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古籍历经天灾人祸和岁月沧桑，不少书已经散佚或毁灭，有的连书名也没有留下。所幸其中部分内容因被他书引用或摘录而得于保存，除在一些类书、专辑中相对集中外，其他都相当分散，有的完全混同于他书。为此，清代学者中即有人致力于从浩如烟海的存世古籍中将这些佚文辑录出来，尽可能使其恢复原状，编成《汉唐地理书钞》、《玉函山房辑佚书》等辑佚类书。清朝修《四库全书》时，《永乐大典》尚在，成为学者辑佚的重要资源，《旧五代史》就是以《永乐大典》和《册府元龟》为主要来源辑成的。

    在没有公共图书馆，只有木版印刷的年代，要收罗各种作为辑佚来源的书籍，完全靠人力翻检，要完成辑佚就像大海捞针，工作的艰巨可想而知。但这还只是辑佚的初级阶段，因为对标明作者或出处的资料，只要能找到原书，又肯下功夫，还是能够一一发现的。特别是现在有了数字化技术，等到将中国古籍全部输入电脑，只要按动检索键，输入需要查找的姓名或书名，这些资料就会自动汇总，供检索者逐条逐字查阅。而从发展趋势看，全部古籍的数字化是近年内完全能做到的。

    可是辑佚并不那么简单，难就难在那些没有标明作者姓名或出典的内容，就是有最先进的电脑和数字化古籍，也得依靠辑佚者的眼力，并结合其他来源的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和研究，才能将原文从混杂的资料中清理出来。这就需要辑佚者具有史学、文学、目录、版本以及与资料相关的学科这些方面的广博知识、准确判断、深入理解和果敢决断，否则就会茫然无绪，甚至与之失之交臂。

    或者以为，既然这些资料都还在，何必花那么大的功夫再辑出来呢？其实不然。任何一条史料的价值都是由其作者、来源、形成的时代和内容所决定的。同样的内容，如果作者、来源或形成的年代不同，其重要性可能相差悬殊。古籍在流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错讹漏衍，次序混乱，辑佚所得或许就是最原始最可靠的根据。还有些史料的重要性在于完整，如能将分散在不同书籍或同书的不同处的原文辑录出来，缀合成段成篇，不仅使读者得见作品原貌，也最能体现作者的真意。正因为如此，这类辑佚的风险也相当大，没有十分把握，辑佚者就难以判断，也无法使读者信服。即使辑佚者相当谨慎，也难免有见仁见智的不同意见。陈尚君在辑纂《旧五代史》时，就采用了“会证”的办法，即仿照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体例，在全面辑录佚文并悉心编排的基础上，将源出《五代实录》和其他可靠史料的内容逐条附存其后，使用者既可直接引用齐备的史料，也可以自己做出判断。

    陈尚君20余年的努力不仅产生了《全唐文补编》和《旧五代史新辑会证》这两项新成果，也将辑佚提高到了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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