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著作当然应该是原创的，要是没有多少是自己的，那只能称为编辑或综述。但原创的也不都能有生命力，我想还应该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是能坚持探索真理，二是尽可能兼顾普及。
学术研究不同于宣传教育，也不同于具体运用，不必有禁区，更不应该说假话，作为研究成果的学术著作当然要体现这样的原则。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难免犯错误，但这类错误也是真诚的，不是随风倒或秉承长官意志而造成的。证明这些错误的唯一手段是新的探索，即通过正常的学术争鸣以达到新的认识。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多数人的宽容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出版他的著作，使他所坚持的观点或拥有的事实能记录下来，以便让多数人有辨别和思考的机会。这当然取决于国家有没有健全的法制，也得看出版社有没有勇气和眼力。
所以我十分赞赏三联书店出版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一书，为作者探索真理，为读者寻求真理创造了条件。本书是迄今为止对鸦片战争的全过程所做的最扎实、最实事求是的复原，尽管其中不少事实是很多人所不愿接受的，但作者的史料根据是充分的，论证的过程是详细的，推断的逻辑是严密的，所以他的结论是很难推翻的。而且本书堪称学术规范的典型，作者充分尊重前人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即使仅仅是给作者以启发，也都一一加以说明。例如，在香港回归前夕，有人在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传媒广泛宣扬的某一“新发现”，本书不仅早已做了论述，而且注明此前已为日本某学者所指出。
本着学术自由的原则，任何人都可以不赞成此书的观点和结论，但应该通过正当的途径，进行平等的学术争鸣，而不是利用权势加以压制，或者采取学术以外的行动。对这样一本以厘清史实为主的著作最有力的批判和否定，莫过于用更扎实的史料和更严密的逻辑指出作者的错误，重构正确的史实。可惜，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过这样一本书。如果真有人写出这样一部著作，我相信三联书店同样会乐意出版。只要没有这样一本书出现，再有来头的文章也不会改变我的看法，我想广大读者也会持这样的态度。
我近来读书不多，三联出的书读得更少，所以不能举出更多的例子，但这本书的出版足以说明三联在支持学者探索真理方面的态度。
说到兼顾普及，我的意思并不是反对出版高深的纯学术著作。只要的确有价值，即使全世界没有多少人懂的书也是值得出的。但这样的书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学术著作是可以兼顾普及的。普及，并不是说要让所有的人都看得懂，而是使一件事实、一个观点或一项研究成果让更多的人了解、理解或运用。普及有不同的层次，学术著作的普及并不一定专对非学术界读者或青少年，也可以针对非本学科、本专业或本分支的学术界。这样，学术研究的成果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一种学术著作也就有了更强的生命力。
以我所从事的历史地理研究为例，全中国的专业学者不会超过100位，半专业的研究人员多一些，也不过数百人吧！而内部又有很多分支，至少可分为人文和自然两大块，相互之间未必都能理解，对一些非常专题化的论著，能从头看到尾的人屈指可数。但实际上历史地理的应用性相当强，绝大多数成果都是相关学科如历史、地理、社会、民族、经济、文化、环境、政治等需要的，只是由于非专业的学者难以了解或接受这些成果，才限制了它们的运用。一些耗费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才获得的杰出成果、一些学者的真知灼见、一些本来可以产生不小的社会影响或物质财富的思想只能在非常小的范围内流通，甚至孤芳自赏，不仅是学术本身的遗憾，更是全社会的损失，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
学者本人都能兼顾普及当然最好，但也不妨由不同的学者来做。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就由别人做了简写，得到他的认可，现在多数人读的是这个简写本。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曾做过普及文章的竞赛，要求在规定的字数内用最简单明了的语言将它的科学原理准确地表达出来。我想，绝大多数学术著作不会比《历史研究》和相对论更高深吧！为什么就不能有更好的普及方式？
这同样离不开出版社的支持，对此我有切身的体会。对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有很多方面可以探索，我一直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做过一些研究。实际上，不少学者都有独特的见解，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的教诲就使我受益匪浅。我在三联出版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一书就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做了普及的尝试，尽管有的说法对专业的历史地理学者而言或许只是常识，但非专业读者的反应却是获得了新鲜的知识。此书已印了三版，从社会的需求看，大概还会再版。要是没有人未征得我和出版社的同意上网或制作光盘，再版的次数和数量本来应该更高。
有感于三联对中国学术的贡献，写了这篇短文，当然希望三联今后能做更大的贡献。
1998年8月21日于英国剑桥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