五分钟内解决的。
但是这里首先要预约。国庆节后刚过一天，笔者打电话去，有接待员把笔者所代咨询的朋友的姓名、简况问了个仔细，并留下笔者电话，等候通知。
一周过去，杳无消息。笔者致电去问，得知节后因要求咨询者较多，一时安排不过来。笔者要求能否快点。
事情有的时候进行得很快。当天下午，笔者就接到通知，说会安排一位与笔者的朋友有相似经历，一般也是三十岁出头的女性，一般已有了家庭儿女的咨询师，因为心理咨询讲究一个“体验”，即能够体会求诊者的境况、心情，与求诊者有“同感”。
于是与这位咨询师通话，电话中讲了十多分钟，将朋友的情况详述一遍，让咨询师脑中先有个概念。约好第二天上午十点钟见面。
可过不多久，突然又接到咨询师电话，原来她已问过导师，因为她是在读的研究生，这与她要做的作业有关，导师要求一定要是求治者本人的倾诉，以获得第一手的资料。笔者向她说明，朋友的情况笔者一般都了解，包括她的想法、做法，而朋友本人并未意识到自己的病态，不肯求治，希请咨询师能够通融通融。
“不行，还是不行。一定要本人来。咨询师坚持，不肯改变规则。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她得的是焦虑症。可以多和她谈谈，听她讲，让她都讲出来，不要闷在心里，不要打断她，也不要指责她。另外，可以多带她参加一些户外活动，多到外面走走。你还是劝劝她吧，如果她肯本人来的话，我们明天照旧，要是不来，就算了。”
结果朋友照旧不肯来，而且一提心理门诊则一惊一乍，只好作罢。
几次求医，都没有看出什么名堂。听医生说，自己主观想来看的，看的是心理门诊，要是主观不想来看，去的就是精神病院了。他说的，是已精神分裂丧失逻辑思维能力的那些人，而像我朋友这般有了心理疾病，但又不自知的，难道本人不愿来看，就该任其继续发展下去吗？
应该说，我国的心理门诊还处在刚刚起步阶段。那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大多只是借助一些仪器的帮助，开一些镇定药的“心理医生”。有一些医院还给病人测智商，五分钟测出一个人的智力程度，细想一下，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而一个也许你不愿意承认的事实却是：患心理疾病的人群却在不断地扩大。
统计数字令我们悚然而惊：目前我国的精神病患者已达一千六百万人，其中重症患者占半数左右。精神病患病率由20世纪50年代的0．27％上升至70年代的0.54％、80年代的1.11％，在90年代更是高达1.347％。而在人群中广泛存在、程度较轻的各种心理障碍的患者，数量更是惊人，高达20％左右。
更令人咋舌的事实是：目前，心理疾病在我国疾病的排名中居首位，已超过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患。
在社会富庶、科学发展、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心理疾病已悄悄地找上了现代人。
我们对这些现象应该并不陌生：
白天明明已经很累了，简直是又累又困，以为头一粘着枕头就能入睡，可一躺下来，脑子却分外活跃起来，各种纷乱的念头不断变幻，数绵羊、深呼吸等各种手段都用尽了，脑子反而越来越清醒起来；
你出了门，明明记得门已锁好，煤气已关好，还特意推了几把，把开关看了又看，可出去了，一直还在担心，门真的锁好了吗，煤气真的关好了吗，不得不折回去再看一看；
在单位里做事，有时也挺烦恼。看文件，领会其精神，看一遍，是这么理解；看两遍，又那么理解；看第三遍，似乎又是一种理解。想问人，会想：这事都得问人，人家会怎么看我，不问吧，又怕工作失误；
也许你会说：哎呀，自己周围不是就有着这样的人吗，甚至自己有时候，也有着这样的症状呢。对了，你明白了，心理疾病，其实就在我们身边，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世界卫生组织这样为健康定义：一个人只有在躯体、心理、社会适应和道德四个方面都健康，才能说是完全健康。
而科学的心理健康的标准，据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心理学博士桑标介绍说，首先，要认识和悦纳自我；其次，有良好的人际适应；第三，正确应对生活中的挫折，要能保持乐观向上的情绪。
按此科学的标准，有多少人拥有完全的心理健康呢？
而一旦有了心理疾病，又有多少人会选择去看心理医生呢？笔者作了一个小型调查。
刚从学校跨进单位，面对纷繁复杂的人事关系，时时有一种逃进象牙塔中的欲望的小周，最近心情一直“灰灰的”。可“看心理医生，没想过，我又没心理变态，没到那一步吧。有烦恼，和朋友说说就可以了。”
夫妻关系一直不好，吵吵闹闹几十年的老妈妈，和丈夫吵了架有时只能暗暗哭泣。问她会不会想到看心理医生，老妈妈反问：“心理医生是什么？他能改善我们夫妻关系吗？算啦，家丑不可外扬，又不是什么好事儿。”
一位老是怀疑自己得了什么严重毛病的小杨，水喝多了几杯就想会不会得了糖尿病，心跳快了几下就怀疑会不会引起猝死，问起他，小杨回报以陌生的眼光：“有没有搞错？得病了应该看专科医生。心理医生？我心理又没病！”
只有一位长期失眠的白领表示会去看心理门诊，因为她觉得“心理压力太重，虽然钱赚得多，付出的也多。去看一看减轻点压力，顺便再配点药。”
虽然心理疾病已离我们不远，但是心理门诊，在大多数上海人的眼光里，虽不是洪水猛兽，到底还是事不关己的玩意儿。去看心理门诊，似乎总还得有那么点躲躲闪闪，避开熟人的眼光，也避开那些陌生的戒备的眼光，总也脱不了那么点“神经病”的心虚。
于是，社会变得富庶，生活日益富足，幸福却反而越来越远了。
于是，在医院里，就有了那样的病人，跟医生说心跳过速，经常有早搏，心电图做出来却一切正常；经常拉肚子，有时还便秘，可检查下来，肠胃也完全健康。越是查不出来越是担心，越担心越是要查，循环往复，医生头痛自己也头痛……
一声警钟。
为什么会这样？
勿庸置疑，在个人的身上，有遗传的因素，有早期家庭环境的影响、早期经验的刺激，也有个性、承受力的因素。从性格特点上来看，一般说来，A型行为的人（不同于A型血型，它是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提出的人类性格或行为分型）性格急躁、争强好胜；或内向、敏感、胆小、暗示性强、心理可塑性差、依赖性重的人，遇到长期无法摆脱的不良心理刺激容易产生强烈或持续的情绪障碍，情绪低落、兴趣减退、明显的疲乏感、焦虑不安，同时由于植物神经的失调可以产生多系统不同程度的身体症状，那些医生查不出源头的疾病就此产生了。
而另一方面，心理疾病覆盖了如此广泛的人群，也有其深层的社会的原因。
专家们的说法是，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速度越快、程度越高，竞争越是激烈，心理疾病的患病率也就越高。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入，社会竞争不断加剧，劳动力重新组合，人口和家庭结构发生变化，原有以传统家庭为基础的社会支持网络削弱，导致了各种心理应激因素急剧增加，心理卫生问题日益突出。
同时，精神支柱的丧失或许比竞争的压力更具杀伤力，尽管这种伤害往往比较隐蔽。金钱至上，短时期内可能会带来物质生活的富足，有一种虚假的幸福的感觉；但从长期来看，丧失了精神支柱，只懂得拜金，必将只剩下一颗空虚的心灵，在风里飘来飘去。
形势是严峻的，而我们的准备却远远不够充分。
且不说大大小小的心理门诊，多的是大大小小的“浆糊”，就是许多综合性医院，缺乏心理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经验，许多由心理问题引起的身体疾病找不出病因所在。
统计数字表明，生理上的疾病，只有三分之一是属于器质性疾病，而三分之二是由各种各样的心理因素引起，也就是说，所谓的“心病”已不只病在“心”，而会引起全身多系统的不适。而要能找出这样的病因，则要求综合性医院的医生有足够的心理学知识，有一只灵敏的“探头”。
另一方面，我们的心理保健人群还远远不够。我国现有精神科医生约一万人，其中仅半数受过正规训练。而正在执业的心理医生还不到两千人，平均每百万人口只有2.4名心理工作者。
心理咨询是一项高智商、高科学、高知识含量的脑力劳动，一个合格的心理医生，应该是经过专业训练、精通医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而且也有深厚的社会生活经验。心理医生提供的服务，不是一般性的安慰、鼓励、说教，而是有系统性、结构性和深层次的心理干预。
在美国，有四种与职业有关的心理专业：临床心理学、咨询心理学、学校心理学、工业和组织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偏向于精神病的治疗，培养的是心理医生；咨询心理学侧重于一般的心理障碍，培养咨询心理学家；学校心理学培养的是学校里的心理学教师；工业的组织心理学则是为工厂企业、机关组织里输送心理咨询人才。
美国的心理诊所开业，牵头的必须是获博士学位的咨询心理学家，人员构成包括咨询心理学家、学过心理学的心理技术人员（一般为硕士学位）、经过培训的助理人员。
相比之下，国内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人员，心理学的基础就薄弱了一些。综合性医院的心理门诊医生更多的是学医出身，有着医学学士、硕士甚至博士学位，却没有系统的心理学知识。而一些心理咨询人员甚至没有接受过专门培训，只是凭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满腔热情在做这项工作。可见，中国的心理医生，还有着一段漫长的职业化道路要走。
（王珏磊黄纬）
五百多个日夜的追踪
该案被评为20世纪90年代上海十大精品案。公安部对这一疑难大案的侦破给予了高度评价：“11·23”专案组荣立集体一等功，凌致福、毛立章和王军荣立了二等功。下面是上海名探王军副总队长向记者披露的大案详情。
涉外持枪杀人抢劫血案惊动上海滩
1994年11月23日，是我的四十三岁生日。邀上涉外的三支队队长凌致福、大案支队的刘道铭等老同事，叫上副支队长、探长一起到食堂里小酌一番。
刚和患难与共的同事们碰杯换盏之际，身上的手机响了，一接电话：上海长宁区虹桥宾馆发生涉外凶杀大案！正巧三支队长、探长们都在，案情是命令，我们立刻停杯放箸，拉响了警报直奔案发现场——虹桥宾馆1408房间。只见现场一男子满身是血地倒在电视柜旁，客房的大玻璃被砸碎。死者的双手、双脚均被黄色的封箱胶带缚着，嘴巴也被牢牢封住。从住宿登记表上，得知死者叫李相奉，三十五岁，是韩国三湖物产株式会社食品事业本部综合研究所的代理。
经仔细勘查，总队刑科所的痕迹专家明德茂在现场找到了一枚弹头、两枚弹壳、四发子弹。经验丰富的老明从弹壳底的编号断定：犯罪嫌疑人用以杀人的手枪系五四式，是云南登记在册的枪支。
老明又在大楼消防梯门上发现多处血迹，十二楼把手上还留下一枚血掌纹，楼底有分布广泛的玻璃残屑。
立刻给云南省公安厅去电，请他们协查枪支号码。很快云南省厅来电告知，这支编号的枪是两年前云南德宏州潞西县轩岗乡党委副书记丢失的枪支。
当我从总服务台了解到，与李相奉同来的还有一位旅行社导游裘小姐时，便命侦查员速将她找来。裘小姐赶来后，惊恐地介绍道：客人是今天上午十点半从韩国抵沪的，由她去虹桥机场接机，十二点左右，裘小姐陪李到宾馆办理了住宿登记，一起用了午餐，又陪他去了外滩拍照游玩，大约4时15分在上海大厦门口为李叫了辆出租车，让其单独返回宾馆。
裘小姐还回忆道：李相奉携一只古铜色小型密码箱，还有一架尼康相机。与他一起用餐时，看到他随身携带的钱包里有不少美元和韩币，具体数目不清。从现场勘查情况来看：那只密码箱、照相机和大量现金已失踪，死者口袋里也一无所有，连护照也不翼而飞。据此，我断定：作案者系为财而来，作案性质系持枪杀人抢劫；作案时间确定为2B日下午4时40分至5时05分之间的二十五分钟内。现场勘查访问结束后，案情分析会在宾馆举行。儒雅的沪上名探、刑侦总队长张声华在详尽听取了各路侦技人员的汇报和意见后，分析道：“此案看来非职业杀手所为，因为职业杀手决不会使用射击时反复卡壳的劣质枪支，况且职业杀手作案也不会与被害人交谈，更不会徒手搏斗；从被害人财物被洗劫一空来看，此案的性质可定为杀人抢劫，而且流窜作案可能性较大，因为案犯与被害人交谈过，说明案犯懂朝鲜语，所以作案人不太可能是上海人，可能是东北的朝鲜族人或懂朝鲜语的汉族人。”
最后，张声华总队长根据被害人到上海后活动均坐出租车却被案犯跟踪，案犯作案后又坐出租车：逃离现场，为了清洗血迹可能再到旅馆去等情况的推断，要求我们重点寻访本市出租车与旅馆，同时要求老专家明天直飞云南枪支失窃地，查清失窃的枪支是否是凶手所使用的枪支。’
大家一夜未合眼，但神经异常兴奋。吃早餐前，我根据张总的布置，决定兵分四路对本市进行大海捞针式地摸排细查：一是在案发宾馆周围走访，了解经常与韩国人接触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人，尤其是朝鲜族人，逐个摸底；二是在全市出租车行业发动排查，要求每个出租车司机回忆11月23日这天是否曾尾随他人出租车至虹桥宾馆，当天下午5时许是否载过从虹桥宾馆出来身染血迹的可疑对象；三是在全市宾馆、旅社大清查，要求摘抄11月22、23日全部住客的名单，重点是东北人；四是对现场遗留物黄色封箱胶带进行鉴定调查，查明它的生产地。
几条线索经过昼夜奔波，一一被否定，最后就集中到清查全市宾馆、旅社上来了。三个探组的侦查员白天在外四处奔波，晚饭全部集中到指挥部，我听取各路走访的汇报后，与大家一起讨论分析，再布置明天的任务。之后，大家把分、县局收集上来的住宿登记从11月22日至23日在上海住宿的客人名单一一制作成卡片，同时，对数百个外地住宿怀疑对象一一发函，请求当地公安帮助排查。
近一个月下来，上海方面经过了地毯式的梳篦子，结果是一无所获，侦查员们颇感沮丧，我内心其实也着急和烦躁，但我不能表现出来，如果一个指挥官都没信心，那部下怎么还会有信心呢？
1994年12月15日，京、辽、青、黑、滇等十六省市公安刑侦处长、技术科长群贤毕至、云集上海，大家一致认为破案的重点仍是失枪两年后的这把杀人手枪，由枪查人是唯一选择。
失枪者细说原委入乡随俗山寨动情
我们决定移师云南。根据专家明德茂云南回来后确定的失枪地，我带领三支队副支队长毛立章、探长顾智敏于12月16日飞至德宏州潞西县轩岗乡。
我首先向失窃者轩岗乡原党委副书记李发宗了解了失枪情况。他也因丢枪过失被撤职调至县城。老李回忆了两年前丢枪的经过。那是个秋高气爽的秋夜，那天参加派出所组织的抓赌行动，至深夜12时回到家后，因为疲惫，随手将五四式手枪挂在了靠窗不远的墙壁铁钉上，一觉醒来后才发现枪支丢失，怎么也找不到，后来组织了人员全力侦破，最后分析是报复作案，因为工作关系得罪人多，定性为故意报复。结果久侦不破，一直悬而未决。
我听罢要求亲自去现场观察，去老李家时，我发现他的家是在乡政府的大院内，且又是最后一排房屋，走进去有一段很深的小路，直觉告诉我不像外来人口作案，一定是熟悉地形的人干的。来到那间失枪的卧室，我仔细查看了挂枪的钉子周围，至今还遗留有划痕，根据推断这是偷枪者用竹竿伸进来钩枪时留下的痕迹。卧室在一楼，窗口也不高，窗外有座破败的围墙，墙后是一片农田和大山。山上住的是景颇族的寨子，窗下有个小坡，从通往寨子的小路上很难发现窗前的小坡。
我综合现场勘查和访问知情人后，得出了是顺手牵羊的盗枪案，对象是本地人，且有盗窃劣迹的结论，其理由是：老李平时枪都放在枕下，只是偶然一次深夜挂在墙上，报复者不可能知道老李就这一晚枪挂在墙上；其次是这条路外人不熟悉地形一般不会深入至这幽深的小路。为此，我决定改变侦查方向，围绕有盗窃劣迹的本地人开展调查。
在当地派出所的积极配合下，根据年龄段的劣迹人员，一共排出了数百来人，我认为山寨里的人是重点，因为深夜只有山寨的人才走这段小路，回寨子路过此窗口时发现墙上有枪顺手用竹竿挑走的可能性颇大。当地派出所的同仁告知我们，这山寨的人很厉害，有次外地检察院的人没有打招呼直接进寨子里抓人，结果被一帮寨子里的人用锄头、农具团团围住，结果只得放人悻悻离去。
争取老百姓的支持是中国破案的特色，也是破案的关键所在。在当地派出所所长陪同下，我们特地拜访了山上景颇族山寨的村长和山下傣族村的村长，我言辞恳切地向他们介绍了案情，强调了破案的重要性，同时又请他们一起喝了酒。为了破案“宁伤身体，不伤感情”地一饮一大杯，对方见我们如此怀有诚意，便拍胸脯保证道：“王总队长，如果需要我们帮忙，只要你一声吆喝，不管抓谁，我来带路，保证你不会有麻烦。”听罢，我一仰脖子又是一大杯“咕嘟咕嘟”一饮而尽。没想到那地方土酒后劲特厉害，我回住处直到第二天中午才从昏睡中醒来。
通过近一个月的深入调查，对住宿名单、封箱胶带、贩毒、盗窃上百名对象逐一排查，结果大多被否定，还有几名出境去了缅甸。无奈，我们请求当地公安布置了力量，一旦发现他回来立刻扣押。我们从当地带回了894名失枪期间到过当地或与当地有密切联系的各省、市人员名单，以便回上海后分头查证。
获线索欣喜若狂被排除陷入僵局
回沪后，我们虽立足云南，但没有放弃上海本地的调查。虽然我这时又参与本市其他许多大案的侦破，但“11·23”案子一直是我心中最牵挂的案子，我不言放弃，我盯住毛立章副支队长，让他不断地打电话讯问进展情况。
1995年8月下旬，云南警方传来令人高兴的信息，告知有一重大嫌疑对象。我听完汇报后立刻令毛立章与顾智敏探长率员第二次飞赴云南。
经侦查，嫌疑人谭某系个体户，常到乡政府玩，有赌、嫖恶习，债台高筑。其妻子与枪主妻子系同事，两家关系比较密切，后嫌疑人因违法行为被李发宗处理，遂怀恨在心，有报复李的动机。正巧嫌疑人在李发宗失枪后突然失踪去了缅甸。谭曾扬言自己有把枪，还托人帮买子弹。在调查中还发现谭有一个华侨农场朋友在上海案发期间两次来沪，并托人去取一个用布包着的密码箱。我听到电话汇报后，兴奋不已，下令不惜一切代价要抓住他！毛立章与当地警方深入到缅甸境内。9月2日，谭不请自入，终于在中缅边境的拉咱被查获。连夜对谭的强化审讯，一连审了五天，这块骨头才开口，但在关键时间段里，都有数名证人证实谭无盗枪时间；上海发案期间，也无谭的熟人滞留案发地，农场朋友的那只密码箱是棕色的，与死者箱子的颜色不一样。至于枪与子弹，谭说是自己吹牛，因为常在外奔波，想吓吓人壮壮胆。子弹确实帮人搞过，都给境外商人，用来换木材指标……我接到毛立章的电话后，太失所望，但我还不死心，为确保万一，决定将对象带回来审讯。
对象一到上海，我连夜审讯，结果一切均被否定，侦破更陷入僵局。
1995年9月26日，专案组成员由毛立章带队，第四次赴云南。
与当地警方交流分析后，决定以失枪地为中心，扩大辐射范围和时间，再次调查失枪时间前后到达该地周边地区的外省人员。由于两年前住宿登记不全，难以使侦查工作做到百密无疏，四处奔波了，一个月后再次无功而返。
毛立章等一行拖着疲惫的身躯打道回沪，尚未恢复疲劳，10月底，云南警方又传来一条发现一名重大嫌疑的信息。据当地羁押场所的一名在押犯严某揭发：当地有一位赵医生，嗜赌成性。有次严某上门讨债，无意中从赵医生的枕头下摸出一支手枪，正好奇地端详时，赵医生进门见状一把夺回手枪，神色严厉地说：“危险！里面有子弹！”说罢又叮嘱万不能说出去，否则要坐牢的。枪是什么型号，严某一无所知，几经辨认，严某指认为“五四”式，同时，严某还见过赵的儿子曾玩过一个照相机，而赵医生又恰恰是曾在失主李发宗家帮过忙的女孩的亲戚。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像注入了兴奋剂一般的激动难抑，看着毛立章因为长期在外，人折腾得又瘦又黑，心里很痛惜。三十多岁的顾智明从云南回来不久，前几天突然中风，幸亏及时抢救活了过来，但已瘫痪在床，连话也不能说。我知道这是积劳成疾的结果。但为了案子只有请毛立章再次出马。
毛立章闻讯也欣喜若狂，顾不得疲劳又率员五下云南。
经侦查，失枪时间与赵医生藏枪时间吻合，医生又具备进入现场的条件，因他系少数民族，又是人大代表，但为了破案，我指示毛立章，边侦查边履行法律手续，不要打草惊蛇。
几经周折，查清了赵医生的枪是向境外商人借的，赵携枪出境时被境外武装势力没收，几经辗转，枪又回到了枪主手中。毛立章一行与云南警方一起又到畹町市，通过多方关系，以做生意为名，诱嫌疑人返回境内。经核实枪支，该枪虽是“五四”式，但无枪号，上面只有“W”记号。同时也查明赵儿子的照相机系其姐男友寄放的，型号也是尼康。
六下云南得两张名片由毒贩入手抓枪贩
转眼已到了1996年春节。在新年招待会上韩国驻沪总领事见了上海市公安局长问起此案，朱局长内疚地说：“正在全力侦破。”
那天，三支队队长凌致福来到我的办公室，对这个悬案大家又老生常谈起来。老凌将自己琢磨了长久的想法和盘托出：“在云南边陲这个贩毒猖獗之地，一般的毒贩为了自我保护，都购枪对付警察，会不会盗枪者是毒贩子。”这话正中我的下怀。张总队也同意我们的分析。
1996年5月初，年过半百的老将凌致福恳求亲自出马，想到瘫痪在床的顾智敏，我担心起他的身体能否行？他一拍胸脯道：“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那种辛弃疾的豪情与不服老的精神打动了我，我果断地紧紧握住他的手，千言万语凝缩成三个字：“多保重！”
5月7日，凌队长率技侦人员六下云南。
老凌来到轩岗与当地警方谈了侦破新思路，对方豁然开朗，把警力重点投入至缉毒案中。5月18日，当地县局缉毒大队在侦破一起毒品案件中，获得了重要线索。据情报反映：“有一位准备贩毒的对象，曾在1994年贩卖过枪支……”“枪！”立即触动了侦查员敏感的神经。当地徐安局长果断决定，先破枪案，为了一个外省人。侦查员咬住线索顺藤摸瓜，获悉境外买枪人叫张金绍。此人出境做生意，于1994年举家迁至境外，定居澡塘河。经过深入侦查，了解到张金绍社会关系复杂，枪、毒均染手。
毛立章与当地警方冒充商人出境来到缅甸，翻山越岭时，正巧缅军在调防，很危险，他们躲过了一批批当地武装人员。当地派出所长生怕他们出事赶紧找来，一起以购枪为名设计将张金绍诱骗回境内。但老奸巨滑的张金绍虽对枪支生意颇感兴趣，但却不轻易表态。暗中他却派人入境摸底，以探虚实。
5月18日后一直杳无音讯。一晃十多天过去了，三位队员因水土不服病倒了。5月23日老凌送他们回上海时，我打电话让老凌也与他们一起回上海，但他坚持再停留两天。果然似有神助，5月24日，张金绍答应入境交易。张入境就被警方擒获。
立即审讯，张却抵死不开口。几经交锋，张金绍终于架不住警方的凌厉攻势，交代出枪是花二千五百元从潞西风平乡别村公所老光寨郎小四手中买的。后又以三千五百元人民币卖给一个东北人，具体姓甚名谁已记不清了，但有名片放在畹町住处。
专案组立刻兵分二路：
一路至张金绍家找购枪者的名片。一共找到两张，同一个名字：许庆国。一张上印有沈阳沈河区友好大街5号的住地和电话，另一张上印有“山东韩国公司翻译。”
另一路擒获郎小四。郎小四交代：1992年11月27日晚11时，他送女友回她叔叔家返回途经轩岗乡政府院小路时，见有一户人家灯还亮着，窗户没关，他钻进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偷。当他发现墙上挂着一支枪时，兴奋不已，就地取材找了根三米长的竹竿从窗口挑出手枪。当时床上挂着纹帐，不知里面是否有人睡着。
十八个月奋战破大案
根据云南传回的沈阳人许庆国的消息，我立刻布置毛立章去查一万四千多张当时为破案制作的住宿卡片。经过汇总，这个年龄段的沈阳人1994年11月22、23日住宿上海的共有六人。毛立章像翻牌似地一连翻了五张全都不是，剩下最后一张时，他闭起眼睛默默祈祷这张是许庆国的，屏住呼吸心情紧张小心翼翼地一翻，上天有眼！果然是许庆国的名字，他兴奋地立刻打电话向我报喜，我闻讯亦欣喜若狂。
6月3日，张总队长亲自主持会议，决定，兵分三路追捕许庆国！我带一路赴沈阳，直接抓捕案犯；第二路去山东烟台，至许庆国所在的韩国公司搜查有否赃物；第三路到失枪地布控，以防案犯被惊动后潜逃出境。
6月5日，我率凌支队长、毛副支队长等五人抵达沈阳，沈阳警方给予了鼎力配合，迅速将其家密控起来，然而整整四天不见其踪影。
因为案犯身上有枪，我定下了智取为上的抓捕方案。为防止惊弓之鸟闻风逃走，上午9时许，我们以做生意名义打电话至案犯许庆国的家里，许庆国亲自接的电话。于是，我一再叮嘱毛立章，一定要注意安全，做到万无一失。毛立章点点头，怀着壮士赴汤蹈火的悲壮与十五名化装成便衣的防暴队员坐着民用小车悄然来到许家楼下。他们三三两两地先后来到四楼监视，楼下也有人守住。大约10时许，铁门突然开了，毛立章一行准备冲上去，却见是一位年近花甲的老头，等看清后老头已锁上铁门下楼了，只能等他回来。直守到中午还是不见有人出来，胆大心急的防暴队员手持微冲想强行冲进去干脆制服对手了事，但毛立章却坚决服从我的指令，耐心守候，以静制动。他们一行早已忘了吃午饭，耐心等待着最佳时机，至下午3时许，老头终于从楼梯下出现了，当他打开铁门和房门的瞬间，防暴队员如饥虎扑食猛地扑进房门，一脚踹开房内的门，只见一男一女睡在床上，对方尚未反应过来，几个大汉已牢牢地按住了早已看熟照片的许庆国，这时老头大声呼救：“快来人，打劫喽！”“我们是公安局的。”防暴队员亮出了工作证，老头说你们抓错人了，这时毛立章已在书橱里找到了那支“五四”式手枪和李相奉的护照。
我顾不上吃饭，心急火燎地守在电话机旁等沈阳方面的电话。铃响了，只听到毛立章激动地大叫：“人到位了！枪到位了！护照到位了！”“千万注意安全，马上回来！”我也不知是怎么放下电话的。
当晚审讯许庆国，这个东北汉子倒也爽快，他说自己太累了，今晚让他好好睡一觉，明天保证全部交代。我见他很有个性，便也果断地表示同意。
第二天上午，他果然不食言，一股脑儿地全说了：
我是朝鲜族人，大专毕业后几经波折，最后因能操韩语，被山东烟台的一家韩资公司聘用。我干得不比韩国人差，但我的薪水比他们少很多，我的心态很不平衡。
1994年夏，我决定买支枪抢劫一笔巨款，以便自己开公司做橡胶生意。通过朋友介绍结识了张金绍，请他帮我买支手枪和子弹，并给他留下了通讯地址。
11月中旬，我接到手枪已买到的电话后，兴奋地赶赴云南德宏州，花三千五百元买到手枪后，又乘车转道至上海。因上海至沈阳火车票难以买到，便决定改乘飞机返回沈阳。23日下午，我来到机场观察，发现带枪难以通过安检。这时，我发现有位女士接一位韩国乘客，我见来者有高级相机和密码箱后，心想箱内一定有巨款，便决定尾随他们，抢劫他。
当我从调度员口中听到对象去虹桥宾馆时，我便坐上后一辆出租车，在毗邻的宾馆下车，然后来到虹桥宾馆大堂，见他们正在办登记住宿手续。他们办完手续上楼时，我感到抢劫两人不安全，便静坐在大堂内静候，想等女士走后再下手，未料他们双双出门而去。见他俩钻进出租车消失的背影，我决定再等一会，至下午4时许，还不见对象回来，我开始犹豫了，但想到已等候多时，好不容易觅到猎物，干脆死等下去，至下午4时45分，李先生单独一人走进了大堂，我一阵兴奋，便尾随至其住处，我用朝语叫开门后，对方以为是来客请我入座，我乘其不意迅速拔出手枪向他索钱，未料他却摸出一美元来打发叫化子一般，我顿时怒从中来，用枪柄猛击其头部致其昏迷，并用黄色封箱胶带封其口，绑其手脚，然后翻密码箱，未料他从昏迷中醒来后，掐断手上的封带，冲至客房的大玻璃窗前猛砸玻璃，以引起别人注意求救，我惊慌中失去了理智，当时连开六枪，当场将他打死。
作案后，我虽然满身血迹，但因我身穿黑色皮夹克，鲜血颜色未能明显反映出来，故未能引起宾馆职员及出租车司机注意。到达火车站附近某宾馆后，我用自己的证件登记入住，然后用死者的护照订购了当晚上海至沈阳的火车软卧票。
进入客房后，我清洗了身上的血迹，整理了劫物，休息至9时45分许退房离开宾馆，乘火车离沪返沈。
许庆国交代完后说，案子快过去两年了，本以为没事了，没有料到还是被你们抓住了。
（李动）
发生在小洋楼里的离婚风波
儿子成了“保卫”那幢小洋楼的牺牲品
1957年出生的季立刚有着令人羡慕的家世：祖父解放前就在上海买下了一幢三层楼的小洋房，自祖父1950年去香港后，偌大的小洋楼除底楼被叔叔一家占据，其他的九间房都是季立刚父母所有。1977年，祖父在香港去世，季立刚做医生的父母遵照遗嘱去了香港继承遗产，妹妹这年也去了北外读书，整个家中只剩下季立刚一个人。
季立刚的母亲陶菊娣对子女要求很严格，从来不许自家孩子与其他人家的孩子交朋友。生活在严母管教下的季立刚从小到大几乎没有一个朋友，一直在母亲管束下孤独地生活。
母亲临去香港时一再嘱咐季立刚：“你在上海好好看管房子，早点成个家，生个孩子，将来香港爷爷那边的房子、股票都是你的。”
1979年，季立刚考取了北京航空学院。当他将这一大喜讯告知远在香港的父母时，没想到母亲却当头泼下一盆冷水，在电话中严厉制止：“刚刚，不许你去北京读书！你走了，上海的小洋楼被叔叔家抢走了怎么办？要读大学，也要读上海的。读不了大学也没关系呀，你早点成家生孩子才是正事，反正咱们家有一大笔家产供你继承……”
在母亲的干涉下，季立刚只好默默含泪撕掉了录取通知书。第二年，季立刚又考取了上海某工业大学。这一次，他的父母特地从香港赶回上海，可他们不是回来祝贺，而是回来想说服儿子再次放弃上大学的机会早日成家。季立刚这回没听母亲的话，他语气坚决地说：“不到三十岁，我决不结婚！再说我习惯了一个人生活。”季母见一向百依百顺的儿子犟了起来，知道他是认真了，只好答应让他去上大学。想到自己上个大学这么难，季立刚面对小洋楼不禁黯然神伤……难道我只是这幢祖传房屋的牺牲品？
1983年，季立刚大学毕业，妹妹季圆圆也远赴德国留学。毕业后的季立刚被分配到上海一家大型企业担任助理工程师。三十岁那一年季立刚果然结了婚，女方是个舞蹈演员。这位漂亮的姑娘之所以愿意嫁给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看中了季家的住房条件。
可惜的是结婚刚刚半年，季立刚的妻子就在一次随团到美国的演出中一去不返。两年后双方才通了第一次信，女方要求离婚。季立刚在苦苦哀求、彻底绝望后只好同意离婚。这次打击使原本沉默的季立刚更加消沉，此后一直孤独地生活了五年。尽管其间说媒的人和主动示好的女性不计其数，但经历过感情创伤的季立刚轻易不言爱情。
直至1995年春天，已经三十八岁的季立刚才结识了刚从沈阳军区文工团转业回上海工作的大龄姑娘金帆。金帆家原住上海，后举家迁居沈阳，父亲已经去世，母亲身体有病，正是因为照顾生病的母亲，金帆才错过了几次婚约。季立刚被金帆的善良深深打动，他向她倾吐了爱慕之情，金帆没有拒绝。为-了考验金帆对他的爱情，季立刚耍了个心眼，并没有告知金帆他有着条件优厚的家境，也没邀她去过小洋楼。蒙在鼓里的金帆还以为季立刚真是普通工人之家的儿子，她还在单位打报告申请要婚房。
1997年6月，相恋两年多的季立刚和金帆终于快结婚了。这时，季立刚才向金帆和盘托出自己的家世，金帆对季立刚的这种考验表示理解。10月，他们双双在上海著名的“老正兴”饭店举行了婚礼。
季立刚的父母和妹妹都特地从香港和德国赶回。陶菊娣给新媳妇准备了24K足金项链和两枚戒指，并另包了一万港币的见面礼。一见面，陶菊娣就拉住儿媳妇的手一个劲地说：“你要好好照顾立刚，他是我们家的财产继承人，我们的命根子。上海这么多房子，还有香港的房产、股票，价值好几百万，你只要好好待他，将来我们去财产公证，所有财产都是你们的，你可享清福了……，’虽然她说得百般动听，金帆心里却有说不出的不舒服。她觉得这个女人太不一般了。她不禁自忖，自己在这个家里会有什么样的地位呢……
丈夫潜伏十多年的精神病终于发作了
送走了父母，季立刚与金帆才算有了清闲。季立刚上班第一天就将父母送给他的八万港币以金帆的名字存进了银行。回到家他马上与妻子商量将岳母接来上海同住，以便为岳母治病，见丈夫如此体贴，金帆高兴得连夜买了飞往沈阳的机票。
三天后，金帆将母亲从沈阳接到家中，金母被季立刚安排在二楼正南大房间，房间有一个八平方米的大阳台。冬天，患肺病的金母就在阳台上晒晒太阳、浇浇花。季立刚还给岳母请了医生定期上门看病，为了方便照顾金母，又专门请了一个钟点工。
婚后第二个月，金帆便受远在香港的婆婆的委托处理季家房屋纠纷。她请了律师，与叔叔谈判小洋楼分割事宜，谈判很顺利。叔叔
与金帆达成协议，金帆根据协议，以季立刚父母的身份办了房屋产权和公证书。季母对儿媳妇的办事能力大为赞赏。
季立刚与金帆准备到香港旅游，可就在办好护照准备启程的前一天。金帆突然接到丈夫单位打来的电话，说丈夫神经突然错乱。宛如晴天霹雳，金帆惊呆了！她来不及多想，立即赶往医院。
医院里，季立刚单位的领导都在立刚身边，他们告诉金帆：“今天厂纪检委根据群众举报，需要对季立刚调研的一个课题的资金帐目进行清查。由于有关同志工作不得法，造成对季立刚的心理伤害，他一时激动，神经受到刺激，我们感到很抱歉，我们向你道歉……”
金帆强忍泪水，扑到丈夫身上：“立刚，没什么，你是清白的，别人误会了，说清楚就好了……”
“我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季立刚目光呆滞地喃喃自语。这意外的打击使金帆悲伤不已：“我与立刚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怎么会遇到这样的横祸呢？”
医生还告诉金帆，季立刚发病已有10多年的潜伏期，他的性格内向，神经脆弱，这跟他长期一个人生活，精神受到压抑有关，这种病一旦发作，今后难以彻底治愈，时常会间歇性发作。医生的一番话使金帆忧心忡忡。
为怕婆婆担心，金帆只好打电话到香港告知立刚因工作忙，出差在外，香港之行暂时变更。对患病的母亲，她也没敢说出真相。
正在这时，金帆却意外地发现自己怀孕了。刚开始她一阵惊喜：我终于要做母亲了！可一想到丈夫的病，她的心如坠冰窟：这个孩子会是健康的吗？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金帆还是决定留下这个孩子。她想，这个孩子在丈夫发病前有的，或许他是健康的。
第二天，金帆去医院给丈夫报喜。丈夫的一番傻笑和那空洞无神的目光一下刺痛了她的心。她更加坚定要生下孩子，否则，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要孩子了。
下定决心后，金帆给婆婆打电话，告诉了自己怀孕的消息。电话那头，季父季母欢呼起来：“我们季家终于有后了！”金帆心里却是惴惴不安。
自丈夫住院后，金帆心系两头，加上单位里的种种压力，她感到心情十分沉重。在她怀孕的第三个月，竞意外流产了。
金帆心如刀割。这个在丈夫发病前怀上的孩子夭折了，这会给丈夫和他那盼孙子都快盼疯了的父母带来多大的遗憾和打击啊！金帆痛苦得直捶打自己，她怪自己太大意了，她怎么向婆婆交待啊！
七个月后，季立刚的病情已基本稳定，回到家，他像刚从一场噩梦中醒来一样对妻子说：“前一段时间我去哪儿了，我好像出了一次车祸。”金帆心痛至极，瞒着他没将孩子流产的事讲出来，怕他再度受到刺激。
自以为是的母亲决计代子离婚1999年9月，季母在事先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下突然来到上海。
她已在徐汇区花八十多万元买了一套三室两厅的新房子，回来探望即将出世的小孙子。谁知，一回来就看到媳妇的肚子瘪瘪的，她按捺不住向金帆喝问：“金帆，你是拿我寻开心啊？说是有了孩子，怎么又不见了？是不是你自己做主打掉了？我们季家哪一点对不起你？你说呀！”
金帆慌忙向婆婆解释：“妈，我准备等立刚病好出院后再告诉你的。我怕立刚受刺激，所以才瞒着。请你千万要谅解我呀！
季母根本听不进儿媳妇的话，她怒气冲冲地说：“我儿子从小到大一直没生过大病，怎么一结婚就生病？好好一个人交给你的，你怎么把他弄病了？还要住院？”说罢，季母直冲向三楼正房，正好看到儿子呆坐在窗前，一言不发。季母冲着儿子兴师问罪：“你老婆怀了孩子又打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她这不是存心害我们一家吗？”
季立刚脸煞白，突然捂住脸呜呜大哭起来：“我是被冤枉的……我的儿子真的没有了，他飞到天上去了……你骗我，你还我儿子……”季母惊呆了，她转而逼向儿媳妇：“哼，自从你们结婚后，他只给我打了几次电话。是你把他逼疯了，又偷偷把肚子里的胎儿打掉，你想独吞我家的钱财，对不对？你这个狐狸精休想得逞！”金帆被婆婆骂得目瞪口呆，她委屈地哭泣起来。
金帆的母亲实在听不下去，便走出来圆场，刚一开口，便被季母一顿奚落：“你倒好呀！到我家享清福来了。你不要搞错，这房子是我们季家祖传下来的，房产证是我们季家的名字。从明天起，你赶快离开我家，不然我叫警察来赶你走！”
“要滚你滚！”季立刚“嗖”地从楼上冲下来，横眉竖目站在她母亲面前：“这房子是我保卫下来的，我高兴给谁住就给谁住！”季母气得脸色发青，刚想发作，又怕儿子发病，只得气哼哼地摔门而去。临走又留给金帆一句警告：“这里的房子是我们季家的，不姓季的休想占一分钱便宜！”
金帆感到一阵阵痉挛。她怎么也没想到婆婆竟是这样一个心胸狭窄、自以为是的人。什么房子、什么钱财，她压根没想到要耍手段夺取。她只想和丈夫恩恩爱爱过日子呀！
经过季母这么一闹，季立刚刚好转的病情又发作了。金帆上前紧紧抱住丈夫柔声安慰他：“立刚，你安静一点，安静一点，不会有什么事的……”季立刚暴怒地喊道：“从小到大我一直听她的，为什么我一直生活在她的控制之中？为什么把我们夫妻分得这么清？为什么……”季立刚挣脱妻子，抱住脑袋号啕大哭。哭完又砸东西，完全失去了自控能力。金帆只得打电话叫来精神医院的救护车，将发病的丈夫送往医院。
当她安顿好丈夫回到家，发现婆婆已经来过，家中的房产证、公证书、两千美元现钞、结婚时婆婆送给她的金首饰、那张以她名义存的八万港币的存折、还有丈夫名下的十万元人民币存折等都不翼而飞。金母说都是季母拿走的。
两天后，陶菊娣与金帆在医院里不期而遇。季母劈头盖脑对金帆说：“我向邻居们打听过，你是看中我家房子才嫁给我儿子的，你以为房子就是你的吗？你休想！我问过律师了，只要我儿子跟你离婚，你一分钱也得不到！我就要儿子和你离婚，你等着吧！”面对咄咄逼人的婆婆，金帆毫不示弱地说：“我和立刚是夫妻，他现在有病，我更不会离开他！你也没有权利干涉我们的婚姻！”
季母恶狠狠地说：“你不离也得离！我是他的监护人，我会代他打这场离婚官司！”
没有达到目的的母亲会反省吗？
2000年3月，回香港过完年的季母和季父来到上海，直奔精神病医院，要季立刚写下“要求离婚”四个字。季立刚死活不同意，他对母亲说：“金帆对我一直很好，我为什么要跟她离婚？除非她主动要跟我离婚，我是不会主动要求离婚的！”季母气急败坏地说；“你看清金帆的真面目没有？你的病就是她害的，我们季家的东西不能留给她！”任季母如何威逼诱骗，季立刚就是不肯签字。
不久，季母以法定监护人身份，一纸诉状告到法院，要求法院判令其儿子季立刚与儿媳妇金帆离婚。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在案件的调查中，我竟意外地了解到，季母已给儿子物色了一个温州打工妹，现已将那女孩子安排在他们买的新房子里。他们要求温州妹今后照顾季立刚的生活，并在他病情康复后为他生个儿子，据说还签订了协议书。
可就在开庭前两天，法庭收到季立刚寄自精神病院的撤诉报告，内容是：
尊敬的法官：
我是离婚案的原告，可离婚不是我提出来的，现在我的身体已渐渐康复，我与妻子都不愿离婚。我的母亲凭什么一再要求我跟妻子离婚？她为什么还坚持以我的名义向法院提出离婚？我请求撤诉，请予以准许。
季立刚
为了得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季立刚已有民事行为能力，我们请法医予以司法鉴定，在鉴定报告尚未出来前，本案还是如期开庭。
精于世故的陶菊娣从精神病院医生那儿了解到，季立刚已写了申请撤诉报告，她情绪为此十分激动，几次三番打电话给我，痛斥金帆，她在电话中说：“儿子是个精神病患者，金帆不同意离婚完全是物质利益所驱，并不是念夫妻之情。我代儿子离婚，是为了维护精神病儿子的民事权利。我儿子只有离婚才能得到彻底的康复d我有证据证实，金帆这个女人威逼我儿子写下撤诉报告，她的目的再清楚不过了，都是为了钱！”
为证实陶菊娣的话，我们于第二天去精神病院探望季立刚，在病塌前的季立刚精神状态明显好转，脸色红润，目光也有神了。我们在病房里见到了金帆，两人看上去很恩爱，问到对离婚的态度，她说：“我和季立刚感情笃深，在他精神世界陷入崩溃边缘的时候，我怎能雪上加霜，将他抛弃而不顾？如果他母亲一定要拆散我们夫妻，那么等到季立刚完全康复以后，我会主动离开他，现在，我坚决不同意离婚！”
开庭时，季母代其儿子出庭，金帆作为被告也出庭了。我当庭宣读了季立刚本人的撤诉报告和关于季立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报告，这两份报告证明，季立刚的撤诉在法律上可予以认可。
季母听到这两个报告后，知道自己的目的不能达到，只得听从法院的裁定。庭审后，她竟旁若无人地对金帆说：“一个上海女人竟然这样自以为是，儿子不听我的话决没有好日子过，法庭上我不能与你较量，回去后看我怎么跟你较量！”
季立刚撤诉后，本案也已结案。然而，季母却一不做二不休，回到家后，即将属于她的小洋楼二层、三层都出租了。只给儿子和金帆留下朝北的一小间。
季母的举动彻底寒了金帆的心。外柔内刚的她一咬牙，毅然搬到单位新分给她的一室一厅的房子里。几天后，季立刚出晚了，金帆将他接到自己的住处精心调理。面对受了百般委屈的妻子，季立刚动情地说：“其实是我害你受了这么多苦，我需要你，无论如何，我们决不离婚！我恨我妈妈，她把金钱、财产看得比我的幸福和生命都重要，那就让她守着小洋楼过一辈子吧！”
回到香港的陶菊娣再没来上海看望儿子。她只想到出租的小洋楼，可不知她是否在反省：该不该掀起这场毫无理性的离婚风波呢？
（颜菁）
“第三者”促成破镜重圆
【序幕】
2001年3月5日上午9点，区法院民庭开庭审理一起普通的离婚案。原告赵洁起诉刘绪，并提出离婚。这是他们第二次讼诉离婚。
然而，在法庭辩论和听证过程中，旁听席上一位男子木时地干扰法庭，发出呼喊：“他们的离婚诉讼别有隐情，请不要让他们这样简单离婚！”尽管出现这一插曲，最终离婚双方却仍在法官主持下达成了离婚调解协议。
一个家庭解体了，然而在解体前发生的序曲，却把这起离婚案渲染得颇具神秘。
这个男子名叫顾嘉丰，原是这场离婚案的另一个主角——一位第三者，他为什么一反常态来阻止情人离婚呢？一个意料不到的结局使这起离婚案有了戏剧性的变化。
第一幕：反击情变
赵洁与顾嘉丰是在1997年相识的。那时赵洁刚从新加坡回上海，进了一家外资公司的外事部；部长就是顾嘉丰，他英俊挺拔，风度迷人；而她优雅漂亮，风情万种；这两个才貌俱佳的男女，一见倾心。
他们的第一次肌肤之亲是在相识一个月以后。那天，赵洁的丈夫刘绪出差一个星期，她把顾请到家中，一住就是两个晚上。第三天离开时，顾满面红光地把她搂在怀里，深情地说：“赵洁，能答应嫁给我吗？”可是，赵洁摇摇头说：“你太出色了，你太太与你同样出色吗？我不敢与她竞争。”顾嘉丰听罢脸色黯淡下去。他以为赵洁只是偶尔“需要”他，但几天后，赵洁又悄悄地把他领到了浦东她的另一处小屋。以后，这儿就成了两个人幽会的好去处。
但没料到的是，这个秘密很快被刘绪发现了。那次，刘绪为了取一些东西才来到空关多日的小屋，愕然发现那一幕时，简直昏倒了。当晚，顾嘉丰跪着给刘绪写了保证书，赵洁也保证了与顾嘉丰断绝关系，刘绪这才放过了他俩。
事隔一个星期，细心的刘绪经常在她的拷机上发现顾嘉丰给她打来的传呼。他怒不可遏，冲到顾的办公室，对他猛击数拳。结果鼻梁上的眼镜打断了，脸上全都是血，鼻梁骨折，缝了六针。
这个殴打事件在顾嘉丰的公司引起轩然大波。赵洁赶到医院看望时，顾嘉丰咬牙切齿地说：“赵洁，赶快与这个男人离婚。不离婚，你以后也是这个下场！”赵洁心疼地抚摸着他的鼻角，泪水汪汪，默默地点头。
顾嘉丰再也无脸在公司露面了。他在家休息一星期后，马上打了辞职报告。他没想到，与赵洁的关系不仅让他丢了饭碗，而且使他与妻子“和平演变”的计划也落空了。妻子张靖是他大学的同学，婚后有了可爱的女儿，但女儿两岁时，张靖不幸遭遇了一场车祸，右腿坏死性肌肉萎缩，靠拐杖才能行走。他对此深感命运的不公。曾经意志消沉，直到认识赵洁后，才再度燃起生活的希望；他希望与赵洁建立新的生活，但出于道义，不愿让妻子知道真相而受到伤害。
如今，“殴打事件”传得沸沸扬扬，张靖岂能听不到？顾嘉丰等待着张靖的痛骂，可令他意外的是，张靖不仅对他的行为表示宽容和理解，而且主动向他提出了离婚：“我的身体病成这样，跟你不般配，当然不想拖累你。我知道你早晚会与我离婚的。我是个明白人，知道强扭的瓜不甜。你心里有了别人很正常，但你应该向我坦白……我们离婚吧，只是请你把房子和孩子留给我。”
顾嘉丰开始还担心妻子因此恨自己，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他对妻子很内疚，却又庆幸妻子的大度使自己的生活有了重新开始的机遇。他在浦东金桥找了份新的工作，等待着赵洁离婚后与自己结合。
赵洁与刘绪则开始了冷战。她向刘绪提出离婚，理由是她无法忍受他的粗鲁和无礼，而且那件事以后，她无脸在单位做人，别人都以异样的眼光看着她，刘绪却坚决不同意。刘绪向赵洁坦言，只要她断绝和顾的关系，他一定不计前嫌，两人重归于好。
刘绪的这个要求，被赵洁断然拒绝。她已经坠入了与顾嘉丰的婚外热恋中，怎么可能理解丈夫的心情，又怎么可能珍视丈夫这忍耻护家的可贵？她坚决地与刘绪分居，在后悔把证据留在他手中之余，耐心地寻找着能与他离婚而嫁给心上人顾嘉丰的机会。
第二幕：悔意丛生
几年过去了，赵洁和顾嘉丰虽然一直“地下活动”，却都没有找到各自离婚的充足的理由；而刘绪明知妻子赵洁与顾嘉丰藕断丝连，即便再怎么痛苦，却再不大吵大闹，这使赵洁更加无计可施。每当她把烦恼向顾嘉丰倾诉时，顾总是一再鼓励，说世界上没有离不成的婚，只要坚持住，不改变信念，一定能成功。与此同时，他也向赵洁坦白了他与张靖分居的现状，表示他渴望与赵洁共建美好未来的信心。
刘绪终于沉不住气了。1999年2月初的一天晚上，刘绪很晚回到家，马上去卫生问洗澡，又洗了自己的内衣内裤；半夜三更又起床，偷偷地在客厅里打电话，一打就是一个多小时。一直细心留意着的赵洁，次日在刘绪上班后，发现了他“遗留”在餐桌上的一个笔记簿。赵洁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封情意绵绵的信，信中的“她”已坠入他的情网。她连忙收起了那封情书，以作为离婚的筹码。可等刘绪回来，她据此准备与他大闹时，刘绪却说：“不就是别人写给我的一封情书吗？它并没有说明我与写信人有什么瓜葛，惟一能说明的是我刘绪还有一点吸引力，仅此而已！”赵洁懵了，她的确没有抓住强有力的证据。
2000年4月7日，赵洁还是向法院提出与刘绪离婚。然而，刘绪在法庭上丝毫不提及夫妻俩的婚外“情事”，只是回顾他与赵洁美好的过去，说两人只是性格分歧产生了矛盾，双方彼此还有些感情基础，要求和好。赵洁不敢向法院抛示那份“她”的信，因为掌握在他手里的她和顾嘉丰的那份保证书，使她无法轻松地面对法庭。
此案在两个星期后就判决下来了，赵洁的离婚请求未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刘绪对他说：“离婚不是儿戏。你真正爱过我，而我现在还爱着你！就算为儿子考虑，我们也需要形式上完整的家庭！”
赵洁很是沮丧，但顾嘉丰给予她又一次鼓励，要她六个月后继续向法院起诉。为了再次离婚时得到支持，她决定设法收集有第三者的证据。2001年1月底，她找了自己和顾嘉丰共同的好友丁晔，请他跟踪刘绪，并用一架多倍焦距相机摄下刘绪的行踪。；
几天后，丁晔将刘绪与另一女人在公司搂抱在一起的照片交到她手里。她如获至宝，但在刘绪面前深藏不露。谁料，有一天，丁晔打电话约顾嘉丰去谈谈，告诉顾嘉丰一个很意外的消息。
原来，赵洁与丁晔在电话里商量偷拍照片的事，被刘绪偷听到了。刘绪错以为赵洁还爱他，吃醋了，因而才让丁哗跟踪他。事毕，刘绪告诉丁晔，他这么做惟一的目的是想让赵洁心里得到平衡，意识到他刘绪还有吸引力，最终完全放弃顾嘉丰，回到自己身边。
赵洁不知道这“照片”的来源及内情，她只为离婚又多了份证据而高兴。丁晔将赵洁的心态告诉刘绪，刘绪激动难抑：“我爱赵洁，至今她还在我心中留下很重要的位置。我现在没勇气向她表达我的感情，我所采取的方法都失败了。那封情书里的女人和照片上的女人都是虚幻的道具而已，除了她，我不愿再选择别的女人。”
几天后，刘绪接到法院的传票，赵洁又一次向法院提出离婚。他按捺不住心中的痛苦，通过丁哗找到顾嘉丰的新单位，与顾当面一谈。
这次深谈，刘绪推心置腹，说得顾嘉丰动起了恻隐之心，重新审视起自己与赵洁和刘绪、张靖的关系。他没想到刘绪对赵洁的爱会如此深厚，虽然很委屈但依然能忍辱负重，想尽办法维护家庭；设身处地地想，要是自己的妻子张靖没病，却与赵洁一样陷入了婚外恋，自己能如此容忍吗？况且妻子张靖同样那么大度，经受着由于他的背叛给她造成的痛苦，却还主动同意离婚，这种爱更加让自己的良心难安啊！做人，哪能只顾自己？自己不该这样拆散两个家庭啊！
顾嘉丰的妻子张靖在一年之前已经忍痛与他分居了。为送女儿上学，她每天拄着拐杖风雨无阻；因为单位效益不好，已经下岗的她每月从单位拿四百元工资，再加上他每月给的八百元，生活虽可以维持，但家庭的名存实亡给她造成的苦痛却难以言述。不幸的是，2001年2月1013，她在送女儿上学的路上不慎又跌了一跤，摔得股骨骨折需要开刀，不得不住进医院；上小学四年级的女儿每天去医院探望妈妈，给妈送些水果和点心。
住在浦东没回家的顾嘉丰，是在妻子住院一个多星期后才得知消息，来到医院探望的。她对顾嘉丰说：“你可以与我办离婚手续了，我马上签字。女儿愿意跟着我，只要给我们母女一个住的地方就可以了，家里的财产全给你拿去吧！”妻子还不说一句抱怨的话，还如此“成全”他，这让顾嘉丰更加惭愧。
他伫立在妻子面前良久说不出话，不知过了多久，才对妻子说：“即使我到了她身边，我也不可能忘记你们母女的。那样，我和她又怎么会得到幸福？”他表示不准备离婚了，言语间充满了追悔，决心尽快改变目前的状况，把这两个家庭保存下来。
第三幕：破镜重圆
谁知，2001年3月5日，赵洁的离婚案就开庭审理了。顾嘉丰匆匆赶去旁听，冲动地想进行阻拦，结果发生了本文的序幕。眼见赵洁与刘绪已签了离婚协议，三天后就要生效，他不禁心急如焚，焦急地披露了自己在此案中扮演的角色，然后哀求般地对我说：“我曾经插足他们的家庭，曾经发誓抛妻别子，与赵洁共筑爱巢，是个应遭唾弃的第三者。但是，现在我反省了，良知复苏了。刘绪不算个坏男人，他还深爱着赵洁，我真诚地希望法庭阻止他们离婚，希望赵洁能回到她丈夫身边。请法庭转告赵洁和刘绪，我对不起他们，我会向他们忏悔，我不希望他们的婚姻破裂，也不希望自己的婚姻破裂！”
我了解了这种情况后，打电话叫来了赵洁，问她能否放弃离婚诉讼。昨天开庭后已离家搬到仙霞路租房的赵洁，固执地说：“我一只脚三年前就跨出了婚姻，另一只脚也刚刚跨出来，如果要我再回去，我宁愿死！”我深表遗憾，只得遵从她和刘绪的意愿，发给了离婚证。
3月10日，得知赵洁离婚已成事实，顾嘉丰无奈地约赵洁在淮海路上的“海上星”咖啡屋长谈了两个小时。他向赵洁道歉，说自己不能没有良知不顾病重的妻子，并劝赵洁与还爱着她的刘绪和好。然而，赵洁咄咄逼人地说：“你若不在下个月离婚娶我，我就死给你看！”这最后的通牒，逼得他左右不是，他终于绝望了。与其看着赵洁死，不如自己先死！回家后，他喝了敌敌畏。
但是，女儿从医院回来发现了，喊来邻居把他送到附近医院抢救。顾嘉丰经过灌肠治疗，总算无恙。生命的回归，让他的良知再次大彻大悟。他终于深深地感到赵洁的性格对他极其不适，但赵洁今天的处境毕竟是他造成的，他不能离婚娶她，可也必须为她今后的幸福设身处地地进行帮助。何况，这两个家庭，还可以挽救，没有到非拆散不可的地步呀！出医院后，他立即把在另一家医院开刀后身体有些恢复的妻子张靖接回家，精心地照料；然后，开始设法劝说赵洁与刘绪重归于好。
2001年4月5日，他邀丁晔在上海红蕃茶坊喝茶，希望他能帮助做通赵洁的工作。丁晔马上把赵洁约来了。赵洁尚不知顾嘉丰服毒自杀的事，叫了计程车赶来，一见到顾嘉丰，就关切地说：“嘉丰，你近来脸色不太好，生了什么病了？我上星期到北京出差去了，很忙，你一定为上次我们不愉快的谈话而伤神吧？现在我不逼你，什么时候办离婚，由你定。”说完，将身体紧紧地靠住他。顾嘉丰非常尴尬，忙示意丁晔把约见的意图告诉了赵洁，又把“偷拍”的真实内幕告诉了她。赵洁听后很是惊诧，原来刘绪并没有外遇！她半晌说不出一句话。
顾嘉丰随即恳切地说：“我不想与残疾的妻子离婚了，上次在法庭上我很明确地表示过。我以前所有的承诺对你都是一种伤害，我今天诚心向你道歉。因为，我就算跟你生活在一起，我也不会心安的，她永远也走不出我的心。”
赵洁失望地回答：“你知道，我这几年来一直在期待，期待我们的美好前景。因此，不管刘绪的所作所为出于什么目的，我都全然不当回事，我只在乎你的态度！如今，你要我再走回头路，这证明你太自私了！即使你放弃当初的承诺，我也不愿复婚！”赵洁说完转身离去。
赵洁不再坚持要他离婚了，这让顾嘉丰长松了一口气。接下来，他准备与刘绪好好谈谈，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表示悔意。
他约刘绪来到他位于上海五原路的家。还沉浸在离婚痛苦中的刘绪，接到情敌的邀请，深感意外。他正想找顾嘉丰“算账”呢，便气愤地去了，没料到一到顾家，顾嘉丰就直向他道歉；而娴静端庄的顾妻，虽然行走不便，却善解人意，落落大方地拐着腿，给他沏茶。
“我曾经对这个家表示了失望和无能为力，可现在我又回到妻子身边。你说，我们是否像曾经决定分手的人？”顾嘉丰很直接地对刘绪说：“我作为你们家庭的第三者，直接插足了你们的家庭，导致你们离了婚，我向你表示歉意，请你原谅。今天，我请你来，除了向你道歉，还想与你商量怎样让赵洁回到你们家。依我看，并不觉得你有什么不好，只要你向她表示出你的诚意，你们会和好的。”
刘绪听后很是感动。谁见过“第三者”反过来，劝说他插足后离了婚的夫妻和好呢？
4月10日，刘绪约赵洁回家看望儿子，同时又约了顾嘉丰夫妇来家做客。赵洁来后，顾嘉丰略一犹豫，就把妻子张靖介绍给了她，然后真诚地说：“她没有抱怨我曾有过一段婚外情，依然让我回到她身边。你看，我的妻子和女儿更需要我，你的丈夫和儿子也比我更需要你。”
这时，刘绪叫儿子上前叫妈妈。这一声“妈妈”，立刻叫得赵洁的眼睛湿润了。刘绪趁势毫不隐讳地说：“赵洁，我在你手上的那两份‘证据’都是虚拟的，我只是想唤回你对我的关爱，没想到这种做法很傻，适得其反。我头脑太简单了，你原谅我吗？”
“好哇，你们两个男人心怀目的，都来劝我。我不要你们劝，我自己的事自己做主！”赵洁还是难抑心中不满。刘绪旋即拿出丈夫的姿态：“赵洁，我等你回心转意。我发誓，我对你的爱是真诚的，也是惟一的。只要你回到我的身边，我们会像顾嘉丰他们一样，从头开始的。”
两天后，赵洁请快递公司捎给顾嘉丰夫妇一束鲜花，贺卡上写道：“平安！幸福！”
顾嘉丰收到鲜花后，长叹一声，指着鲜花毫不隐瞒地对妻子张靖坦白说：“这束花，原来是赵洁约定祝福我和她的。现在，她终于醒悟过来了。”张靖对他的坦诚非常高兴，回答说：“我相信。这件事后，你也更成熟了，更有责任心了。”
赵洁在那几天认真审视了与顾嘉丰的关系，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平心而论，刘绪有多少地方比不上顾嘉丰呢？而且他真诚，他宽容，他比顾嘉丰更爱自己；只不过是自己面对诱惑，在另一个男人面前把握不住，而陷入迷情沼泽；是自己对不起刘绪，对不起这个家啊！
2001年4月23日，赵洁又回到刘绪的身边；第二天，两人到区民政局登记复婚。这天，距他们离婚只有四十三天。
[画外音]
这是一个普通而又特殊的“围城故事”。它的普通，在于婚外情已在这个社会随处可见，迷情人常常无视配偶对自己的真情，而选择了不顾一切的新欢，既拆散了他人的家庭，又毁灭了自己原本美满的婚姻。说它特殊，是因为它有着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而且最终是由“第三者”觉悟后所促成；更难能可贵的是，两位当事人各自的配偶面对背叛所表现的容忍和宽容，正是这种跨越耻辱的大义，最终唤醒了迷途配偶的良知和回归。联想到一些婚变者即便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依然为了面子，“好马不吃回头草”，这个故事所给予的启迪就更具有普遍意义。人，应该是有理智的，应该是有良知和责任感的。如果我们都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的婚姻生活，就会经受得起挫折，就会最终真正和睦幸福。
（因为涉及当事人隐私，文中具体地点和人名作了化名处理。）
（颜菁）
于外地司机害怕路不熟被罚款，所以停在南方商城叫她自己来提货。我感到奇怪：就是喜欢，也吃不了那么多呀！放久了，不要霉掉？我随口问了阿姨：“要吃那么多？”阿姨笑着说：“唉！我那死老公就喜欢吃年糕，儿子也是。这帮外地人听他们说起了，就每年送年糕来，而且越送越多，真没办法。”我想：什么没办法，这分明是贪得无厌。人家送一百斤，照收；送五百斤，照收；倘若送一卡车呢？你还不是照收不误？不过就是麻烦一点，找个小贩子批发掉就是了。有钱有货还不好办嘛？百姓困惑的就是没钱，没货。这一车货拉得也不近，靠近杨浦周家嘴路的双阳路。
中年妇女尽管四十开外，但白皙的脸庞，略带丰满的身材显得风韵犹存。可以看得出，她保养得很好，生活优裕。她对着镜子抿了抿嘴，显得很得意地说：“小阿弟，前不久，我到香港游玩，在九龙一位算命先生看到我，冲上来定要我抽签算命，他说我长相好，大命大福，这个钱省不得，花小钱除灾祸，你家必定岁岁平安。”我问：“你算了没有？”“算了，他算得太准了，都说到我心里去了。他说我以前生活艰难，家境贫寒，又曾经患过一场大病，的确是这样。现在你丈夫升高官，生活富裕悠闲，今后更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我被这算命先生说得眼泪都掉出来了。她说：“那天几个被算命的就数我的命相最好。我给了他一万元，那算命的跪在地上连连磕头，说我是财神。一定会交好运。是呀，我们家这几年真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比一年好。”说着说着，车子开到了她的私家花园。
结账时，她又想起了什么：“小阿弟，帮帮忙，迪个几张卡帮我看一看，卡里有几钿？”这小小的要求我当然同意。我连插三张龙卡，一张显示一千元，二张显示各五百元，都是新卡没有用过。很显然，这些卡都是拍马屁的人奉送的。
（张祖明）
看午夜的“感情交流”
一夜倾情掷千金
在淮海路的南侧有一条平行于淮海路的马路。在这条路上，聚集着多家娱乐场所。而我要说的这家非同一般。从外表上看，看不出名堂，死气沉沉，两扇铁门紧闭着，没有任何窗户，没有任何空隙，似乎这里的香气会从门缝里逃出去似的。
这家夜总会听人说好像是会员制的。每每客人造访，两扇大门自动缓缓张开，等客人进入，又迅即关上。通常在大门外会有多名年轻保安，他们注意着大街上的动态和来往的客人，就像撒开了一张捕鱼的大网，等待鱼儿的到来。平时，我经过这里也不在意，总感神秘兮兮的。
老实说，也很少有客人用车，出租车一般不会在这里停留，客人都有自备车。但现实就是这样，时有违反常规的事发生。这一天深夜，我路过此处，一位年轻保安拦车示意停下。
生意来了，心里暗自高兴。车正好停在大门的北侧。不一会儿，大门徐徐打开，眼前呈现的是一个亮丽的世界：宽敞的大厅内，放着一张精致的吧台，吧台前坐着一位靓丽的小姐，身穿旗袍，手里在记着什么；吧台的右侧，有一座弧形的楼梯，楼道上铺着鲜红的地毯，在每个台阶上，左右并排站立着摩登小姐。每位小姐着装统一，从头到脚都是大红的缎子旗袍，高跟皮鞋，个个花容玉貌。这条楼梯，并不宽阔，一个台阶上两个小姐，就剩下一条很窄的通道，就是一个男人走过，也会碰到左右两边；若是有意碰擦，更是不在话下。我搞不清这样的安排老板用意何在？
我等待的两位客人就是从这条通道走下来的。客人迈出大门，门外保安眼明手快，服务到位，利索地打开车门，一手又托在车门框上方，彬彬有礼地说：“感谢光临，先生走好，再见！”这一系列习惯用语似乎背得滚瓜烂熟。客人一上车，这两扇大门又紧紧地关闭了。这的确是一个神秘的地方。
“先生，到哪里？”“宝山、牡丹江路。”这笔生意太好了，刚才兜来兜去总算没有白费，我心里高兴极了，深更半夜到宝山跑一趟，至少一百来块。有时生意不好，就是你做到天亮也做不到一百块。看来这两位先生是有身价的有钱人，想来不会出乱子，没危险。
的确是这样，两位上车后，开始交流感受了。听他们的口气，是某个公司的头儿，今天是陪客人来开心的。“老×，今天没有白来吧？我这个小妞真漂亮，皮肤又白又嫩，你那个行不行？”“也不错。人很娇小，很会撒娇，很听话，她还给我留了手机电话，要我以后打电话给她。”“唉，老×，人不出来真是不知道，出来开开洋荤，开开眼界，好像年轻了许多，哈哈哈……”“你呀，叫你出来不肯出来，出来就知道开心了哦——这就叫做人！懂吗？上次我跟老×等一起已经来过一次了，觉得不错，蛮刺激的，上次的开销还没报呢。发票都在我这里。”“今天一共多少钱？”“今天四千八百。上次四千左右。”
听着他们的谈话，尤其是说到发票，我来了兴趣。趁他们俩眉飞色舞，沉浸在幸福的回忆时，我要来了发票看了个究竟：该发票比一般发票大，它是呈长方形，发票项目栏上写了“消费”两个字，在金额栏上写了阿拉伯数字，四千八百元及大写金额。
开出租的，不管遇到什么人，最好能融为一体，管他是黑道、白道的，这样客人就没有疑心，没有提防。说实在的，我有时就这样，装得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新鲜，讨教“经验”，追根究底。
原来这四千八百元的消费既有开洋酒的钱，又有小姐陪的钱。至于陪到什么程度，从紧闭的大门和神秘的保安以及这两位客人的表情来看，可见一斑。
勾心斗角“包二奶”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没有走上仕途的人，千方百计，托亲拜友，以实现他的“崇高理想”；而已在岗位的人，勾心斗角，离间知己，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到底是施展才华，还是施展诡计伎俩，说不清，只能用“胜者为王”来论定。
总之，这些人活得很累，外界人看他们很潇洒，很显赫，其实他们活得比寻常百姓都累。累什么？搞生产、抓管理？肯定不是。累的是搞应酬、尔虞我诈，搞阴谋诡计，搞外面欢场女子。
前不久，我曾经碰到这样几位客人。那是一个周末的傍晚。好像现在每到周末时分，这些公司的头儿们总要开开心心地欢聚一堂，是工作的需要，还是感情的交流，似乎现在什么事摆到餐桌上都迎刃而解，怪不得眼下的餐饮业、娱乐业那么火爆。我拉的几位客人听上去都是建筑行业的，是一些项目经理的官儿。他们的谈话概括起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要整垮不同意见的相关同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叫他下岗；第二，摆平家属，搞定老婆，从金钱、餐桌上骗取家属的信任，以取得家属的支持和谅解；第三，搞定了家属之后，每人在外租借一套住房，包养二奶。
客人一共四个，男性。坐在后排中间的一位戴着眼镜，四十左右，似乎很有才气。他的谈话火药味很浓。听上去像有人“捅了他一刀”，他的“伤口”在流血，似有报复的念头。“这××，我老×不会放过他，他以为去反映我这些问题就可以来替代我的位子，休想！他瞎了眼了，还不打听打听我老*这几年是怎么混过来的？他以为我局里没有关系，他昏了头，凭他这点本事想搞垮我，滚他妈的蛋——”
说罢，摸出一盒中华牌香烟，分发给其余三位弟兄，自己也点上了。坐在我前排的这个接过香烟，帮腔道：“老×，你看好，我叫××明天就更换他的工作，更换他的位子，这种生活他从没搞过，叫他去做。我叫老×天天盯住他，干不好扣发奖金，扣发工资，他嘴老有屁用！我看他有多大能耐，他原来是太空、太舒服了，我要他空，我叫他滚蛋！我叫他去告状，他妈的，他昏了头，跟我们几个兄弟过不去，我有得叫他好看了！”两人一吹一唱。
看来这帮家伙势力不小，他能够呼风唤雨，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正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坐后排的另一位插嘴道：“老×，这种人，你不要放在心上，要灭他就等于灭一只苍蝇，叫他无声无息滚蛋就是了，你担心什么呢？”另一位也附和道：“他再不识相，哪一天叫几个朋友，我们出点钱收拾他，叫他尝尝告状的滋味就是了。好了好了，今天不谈这个事情了好不好？”四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臭气相投，尽是馊主意。
关掉了这个话题后，接下来就说起了各自的艳史。最先开口的是我旁边的那位哥们。这家伙一看就不是好东西，一双色眯眯的老鼠眼，一说到女人就面露喜色，飘飘然的样子。“老×，你那位现在怎么样？听话不？”“还可以，但有时也拎不清，总没你那位好。”“哪里哪里，差不多的，女人就是这个样，他们就是看在钱上。我这个嘛，毕竟年纪小，才十九岁，见的世面总没有像你那个多，比较嫩，做事不牢靠，什么都要教。而你那个带出去倒可以帮你忙，我看她可以帮你做点事。”“做过屁事，×妈的，除了睡觉还能做什么？叫这种女人做事岂不坏在她手里！算了，养着罢，能够天天陪我已不错了……”四个人哄然大笑。另一个家伙又插嘴道：“凡事总是开头难，这种小女人说难不难，说好不好。像我这个，开始也一样。记得第一次带出去。老×请客吃饭，叫她坐在我旁边，她有点不自然，老×敬酒，她脸涨得通红，站起来手直摇晃，酒差点泼出来。老×现在还记得噢……”几个人又一阵狂笑。“你看，现在比我老婆还行，女人要靠男人带嘛！我现在好多事要跟她商量，她的好多主意挺不错的，至少比我老婆强。”前排家伙钻空子，故意狡辩道“什么强？哈哈……”，答曰：“什么都强，我现在已经离不开她，我老婆那里已经有一个月不去了。”“那要不把老婆甩了？”几个人又是一阵淫笑，正是物以类聚，臭气相投。“老×，你要加油了——我们兄弟中，就是你还没搞定。你老婆那里，今后，由我们兄弟来疏通，包在我们兄弟身上。“对！对！”几个人又附和在一起。“不过，我们今后也要改变策略，我倒有个好主意。”四眼又说话了。“什么好主意，说出来大家听听？”
这家伙听上去老谋深算，很有心计。坐前排的家伙听说有个好主意也转过脸去细听分说，看来他是“大哥”。这家伙慢条斯理，一字一顿地说：“今后，我打算每个月的月末，请我们家属出来吃饭，吃好饭后，每位家属一个红包。在吃饭时，我跟家属打个招呼，说公司忙，丈夫需要加班，经常不回家，希望得到家属的谅解。我想通过这样一种正规的场合，说明丈夫不回家的理由，一般家属都会接受和理解。给个红包就表示公司的心意，感谢家属的配合。这样，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跟小妞在一起了。兄弟们说对不对？”“高见，大哥说得有道理。哈哈哈……”一阵无耻卑鄙的笑声淹没了马路上嘈杂的声音。
“到了，先生，小南国到了。”我提醒道。四个人眉飞色舞地提着黑色的背包，刷了卡，下了车，走进了弥漫着可口香味的餐饮大厅……
（张祖明）
对《焦点访谈》的访谈焦点
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诞生了。当时梁建增在中央电视台从事制片人工作，简简单单勤勤恳恳。五年以后的4月1日，《焦点访谈》收视率下滑。梁建增在此时接手，力挽狂澜。当年，收视率不仅直线上升，还创造了历史新高。朱镕基总理到《焦点访谈》参观座谈，从不题字的朱总理为《焦点访谈》留下了四句话：“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作为《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的总制片人，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第三任掌门人，梁建增让人想不到会如此年轻，典型的少壮派。
一切仿佛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梁建增的路是那么一帆风顺：北京广播学院毕业进入河北电视台。学的是广播编采专业，理想是去做记者，却分配去搞电视。拍的第一个新闻记录短片就获得了1986年的全国好新闻特等奖（中国新闻奖前身），在当年三个特等奖获得者当中，他是最年轻的：二十二岁。四年以后又到人民大学读新闻双学位，再一次选择工作的时候就进了中央电视台。
自从梁建增转到《焦点访谈》，从事制片人工作，几乎没有了业余生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笑着感慨道，只要栏目在正常播出，就意味着天天离不开电视，不得消停；新闻每天在发生着，而他的生物钟，已经适应电视生活，家里人呢，也习惯了他现在的工作。在采访过程中接到儿子的电话，他的脸顿时生动了许多，声音也柔和了许多。
焦点之一：节目诞生
张英：《焦点访谈》这个节目是怎样诞生的呢？
梁建增：当时创办《焦点访谈》的时候，条件特别艰苦。那时台里没房子，我们就在甘家口中国工运学院的图书馆里租了一个大会议室，房间大概有四百平米，几十个人办公都在里面，采编制作都在一起。当时北京还没有对外开放，有钱也租不到房，于是我们用柜子把房间隔成几部分，对一些外地的同志来说，既是办公室，同时又是宿舍。累了就躺着，有时候睡不着，就谈工作。尽管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但第一批《焦点访谈》的节目，都是在这里生产制作出来的。
张英：当时的《焦点访谈》确定的风格和现在的风格有什么变化？
梁建增：从制作样式来说，我们注重了用调查的方式讲故事，也就是用事实来说话。我们做的第一批样片，就是三个有关舆论监督_的。现在都记得很清楚，一个是《北京郊区有一座坟茔》，说的是北京顺义高丽营乡侵占良田乱建墓地的事情。还有一期叫《吹牛皮也要上税》，采访的是上海有一家化妆品企业做虚假广告宣传，最后被处罚的事。再一个是《游戏机游戏着什么》，是反映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法电子游戏厅，对青少年身心造成影响的节目。这三期关于舆论监督的节目，实践证明这些都是今天形成《焦点访谈》这种电视评论样式和形态的重要元素，也形成了我们现在“用事实说话”的风格。
焦点之二：舆论监督的作用
张英：在进行舆论监督的过程中，你们的作用究竟有多大？
梁建增：一方面我们《焦点访谈》的记者在努力用他们的热情和智慧构成的勇气，进行舆论监督，另外一方面也凭着媒介自身的功能，起着一种上通下达的作用，把很多我们工作、生活中间遇到的一些因为种种原因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事情，通过中央电视台这个平台，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使得相应的职能部门干预，使问题得到解决。
比如我们在2002年11月28日播出的一个节目，是反映云南建水县拆掉具有文物保护价值的老街来进行仿古建设的事情，拆掉真文物建设假文物，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两年多了。云南建设厅曾经多次督促当地政府停止这种行为，对有关当事人、责任人进行处分，始终没有回音，事情无法解决。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以后，朱总理亲自批文。建设部和国家其它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赴云南进行调查，相信这个问题终会得到圆满解决。所以这也恰恰是舆论监督它自身的特色和它的功能。电视台是一种强势媒介，非常形象、生动，看得见，摸得着，铁证如山。再加上中国人还是喜欢看电视，观众群庞大，也决定了它的影响力。
张英：以前为了保险起见，做完的节目先在《东方时空》里的《焦点时刻》在早上播出，如果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再在晚上的《焦点访谈》里播放。那么，这些节目里有没有早上播出晚上没有播出的节目？
梁建增：有，好像只有两个：一个是足球。当时的戚务生担任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的一篇报道，当时引起了中国足球协会的强烈反弹，后来没有在晚上的《焦点访谈》播。另外一个好像是卖什么灵芝孢子粉的，这个骗子专骗老同志，后来因为有位老同志干预，节目也没有在晚上《焦点访谈》播。这样的例子是两个意外。后来我们发现，我们国家领导、社会的承受力也是在不断上升的。后来不久，上午的《焦点时刻》就告别了它的使命，《焦点访谈》正式独立开播。
焦点之三：面对压力
张英：新闻媒介在中国处在一个尴尬处境：一方面，媒介自身有舆论监督的责任与使命，另外一方面也因此而承担了很多新闻以外的重担与压力。对这些压力，你是如何面对的呢？
梁建增：我们开展舆论监督的目的是什么？这恐怕要以一种建设性的思维，那么它的思维路径就是发现问题、报道问题，引起政府的重视，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的节目是要建设，不要破坏；要鲜活，不要生猛。在长期的工作中，我们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工作标准：先是选题的把握，什么样的做，什么样的不能做。这样我们就找到一个结合点，一个问题或者一个现象，比较典型比较普遍，政府会重视，群众也会关心，感兴趣，那我们的节目就成功了一半。
加上我们的事实准确，角度多元，把事情的多面性、复杂性全面展现出来，也经得起检验，因而节目播出以后，有关部门去调查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也在检验着我们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如果发现我们的节目与事实有距离甚至是失实的话，那我们节目存在的可能就没有了。如果我们报道没有失实，那问题自然就得到了解决。所以。让事实本身说话，这就是《焦点访谈》成功的秘密，也是我们节目的口号。
张英：《焦点访谈》在制作完成以后，正式播出的节目占多大比例？会不会有一些节目因为种种原因不能播出？
梁建增：一般来说，我们有一百个选题，最后能够播出的只有百分之七十。其中有百分之二十可能是由于事实和举报的内容有出入，或者我们的记者赶到事发地，却由于时间的关系，事件的面貌无法查清，或者是由于事发地政府或者有关单位的阻挠，我们无法取得证据。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就停止工作，这个选题就半途而废了。我们宁愿经费损失，人力白费，决不能勉强做。
还有百分之十我们已经做完了，由于情况有变化，或者是政策原因，不合适公开或者不能播出的节目，我们从去年建立了一个渠道，把这样百分之十不合适公开不能播出节目，做《焦点访谈》节目内参，集中转交给中央领导，由他们直接处理。
此外还会遇到说情的。说情者要么是我们的熟人，要么是和我们打交道的部门，或者帮助过我们的单位。撇开工作不谈，这些来找我们的人，都还是些不错的朋友。我就对他们说了：我的原则是事实说话，实事求是，这个节目我们会再看一看，你的理由和意见我们会充分吸取、考虑，我们会按照一个大的原则来妥善处理，但最终我们会按照我们的工作原则处理。
说情的目的也很简单：不播或删播，但是让人处理起来却绝非易事。坦率地讲，既然说情，就离不开诱惑，离不开金钱与物质，离不开人情世故。而面对诱惑如何把握，实在是考验一个人的重要依据，我不敢糊涂。
我有三个原则：对事实负责，对自己的良知负责，对当事人负责。在这三条原则面前，一视同仁。我们采访了当事人，人家接受了采访，特别是一些受到冤屈的普通百姓，从目前中国国情来说节目播出后，往往能够解决他的问题。但是如果节目没有播出，被一些人利用之后，可能当事者会遭到打击报复，可能他的境遇比我们采访前还要更加悲惨。所以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必须为他们负责。
一般来说，如果是违法的，且是事实，节目该播就播。如果说我们事实有出入，而人家的反映是对的，节目就不要播了。对于一般的说情人，我还是能够力所能及地坚持亲自听一听另一方的意见。听的过程就是核实事实、把握事实、准确监督的过程，如果听了感觉没出入，反而会更坚定播的信心。而对自己的良知负责，就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因为我首先要做人。
前天下午，我就接到一个朋友电话，他曾经给我们的工作很多帮助，也是我们的同行，我们之间关系也不错。最近我们做了一期节目，这个事发地的政府把压力全部给了我这个朋友，对他说：“你不是认识《焦点访谈》的人吗？你必须把这个事情给摆平！”当地政府把压力全部给了他，而且办好了有好处，办不好就会影响到领导以后对他的使用。在这样的压力下，朋友找到我，我也只能按照原则办事。节目还是播出了，节目播出了意味着你薄了人家的面子，意味着不够朋友。不够朋友以后也就不会再打交道了，尤其是见了这样的朋友还有些不大自在呢。这三个负责，让我得罪了不少人，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工作，该得罪也就得罪了。
中央电视台办《焦点访谈》这样一个舆论监督的节目，目前还算是天时地利人和，因为有中央的支持，旗帜非常鲜明。所以别的新闻节目他可以不在乎，但《焦点访谈》他却不得不认真对待，因为他当然知道《焦点访谈》播出以后的后果。
焦点之四：就是要杀坏鸡
张英：也有人说《焦点访谈》是雷声大，雨点小，杀鸡给猴看，尽是一些只涉及低级别官员的监督报道？
梁建增：第一，坏鸡也是必须打的，不然它还是在产生危害；第二，毕竟老百姓天天接触的就是县级以下官员，他们打交道的就是这些人，有什么事情，他们就报到我们这里来了，然后我们就去关注，问题解决了。
我觉得一定要把握好舆论监督自己的角色定位，我们只是媒介，确实我们能力是有限的，不比行政执法机关。大案要案是中纪委他们去办的，所以我们就抓住一些活生生的侵犯、危害老百姓利益的事件进行曝光与批评。
张英：作为一个成功的节目，居安思危，你觉得《焦点访谈》缺点在什么地方？
梁建增：调查报道是新闻的极品。最早它是出现在西方，是新闻媒介最常用的一种普遍手法，在调查的一些技法上也是相l通的，我看过西方最有名的新闻调查节目《六十分钟》，在制作技巧上，节奏编排、叙述安排、调查手法上，主持人的专业素质和提问的技巧上，我们还有不小的距离，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美国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家，没有我们国家这么多复杂的事，他们在做一个很小的事情的时候，能够把它做得非常大，提供的信息量非常大，视角也很独特，几十分钟的节目让你看得津津有味。把小做大，这是他们惯常的做法，应该是我们可以参考的。
还有，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的人，按照公安局的说法，我们把他们叫作线人，有的时候参与了我们的调查，因此会受到当地相关连的人或部门打击报复。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是爱莫能助的，我们毕竟是媒介，有没有能力去帮助那些遭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呢？只能是言语安慰。那么，我们能不能做得更好一些，使得他们既能够揭发问题，又能够不遭到报复？我们正在想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把它当作一个课题研究。
美国调查新闻节目的《六十分钟》有三十多年历史了，基本上还是三十多年以前的班底，他们由三十岁干到六十岁，职业生命力那么旺盛，节目的生命力就是它的真实与公正。而中国的电视节目让人感觉还是在吃青春饭。美国一些主持人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年纪了，可是他们照样风度翩翩、精力活跃地出现在他们节目中，所以这让我们觉得自己的路还非常长，刚刚走了一个开头，任重道远。
（张英）
独家专访章孝严：台商春节包机幕后
亲历实录
国务院台办主任陈云林——“三通”并不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危言耸听，也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么复杂，不可操作。只要把“三通”看作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务，就可以通过民间对民间、行业对行业、公司对公司进行协商的办法，尽快通起来。
2002年5月25日下午2时50分，中国台湾地区的“中华航空公司”执行C1611航班的波音747-200客机，在台北市桃园县中正机场升空。四十分钟后，当班机飞临澎湖马公外海时，突然坠入大海，机上的二百零六位旅客和十九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华航空难，顿时在台湾岛内引起极大震惊，尤其是机上参加台湾运达旅行社组团赴大陆东北旅游的遇难者家属，更加悲愤。空难偶发，会有种种意料不到的潜因，而跨越海峡、踏进大陆犀遭重重障碍，不得不绕道的漫漫路程，却是台湾当局人为设置的。从台湾的台北启程去祖国大陆的东北旅游，却不得不先朝南飞，绕行澎湖到香港，在那里再转机折返北上，偏偏这一多出来的旅程，随华航班机坠落的空难，断了归路。两岸“三通”：通商、通邮、通航，不仅仅能够带来两地往返的便利和互动的繁盛，在空难亡灵的家人泪眼中，还事关飞行的安全、旅客的生命、时局的稳定，更是海峡两岸中国人争取和平统一、谋求共同发展的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章孝严率团赴京探路
初夏的台湾，陷入了华航空难阴影之中的章孝严，则更加冷静、审慎地为推进两岸“三通”倾注智慧、谋略和胆识。一年半之前，他主导成立了中国台商发展促进协会，并出任理事长，国民党籍的朱凤芝、民进党籍的许荣淑就职副理事长，亲民党的陈振盛担起秘书长要职，共同为台商在岛内外发展而奔走。
较之子女就学教育、两地纳税、医疗诊治等，台湾与祖国大陆的两岸直航是台商们最殷切的期盼。依照现时绕经香港、澳门，再转赴祖国大陆或从上海返乡台湾，短短的旅途中换乘的飞机要有两次起降，花费掉五个多小时，机票款一万八千万元新台币。而一旦从台北直航上海，只有一小时二十分的航程，可省去近一万元新台币的机票开销，若以去年进出大陆的三百四十万台湾旅客计，一年节省的机票钱将高达三百四十亿元新台币，对密切两岸经贸，提升台湾产业竞争力会有极大助益。
然而，两岸“三通”讲了多年，祖国大陆早已敞开了大门，而台湾这面却始终无大动作，两岸直航难以在台湾起降。
酝酿、斟酌多时，章孝严和台湾其他有识之士立意从台湾当局所谓的“法案”修订上来推动“三通”，各方一起呼应，尽速两岸直航，并定在2002年6月下旬组团去祖国大陆，为直航奔走两岸。
定下了前往祖国大陆的行期，按照章孝严的筹划，他和詹清池向北京发去电子邮件，与已有密切交往的中国海峡旅行社总经理冯卓志商议行程，就章孝严、张昌财、李全教、张蔡美、蔡玲兰、廖国栋等来祖国大陆诸事宜，在各地作好准备、安排。经香港转机，章孝严继前一年初夏率百位台商参访祖国大陆后，于2002年7月23日下午5时第二次抵达北京，与其他五位台湾主管“立法”当局人士入住饭店。第二天上午10时，六位知名人士拜访了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这个民间团体之名而出面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李炳才，就两岸“三通”进行了多方沟通和商讨，为实现直航探路。
对此，国务院台办主任陈云林明确指出：“三通”并不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危言耸听，也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么复杂，不可操作。只要把“三通”看作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务，就可以通过民间对民间、行业对行业、公司对公司进行协商的办法，尽快通起来。
在祖国大陆方面对“三通”的恳切、真诚、开放的姿态下，由冯卓志全程陪同，章孝严一行去了南京、扬州、苏州、昆山、上海、深圳、惠州、东莞、广州、南昌、汕头。在上海时，另一位台湾知名人士朱凤芝也赶来随行参访，壮大了为两岸直航探路的阵势。一路下来，章孝严一行深为在祖国大陆的台商吁请台湾当局开放两岸直航的迫切愿望所动，7月3日下午4时，在汕头迎宾馆的套房客厅里，章孝严与冯卓志、詹清池回顾十天来所见种种情态，围绕两岸直航开始了深谈。
“两岸直航，台商的需求很迫切，而且我也知道台湾的航空公司也非常想拥有大陆航线这个大市场，远东航空公司他们很想做这件事，同我谈起过，比较容易一些的办法是台湾的客机从金门那里飞过来。”冯卓志先就两岸直航选了一个飞行的点，并介绍了同远东航空公司商谈的详情。
远东包机创意的雏形
一个多月前，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航空部门，就三地之间通航进行了第二次航权谈判。此前，台湾的“中华航空公司”已在飞港台航线，复兴航空公司开通了飞澳门的航班，长荣航空公司不但有港台航线，而且还有澳台航线，在这次谈判中，华信航空公司又拿到了往返香港的航权。在台湾六家航空公司中，只剩远东航空公司和立荣航空公司没有取得飞往港澳的航权，痛失经停港澳、转机往返祖国大陆或台湾的一大批客源。但是，立荣是长荣集团投资的航空公司，这么一来，实际上在飞往港澳的航线上，丧失航权的唯独远东一家落空。
有没有其他的出路？远东航空公司驻祖国大陆首席代表关思屏走进了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三巷三号，踏入三楼的海峡旅行社总经理办公室，向冯卓志详告航权谈判内情：“你看看，我们远东怎么办？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做些事情？”
多年来，海峡旅行社接待了成百上千来自台湾的访问团、旅游团、参观团，也组织了一批又一批大陆专业人士赴台湾访问、交流，并且同台湾华夏旅行社合资，成立了海峡通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专为来往祖国大陆、台湾之间的各界人士代理销售从港澳转机的机票，同台湾各家航空公司都常有走动。
冯卓志想了想后提出：“去年春节，大批台商返乡过年，我们海峡旅行社和台湾的华夏旅行社，为了解决大上海地区台商回去过年机票难求的问题，与飞澳门航线的上海航空公司和复兴航空公司商谈，请他们两家航空公司开设加班飞机，由上航的加班机载上回乡的台商飞到澳门，再由飞到澳门的复兴加班机接上台商返回台北或者高雄。”
从文件夹里翻找出两页纸，看了看上面的记载，冯卓志接着说：“在正常的航班以外，上航增开了四十个航班，复兴也按这个数字增加航班，送台商回乡过年。我们和两家航空公司在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反响很好。这么来看，今年你们远东能不能也来做？”
围绕远东航空公司已有飞金门的航线，祖国大陆这面组织台商从厦门坐船去金门，再转乘远东班机回台湾的设想议了下去。但是，谈来谈去，他们觉得即使远东做成了这件事，从金门接上来自祖国大陆的台商回乡，由于此前已有上航和复兴两家公司联手增开加班机之举，远东费了大力气做成了金门的转运，影响也不会很大。而且，在祖国大陆的各地台商，先要坐汽车去厦门和平码头，再换乘新集美号等轮船去金门码头，上了岸转乘大客车去尚义机场，方能登上远东的客机返乡，上上下下，太多周折，吸引不了多少台商。
那么，到底能来做些什么，做成些什么呢？冯卓志有了主意：“阿关，能不能这样？金门同祖国大陆来往很多，台湾的船已经开到厦门这面来了。你看行不行，你们远东的飞机飞到金门，在尚义机场落一落以后，就飞过来，降落在厦门机场，或者福州机场，甚至上海那面的机场，接上台商再回到金门，转飞台湾。”
关思屏听得眼前一亮。冯卓志说出了这么考虑的理由：“阿关，你想过没有？海上和空中的来往，目前确实有个祖国大陆与台湾各自管辖权的问题，但是金门岛与厦门市已经有轮船开来开去，海上能行，为什么空中就不成了？能行的话，由我们海峡旅行社来出面，包下你们远东的飞机，组织台商登机返乡。这样，你们就能从原先什么都没有，到了可以有所动作的地步了。”
关思屏被说动了，对如此设想远东那面会怎么看？冯卓志同远东航空公司董事长崔涌、总经理陈每文相识，能够料到他们的取向，说：“阿关，只要能飞过来，他们能：不赞同吗？谁会挡回去或者绕着走？”但是，客机飞进祖国大陆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关思屏担心在岛内由远东一家航空公司来推动这件事，会有很大困难。冯卓志当即表示：“阿关，你放心，只要你们远东愿意做，我们海峡旅行社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你们，祖国大陆的有关部门也会一路给你们绿灯，而且在台湾那面我还有很多朋友，可以请他们一起来推动这件事，促成远东航空的客机也能迎来回乡的台商。”
同关思屏商议出了远东包机的创意，一个多月后，冯卓志便安排接待，陪同章孝严等一行，从北京一路南下，同各方人士畅谈直航。
章孝严听完了冯卓志对远东航空公司提出的那番建议，虽予以了充分的关注，但并未改变已考虑多日的构想。
提出春节台商包机专案
对冯卓志提出的远东航空公司客机由金门那面飞进祖国大陆的见解，其中牵涉到的一些内情，章孝严并不陌生。
“我们能不能提出个案子给‘立法院’，以包机的专案形式，来得到放行，从台北飞到上海，实现两岸直航，时间就放在春节。”章孝严沉稳地讲出了此行祖国大陆，多日深思之后的重大谋划。
在得到台湾当局认可的空中管制环境里，台湾地区的客机从台北直航上海，章孝严的创想立即激发了冯卓志和詹清池的情绪，冯卓志马上作出回应：“章先生，直航放在上海，那产生的影响就太大了，你的见解可是一个大举措，能做成的话，那可以说是历史上的一个创举了。”
从台湾直航祖国大陆，如果台湾航空公司的客机能够从台北起飞，降落在上海是最合适的。经十多天从北至南走下来，章孝严一行对祖国大陆台商的状况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经各地台商协会统计粗估，在祖国大陆的台湾人超过百万，他们时常要在两岸之间走动，虽然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也是台胞有返乡意愿的日子，但这三个节日祖国大陆都不放长假，台商离不开企业岗位，长假只是春节、“五一”和“十一”，尤其是过年，踏上归程的人流最拥挤，春节前短短的一个星期里，将有四十万人回台湾过年，港澳飞台湾航线的班机和加班机可运送近二十万人，还有二十万人走哪条线返乡？
在上海和其周边地区，就汇集了五十万台商和眷属，但上海至港澳班机、加班机的舱位，根本满足：不了春节台商返乡的需求，即使上了飞机，在港澳还要上上下下地转机，既费时又疲累。但两岸如果能够直航，从上海直飞台北只要八十分钟航程，比起原先从港澳转机所要占用的六个小时，大为节省时间。而且，直航不单单是路程近了，同时也会带来两岸关系的接近，台湾民众与祖国大陆百姓心灵的接近。
在两岸直航的需求上，作出了详实的讨论之后，章孝严与冯卓志、詹清池又围绕客机究竟能不能起降进行分析：两岸直航符合民意，几乎在祖国大陆的台商都有这个需求；同时，祖国大陆对“三通”持开放之态，而台湾方面嘴上也在讲顺应民意，两岸关系纵然因有人添乱，台湾当局也不能视百万之众的台商民意于不顾，即使那些对祖国大陆心存背意的人设置障碍，也会有绕行推进的可能。
章孝严有过一次事关台湾包机的亲历
章孝严向冯卓志和詹清池谈起了他的一次事关台湾包机的经历。那是1991年11月底，章孝严时任台湾当局“外交部次长”，按照一个针对苏联解体而设立的国际援助计划，他要作出安排，由台湾的客机去乌克兰首府基辅，运送由台湾企业制造的各类药品。但是，多年来台湾与苏联没有任何外交上的来往，双方互不承认，飞机怎么才能进入乌克兰的领空，降落在基辅机场呢？
章孝严对着地图上的国际航线，运用十多年前在台湾当局“外交部北美司司长”任职上，同美国、欧洲各国谈判航权，签订空运协定的经验，对台湾飞机进入乌克兰做出种种设置，采用了包机专案的形式，与夫人黄美伦同机飞到了基辅，向迎候在停机坪上的乌克兰卫生部长弗拉基米尔送上了台湾援助的药品。
随后，他又与夫人黄美伦一起去了莫斯科，穿过红场，踏进莫斯科大学校园，在当地电台华语广播节目所播放的中国歌曲声中，参观了父亲蒋经国当年留学苏联时所住过的宿舍和听课的教室，寻着父亲当年踩下的脚印。
那时候，包机能获准飞往苏联，现在采用包机可不可以飞越海峡，前往祖国大陆呢？章孝严心里有了对两岸直航成败与否的把握，从最容易到最不易获准的顺序，划出了包机起降的三条航线。
第一条航线为包机从台北起飞，在香港或澳门降落后，再起飞进祖国大陆。第二条航线是包机从台北起飞，沿前往日本的国际航线飞行，进入日本空管区域即改飞上海，或者绕道飞过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上空，再转向飞进祖国大陆。第三条航线则包机从台北起飞，直航上海，在浦东机场降落。
章孝严早年从台湾东吴大学外文系毕业，后获得美国乔治教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67年即进入台湾当局所谓的“外交部”，连年来身居要职，是个具备智慧、拥有谋略的人。他在包机待选的三条航线上收住话题，转而说：“古人讲，谋乎其上，只得其中，谋乎其中，只得其下。我回到台湾，就要向‘立法院’递交第三个方案，从台湾直飞祖国大陆，他们不同意，我拿出第二个方案，再通不过，我才给他们第一个方案，一而再，再而三，充满民意的三个方案不会全军覆没。最后总会有一个能够获得通过。”
曾经有两岸包机对飞的提议
将台湾方面可能对包机的态度走向议了个透，章孝严、冯卓志和詹清池将视线移向了祖国大陆。按照航空运输业的惯例，台湾地区的包机飞过来，祖国大陆也可以有包机飞过去，而且台湾当局一直讲两岸关系要对等，两岸包机对飞应当无碍。即使出现一些波折，那么台湾这面飞两架包机来祖国大陆，这里去一架包机进台湾行不行？冯卓志就此询问：“章先生，你看看两岸包机对飞是不是可以提出来？”章孝严为难地摇摇头，做了一个放下的手势，同时说：“我已经考虑过对飞这个问题了，也与其他人士作过分析，要提出两岸包机对飞这个方案，难度太大，一旦提出大陆客机飞进台湾，他们会以对台湾安全产生影响为由而予以否定，最好不要提出来。”
民航客机又不是机翼下挂着导弹的歼击机，或者炸弹满舱的轰炸机，飞临台湾能造成什么安全影响？但是，岛内竟然有人凭空想象，以特洛伊木马的故事为鉴，放出了祖国大陆民航客机降落台湾，打开舱门冲出一群军人，把机场占了……为了不让任何人对包机直航有任何能够说上口的反对理由，章孝严不得不把两岸包机对飞搁置起来。但是，仅有台湾包机进祖国大陆，而祖国大陆不能发包机去台湾，显失对等，他对冯卓志说：“包机不能对飞，恐怕难以改变，你得问问大陆的有关部门对此的想法。”
当即，冯卓志给中国民航总局台港澳办公室主任浦照洲、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经济局主管“三通”业务的副处长张世宏打去电话，对章孝严一行谋划包机直航的想法，作出汇报。
突然听到冯卓志的报告，北京的这两位主管官员根据以往对台湾事务进退的把握，他们都认为台湾包机直航是一个应当推进的事情，可以做。
得知祖国大陆方面对包机持肯定的态度，章孝严心里更加踏实，继续对包机提出意见：“接台商回乡，那么包机从台湾过来时怎么办？空飞过来，这一趟成本太高了。”
两岸直航实为民意所向，但包机空飞的成本负担，不能不重重地压在起飞的机翼上。冯卓志想了想后说：“春节期间，台湾那面到祖国大陆来旅游的人很多，包机来的时候，台湾旅行社可以组团随包机到上海来，等过完了年，包机把台商送到上海，再把这些旅行团带回台湾，这样包机从台湾飞上海，再由上海返台湾，两面都不空飞。”
其实，两岸来往，忧的不是舱位闲置空飞，愁在台湾当局找出种种拦挡和闭锁的事由，阻碍直航起降。背靠祖国大陆对“三通”的真实、宽容和坦诚，章孝严一行返回台湾，踏上了在岛内推进直航的行程。
章孝严又一次站起来说：“你们说必须协商，又无法协商，那么我来协商。”
座落于台北林森南路10号11楼之二的台商发展促进协会办公室，章孝严深感在直航上，顿失行走在祖国大陆时所面对的那种顺畅。
虽然，在听取岛内航空界人士对直航的取向时，六家航空公司众口一词，明言一旦直航成行，即使赔钱也要飞，以抢占祖国大陆航线的先机，而且岛内知名学者也纷纷给予赞同，对直航乐观其成。但是，台湾当局就两岸直航作出的应对，却让章孝严明显感到这些人对“三通”有太多的顾虑，他们不会给直航任何松动。
章孝严势必要调整策略，另做打算。
章孝严与朱凤芝、许荣淑等多位有识之士围绕包机直航所蕴含的中华民族有欢度春节的传统文化，出门在外的人有过年家人团圆的乡情，在祖国大陆的台商有春节回乡过年的民意，反复作出商议，而后，章孝严写下了《试点包机直航方案》，周全严密地就台湾的客机，搭载台湾的民众，从祖国大陆返乡，提出了从人道上解决台商返台过年一票难求的问题，解决他们转机劳顿与返家无门之苦。
对《试点包机直航方案》议定之后，詹清池把方案送至台湾当局主管部门。随即章孝严、詹清池则多次约见有关人士，力陈包机直航的必要。
2002年10月24日上午，童孝严向台湾当局的“立法院”递交了《台商春节包机》提案，获得了一百四十位“立委”联署，其中有二十六名民进党“立委”也在提案上签名联署，以大大超过“立法院”半数“立委”的阵势，将包机直航作出了大步推进。
三天后，詹清池飞往北京，依然经冯卓志安排接待，面见国务院台办经济局何世忠局长，详告章孝严等运作包机直航的进展，得到了又一次认同和赞许。随后，按照上海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理事长叶惠德、秘书长谢力军告知的将有三万多台商和眷属春节回乡的实情，章孝严作出了台湾六家航空公司各飞二十班包机，共一百二十班包机接连直航上海的计划，显示出了实现两岸包机直航的气势和信心。
接手两岸包机直航提案，台湾当局主管部门起初持完全反对立场，请来“立委”、“交通部次长”、“国防部”要员召开公听会，与会的两位少将重谈“安全”陈调，提出了二十八个反对的理由，并拿出了二十八个应变措施。面临重压，章孝严机敏地锐言反问：“你们已经有了二十八个应变措施，那就说明包机直航没什么问题了。”问哑了发自“国防部”的反对包机直航的杂音。
而台湾当局主管部门虽在11月12日用0052编号新闻稿的形式，发布了《就春节期间两岸包机直航决策之说明》，在提出了极大的限制后，允诺台湾包机经停港澳地区飞往祖国大陆。但是依然听从某些谗言，认为前往祖国大陆的台湾客机的国籍登记执照、适航执照、无线电使用执照和机长证、机员证的“三照两证”查验会太复杂，没有两岸协商不可能解决，想以此来将一百四十位“立委”的提案搁置。章孝严又一次站起提出：“你们说必须协商，又无法协商，那么我来协商。”
11月18日上午11时，他给国务院台办经济局何世忠局长发去专函，告知就包机种种技术与实务问题，以“中国台商发展协会”理事长名义，邀请数位人士、航空业界及台商协会代表，将于本月21日赴北京与相关主管单位作先期协调与沟通，以加速具体作业之推动。
在得到了何世忠局长欢迎前来的复函后，11月21日上午，章孝严和朱凤芝、邱镜淳、江绮文、张昌财等人士，以及詹清池等飞往北京，由海峡旅行社总经理冯卓志接机，于傍晚时分住进香格里拉酒店。随后，中国民航总局台港澳办公室主任浦照洲以中国航空协会的名义，在东四十条的沪江香满楼宴请章孝严一行，并围绕两岸包机直航作了初步商洽和沟通。
当夜，回到香格里拉酒店，詹清池即向上海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和上海周边十三个城市的台协发出将于后天下午在上海召开包机直航座谈会的通知。
第二天上午9时，章孝严一行和台湾六家航空公司的代表来到中国民航总局，在计算机中心会议室与民航总局高宏伟副局长、台港澳办主任浦照洲、中国航空公司、东方航空公司、上海航空公司、南方航空公司、厦门航空公司的代表，就包机直航的两岸对飞、三照两证查验等展开会谈。
下午2时，章孝严一行同国务院台办主任陈云林、常务副主任李炳才、经济局何局长、联络局魏局长、海协会李秘书长展开会谈，对包机的证照查验、文件适用等，采用建设性模糊方式和灵活变通的做法来解决。当夜8时，在香格里拉酒店会议室里，上午会谈的双方又坐到一张会议桌两侧，沟通商洽，形成了包机直航的四点结论，使得章孝严心中对包机直航的成功有了八成把握，余下的两成则落在台湾当局的反应上了。
各家航空公司争抢包机直航先机
2002年11月23日上午，赶往上海的章孝严一行人，飞抵虹桥机场，前往黄浦江边的上海大厦，出席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上海市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群的宴请。席间，张志群对章孝严等台湾来宾力推两岸包机直航给予了充分的认同和赞赏，表示将给予飞来上海的台湾包机全力支持，并提出：“我们上海有上航、东航的总部和基地也在上海，这两家航空公司都有国际和地区的航线，都具备了飞台湾的条件，两岸完全可以对飞，我们非常希望可以这样做。”
“我们要感谢祖国大陆方面对台胞台商的真诚关心，上海这里对包机直航所给予的支持和做出的让步，我们会按照两岸民众的呼声来推进包机直航来予以回报。”章孝严代表台商表达出了满怀的敬意和谢意。
下午2时30分，章孝严一行走进上海台协副会长江胜吉投资的上海联宾塑胶工业有限公司会议室，就包机的需求和安排，听取上海市台协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和周边地区的十三家台协会长、副会长对包机直航的意见。
他们再一次体会到在祖国大陆的台商对包机直航的期盼，以及对包机必须经停港澳的不解和不满。第二天上午，在对浦东机场作出实地考察后，即登机飞往香港，转机返回台湾。11月25日上午，回到台湾章孝严，一夜过后即与台湾当局主管部门官员蔡英文会面，把从北京和上海带回的事关包机直航的重大答案和看法，与她讨论，以期消解她的疑虑，把两岸包机直航的好事做得圆满。
但是，台湾当局虽然于12月4日通过专案，发出《间接包机作业程序》，同意包机可以飞往上海，但依然紧紧把住两岸不能对飞，台湾包机不能直接飞往上海，必须在港澳地区降落，飞机发动机必须停机，叶片完全停转后，然后再启动起飞，并且规定只有台商和眷属能乘坐包机，要将登机台商的姓名、台湾住址、电话号码造册，由上海台协送海基会备查等等，对包机直航施加了种种限制，大大背离了提案人章孝严推进直航的“省时、省钱、便利”的原意，令人大失所望，更引起了即将返乡的台商的极大不满。显然，在这种状况下操持包机直航，早先同华航、长荣、复兴、远东、立荣、华信等六家航空公司所初议的一百二十班包机，已经大大背离了台商的需求，丧失了操办的条件，势必要作出大幅度削减的调整。
可是，两岸隔绝了五十三年，台湾地区的客机第一次能够在两岸共同认可下飞来飞去，还是让六家航空公司各有所动。远东航空公司最先向中国民航总局提出了春节前后各飞四班包机的申请，致使尚未递交包机申请的航空公司也紧紧跟进，增加包机班次。
而在各家包机起飞的日期上，六家航空公司开始时都觉得1月26日第一班首航包机离春节为时尚早，祖国大陆的台商企业还未放假，不会有多少人买机票坐这趟包机，故都不愿早飞。推辞之余，老道的华航作出了分析，认为虽然台商还未放假，但眷属们可以先回乡，到家里买买年货，还是有一些客源的。至于岛内外各界对包机首航的关注，那将会形成一个记者云集的场面，对展示华航的企业形象极其有利。所以，总经理魏幸雄提出来了：“那我们华航先飞吧，头班包机给我们，春节后最晚的一班包机也给我们。”
两岸直航包机的头尾都让华航占据了，此举让其他航空公司悟到了其中的价值。复兴航空随即提出申请，要求包机在浦东机场接上台商，起飞的时间比已经占先的华航晚十分钟。但是，如果在浦东机场两架包机的起飞时间只相差十分钟的话，那么同样飞台湾到上海的航程，复兴包机经停起降架次显得空闲的澳门机场，来往便捷，而华航包机则要在航班进出繁忙的香港机场降落、起飞，极易延误。
另外，复兴包机是空中客车A320，一百七十个舱位的小飞机，起降时在跑道上滑行的距离短，升空时间快，华航包机则是波音747—400，能坐上三百九十八人的大飞机，如此一进一出，很可能是复兴的包机虽比华航的包机在台湾和上海要各晚起飞十分钟，但却能够比华航包机早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和飞回台湾，让复兴两地赶早、占尽先机。
这时候，长荣航空也品出味来了，他们递交的申请，将包机在浦东机场起飞的时间定在了1月26日10时30分，比华航包机还早了半小时。
台湾这三家航空公司都想让包机抢先在祖国大陆露面，并尽早飞回台湾，结果都申请挤在一天里飞抵上海，加上在浦东机场降落、起飞的时间又靠得这么紧，在包机飞行管制、台商边检登机，甚至当地领导迎送上都会造成急促，并不恰当，所以中国民航总局视情提请这几家公司重新协商，调整包机的航期。
很快，在台北航空运输同业公会的协调下，长荣航空将包机改到了29日，复兴航空则将包机在浦东机场起飞的时间后移到了26日下午2时，远东航空也把班次降为往返六个班次。接着，海峡旅行社总经理冯卓志与华航、立荣、长荣、华信四家台湾航空公司分别签下了包机协议，远东、复兴则另同上海航空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签订了包机协议。
2003年1月3日、5日和7日，中国民航总局先后批准了台湾远东、华航、华信、长荣、立荣、复兴的包机申请。上海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在秘书长谢力军的组织下，在科技京城十一楼的协会大会议室里设立了包机售票处，承担起了协助各家航空公司向返乡台商销售包机机票的繁忙事务，仅复印纸就用去了整整八箱。华东民航和上海浦东机场排出了APEC会议时迎候各国元首专机的原班人马，来操办台湾包机的塔台指挥和地面服务。
2003年1月26日上午9时，在浦东机场贵宾厅里，继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韩正向台湾包机致欢迎词后，专程前来上海迎候包机首航的章孝严和夫人黄美伦及许荣淑、詹清池、冯卓志等回到了专机停机坪。
望着二百四十三位走过红地毯、踏进华航包机的返乡台商，章孝严想起了1987年台湾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的情形，那一年总共只有百把位老兵跨越海峡回乡，可是有谁能够料到当年的那么一个小小的松动，会生成顺势而进的大流动，也许，那就是历史。
（本文采写过程中得到中国海峡旅行社、上海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的协助，特此鸣谢）
（王学仁）
直录福彩专卖
福利彩票，这些年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字眼，买彩票去，这已是上海市民的一件平常事。
前不久，国内首家福利彩票专卖店——中国福利彩票上海专卖1号浮出水面，他们推出的“时时乐”半小时即开型福利彩票，立刻吸引了众多的彩民和游客前往光顾。
福彩专卖，南京路又平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El前，记者走近了专卖店，走近了彩民。
彩票专卖店成了彩民和游客又一个好去处
2001年10月28日，早上9时30分，阳光灿烂，南京路步行街刚刚开始热闹起来，可是位于步行街东首培罗蒙大厦底楼的中国福利彩票上海专卖1号店的大厅里早已人头攒动，二十台“时时乐”半小时即开型的电脑销售机前围满了购买彩票的彩民，销售人员右手的手指一直在键盘上飞舞。一个个数字随着打印机吱吱的声音跳人人们渴望的眼帘。
一种全新的“时时乐”即开型福利彩票在开张之日便吸引了众多的彩民，甚至吸引了全国各地来南京路步行街游玩的游客。还有二十五分钟就要开奖，约五百平方米的大厅里静静的，无数双眼睛齐齐地聚焦在大厅里那块硕大的电子屏幕上，每个人都在期待着自己的好运。
“啊，我中了！”终于开奖了，一个山东游客顿时高兴地跳了起来。
“哦，我也中了！”一个早早从浦东赶来的年轻彩民也激动地叫了起来，激动的程度就像中国足球队冲进世界杯一样，让他久久不能平息……
一位中年彩民虽然没中奖，可他仍兴致勃勃地买了十元钱的下一轮“时时乐”。他高兴地告诉记者，奥林匹克精神是重在参与，买福利彩票也是重在参与，为福利事业买彩票也就乐在其中……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里自开张之日起，天天人头攒动，9时30分开门之后，人们便三五成群地来到这里，许多过路的外地游客也忍不住要往这里站一站，停一停，买上一二注（每注两元）碰碰运气。除了销售半小时开奖的“时时乐”之外，这里还集中发行传统型、即开型、电脑型三大类以及所有种类的福利彩票，因此吸引了想买各种彩票的人。一位堪称职业彩民的人告诉记者，因为买彩票比买股票更具公平性和公正性，因此这里也就吸引他们前来踊跃参与。这家专卖店，品种全，环境好，目前不仅上海第一，在全国也可算首家。假如多开几家，这样就更方便彩民了，也不至于让人从很远的地方赶来。
这里的条件可谓不错，大厅的一侧放着几十把椅子，可供彩民喝茶休息，闪动的屏幕开奖后即可显示出中奖的号码，落地的玻璃窗干净明亮，开奖之余又可凭窗眺望美丽繁华的步行街，这似乎是南京路又一个娱乐休息的好去处。
在采访中，上海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的副主任余建国告诉记者，福利彩票以专卖店的形式出现，这在全国是第一家，目前虽然是试点，但市民反映不错，因为它品种全，规模大，在方便彩民的同时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至于为什么选在这里开这爿专卖店，余副主任解释道，主要是根据步行街彩民和游客的流动性，以固定的形式方便于民，为南京路步行街增添一点娱乐性和趣味性，同时也为福利事业作一些贡献。开业一月之久，这里“时时乐”每天的销售额在五万元左右，加上传统彩票的一万元，每天的销售额在六万元左右。福彩专卖店，正以她独有的风采亮相上海，走进了市民的生活。
众彩民成了这里的常客，中奖并不是他们的唯一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彩票正在成为百姓生活中一个组成部分。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对北京、上海、广州的城市居民调查显示，已有48.5％的居民购买过彩票，其中5％的居民已经成为职业彩民。零点调查公司对上海十一个主要行政区一千四百余名常住居民的入户访问表明，有超过54％的上海市民购买过彩票，其中购买过两次及两次以上者占31.4％。
9时30分专卖店开门了，人称阿三的彩民第一个早早来到这里，记者已在这里数次与他如期而遇。也许已与记者相熟，他承认，自己已是一位职业彩民，以前没有这爿专卖店，没有“时时乐”彩种，他早上买完彩票就在家里玩麻将，天天玩，天天输，在麻将上输的钱远比买彩票的钱多。现在有了专卖店，有了“时时乐”彩种，他便成了这里的常客，从早上开门，花六元泡上一杯绿茶，一直要待到这里关门打烊，他感到在这里买彩票比玩麻将有意思。开业一个月来，他非常认真，像炒股票一样，也天天做“功课”——每开一次奖，他都要做好中奖号码的记录，似乎要找出其中的规律。他每天也就买几百元，有时中奖，有时一天不中奖，一个月下来也没啥输赢，但他认为这不错，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福利事业尽了一份绵薄之力，人的心灵在此有所净化，生活也因此充实了。
前几天，他买了两元一注就中了一千元大奖。有人劝他借机下大注。可他相反劝大家，买彩票，并不是去赌博，要有一颗平常心，细水长流才是真正的职业彩民。
下一轮又开始，当着记者的面，阿三缓步走到电脑前又去买了五十元二十五注，彩民阿三已把自己的心理调试到正像他所说的那样一个程度：七分微笑支持福利事业，三分生活乐趣，一旦得奖，也没安排，假如把结果都设想好了，还能不失望？
记者在专卖店还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年轻人，他就在附近的中学任教，每天放学，他总要到这爿专卖店买上一二十元“时时乐”彩票。有好几次他中了奖，可他从未去兑现过。不为中奖，他为的就是献一份爱心，求一份心灵的净化。
记者在这里了解到，这里有许多常客，他们彼此都认识，每天都很认真地推算着号码，每次都要买上十几注。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人脑又怎能胜过电脑，可大家都感到输赢并不是唯一的，唯一的是在此很快乐，同时也在默默地献上一份爱心。
通过调查记者获知，在此专卖店买彩票的彩民有70％的人是重在参与，也算娱乐一番，还有25％的人有中奖梦，还有5％的人想借此一搏。真所谓池大了，什么样的鱼都有。
记者在此观察到，这爿彩票专卖店到晚上热闹之极，几十把茶椅早让常客坐满，许多过路的游客站满大厅，就连大厅一角那只开奖的转盘下也坐满了人，临街的橱窗外也站满了观望的行人。
又一次开奖了，大厅里屏幕上中奖的号码在闪烁。有人高兴，有人叹息，人渐散去，不一会又围满了人，等候着新一轮“时时乐”开奖。
不久的明天专卖店将逐步走进社区，为社区增添一种娱乐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虽然这爿彩票专卖店仅仅是在试点，可市民要求增点的呼声却越来越高。现在这里共有三十多种彩票出售，是全国单点品种最全的销售点。，在专卖店，记者也听到有些彩民因电脑出故障而在埋怨，一些人更在猜测，这里是否有作弊现象。记者就此问题特地采访了上海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的副主任余建国。
“作弊绝不可能！这是一部分不了解彩票技术的人的胡乱猜想，福利彩票绝对公正，彩票面前人人平等。”余建国的回答十分干脆和肯定。通过采访，记者得以证实，上海的福利彩票包括“时时乐”彩种，销售和开奖是两个独立的电脑系统。每个销售点，什么时间，卖了多少注，每注号码都一一输入电脑，经过核对刻人光盘，然后用另一套电脑系统，在公证员监督下独立开奖。开奖后交中心电脑去配对，什么号，什么站中的奖一清二楚、明明白白。事实已让记者亲眼目睹，上海福彩专卖店根本不存在作弊以及人为干扰的现象！
最近一段时间，专卖店不仅成为平民光顾的地方，许多白领阶层下班后也纷纷前往这里，这似乎是一种新的趋势，各阶层参与的人多了起来，纷纷要求增设扩点的呼声很强烈。对此，余建国告诉记者，为方便白领，上海市福利中心正在推行用信用卡购买彩票；为方便市民参与福利事业，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春节前将在有条件的社区增设类似的专卖店，进一步丰富市民生活。
据有关人士分析，从目前的势头看，中国彩票业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据统计，中国只有6％的人摸过彩票，而美国的这一比例是85％，法国是64％，日本是70％。2000年全世界共发行各种彩票一千二百亿美元，中国有十二亿人口，彩票发行量只占其中的1％。据称，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加紧策划中国彩票市场的“利好”措施，比如取消每年销售量总额的控制，提高特等奖金，可见中国彩票市场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
因此，专卖店的出现仅仅是第一步，圈内人士称好戏还在后头，人们正翘首以待。
聚沙成堆，为福利事业买彩票，这些年上海每年为社会捐了三个亿，这三个亿中的80％已连续三年用于上海老年人的“星光工程。”
“星光工程”让许多老年人的眼睛重新亮了起来，同时也使更多的人用实际行动买福利彩票后，心灵开始净化起来！
走出专卖店，街上霓虹灯闪烁，夜上海是迷人的，可专卖店更像点燃在人们心头的一盏明灯，她闪闪发亮，正在启迪着每一个行路人！
相关联链彩票之最
第一枚彩票1987年6月27日在石家庄试发行福利彩票，面值一元，共六枚：红、绿、蓝、深蓝、黑、棕六种颜色，销售二千二百零五张。
最早的成套福利彩票1988年印制发行，面值一元，共十枚，称“龙图彩票”。龙图下方印有“首期纪念”四字，并印有七位数的兑奖号码。1988年2月10日发行的龙图纪念封和“龙图彩票”现已身价百倍。
最早的特种彩票水浒人物彩票，编号为04-T01-8901至04-T31-8931，共分五组发行。
最大的福利彩票1993年在重庆市发行的足球彩票，尺寸为260×7．5厘米。最小的彩票是广东发行的，尺寸仅有4．3×7．5厘米。
最早的错票1993年发行的福利彩票：DN券——“梁山泊”错版票，目前已身价百倍。
最小面值的福利彩票1991年中募捐委发行中心发行，面值仅五角，目前已升值十几倍。
发行时间最近、增值幅度最大的彩票1995年在青岛市发行的J9541“文化名人”彩票。全套二十枚，总面值二十元。这套彩票中有八枚数量相当稀少，青岛市募捐委曾以一百元人民币奖励当场回收，以致在发行期的半个月内，有数以千计的人到处搜集这套彩票，仅有几十人如愿以偿。如今这套彩票市价高达一千一百元左右，远远超过了市价五百多元的我国首套“龙图彩票”。
（费凡平）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