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表现主义文学乃至现代西方文学作品中，卡夫卡的小说艺术始终充满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叶廷芳先生说：“卡夫卡的思维特点乃至创作特点都与一个哲学术语有关，这个哲学术语就是‘悖谬’（Paradox）。悖谬，一个事物两条逻辑线的相互矛盾与抵消。”[569]由此，破解卡夫卡小说艺术困惑的最有效方式，就是深入卡夫卡小说中的“悖谬”迷宫，而深入卡夫卡小说“悖谬”迷宫的路径可以有三条：社会批判与自我批判、勇敢追问真理的反抗与无可奈何的妥协、文学叙事逻辑与社会历史逻辑的对立统一。
1.社会批判与自我批判
所谓社会批判，主要是指卡夫卡小说通过一系列孤独、苦闷、恐惧的小人物形象，显示了挤压人、虐待人、折磨人的社会异己力量的强大和无情。这种社会异己力量往往显示为人类社会机器如何制造了普遍的荒诞生活处境和广泛的荒诞精神感受。比如短篇小说《一次日常的混乱》中的A与B始终在日常混乱中不能相会。《叩击庄园的大门》中的普通人无缘无故地遭受恐吓与监禁。《最初的痛苦》中的空中飞人表演者夜以继日地追求高秋千上的完美表演，适应高秋千上的生活习惯而失去了生命的本真。长篇小说《美国》（也译为《失踪者》）中的卡尔·罗斯曼，因为朴实、善良的本性而受尽社会的愚弄和欺凌。尤其是长篇小说《诉讼》中的约瑟夫·K更是无端地遭受残酷的迫害和杀戮。小说描写主人公约瑟夫·K在无端被宣布逮捕、经历百般折腾后，被律师的女看护劝告：“别再这么倔强，你斗不过法院，你得认罪。下次审讯时就认罪吧，只有这样你才能逃脱他们的魔掌，只有这种办法才能救你自己。”[570]被律师告知：“有不少玩忽职守和贪赃枉法的官员。”[571]“千万别去惹法官们！不管多么违背自己的意愿，你也得委曲求全。你应该懂得，这个庞大的司法机构始终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如果有人稍微变动一下这个机构的组织，就会摔跟头从而彻底毁灭，而这个机构则可以靠自身其他部分的补偿作用而恢复平衡，因为它的各部分是相互关联的。它一点也不会改变，相反，会变得更加牢固，更加警惕，更加严酷，更加凶恶。”[572]被画师告知：“还从来没见过有哪一件案子是真正宣判无罪的。”[573]而谷物商更告诉主人公，他为自己的案子已经请了六个律师，折腾了五年多，几乎“把所有的钱都花在打官司上了。”[574]现在已经耗尽了资金、耗尽了精力，几乎倾家荡产了。于是，主人公终于发现：“起诉不是轻率做出的，一旦对某人提出起诉，法院就认定被告有罪，并且很难改变这种看法。”[575]果然，约瑟夫·K终归没有逃脱无妄之灾对自我的重击，最后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像狗一样”死去的命运。长篇小说《城堡》则充分揭示了普通老百姓因为残忍的社会异化力量而普遍地麻木驯顺、浑浑噩噩。小说主人公K来到城堡下属的村子里，发现大桥酒店那些喝酒的农民看上去“一张张简直就是受苦受难的脸——他们的颅骨似乎被人打扁了，面部线条则是挨打后的痛苦表情勾勒出来的——和厚大的翻嘴唇。”[576]当他们偶尔撞见新鲜的人或事时，往往“张开大嘴站在一旁观看，但同时又没有观看，因为他们的目光游移不定，茫然若失地盯住某种无关紧要的东西瞅一阵。”[577]他们知道K的“土地测量员”身份后，一个个赶快“都把脸背过去使劲往外挤，可能是怕明天被他认出来吧。”甚至酒店老板也“带着乞求的目光不断围着他转。”[578]城堡派来的两个助手则“唯名是从、唯唯诺诺到可笑的地步。”[579]K在村子里走了大半天，进入了第一道打开大门的农户，看见角落里坐在靠椅上的女人面带倦容，“泥塑木雕似地靠在椅背上，甚至连胸前的孩子她也不低头看上一眼，而只是视而不见地仰望空中，”犹如“凝滞不动的、美丽、忧郁的雕像。”[580]K第一次会面的盖尔斯泰克用雪橇把艰难跋涉在雪地中的K送回酒店时，K发现紧跟在瘦弱小马后面的盖尔斯泰克，“躬腰、虚弱，一瘸一拐地走着，那张瘦脸冻得通红，又看得出在患鼻伤风。一条毛围巾把头和脖子紧紧裹住，使这张脸显得特别小。这个人显然有病，仅仅为了能把K赶快送走而勉为其难地出门。”[581]K第一次到巴纳巴斯家，看见“那位患风湿病的老态龙钟的父亲，他更多地靠那双瑟瑟摸索的手而主要不是靠那两条僵硬的、慢吞吞移步的腿走路，再看那位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的母亲，她全身虚胖，也是步履维艰，移动半步也难上加难。”[582]K来到所谓贵宾楼酒店，看见这儿的农民也“都是扁平脸庞，额头、颧骨、下巴突出，却又有多肉的面颊。他们一概少言寡语，几乎纹丝不动地坐着，只用目光尾随新来者，然而眼神又是迟滞、冷漠的。”弗丽达则“是个头发金黄、脸膛瘦削、有着一双忧伤眼睛、不引人注目的小个子姑娘。”[583]
我们还可以把《美国》、《诉讼》、《城堡》中的主人公的人生遭遇作为一个整体，理解为现代社会中一个普通人的命运象征。《美国》中的卡尔·罗斯曼，在经受了愚弄欺凌、漂泊流离的痛苦生活后，最终在“每一个人都受欢迎”[584]的巨幅广告吸引下，乘上了通往遥远希望世界的列车。我们可以设想，主人公经过若干年的勤奋工作，熬成了《诉讼》里的银行高级职员。这位三十而立的成功人士却无端地纠缠上了莫名的官司，从此失去了正常的生活。我们还可以设想，主人公没有等待最后判决的来临，而是幸运地逃离了荒诞的法律社会。经过若干年的颠沛流浪，主人公成了《城堡》里的外来者，却始终无法提供说明自己合法身份的居留许可证。所以，马克斯·勃罗德在《失踪者》的第一版后记里说：“这部小说（《失踪者》）与他（按年月顺序）依次排列的《诉讼》和《城堡》有着内在的联系。这是卡夫卡留下的孤独三部曲。主题就是人的陌生感、孤独感。……所有三部小说所探讨的都是个人进入人类社会的问题，而且，由于这涉及到最崇高的公正，所以同时也是个人进入天国的问题。恰恰是谨慎善良和公正诚实的人所遭遇到的那种巨大的障碍被揭示出来了。在《诉讼》和《城堡》中，这些障碍占了上风——这使这两本书成了悲剧性的文献。在《失踪者》——小说中则相反，由于主人公的天真无邪和感人肺腑的质朴、纯洁，灾祸恰恰还刚刚受到控制。”[585]
马克斯·勃罗德还在《城堡》的第一版后记里说：“《诉讼》里主人公受到一个看不见的神秘莫测的当局的迫害，受到法庭的传讯，《城堡》里的主人公则同样受到这样一个当局的摈弃。约瑟夫·K躲藏、逃跑——K强求、进攻，尽管方向相反，但基本情感是完全相同的。”[586]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设想，主人公终于得到了城堡的居留权，但谁又能保证不会有新的官司、新的强暴、新的蹂躏再度降临其身呢？所以，奥地利文艺批评家恩斯特·费歇尔说到卡夫卡小说的主人公时说：“他们都想适应社会，对社会的日常生活，对家庭、婚姻、职业都采取肯定的态度，然而这已行不通了。裂痕是无法弥合的：职业生活的成功，私人生活的幸福，社会上的飞黄腾达，富有人情味的个性，这一切都无法统一起来了。”[587]卡夫卡在其《随笔》中更绝望地说：“猎狗们仍在院子里嬉耍，可是那个猎物却无法逃脱它们，尽管它现在正飞速穿越了重重树林。”[588]所以，当来自城堡的埃尔朗格命令K让弗丽达回到酒吧后，K“感到这条命令向他宣布了自己全部努力的破产。各种各样的命令，对他不利的也好，对他有利的也好，都在他头顶上嗖嗖地飞来飞去，就是那些对他有利的到头来也许还是包藏着一个不利的核心，不管怎么说，横竖一切命令都忽视他这个人的存在，而他自己地位又太低太低，不能奈何它们，更无法制止它们，不能让人听到自己的声音。”[589]现代人类社会机器异化的荒诞性，可以高度概括为卡夫卡的一个生动比喻性描述：“来了两个士兵，抓住了我。我挣扎着，可他们抓得很紧。他们把我押到他们的主人那儿，那是个军官。他的制服是多么的花！我说：‘你们想要干什么？我是个老百姓。’那军官微笑着说：‘你是个老百姓，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抓你。军队拥有对一切的权力。’”[590]现代人类社会机器异化的残酷性，则可以高度抽象化为短篇小说《在流放营》里，那台判决程序横蛮、残忍、血腥达到了完美境界的“独特的装置”。任何被假定为有罪的人，在这台独特的装置下要忍受6个小时的痛苦折磨，在凭其伤口来辨认无庸置疑的“深刻”判决的同时，丧失其生命。
卡夫卡小说中的社会批判，因为具有一种深沉的愧疚感和自觉的负罪意识，而常常密切地与自我批判交织于一体，从而使卡夫卡小说呈现出一种双重批判特征。比如《诉讼》中的主人公形象就包含着尖锐的双重性问题。这个问题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来看待：第一，主人公约瑟夫·K在现实社会中所处位置的双重性：他既是一个普通的小人物，一个无辜被社会机器无情轧压的受害者；他又同时是一个银行的高级职员，一个维系社会机器正常运转的齿轮和螺丝钉。卡夫卡就曾经这样说：“今天，一个诚实的、按照公务条例得到丰厚薪水的公务员就是一个刽子手。”[591]因此，他既有权利抗拒法庭的逮捕而申诉自己的无辜，又有责任接受法庭的判决而以此自我赎罪。第二，主人公作为西方历史文化中的一位成员所天然秉承的双重性：他既是一个西方理性主义文化轨道上滚滚行进的历史列车的搭乘者，享用着历史进步所分配给自己的佳肴美味，又是一个历史无情车轮下粉身碎骨的殉道者，分担着伦理受害所遗赠给自己的苦涩牺牲。正如卡夫卡在《致密伦娜情书》中说：“在人与人的共同生活中事情只能如此，罪过层层堆积着，无穷无尽地排列着遥至远古的原罪。”[592]“原罪”问题实际上触及到了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核心部分。西方理性主义文化曾经勇敢地认可了人类历史发展中历史与人伦、理性与感性的二律背反法则，并义无反顾地认可了这个法则所派定的前项对后项的优先地位和权力。古希腊神话里的子辈神不断起而杀死父辈神的故事，俄瑞斯忒斯杀母复父仇、俄底浦斯杀父娶母的故事，以及基督教《圣经》中的失去乐园、挪亚方舟、耶稣受难的故事等等，皆是其思想内涵的象征性表述。伴随西方历史突飞猛进而日益深重的罪孽感，也就成了西方人心灵中永远抹不去的阴影。这就是所谓“原罪”的文化底蕴。卡夫卡曾经讲到自己小时候，每当打架后，又脏又破，哭着回家时，厨娘好几次嘟嘟囔囔地说：“你是拉瓦荷尔！”卡夫卡于是想到：“这样，她就把我归入了我自己也不清楚的某一类人中了。她使我成了某个神奇秘密的组成部分，这秘密让我感到害怕。我是拉瓦荷尔！这个字眼像符咒那样震慑住了我，使我紧张得无法忍受。”卡夫卡为了摆脱这种难以承受的压力，一天晚上趁父母在起居室打牌的机会，问他们什么是拉瓦荷尔。父亲说：“拉瓦荷尔是罪犯，杀人凶手。”幼年的卡夫卡绝望地感到：“厨娘认出了我是个罪犯，这种意识使我舌头发硬，说不出话来。”第二天，可怜的卡夫卡开始发烧，医生诊断是喉炎。此后，“我们再也没有提过拉瓦荷尔这个名字，但它却像一根刺那样留在我身上，或者像一根断了的钉子尖在我身上移动。喉炎好了，但我依然是遭了内伤的病人，是个拉瓦荷尔。从外表上看，什么也没有变。家里人还像从前那样对待我，但是我知道，我是个被开除的人，是罪犯，简言之，是个拉瓦荷尔。这改变了我的整个态度。我不再参加男孩子的打架斗殴，我每次都乖乖地跟着女教师回家。我不能让别人发现，我是个拉瓦荷尔。”“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比这种毫无根据的负罪感更牢固地粘附在我的灵魂里，正因为它没有真实的理由，所以不管悔恨也好，还是弥补也好，都无法消除这种负罪感，因此，即便我后来似乎早就忘了厨娘那件事，也听说了这个词的真正意思，我依然还是拉瓦荷尔。”[593]这种来自童年的“拉瓦荷尔”罪孽认同，无疑与西方人的历史“原罪”意识融会而升华成为卡夫卡观察社会人生问题、创造艺术形象的心理动力和情感资源。卡夫卡在《致费利克斯·韦尔奇》的信里说：“我之所以怀着负罪意识，仅仅因为它对于我的本性来说是懊悔的最美形式。”[594]所以，《诉讼》中的主人公约瑟夫·k从宣布逮捕起，心灵里的负罪感就逐步觉醒，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沉重。正如卡夫卡在关于《诉讼》的一段论述中所说：“我们发现自身处于罪孽深重的状态中，这与实际罪行无关。《诉讼》那部小说的线索，是我们对时间的观念使我们想象有‘最后的审判’这一天，其实审判是遥遥无期的，只是永恒法庭中的一个总诉讼。”[595]因此，约瑟夫·k既有权利对自己莫须有的罪名提出疑问，同时又有责任对自己与生俱来的“原罪”低首忏悔。所以，小说《诉讼》描写主人公约瑟夫·K阴差阳错地来到了大教堂。教堂里只有约瑟夫·K和一位老妇人。一位神父准备布道，约瑟夫·K赶忙往大门外走，却突然听到神父并非针对众教徒而是明白无误针对自己的喊叫：“约瑟夫·K！”神父的声音如此洪亮而训练有素，在死寂的教堂里久久回荡。[596]
卡夫卡小说所呈现出的双重批判特征，在短篇小说《判决》中表现为另一种隐喻形式。从某个角度说，小说中的父亲似乎可以看作与《诉讼》中的国家机器一样性质的家庭暴君。所以，父亲对儿子的判决同《诉讼》中的法律之网对约瑟夫·K的捕获具有合谋性质。卡夫卡曾经在《致父亲》的信中谈到自己童年时的一个夜晚，可能一部分为了惹恼父亲，一部分为了寻乐而不停地要水喝，父亲在一些强烈的威胁未生效后，把他抱到了阳台上，然后关紧门，让他独自穿着衬衫站了一阵子。卡夫卡说：“许多年后我还经常惊恐地想象这么个场面：那个巨大的人，我的父亲，审判我的最后法庭，会几乎毫无理由地向我走来，在夜里把我从床上抱到阳台上去，而我在他眼里就是这样无足轻重。”[597]但小说中作为儿子的主人公真的那么无辜吗？小说告诉我们，主人公似乎没有能够尽到作为儿子的责任与义务。比如他几个月没到过他父亲的房间。父亲的房间阴暗无光。父亲穿着不那么洁净的衬衣。主人公暗自打算结婚后，要把父亲接到未来的新居。但是，“如果仔细考虑一下，搬进新居后再去照顾父亲，看来可能为时已经太晚了。”[598]而后，当父亲站在床上怒气冲冲地大声呵斥时，主人公在脑海中一闪而过地想到：“现在他的身子将往前弯曲了，要是他倒下来摔坏了怎么办！”[599]当然，主人公并不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坏人。他只是一个忙忙碌碌、勤于盘算、工于心计的小商人。他扮演着社会、历史分配的角色，遵循着社会机器运转法则所规定的生活方式。他可能没有尽到一个儿子应当履行的伦理责任和精神义务。更有甚者，他或许还天然秉承着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所一贯张扬的“杀死父亲”的历史进取精神，担当着为未来而否决现在、毁弃过去的历史任务。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还谈到自己童年对父亲的教育产生抗拒、反感甚至仇恨心理时，母亲则以温柔体贴、谆谆劝诫保护着自己，并常常私下给自己一些东西、允许做一些事。卡夫卡说：“当然我渐渐习惯于在这些偷偷摸摸行进途中，也顺便寻找些即使在我看来也是我无权得到的东西，而这么做又扩大了我的负罪意识。”[600]所以，父亲的歇斯底里发作，只是唤醒了他心中的负罪感，复苏了他灵魂深处所积淀的、属人类亘古历史所赋予自己的忏悔意识。因此，他忍受不了心灵冲突的痛苦折磨，只得选择以死亡来替自己、替父辈、替整个人类社会历史而赎罪的道路。所以，主人公在跳向河水时低声喊道：“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601]
如前所述，我们还可以把《美国》、《诉讼》、《城堡》中的主人公的人生遭遇作为一个整体，理解为现代社会中一个普通人的命运象征。这时候，我们还会发现一个贯串三部作品的有趣现象，生发出一个新的人物形象的双重性问题。《美国》中17岁的主人公，从所谓的舅舅家应邀前往波伦德尔家，遭遇到了波伦德尔女儿克拉拉的近乎蛮野疯狂的纠缠；在流浪途经西方饭店时，又得到了女厨师长近乎母爱般的关怀帮助；在西方饭店当电梯工后，又受到小女打字员近乎姐妹似的温情信赖。甚至《诉讼》中事业有成的主人公尽管惹上了官司，却不意被法庭听差的妻子爱上了。她告诉主人公说：“您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您。”[602]后来，主人公又被律师的女看护列妮爱上了。《城堡》中漂泊流离的主人公尽管身份不明，却被城堡官员克拉姆的情人弗丽达爱上了。后来又被代替弗丽达在酒吧的佩碧喜欢上了。值得注意的是，从《美国》、《诉讼》到《城堡》，所有这些喜欢或爱恋男主人公的女性，应该说都不乏真心实意。这大概是始终生活在社会边缘状态的女性们，同一时不幸被抛掷到社会边缘状态的男性产生了同病相怜情感的缘故。卡夫卡说过：“社会生活在圈子里进行着，唯有尝过痛苦滋味的人才互相理解。他们根据他们痛苦的性质组成一个圈子，并互相支持。他们沿着他们圈子的内部边缘轻声走动，互相谦让，或在拥挤中互相轻柔地推移。”[603]所以，《诉讼》中的律师告诉主人公说：“列妮觉得大多数被告都很可爱。她喜欢他们，爱上了他们每一个人，显然也被他们所爱。”[604]但是，从《美国》、《诉讼》到《城堡》中的男性主人公，却未必真诚地回馈来自女性的喜欢或爱恋。《美国》的主人公涉世不深，因而还不乏真情的自然流露。《诉讼》与《城堡》的主人公经过了世事的历练，不能说没有用情感装饰遮蔽着更加实际的个人谋划。凑巧的是，《诉讼》中的法庭听差的妻子与预审法官有暧昧关系，所以，约瑟夫·K感觉到：“那女人确实对他产生了诱惑力，他思来想去，觉得没有任何理由不屈服于这种诱惑。”[605]爱上约瑟夫·K的列妮本来就是律师的女看护，或许也有利用的机会。《城堡》中的弗丽达本来是克拉姆的情人，佩碧当过客房的女招待，可能同城堡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主人公K一方面可能真的为弗丽达的爱情所感动而惦念、眷恋她，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将弗丽达作为自己通往克拉姆的一条桥梁，所以，他曾经向老板娘表示要立刻同弗丽达结婚，但在举行婚礼前必须同克拉姆谈一谈。后来，当他看见在酒吧代替弗丽达的佩碧时，心中也不禁想到：“不管她多么幼稚、多么糊涂，却很可能同城堡有一定的关系；要是她没有说谎，她不是当过客房女招待吗？她真是不知道自己拥有一笔财富却在这里糊里糊涂混日子呢，但是拥抱一下这个胖胖的、稍微有点虎背的娇小身子，虽说还不能一举把她这笔财富完全夺到手，然而却可以有点滴收获，鼓舞自己去走面前这条艰难的路吧。那么，同她在一起跟同弗丽达在一起也许没有两样？”[606]因此，弗丽达曾经几分认真地引述老板娘的劝诫而一针见血地告诉K说：“你觉得占有了我就是把克拉姆的一个情人夺到手，也就等于有了一个人质，只有出最高的价码才能赎回。……我在你心中的价值就是做过克拉姆的情人。”[607]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卡夫卡在倾诉现代社会普通人无端遭受愚弄、欺凌、强暴、蹂躏而永远漂泊流离的不幸命运的同时，又在控告现代社会普通人潜意识里深深藏匿的，当然也是传统理性主义所孕育的欺瞒、愚弄女性的霸权陋习。卡夫卡就这样一方面为主人公所遭受的迫害而对社会给予了猛烈批判，另一方面又为主人公自身背负的罪孽，给予了同样不算温和的自我批判。
2.勇敢追问真理的反抗与无可奈何的妥协
所谓勇敢追问真理的反抗，主要是指卡夫卡小说中的主人公不轻易接受外在的捉弄和迫害，表达了坚定不移的怀疑精神和自由理想。卡夫卡在《致菲莉斯情书》中说：“哥白尼学说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敢于对亲眼看到的事物提出疑问，同样在判断一种行为是否合乎道德时，人们仍应该敢于提出疑问。”[608]所以，《诉讼》中的主人公约瑟夫·K，在被宣布逮捕后，先是毫不在乎，因为“他向来不把事情看得过于严重，只有最坏的事发生后才相信世界上竟会有这种事，因此从不为自己的未来担忧，甚至危险即将降临时也如此。”[609]约瑟夫·K甚至想：“倘若这是一场喜剧，那么他也应当参加演出。”[610]因此，他敢于理直气壮地告诉监督官：“我猜想，虽然我被控告，但你们却找不到任何指控我的罪证。”[611]坚信自己的无罪的主人公甚至在预审法庭上大义凛然地宣讲：“我所要求的仅仅是公开讨论一下人们普遍蒙受的一种极不正常的状况。”[612]“毫无疑问，在这个法庭采取的一切行动——在我的案子里对我的逮捕以及今天的审讯——后面，有一个庞大的机构在操纵。这个机构不但雇佣了索贿的看守，愚蠢的监督官和至少是不中用的预审法官，而且豢养了一批高等的，甚至最高级别的法官，这些人手下还有一大帮不可缺少的听差、办事员、宪兵和其他助手，也许还有刽子手，我并不忌讳这个词。先生们，这个庞大机构存在的意义在哪儿呢？在于逮捕无辜的人，对他们进行荒谬的审讯，这种审讯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结果，就像我的案子一样。既然一切都是荒唐的，官员们贪赃枉法又怎么能避免呢？”[613]
离开法庭前，约瑟夫·K甚至放肆地大笑着喊：“我把所有的审讯都送给你们吧！”[614]但是，渐渐地“那件案子萦绕在他心头，他再也无法摆脱。他经常想，他是否应当写一份辩护词呈交法院。他要在辩护词中简述自己的生平，每涉及一件大事就详细解释一下他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做，现在他对那时的做法是赞同还是反对，理由是什么。”[615]约瑟夫·K开始努力不懈地通过一切能够做出的努力，去寻找相应的法律机构，为自己无须说明的清白无辜找出一个合理说明。这个过程既是他努力抗争的过程，也是他坚定不移地追问真理的过程。甚至在他最后被两个人秘密押解往刑场的时刻，约瑟夫·k还曾想到：“我需要用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把它用光吧，他们将发现我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616]约瑟夫·k从宣布逮捕起就坚信自己无罪，表明他面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驯顺，从而胆敢将人们熟视无睹的正常事情理解为不正常。正如谢莹莹先生所说，约瑟夫·k在千人一面的社会里，“实际上是边缘人，也即尚未被纳入社会整体、被标准化、被同质化的人”。[617]《城堡》中的主人公K偶尔来到一个小村镇，深夜被摇醒过来，要求出示居留许可证。K以对权威的无比轻蔑，声称自己是土地测量员，因而享有居住此地的自由权利。后来，K又怀着坚定的信心，毫不动摇、时时处处寻求与城堡长官直接会晤的机会。他在同村长会面时，甚至斩钉截铁地声明：“我不需要城堡的恩赐，我只想讨个公道。”[618]
表现出了一种穷根究底追问真理的大无畏精神。他曾经坚决拒绝克拉姆的村秘书的审问，并非常具有尊严感地告诉大桥酒店老板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服服帖帖受人审问，为什么要让别人拿我开玩笑，为什么要让人在我身上使官老爷性子。也许哪天我也来了兴致，开开玩笑，使使性子，那时可以奉陪，可是今天不行。”[619]所以，小说这样写道：“他现在是在千方百计要求一见克拉姆的，却不觉得一个能在克拉姆眼皮底下过日子的人有什么了不起，更谈不上欣赏和羡慕，因为，说实在的，接近克拉姆本人并不是他认为值得追求的目标，而是：他K要亲自（不是别人）带着自己的（不是其他任何人的）要求去会见克拉姆，会见克拉姆并不是为了在那里歇着而是经过他身边继续前进，到城堡里去。”[620]也因为此，K使克拉姆的情人弗丽达心甘情愿奉献自己如痴如醉的爱恋，使奥尔嘉推心置腹诉说家庭的不幸遭遇，甚至使小汉斯充满敬意地表示自己长大后要做一个像K一样的人，大概是“在汉斯心中逐渐生出一个信念，就是K目前虽然还地位低下，令人退避三舍，但将来——当然这个将来遥远得很，还在虚无缥缈中——，将来他终归会出人头地的。正是这种虚无缥缈的远景，以及那种可以引为骄傲的、朝着这个方向的步步发展，对汉斯有很大的吸引力。”[621]的确，K作为一个漂泊而至的外乡人，他的身上有一股现代人普遍缺乏的追问真理的傲慢态度，现代人普遍生疏的慌不择路的超验想望。所以，马克斯·勃罗德在《城堡》的第一版后记里说：“K设法在城堡脚下的村里扎下根，以寻求与神的恩惠的联系，——他为在一定的生活圈子谋得一个职位而奋斗，他想通过选定职业和结婚来巩固自己内心的信念，想作为‘陌生人’，即从孤立的地位出发，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去争取那普通人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唾手可得的东西。”[622]
但是，卡夫卡小说中主人公追问真理的反抗，又往往与无可奈何的妥协交融在一起，从而赋予了作品更复杂、更含蓄的暗示性。尽管这种不自觉的妥协投降里，包含着深长久远的自我谴责与愧疚，但毕竟是放弃了对现成社会毫不退让的自由理想。如同米兰·昆德拉所说：“受罚者不知道惩罚的原因，惩罚的荒谬性难以忍受，致使被告者为了获得安宁，总想给自己的痛苦找到一个说明：惩罚寻找错误。”[623]《诉讼》中的主人公约瑟夫·K阴差阳错地来到了大教堂，一位神父给他讲述了一个“法门之前”的寓言：一个乡下人来到“法”的门前要求见法，法的大门敞开着，但守门人说“现在你不能进去，以后可以进去。”于是，乡下人就坐在门外等待。一年、二年、多少年过去了，准许乡下人进去的许可却一直未到来。乡下人却已经老了。临死前，乡下人偶然想到向守门人提一个问题：“但这么多年，除了我之外，却没有一个人求见法，这是为什么呢？”守门人回答说：“因为这道门是专为你而开的，现在我要去把它关上了。”[624]法门是什么？法门大开为什么又不让人进去？为什么不让人进去的法门，却又偏偏专门为想进去的人所开？从某种意义上说，法门就是通往真理和意义的象征，也是回答约瑟夫·K不幸遭遇之谜的谜底的象征。世上现成的真理虽然已不存在，荒诞不经的背后的现成逻辑虽然已经破碎。但是，作为一个人，只要你坚决去追问，勇敢去闯荡，那么，就一定会有一道为你而敞开的门。你的追问和闯荡也就会为你创造出意义。但问题是，在通往追问和闯荡的门前都有一个守门人，他们命定会阻挠你的追问和闯入。因为，他们作为守门人，其实也只是在履行历史所派定给他们的社会角色任务。所以，神父告诉约瑟夫·K说：“有人认为，真正受骗的是守门人。”“他用来吓唬乡下人的东西恰恰是他自己害怕的东西。”[625]
约瑟夫·K听完神父的寓言和说明后，也终于明白：“谎言构成了世界的秩序。”[626]既然如此，那位乡下人也就可以无视守门人的存在，大胆怀疑他的职责与使命。约瑟夫·K也可以无视“法庭”的存在，勇敢反抗它的判决与权威。卡夫卡就曾经在其《随笔》中描写一个乡村牧师不能进入两个人守卫着的门时，“忽然他想起了一个念头，又折转身来。这两位先生是否知道他要到谁那儿去呢？他是到他姐姐雷贝卡·措法尔那儿去，那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士，跟她的女仆一起住在三楼。守门的这两位果然不知道这回事。现在他们不再反对牧师进去了，当他从他们之间穿过时，他们甚至还向他鞠了个躬。到了过道里，牧师忍不住笑了起来，他没想到能这么容易地骗过这两个人。他回头瞥了一眼，他惊讶地看到，这两个守卫正手挽手地离去，难道他们仅仅是为了他的缘故才站在这里的吗？”[627]但是，乡下人、约瑟夫·K，以及许多生活在现代社会制度里的人，他们共同的可悲性常常就在于没有那位乡村牧师的自我决断勇气，他们往往不自觉地默认守门人、法庭、社会制度的存在，默认守门人、法庭、社会制度的权威性，也默认守门人、法庭、社会制度对自我制约的合理性。所以，他们只有坐以待毙。
《城堡》中的普通百姓们，或者懵懂无知地尾随纠缠，或者讳莫如深地直眉瞪眼，或者战战兢兢地守口如瓶；他们一方面提心吊胆地过着颤颤巍巍、委琐灰暗的日子，另一方面又为自己有资格作为城堡的顺民而庆幸。大桥酒店老板娘不是为自己曾经接受过克拉姆那走马灯式的三次召见而引以为自豪吗？她不是尤其为自己收藏有克拉姆第一次召见她的信差的照片，以及克拉姆的手绢、睡帽作为纪念品而得意洋洋吗？她甚至告诉K说：“克拉姆一发话，世界上哪个男人能挡住我跑到他那儿去？”[628]更可怕的是，他们不自觉地甘心接受官方愚弄和欺瞒的同时，还对一切逾规越矩的非驯顺行为深感恐惧。这种恐惧甚至成为一种心理疾患，它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隔膜，加剧了人自身的内心惶惑、困窘，更加强了邪恶势力的张狂、蛮横。比如城堡的一位官员索尔替尼，喜爱上了奥尔嘉的妹妹阿玛莉娅。他派人带给阿玛莉娅一张字条，要阿玛莉娅立即在半小时里到他那里去。因为字条上全是不堪入耳的话，从而使阿玛莉娅毅然拒绝，并愤怒地将字条撕成碎片扔向送信人的脸。阿玛莉娅的举动居然把全村人吓坏了，熟人、朋友看见他们，只急急忙忙几句话便告辞，顾客们纷纷到她父亲的库房里把送来修补的靴子、准备制作的皮料等讨要了回去。父亲的合伙人也要求分手单独干。村消防协会也取消了父亲的会员资格。整个村子里的人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他们一家子。奥尔嘉告诉K说：“人人都满意能这样干净利索地同我们家断绝关系，即使在了结这些事情时受点损失也不在乎。”[629]阿玛莉娅全家不得不从所居住的房子里搬迁到了一个上头分配的小棚子里。其实，阿玛莉娅一家并没有遭受到来自城堡的任何官方的直接迫害，只是村里人由于恐惧、害怕而疏远了他们。正如卡夫卡在《随笔》中谈到一个皇家军队上校靠什么维持统治时所说：“他的处境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顺从，可他既不通过残暴手段来迫使我们，也不通过献殷勤来拉拢我们顺从。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容忍他这令人憎恶的统治存在下去呢？毫无疑问：仅仅由于他的目光。”[630]反过来看，阿玛莉娅一家也不自觉地任自己在这种疏远中越滑越远、越陷越深。奥尔嘉还告诉K说：“现在再说村里的人吧，我刚才说过，要是这档子事最终能得到皆大欢喜的解决，那就最符合他们的心意了。”[631]“只要我们又走到众人面前，只要我们让过去的事过去算了，只要我们用行动证明我们已经把那件事完全甩开（不管是用什么办法），这样大家就会确信，那件事无论在发生的当时掀起过多大的波浪，以后再也不会旧事重提——，只要情况是这样，那也就皆大欢喜了。”[632]
但是，“事情渐渐发展到了这步田地，就是我们几个人自然而然地不断反复讲那封信，横着讲，竖着讲，讲大家都确有把握的全部细节，也讲谁也说不准的各种可能，我们自然而然地每天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想一些能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的办法，一个高招赛过一个高招，一个主意压倒一个主意，这些都成了家常便饭，一天不这样也过不去，可是很不妙，因为这样一来，我们本想从那个泥潭里爬出来，实际上反而在烂泥中愈陷愈深。”[633]同时，“人们发觉我们老是在撕信事件上想不开，庸人自扰，不能自拔，就对我们全都没好气。……如果我们自己摆脱了这件事的阴影，人家就会非常敬佩我们，但因为我们没有做到这点，人家就往前进了一步，把原先只是暂时对我们采取的态度变成永久性的了：终于把我们排除在每一个社交圈子外面。”[634]更有甚者的是，奥尔嘉继续告诉K说：“在那段时间里，后来我们又干了什么呢？我们做了一件糟得不能再糟的事，我们让人瞧不起，原本还有点冤枉，可是一做出这种事，恐怕人家瞧不起我们就理所应当了：我们甩开了阿玛莉娅，挣脱了她那无声命令的束缚，我们感到没法再那样生活下去，那种没有丝毫希望的日子，我们确实过不下去了，于是我们各显其能，各人按自己想出的办法去行动，去向城堡提出请求或者苦苦哀求，求上头宽恕我们。”[635]父亲“总觉着别人是在瞒着他，不告诉他有什么过失，而原因又是他打点得不够。”[636]于是，一家人变卖了家中的生活必需品，好让父亲有足够的钱财去行贿。后来，父亲还在无可奈何中“想好了一个计划，就是到城堡附近大路上官员们乘车总要经过的地方去站着，一有机会赶紧抓住，向当官的提出希望得到原谅的请求。”[637]父亲每天坐在一个菜园的石头基座上。秋天的雨、冬日的雪使父亲和后来陪伴的母亲，都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奥尔嘉继续告诉K说：“我们有多少次看到两位老人背靠背地瘫在那块巴掌大的石头基座上，缩成一团，披着一块不能将两人完全裹严实的薄薄的毯子，包围着他们的只有一片灰蒙蒙的雪花和雾气，方圆几里内几天不见一个人影和一辆马车，哎呀，真是太惨了，K，真是太惨了！就这样一天又一天过去，直到一天早上父亲怎么也没法把那双僵硬的腿从被子里伸出来……”[638]为了解脱父亲的心灵重负，奥尔嘉想到：“只要一谈起我们家的过错，一概都是只提侮辱索尔替尼的信差那件事，谁也不敢再接着追问下去。所以我就琢磨，既然大家都只知道侮辱信差一事，即使只是装装样子，那么，如果可以做到去给信差道个歉，说几句好话，哪怕也是做做样子，不也就行了吗，不也就可以弥补我们的过失了吗？”[639]
于是，两年多来，奥尔嘉为了找到当初替索尔替尼官员送信的侍从，“最少每星期两次整夜同那些仆人一起待在马厩里。”[640]哥哥巴纳巴斯也不得不撂下成堆通过转接而得到的鞋匠活，跑到城堡去充当似有似无、似真似假的所谓信差。当然，《城堡》中阿玛莉娅的行为所引起的官方迫害，就像《诉讼》中约瑟夫·K所遭遇到的逮捕一样，本就是现代社会时时刻刻皆充溢着难以捉摸阴谋的情感感受。正如奥尔嘉所说：“这里的人也好，城堡的人也好，全都一样，但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里的人避开我们当然是看得见觉得出的，而城堡方面我们就影子也见不着。”“这种一点动静也没有的滋味是最难受的了。”[641]所以，阿玛莉亚的父亲四处求情也就像约瑟夫·K的四处申诉一样，面临着一个问题：“想请人家宽恕、原谅什么？”[642]所以，主人公K充分知晓了城堡村里老百姓的景况后，对奥尔嘉说：“你们这里的人是天生对官府抱着诚惶诚恐的敬畏态度，出生后又有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从四面八方不断向你们灌输一辈子这种敬畏心理，你们自己也竭尽全力配合人家向自己灌输。”[643]其实，《城堡》中的主人公K希望会见城堡官员克拉姆，也就像“法门之前”寓言里的乡下人企图进入法门、《诉讼》中的主人公约瑟夫·K企图逃避法庭一样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妄想。K在酒店曾经假装助手身份与城堡通电话问：“什么时候我的主人可以到城堡来？”城堡回答：“什么时候都不行。”[644]然而，主人公K仍然费尽心机地努力争取允准进入城堡。他卑躬屈膝地到学校当勤杂工，忍受了男女教师的呵斥、辱骂、嘲讽。他甚至为面见城堡官员克拉姆，在严寒的夜晚守侯在雪撬旁，冻得浑身哆嗦。车夫告诉他：“可能还要等很久很久呢，”“到您离开这里那会儿。”[645]
果然，一位年轻先生要求K说：“您跟我走。”K回答：“可是一走开我不就错过了我等的那个人了吗？”年轻先生告诉他：“您反正是要错过他的，等和走都一样。”[646]年轻先生命令车夫卸了马，将马和雪橇推回了马厩、车房。但正当K回到酒店的那一瞬间，克拉姆却突然乘着雪橇走了。如果说，寻求城堡表现出了追问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反过来，承认城堡对自己居留权的确认，不仍然如“法门之前”寓言中的乡下人一样是不自觉默认了守门人的权威吗？主人公为什么不能彻底蔑视包括城堡在内的一切官方权威和外在证明，只忠实属于人自我的自由本性呢？其实，K在刚来到村子里的那个晚上，当被施瓦尔策摇醒过来，要求出示居留许可证时，K就严肃地声称：“我是伯爵招聘来的土地测量员。”[647]城堡也不得不在电话里认可了K的身份，并且在第二天派来了两个助手。K甚至同克拉姆的情人弗丽达一见钟情而坠入爱河，“当听到克拉姆房间传出一个低沉的冷冰冰的带着命令语气的声音呼唤弗丽达时，至少开始并不惊吓，而是感到一种给人以慰藉的清醒。‘弗丽达’，K凑近弗丽达的耳朵说，算是把这呼唤传达给她了。在那几乎可以说是天生的唯命是从心理的驱使下，弗丽达立刻想纵身起来，但紧接着她想到了自己现在待的地方，便伸了个懒腰，轻轻地笑起来，说道：‘我怎么能走呢，我决不去他那儿。’K本想提出反对，他很想催促她到克拉姆那儿去，开始动手把她散乱的衣衫拉平整，但是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拥抱着弗丽达他感到太幸福了，同时幸福与惧怕交织在一起，因他觉得弗丽达一旦离开他，他便失去了一切。弗丽达呢，仿佛有K的默许为她壮胆，便攥起拳头捶门，并大声叫道：‘我在土地测量员这儿呢！我在土地测量员这儿呢！’现在克拉姆倒是不吭声了。K却坐起身来，然后在弗丽达旁边跪下，在凌晨扑朔迷离的光线中环顾四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希望在哪里？现在一切都暴露了，他还能指望从弗丽达那里得到什么呢？”[648]K的迷惘泄露了自己与克拉姆共同分享的色厉内荏，就像“法门之前”寓言中的乡下人与守门人共同扮演的角色使命，谁都拥有“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机会。正如卡夫卡所说：“藏身处不计其数，可救命的只有一处，但是救命的可能性又像藏身处一样多。”[649]但是，K终归没有坚持住同克拉姆的对峙，没有抛弃对现成社会权威的默认，终归选择了不自觉的妥协投降。如果说，城堡是奥匈帝国摧残人、折磨人的国家机器象征的话，主人公K就是一个拼命把双手高举在头上，从而向这个机器表明自己驯顺、服从的典型代表。正如卡夫卡在《致密伦娜情书》中所说：“诚然，人们对于自身的谜也是无法拆解的。没有别的，唯有‘恐惧’。”[650]“法门之前”寓言中的乡下人、《诉讼》中的约瑟夫·K、《城堡》中的普通百姓和阿玛莉娅一家人，以及主人公K，无疑揭示了人类社会非常可怕的异化后果，它造成了人性与人自身的分离。这种分离使人难以确证自我的真实存在。所以，他们需要通过同他人的比照，获得对自我的信任。这种惧怕本真孤独的附加值就是相互的欺瞒、麻痹，以至于达到不自知的境地。人们拼命争作“法”、城堡为标志的现代社会机器的驯顺奴隶，大家都如此，你不这样行么？
人类社会可怕异化后果制约下的无可奈何妥协性在短篇小说《变形记》里则以另一种形式表现了出来。小说告诉我们，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家庭犹似一个按部就班的舞台剧组，每个人的价值就在于自己所扮演角色的完美恰切。一旦你失去了对角色使命的良好表演，家庭的剧目就会因你的演砸而陷于崩溃。人们于是不得不抛弃你而重新分配角色任务，以之结成新的舞台剧组。这一切在通常情况下，是人们难以觉察因而也不可能戳穿的人生把戏。小说里描写：“当初格里高尔一心只想着要竭尽全力，让家里人尽快忘掉父亲事业崩溃使全家沦于绝望的那场大灾难。所以他以不寻常的热情投入工作，几乎是一夜之间便从一个小办事员变成一个旅行推销员，从此自然便有了更多的赚钱的机会，他在工作上的成就立刻便以佣金的形式转化成现金，可以放在家里桌上呈现在惊诧而又喜悦的家人面前。那真是无比美好的时刻，这样美好的时刻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至少没有这样风光地出现过，虽然格里高尔后来挣钱很多，他有能力承担并且也确实承担了全家的开支。家里人也好，格里高尔也罢，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嘛。人们感激地接过这钱，他乐意支付这钱，可是一种特殊的温暖感却怎么也生不出来了。只有妹妹还令格里高尔感到十分亲近，他秘密盘算着，想在明年送她到音乐学院去学习，她跟格里高尔不一样，她酷爱音乐，拉得一手好小提琴，进音乐学院学习势必要花一大笔钱，他会想别的法子筹措这笔钱的。格里高尔在城里短暂逗留期间，在和妹妹谈话中间就经常提到音乐学院，但是始终只把这当作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美梦；这种不着边际的话父母连听都不愿意听；但是格里高尔却念念不忘这件事，打算在圣诞前夜隆重宣布这件事。”[651]
然而格里高尔在一个早晨醒来后，变成了一只大甲虫，成了一个表演砸锅的倒霉鬼而将整个家庭置于阴郁、痛苦的深渊。家人们一开始面对自己的亲人变为虫子这个事实时，还能出于亲情慈爱，照料这只令人厌恶的虫子，表现出了某种崇高的同情心和仁爱精神。但是，随着时日的拖延，“妹妹现在再也不考虑怎样才能让格里高尔吃上可口称心的饭食，她总是在早晨和中午去商店上班前急急忙忙用脚往格里高尔的房间里随便推进一点吃的，晚上根本不管这食物是否只是尝了几口，还是——大多数情况下——连碰也没碰一下，她便一扫帚将其扫了出去。”[652]最后，妹妹甚至理直气壮地告诉父母说：“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你们也许不明白这个道理，我明白。我不愿意当着这头怪物的面说出我哥哥的名字来，所以只是说：我们必须设法摆脱它。我们照料它、容忍它，我们仁至义尽嘛，我认为，谁也不会对我们有丝毫的指责。”[653]他们终于从厌恶到憎恨到仇视，终于不无轻松地期待着虫子的死去。这其实也是一种惧怕责任、惧怕情感无偿支付的无可奈何的妥协性。这种妥协性往往会转化为一种有意无意的敌视、仇恨，最后变成挤压自己亲人的外在合力，使其不堪最后的重击而扭曲、变形直至死去，然后默默地被永远忘却。这种妥协性使家里人有理由在格里高尔死后，长长地松一口气，而后到郊外去享受温暖的阳光；父母亲也有理由在看见女儿、格里高尔的妹妹“第一个站起来并舒展她那富有青春魅力的身体时，他们觉得这犹如是对他们新的梦想和良好意愿的一种确认。”[654]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好女婿或许可以填补格里高尔死后留下的家庭空缺，重新使家庭人生之戏有滋有味地演下去。家里人将很快忘记那位曾经在家庭剧组里担当主要角色，而后不幸倒楣的格里高尔。尽管这种家庭成员的冷漠，是社会生活本身的残酷加诸于人的异化恶果。但这异化恶果毕竟是源自于人类长期历史文化活动所培养出的无可救药的自私、怯懦。这种家庭成员的冷漠，在短篇小说《在流放营》里终于扩展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普遍麻木。所以，“行刑前的那一天，整个的山谷里人山人海，所有的人只是来这里看热闹的。”当第6个小时来临时，人人都希望在近处看，司令官命令首先满足孩子们的要求。于是，担任审判长的军官“左右手臂上各抱着一个年幼的孩子”。军官甚至禁不住神采飞扬地告诉旅行者说：“我们大家看到犯人那备受折磨的脸上焕发出的幸福的表情时，是多么地高兴啊！我们的脸颊沐浴在终于出现但马上消逝的正义的光辉之中。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我的同志！”[655]
卡夫卡小说中所表现出的妥协性，其实是卡夫卡对于人类社会生活境遇的心灵惶惑和精神恐惧。这种心灵惶惑和精神恐惧在成为卡夫卡小说世界主导氛围的同时，也提供了卡夫卡小说艺术创造性的无限丰富的情感源泉。正如卡夫卡在《致菲莉斯情书》中说：“人们应该更多地在放弃做无谓的历史证明的情况下，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表述历代衰亡的心理因素上，比如，强权对于施暴者以及受害者的心理影响，只有用这种方法人们才能够揭开历史事件模糊的外表看清事物的本质。”[656]“我一直怕见人，其实不是害怕其本身，而是担心他们侵入我虚弱的本性。”“在这个意义上，我内心的惶惑和不安很可怕，这也是创作的唯一和根本理由。”[657]还如叶廷芳先生在卡夫卡《谈话录》的《译本序》中所说：“卡夫卡，这个不幸的犹太人，由于自己的血统而深深感觉着是被排斥于人类世界之外的‘无家可归的异乡人’，他仿佛站在世界之外，以‘异乡人’的陌生眼光和惊讶神情观察人类社会，发现这个亲亲热热、熙来攘往的社会表面，掩盖着一种可怕的东西，一种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异己的东西，人人参与其中而又人人受其控制。于是他满怀恐惧，发出惊叫，一种凄厉的、大难临头似的绝望的喊叫。起初多数人对于这种声音不以为然、充耳不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空前灾难，人们变得清醒些了，越来越多的人对于卡夫卡对那些异常现象的揭示，那种警报性的‘喊叫’，日益领悟了，共鸣了，以至把卡夫卡的作品视为‘现代启示录’。”[658]从这个意义上说，卡夫卡小说主人公的无可奈何妥协性终归又在新的层次上表现出追问真理的反抗性，或者说，卡夫卡的小说是通过揭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无可奈何妥协性，创造了振聋发聩的警世意义，预示了通往真理的可能性。
3.文学叙事逻辑与社会历史逻辑
所谓文学叙事逻辑，主要是指卡夫卡小说里关于人物行为、情节发生发展的特殊逻辑。在这个特殊逻辑下，人物行为、情节发生发展皆呈现出一种模糊、荒诞、离奇、古怪的特征。比如《美国》尽管还不完全具备鲜明的卡夫卡小说艺术特色，但卡夫卡小说一贯的叙事形式逻辑的模糊、荒诞、离奇、古怪特征却已经基本成形。比如16岁的少年卡尔·罗斯曼来到了美国。先是因为寻找自己的雨伞而莫名其妙地进入了轮船司炉的房间。然后又因为帮助司炉到船长舱申辩心中的委屈，而莫名其妙地碰见了参议员舅舅。后来又因为接受了舅舅朋友的邀请而莫名其妙地遭到舅舅的放逐，从此开始漂泊流离。充分具有卡夫卡特色的《诉讼》，更描写约瑟夫·k在自己的公寓里被莫名其妙、无缘无故地宣布逮捕。奇怪的是，约瑟夫·k既没有被告知罪名，也没有被真正实行逮捕。K继续像通常一样工作、生活、恋爱，只是在被传讯的日子，才转弯抹角地来到一个大院的二楼。主人公随心所欲地想出一个主意，打听“一位细木匠兰茨”。一个年轻女人指引他进入一间会议室，屋子里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审讯是由一些奇怪的人问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比如第一句话问：“您是房屋油漆匠罗？”[659]约瑟夫·K作为一个职业竞争中的成功人士，尽管无端地纠缠上了莫名的官司，却仍然坚信：“现在还没有理由过分忧虑。他曾在较短的时间内巧妙地谋到了银行的一个高级职位，并赢得了许多人赞赏，保住了这一职位。现在，他只须把上天赋予他的才干，用一点点来对付这个案子，便肯定会取得良好的结果。假如他想达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彻底排除他有罪的想法。他是无辜的，这场官司只不过是一桩大交易，就像他经常做的、能为银行带来利益的交易一样。”[660]但是，主人公却逐步发现：“起诉不是轻率做出的，一旦对某人提出起诉，法院就认定被告有罪，并且很难改变这种看法。”[661]果然，前面所述的一切都没有妨碍法律机器的正常运转，没有影响法律判决的最终到来。按照法院的时间表，K被判决的日子来到了。一天夜里，两个身穿黑色礼服的人将K带到了一个采石场，主人公“已经意识到反抗毫无意义”。[662]所以，他不逃避死亡判决，并最终认定自己真正有罪。他最后更“清醒地意识到，当刀在他头顶上传来传去的时候，他应当把它抢过来刺进自己的身体。”终于，“一个人的双手扼住了K的喉咙，另一个人将刀深深地刺进他的心脏，并转了两下。K的目光渐渐模糊了，他看见那两个人就在他的面前，头挨着头，观察着这最后一幕。‘真像是一条狗！’他说，意思似乎是，他的耻辱应当留在人间。”[663]《城堡》中的主人公K偶尔来到一个小村镇，突然在半夜被叫醒，要求出示居留许可证。主人公在情急中声称自己是土地测量员。城堡居然也在电话里认可了K的土地测量员身份，第二天还为K派来了两位协助工作的助手。城堡的官员克拉姆还两次给K带来肯定其身份、表扬其工作的信件。但是，当K按照克拉姆的指示要求村长分配具体工作时，却被村长告知：他们并不需要土地测量员。那一系列的认可只是部门间互不通气的错误。所以，K说：“我听了这事后，对那种可笑的混乱算是窥见了一斑，这种混乱有时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呢。”[664]无可奈何的K始终在莫名其妙的生活之流中寻找自我身份的确认。
所谓社会历史逻辑，主要指的是卡夫卡小说中人物行为、情节发生发展之所以模糊、荒诞、离奇、古怪的文化心理原因。它们表现了现代西方人清醒地意识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如何通过束缚、禁锢社会话语，精心编制、修饰文本世界来规定人们理解社会现实的方式，甚至驯化人们体验生命的情感方式。所以，卡夫卡的小说创作意在唤起人的瞬间心灵直觉和生命体悟。这种瞬间心灵直觉和生命体悟并不是一种对外在客体世界的被动识记，而是主动创造。所谓主动创造，指的是认识主体凭借“诗性智慧”启发下的想象力、创造力赋予了漂浮不定、晦涩朦胧的情感感受以清晰的形式，从而完成对人类历史、现实人生的重新说明、解释。换句话说，卡夫卡小说中不合叙事逻辑的人物行为、情节发生发展恰恰是卡夫卡凭着自己魔鬼般的心灵穿透力、想象力，发掘出长期以来被理性主义的乐观色彩所遮蔽掩盖的悲剧性情状，并赋予其生动可见的外观形象，从而通过改变话语方式来改变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感觉方式，最终实现外在形象与内在意蕴的对立统一。所谓“诗性智慧”启发下的想象力、创造力在卡夫卡的小说创作中的具体运作，主要表现为极大限度地利用了非直接真实描写而间接象征隐喻的意象构筑方式。这些象征隐喻的意象构筑方式又具体表现为三种方式：细节象征、情节象征、整体象征。
所谓细节象征是指卡夫卡小说中的许多细节就具有象征性的表现意义，比如《变形记》的主人公格里高尔无端地变成了大甲虫，其实是象征性地表现西方现代社会里的普通小人物不堪生活重负的心理变异和扭曲。所以，小说中变成了大甲虫的格里高尔悲叹：“啊，天哪，我挑上了一个多么累人的差事！长年累月到处奔波。”[665]还比如《在流放营》中的一段关于旅行者与军官的对话描写：“旅行者本想提些各式各样的问题，可是见到这个犯人，他仅仅问：‘他知道自己的判决是什么吗？’‘不知道’军官说，急于要往下解释，可是旅行者打断了他：‘他不知道对他所作的判决吗？’‘不知道’军官重复道，然后停顿了片刻，似乎在要求旅行者进一步论证自己的问题，然后说：‘压根儿没有必要向他宣布判决。他会从自己的身上知道对他的判决的。’”[666]后来，军官终于告诉旅行者，犯人只是一个因为睡过头而玩忽职守的勤务兵。这是象征性地表现西方现代社会里的普通小人物无端遭受社会异化机器杀戮的可怕现实。再比如《诉讼》里的律师告诉主人公约瑟夫·K，“第一份申诉很重要，因为辩护留下的第一印象常常决定今后的整个诉讼程序。不幸的是，他必须提醒K注意，头几份申诉往往不起作用，因为法院根本不看。法官们把它们往卷宗里一塞，说什么目前对被告的审查和审讯比任何书面申诉都更加重要。假若申诉人催促，他们会说，做出判决前他们会认真研究全部案卷的，其中当然包括第一份申诉书。可惜的是这一点在许多案子的审理过程中并不能完全做到，第一份申诉常常放错地方，甚至不翼而飞，即使幸存到最后，也很少有人看过。”[667]那位世代相传专替法官画肖像的画家，一方面肯定地告诉主人公约瑟夫·K“假如您真是无辜的，那事情就简单了”。另一方面又承认：“法院永远不会撤回起诉。假如我把所有的法官并排画在这块画布上，而你站在画布前为自己进行辩护，成功的希望也会比在真的法院里要大得多。”[668]然后，画家又认为约瑟夫·K的前景有三种可能性：“一种是真正宣判无罪，另一种是表面宣判无罪，第三种是无限期延期审判。”[669]同时又告诉约瑟夫·K说：“真正宣判无罪当然是最好的结局，但我对这种解决方式不能施加任何影响，我觉得任何人都无法促使法庭作出这样的判决。唯一决定的因素是被告是否的确清白无辜。既然您是无辜的，您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等待这种结局。那样一来您就既不需要我也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了。”[670]所以，“这种有条理的分析开始使K感到吃惊，他用同样轻的声音对画家说：‘我觉得您自相矛盾。’”[671]
其实，表面宣判无罪和无限期延期审判，都无非是让诉讼过程转来转去地耽搁时间而已，前者包含随时被重新逮捕的可能性，后者包含每隔一段时间接受一次审问。这无疑是象征性地表现生活在现代社会机器中的人，任意被无情宰割而无可奈何的荒诞命运。所以，《美国》里的主人公卡尔在饭店里当电梯工，被人误解而有口难辩时暗自思忖：“如果人家没有良好的愿望，我是无法为自己辩护的。”[672]《城堡》中的主人公K半夜被摇醒，要求出示居留许可证，则是象征性地表现西方现代人不仅漂泊流浪、无所归依，而且随时随地都可能突然被要求说明自己的人生依据、解释自己的生存理由。阿玛莉娅的哥哥巴纳巴斯跑到城堡，充当了克拉姆似有似无、似真似假的所谓信差，却始终无法确认克拉姆是否是真正的克拉姆。这种无法确认终归使主人公K所收到的两封信件产生了问题，于是K的土地测量员身份的确认也成为似有似无、似真似假的东西了。这是象征性地表现现代社会官僚的千人一面，现代社会管理的荒诞混乱，现代人自我身份的难以确认。大桥酒店的老板娘为自己曾经接受过克拉姆走马灯式的三次召见而引以为自豪，特别为自己珍藏有克拉姆第一次召见她的信差的照片、克拉姆的手绢、睡帽作为纪念品而得意洋洋。她甚至告诉K说：“克拉姆一发话，世界上哪个男人能挡住我跑到他那儿去？”[673]这是象征性地表现现代人不自觉地甘心接受官方愚弄和欺瞒的生存境遇。《和祈祷者谈话》里描写我“无意中发现一个年轻人，他整个瘦削的身子扑倒在地板上。他不时地用全身的力量揪住他的脑袋，唉声叹气地把脑袋咚咚地撞击在平放在石块上的手心上。教堂里只有几个年老的妇女，她们常把自己包裹着小头朝侧面转过去，以便向那位祈祷者望去。她们的这种全神贯注的观察似乎使他感到幸福，因为每当他那虔诚的感情爆发之前，他都要巡视一番，看看观察他的人是否很多。”[674]
这是象征性地表现现代人普遍戴着遮蔽本真自我人格面具的悲哀。《城堡》中的那位村长，家里堆满半间屋子的文件只是他正在处理的一小部分，大宗的文牍还存放在库房里。城堡官员索尔蒂尼的房间四壁也全堆满大捆大捆的卷宗，一捆摞一捆，形成了一根根高大的方柱，而且这些还仅仅是他正在处理的文件。这是象征性地表现现代社会里僵死的文牍海洋，如何淹没了活生生的生命存在。《判决》里的主人公把父亲抱到床上躺下后，父亲连续两次问“我已经盖严实了吗？”当得到确认后，父亲却突然用力掀开了被子，直挺挺地站在床上对主人公说：“你要把我盖上，这我知道，我的好小子，不过我可还没有被完全盖上。即使这只是最后一点力气，但对付你是绰绰有余的。”[675]这是象征性地表现西方现代人追问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中“杀死父亲”问题的情感负疚。所以，卡夫卡说：“儿子造老子的反，这是文学中的古老题材，一个更古老的世界问题。”[676]《美国》）里的主人公卡尔，在街角处看见俄克拉荷马大剧场招聘广告牌上有一句有很大吸引力的词语：“每一个人都受欢迎。”[677]卡尔来到招募处，他不能出示有效的身份证明，只说明自己曾经在欧洲上过中学，最终卡尔被录用了。卡夫卡这样写道：“记录员显然是认为，是一名欧洲中学生，这已经就是某种十分可耻的事情了，所以谁声称自己是，旁人尽可以放心地相信他的话。”[678]无独有偶，《一份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中的猴子为了寻求生存的出路，选择了模仿表演人类愚蠢行为，同时不无揶揄地自称：“我以世上从来没有过的努力，使自己达到了一个欧洲人的中等文化水平。”[679]这是象征性地表现现代人对西方历史文明发展的深刻嘲讽。
所谓情节象征是指由小说故事情节而构建成的象征。比如《诉讼》中的主人公约瑟夫·K从理直气壮地坚信自己无辜，到四处找人申诉、托人通关节，再到彻底放弃的过程，象征性地表现了现代社会中，人面对强大社会机器束手无策、无可奈何的悲剧性命运。《乡村医生》中的医生在一个狂风呼啸、大雪纷飞的日子，必须赶紧上路去看急诊，却没有马和马车。医生心不在焉地向一直不用的猪圈破门踢了一脚，从猪圈里突如其来地钻出来一个马夫和两匹马。马拉走了出诊的医生，马夫强占了医生的女佣。医生来到病人家里后，又无端被人强行脱掉了衣服，抱住头、拖住脚，按倒在病人的床上。医生躺在床上后，又被病人埋怨缩小了睡床的面积，表示恨不能挖掉医生的眼睛。最后，仓皇逃跑的医生赤裸着身子在茫茫雪原上漂泊流浪。所以，医生禁不住感叹：“受骗了！受骗了！只要有一次听信深夜急诊的骗人的铃声——这就永远无法挽回。”[680]象征性地表现了现代社会中人心叵测、陷阱密布的人与人异化关系。还如医生自己所说：“开张药方是件容易的事，但是人与人之间要互相了解却是件难事。”[681]《乡村教师》则通过乡村教师的遭遇把现代人异化状态的描述扩展到了所谓科学发现的领域。一位乡村教师发现了一只巨大的鼹鼠，但是，“他知道自己在没有得到任何人支持的情况下所做出的一星半点的努力终究是毫无价值的。”[682]果然，乡村教师去拜会一个学者却遭到不置可否的非难，他投稿给一份有分量的农业杂志，却遭到肆意的嘲讽。所以，当得知小说中的“我”在为自己辩护时，乡村教师高兴地对妻子说：“这么多年了，我们都是孤军作战，可是现在城里似乎有一个有地位的赞助者在为我们辩护，城里一个名叫某某的商人。”[683]
小说象征性地表现了现代社会里的所谓科学发现或者真理认定皆受制于无形权力的力量。西方人几百年来深信不疑的“知识就是力量”，终于转换成了无可奈何的“权力就是知识”。所以，小说中的“我”对乡村教师说：“我不了解学术界的章程，但是我相信，即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你也不会受到哪怕只是稍稍近似于您向您那位可怜的妻子所描述的那种接待。”“我”还直言不讳地告诉乡村教师，他或许能引起某一位重要教授的注意，然后委派一位大学生调查后写出了科学论述的文章，并且获得了成功。乡村教师或许会得到尊敬，会得到一个好心教授弄到的奖学金，会调入城里的市立国民小学等等。但是，人们赞赏他的同时，也会把他归结为上了年纪而不适宜科学研究的人，甚至把他的发现也归结为一种偶然。从此，乡村教师再也听不到，或者听到了，也不能理解有关这个发现的情况。因为“每一个新发现将立刻被纳入科学宝库的总体之中，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就不再是一种发现了，它便整个地升华了，消失了，人们得有一种经过科学训练的眼力才能将其辨认。有人会将一个新发现同一些我们从未听说过的原理联系在一起，在学术争论中，同这些原理联系在一起的新发现又会被抛到九霄云外去。”[684]更令人遗憾的是，小说中的“我”试图用自己的文章替乡村教师辩护时，却不意陷入了一种特殊的尴尬境地。因为，“我”“要让人心服口服，那我就不能援引教师的文章，因为教师本人都未能让人信服嘛。”结果，“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我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尽管我们两人都自以为已经证明了那件主要的事情，即证明了那只鼹鼠的存在。不管怎么说，因为那些意见分歧，我未能建立起我曾竭力希望建立的那种同教师的友好关系。从他那方面几乎产生了某种敌意。他虽然始终对我谦逊而恭顺，但是人们却可以越发明显地觉察出他的真实的心情。因为他认为，我已经完全损害了他和那件事情的利益，我自以为帮了他的忙或者可能帮了他的忙，这说得好听点是天真，其实多半还是自负或诡计呢。”[685]
由此，小说象征性地说明了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如何使互相的沟通成为不可能。《城堡》中的主人公K声称自己是土地测量员，既得到了城堡的电话认可，又得到了两位协助工作的助手，还得到了克拉姆两次给K带来的信件。于是，小说写道：“它给予K的，反倒只是处处（当然只限于村里）开绿灯让他顺利通行，用这种方法娇惯他、削弱他的斗志，在这里把任何斗争都取消掉，把他置入一种非公务的、完全莫名其妙的、摸不清看不透的、与自己格格不入的生活之中。这样下去，如果他不是时时保持警觉，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有朝一日尽管衙门对他多方照顾，尽管交给他的全部轻而易举的任务都圆满完成，他也会在人家给予他的似是而非的恩宠的蒙蔽下在公务以外的生活中有失检点，致使自己在这方面栽大跟头，那时衙门就不得不出面，依旧是文雅而和蔼可亲地、摆出一副违反本意爱莫能助的姿态，根据某一条他不知道的有关公共秩序的法令把他清除掉。”[686]这无疑象征性地表现了现代社会里，无时无刻不藏匿着阴谋算计的心理恐惧。后来，当主人公K按照克拉姆的指示要求村长分配具体工作时，却又被村长告知：“如您所说，您已被录用为土地测量员；但是遗憾得很，我们并不需要土地测量员。这里可以说一点适合他做的工作也没有。”那么，前面那一系列的认可又是为什么呢？村长的解释是：“有时难免会发生一个部门发出这一项指令，另一个部门发出另一项指令而互相不通气的事。”[687]具体说来，好多年前，上头哪一个部门给村长发出了一份拟聘任土地测量员的公函，村长回复说不需要土地测量员。但是复信没有送到发出公函的那个部门，另一个收到复信的部门，却遗失了复信而只留存了一个封面注明“关于聘任土地测量员”的空文件袋。很久以后，另一个部门里以认真著名的主管人，派人送回空文件袋，要求补充内容。村长只笼统回答完全不知道聘任的事，并且不需要什么土地测量员。认真的主管人发生了怀疑，反问为什么突然说不要聘用土地测量员，村长回答此事最初就是你们上头提出来的。认真的主管人又追问为什么到现在才提起上级的这封公函。这样，不但引发了一连串的通信往来、一连串的上下活动，而且发生了K在混乱中的身份认定。但是，村长更强调：“压根不考虑有出错的可能性，正是衙门的一条工作原则。”[688]所以，K说：“我听了这事后，对那种可笑的混乱算是窥见了一斑，这种混乱有时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呢。”[689]这是象征性地表现了现代社会管理机制的极度异化变形。K曾经向老板娘表示自己要立刻同弗丽达结婚，但在举行婚礼前必须同克拉姆谈一谈。这种合情合理的想法不但引起了老板娘和弗丽达一致的坚决否定，甚至使老板娘怒不可遏地告诉K说：“您听清楚了，土地测量员先生！克拉姆老爷是城堡的人，即便撇开克拉姆担任的职务不说，仅仅这一点本身，是城堡的人这一点，就是一个很高很高的级别了。可是您究竟是什么人呢？我们居然还在这里低三下四地求您同意同弗丽达结婚！您一不是城堡的人，二不是村里的人，您什么也不是。但是可惜的是您又确实是个人，您是一个外乡人，一个多余的人，一个在这里处处碍事的人，一个不断给人找麻烦的人。”[690]K则振振有辞地陈述自己的理由。二人你来我往互相争辩。表面上看，K的话似乎更符合情理，老板娘的话则似乎始终语焉不详。所以，老板娘只好无可奈何地告诉固执的K说：“您对这里各方面的情况无知得惊人，听您说话，再在心里把您说的、想的同实际情况比一比，那简直就让人觉得天花乱坠天旋地转。”[691]
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无情地证明，K的话只是理想化的希望，老板娘的话更是现实的写照。正如弗丽达后来决定同K分手后所说：“你别反驳我，我敢断定，这会儿你什么全能驳倒，可是到末了还是什么也没有驳倒的。”[692]更是象征性地表现了现代社会生活里的似是而非、颠倒混乱。如同汉娜·阿伦德所说：“卡夫卡的人物发现，正常世界和社会实际上是不正常的。”[693]所以，萨特说：“关于卡夫卡，人们把一切都说尽了：说他想描绘官僚阶层，疾病的进展，东欧犹太人的状况，对不可企及的超越性的追求，乃至当世界上缺少圣宠时描绘了圣宠的世界。这一切都是对的，我甚至会说他曾想描绘人的状况。但是我们特别敏感的是，我们在他的作品中认出历史和处于历史中的我们自己。他的作品总是写在审理过程中的案件，有朝一日审理突然结束而且结束得很坏，同案的法官们无人认识而且永远找不到，被告们为了解对他们提出的控告而作的努力纯属徒劳，他们耐心地建立起来的辩护体系有朝一日会反过来变成对他们不利的证据；他的作品写出这个荒谬的现时，人物认真地在这个现时中生活，然而理解它的钥匙却在别处。”[694]
所谓整体象征是指由小说的整体符号性产生的象征。比如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地洞》描写了一个不知名的小动物，建造了一个又大又坚固的地洞，里面有分散的城廓、广场，有若干出入口、迷津，储藏了大量事物。但小动物却时时担心外敌的侵袭，它一会儿决定将食物集中存放，一会儿决定将食物分散存放。小动物还时时沉浸在莫名灾难的预感中，它一会儿探听洞口的动静，一会儿跑出洞外观察洞口的隐蔽情形，一会儿又感觉远处有另外动物的挖掘声音。小说通过一个小动物的惶惑不安，象征性地表现了现代人朝不保夕、患得患失的恐惧感受。《城堡》描写了主人公K作为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漂泊流浪者，连起码的安身之处都没有，夜晚只能栖居在酒店、学校的草袋上，无疑象征性地表现了西方现代人在理性主义历史进取里的精神流浪、心灵漂泊，特别是在面对理性主义负面后果无限扩张后的情感无所适从、心灵无所皈依的伊甸园情结。《城徽》中借《圣经》里人们建巴别塔的故事，说明“起初，在建巴别塔的时候，一切还算井井有条。”因为不少人认为后来的一代人或许在知识准备和建筑艺术方面更完善，所以“这样一些想法使得人心涣散，于是，人们更多地关心建造一座工人城市，而很少关心建塔。每个同乡组织都想占有最好的市区，于是发生了无休止的争吵，乃至发展到流血的战斗。”“人们并没有把时间仅仅用在战斗上，在战斗的间隙，人们也去美化城市，这样，必然又诱发了新的嫉妒和新的冲突。第一代人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往后几代的时间并没有好一些，只是伎俩不断得到提高，随之而来的是，战斗的狂热也与日俱增。”“所有在这座城市里产生出来的传说和歌谣，都充满了对一个预言之日的渴望，到了那一天，这座城市将被一只巨大的拳头连续迅击五下而粉碎。所以，这座城市的市徽也是一只拳头。”[695]更象征性地表现了西方现代人对人类文明历史的荒诞无稽感受。
卡夫卡说：“人们以公正的名义做了多少不公正的事情？多少使人愚昧的事情在启蒙的旗帜下向前航行？没落多少次乔装成跃进？这些现在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战争不仅焚烧摧毁了世界，而且也照亮了世界。我们看见，这是由人自己建造的迷宫，冰冷的机器世界，这个世界的舒适和表面上的各得其所越来越剥夺了我们的权利和尊严。”[696]《饥饿艺术家》告诉人们，时尚表演已经成为现代人流行的生存方式之一。饥饿艺术家要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将“自我克制”也作为表演的方式之一。所以，饥饿艺术家在弥留之际告诉管事的人说：“因为我只能挨饿，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找不到适合自己口胃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不会这样惊动视听，并像你和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697]然而，饥饿艺术家的悲剧在于他没有真正领会现代社会表演的实质。既然是表演就免不了要搀杂招摇撞骗、弄虚作假等伎俩和诡计，饥饿艺术家却选择了真实的饥饿表演。所以，许多人始终不理解“他的艺术荣誉感禁止他吃东西”。有些夜班看守“有意要留给他一个空隙，让他得以稍稍吃点儿东西，他们以为他会从某个秘密的地方拿出储藏的食物来。”[698]“只有饥饿艺术家自己才能知道，因此只有他自己才是对他能够如此忍饥耐饿感到百分之百满意的观众。”[699]饥饿艺术家不但将自己的生命透支竭尽，而且注定还会因为时尚的时间性而失去对人们欣赏的刺激力。所以，“经理默默无言，双手举到饥饿艺术家的头上，好像他在邀请上苍看一看他这草堆上的作品，这值得怜悯的殉道者。”[700]《饥饿艺术家》所涉及的表演在《约瑟芬，女歌手或耗子的民族》又以新的方式提了出来。作为一个现代人流行生存方式之一的表演，需要充分突出表演性。约瑟芬的口哨之所以不只是口哨声，“要了解她的艺术，不仅需要听她唱，而且还要看她唱。即便这只是我们日常吹出的口哨，但在这里它却首先给人一种奇特的印象，即某人装出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但他所做的无非是一件极为普通的事情。”[701]尤其在面对耗子般的听众时，“约瑟芬多半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后仰着小脑袋，半张着嘴巴，眼睛向上瞧，摆出一副即将歌唱的姿势。”[702]由此，表演与看表演的观众融为了一体，因为，“这个民族是这样理解它与约瑟芬的关系的：她，这个脆弱的、需要别人爱护的、总之是杰出的、在她本人看来是由于她的歌唱而出类拔萃的女人，已经把自己托付给了这个民族，因此，它必须照料她；至于原因是什么，谁也不清楚，只有事实看来是肯定了的。既然她被托付给了自己，就不能嘲笑她；若是嘲笑她，就等于是玩忽职守。”[703]
约瑟芬的悲剧也在于她不理解这种微妙关系，“她认为是她在保护这个民族。据她说，她的歌唱能把我们从恶劣的政治或经济处境里解救出来，它的作用就在于此，她的歌唱即使不能消除不幸，但至少也能赋予我们力量去承受不幸。”她不明白，“她拯救不了我们，也给不了我们力量。”[704]当然，约瑟芬的口哨属于这个民族斗争短暂间隙的梦的世界。“在她的口哨声里，包含着某些我们短暂而不幸的童年情景，包含着某些一去不复返的幸福，也包含着某些积极的今日生活，包含着今日生活中小小的、不可理解、然而的确存在的、并且无法消灭的快乐。”[705]所以，现实社会里的人们有理由深深地感叹：“真奇怪，她怎么会打错算盘，这个聪明的女人，竟会如此失策，以至人们觉得，她压根儿没有进行算计，只不过是在听凭命运的摆布，而在我们的世界里，她的命运只会变成一种非常悲惨的命运。”[706]应该说，约瑟芬与其民族都挣扎在作茧自缚的异化境遇中。所以，卡夫卡在《约瑟芬，女歌手或耗子的民族》中甚至直接借用约瑟芬的口说：“在我们这个民族中，人们没有青年时代，也几乎没有非常短暂的童年时代。虽然一再提出这样的要求：应当保证让孩子们得到特殊的自由，特殊的爱护，让他们有权利稍许逍遥自在些，稍许胡闹几下，多少玩一玩，应当承认孩子们有这些权利，并且帮助实现这些权利；这样的要求提出来的时候，几乎人人都赞成，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要求更应该得到赞成的了，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里，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要求更少地得到承认，大家赞同这些要求，并试图按照它们的意思去做，但随即又一如往昔。”[707]两个作品皆象征了现代社会中那种不甘沉沦，追求精神寄托和心灵自由的人，必然与公众疏离隔膜以及自我注定孤独寂寞、无所适从的悲剧性处境。在卡夫卡的短篇小说中，还有不少作品通过动物的眼睛、动物的感觉，来启迪人体味出寻常情况下难以察觉的事实。比如《一份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中的猴子说：“在人们之间，有人常常拿自由欺骗自己。如同自由被视为最崇高的感情之一一样，相应的欺骗也被视为一种最崇高的感情。好多次，在游乐场里，在我登台之前，我看到一对艺术家在紧挨天花板的吊架上做着空中飞人表演。他们在秋千上荡来荡去，然后向空中跳去，伸开双臂相互扑在一起，这一个用牙齿咬住那一个的头发。这时我就在想，‘这种自负的动作居然也称得上是人类的自由。’这是对神圣的自然的莫大讽刺！要是猴子们看到这种表演，游乐场的整个建筑不给笑坍才怪呢。”[708]猴子嘲弄人们的自由表演。但猴子也清醒知道自己像人类一样“无处可逃”的悲哀。于是，它终于找到了一条“明确的道路”，那就是模仿表演人类的愚蠢行为，来博取人类喜悦的欢呼声。猴子学会了“互相朝脸上吐唾沫”，学会了“抽起烟斗来就像个老头儿”，学会了“拔去瓶塞，然后把酒瓶放到嘴上，毫不犹豫地、嘴也不歪地像个内行的酒徒那样喝起酒来”等等。猴子就这样“跳入了人类社会”。[709]
其实，猴子心里清楚自己模仿表演人类愚蠢行为的真实动机。所以，它理直气壮地说：“我重复一遍，模仿人类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吸引力，我之所以模仿人类，唯一的原因只在于寻求一条出路。”[710]所以，猴子同时不无揶揄地自称：“我以世上从来没有过的努力，使自己达到了一个欧洲人的中等文化水平。”当然，踏上这条人类之路的关键还是在于，“我没有别的出路，其前提始终是：自由是无法选择的。”[711]《一条狗的研究》则借用狗的口说：“大家都生活在一个群体里！我们相互挤在一起，什么都无法妨碍我们对这拥挤感到满足，我们所有的法律和公共设施——少数的我还知道，无数的我已经忘记——溯源于对那最大的、我们能够达到的幸福的渴望：对温暖地聚集在一起的渴望。但是，在这方面，也产生了对立面。据我所知，没有任何生物像我们狗这样如此分散地生活着，没有任何生物有这么多的、简直无法明了的等级、种类和职业的差别。我们总想团结在一起，而且在那些感情奔放的时刻，我们总能成功地聚集在一起，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恰恰是我们相互隔得很远，各自从事着自己特有的、旁的狗往往无法理解的职业，遵守着那些并非是我们狗类的规章制度；更确切地说，甚至反对我们狗的规章制度。”[712]“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人会告诉你真理，包括我这个谎言之国的土生土长的公民。”[713]的确，人们常常因为习惯的遮断而对人生悲剧境遇见惯不怪，所以，卡夫卡故意使用动物的心态而使人们跨越了日常习惯的障碍，深切感知到人类世界、人生境遇的真相，从而启发人们用新的眼光看待世界、人生。卡夫卡说：“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背负的铁栅栏后面，所以现在写动物的书这么多。”[714]从某种意义上说，动物的生存状态不正是现代社会人性失落的象征性表现吗？正如叶廷芳先生所说：“它在荒诞外衣的掩盖下包含着多么丰富的寓言的意蕴！”[715]
正是借助于卡夫卡小说中象征隐喻的意象构筑方式，使人们终于在震惊之余猛然深省、悚然察觉到自我人生的真实境遇。恩·费歇尔说：“卡夫卡所使用的是一种幻想性的讽刺方法，是有意把事物变形，使之荒诞地步的方法。通过这种夸张到荒诞的手法，使读者在震惊之余发现他们所赖以生存的世界并非那么舒心适意，而是一个充满着畸形变态的世界。这种讽刺所引起的震惊超出它的范围所抓住人心的地方乃是：使这个世界的生存者不象格列佛那样面对这个世界，而是认识到自已被这个世界所污染，自己也有罪责。因此，不会出现一笑了之的场面。”[716]的确，卡夫卡小说通过象征隐喻揭示了更符合社会历史逻辑的本然真实，并且对生存其中的人发出了撼人心魄的召唤。
卡夫卡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里，关于人物行为、情节发生发展的特殊逻辑，还经常表现为人物遭遇、故事发生，往往被突兀离奇地置放于模糊不清的时空背景和毫无前因说明的已然结果上。怪异无比的事物被极其平常，同时又难以理喻地引入了日常生活。如同加缪所说：“在卡夫卡的作品中，这两个世界一方面是日常生活，另一方面是超自然的不安。”“卡夫卡就是这样用日常表达悲剧，用逻辑表达荒诞。”[717]比如《诉讼》中的主人公约瑟夫·K突然在一个早晨被宣布逮捕。其后一切日常工作、生活尽管一如既往地运行，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却突然在一个月夜被带到一个采石场，“像狗一样”被杀死了。《城堡》中的主人公K突然在半夜被叫醒，要求出示居留许可证。然后又突然被城堡认可了土地测量员的身份，并且派来了两位助手，再后来又突然被派作学校的勤杂工。但是，主人公却始终找不到那个似有似无的城堡。《变形记》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一个清早醒来忽然发现自己无端地变成了一只大甲虫。毫无疑问，这一切荒唐怪异的文学叙事逻辑下面隐藏着深层次的社会历史逻辑。
这里所谓的社会历史逻辑，也就是卡夫卡小说中人物遭遇、故事发生之所以突兀离奇、荒唐怪异的深刻含义。它们表现了现代西方知识分子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担忧和焦虑。由于20世纪特殊的历史现实和高度进步的科学发明、哲学认识等多方面的原因，现代西方知识分子非常悲观地将现代西方社会所固有的矛盾、危机，及其人的不幸遭遇皆视为人类命定的、无所规避的末日劫难。因而人类类属存在及其共同的命运成了他们关注的中心焦点。但普通人却因为生活在物质财富无限膨胀的繁荣里，生活在主流意识形态不断推陈出新的话语圈套里，不能深刻感受到现代社会的深重危机。卡夫卡故意让事件的发生突然开始于一个神话般的起点，以此武断地预先掐断小说人物事件与通常话语习惯的联系，不容分说地将读者扯离主流意识形态圈套，阻断原有话语方式对人们思维的习惯性羁绊。这样，小说主人公的人生行为、小说事件的发生发展于是便顺着一条新的话语轨道运行，读者的审美期待也同时不自觉地服从了新的话语方式的诱导，其注意力、理解力也循着新的话语方向而延伸，他们一方面挣脱了旧话语的束缚，另一方面也接受了新话语的启迪。这就好像在浑浑噩噩中沉睡的《城堡》里，突然闯入一个漂泊而至的外乡人，无疑给生活在城堡中的人，给站在城堡外面的人，提供了一个新的看待世界的视角、一个新的理解人生的机会。正如在卡夫卡删去的一段文字里，奥尔嘉曾经对K这样说：“有时候你能一语道破，帮我看清问题，唔，也许因为你是外乡来的人，旁观者清吧。”[718]具体而言，在卡夫卡的小说中，人与法、人与社会组织、人与国家机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既是西方社会生产、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后的问题，也是人类历史与生俱来、永恒存在的问题。所以，《诉讼》只在表面上像狄更斯的《荒凉山庄》一样，猛烈地抨击了资本主义司法体系的腐朽溃烂。其实，小说中的法律仅仅是现代人类无所不在的社会权力机制的一个缩影、一种象征。现代人类社会权力机制本身就是一部预先编制好了害人程序的硕大机器、一所无固定形式的开放型巨大监狱，它从一开始就预先判定了所有生活于其中的人被制约、被监禁的身份，然后又任意宣布其中的随便某人的死亡归宿。同时，人们因为已经习惯了害人机器的运行程序、习惯了开放监狱的监禁方式，逮捕也就不是一种具体的司法行为，它只是任何一个人被抛入这个社会以前的先验判定。因此，约瑟夫·k发现似乎到处都是法院，所有人都同法院有一定的关系、都包罗在法院的巨网中。法院甚至就设在普通民居的阁楼上，法官的办公室必须经过差役夫妇的卧室，法院的职员就在同一个民居阁楼里工作和生活。当约瑟夫·K同画家会面时，画家告诉主人公约瑟夫·K，那些不断打搅他们谈话的小姑娘也是“法院的人”。[719]当约瑟夫·K试图从画家床后面的门出去，却发现门外是法院办公室，画家说：“每一幢房子的阁楼上都有法院办公室，这儿干吗要例外呢？我的画室实际上也是法院办公室的一部分。”[720]甚至，约瑟夫·K最后会晤的大教堂神父也告诉约瑟夫·K说：“我是属于法院的。”[721]约瑟夫·k还发现尽管自己竭力严守秘密，但所有人，比如自己远在乡下的叔叔、没有私人交往的厂主、第一次见面的律师、工作单位的员工、毫无关系的画家等等，都心照不宣地知道自己纠缠在某种官司里。所以，逮捕只是人们已经见惯不惊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而也就不存在具体的发生原因，以及具体的发生时空问题。换句话说，逮捕既然不是具体的司法行为，只是抽象的人类处境的象征，只是现代人与生俱来的宿命，因而它无法申辩，同时也无须申辩。如同卡夫卡所说：“一切都挂着错误的旗帜航行，没有一个字名副其实。比如我现在回家，然而这只是表面上如此。实际上，我在走进一座专门为我建立的监狱，而这座监狱完全像一幢普通的民宅，除了我自己，没有人把它看成监狱，因而就更糟糕更残酷。任何越狱的企图都没有了。倘若不存在看得见的镣铐，人们也就无法打碎镣铐。监狱被组织得很好，完全像普通的、并不过分舒适的日常生活。”[722]《城堡》中的城堡也就是卡夫卡一生中所感到的那种与人敌对、压抑着人的肉体和精神的社会超验存在。这种存在既有“无处不在”的强迫性，又有“不可捉摸”的隐匿性。所谓无处不在，表明它作为折磨人、摧残人的社会机器，正从各个方面，以各种方式挤压人、虐待人，随时随地无端地强迫人出示自己生存的许可证，为自己无须辩解的自由权利作外在的说明。所以，小说中的主人公K不得不在茫茫雪原中永恒不息地寻找城堡，其实是寻找自我身份的确认。我们还可以设想，如果K不是试图走入而是试图走出城堡，他的命运势必会像《一道圣旨》（或《中国长城建造时》）中那位皇帝弥留之际派出的使者，尽管他“如入无人之境，快步向前”，但他“一直奋力地穿越内宫的殿堂，他永远也通不过去；即便他通过去了，那也无济于事：下台阶他还得经过奋斗，如果成功，仍无济于事；还有许多庭院必须走遍；过了这些庭院还有第二圈宫阙；接着又是石阶和庭院；然后又是一层宫殿；如此重重复重重，几千年也走不完。”[723]所谓不可捉摸，表明它实际上是人类自身本质的畸变，是人自己面对异化社会制度而产生的心理幻觉。追寻城堡就像阳光下的人试图抓住自己的身影一样徒劳无功。因此，主人公K始终找不到证明自我的那个虚幻的城堡。如同卡夫卡所说：“目的虽有，却无路可循。我们称之为路的，只是彷徨而已。”[724]
《变形记》中的主人公从人变成虫，也同样揭示了社会现实的异化后果。因为，人之为人也就在于他具有社会性的劳动能力，这种社会性劳动能力的恰当组合也就构成了人类有效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人的本质的完满实现就在于他与社会组织所形成的等距离完美关系。一旦这种等距离关系失度，社会组织对人而言将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非人性，相对而言，人也就变得越来越渺小、越来越蜕化，终于失去了属人的本质而褪变成了一只虫子。卡夫卡在此不过是将其深刻的辩证原理物化为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从而让人直观其人类社会发展的可能恶果。当然，卡夫卡小说在创造了令人耳目一新话语方式的同时，更使人获得对世界人生、自我责任的新认识、新启迪。比如《诉讼》中那无端降临的无妄之灾，既揭示了社会机器对人的折磨、挤压，又提出了社会中人对其所应承担的如磐责任。《城堡》中那莫名的查讯而引起的漂泊流浪，既显示了社会组织对人的愚弄、凌辱，又提出了社会中人的自我异化问题。《变形记》中那突然而至的变形及随之而来的寂寞、孤独到默默死亡，既显示了社会机制对人的压抑，又提出了人与人之间注定隔膜、冷酷的现代社会问题。所有这一切皆是由于卡夫卡采取了全新的话语方式、创造了一种神话式背景，才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示与说明。由此，卡夫卡小说不合文学叙事逻辑的人物遭遇、故事发生，仍然恰好是更符合社会历史逻辑的卓越阐释。卡夫卡小说创作终于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文学叙事逻辑与社会历史逻辑的对立统一。
卡夫卡小说中特有的文学叙事逻辑与社会历史逻辑的奇妙交汇和对立统一，使卡夫卡的小说呈现出一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奇妙交汇和对立统一。当我们阅读卡夫卡这些作品的时候，根本不能追问事件发生发展的真实与否，也不能考究人物行为方式的可能与否。如同加缪所说：“若是想把卡夫卡作品中的一切都从细节上解释清楚，那就错了。”[725]我们只能像观看毕加索的绘画一样，撇开日常生活长期习惯所赋予我们的观看方式，故意地与小说所呈现的浑沌世界拉开距离，以特殊的原始理解力、判断力构建起一个特殊的审美视界。这个审美视界将帮助我们的眼睛穿透一个个表面细节的扑溯迷离、云遮雾障，看出深藏潜隐的心理困顿和情感错综。于是，我们会感受到卡夫卡融化了具体事物而生发出的一种气氛。透过这种气氛同现实时空交相映衬时所产生的幻象，我们会豁然开朗、已然顿悟，体会到在文学叙事逻辑之瓜下面的那条社会历史逻辑之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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