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幸中国的地图制作不仅历史悠久，而且相当发达，所以在历史上早已有不少关于地图及其运用的记载。相传大禹时铸有九鼎，每座鼎上的内容都反映了当地的地理特征，可能是一种原始的地图。据《尚书·洛诰》等文献记载，周公为营建新都，曾在今河南洛阳一带做了占卜和踏勘，绘成地图献给成王。《诗经·周颂》中有一首《般》，其中“堕山乔岳，允犹翕河”，大意就是按照地图来祭祀山岭、山峰和大河。到战国时，地图的运用已相当普遍。如秦王为了让赵国的使臣蔺相如相信自己愿意拿15座城换取和氏璧，特意拿来地图，在上面指明15座城的位置。荆轲刺秦王时，假意献上督亢地区的地图，而将行刺工具——一把浸过毒液的匕首卷在图中，“图穷匕首见”。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7块绘在松木板上的地图，大约制作于公元前4世纪末，比著名的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地图还要早约200年。
先师谭其骧先生说过：“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任何历史都是特定的人物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中的活动，当然离不开地理环境，并受其制约。
空间因素对历史的作用如此重要，是了解和研究历史的重要内容，也是理解历史不可或缺的因素。但一个人的时间和经历总是有限的，不可能亲自考察全部空间。即使能够身临其境，也未必能发现特定空间的概貌和特征，所以地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断地运动和变化，以往的地理环境——无论是人文还是自然——都不可能保持不变或长期存在。要了解历史时期的地理状况，只能通过历史地理研究，才能明白古今地理环境的不同之处，复原出过去某一时间段或时间点的地理景观。如能据此编绘出历史地图，不仅能更直观地显示历史地理要素，成为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工具书，而且有助于通过空间因素来认识和理解历史。
最常见的是古今地名的变化，一个地方可能已经多次改名，即使没有改过，这个地名所代表的地理坐标和空间范围也不可能没有变化。如果不了解，不是找不到这个地名，就是张冠李戴，以致无法理解本来很明白的历史事实。例如，中学语文课本中曾选了唐朝诗人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根据作者的描述，他是在轮台目送武判官进天山的。今天的轮台离天山数百公里，无论如何是看不到天山的。但如果了解唐朝的轮台是在今乌鲁木齐附近，这个疑问就不存在了。又如，历史上被称为北京的地名有十多个，分布的范围北至今内蒙古，南至今江苏，西至今陕西。北宋时的北京在今天河北大名，而今天的北京却是当时辽朝的陪都南京。再如，北宋覆灭后，赵构在南京即位，又在金兵的追逼下到达扬州，再渡过长江。如果以为这个南京就是今天的南京，就无法理解当时的军事形势：既然金兵是从北向南进军的，赵构为什么还要从南京北上扬州？实际上，北宋的南京是在今天的河南商丘，由此南下，沿着当时的汴渠到达扬州，这样的路线顺理成章。
疆域和政区的变化就更加复杂。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的秦朝，其疆域只相当于今天中国的不足一半，但到鸦片战争前的清朝，其疆域达1400万平方公里，形状像一张秋海棠叶子，但今天的中国领土却成了雄鸡状。这些变化过程用文字很难说清，在地图上却一目了然。
由于历史时期出现过的地名成千上万，变化又极其频繁复杂，不用说一般读者，即使是专家学者，也必须借助专门的工具书。但要了解一个空间范围，或者历史地名相互间的关系，就非依靠历史地图不可。1955年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全国人代会时，毛泽东遇到历史学家吴晗，就谈到读历史书时往往不知道一些地名的今地，问他有什么书可查。吴晗推荐了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又说明此图的不便之处，建议加以重编改绘。毛泽东随后批示同意，吴晗受命组织并主持“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并推荐先师担任主编。尽管因种种原因，毛泽东到1976年逝世时尚未看到这一成果，他床旁成堆的常用书中还只能放着顾颉刚在20世纪50年代所编的一册《中国历史地图集》，但由先师主编的八册《中国历史地图集》终于在1988年出全，至今还是世界上最权威的中国历史地图，也是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了解中国历史时间的疆域、政区、地名和自然地理要素最有用的工具书。
但《中国历史地图集》属普通历史地图集，即以疆域政区为主的基本地图，不可能包括自然、人文等各种地理要素。为此，自1982年开始，先师主持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基础上，增加了产业、文化、民族、人口、城市、考古、交通、军事、地貌、植被、气候、灾害等系列。此图集问世后，读者将能全面了解中国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历史的空间舞台将更加生动而形象。
实际上，真正要理解历史，仅仅有一些坐标和方位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得知道一个空间范围内的具体内容，以及透过这些现象观察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例如我们知道，早在公元前1世纪，汉宣帝就在今新疆和相邻的中亚地区设置了西域都护府，对这一辽阔的区域行使管辖权。但即使是汉唐盛世，对西域者采用军事监护的方式，并没有像在内地一样设立正式的行政区，并容许当地民族或地方政权维持最大限度的自治。如果我们拥有一幅能全面显示各种地理要素的西域历史地图，那就很容易理解这样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西域与中原相隔遥远，除了长达千余公里的河西走廊，还有大片的戈壁荒漠、高山峡谷，交通困难。当时中国的主要农业区在中原，西域还没有大片农业区，无法供应外来人口，而从内地运输粮食成本极高，且无法保障。西域内部是相互分离的一个个绿洲，每个绿洲的面积有限，相互间的交通运输同样非常困难。西域受到东西方多种文化的影响，欧洲、西亚、阿拉伯、印度、青藏文化和华夏文化都曾在那里传播，原始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祆教、伊斯兰教等都有影响。有过无数次的人口迁移，民族成分相当复杂。
除了全国性的历史地图外，一些省市已经编绘出版了当地的历史地图集，如北京、上海、山西、福建、广东、西安等，是学习和了解当地历史的重要工具书。侯仁之先生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不仅包括自原始社会至民国期间的北京政区和城市图，还包括各种专题地图。一册在手，三千年古都的变迁如在眼前。打开《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北平市内城图》，而今不复存在的大量胡同画得一清二楚，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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