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2002年此书在伦敦首发当天，我接受过一位记者的电话采访。当时我谈了两点看法：此书的结论能否成立，关键是看作者能拿出什么证据。即使作者的结论（如郑和船队首先到达美洲）成立，也不会改写哥伦布“发现”美洲的历史，因为历史学家所谓“发现”，并不是指一般的到达，而是指到达后引起的有影响的变化。所以仅仅证明郑和到过那里，是不足以推翻哥伦布“发现”论的。现在翻阅中译本后，我的看法没有改变。第二点看法不涉及这本书本身，本文着重谈第一点。
一
要评价这本书，首先评价者和读者都要端正自己的态度。纪念要选择时间，如100整年，但学术研究不应也不会受到时间的影响，599年与601年没有什么不同。纪念要着眼当前，面向未来，要古为今用，有所取舍，作学术评价就只能尊重历史事实，讲究全面准确。纪念要考虑民族感情、政治导向和国家利益，复原历史真相时只能站在人类的共同立场，不偏不倚。因此，这本书中译本的出版可以作为纪念郑和航海600周年的活动之一，但对此书的评价不能受到这一因素和其他现实因素的影响。如果因为要纪念郑和，或者要使纪念活动热闹顺利，就一定要肯定这本书，或者不能批评这本书，这些都不是正确的态度。
我很钦佩孟席斯丰富的想象力和执着的追求，如果用于写一部科幻小说或历史小说，或许能取得成功。但如果用严肃的历史著作的标准来看，我只能遗憾地说，作者是从错误的假设出发，采用了不可靠的或并不存在的证据，又通过非正常的推导过程，得出了离奇的结论。
简单地说，作者首先发现了一些绘制于15世纪前期至16世纪前期的海图或地图，而他肯定这些地图反映的地图知识是当时欧洲人尚未掌握的，一些地名是欧洲人没有到过的，因而他推断只有郑和的船队才具备到达这些地方并精确绘制地图的可能，然后用各方面的证据加以证实，最后得出郑和船队曾航行于全世界，包括非洲、美洲、南极洲和北极的结论。可见，支持作者的基础极其脆弱，因为只要其中一项被否定，或不能成立，结论就变得毫无意义。
据作者在引言中介绍[1]，他的研究来源于收藏在明尼苏达大学贝尔图书馆的早期地图和海图，特别是其中一幅据称是绘制于1424年，有着一位威尼斯制图学家祖阿尼·匹兹加诺（Zuane Pizzigano）的签名。但对这样重要的证据，翻遍全书，找不到一张完整的照片，191页前的一页彩照显然只选取了一部分，而且模糊不清，对该图的质地、尺寸、内容和收藏过程毫无说明。作者称收藏者托马斯·菲利普斯爵士是一位富有的英国收藏家，出生于18世纪晚期，“但他的那些藏品事实上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半个世纪前才被再次发现”。那么是谁鉴定这幅地图绘制于1424年，谁能确定这个签名是真的呢？如果是出于某位测绘学权威，或是地图史学界的一致意见，就得说明依据和出处。如果是作者自己鉴定的，就更应该列出证据和理由，但全书都没有交代。对其他作为根据的那几幅地图或海图也同样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谁能相信“这份地图的年代的来源和确实性是无可怀疑的”？要知道，如果这些地图的真实性和确定性稍有问题，全书就成了空中楼阁。
即使作者对这些地图制作年代的判断没有错误，他由此做出的推断也过于片面和武断。他认为图上标识了一些当时欧洲人没到过的地方，“根据我们已经接受的历史知识，欧洲人在七十年后才去那儿探险”，所以只有郑和船队的航行和发现才能填补这一空白。依此类推，他将反映在那些地图上的全部地理知识，包括非洲、大洋洲、南极、美洲等都归功于郑和船队。
首先，他的前提就相当危险，既然目前对郑和航海还有不少未解之谜，那么对欧洲人的探险和地理发现也未必都已了解，肯定欧洲人不可能自己掌握这些地理知识的理由并不充分。
其次，欧洲人难道只能从郑和船队获得地理知识吗？15世纪初期或此前的地理发现或航海知识难道只有中国一个来源吗？实际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和实践领先于中国，至少不在中国之下。特别是在印度洋和由阿拉伯半岛至中国的航线，基本是由阿拉伯人垄断的。唐朝随高仙芝西征而于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之战中被俘的杜环，于宝应初（792年）搭乘商船由大食（今阿拉伯半岛）回到广州[2]，说明在西亚与中国间已有稳定的航线。唐朝的广州已出现由阿拉伯人聚居的“蕃坊”，宋朝的泉州已成为阿拉伯移民集中、富有阿拉伯文化特色的城市，阿拉伯裔移民蒲寿庚（一说占城人）拥有大量海船，在泉州担任南宋的提举市舶（约相当海关关长兼港务局局长）达30年。元朝与蒙古四大汗国的并存，使中国与阿拉伯的联系更加频繁，也通过阿拉伯人获得了大量地理知识和航海经验。元人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达220余个，远远超过此前宋朝的《岭外代答》和《诸蕃志》等书，而汪大渊就有搭乘海船两下东西洋的经历。
就是郑和的远航，也明显得益于阿拉伯人的航海经验。郑和本身是“回族”后裔，其先世系蒙元时由境外迁入。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到过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他从小就有机会了解阿拉伯地区的知识。目前所知郑和船队在印度洋的航线和到达之处，都没有超过阿拉伯人的范围，如果不利用阿拉伯人的航海经验反倒是不可思议的。近来引人注目的肯尼亚拉木岛，正处于阿拉伯半岛进入东非海岸的中转站，至今还聚居着阿拉伯人，他们的迁入远在郑和之前。2003年5月我曾在岛上考察，亲身感受了浓厚的阿拉伯文化。郑和船队到过的木骨都沙（今摩加迪沙）和幔巴撒（今蒙巴萨）都在此前阿拉伯人已经开辟的航线之内。
日本地图史家海野一隆早已指出：“正如蒙古人统治亚欧时刺激了东西文化的交流一样，伊斯兰的地图学也对周围地区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当然包括对东方的影响。”“至于世界地图之传入中国，从《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和《大明混一图》等图的出现可见一斑。该两图均继承了元朝李泽民《声教广被图》（约1230年，已佚）的谱系。此外，从《元经世大典地理图》的内容来看，当时画有经纬线的地域图无疑已经传入中国。元朝接受伊斯兰地图学影响的主要是属于统治阶层的蒙古人、色目人，还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以‘大地平坦说’为前提的中国传统的地图学。元朝朱思本的《舆地图》仍无视欧洲和非洲的存在，就说明了这一点。”[3]可见，蒙元时中国的地图上之所以能出现非洲，中国人的地理知识之所以能超过以往，正是得益于阿拉伯地理知识和地图的传入。而朱思本地图和中国传统地图的局限，也是没有及时学习和吸取这类新知识所致。
海野一隆还指出：“因为郑和本人即为伊斯兰教徒，因而明初的《郑和航海图》里，也是以伊斯兰式的‘指’来表示纬度值的。15世纪初，在北京曾出现过阿里·伊斯塔库里《诸国道里记》（波斯语）的抄本，内含色彩鲜艳的地图。1616年刊《陕西四镇图说》一书中则收载有中亚、西亚的地图（《西域图略》），无疑是伊斯兰地图的翻译和摘要。”[4]所以，不仅郑和本人及其率领的船队，就是到17世纪初的晚明时代，中国人对中亚、西亚和阿拉伯的地理知识基本还是来自阿拉伯人。
《混一图》和明朝初年的地图上出现非洲，当然是反映了阿拉伯人的地理知识。如果这上面描绘了好望角，也只能是阿拉伯人航海的成就，一定要归功于郑和实在是因果倒置。我不明白，自称对航海史和地图测绘史做过充分了解的孟席斯为什么竟无视阿拉伯人的航海和地图测绘成就，丝毫不考虑其成就和影响？如果说这是出于某种不便言明的原因的话，下面的推论就使人百思不得其解：连作者本人也承认《混一图》绘制于1402年，比郑和首航早了三年，怎么可能用来证明郑和的航程包括好望角和非洲在内呢？要说这一发现来自郑和，连最简单的逻辑都不讲，岂非荒谬？
当然，作者也列举了大量事例。但稍加分析和追究，都无法成立，或者毫无根据。这类例子，几乎是本书的全部，只能姑举数例：
浏河天妃宫中的《通番事迹碑》原碑虽堙，但明人钱谷所编《吴都文粹续集》录有原文，其中有“抵于西域忽鲁谟斯等三十余国”。而福建长乐天妃行宫中的《天妃灵应之记碑》原碑还在，上面刻着“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5]但作者硬要说“三十”是“三千”之误。如果当时真要刻上“千”字，即使事后发现误刻为“十”，也不难将“十”字改这“千”字。反之，如果已经将“十”误刻为“千”，倒不容易改正。即使改了，也会留下痕迹。现在两处的碑文都作“十”字，就可说明此字绝无错误。
作者一度认为佛得角一块碑上的铭文是“中世纪的中国文字”，但据西安碑林的专家鉴定结果并非汉字，后印度专家认为“看起来像”15世纪前通用于喀拉拉邦马拉雅拉姆语。这最多只能证明印度人到过那里，但作者将这作为郑和船队到达的证据，理由是船队的翻译来自喀拉拉邦，所以使用了自己的文字。但这条理由完全是作者自己的推测，没有任何证据。
作者断定郑和从美洲将玉米带回中国，“中国的记载说，郑和将军带回一些‘有着特别大穗的谷物’”。但根据注释，这句话是出于J.J.L.Duvendak于1949年出版的China's Discovery of Africa（《中国在非洲的发现》）。从书名看就有些文不对题，而无论如何，这不是“中国的记载”的原始出处。实际上，有关玉米传入中国的论著相当多，作者完全可以引用更权威可信的说法。可惜这些论著中并没有郑和将玉米带回中国的证据，所以只能找那种毫无史料价值的第二手，甚至第三手材料。
作者认为罗德岛上的石塔也是郑和船队造的，“就我个人的看法，塔的窗户设计和安放位置接近于宋代的灯塔。这些灯塔是用来导航进入华南福建省刺桐（泉州）港口的中国和阿拉伯的贸易船队”。但从附图上我们可以看到，石塔明显带有阿拉伯风格，看不出中国宋代的影子。作者承认，如果能对该塔黏合石块的“泥浆”做一次分析，就能断定是否用了中国的糯米，据说被当局拒绝。既然如此，怎么能将石塔列为证据呢？
最后还必须指出，作者认为“只有中国舰队能在欧洲人之前发现新世界”，理由之一是“中国要求郑和去完成这项工作”，这是作者没有从整体上了解中国的历史和郑和航海的目的所致。以往认为郑和的主要使命是寻找失踪的建文帝，多数学者已予否定，而认为是为了宣扬国威，扩大邦交，也有贸易方面的需求。这两方面的使命都限于已知的范围和现实的可能，无论如何，明朝统治者与郑和个人都不会超越当时中国的天下观，去探求什么新世界，因为明朝既不乏土地，也不缺财富，更不想打破“天圆地方”的平面地理观念。
当然，作为一种想象或探索，此书或许能给研究者提供一些线索。此书的标新立异也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好奇心，一时畅销也在情理之中。
或许有人会说，孟席斯的书充分肯定了郑和航海的伟大贡献，有利于激发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有利于爱国主义教育。但无论他们与作者出于多么良好的愿望，离开了历史事实，这一切都只是虚幻的泡影，只能是对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的嘲弄。
二
本来，对受过历史学基本训练的人来说，要评价和鉴别这本书并不困难，所以在英国和其他国家，历史学界和学术界几乎都是反对意见，多数人毫无兴趣，认为它不值得评价。但我发现，在中国，充分肯定、高度评价这本书的人中也不乏学过历史的人，这就不能不使我感到惊奇和遗憾。当然，其中必定有人是出于学术以外的原因，这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如果从学术角度看，我想还是一个老问题，即如何对待史料。
近年来，不时可以见到一些“新发现”“新观点”，有的相当耸人听闻，却能不胫而走，甚至使洛阳纸贵。特别是其中某些出于外国人，而又被某些人认为对中国有利的新说，更是身价百倍。因为国人一直相信“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现在既然连洋人都认为是这样，那就确定无疑了。其实稍仔细看一下就不难发现，这类新说或者是对已有史料的误读曲解，或者根本没有史料根据。
有些人很注意学术规范，但不能仅仅看形式。从形式上看，这类论著往往做得很规范，像孟席斯的书就有很多注释，引经据典，给人史料非常丰富的感觉。还有的书引用的材料中有各种外语，着实镇住了多数读者，因为谁也不能掌握那么多种语言，一时也找不到那么多语种的著作。但是，真正的或者最重要的学术规范，还得看形式后面的实质，而最基本的一条还是史料是否过硬，证据是否充足。如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2年初出版的《光明之城》曾经被有些人当作重大发现，但从史料的角度看，这本书毫无价值。
根据李学勤先生为此书写的导读，此书属来历不明，除了那位编译者之外，没有任何证据。关于这本书的意见，我在2002年就发表过，现在三年多过去了，塞尔本一直没有拿出新的证据来，也没有进一步公布这篇文稿的来源，近来似乎不再有人谈《光明之城》了。不过这些并不重要，我还是这样的看法，什么时候证实了这篇文稿的真实性，它才具有史料价值，才能用之于历史研究。
现代人的创造力加上某些人出于种种目的的伪造，不时会有一些耸人听闻、难以置信的新闻和旧闻公布，这是完全可以预料的。但作为历史学者，必须守住一条底线——一切证据必须来自可靠的史料。
如果是出于学术以外的目的，那就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
注释
[1][英]加文·孟席斯《1421：中国发现世界》，师研群译，京华出版社，2005年。以下引文及证据出于本书者不再一一注明。
[2]见杜环《经行记》，杜佑《通典·边防》引，中华书局，1992年。
[3][日]海野一隆《地图的文化史》，王妙发译，香港中华书局，2002年，第48页。
[4]同前页。
[5]据《郑和史迹文物选》，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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