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我仔细地看这本书，特别是对照了国内一些学者发表的不同意见。由于有些方面早已超出了我的学识范围，实在难以做出自己能说服自己的判断。但后来我又仔细看了李学勤先生写的导读，却豁然开朗，得出了现在这样的结论。
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据导读的介绍，此书至今还是来历不明，除了这位编译者之外，没有任何证据。
“编译者大卫·塞尔本是有许多作品的学者，生于伦敦，从小学习希腊文、拉丁文，在牛津大学攻读法学，成绩优异。他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印度新德里‘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工作，并于牛津的拉斯金学院任教达20年，现居于意大利中部的古城乌尔比诺。”（导读，以下引用不再一一注明）我们对塞尔本先生的学者身份和语言、法学、社会学方面的学识当然不应怀疑，但他对书中涉及的中国历史、哲学、社会、文化究竟有多少了解？对书中出现的黄帝、皋陶、汉武帝、司马迁、王莽、汉明帝、老子、孔子、曾子、孟子、杨朱、韩非、杜甫、李白、王安石、朱熹、陈亮等，加上他自己承认还有许多辨识不出的原名，他到底译对了多少？在没有办法作任何核对，没有任何其他人参与的情况下，我们凭什么相信他？如果现在发表的文本根本就是译者的误读或误译，我们却将它当成信史，去纠正或推翻现有的历史，岂非铸成大错？
更大的问题是，世界上只有译者塞尔本先生一个人可以证明原书的存在，《光明之城》的写本至今还只存在于他的描述之中。“据说，他是在1990年，从一个造访他在乌尔比诺的家的客人那里，初次获知这一写本的存在的。那年12月，他在马尔凯大区某地的藏家手里，见到了这部写本。此后，塞尔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说服藏家，允许他在藏家本人监督下检视和试读。直到1991年9月，经过长时间讨论与公布写本有关的种种问题之后，塞尔本终能在藏家房子里仔细研译这部写本。塞尔本对藏家的姓名和地址讳莫如深。他说，这是出于藏家和他的约定，因此写本的来源和所有权都不清楚，书中没有写本的照片，也没有完整成段的原文。……写本如何流传下来，不能完全知道。……鉴于《光明之城》写本为什么长期秘藏，是没有人知道的问题，塞尔本以为是由于写本的宗教内涵。”
当然我们不应该怀疑塞尔本先生的道德，不能随便怀疑他作假，但是我们不得不质疑这一神秘而漫长的过程。从“作者”雅各1290年“写”下这些东西，到塞尔本见到它们，中间长达700年，谁能保证没有窜改或作伪？写本如何、何时到了藏家之手？藏家是什么身份？谁能保证写本到藏家之前不被篡改，或者不是假货？谁能保证藏家本人不是作伪者？现存的写本究竟是不是700年前的原物？如果不是，这个写本产生于何时？这些都是无法回答的问题，我们只能相信塞尔本一个人。即使我们完全相信塞尔本的人格，也无法轻易相信他的学术判断力。君子可欺之以方，要是他被藏家或什么人蒙骗了呢？哪怕有第二个人能够看一下写本原件，能够多少证明一下塞尔本的说法，可惜连这也没有。冒如此大的风险来承认这本书的史料价值，值得吗？应该吗？
而且，根据塞尔本的说法，藏家的隐秘也是没有理由的。如果说是出于宗教的原因，如今早已消除。如果真有不便公开的原因，为什么经不起塞尔本的劝诱？如果是有道义上的原因，现在岂非已经违背？如果这本写本是用不光彩的手段获得的，现在也已经为世人所知。如果是为了钱，更是只要直截了当提出来就可以了。再说，来源不能说，全文不能公布，代表性的照片或一段原文总能公布吧！世界拍卖的不少宝物都没有公布藏家的姓名和来源，但从来没有不让别人看到原物的，更不用说应该先公布照片或详细的说明。如果全世界的学者都一致抵制这本书，或许还能迫使塞尔本或藏家披露真相，可惜大家太天真了，先让塞尔本获得了充分的效益，这方面的压力已经有限。
要是此事发生在中国，一位并非历史专业的学者出版了一本从未见于著录的700年前的史书稿本，他对书的来源和收藏者秘而不宣，也不发表任何原文和照片，历史学界会接受吗？我们会承认这本书的史料价值吗？我可以肯定不会。历史学研究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史料必须可靠，尽可能有第一手的来源。难道洋学者就可以不遵守学术规范？记得在国内出现“新发现的《孙子兵法》”一类伪作时，学术界的态度都相当明确，我认为对来自外国的“新发现”也应该用同样的标准、同样的态度。
要是这本书的内容是否定马可·波罗的记载，是描述泉州如何荒凉黑暗，说泉州人如何保守落后，中国学者是否还会有那么大的热情？其实，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同样的，而且对这样一类渲染“光明”的书更要特别谨慎。这些年，我们常看到一个什么发现将中国历史或发明提前多少年的报道，事后却往往不知所终。但从来没有见过某一发现将中国的历史或发明推迟了多少年，如果真有这样的事，其实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成绩。这种现象反映了我们对中国历史的一种不健康的心态，我希望这种心态不要影响到对《光明之城》的评价。
或许有人担心，这样做会不会冤枉了塞尔本先生。我以为不会，因为我们只是不相信、不采用这本书，只是迫使他拿出证据来，这完全是正常的学术规范的要求。或许有人认为，这本书里有不少新鲜的内容，不用可惜。但出处不可靠的史料，越是新鲜，问题越大。再说，如果是仅见于这本书的内容，充其量只能是个孤证，还是需要有其他史料印证，暂时不采用不会造成十分大的影响。中国历史研究能做的工作很多，何必急于从这样一本来历不明的书中找史料呢？
我并不反对翻译和出版这本书，它可以供专门研究有关历史的人辨别真伪，也可以当小说看，但在它的来源和真实性问题解决之前，绝对不能作为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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