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春天，国务院要规划洞庭湖区，派一位高级研究人员来岳阳考察洞庭湖的变迁。这位专家19岁就在一所国际名牌大学任教，当过江青的边疆地理高级顾问，一向很傲慢。听说有一个农民写出了《洞庭湖变迁史》，压根就不相信。他专门同何光岳进行“马拉松”式的长谈，先后提出200多个历史地理方面的难题。何光岳对答如流，有理有据。又翻阅了何光岳的资料和待发的文章。答者无心，问者有意，多年来学术上的不少难题，在这里找到了答案。临别时，老专家激动地紧握何光岳的双手：“相见恨晚，你老兄从一个农民自学到这样的水平，真不容易啊！现在我们中国搞历史地理的人已经是凤毛麟角了，希望你终身从事这项伟大的工作。”
其实，何光岳一直在寻找步入科研行列的时机。当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招收研究生的时候，何光岳报考上海复旦大学。在答古典文学试卷时，他发现一道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考题中有“博闻而寡耍”的用语，他觉得在这样神圣的大学殿堂居然出现如此严重的错误，是不可原谅的。何光岳在答卷上写道：“汉朝以前无‘耍’字，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也无此字。‘耍’字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此字或系校对和印刷之误，请指正，故‘博闻而寡耍’应为‘博闻而寡要’之误。”招生办查对原稿，明明写的“博闻而寡耍”，无疑是触犯了出题者的尊严，自然取消了录取资格。有意放风，只要何光岳认错，是可以破格录取的。何光岳坦率地表示：“与其当白字先生的研究生，倒不如回家搂锄柄。”他下决心不再考学校。
湖南一些科研单位得知这个消息，纷纷邀请何光岳参加科研工作。
读到这一段文字，我和明白真相的一些师友不禁大吃一惊，因为我们都知道，文中的“高级研究人员”和“白字先生”就是指先师谭其骧先生。尽管在谭先生生前就有人在编造谎言，抬高何光岳的地位，但如此无耻地造谣污蔑、捏造事实实属罕见，令人愤慨。我曾打电话给该刊主编杨筱怀先生，他声称文章是傅朗云写的，如有问题应由傅朗云负责，又说既然文章中没有点名，何必自己对号入座？8月16日，我在长春约见傅朗云先生，向他指出文章中的问题，要他做出解释，他表示具体情况要问何光岳。我要求他尽快答复，以便谭先生的家属和我们决定如何做出反应。但四个月过去了，傅先生没有任何回音，我只能公开此事的前因后果，请大家看看这段文字和这篇传记的真实性究竟如何。
一、谭其骧与何光岳的关系
早在1982年8月6日，《光明日报》就在头版发表了该报记者张祖璜的报道《失学之后不气馁，困难面前不低头，农民何光岳自学成为历史地理学者》，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播发了这篇文章。
报道中有这样一段话：
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地理专家谭其骧有次来到岳阳考察洞庭湖，面对这个脸色黝黑、衣着朴素的年轻人，一连提出有关洞庭湖变迁的两百多个问题，请他作答。然后，谭教授又从天文地理到中外史籍、文字学到文物民俗，同他进行讨论，一直持续了三天，每天都是谈到深夜。教授听了何光岳的发言，激动地说：“你从一个农民自学到这样的水平，真是难得的啊！”1978年7月，经过谭其骧教授的推荐，何光岳被调到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最近，他的《昆吾氏诸国兴亡与迁徙》一文已被审准参加全国第一届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
这段话与傅朗云的说法一对照，谁都知道，那位“高级研究人员”就是指谭先生，只是报道作为“伯乐”的谭其骧，在傅文中已成为始而傲慢，继而在何光岳的无意启发下解决了多年的难题，最后才被感动的半反面角色了。
实际上，在看到报道的当天，谭其骧就认为“多与事实不符”（见日记），写信给《光明日报》要求更正，但《光明日报》一直未予答复。
谭其骧当时的日记记载了1977年在岳阳的全过程：
4.25 六点起，七点许到岳阳，因无人接，背行李甚狼狈。街上吃包子，八点许找到地区革委会，出示介绍信后，由谭某（复旦新闻系70届毕业生）、李某（中山大学毕业生）陪同，住地委招待所。余一间，张（修桂，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袁（樾方，复旦大学历史系退休副教授）另一间，擦身后休息。午餐后休息，二点三刻李、谭二位引文化馆何光岳来，继而地区何孟球亦来，谈至五点许散。饭后停电，八点看电影，归后至十点半电灯复明，作书致侯良。
4.26 早候至八点三刻，何光岳来。又候新闻制片厂三人至九点许，同坐地区车赴岳阳楼。出又参观一瓷厂，遂与制片人分手。余等至何光岳（家）观其藏书。近午步行回所午饭。午后二点许何光岳来，以《岳阳风土记》中地名询之，谈至五点许去。晚饭后散步，归而李、谭二人及张、袁同在余室谈至九点而别。夜大雨。
4.27 上午因天气不好，风雨不停，原拟去君山作罢。正在阅读华主席在湘工作回忆录，何光岳来，谈至十一点三刻方去。托渠绘杨么时代洞庭湖图，因昨晚渠家停电未能绘成，约画好寄复旦。午后二点多起，阅读回忆录，匆匆收拾行李，三点许由李盛兴、谭先锋陪同，用吉普车送于车站，四点半开，慢车甚空。
从日记中可见，谭其骧一行在岳阳停留的时间总共不过25日、26日两个整天和27日下午4点半以前，合计也不到三天，怎么可能与何光岳讨论了三天，并且每天都谈到深夜呢？何况谭其骧与他原来并不相识，来岳阳的目的是考察，岂能完全用于与他谈话？
从日记看，谭其骧25日与何光岳初次见面，至多谈了2小时1刻；26日上午与何光岳在一起的时间不会超过3小时，但用于谈话的时间不可能多；下午谈了3小时；27日上午谈了约3小时。谭其骧与何光岳在一起的时间合计11小时1刻，真正谈话的时间更少。从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些接触大多是出于何光岳的主动。而且谭其骧第一、二天晚上都有其他活动，第三天下午就离开了岳阳，连一天晚上都没有与何谈话，又如何能每天谈到深夜？至于问何的内容，主要是《岳阳风土记》中的地名，即使谈了些其他方面，也不是什么“从天文地理到中外史籍，从文字学到文物民俗”。
谭先生会不会就洞庭湖的变迁一连向何光岳提出200多个问题？且不说没有那么多时间，也提不出那么多问题。据谭先生告诉我，当时问了一下何对洞庭湖变迁的看法，发现他还是持传统的始终由大变小的观点，并无新意，所以没有深谈。在1981年10月21日给谭其骧的信中，何光岳称：“比如当今以老师为主，倡云梦、洞庭演变过程，全国著名学者翕然从之，但我却单持异议。”可以证明在这一点上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共同语言。至于傅文中提到的《洞庭湖变迁史》，就连报道和何光岳都没有提到，显然纯粹出于事后的编造。
从离开岳阳后，谭其骧从未向湖南任何单位推荐过何光岳，而且1978年2月1日他就发病住院，当年7月还没有出院，自然更不会作推荐。何光岳调入湖南省社科院的消息，谭其骧是从他的来信中知道的。
何光岳即将参加的会并不是全国第一次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而是由中国地理学会与复旦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1981年10月23日何光岳给谭其骧写信：“近又闻由老师主持，将于明年四月在上海召开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我迫切要求参加。我是一个农民出身，只高小文化，可能在学者中诧为罕见。但我也有一些学术争议问题……如能允许我参加这次盛会的话，我将参加辩论，另外我准备《长沙古城历史地理变迁》和《岳州古城历史地理变迁》二文。如蒙批准我参加会，请加照顾名额，并来函告知，则不胜感激之至矣！”谭其骧收到信后交我办理，并说为了鼓励年轻人自学成才，还是邀请何到会，我即将会议通知寄去，并没有人审查过何的论文。不久何从长沙给我打来长途电话，要求我们以会议的名义给湖南社科院打电话邀请他，我以已发书面通知为由婉拒。
谭先生给《光明日报》的信发出后，没有收到答复。8月28日，华东师大陈旭麓教授从长沙回上海，来谭其骧家看他。陈旭麓告诉他，何光岳在多种报刊大吹特吹，大多是打着谭其骧的旗号，湖南省社科院领导也很不以为然，要他来问一下何光岳与谭其骧究竟有什么关系。谭其骧这才知道，在《光明日报》的报道以前，类似的故事已经发表多次了。30日，谭其骧再次致函《光明日报》，坚决要求更正。他还让我写信给湖南省社科院领导，说明事实真相。由于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开幕在即，而《光明日报》的文章又造成很大影响，为避免被何光岳再次利用，谭先生要我找何谈话，指出他这种任意编造事实、弄虚作假的不良行为，要求他自己向《光明日报》澄清事实，同时决定在会议期间不与何单独见面，也不对何发表任何意见。
何光岳到会后，我将谭其骧的意见转达给他，希望他能实事求是，主动澄清事实。但何强词夺理，除了承认将历史地理会议名称搞错外，声称都是事实。例如，我指出谭其骧从未向湖南方面推荐过他，他竟说：“怎么没有呢？谭先生走了以后，地方上就重视我了，不是他推荐还有谁呢？”我说：“这是你的估计，不能当作事实告诉记者。”他说：“我是为了谭先生好呀。这样写对他有什么不好呢？说明他慧眼识人才。”我劝说甚久，见他的态度仍无改变，只得通知他几点：1.会议期间谭其骧不愿单独见他，希望他也不要找谭其骧。2.会议期间请他不要讲报道中提到的那些事，否则我们将向与会代表公开澄清事实。3.谭其骧将继续向《光明日报》和有关部门说明事实真相，希望他采取主动态度。
会后，何光岳再没有找谭其骧，再见到时不仅视同陌路，而且出言不逊，指桑骂槐，但在报刊上继续重复与谭其骧有关的这些“事迹”。
因《光明日报》一直没有答复，谭先生在1983年1月24日致函该报总编辑，并让在该报工作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生陈清泉转达。2月23日，他收到该报记者部的复信，但除了表示感谢外，对一直未予答复的原因一字不提，对更正的要求也置之不理。所附这篇报道的作者张祖璜的信中将报道失实的原因推诿于“交通原因”，却强调报道的效果很好，“事实上，从报道发出之后，收到的大都是农村知识青年的信，他们的受益也在于此”。为此，谭先生要我继续向有关方面反映。
3月24日，湖南省社科院杨慎之（何光岳所在研究室主任，后任副院长）来看谭其骧，对何光岳的行为向谭其骧表示歉意，谭其骧又向他反映了与何交往的全过程。4月16日，陈清泉陪同记者部负责人到京西宾馆向谭其骧表示歉意，但他再三表示，在报上公开更正影响太大，要谭其骧谅解。
十几年后，有人大概以为谭先生已不在人世，或者人们对那篇报道已经忘却，所以在继续利用谭先生“高级研究人员”的地位来抬高何光岳的同时，却又肆意污蔑。熟悉谭先生的人都知道，他一生从未与江青打过交道，傅先生既然说他“当过江青的边疆地理高级顾问”，就请公布证据，否则就得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二、“白字先生”是谁——何光岳报考研究生真相
傅朗云没有点“白字先生”的名，但文章中写明何光岳报考的是复旦大学，1978年何光岳报考的是历史地理专业，指导教师只有谭其骧一人，那么按照傅先生的说法，何光岳宁可回家搂锄柄，也不愿当谭其骧这位“白字先生”的研究生。
且不说这段故事完全不符合常识，就拿何光岳先前的说法一对照，读者就不难鉴别了。1979年10月23日，也就是在这次考试的一年半后，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何光岳一篇短文《续〈杂说〉》时加了一段按语：
本文作者何光岳同志，原来是个贫农，湖南岳阳的农业劳动模范。只读过小学，全靠自己刻苦学习，掌握了大量古汉语、历史以及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这篇文章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对于中国和世界历史地理都有深湛的研究，曾经得到复旦大学某历史地理教授的重视。1977年秋，他曾要求来复旦进修，遭到拒绝。后来煞费周章，才允许他考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生。尽管事先有关同志介绍了他在历史地理方面的成就，结果仍旧落选，为什么？主要原因，ABC不及格！为此他深有感慨，就写了这篇文章，寄给本报。不久他的情况被反映到了湖南省委，很快被邀请到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古代史近代史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并成为湖南省历史学会正式会员。
要是真有“白字先生”的故事，何光岳当时为什么不公布呢？为什么要将他落选的原因说成是“ABC不及格”呢？
实际上，谭先生从岳阳回来后的确向研究室和学校反映过何光岳的情况，提出能否吸收他来进修或工作，当时已经知道即将招收研究生，校方提出还是让他参加研究生考试，如合格录取，也可免去很多麻烦的手续。1978年的研究生招生是“不拘一格”的，我本人就没有上过大学，是凭高中学历报考的，以后复旦大学录取的对象中连初中未毕业的也有，何光岳报考不需要“煞费周章”。他的确未被录取，但主要原因并不仅仅是英语不及格，而是总分不够，还有两门课没有及格，他的成绩是：中国通史72分，地理55分，古汉语90分，外语0分，政治45分，平均52.4分，远低于本专业录取分数。
谁都知道，导师不一定为研究生招生出试卷，更不会亲自誊写或打印，何光岳是在长沙参加考试的，他怎么能断定这就是谭其骧写的“白字”呢？“招生办查对原稿”，是哪里的招生办？如果是长沙的，如何能查到复旦大学出题者（准确地说，应该是誊写者）的原稿？如果是指复旦大学，何光岳去查过吗？招生办又怎么可能让考生查试卷原稿呢？阅卷人给他评了90分，难道是“触犯了出题者的尊严”的结果吗？是谁放风要他认错（注意，作者这句话故意没有写清主语），难道是谭其骧吗？要真有此事，为什么到1979年又说成是因为ABC不及格？到1982年《光明日报》的报道中又对谭其骧这位“白字先生”如此借重呢？
更可笑的是，傅先生称“湖南一些科研单位得知这个消息，纷纷邀请何光岳参加科研工作”。是什么消息？是他考试落选吗？是他不愿做“白字先生”的研究生吗？要是前者，根本不合逻辑；要是后者，即使真有此事，何光岳到1982年还没有公开，这些单位怎么会知道呢？而且，《光明日报》的报道明明写着他进湖南社科院也是经“白字先生”推荐的。
顺便提一下，何光岳似乎并非不愿做“白字先生”的研究生，我手头正好有一封他给谭其骧的亲笔信：
谭老师：
您老人家近来健旺否？谢谢您的关心，使我有幸能够参加今年八月底在上海开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我的成就，全靠老师的培养和帮助，使我永铭在心，当结草衔环，以报老师之恩……
学生 何光岳敬上
一九八二年七月四日
三、传记中的其他神话
为了全面了解傅先生的大作，我又读了这篇传记的全文，发现作者编造的神话并非个别。
例如，作者称：“人类在争议着生存空间，在历史长河中究竟是哪个民族开发哪块土地的时间最长久，付出的代价最高昂，谁最拥有主权资格。到了那个时代，在国际法庭的诉案，华人、华裔、华侨只要有一部《中华民族源流史丛书》在手，就可能稳操胜券。”而根据作者在前面几段的介绍，何光岳所著《中华民族源流史丛书》的结论是：华族北上的一个分支“苦夷”，“有的东移，成为夷族成员，最后定居库页岛，成了苦夷人。北上的苦人同北狄融合，出现了九姓乌古斯，辗转到中亚，曾建立过塞尔柱克王朝。公元10世纪以后，又成为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分别加入土库曼、阿塞拜疆、土耳其等民族。生活在贝加尔湖南的乌古人同北亚其他民族组合成雅库特，另一支进入拉脱维亚。”“蛮人东至日本，南达印度支那半岛，西北到中亚、高加索，北徙西伯利亚，分别形成各个不同的民族群体。”“越人南渡长江而成百越，‘百越文化还远达太平洋群岛，远至南北美洲一带’。”“泰雅人、赛雅人、达雅克人都是大夏族的分支，迁至台湾和加里曼丹的时间约在汉晋之际，另一支叫玛雅人，东迁美洲始于西周。‘玛雅文化在中美洲开出光辉灿烂的花朵，成为大夏人在拉丁美洲的伟大业绩的标志’。”
请问傅先生，你提出的这些原则是出于哪一部国际法？或者是根据什么国际惯例？这些民族算不算“华人、华裔、华侨”？要不算，你将他们列出来是什么意思？要是算，他们拿了何光岳的书可以到哪个国际法庭上打官司？他们如能“稳操胜券”，莫非他们居住的地区都将成为“中华民族”或“华人、华裔、华侨”的所有地吗？
传记最后一段称：“近16年来，海内外研究何光岳的学者不下百人，有教授，有研究员，有编审，有翻译家，有教育家，有哲学家，有领导干部，年岁最大的已八旬高龄，最小的25岁。不仅分布在中国大陆，还有港、澳、台，欧、美亦不乏人，形成一个庞大的研究何光岳的队伍。”我寡闻陋见，除了傅先生（他自然是何光岳的研究者）以外，竟还不知道有哪一位何光岳研究者，更不了解竟有百人之多的“庞大队伍”。问了一些同人，竟都是如此。所以我郑重请求傅先生公布名单，或者向我们提供名单，我愿一一发函查询，然后将结果公布。既然研究者中有那么多的“家”，至少应该公布几位代表人物。在与傅先生会见时，我曾问他：“究竟怎样才算是何光岳的研究者？”可惜他没有回答，现在只能公开提出这样的请求了。当然，傅先生有不回答的自由，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将这段话当作神话了。
传记中称“何光岳是新中国中青年学者中第一大藏书家”，据说他藏书30000余册。我问傅先生：“请问中国中青年学者中第二大藏书家是谁，藏书多少？”他也没有回答。要是不知道第二，又何以肯定何光岳能排第一呢？
四、谁来保证“百分之百的纪实作品”
当我听到傅先生说有些事要问何光岳时，感到非常惊讶。如果是替何光岳写自传，自然他说什么，你写什么就行了；既然是你写的传记，就该文责你负，岂能何光岳怎样说你就怎样写呢？难道不需要作任何核对或调查吗？你没想到自己的法律责任吗？
但愿这不是何光岳编造的谎言，不过这很可能只是一个善良的愿望，因为传记刊出以来从未见到他有什么不同说法（或许我没有看到），那么至少他已经接受了这些谎言。
刊登这篇传记的《中华儿女》杂志在目录页上载有声明：“本刊专门发表纪实作品，要求所有稿件内容真实，不能有任何虚构，作者文责自负，本刊概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可是在封面上却明明印着“百分之百的纪实作品”，并且都郑重其事地请从党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检机关“逐期检阅”。既然是“文责自负”，杂志拿什么来保证作者写出来的都是“百分之百的纪实作品”呢？如果仅仅因为有了上述声明，就可以在封面上印上“百分之百的纪实作品”，岂不是在做文字游戏吗？像傅朗云这篇传记中的一些错误，即使根据常识也不难做出判断，主编兼这篇传记的策划人难道能肯定为“百分之百的纪实作品”吗？
当然，有人也可以将这句话解释为“百分之百”的“纪实作品”（作者自称的文学体裁），并不是说里面讲的都是“百分之百”的事实。但要将这样的诡辩与一本有影响的严肃的杂志联系起来，只能使人为之遗憾和痛惜。
附记：
本文发表后，我一直在等待傅朗云先生或何光岳先生的分别答复，可惜都没有等到。何先生在《三湘都市报》上接受记者采访，说我的文章是与他有“学术之争”的结果，我已在同一报纸上通过记者采访做了批驳，看过的读者大概不难明白真相。
但为何光岳先生作的传记还在继续出炉？1997年第5期《名人传记》（河南人民出版社）上发表了罗石贤《史坛怪杰何光岳》，重复了从1982年就开始的“美国教授”赞扬何光岳的故事。好在这次作者写明了“美国教授”的姓名：
1980年11月12日，在长沙市湘江宾馆一间大会议室里，美国俄勒冈大学历史系周锡瑞教授，向湖南历史学界作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学术报告快要结束时，忽地从听众席上站起来一位脸色黝黑、衣着朴素、刚迈不惑之年的人，对报告中关于义和团的发源地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侃侃而谈，用丰富的历史地理学知识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周教授被他有力的论辩吸引住了，频频颔首，高兴地说：“你说得有道理，我正在写一本义和团的专著，你的意见值得参考。”
很多人的目光一齐投向那位发表意见的人，这才发现：他，是湖南历史学界的一张陌生面孔。
周锡瑞教授问：“您是哪个高等学府毕业的？”
回答是：“我只上过‘锄柄大学’！”
取了个中国名字，精通汉语的美国教授一时摸不着头脑，询问陪同的一位中国学者：“‘锄柄大学’在哪里？”
中国学者笑着表演手握锄头挖地的动作，解释说：“他叫何光岳，农民出身，只上过五年小学……”
周锡瑞教授惊诧得眼睛睁得大大的，激动地说：“农民出身的历史学者，美国没有，我跑了世界上几十个国家，也没有见到过。今天在中国见到了，何先生，了不起。”
为了核对以上故事的真实性，我向素不相识的周锡瑞教授发去了传真，经过几次往返，周教授以英文做了回答。为了保证我的中文翻译符合周教授的原意，我特意将他的答复概括成中文后请他审定：
1.由于时间长了，又找不到确切的记录，您对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内容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定。
2.根据您的记忆，作报告（或谈您近期的研究）的地点似乎不可能在湘江宾馆的“大会议室”，而更可能在湖南省社科院内。
3.文章中提到的情况和与何光岳之间的谈话您毫无记录，但文章中提到的话并非难以置信，因为在公众场合，一个人总是要对别人提出的新观点表示礼貌，同时对于长期研究义和团的您来说，对真正的“农民史学家”会感兴趣，因为您一直对中国史学家轻视农民及其运动（如义和团）感到失望。
4.但您对何光岳的学术成果毫无所知，仅从您所尊重的友人处获悉此人的论著常失之粗疏，且不甚可靠，您得知此人论著虽多却颇有争议。因此对于您被引证为“外国专家”对何光岳的行为的见证颇感不安。
但有一点还想请您证实，尽管我已可推测其结果，即您完全记不得何光岳对“义和团发源地”的具体说法，也从来没有在您的论著“参考”过他的“不同见解”。
周教授回电做了肯定，并对第三点中的“轻视”和“失望”做了具体解释。最后他表明：“你的结论相当正确，我从未引用过何光岳的论著，在我撰写有关义和团的著作时也从未有意考虑过他的见解。”
尽管周教授出于一位历史学家的审慎，在没有找到当时纪录的情况下，对十多年前的旧事采取了既不肯定又不否定的态度，但他不愿意，也从来没有当过“洋伯乐”的结论是肯定的。如果1982年对何光岳的报道写出了周教授的名字，或者报道的作者当时找周教授核对一下，就不至于使这个故事流传到今天。
我希望所有为何光岳先生作传的人能做一点调查核实，对自己的文字负责，对历史负责，也对何光岳先生负责。
1998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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