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帝中年后20多年不见朝臣，晚年迷信方士，搜求四方珍宝，崇道斋醮，服丹求长生不老，并不是一位好学勤政的皇帝。栾文引《世宗实录》中有关嘉靖对《永乐大典》“殊宝爱之”与经常翻阅引用、火灾时下令抢救等都不是当时的记录，而只是在决定重抄一事时追叙缘由，未必可信。《世宗实录》的第一任总裁正是主持重抄《永乐大典》的徐阶，此人最善迎合嘉靖，揣摩意图，既受命主持重抄，为皇上编一番冠冕堂皇的缘由也在情理之中。在嘉靖长达40多年的实录中，如果只有这样两条记载，直到他去世再未提及重抄之事，反倒说明嘉靖对此事并不像栾先生所推测的那么重视。
退一步说，嘉靖如果要将《永乐大典》正本带入地宫，既没有必要做得如此神秘，也不可能完全保得住秘密。以明朝当时的国力，重抄一部《永乐大典》，不是什么大的负担；皇帝死后要继续使用这部大书，也不是见不得人的事。嘉靖从“选议大礼”开始，到长年不见朝臣，沉缅斋醮，从来不怕大臣进谏，而且动辄廷杖，下诏狱，如果真要将《永乐大典》带走，即使不必公开宣布，也不需要特意保密。像唐太宗将王羲之的书法带入陵墓的事，在当时就不是秘密，也没有受到什么议论指责。
据估计，这部书的体积有40立方米，但书不是一般的物资或供品，既然放入地宫，就得按翻阅的要求陈放，所占体积更大，必定要在地宫中预作安排，在安葬嘉靖的过程中得将这部书由宫中运往昌平，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盛事”，经办的大臣不止一人，以明朝文人好著述立言之风，何至于当事人没有一字提及？也没有蛛丝马迹可寻？
反之，如果此事于礼制不合，得不到当时大臣的认同，很可能会出现另一种结果。嘉靖死时重抄尚未全部完工，嘉靖未必留下明确的诏令，继位的隆庆帝完全可以不将此书随葬。隆庆继位后，“先朝政令不便者，皆以遗诏改之。召用述言得罪诸臣，死者恤录。方士悉付法司治罪，罢一切斋醮工作及例外采买。免明年天下田赋之半，及嘉靖四十三年以前逋赋。释户部主事海瑞于狱”（《明史》卷十九《穆宗纪》）。纠正嘉靖弊政的力度甚大。所以，如将《永乐大典》随葬合理就不必保密，如见不得人就可以被隆庆假“遗诏”的名义中止。
至于隆庆在嘉靖葬礼和重抄《永乐大典》完成后对徐阶、高拱等人的赏赐，完全是登基和事成后的例行公事。徐阶、高拱等人都是先朝大臣，就算没有《永乐大典》抄成，新君也会在丧事结束后示以恩宠。隆庆对高拱、徐阶辞职的慰留显然与抄书的事无关，不能都归之于主持重抄的功劳。“革锦衣卫冒滥官旗朱万春等八十二人”，与前面引及的革除嘉靖弊政诸事相比，更属小事一桩，将此事与奖赏徐阶等人作为皇帝爱憎分明的事例，显得过于牵强。
栾先生根据《永乐大典》正本从此从记载中消失来推测此书被埋入地下，固然不无可能，但从另一面看，也可认为十分正常。因为《永乐大典》并没有像《四库全书》那样分抄多部，可供皇帝以外的人使用，而是一向秘藏深宫，纯属皇帝私用。臣民看不到，当然不会记载；而在宫中，要是不发生重抄、搬迁、火灾、遗失之类的重大事情，又不必经常记载。试问，从《永乐大典》修成到嘉靖重抄以前，实录中记载了几次？自古宫闱秘闻，不可解、不得知的事很多，宫中失火也不少，此书集中存放，全部被毁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总之，栾先生的推测不无可能，但还有一些解释不通的地方，需要继续深入讨论，学术界不宜轻易下结论，而应多提出不同意见，以使这一推测更加缜密合理，最终解开这一千古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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