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间，我正在上海某中学任教，听到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的消息，混乱的思路再也理不出一个头绪。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以最大的热情响应领袖的号召，唯恐没有紧跟他的伟大战略部署，唯恐“斗私批修”不力，一直是学校的积极分子。当年11月随红卫兵到北京大串联，在西苑机场见到毛主席后，立即挤上火车返回学校闹革命。一路上还捧着一尊当时还很稀罕的毛主席石膏立像，引得满车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羡慕不已。回校后才发现自己因为紧跟党支部而成了“资产阶级保皇派”，成了造反派揭发批斗的对象。进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夺权”阶段后，我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现象常常百思不得其解，但对领袖神话的信念却丝毫没有动摇，总以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错误和社会上的种种弊病都是违背他的批示的结果。但当这位由党章规定了的“副统帅”和“接班人”“自我爆炸”后，尽管中央文件传达了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证明他“高瞻远瞩”，早在1966年就“洞察一切”，我却陷入了迷惘。更使我困惑的是，刚开始不久的批“左”很快就转了向，据说“林彪路线”的实质是“右”，所以要继续反“右”，坚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当时新华书店有专为国家干部设立的内部供应处，按各单位的级别配给“内部发行”的书籍。中学教师忝列国家干部，我在这所中学又有一定实权，所以总能优先看到这些内部书。在刚到的书中，一套《第三帝国的兴亡》吸引了我的注意，因为我们从小就看过不少苏联有关卫国战争的小说和电影，希特勒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我心目中是相当神秘的。本来只是将这本书当历史来读，看着看着却欲罢不能，看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晚上接着看，一些重要的章节看了不止一遍。
我很自然地联想到“文化大革命”，一些自己经历过的场面与书中的描述竟如此相似！纳粹德国青少年的军事化集体生活，群众对领袖的狂热崇拜，打着“爱国”的旗帜对犹太人的疯狂迫害，以“革命”的名义焚烧书籍和破坏艺术品……想到这些，我不禁紧张起来，一次次警告自己：这不是怀疑攻击毛主席吗？绝不能丧失革命立场！但无论是书中的情节，还是自己的记忆，都无法从脑海中清除。等一次次震荡平息下来后，我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痛苦但真切的事实：领袖不是神，并非永远代表着真理。“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而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我开始思考，为什么两个距离很远，属于不同文化的国家，在相隔30年后会出现如此相似的悲剧？为什么明明是人类的恶行，当时却能得到那么多人的热情支持，包括我自己在内？
在那种形势下，我只能将这些想法深埋在心里，唯一的办法是拼命看一切可以获得的“内部书”和利用“批林批孔”“评法反儒”可以合法取得的古籍旧书，明白了不少道理，逐渐形成自己的看法。但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本书给我的震撼，把它看成我人生道路的一个重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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