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有灯发誓说，他第一次到刘大伟家的时间不是刘大伟说的那一次，他第一次到刘大伟家的时间要比刘大伟说的要早得多。那一次，他坐在刘大伟家的客厅里，被电视画面上正播着的打仗场面吓坏了，他先是忐忑不安地绷着腿坐在那里，紧盯着一个劲乱扭的屏幕，然后他看见一群当兵的端着长枪气势汹汹地朝他扑过来，他吓得叫了一声，扭头朝外面跑，跑又没能跑好，在台阶上摔了一跤，差点儿没把一口牙齿摔出来。
刘有灯和所有生长在山里的农村人一样，对已经发生过的每一件事情永远记忆犹新，对已经发生过的每一件事情的日期永远记忆犹新，并且在需要的时候，固执地用阴历计时的方式把它们说出来。刘有灯穿一套笔挺的美尔雅西服，头发剃成一把抓的锉子，皮鞋擦得锃亮，手里捧着眼下最时髦的那种健身口杯，坐在刘大伟家客厅的沙发上，是一副好架子。刘有灯旋开杯盖，响亮而心满意足地喝了一大口茶，说：“我第一次到家里来，是庚辰年正月十八日，整整十九年了。十九年哪，时间过得也太快了。”刘有灯一边说一边感慨地摇摇头，然后又旋开口杯的盖子，响亮而心满意足地喝了一大口茶。
刘大伟有些怀疑地问：“有十九年了吗？不会吧？”
刘有灯笃定地说：“怎么不会？就是十九年嘛。那一年我十一岁，有点发育不良，个头还没有桌子高，跟着德庆二叔，来给三爹送肉糕。你怎么就忘了？”
刘有灯那么说着，口气里有一些埋怨，好像这么重大的一件事，刘大伟是不该忘记的。
刘有灯这么一埋怨，刘大伟就隐隐约约地回忆起来了，好像是有那么一回事，是在很久以前，快过年了，有一个什么亲戚，带了另一个亲戚家的孩子，背了一尿素袋子年货，来给父亲拜年。刘大伟不敢肯定是不是那一次，那个亲戚家的孩子是不是刘有灯，因为他们家在乡下的亲戚太多了，并且老是不断地到家里来，老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来，送肉糕、新米、花生、粉条或者是别的什么。刘大伟从小到大见过很多这样的亲戚和这样亲戚家的孩子，他们和肉糕、新米、花生、粉条以及别的什么混在一起，被长途汽车拖进城里，乱七八糟地堆放在客厅里，让他说不清那里面谁是刘有灯。刘大伟只是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他觉得那些乡下亲戚的孩子，他们全都长得一个样，全都灰头土脑的，剃着瓦片头，穿了浆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牙齿黄黄的，积着牙垢，指甲缝里黑黑的，藏满了泥污，身上满是青草和太阳的味道，一看见新奇的东西就赶紧往大人身边躲藏，大人就把他们往外推，笑骂道，没见过世面的东西，只知道玩泥巴，一辈子都没有出息。
只有一次是例外。有一个亲戚家的女孩，那个女孩小名叫柳芽儿，她长得很清秀，目光有如两潭泉水，脸蛋儿嫣红得像是一朵火鹤花，人收拾得干干净净，坐在那里既大方又安静，那种清秀干净和安静大方是刘大伟从来没见过的，刘大伟一下子有了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他在富裕的生活中长期养成的良好状态消失得无影无踪。柳芽儿和带她来的亲戚大人在家里住了两天，刘大伟忐忑不安了两天，表现不正常了两天，到走的时候，一家人送亲戚出院子，柳芽儿在院子门口转过身来，眼睛和来的时候一样明亮，小辫和来的时候梳得一样整齐，怀里抱着刘大伟的姐姐刘萌送的一个布娃娃，绽开一口桃瓣似的牙，莺啾燕啭地大声说：“三爹再见，三奶再见，萌萌阿姨再见，大伟哥再见。”一家人站在院子里笑，说：“这丫头，萌萌是阿姨，大伟怎么就成了哥了？是不是大伟亲近一些，该叫哥？”说得刘大伟脸红得要命，想装恼，却怎么也装不出来。
那以后，刘大伟再也没见到过柳芽儿，他总是想起柳芽儿来，他用柳芽儿为主人翁写过一篇作文，那篇作文在年级里示范过，老师给批了大大的红字“优”。他还在梦里梦到过柳芽儿，都是一些美好的梦。刘大伟的个人问题处理得不太顺利。他其实很早就被班上的女同学追过，他也懵里懵懂地和两个女同学约过会，干巴巴地摸过一个女同学的手，后来他就觉得没劲了。等到他该恋爱的时候，人老是走神，注意力集中不了，一直东挑西拣，到二十八岁才结婚，婚姻淡泊如水，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别人不知道，他自己认定和那一声脆生生的“再见”有关。刘大伟一想到二十多年前的这一幕，由不得心里“酸酸的，甜甜的”，他能记得柳芽儿，却怎么也记不住刘有灯和别的亲戚家的孩子。
刘大伟说：“你说的那一次我记不起来了，但我说的那一次我记得很清楚。”
刘大伟说到这里就忍不住笑。他是笑他想起了刘有灯来时的那种样子。
刘有灯也笑，说：“你说的那一次我也记得，那是丙申年冬月间的事。管理区毛主任喝了酒，对我说，你这个样子，书没念两天，地没种两年，也就是敢想，还想当干部，还想当管理区的干部，简直没有名堂，你还是老老实实回家种地去吧。我一气之下，对他说，你不让我当干部，我去城里找我三爹去，我不但要当干部，我还要去城里当干部，我不当上干部我就不回家来。我说了这番话，回家背了一床被子就来了。”
刘大伟就笑，说：“你这也不算幼稚，当年不少人都是这么出来的，受了有钱人的气，气没处消，认准了当兵的路，想着熬上几年，当上了班长，就能带上两条枪回家去报仇了。”
刘有灯说：“我现在的样子不比班长强？我也没回去报什么仇。”
刘大伟想了想，还真是，刘有灯现在生意做得这么大，资产上千万，各种各样的头衔也不少，他现在的样子，比几百个班长也强，他还真没回到老家去报什么仇。
刘有灯不像别的乡下人，进城用不上两年就脱胎换骨，没有一点乡下人的样子了。刘有灯如果从正式进城那一年算起，到今天已经有了上十个年头，他如今有了一家有模有样的农贸公司，公司做得不错，下属好几处门面和仓库，业务网遍及全国，甚至做到了韩国，公司在武汉市解放大道最好的地段上有自己的写字楼，楼下的停车场里有专门的泊车位，写字间里挂了不少金晃晃的牌子。刘有灯的脑袋上也顶着一些说起来很牛气的头衔，比如区个协委员市优秀青年企业家之类，甚至他和别的成功商人一样，也给自己配了漂亮的女秘书，每周去专门的理发店剃半寸长的板寸头，并且习惯了再热的季节也穿西装、打领带、定期换衬衫、不随地吐痰这些德行，但他却坚持乡音不改，肚子不往外挺，说话不嗯嗯啊啊，吃饭不说埋单而说算账，洗澡不说桑拿而说泡一泡，就连在对人的称呼上，他也顽固地沿用了乡下人的习惯，比如说，他从不管自己的女秘书叫咪死陈或者达令，而是叫丫头。他说：“丫头，记着给我的提兜里装上两包手纸。”女秘书忍不住捂了嘴笑，说：“刘总，提醒您多少遍了，不能叫丫头，得叫小姐，提兜不叫提兜，叫手机包，手纸也不兴叫手纸，叫面巾，您就是改不了。”刘有灯就认真地说：“我干吗要改？我改了是不是第二天就能做比尔·盖茨？我不改是不是明天就叫我卷起铺盖滚蛋？”他从来不忌讳自己乡下人的来历，对公司的任何重要客户，他都直言不讳地告诉对方，他是从鄂东农村的大山里来的，他是一个乡下人，他祖宗十八代都是乡下人。刘大伟见过不少和刘有灯不同的乡下人，他们进城后，有本事在下一个周末就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并且操持着速成的普通话，用不屑一顾的口气轻慢地说起乡下的事，让人完全弄不清他们的来历。刘大伟有好几个同事就是这样的人，以至于同事小蔓有一次对他说，你要是想知道一个人是不是乡下人，只要看他是不是最不像乡下人，最不像乡下人的，十有八九是地道的乡下人，这种方式适用于百分之九十二以上的乡下人。刘大伟听了这话一下子就乐了。
刘大伟说：“你今天怎么有空来？”
刘有灯说：“刚往广东发了一批货，随货车到门口下了，来看看三爹三奶。”
刘大伟说：“你不是有本田吗？怎么不开你的本田来？”
刘有灯说：“货车是不是车？货车我也得付车钱，驾驶棚里空着位子，我再坐本田在后面跟着，那叫三头骡子拉辕，辕后带着三匹马，合共拉上一个六斤半的孩儿，去茅坑拉屎——烧的。要讲排场，货车还是奔驰呢，货箱里装实在了，能装下四辆本田，不比本田排场？”
刘大伟笑，说：“你那都是什么理论。”
刘有灯说：“屁理论，理论是你们这些城里酸人说的，我一个乡下人，我没有理论，我就讲办事，怎么能把事办了就怎么办，事要办不了，你理论再多也白搭。”
刘有灯将茶杯放在茶几上，再将先放在脚边的一提兜亮晶晶的富士苹果放到茶几上，说：“三爹呢？三奶呢？怎么没见他们人？”
刘大伟说：“我妈去老干局了，我爸刚才还在这儿，你进门之前他还给我说清理暂住人口的报纸新闻呢，是不是听你进门了，回他房里待着了，还是老规矩，你得先进去请个安？”
刘有灯笑道：“这个三爹，当了三年半厅长，前三年还是个副的，正规了叫，得叫人民的副公仆，其实并没舒舒服服坐上几回红顶轿子，老了老了，干不动了，退下来都快二十年了，还讲三叩九拜那一套呀？好好，我还是依了规矩，去给他老人家请安。我去了啊？”
刘有灯说着，就起身风似的往里屋走，一边走一边大声喊：“三爹，三爹，有灯看您来了！”
刘治国的房里立刻就有了响动，是藤椅划动木地板的声音，好像早已准备好了似的。然后是刘治国的声音：“谁呀？是有灯吗？”然后是纱门拉开的吱呀声，然后是纱门关上的轰隆声，有点强盗进屋的动静。很快的，刘治国和刘有灯说起话来，两个人的声音都很大，间或有刘有灯哈哈的大笑，笑得惊天动地，不明白的，以为是两个人在吵架，其中一个人吵高兴了，笑。
刘大伟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想了一会儿二十年前那个清秀的干净的安静的大方的脆生生的女孩柳芽儿，想不明白，又听屋里父亲和刘有灯说得兴高采烈，大约是在说今年乡下的麦子收成情况，两个人都用的是家乡方言，刘大伟不大能够听懂，觉得没意思，突然想到，刘有灯乡音不改，其实是和父亲一样的，是一种顽固，这么一想，更加觉得没意思，就起身回自己的屋里去了。
二
刘有灯比刘大伟大三岁，但辈分却比刘大伟小一辈，是刘大伟的堂侄，按照排行，管刘大伟的父亲刘治国叫三爹，也就是三爷。刘有灯和刘大伟家其实并不太亲，同一个祖宗，同一个祠堂，同一个家谱，要算起来，得往上面数七八代，才能勉强现出祖宗来。刘有灯这样的亲戚，如果耐心了算，差不多老家刘家院所有的人都能算上。
刘有灯读过中学，因为家里穷，没毕业就辍学外出打工了，先到河南新乡养鸭子，再到平顶山挖煤，在刘家院里，算得上个走南闯北的人。
刘有灯的父亲刘大毛病重那年，刘有灯回家来，把养鸭子挖煤积蓄的两个钱都掏出来买了药。大概因为有了那些药，刘大毛又挺了半年，最后才心满意足地闭了眼，让家人把他埋到祖坟里去了。
这期间，村里出了点事，把刘有灯牵进去了。京九铁路要修建，勘测时，划去刘家院的一大片好地，本来国家给赔了一笔钱，管理区把划地的钱贪了一大半，村里人知道了，推举刘有灯带人去管理区闹。刘有灯真的去了，而且他在煤矿上就有闹工资的经验，比如说怠工呀，破坏设施呀，守在主子的锅灶边吃大户呀。他把那些经验运用运用，真的把管理区闹得收不了摊子。管理区毛主任看刘有灯是领头的，想收买刘有灯，把刘有灯拉到一边，说只要刘有灯不闹，管理区就让他到水库当做饭的厨子，管吃管喝管住，每月净拿二十块钱的工资。刘有灯不干。刘有灯不想做一个烧饭的。刘有灯提出，如果让他当干部，他倒是可以考虑。管理区毛主任说：“烧饭的有什么不好？烧饭的可是一个肥差，自己吃饱了，泔水还归你，能养一头肥猪。”刘有灯说：“我养猪干吗？我要养猪我就不当干部了，你当管理区主任，你家里从不养猪，你什么时候少了猪肉吃？你家猫都吃剩猪肉呢。我要当就当你这样的干部。”毛主任气坏了，指着刘有灯的鼻子说：“刘有灯，你也不撒泡尿照一照你那张脸，你照一照你那张脸正不正，是不是当干部的料，就你那个样子，当个卵子干部也没人要，你还是回家种地去吧！”刘有灯也气坏了，他是个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大世面的人，他不是什么卵子，他的脸也不比管理区毛主任歪，管理区毛主任这么说他，是对他的侮辱。他对管理区毛主任说：“好，这话可是你说的，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你等着瞧吧，我非混出个样子来给你看看，我不但要当干部，我还要当城里的干部。”等他把父亲刘大毛埋了后，就扛着被子进了城。
刘家大院地处鄂东大别山的深山老林，每到春天的时候，院前院后开满了紫红色的酸枣花，酸枣花好看，也能掺和在麦面里摊饼吃，但不管饱。几十年前这一带曾经是鄂豫皖苏区根据地，当年有不少人因为日子苦，生活过不下去，外出参加了土地革命战争。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有的人死了，有的人没死，刘治国就属于没死的人之一。刘治国解放后转业到了地方，战争时期他在军队里搞后勤，转业到地方以后也干本行，在商业部门工作，70年代当上了省商业厅厅长，然后就到了年纪，退下来休息了。
刘治国本名叫刘土地，刘治国是后来改的名字。刘治国虽然把名字改了，但他的本色一辈子都没有改。比如说，他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在1968年到1976年这八年的时间里，他先后把三个儿女送到了农村，让他们在那里安家落户，当上了社会主义新式农民。差不多每隔三年，只要某一个儿女年满16岁，他就把他们送走，送到最根本的土地上去。那三个儿女，后来都没有回来，他们中间有两个在县里参加了工作，有一个嫁给了大队民兵连长，并且生了三个女儿，真正做了土地的女儿。幸亏刘大伟和姐姐刘萌年满16岁的时候，政策上已经不主张城市里的人再跑到农村去了，刘大伟和刘萌这才留在了家里，没有做成土地的儿女。
再比如，刘治国对儿女的事一向不大关心，但对老家刘家大院却情有独钟，村里的收成哪，灾情哪，点没点上电灯哪，谁家的孩子出息了，考取了农机技校哪，谁家的儿子不出息，有两个钱就去赌博哪，总之凡是老家的事，他都很上心。他还很欢迎老家的亲戚来城里住上一段时间。他在搬进干休所的时候，亲自指挥着在六间正房里辟出三间客房，安置了十二张客床，并且盖了一个很大的伙房，把家里弄得像个招待所，以便老家的人进城来的时候有地方吃住。老伴何素芝对此很有意见。何素芝有意见不是别的，不是老家的人能吃，家里每月都得叫公勤员大袋大袋地往厨房里背米背肉。何素芝的意见主要是洗被子的事。老家的人来，有时候来一个两个，有时候来一大群，十二张客床上，每张睡两个人，好像半个生产队来刘家出工似的；来了吃了喝了不说，又不爱干净，随地吐痰，乱扯牙刷，大白天站在院子里往月季花上撒尿，一边撒尿一边大声喧哗；这还不说，连脚都不洗，住上两天，被子黑得什么似的，何素芝等人走了，就得又拆又洗，泡上一大堆。家里虽说有洗衣机，十二张床二十四床被子絮子，何素芝一个人，怎么干也得干上两三天，光洗出来的被单晾晒，就得在院子里扯十二条绳子。何素芝洗被子絮子洗烦了，对刘治国说：“我给你们父子当保姆当了一辈子，我总不能到老了，再给你们全村的人当保姆吧？”刘治国对何素芝的觉悟很不满意，批评何素芝说：“何素芝，你自己是什么出身你忘了？你们家当年就没人穿过露腚的裤子？你才吃了多少年城里饭？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有点贵族的感觉了？我看你是忘了本！”何素芝就没话可说了。
刘大伟从小就习惯了家里是个招待所的样子。刘大伟不光习惯了家里是个招待所，还习惯了在这个招待所里，所长是父亲刘治国，采购员兼炊事员兼服务员是母亲何素芝，自己则是身份复杂的办事员。每当家里来了乡下的亲戚，刘大伟就要身兼数职，接站送站、带人逛商店逛公园、介绍城里新鲜的事情、替人送信、带人上医院、陪人看电视，等等。到了晚上，他还要给来人一一介绍家里的洗漱用具、卫生间的位置、怎么用抽水马桶、怎么开热水器，以及冷了或者热了怎么摆弄空调，等等。这样的等等一多，刘大伟就觉得非常委屈。有时候他觉得父亲的做法有点奇怪，有点让人想不通，有点弄颠倒了，好像村里的那些人才是父亲的儿女，而他和哥哥姐姐不是，是身份暧昧可疑的人；村里的人被父亲寄养在外面了，想回家的时候就可以随时随地回家，随地吐痰或者冲着月季花撒尿，而他和哥哥姐姐却是被人寄养在了刘家，他们就是待在刘家也是暂时的，总有一天，这个招待所散了伙，大家都得走。刘大伟每当这么想的时候，就忍不住心里酸酸的，想哭。但是刘大伟很快地就不想哭了，他被一个问题纠缠着，很困惑，还很紧张。他想，如果这样，如果事情真的被弄颠倒了，谁又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呢？
刘大伟还清楚地记得刘有灯到家里来那一次的情景。那是十二年前，刘大伟十八岁，正面临高中毕业考大学的紧张时刻。刘有灯蓬头垢面，提了一只印有飞机图案的脏兮兮的旅行包走进院子，怯怯地问：“这是刘厅长刘治国的家吗？”刘大伟说：“是，这是刘治国家，请问你是谁？”刘有灯露出一口黄黄的牙激动得笑着说：“我是有灯！我是有灯啊！”刘大伟弄不清楚有灯是谁，反正他知道，来人肯定是乡下的亲戚，或者是亲戚的亲戚，这种事情他经历过很多次了，已经习惯了。他把纱门拉开说：“进来吧。”
当天晚上，母亲按照习惯加了两个菜。刘治国坐上座，自己倒了一杯酒，让刘有灯也喝一杯。
刘有灯很礼貌地欠了欠身子，说：“三爹，你家喝，你家慢慢喝，我不喝。”
刘治国说：“怎么，你不会喝酒？”
刘有灯老实承认：“喝是会喝，但是平常不喝，下井伤了腰腿，淋雨落了寒，过年时有下酒菜，就喝两口，平时喝糟蹋不起钱。”
刘治国很赞赏地点点头，对刘大伟说：“你看你有灯侄儿，都是同样的年轻人，人家多有觉悟，你呢？看电视里踢皮球还抱一瓶啤酒喝，把自己弄得没章没法，你以后多向有灯侄儿学习学习。”
刘治国说了就自己喝酒，一边喝一边问一些村里的事，刘有灯一一地回答他。刘有灯很拘谨，低了头往嘴里扒饭，很少拈菜，刘治国叫他吃红烧肘子，他说唔唔，却不拈肘子。刘治国又说了一次，他伸出筷子去，绕过了肘子，拈一小片黄瓜放进嘴里，埋了头又扒饭，饭也不多吃，只吃了两碗，刘治国要刘大伟给他添饭，他死也不肯，把碗紧紧抱在怀里，说：“我够了。我真的够了。”等刘大伟坐下后，他觉得没有危险了，才松开怀，把筷子头在半空中划拉了一圈，说：“三爹你家慢用。三奶你家慢用。大伟叔你家慢用。”说完，把干净得不沾一粒饭的碗筷放下，用巴掌抹一下嘴，把凳子挪开半步，人并不离开，两只手搁在磕膝头上，挺了腰板坐在那里，脸上露出谨慎的笑容，陪大家吃饭。
刘治国夸奖道：“这孩子，到底是念过两年书，外出闯过社会，懂礼貌。”
刘大伟一直没有弄清楚刘有灯是他家里的什么亲戚。刘治国给他解释，说：“怎么不清楚嘛，他的祖爷爷，管我的爸爸叫堂兄，也不是五服内的堂兄，他的祖爷爷的祖爷爷，管我爸爸的祖爷爷叫堂兄，这个堂兄就很亲了，是五服内的堂兄弟了，总之也就是说，他们共一个祖宗。这个你就不用记了，你就记住，他是我们刘家的人，他管你叫堂叔，你把这个记住就不会搞错了。”
刘大伟还是会搞错。刘大伟搞错，主要是他不像父亲刘治国想得那么简单，只记总之也就是说这个逻辑，只记共一个祖宗这个事实。刘大伟当时正复习考大学，考大学的思路是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弄清楚，要不弄清楚，到时候卷子上给你变点花样，或者要你放开思路来个阐述什么的，那不就傻了眼了？刘大伟这一代已经和刘治国这一代的思维方式不一样了，他们在记住什么事情，不记住什么事情，对什么事情在意，对什么事情不在意这些问题上完全不一样，甚至是相反的。刘大伟和他的四个哥哥姐姐是清清楚楚一个妈养出来的，刘大伟自哥哥姐姐离开家之后很少和他们有什么联系，有时候哥哥姐姐写信回家，刘治国要刘大伟替他回封信，刘大伟都不太情愿。除了三姐萌萌在报社当记者，已经成家单过了，只是三天两头回家来看一看，其他的三个哥哥姐姐偶尔回家过个年，刘大伟和他们也没有太多的话说。有时候何素芝要刘大伟陪哥哥姐姐去变化万千的城市里走走，刘大伟也老大不高兴，能找个理由不去就千方百计地找理由，刘大伟对自己的亲哥哥亲姐姐都这样，何况一个隔了那么多代血缘的亲戚？刘大伟心里想，他和我就算共一个祖宗，那个祖宗共着有多遥远呀？要按这个道理，人类的祖宗本来就是一个，都是猴子，理论上还没有听说有哪一个人能跑掉这一规律的。如果按照生命起源的理论来说，不光人类了，连生命都起源于藻类细胞呢，是不是说，我们也该管螳螂叫祖宗，管水蛭叫祖宗呢？
刘大伟虽然这么想，但他想是想，并不把这种想法说出来。他还是给刘有灯添饭，给刘有灯倒茶，在刘治国说“你看一看，人家书没有你读得多，人家道理却比你懂得多”时，他也不撇嘴，表示父亲的话他是在听着。刘大伟在一边观察刘有灯，他看洗刷了一遍、换上了他的一套李宁牌运动装的刘有灯，其实是眉清目秀的，人坐在那里或站起来走动很自如，没有一般乡下人的手足无措和小气；在和父亲讲起乡下的事情时，他的口才也很好，思维很敏捷，经常有一些极妙的点评，并且对父亲礼貌却不毫无原则地附庸，有时候他也会客气但很坚定地表示他的不同意见。刘大伟就想，要是把自己和刘有灯换一下呢？比如说，不考虑祖宗的事，也不考虑辈分上的事，让刘有灯成为这个家庭里的一员，说不定像刘有灯这样的农村青年，真要比自己有出息得多呢。刘大伟还想，也许刘有灯的出生和自己的出生真的搞错了呢？
当天晚上，刘治国和刘有灯聊天聊到很晚。刘治国要刘大伟在一边坐着听一听，听一听乡下的事，了解国情，了解民情，受一受教育。
刘大伟对粮改款哪、白条哪、种猪哪、超生哪这些事不感兴趣，再说这些事他也听得太多了，有些犯困，坐在那里老是打哈欠。
何素芝进来了几趟，拿眼睛示意儿子。后来何素芝实在忍不住了，就说：“大伟你要实在不行就先去睡。”
刘治国兴致不减地说：“让他听听，听听对他有好处。”
何素芝说：“大伟明天还得复习，人家功课很紧张。”
刘治国不高兴了，说：“国计民生不了解，你复习得再好又有什么用？你就是考上了清华大学又有什么用？都培养成书呆子了，都离老百姓十万八千里了，我们这个国家还有个屁呀？”
何素芝看刘治国有些生气，不说话了。倒是刘有灯，这时出来解围，说：“三爹，你让大伟叔去睡，大伟叔考大学，也是很重要的事，乡下穷和没有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大伟叔要学好了文化，就可以为乡下的脱贫致富作出贡献，远的不说，院里最有钱的福学家，他们是靠种板栗致的富，原来刨去化肥人工，一年能收七八百块钱就算不错了，前年请了农技站的王农艺师，去年一下子就收了毛利两万多，你看这是不是赚的文化钱？”
刘治国很欣赏地对何素芝说：“你瞧瞧人家有灯，看问题就是能看到关键的点子上去。”
刘治国对刘大伟挥了挥手，说：“行吧，你去睡吧。”刘大伟就得了大赦似的，打着哈欠去洗了睡了。
何素芝对刘有灯感激地点了点头，说：“有灯，你陪你三爹聊，我也先去睡了，到时候你们别忘记洗脚啊？”
刘有灯起身说：“三奶，你家先去睡，我陪三爹聊，我会记得洗脚，我在煤矿上还洗澡呢。”
刘大伟洗了脸脚去自己房间，路过父亲的房间，听见父亲在里面说：“有灯，这回来是怎么打算的呀？”
刘有灯说：“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打算。”
父亲说：“没有明确的打算，先在家里住一段时间再说吧。”
刘有灯有一阵没说话，停了一会儿他说：“好吧，那我就住两天吧，但我只能住两天，陪三爹聊聊天，我不能住太长了，我得尽快找事情做。三爹你家知道，我们做活的人，闲不住。”
刘大伟忍不住又打了一个哈欠，进了自己的房间，倒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
三
刘有灯在家里住了两天，这两天他一直陪刘治国聊天，从一大早起床开始，一直聊到半夜三更。刘有灯先睡客房，后来刘治国图夜里说话方便，干脆让刘有灯搬进他的房间，两个人关了灯在被窝里聊，有时候聊着聊着睡着了，刘治国有打鼾的毛病，他打着鼾，突然鼾声止住了，问：“和圆家的老二，那年在水库炸鱼，把水库炸崩一块，判了三年刑，该出来了吧？”或者问：“院子里的完小，胡老师嫁走以后，再请了老师来没有？”问完后也不等刘有灯回答，立刻又开始打鼾。
家乡有一段时间没来人了，刘有灯在家里住着陪刘治国说话，刘治国算是过了一次瘾，解了一次馋，刘治国那两天精神都比平时好不少。
刘有灯在家里住了两天，但两天以后刘有灯并没有走，不但两天以后他没走，两个月以后他也没走。
刘有灯没有走的原因，主要是刘治国留他。刘治国说：“有灯，你再住两天，你也难得来一次，你还是第一次来三爹这里吧？”
刘有灯说：“不是，三爹，我是第二次了，庚辰年正月十八我还来过一次，是跟着根堂五爸来的，你家忘了？”
刘治国说：“你不管来了多少次，你把三爹这里，就当成自己的家。”
刘有灯说：“我还要创业。”
刘治国就夸奖说：“好，有志气，年轻人就是要有志气，就是要创业。”
刘有灯在家里住的时间长了，和刘治国聊的时间长了，能聊的话题聊得差不多了，就不大愿意聊了。刘治国饱餐了一顿乡情后，也没有先前的兴奋了，开始把刘有灯丢在一边，回过头来把先前刘有灯来时忽略了的报纸找出来看。刘治国有看报纸的习惯，他订了好多份报纸，在没有家乡人带来的活生生的国计民生可了解的情况下，他就把目光转向那些让人有点犯疑的报纸写的国计民生上。刘治国自己看报纸，也不忘了安顿刘有灯，叫刘大伟陪刘有灯去城里转一转，看看城市建设新气象什么的，感受一下时代发展的脉搏。
刘有灯对转一转很感兴趣，对时代的脉搏很感兴趣，对有刘大伟陪着也很高兴。他用力系紧球鞋鞋带，一副万里长征前的准备。刘有灯对刘大伟说：“我觉得还是年轻人在一起有共同语言。”他还感慨地说：“我发现城市能给人带来很多启发作用。”
刘有灯在刘大伟房间里等着，等刘大伟收拾好了带他去街上逛。刘有灯对刘大伟房间里的布置和摆设很新奇，那些地球仪、AC米兰队的队旗、四管球迷喇叭、旱冰鞋、滑板、影碟机、满墙贴着的NBA球星巨幅照片，一样样都五彩缤纷着，弄得刘有灯东看西看的头转不过来，眼睛累得慌。刘有灯不敢到处乱走动，怕有什么东西会在他的走动中突然一下飞起来或者砸下来，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坐在床上，等刘大伟。他把两只手放在膝盖头上，拘束地摩擦着。摩擦了一会儿，他突然用一只手握住另一只手，站起来，走到刘大伟身旁，把握在一起的手伸出去，对刘大伟说：“大伟叔，你猜猜我的手指头。你猜猜哪一根是我的中指。”
刘大伟换着鞋。刘大伟把皮鞋换成旅游鞋。刘大伟抬头看一眼刘有灯伸到他面前的手，觉得有些好笑。刘大伟说：“这是孩子的游戏，你都多大了，还玩这种游戏。”
刘有灯认真地说：“谁说这是孩子的游戏？这是一种智力游戏，孩子可以玩，科学家也可以玩，科学家还未必能猜中呢。”
刘大伟说：“我既不是孩子，也不是科学家，我不玩。”
刘大伟不理会刘有灯，刘有灯反而来兴趣了，把握着的手伸得长长的，恳求刘大伟说：“猜猜吧，猜猜吧。”
刘大伟心不在焉地瞟了一眼刘有灯伸在他面前的手，一看就乐了。刘有灯的手指头和别人的手指头不一样，刘有灯的手指头几个一般粗，圆圆滚滚的，像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肉桩子，根本分不出哪根手指头是哪根手指头。刘大伟说：“你这哪是手指头，你这根本就是一把肉蒲扇嘛。”
刘有灯有些得意地说：“怎么样，我这样的手指头，你猜不出来吧？”
刘大伟说：“怎么猜不出来？一猜就中。”
刘有灯说：“那你猜。”
刘大伟说：“你把手松开。”
刘有灯说：“我把手松开还要你猜，都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刘大伟说：“你把中指头藏在下面，你要我猜你的中指头，你要我怎么猜？”
刘有灯脸红了，松开鼓鼓囊囊的手，果然露出藏在下面的中指。
刘有灯不明白地说：“大伟叔你就看了一眼，怎么知道我把中指头藏在下面了？”
刘大伟说：“很简单，外面只有四个指头。”
刘有灯恍然大悟地说：“哦，原来是我自己暴露了。”
刘有灯转过身去，在背后鼓捣了半天，很费劲地捏住手，转过身来，说：“大伟叔你再猜一猜，这回我五个手指都全了，这回保证你猜不中了。”
刘大伟系紧了鞋带，立直了身子顿了顿脚，试了试鞋带松紧，说：“算了，咱们该走了。”
刘有灯缠着刘大伟说：“再猜一次，猜最后一次。”
刘大伟瞟一眼刘有灯伸到他面前的手，说：“还猜什么，最下面那个就是呗。”
刘有灯沮丧地松开手，露出怯怯地躲在最下面的那个中指，万般不明白地打量着自己的手指头说：“怎么回事？怎么又被你猜中了？你刚才是不是看见我了？我这种手指头，还从来没有人猜中过呀？”
刘大伟陪刘有灯逛了几天，渐渐有些不愿意了。刘大伟不愿意，是因为刘有灯总是当着别人的面叫他叔，也不管场合，扯起喉咙就叫，经常叫得旁边的人笑。
刘大伟背后对刘有灯说：“你能不能不叫我叔？”
刘有灯不明白，问：“为什么？”
刘大伟说：“就算不问岁数，你脸上风吹雨打的，别人一看你就比我大，你这么叫让别人笑话。”
刘有灯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什么好笑话的？我比你大，那是年龄，辈分上你就是我叔嘛，好比我们国家历史悠久，美国历史并不悠久，美国要讲有钱比谁都有钱，要讲有势力比谁都有势力，要讲个头比谁都高，但要从人类历史发展来说，还不是得叫我们祖宗？他不叫祖宗没道理。你是我叔这是事实，是事实有什么不敢叫的？别人笑就让他们笑，他们想我叫叔还不配呢！”他那么说过以后仍然那么叫，一点也不在乎刘大伟怎么不愿意别人怎么笑话。
刘大伟的不愿意，还有一点，是刘有灯走到哪里都爱提问题，而且不管人家耐烦不耐烦，一定要问个明白。刘有灯有的问题问得实在让一旁的刘大伟脸红。比如他问：“造长江大桥得花多少钱？能不能不花那么多钱？要是不用那些钢铁，换上木头，是不是能省下不少钱？要是把桥换了船，是不是能省下更多的钱，而且能让更多的人有活干？”比如他问：“你这茅厕收钱才让解手，我的屎尿你拿去又卖一道钱，你不是赚了我两次钱？你说这是一种服务，那我给你两毛钱，占你一次地方，我已经让你服务过了，我的屎尿我自己可不可以带走？我要不能带走，你是不应该退我的钱？”比如他问：“公园里空这么大块地，都荒了种草，这有多可惜呀。能不能种上蔬菜，也是绿油油的，比光草好看多了，还隔一季换一种样子，还开花，还气派，还能供城里人吃，还能卖钱，你们说的空气，菜比草更空气，如果我来承包，你们给不给承包？”他这么问别人的时候，人家脸上全都带着一种明显的嘲笑，耐心地说他两句，不耐心的理都不理他，弄得刘大伟很尴尬。
刘大伟背后埋怨刘有灯，说：“你看你都问的一些什么问题？你连三岁的小孩子都不如。”
刘有灯一点都不认为他不如三岁的小孩子。刘有灯说：“你们城里人哪，总是自以为是，太要面子。一个人，发达最重要，致富最重要，发达致富了，什么面子没有？再说，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包含了很多道理，你看那些科学家，哪一个不是从最简单的事情出发的，牛顿发现万有引力，还是从果子砸了头开始的，卡特发明蒸汽机，还是从开水冒气得的启发呢。只有简单的人，没有简单的事情。”
刘大伟不喜欢这样，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城市青年，就算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他也不会这么大惊小怪，像个神经病似的到处去向人打听公共厕所收费合不合理的问题。
刘大伟不愿意再陪刘有灯了。他不敢给刘治国说，就给母亲何素芝说了。
何素芝回头就对刘治国说：“要不我陪有灯去街上逛？”
刘治国愣了一下，说：“大伟病了？”
何素芝说：“没病。”
刘治国说：“没病你去干什么？你一个老太婆，腿脚不方便，你陪算什么事？”
何素芝说：“大伟要复习考试，人家应届高中生，人家都是爹妈陪着复习，一边站着个打扇子的，一边站着个端绿豆汤的，站还不能随便站，不能让孩子看见分了心，不能咳嗽惊动了孩子，生怕孩子没复习好，考糟了那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们也没人打扇，没人端汤，至少不能整天让孩子到大街上去逛吧？”
刘治国显得有些不高兴，但想了想，何素芝的话是对的，他不高兴，也没有发作的理由，这才对刘有灯说：“行了，有灯，你叔也不陪你了，你三奶也不陪你了，你就自己上街逛去吧。”
刘有灯自己上街逛了两天，每天早上起床，吃了早餐上街，中午赶回来吃午饭，睡个中午觉，下午再上街，到晚上才兴味盎然地回来。
刘有灯一回来就感慨万分地说：“城市啊，真是给人太多的启发了！”
刘治国接过话去，说：“城市给人启发，农村就不给人启发了？城市是从哪儿来的？还不是从农村，就是现在，城市也一天离不开农村，你看看报纸上是怎么说的，在城市打工的农村人，比城市自己的人要多出几倍，现在的城市，其实是农村人在养活的，我看农村给人的启发比城市要多得多。”
刘有灯不同意刘治国的看法，说：“城市是文明的象征，它给人的启发是积极因素的，不像农村，农村的启发是贫穷和落后，还有愚昧，比如我们乡下，还比如管理区的那个毛主任，这和城市完全不一样。”
刘治国警告说：“有灯，你不要被霓虹灯照昏了眼哟，不要把你农民的本色丢掉了哟。”
刘有灯说：“三爹你家放心，城市的启发不在霓虹灯上面，而在别的上面，城市是想要花哨，又没有星星，才弄了霓虹灯出来，它再花哨也不如星星自然，所以城市人才到处说要回归自然，这点我还是很清醒的。”
刘治国就说：“有灯，就是要像这样，看任何问题都要辩证地看，这样才不会走极端，才不会出问题。”
刘有灯很认真地点头，说：“三爹，你家的话我记住了，你放心，我不会出问题的。”
四
刘有灯逛了一些日子，不想逛了，他是一个劳动惯了的人，劳动是他的生命方式，他像所有的乡下人一样，想干活，愿意干活，能干活，一天不干活就浑身不舒服，时间再一长，就有些犯病的感觉。他停止逛街后，开始把精力转移到收拾院子上来。
刘有灯对何素芝说：“三奶，你不知道，干活干惯了的人，一旦停下来不干，就好比吸毒的人来了瘾，浑身像是有千万只蚂蚁爬，死的心都有。我是说真话，你家要是想我死，你家就不要我干活。”
刘有灯最开始不敢放开手脚来干，他对刘家的情况还不了解，住上一段时间后，对刘家的情况了解了，他就开始放开手脚来干了。
最先刘有灯是帮着何素芝做一些细碎的家务事，比如洗碗。刘有灯洗碗有些笨手笨脚的，他不大明白为什么三爹家三口人，吃饭都是猫食一口，却要弄那么老大一堆细皮嫩肉的碟呀碗呀的，要在乡下，十几口人的一个大家庭，也就十几只大海碗，没有什么油水，锅里一荡就行了，简单得很，也没见谁饿着。刘有灯尤其不习惯用洗洁精，洗洁精滑溜溜的，老是让他抓不住碗，一连砸了好几个，砸得他蹲在地上捧着碎碟子碎碗差点儿没落下泪珠子来。何素芝看他难受的那个样子，不忍心，把他从水淋淋的厨房里推开，让他去扫地。刘有灯就建议说：“三奶，地不用扫，咱们喂上两只鸡，人在桌上吃，鸡在桌下吃，又干净，又不浪费，还省事。”
刘有灯还主动要求做饭。何素芝吃惊地说：“有灯你还会做饭哪？”刘有灯说：“做饭有什么难的？我们在外面打工，都是自己做饭，每人定量打出米来，轮流着做，谁也别想占谁的便宜。”
刘有灯做饭很节省，米抓过来量过去，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如是三番，记住了该下多少米，下一次就按照这个数量下米，很准确。他炒菜只放一点点油，把锅润一润，见一点油星子就行，主要是靠火大。有的菜他一点油都不放，比如炒花生、炖豆子，他说花生和豆子里本来就有油，放了反倒白瞎了油。
刘大伟吃这样的菜不习惯，提意见说：“这几天的菜都是什么味呀，糊里巴几的，我们家是不是买不起油哇？”
刘有灯不服气，说：“这和油没关系，你就说有盐味没有？盐味够了就行。”
刘治国却对刘有灯的做法很欣赏，说刘大伟：“你不要讲怪话，这一点，你就是要向人家有灯学习，你要改一改你的少爷公子习性。”
但是没过多久，刘治国也不习惯了。刘治国不习惯是因为刘有灯太节俭了，他择菜的时候，连叶子带梗子，只要是没烂的，牲口能吃的，他都不丢，这样的菜，又没有油水，又有很多埋伏，虽然刘治国眼色不好，看不出什么问题来，但吃进嘴里却能感觉出来。刘治国毕竟是七十岁的人了，哪里又能吃动这样的菜？最重要的是，刘有灯洗菜不讲究，一般只洗一道，菜叶子上不见泥就算行了，卫生呀什么的完全不管，这样的菜，刘治国吃了也觉得不舒服。
何素芝说过刘有灯，说过菜上可能沾染上农药和化肥的事。刘有灯不以为然。刘有灯说：“三奶你家不要草木皆兵，不要把它们估计得过高，现在的农药也好化肥也好，早已不是当年的农药和化肥了，人家不是讲笑话，女人和男人怄气，买了一瓶农药喝了，女人没死，男人给农药厂写感谢信。人家还讲笑话，说现在的化肥只剩下一件好事了，化肥是白色的，地里撒上厚厚一层，庄稼和菜长得再小也能发现。你家不用担心，没关系的。”
刘有灯说没关系，何素芝不能没关系。刘治国身体不算好，自己身体也不算好，大伟正是长身体的年龄，就算现在的农药和化肥都没有效果了，能当汽水喝当白糖吃了，毕竟不是真正的食品，他们过去没吃过，现在也不想吃。何素芝不忍心打击刘有灯的积极性，就用一种商量的口气对刘有灯说：“有灯，三奶在家里闲着没事，三奶年纪也大了，闲久了会生毛病，三爹吃三奶做的饭，吃了几十年，吃惯了，换一个人他不习惯，以后饭还是三奶来做，你呢，没事可以看看电视，要不想看电视，想干活，家里什么事可以干，你自己找着干吧。”
何素芝对刘有灯说家里什么事可以干你自己找着干吧，意思是把刘有灯支开，把厨房里的大权夺回来，有点哄着他的意思，就像对缠得自己受不了的孩子说，大人正忙，你到一边去，自己想玩什么就玩什么吧。刘有灯却不这么认为，他把何素芝的话当成了对他的嘱托，很慎重，一副重任在肩的样子，从此以后，整天在家里鼓捣鼓捣这个，鼓捣鼓捣那个，木匠活，泥水活，十八般手艺活全拿出来了，要大干一场。
刘有灯做饭不行，洗碗不行，但他的手其实很巧，做别的活一下子就显出来了，有些活他是驾轻就熟，有些活他过去没干过，自己琢磨着，也干成了，水管子滴漏他给修好了，马桶不好用他给修好了，洗澡间里差个平台他给漂漂亮亮砌了一个，门页吱吱呀呀响他给上了油，院子里的铁门斑驳陆离他给涂了一层油漆，何素芝有什么不好使唤的家具，让他给看看，他这么弄一下，那么弄一下，都弄好了，连家里有一台废弃的红灯牌收音机，丢在那里有好多年了，他给找出来，修巴修巴，居然也给鼓捣响了。
刘有灯整天在那里叮叮当当地敲着打着，挥汗如雨，地动山摇，弄得家里像个作坊。刘大伟没法安静地复习功课，跑出来提意见。刘有灯擦一把汗，很抱歉地对刘大伟摆摆手，把声音放小了，走路都蹑手蹑脚的，有鸟儿飞进院子里来，他就拿一条树枝招摇着赶鸟，让鸟儿去别处叫，不要影响了大伟复习功课。但是用不了一会儿，他又忘了这一茬，热情洋溢地大声敲打起来，把刘大伟气得要命，又没办法老是出来提意见，只好把自己关到卫生间里去温课。
刘有灯把家里的事收拾完了以后，就开始收拾院子里。这一回他的热情更高了。
刘有灯来刘家之前，刘家的院子里是种着花草的，也有几棵树，比如广玉兰、桂花、雪松什么的，这些花草树木后来全做了刘有灯品种改良的牺牲品。
刘有灯去自由市场里逛，和人讨价还价，争得脸红脖子粗，最后买了一些菜种子回来。刘有灯买人家的菜种子很会算计，十二块钱一两的萝卜种子，他硬给还价到十一块八，买八钱菜种，该付九块四毛四，他愣给人家九块四，说余下的四分钱正好四舍五入，就这样，打包时还顺手从人家种子袋里拈了一撮，快速地装进自己口袋里，回来后一算账，说是便宜了两毛钱，节约成本百分之若干。刘治国就表扬刘有灯，说刘有灯精打细算，还知道成本上的事，有经营头脑，钱不钱的倒没什么，有这种思想，比什么都强。
刘有灯买了种子回来，把院子里的花草全部连根拔了，堆在太阳下面晒，准备晒干了当柴烧，然后挥起大板锄，三两下把土翻了出来，分了畦，点上菜种，将院子变成了一个菜园子。
何素芝去女儿刘萌那里住了两天，帮刘萌带孩子，回家后进门一看，院子里变了样，泥香四溢，蜂蝶乱逐，一些蚯蚓细鳞闪烁地在花坛上爬来爬去，完全变成一个新型的农场了。
何素芝大吃一惊，而且她十分心疼自己辛辛苦苦经营了多少年的花，那些花现在蔫蔫地躺在那里成了柴火，等着进灶膛。何素芝脸色都变了，对刘有灯说：“有灯，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弄成这样？”
刘有灯赤了上身，大汗淋漓地拄了锄头，冲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沫，笑嘻嘻地说：“三奶，别担心，季节还能赶上，你家看着吧，雨一下，苗儿就滋溜滋溜往外钻，我算了算，前院加后院，得有七分地，如果连围墙外面的墙角地也开出来，得有九分不止，咱家人口少，以后不用上街里买菜了，菜富余时，还能卖一些出去，再计划一下，养一口猪都够了。”
何素芝知道花已经刨了，再种上也活不过来，只能认命，可她实在心疼那几棵树，说：“你把花刨了，怎么连树也挖了？那几棵树可是我种了十几年的呀。”
刘有灯胸有成竹地说：“树刨了，咱们再种，这回种就种经济树，我已经计划好了，咱们种还按原来的坑，种一棵梨树、一棵苹果树、一棵枣树、一棵樱桃树，剩余的坑全种上柑橘树，这些果树好侍弄，也不用等很长时间，小几年以后，咱家就不用上街里买水果了，连萌萌姨家里，都一起管了，要是遇到大年挂果，你就等着满村子送果子吧。”
何素芝说：“我们不是村子。”
刘有灯说：“我知道，你们管它叫干休所，其实是一回事，都是围了堆住家，不影响送果子。”
何素芝一点也不喜欢家里被弄成一个农场的样子，也不喜欢满村子送蔬菜和水果这种事，何素芝主要是对家里长期以来被弄成一个亲戚们的招待所心有暗怨，如果家里再被弄成一个农场，现在种上了萝卜白菜、苹果桃梨，日后是不是会更进一步，再种上高梁大麦，再盖上养鸡场养猪场，再开辟出茶场鱼塘，那她今后除了侍候人，不还得侍候牲口？这日子还怎么过？
何素芝不喜欢，刘治国却很喜欢。刘治国很欣赏刘有灯的做法，刘有灯在院子里翻地的时候他就在一旁看，有时候也帮刘有灯搭搭手，弄得一身的泥，像小孩子过年似的快乐。刘有灯说：“三爹你家不用忙，你家看你的报纸，你家要是想吸点泥土气，我去给你搬个凳子来，你家坐在这里看我翻地。”刘治国就真的拿了报纸出来，坐在院子里，嗅着满院子的泥土味，一边打着喷嚏，一边看一会儿刘有灯，再看一会儿报纸，刘有灯和报纸，都看得一样起劲。
何素芝进屋去，埋怨刘大伟，说：“大伟，妈不在家，你在家，看家里都翻了天，就差没上房揭瓦了，你怎么也不说一说？”
刘大伟把耳机从头上拿下来，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说：“我觉得这样很好，这样已经有解放区的天的感觉了，他们挖地，至少不用敲敲打打，除了刘有灯偶尔唱两句山歌之外，基本上不再打扰我，我也用不着关在卫生间里背书了，我也可以乘刘有灯在地里忙着的时候偷偷溜到卫生间去撒泡尿了，对这种来之不易的好时光，我只会百倍珍惜，哪里还敢得寸进尺，再去说他们？我巴心不得他们这样继续大生产下去，一直生产到我高考结束为止。”
何素芝知道刘有灯因为刘治国的支持，因为自己的放任，在家里已经是一支新近突起的势力了，说也是白说，说不定还会产生负面影响，对家里的团结局面不利，就忍住了。何素芝原以为家中从里到外都变换了模样，无非是招待所之外，又多了一个农场的角色，也就这样了，自己忍一忍算了，谁知刘有灯把菜种上了，把树种上了，并不算完，他还要给菜施肥，给树施肥，让菜和树茁壮成长。刘有灯又是那种做什么事都得认认真真做、都得做好、做得有模有样的人，他要种菜种树，就不轻易地种，而是要把菜和树种得漂漂亮亮的，种出水平来。可是菜和树要种得漂漂亮亮的，缺了肥不行，缺了肥的菜和树那和野草没有区别。武汉不像鄂东山村，不能家家户户门前门后挖一个大大的粪池，蓄上人废弃的汤汤水水，用那来做肥料。肥料没有来源，刘有灯就想了个办法，在卫生间里放了一只马桶，白天夜里接尿，用人尿来当肥料。何素芝本能地反对这个做法，家里有一大一小两个卫生间，要蹲要坐都凭着自己的喜欢，现在无端地摆上一个马桶，就算卫生的情况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人走来走去地也碍事。但何素芝又怕刘有灯找不到肥料来源，将革命引入到体制的深度上去，真的提出挖粪池的建议，他要提出来了，刘治国肯定是会同意的，刘治国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革命的新生力量涌现出来，他要不举双手赞成那才是怪事。何况刘有灯用马桶来接尿，已经是退一步的做法了，他先提出的设想是用马桶来接人的一切排泄物，经过何素芝的坚决反对才打了折扣，这种折扣显然不可能进一步地打下去。何素芝想来想去，不得不采取丢卒保车的策略，默认了刘有灯用马桶接尿的做法。
这样，刘有灯每天早上挑着尿桶吱悠吱悠地从屋里出来，穿过整整齐齐的菜畦，去菜地里给菜浇肥，就成了刘家每天必不会少的一道风景。刘有灯找了一个用过的易拉罐，用铁丝绑在竹竿上，做了一个漂亮的粪勺，用它来浇菜。刘有灯一边把稀释了的尿水扇面似优美地泼洒出去，一边快乐地唱着歌：
油菜开花黄又黄
爹爹接我回娘家
只因社里忙生产
我哪有闲空走人家
秧苗发芽青又青
妹妹接我去送亲
栽秧割麦两头忙
我哪有闲空去送亲
满田的棉花白又白
哥哥接我去做客
白天黑夜忙摘棉
我哪有闲空去做客
告诉我的爹
告诉我的妈
不是姑娘我不想家
等到今年丰收了
我带上喜讯去看爹和妈
刘有灯快乐得像一只鸟儿，刘大伟却痛苦得要命。刘大伟先忍着，后来忍不住了，就冲何素芝发脾气。
刘大伟发脾气，也不是为了刘有灯干活时唱歌，也不是为了整天屋里屋外一片尿臊臭，而是刘有灯夜里对他的监视。刘大伟不习惯在马桶里撒尿，仍然使用便池。刘有灯发现了，不让刘大伟用便池，一定要他把尿尿在桶里，只要刘大伟一走进卫生间，刘有灯就跟在他后面，看他是把尿尿在便池里，还是尿在马桶里。刘大伟说：“我得方便。”刘有灯说：“你方便你的，我不碍事。”刘大伟说：“你不出去我怎么方便？那不是碍事是什么？”刘有灯笑嘻嘻地说：“你就当是在公共茅所里好了，公共茅所里撒尿还不是大家都看着？”刘大伟没有办法，只好当着刘有灯的面尿。刘大伟要把尿尿在便池里，刘有灯就会很心疼地说：“我给你说过多少遍，尿在桶里，你看看，又浪费一泡。”刘有灯不光白天监视刘大伟，夜里他也不放松监视，刘大伟一起来，他就连忙爬起来了，跟在刘大伟身后，好像他是刘大伟的尿的合法监视人，他有权监视刘大伟有关尿的一切动向，而他一点也不信任他的被监视对象似的，弄得刘大伟很烦。这还不算完，刘有灯最后甚至发展到夜里去叫刘大伟起来撒尿。刘大伟被他叫起来，揉着眼睛问他干什么？刘有灯说：“大伟叔，起来尿泡尿，起来尿泡尿。”刘大伟迷迷糊糊地说：“尿什么尿？”刘有灯说：“就是你憋着的那一泡。”刘大伟说：“我憋什么了？我现在没尿。”刘有灯说：“没尿你也尿一下，我不能老提心吊胆地等着你，我要老等你，我这一夜就没法睡了，明天我还怎么干活？”刘大伟简直快要被他气昏过去了，连上吊的心都有，说：“你这样我就能睡呀？你烦不烦人哪？！”
五
不管怎么说，刘有灯的到来，给刘家带来了全新的变化，刘家的那种沉闷的生活气氛，因为刘有灯的到来而为之一振，这是谁都承认的事实。所以刘有灯在某一天晚饭的饭桌上提出回到乡下去的决定时，不光刘治国没有想到，连何素芝都觉得有些不能理解。何素芝担心是不是自己有什么表情让刘有灯看出来了，刘有灯伤了自尊心，要走。何素芝虽然不喜欢家里在招待所的基础上再变成了农场，但何素芝和刘治国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不但早已习惯了刘治国的土地情结，自己血液里的悯怜心也一直保留着，没有丢掉，何素芝这时就自我批评说：“有灯，三奶上了年纪，有什么没做到的，你不要往心里去。”
刘有灯先没明白，后来明白了。刘有灯笑嘻嘻地说：“三奶你家误会了，我不是要往心里去，我是不能老这么晃荡着，我得干一番事业，我要不干一番事业出来，这一生不是白活了？”
刘治国很赞赏地点了点头，把手中的酒杯子放了下来，对刘有灯说：“有灯，这就对了，一个年轻人，不能光有开辟一个院子九分地的决心和能力，还要培养自己创大业的雄心壮志，要有这种远大的抱负，才是时代的好青年。”
刘治国又转过头来对刘大伟说：“这方面，你得向你有灯侄儿好好学习学习，你把他这种决心学到一半，不要说考大学了，将来不论干什么都不愁没出息。”
刘治国又对何素芝说：“有灯要回去，你就让他回去，回去创业，我看是件好事。你回头给有灯一点钱，我老了，干不了什么事了，但我就是喜欢有抱负的年轻人，我就是喜欢看到他们超过我们。”
刘有灯走的那天，刘治国特地送出了门。刘治国说：“有灯哪，好好干，干出点名堂，让你三爹在你们年轻人身上看到希望。”
刘有灯一脸严肃，左胳膊上挂一个旅行包，右胳膊上挂一个旅行包，很慎重地对刘治国点了点头，说：“三爹你家就放心吧，我来城市一趟没有白来，城市给我的启发使我受益无穷，我相信，这就是我新事业的起点！是我大展宏图的起点！你就等着看好吧！”
何素芝陪着刘治国送刘有灯回来，先在院子里巡视了一遍，看了看那些长得梗粗叶壮的菜和树，再进了屋，把厕所里的马桶提到后院去，拿一只旧脸盆盖上，回到屋里时，路过刘大伟的房间，见刘大伟房间里一点动静也没有，推门走了进去，却见刘大伟耳朵上套了大耳机，闭了眼，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何素芝说：“大伟，你这是干什么？”
何素芝叫了几声，刘大伟都没动静。何素芝过去把刘大伟耳朵上的耳机拿了下来，说：“都什么时候了，眼看快高考了，你不抓紧时间复习，你还想不想上大学呀？”
刘大伟睁开眼睛，像是从梦中醒过来似的，看一眼母亲，说：“把耳机还给我，我得先庆祝庆祝。”
何素芝不理儿子，拿了耳机往外走。走到门口，听见刘大伟在她身后问：“妈，刘有灯走了，院子里的地谁种？”
六
一个星期后的一个夜晚，何素芝刚睡下，就听见院子里的栅栏门被人拍响了，有人在外面扯了喉咙叫门。何素芝穿衣起来，开了门，走到院子里去。院子里黑黢黢的，看不清，只模模糊糊觉得栅栏门外有一个人站在那里，身边簇围了十几个小家伙，像是孩子。何素芝吓了一跳，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心想学校里的教师带了学生来宣传交通法规知识，也不该往干休所里来，干休所的老头老太太上了年纪，不会满大街去乱窜，用不着说交通安全的事，就算一定要宣传，也不该在夜里来呀？老头老太太们夜里服了两片安定，好不容易睡下，被这么闹起来，迷迷糊糊地，能听进什么去？宣传还不是白宣传？正纳闷着，栅栏外的人叫她：“三奶，三奶，是我，我是有灯！”何素芝这才听出来，那个领着一大群孩子的人不是学校里的老师，是刘有灯。
刘治国和刘大伟这时都被闹起来了，穿了衣服出来。刘治国一听是刘有灯，连忙对何素芝说：“是有灯来了，快开门！”
何素芝就去开门。人走近栅栏门，先闻到一股臊臭味，再听见一片哼哼唧唧的声音，门打开，刘有灯手臂上挂着一只沉甸甸的麻袋，背上背着一个行李卷，胳膊肘下还挟着一捆竹篾，人挤进来，身后抢道似的，竟然拥进来一群脏兮兮的小猪娃！
何素芝被小猪挤得直撞脚，人往旁边躲闪着，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那些小猪大约是走了很长时间的夜路，乍一见到灯光，一个个欢天喜地，往屋里亮灯处冲。刘治国在台阶上看见了，大声说：“有灯，搞什么名堂？你把谁的猪崽弄来了？”
刘有灯放下行李卷和麻袋竹篾，赶紧去吆猪，大声地呵斥猪说：“都老实点，看把三爹三奶吓住了！”猪不听他呵斥，他就操了一旁的扫帚，一头头都扫到后院去，有两头小猪不愿去，被他捉了，老实不客气地拎着后腿，直接丢进后院，这样都圈好了，又数了一遍，数字不差了，才放下心来，去院子里的水龙头下洗了手，洗了脸，过来甩着水珠儿说：“三爹，三奶，我又来了。”
刘治国说：“你又来了我知道，不用你说我也看见了，我问的不是这个，我问的是，你从哪儿弄了这些猪娃子来？”
刘有灯说：“从家里弄来的，有十六只是你和三奶给的那笔钱买的，另外我又赁了几只，我觉得你们虽然比一般人生活宽裕一点，但你们的钱也来之不易，按家乡人话说，是用命换来的，你们把钱给我，我要好好用才对得起你们，我买猪娃，我琢磨了很长时间，我觉得这才是把钱用在正当的地方了。我把猪娃用竹篓装了，要铁娃和丁贵两个帮我抬上汽车货架，到省城后，我一个人抬不动竹篓，就把竹篓拆了，我在后面赶，让它们在前面走，几里路，硬走了我四五个钟头，到底让我给走到了。”
刘治国不明白地说：“你买猪娃是把钱用在正当的地方，这个我同意，但是你把猪娃子赶到武汉来干什么？你要是拖一车猪肉来倒是可以卖出去，武汉只要猪肉，谁要你的猪秧子？”
刘大伟在身后插话说：“爸，你这就不懂了，刘有灯是对的，武汉猪肉也卖，但不如猪秧子，现在时兴吃烤乳猪，猪秧子比猪肉好卖。”
刘有灯纠正刘大伟说：“大伟叔你错了，烤乳猪不是这种猪，这种猪叫德洛克，猪没喂出来的时候一包水，不经烤，烤是另外的猪，倒是三爹对了，但是三爹也没有全对，三爹你家不懂，我这赶的正是猪肉呢，我在城里侦察了一圈，我早计划好了，城里泔水多，泔水又肥，海鲜鱼肉的，都往下水道里倒，太可惜了，我赶一群猪娃子来养，猪食相当于不要钱，养肥了，就地杀了卖，我在这里杀猪，免了税，还免了运费，我这样，等于是拖了一车猪肉来。”
刘治国一听，来了情绪，说：“有灯，你这个想法好，你这个想法有头脑，而且很科学，看来你真是没来错城市，你对城市真的是做了一番细致的工作，让城市启发了你。不过有灯我可告诉你，养猪可以，就地杀了卖也可以，节约猪食运费这些事情都可以，就是不能偷税漏税，那是违法乱纪的事，违法乱纪的事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干。”
刘有灯就有些得意，说：“我是怎么说的？我说过我要干一番事业，我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吗？城市的确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刘治国说：“你吃饭没有？”
刘有灯说：“昨天晚上的饭吃了，今天在路上吃了一个馍。”
“赶这么大一群猪，一个馍怎么行？”刘治国连忙对何素芝说，“赶快给有灯弄饭。”
何素芝去厨房里，很快把剩饭用鸡蛋炒了半锅，又做了一个鲜菇肉片汤，有现成淋了麻油的咸菜丝，一起给刘有灯端上来。刘有灯去卫生间找了一只洗脚用的盆子，给后院里的猪拌了一大盆带来的猪食，让猪娃们先吃了，自己回到屋里来，洗了手，坐到饭桌前狼吞虎咽地吃，刘治国在一旁陪着他，一边问一些村里的事情。
何素芝在旁边转了两圈，没忍住，打断两个人的说话，问刘有灯：“有灯，你在城里喂猪，喂猪需要地方，你打算在什么地方喂呢？”
刘有灯端了汤碗大口喝了一气，放下空汤碗，抹一下嘴，说：“三奶，猪圈是现成的，用不着盖，我早看好了，咱家后院不是有两间空房子吗？我把它们收拾收拾，再做两只食槽，再架一只大锅，猪圈就成了，我每天去收泔水，猪粪还可以养菜，什么都误不下来。”
何素芝的头一下子就大了，看一眼刘治国。刘治国也有些意外。两个人都不说话。刘有灯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很快把饭吃完，汤也喝尽，熟门熟路的，自己去厨房里把碗筷洗了，这回没砸碗，一起放进碗橱里，进屋来说：“三爹，三奶，今天晚了，我也有些乏了，我先去睡，明天一早起来我就动手收拾猪圈。对了，我还带了一些新收的花生来，今年花生好，油大，抽空我把它们剥出来，三爹你家可以下酒。”
刘治国和何素芝回到自己的卧室，何素芝把门一关，就对刘治国说：“我就有一种预感，我就想到迟早家里会被弄成养殖场，这回真的来了一群猪，养殖场有了第一批成员，你看这事怎么办？”
刘治国也是没有准备，不管他多么支持家乡人，不管他多么希望家乡人能够走上致富的道路，不管他把自己的家弄成怎样的一座招待所，刘有灯半夜三更赶着一群吱哇乱叫的小猪娃撞进家门来，并且打算把他的家弄成一个猪圈，这种事他到底没有事先想过，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
刘治国毕竟是生活阅历丰富的老同志，同样的一件事没遇见过，同样的一类事不知遇见过多少，不说全都迎刃而解，起码不会让它难住。刘治国沉吟了片刻，说：“能怎么样呢？有灯他已经把猪赶来了，猪还小，又不是吃烤乳猪的那一种，不能立刻杀了吃，这种情况下，只能让他喂一段时间了。”
何素芝说：“他喂可以，他喂到别处喂去，不能在我家喂。”
刘治国说：“你说这话就不实事求是了，他在武汉人生地不熟的，一个人都不认识，你让他到哪儿去找地方？”
何素芝说：“那我不管，反正不能把我家弄成养猪场。”
刘治国有些生气了，瞪一眼何素芝说：“你这是什么态度？难道你准备把有灯和猪一块儿赶到大街上去？赶到大街上去，警察不管，卫生部门不管，汽车也得把猪碾死。有灯是个有志气的好青年，他要干一番大事业，在如今这个年代里，这样有雄心壮志的青年已经不多了，我们应该支持他才对，怎么可以把他和猪一块儿赶到大街上去呢？这种事情要传出去，别人还不指着鼻子骂我们？你是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你的觉悟都到哪儿去了？”
何素芝不说话，是在那儿赌气。何素芝把刘有灯和那群吱哇乱叫的小猪没办法，何素芝主要是把刘治国没办法，她和他一起生活了几十年，太知道他这个人，他要认定了的事，别说她这个做妻子的，就是毛主席来了也没用，毛主席来了他最多也就是不顶嘴，遇到他这样的人，她除了赌气，除了不说话，无计可施。
第二天，刘有灯一大早就起来了，把后院里的两间堆旧物的房子收拾出来，找了一些材料，叮叮当当地钉猪槽。刘治国有了昨晚的决定，也睡不踏实，很早就起来了，到了后院，在一旁指挥着，递递工具，后来见刘有灯干得欢天喜地，也来了情绪，脱了外套，挽了袖子，从外面搬了砖头来，和了泥砌锅台，干得热火朝天。何素芝干这种事不行，又不能总赌着气，在一边站了一会儿，看小猪在菜地里喜气洋洋地跑来跑去，把绿油油的菜全糟蹋了，就去赶猪。那些小猪本来在菜地里玩着，见有人来赶，以为城里人和乡下人不一样，城里人喜欢和它们做游戏，这一下高兴了，窜得更欢，和何素芝躲开了迷藏。何素芝撵着那些小猪娃，东跑一气，西跑一气，撵谁也撵不上，人毕竟上了年纪，腿脚不灵了，不一会儿就跑得气喘吁吁，撑了腰，站在那里看着四下欢蹦乱跳的小猪崽直喘气。
何素芝觉得头晕，去屋里泡绞骨兰喝，路过刘大伟房间，见刘大伟躺在床上，枕着手，两眼望着天花板发呆。何素芝走进去，说：“大伟，两天以后就考试了，你不抓紧时间复习，发什么呆？”
刘大伟半天才懒洋洋地说：“我在想，高考要是出了这方面的作文题，我是不是可以拿刘有灯做人物写一篇？我要是很真实地把刘有灯这个人物写出来，我也不做什么发挥，不引申什么意义，只是就我看见的事情如实记下，改卷子的老师看了，会不会认为我的作文写得太假？是编出来的？不可信？”
何素芝走近了，低了头仔细地看儿子，看得刘大伟奇怪了。刘大伟说：“妈，你这么看我干什么？我还没有想好该怎么写呢。”
何素芝忧心忡忡地警告说：“大伟呀，高考决定着你的未来，你可千万别走火入魔啊？你可千万得把持住，别受外界影响啊？”
刘大伟看一眼母亲，把被子拉过来，蒙了头。何素芝看他万念俱灰的样子，知道那消磨是大了，是鸟啄熊舔，抽丝剥茧，乱了方阵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劝，硬把他拽起来也未必能够拽出什么效果，拽急了，说不定适得其反，何素芝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轻轻地掩了门，走开了。
两天之后一大早，刘大伟去考场赴试。何素芝很早就起来了，又是溏心鸡蛋又是雪菜肉丝面，精精心心地给大伟做了丰盛的早点，看大伟吃完，送他出门。
刘有灯比谁都起得早，在后院煮了猪食，喂了吱哇乱叫的小猪娃，正挑了一副桶要出去收泔水。一见刘大伟出门，就说：“大伟叔，去赶考场呀·”
刘大伟默着数学公式，有些心不在焉，说：“嗯哪，你也去考场·”
刘有灯笑，说：“你看你，念书都念得五迷三道了，我去考场干什么？我考猪倌还差不多，我考猪倌说不定还真能考个状元。但是我也明白，现在是科技时代，养猪也要靠高科技，我这样挨家挨户去收泔水，就算是个状元，也是个收泔水的状元，没有什么出息。大伟叔，我真是羡慕你，有这么好的学习条件，你可要努力啊。”
刘大伟说：“哦。”
刘有灯兴致很高，站在那里等刘大伟开自行车锁，说：“大伟叔，这几天我一直想跟你说一句话，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尊重知识的时代，我们两个人要是不论辈分，都是年轻人，都活在一个时代里，其实不然，我在这个时代里，没有自己的地位，只能看着别人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当然我也不服气，我也不会只看着别人干，我也会努力，但不管怎么说，你比我有条件，你才是赶上了好时代。”
刘大伟急着往考场赶，没有心思和刘有灯说话，推了自行车出了院子，把文具往自行车前面的篓子里一放，一偏腿，上了车。
刘有灯挑着泔水桶，本来是想和刘大伟一块儿走，继续说话，可他两条腿，撵不上两个轱辘的刘大伟，一下子就被刘大伟丢下了。刘有灯看赶不上了，在后面紧走了两步，把泔水桶换了一个肩，高声喊：“大伟叔，好好考啊，振兴祖国的未来，全靠你了！”
七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之间，日子就到了冬天。这个冬天，刘家人的生活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首先是刘大伟。刘大伟考上了本地的一所三类综合大学，读文秘专业。刘大伟本来不喜欢这个专业，他觉得这个专业不怎么正经，有些怪怪的暧昧，尤其是一个男性读这个专业，总显得有点那个。但是刘大伟也没有办法，他的考分只够读这所三类学校，只够读这个专业，他不能拿自己的考分来改变什么现实，去学核潜艇设计或者遗传学专业。
高考发榜的时候刘大伟的心情很不好，没有去参加同学们组织的各种狂欢活动。大家都知道刘大伟没有考好，考的不是他自己喜欢的学校和专业，有些同情刘大伟，所以只是给他打打电话聊聊天，并不硬拉他去受刺激。刘大伟的班主任不是同学，不给刘大伟面子，说刘大伟，你是怎么回事？我对你寄托了那么大的希望，我就差点没和教导主任赌上一注了，平时你的表现也不错，怎么关键时刻露怯了？说得刘大伟闭了眼睛半天没开口。班上一个名叫王笛的女孩，一直喜欢刘大伟，是刘大伟曾经拉过手的女孩子当中的一个。王笛考上了上海交大，是好学校，但她一点遗弃刘大伟的念头也没有。王笛鼓励刘大伟说，大伟你不能就这样破罐子破摔，你得复读，你要忍辱负重忍气吞声你这辈子可就完了。王笛坐在床边说刘大伟，王笛说了好一阵刘大伟都没有说话，刘大伟躺在床上，头枕着手，眼睛盯着天花板，像抽了脑积水的傻子似的。后来王笛去推刘大伟，说你这是干吗呀？你是不是觉得我真该安慰你，我该脱了衣服上床来，把我献给你，让你发泄一气，让你死而复生？刘大伟烦了，摸不着头脑地丢了一句话出来。刘大伟说：“屁！”王笛从嘴里吐一颗梅子核出来，盯着刘大伟说：“你怎么回事？怎么变得这么粗鲁？”刘大伟瞟一眼王笛，说：“你闻到我身上的泔水味了？”王笛莫名其妙地看刘大伟，刘大伟却再也不理会王笛了。
刘治国和儿子不同，刘治国的变化是身体上的。刘治国在干休所老同志的例行检查中，检查出了心脏上的毛病。刘治国身体本来就不好，毛病很多，口眼鼻耳，肝肠肚肺，外加前列腺，都有一些问题，但几十年来，心脏一直很忠实，运行正常，拿刘治国自己的话说，就是各部门都出了一些问题，党委是团结的。刘治国和何素芝开过玩笑，说只要党委没事，各部门出点问题不要紧，能够控制住，变不了天。这一回发现心脏出了毛病，等于是党委也有问题了，天要变了，刘治国就有些不耐烦了。刘治国有些悲伤地对何素芝说：“看来真的是大势已去了，我真的要去见马克思了。”
刘治国心脏有了问题，何素芝心里也不安，但何素芝跟了刘治国几十年，从一个黄毛丫头跟成一个步履跚蹒的老妇人，大半生磕磕碰碰，历经风雨，不说别的，心理准备是早就百炼成钢了，那心理准备当中，有一项就是当事情一旦发生时，不能任刘治国心灰意懒。何素芝不是科技时代出生的人，她习惯于靠着信念和毅力来把握并且平衡意外的生活。她还知道大树不能倒这个道理。
何素芝一脸平静地对刘治国说：“人都到这把年纪了，说心脏一点问题也没有，那是呵人的事，不是唯物主义的。党委出了问题，咱们就整顿党委，该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该加强建设加强建设，咱们把党委整顿好，整顿成一个更加坚定团结的党委，才能继续带领各部门前进，这才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唯物主义的态度。要是放弃整顿，破罐子破摔，你就是去见了马克思，马克思也会罚你写检查，不会给你好脸子的。”
何素芝一下子对刘治国说了那么多。这是她这一辈子头一回对刘治国说那么多。平时总是刘治国说，她听着，她是刘治国忠实的听众。现在她一说，头头是道，把刘治国说得一愣一愣的，愣过以后，不得不对她刮目相看。但是何素芝不知道，她这么说刘治国，她说刘治国破罐子破摔，一个名叫王笛的女孩子也这么说了她的儿子。
刘家的人变化最大的，要属刘有灯。刘有灯初春开始在刘大伟家里养猪，他把刘大伟家后院里的两间房子改造成了猪圈，每天挑着桶外出收泔水，回家来煮猪食，这样天复一天，做着他勤劳快乐的猪倌。刘有灯做他的猪倌，天复一天，却并非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干着同样一件单调的事，他其实做着一些变化很大的事情。首先，猪是要往大里长的，猪一旦长大了，长成了成年的猪，在体积、食量、食谱等诸多方面就得随之应变。刘有灯初春的时候赶了二十多头小猪娃来，他在一个寒冷的夜里赶着那二十多头猪，走了一天一夜，来到刘大伟家。那些猪经过他半年时间的精心喂养，很快就长得膘肥体壮了。猪长成了大猪，原来的那两间由仓库改造而成的猪圈就不够用了。刘有灯首先得解决这个问题。刘有灯夜里出去，到外面的建筑工地上捡来一些钢筋和铁丝，一些零碎砖头，一些散装的水泥，一些河沙，一些木头和油毛毡，总之是一些建筑材料，他把捡来的建筑材料堆放在后院里，自己动手，裁桩搭架，和泥砌墙，在两间猪圈旁边，又盖起了三大间简易的新猪圈，让日渐庞大的猪家庭，有了适应生存的居住环境。猪大了，食量也随之增大，光靠每天外出收泔水已经无法供应猪们的需要了。武汉是一座七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武汉的泔水肥得流油，肥油成河，但刘有灯没法把它们弄到他的猪圈里来。刘有灯收泔水收得很辛苦，那些大酒店他进不去，小餐馆又不愿意把泔水给他，他要用钱买，人家不屑地说，你知道两块钱是多少？是我半碟开味咸菜的价，我山珍海味都丢了，要你半碟咸菜干什么？刘有灯苦苦求人家，要人家别把那么好的泔水倒进下水道里去，他愿意给他们打工，做做粗活，换得那些对武汉人已经没用了的泔水。刘有灯把人家求烦了，人家就把刘有灯往餐馆外面推，你打工？我还怕你把我的客人吓跑了呢？刘有灯摔过人，砸过桶，被人泼过一头一脸泔水，挨过店主和客人的训斥和打骂，整天求爹爹告奶奶，远远供应不上那一大群饕餮之徒的需要。刘有灯对这个早已胸有成竹，他早就做好了准备，事先留下了一笔钱，当泔水供不上的时候，他就找到饲料公司，用刘大伟的那辆自行车，一趟一趟地往家里拖猪饲料。他那么一趟趟地往家里运猪饲料，还买了一口大锅，正式地砌了灶台，拖了煤炭来，整天炉子通红地煮猪食；他在那里忙碌着，一担一担地往前院里挑猪粪，东风一刮，前院的猪粪臭，西风一刮，后院的猪泔酸，把个家里，弄得整天空气不好，完全成了一个真正的养猪场；他还打算在后院的墙上开一个门，修一条简易路，方便运送猪饲料，也方便将来猪养肥了，好往外运送，他那么一板一眼地把刘大伟的家，弄成了个真正的养猪场，最终把何素芝逼上梁山，不得不反了。
何素芝整天跟在刘有灯的屁股后面，打扫这个打扫那个，刘有灯在后院煮猪食时，她就把后面的窗户全关严了，刘有灯把猪粪挑到前院时，她就想方设法弄土来把猪粪便埋了。刘大伟考上大学后，吃住都在学校里，每星期就回来一次，照说一副担子卸去了一头，何素芝应该松一口气，可以一门心思侍候刘治国，再空闲下来画老年大学布置的国画作业了。谁知走了刘大伟一个人，来了刘有灯以及二十几口猪，那猪和大伟不同，一是数量在那里放着，是个不小的建制单位，二是大伟怎么说，从小就是一个讲卫生的孩子，到大了，袜子天天换，头天天梳，裤脚上有一星泥就脱了丢进洗衣机里，衬衣决不会穿到第二天去。猪和大伟比起来，可就太不一样了，要猪讲卫生，那是留待21世纪畜牧业解决的问题，现在只限于在科普和科幻杂志上写一些文章吹吹风，不能真实现。何况大伟养了十几年，天天看着长，也就长了一米七的个头，猪不用操心，只要槽里的食够了，吃饱了，个头见天地疯长，一天一个样，又不像大伟那么听话，戴上耳机可以一声不吭，猪整天吱哩哇啦乱叫嚷，一口食没到嘴里，抗议就来了，恨不得把屋顶都给掀翻了，到夜里还不肯休息，你挤我我拱你，闹得人无法入睡。何素芝在这样的环境里，先捏着鼻子捂着眼忍着，只盼着猪早点肥，早点送进屠宰场，落得家里安静，哪知有一天做饭的时候，在煮好的饭里发现了一根长长的猪鬃，又在炒好的菜里发现了几片刘有灯去菜场里捡来给猪吃的菜帮子，何素芝一下子就爆发了，她就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下去了。
何素芝冲进刘治国的房间。刘治国正在看报纸。刘治国抬头看何素芝，他看何素芝眼里冒着火，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刘治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放下报纸问：“怎么了？”
何素芝走过去，把在饭里发现的那根猪鬃和在菜里发现的那两片菜帮子，一起放在桌子上，一字一句地说：“你看一看，这是在饭里和菜里发现的。”
刘治国取下老花镜，凑近了看，看明白了。抬头问：“怎么，你没淘米洗菜？”
何素芝说：“我淘了五遍米，洗了八遍菜。”
刘治国说：“那怎么会有这些东西？”
何素芝说：“你得去问有灯。”
刘治国更不明白了：“有灯往饭菜里放的？他往饭菜里放这玩意儿干什么？要咱们吃？他要咱们吃这些东西有什么作用？”
何素芝说：“要是他放的倒好，这次逮住了，下次不放就是了，问题是这些东西有灯不会放，有灯整天忙碌他的猪，根本没有心思照顾我们，它们是自己到饭菜里去的，也就是说，它们已经无处不在了，已经很容易地跑到饭菜里去了。老实说，这些东西除了不干净不卫生，什么作用也没有。再老实说，这是看见了的，没看见的，我们不知已经吃进去多少了。”
何素芝这么一说，自己先有了一种呕吐的感觉。
刘治国一脸天真地说：“不至于，不至于嘛。”
何素芝有些气急地说：“至不至于，这猪鬃和菜帮子总不是我放进饭菜里去的吧？它们在饭菜里总是事实吧？”
刘治国承认说：“这倒是，你不会往饭菜里放这些东西的。”
何素芝占了理，就和刘治国摊牌：“那你说说，这事怎么办吧？”
刘治国被何素芝堵上了，渐渐地也有了生气。刘治国不反对一个人有上进心，不反对一个人干事业，不反对刘有灯这样的有志青年在他的家里养猪，但他不喜欢吃夹杂着猪鬃和菜帮子的饭菜，不喜欢别人把他也当成猪来养，尤其不喜欢干事毛毛糙糙的那种人。刘治国这段时间检查出了心脏的毛病，这对他打击很大，使他显得有些沮丧，有些烦躁，他觉得自己的心脏发现了毛病，和他过去对任何事情太不当一回事有很大的关系，在这种时候，何素芝拿了一根油汪汪的猪鬃来，拿了两片给猪吃的烂菜帮子来，就容易煽动起他内心的火，触动他历史的经验教训，使他沉不住气。刘治国把手中的报纸往边上一摔，说：“这个有灯，怎么把我也当作他的猪了？我就是猪我也有国家养着，用不着他来养，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太不像话！”刘治国就走出屋去，找刘有灯谈话。
刘有灯在后院猪圈里煮猪食。刘有灯手里拿着一本书，身边放着五六个大大小小的口袋，他一边嘴里念念有声地翻着手中的书，一边把口袋里的各种食料往锅里放。刘有灯一看见刘治国就兴奋地喊：“三爹，你快来看，我又学了一种配料方法，按照这种方法，猪每天能长一斤七八两，还能节约百分之二十的饲料！”
刘治国吓了一跳，说：“胡说什么，一天一斤七八两，那喂上两年，你这一群猪还不喂成一群大象了？”
刘有灯说：“不是胡说，是科学，书上写得明明白白的，只要严格按照科学的方法饲养，一斤七八两是保守数字。再说三爹你家不懂，现在的猪都不兴喂两年的，喂上两年的猪是老猪，肉不好吃，卫生部门还不叫杀呢。”
刘治国走过去，将信将疑地伸出手去，说：“把书拿过来我看看。”
刘有灯把手里的书递给刘治国。刘治国接过书来，举到阳光下觑了眼看。刘有灯放下锅铲，跑回屋里去，一会儿就熟门熟路地给刘治国取来了老花镜。刘治国把老花镜戴上，这一回就看清楚了，书上真是这么写的。
刘治国说：“还真是明明白白的呀。”
刘有灯认真地说：“我一直在钻研这方面的科学知识，三爹你要知道，现在是一个科学知识日新月异的年代，科学知识能让一个人聪明起来，能让一个国家强大起来，能让一个民族兴盛起来，科学知识的力量大得很呢。”
刘治国点头说：“科学知识真是了不得。”
刘有灯说：“所以我很注意利用科学知识，我现在都是按照科学知识的方法来喂猪的。”
刘治国兴致盎然地说：“那你这样喂下去，不真把猪喂成大象了？”
刘有灯很有把握地说：“大象有什么稀奇，美国肯塔西州有一个农场主，他喂的猪八个月出栏，小的就有八百公斤，三爹你家想一想，八百公斤呀，还是小的，不是大象是什么？”
刘治国说：“嗬！”
刘有灯向刘治国普及完科普知识，锅里开了，刘有灯连忙操了锅铲去搅拌锅里的猪食。刘治国在一旁饶有兴趣地边看边问。刘有灯既要问答刘治国的提问，又要忙着往锅里添加各种各样的饲料配方，还不能让锅底粘了煳，忙碌不过来，就让刘治国在一旁搭个手，帮着往锅里添饲料，他动嘴，刘治国动手，这样有问有答，两个人配合得十分默契。不到半个时辰，一锅猪潲煮出来，刘治国转来转去的，出了一身汗，通体舒畅，又明白了许多过去不懂的东西，脑袋里也明晃了，过去闻着酸兮兮臭烘烘的猪食，现在闻着反倒有了一种甜丝丝的酒糟香，闻多了，就有了微醺的感觉。
刘治国丢了饲料铲，拍拍手上的灰，趿拉着拖鞋往家里走。回到家，何素芝在那里等着，拿眼睛看刘治国。刘治国取了一条干毛巾递给何素芝，往后背指了指，人站到何素芝面前，把背弓起来，示意何素芝给他擦汗。何素芝一边给他往背里塞着毛巾，他一边摇了摇头，感慨地说：“不行了，长期不动，人也松了劲，脑袋也空了，赶不上形势了。”
何素芝一时没明白，问刘治国：“赶上什么形势？”
刘治国捧起茶杯喝了一口热茶，说：“美国肯什么州，有一个农场主，养的猪有八百公斤，还是小的，还不用一年时间，你说说，这猪是怎么养的？”
何素芝塞好了毛巾，替刘治国整理衣服，说：“美国的事情你管他干什么，你只把我们自己的事情管好就行了。”
刘治国看着何素芝说：“我们什么自己的事情？”
何素芝停下手说：“怎么，你没去和有灯谈呀？”
刘治国说：“怎么没谈，我和有灯一直在谈，我们谈了不少问题，我们不是连美国都谈到了吗？所以我才说，我现在已经跟不上形势了，真的是被淘汰了。”刘治国有些痛心疾首地摇晃着脑袋，“看来不加强学习实在是不行哪！”
何素芝明白刘治国已经把该说的事情忘到脑后去了。何素芝并不失望，这种事情她要失望实在是失望不过来。何素芝也不说什么，起身自己去了后院，把在饭菜里发现猪鬃猪菜的事情对刘有灯说了，而且说得有些严重，潜台词里是和刘治国的病连在一起，暗示那是刘治国心脏病的一个激发因素。
刘有灯听了，一下子就显出不安的神色来，脸也涨红了，说话也结巴了，还有些着急，一双茧皮皲裂的手下死力搓着，是痛恨自己的样子，一只架子猪过来很亲热地拱他的腿，拱得他一歪一歪的，他也浑然不觉。
刘有灯说：“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这事简直太糟糕了！”
何素芝一看刘有灯那样，知道自己的话有些重了，是硬要拿什么责任，往不知情者身上贴，有些显得狭促，事情说穿了，反倒感到有些不自在，马上又撤了围说：“有灯我不是说你，我是说这种现象，就算是你造成的，你也不是故意的，以后注意一些就是了。”
刘有灯拼命地点头，说：“我注意，我一定注意！”
何素芝就回屋里去重新做饭。何素芝一边择着豆芽菜一边想，其实有灯也是个老实孩子，懂事的孩子，什么事情一说就通；其实做什么都很难，不易做，更不易做好，尤其不易做好到大家都满意；其实她发现了饭菜里的猪鬃猪菜，她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刘治国，要刘治国去找刘有灯说说这件事，然后她自己去把这件事说了，说得刘有灯面红耳赤，愧疚有加，恨不得找个地缝来钻进去，但那都解决不了问题。凭何素芝的经验，她知道，这事并没有到此结束，饭菜里日后仍然会发现不该发现的东西，甚至发现更加不该发现的东西，这是肯定的。在择菜的过程中，逐渐平静下来的何素芝已经想出了一个更好的办法，当然那个办法很消极，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那个办法是，今后吃饭的时候，不戴花镜，多说说家常话，少看看碗里的内容，只把吃饭这件事限制在嘴上，这个问题，也就算解决了。
八
刘大伟读了三年大学，三年后他顺利毕业了。
刘大伟不喜欢文秘这个专业，也不喜欢三类学校，但他改变不了这个现实，在这个现实面前，刘大伟既没有反抗的行为，也没有反抗的念头，是服服帖帖地把三年的大学生活度过来的。当然，刘大伟也并不是一个脱离了时代的人，也不能说他有多么地消极，三年的大学生活，他该下苦功的下了苦功，该逃课的逃了课，该和女孩子睡觉的睡了觉，该上街游行的游了行，总之，凡是当代大学生应该干的事他都干了，应该经历的事他都经历了，按照校园里的说法，他也算是个满目疮痍的人物了。
刘大伟大学毕业后，为分配的问题费了一些周折。主要是文秘这个专业的暧昧性，加上他自己对这个专业有着抵触，他的档案一直在学校滞留着。分配见面会上，班上漂亮女同学的档案第一批被用人单位提走，清秀的女同学的档案第二批被用人单位提走，不漂亮不清秀但有能力或者有背景的女同学的档案第三批被用人单位提走，剩下了不漂亮不清秀没能力没背景的女同学和大部分刘大伟这样的男同学，用人单位就不再上门来看档案了。刘大伟不像班上别的剩余对象，刘大伟并不着急，也不感到绝望，就像他在大学三年时间里谈过的两次恋爱，一次要死要活了半年，一次属于环境惯性，女孩子找上门来，他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讨厌，被动地交往了几个月，然后就散了，两次恋爱结束之后，刘大伟都没有觉得世界的末日到来了，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无非自己感觉着成熟了一些，是生活中的人了。刘大伟看着班上同学的档案一批批被提走，同学们一批批欢天喜地地跟着自己的档案走了，一点也不悲观，自己揣着推荐档案去用人单位跑了一圈。刘大伟那么一跑就发现，其实社会上用人单位不少，文秘这个专业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人满为患，好几个单位都表示出对刘大伟感兴趣。但用人单位感兴趣，多少带有一些希望上的折扣，同时也都表示出对刘治国这个前省商业厅厅长身份的兴趣，这就让刘大伟失去了兴趣。刘大伟虽说高考时失利，读了一个三类学校，读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但他并不打算把自己降格以待，他才不会到汽车运输公司或者三建集团这样的单位去帮大字不识几个的老总们写材料呢，他还是希望能靠自己的能力，找到一个满意的单位。不管怎么说，他希望自己的未来在一开始就有一个好一些的基础。
刘大伟在社会上跑了一圈，没跑出什么名堂来，索性不跑了，回到家里待着，等待机会。
那一段时间，刘有灯已经不喂猪了，改为贩山货了。刘有灯在农贸批发市场里租下了一个门面，从老家收购了一些红枣、板栗、木耳、莲米来，货收来囤放在刘家，将先前的猪圈改为仓库，每天蹬着板车往农贸批发市场里拖货去卖。刘有灯要跑到乡下去收货，又要在农贸批发市场里做生意，虽说他请了一个乡里来的亲戚帮忙，但仍觉得人手不够，看到刘大伟一时没找到合适的单位，就鼓动刘大伟和他一起倒腾山货。刘有灯很高兴地说，大伟叔，正好，你反正没事，不如和我一起干，你在市场里当掌柜，我专门跑山里收货，你有文化，知道什么是信息，我有的是力气，山里的事情又熟，我们叔侄俩配合，准能把事业干起来。
刘大伟躺在床上看书，听刘有灯那么说，把书一丢，说：“你那种事，也敢叫事业，叫待业青年干干还行，要不就是刚从牢里放出来，找不着工作的人做，你叫我去给你二两蘑菇半斤黄花菜地做买卖，亏得你敢想。”
刘有灯不明白，说：“有什么不敢想？你不是一时没找着工作吗？你总不能老躺在家里看书吧？再说，我也不算城市里的待业青年，我也没坐过牢，我不也干着吗？我从乡下出来的时候，就是不想在水库当煮饭的师傅，我还和管理区主任发誓说，这一辈子决不养猪，我不也养过猪吗？我不也干得挺好吗？我觉得它就是事业。”
刘大伟嗬地笑了一声，嗬地又笑了一声，说：“有灯，你要真缺帮手，我建议你回老家去招一批人来，老家那种不产粮食只出人的地方，你要多少人都行，你甚至可以像北京的福建村一样，在武汉建立一个鄂东村，说不定电视台知道了，还会拿你来做一条新闻呢。”
刘大伟说了，懒得理刘有灯，躺在床上继续看他的书。刘大伟看了一会儿书，渐渐地有些看不进去了，有些觉得什么地方不对，他把书放下，才发现刘有灯并没有离开，仍然坐在他对面，眼睛盯着他，好像是在琢磨着什么事情。刘大伟以为自己有什么地方被刘有灯看出了毛病，正打算问刘有灯，刘有灯一拍大腿，嘿地大叫一声，把他吓了一大跳。
刘有灯兴奋地说：“大伟叔你提醒了我，你让我有办法了！”
刘大伟莫名其妙地说：“我提醒你什么了？我让你什么有办法了？”
刘有灯说：“我一直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把事情做大，我只是知道用傻力气，你一说，我就知道该怎么干了。第一，我回老家去招一批亲戚来，亲戚靠得住，在乡下反正没什么事情做，只要有饭吃，工钱什么的不会计较；第二，我就依你的说法，招聘一个从牢里刚放出来的人，我那摊子老是被人吃黑，东西卖出去，账收不回来，从牢里放出来的人什么也不怕，我开一份工资给他，什么事也不要他做，就要他专门守摊收账，看谁还敢欺负我！大伟叔，我早就知道，像你这样的大学生，就是比我有出息！这个文化呀，实在是了不起！”
刘大伟摇了摇头，觉得刘有灯听风就是雨，太幼稚了，让人没法把问题引向比较深一些的领域中去谈。刘大伟重新躺回床上，想继续看书。刘有灯得了多么好的宝贝似的，脸儿红红的，很兴奋，人凑过来，孩子似的，用右手捉了左手说：“大伟叔你猜猜我的中指头吧。”
刘大伟说：“猜什么中指头，我要看书。”
刘有灯伸了手，拿肘子拐刘大伟，说：“你猜完再看，猜完再看。”
刘大伟说：“你烦不烦呀。”
刘有灯笃定地说：“你猜猜吧，这一回保证跟上一回不一样，这一回你保证猜不中了。”
刘大伟缠不过刘有灯，人躺在床上，侧过身子来，瞟了刘有灯伸到他面前的手一眼，二拇指把刘有灯冒得最高的那根手指一拎，说：“松手。”
刘有灯脸色变了，他想把手抽回去，刘大伟捉得紧，跑不掉，他没办法，无可奈何地松开手，可怜巴巴地做了俘虏。刘大伟把他刘有灯的中指头一丢，哼一声。刘有灯把左手的五根手指头举到眼前翻过来翻过去地看，一副不明白地口气说：“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琢磨了半天，我还研究了策略，训练过，怎么又被你猜中了？”
刘大伟任刘有灯在那里研究他的手指头，不再理会他，自己转过身去，面向墙壁，拿起书来，翻到刚才看到的那一页，继续看他的书。这回他没有受到什么干扰，看进去了。
刘大伟终究没有和刘有灯一起扛着麻袋一身一脸尘土地去大山里收蘑菇，这种事，不光刘大伟觉得太离谱，连刘治国何素芝也觉得不现实。何素芝对刘治国说，有灯的想法是不是有些不正常？一个大学生，怎么能去做小贩呢？刘治国同意何素芝这个观点。刘治国并不认为刘有灯的脑袋瓜子有问题，但他认为刘大伟应该比刘有灯的起点高，不能用一般求生存的标准来要求大伟，那样要求就太低了。最后还是刘治国亲自出面，找了一个老关系，把刘大伟安排在省里的一个机关单位工作，刘大伟的毕业分配问题才最终得以解决。
九
刘有灯按照科学的方法养了十个月的猪，他每天起早贪黑地去收潲水、拖精养饲料、按配方煮饲料，他甚至还利用那台修好的红灯牌收音机，给猪放黄梅戏音乐，他自己在一旁捉了猪篦猪蚤子，把一群猫崽一样大的猪秧子，养得个个膘肥体壮。到入冬的时候，那些猪一个个肥得连路都走不动了，即便不是大象，和象崽也相差无几了。本来刘有灯在养猪这个事业上是肯定能大展宏图的，他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而且在刘家建立了一个条件不错的养猪场，他还托进城来的乡下亲戚捎话回去，说等一开年，手头的这一拨完事了，他会回去收猪秧子，这一回他不是要二十头，而是要一百头，他要规模性地发展他的养猪事业，把他的养猪事业轰轰烈烈地发展壮大起来。
可是刘有灯的养猪事业却半途夭折了。
刘有灯辛辛苦苦地把猪养大，自然不肯把猪送到肉联厂去，让肉联厂白赚了他的钱，他要自己杀猪。刘有灯置办了杀猪的家什，雄心勃勃地从猪倌改行做了杀猪佬。何素芝只知道猪是要喂才能长大的，没想到猪长大了是要杀的，猪只有杀了才能变成肉，才能成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等她明白过来这个道理时，她本能地提出反对意见，不同意刘有灯在家里杀猪。刘有灯解释说并不是在家里杀猪，家里地方小，施展不开，要是猪一时没杀死，挣脱了跑起来，容易把家具什么的弄坏，他是在院子里杀猪，院子里宽敞，猪就是杀不死，有围墙挡着，猪就算练成了马拉松冠军也是虎落平原，没处可跑。何素芝仍然摇头，说我指的家，也包括院子，你一杀猪，肠子肚子满树挂，血呀粪便呀弄得满地都是，猪再嗷嗷地一叫，家里本来已经被弄得不像样子了，再这样一来就没法过日子了。刘有灯表示他可以小心一些，肠子肚子不往树上挂，用大盆装，血呀粪便呀不弄到地上，也用盆装上，再把猪的嘴用绳子捆起来，让它没法叫出声，这样就没问题了。何素芝哪里相信没问题的话，倒不是不相信刘有灯，是不相信杀猪这种事会有那么井井有条，别的不说，刀一捅进去，血还不往外乱溅？你说不让它溅它就不溅了？你把它的嘴捆起来，它不用嘴叫，它用鼻子眼和肺叫，谁都知道猪的肺活量是很大的，它要闭着嘴叫出惊天动地效果来，你能把它怎么样？你能把它杀上两次不成？刘有灯很为难地说，那三奶你家看我在哪里杀猪呢？我总不能到操场上去杀猪吧？我也不能到大马路上去杀猪吧？刘有灯说得很有道理，他肯定是不能到操场上去杀猪的，他也不能到大马路上去杀猪，他要去操场上或者大马路上杀猪，影响会更加糟糕。刘有灯把客观事实一说，何素芝没话了。一旁刘治国就说，行了，就在后院杀吧，不过有灯你要注意一些，你不能风风火火的，你在这里养猪，干休所里已经有意见了，支部会上提到了两次，你再杀得叽里呱啦乱叫，所里非把咱们告到派出所里去不可。刘有灯就拼命点头。何素芝不会点头，但刘治国同意了的事，尤其是一件最终结局的事，她是不可能再说什么了。
刘家人谁也没有想到，刘有灯杀猪果然杀出了问题。刘有灯去市场上联系到肉贩子，说好了价钱，肉贩子来家里验肉交钱。刘有灯头一天杀了三头猪，肉贩子一看肉不错，都争了去，并且要刘有灯第二天多杀两头。第二天锅还没烧热，人就早早地来了，不是肉贩子，是工商局的人，说接到举报，刘有灯无证杀猪，属于私宰，违反国家生猪屠宰的有关规定，现场的所有生猪和工具一律予以没收，还要追加罚款。刘有灯一下子就急了，手里举着亮锃锃的杀猪刀，说我杀猪交钱，我该交多少交多少，一分钱也不白赖你的，怎么就违反规定呢？工商局的人往后退了两步说，你说的交钱是指交税钱，那是税务局的事，与我们不相干，我们只管你有没有执照，没有执照你就是私宰。工商局的人还说，你把手里的刀放下，先放下了再说话，你举着刀在那儿说话，情绪又激动，弄不好，切了谁的脸，私宰之外，再加上一个过失伤人，你的案子就麻烦了。刘有灯把手里的杀猪刀放了，说，你们事先也没有叫我办执照呀？你们要叫我办执照我不早就办了？工商局的人说，你这样的人在武汉市有几十万，我们又不认识你，我们又不知道你要杀猪，我们到哪儿去告诉你？你不是说废话吗？刘有灯舍不得辛辛苦苦养大的猪，拦住了不让工商局的人往车上拖。工商局的人瞪了眼，把一份用塑料薄膜热封了的油乎乎的文件往刘有灯怀里一丢，说，你先好好把有关规定学习学习，我只告诉你，这是国家法律，不是儿戏，我们现在是在执法，你要捣乱，我们就以抗法予以论处，通知公安部门来处理，到时候，不光猪，连你都一块儿办了。
刘有灯眼睁睁地看着工商部门的人把他的二十几头肥猪拖上了车，人站在院子里，瞪着眼，耷拉着胳膊，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肥猪们并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在圈里关久了，一时被放出来，一个个欢天喜地，吱哇乱叫，像是一支外出春游的队伍。干休所的领导闻讯赶来，询问了情况，虽然对刘家在老干部们安度晚年的干休所里养猪这件事不满意，但毕竟事情有个内外之分，同时也留了个心眼，不想等事情结束之后，刘治国跑到所里去扯皮，就帮着说了一些话。工商局的人考虑到干休所这一层关系，考虑到刘治国这个老干部这一层关系，决定对刘有灯宽大处理，不再追加罚款，但猪和杀猪工具，一样也不能留下来。
工商局的人来时，刘治国一直关在屋里没出来，何素芝跑出跑进，也帮不上什么忙，只是一辈子革命，家里头一回来了政府执法部门的人，心里有些慌乱，也有些羞愧，又不知该怎么应对。等人走后，何素芝进了刘治国的房间，见刘治国坐在那里，手里捏了一张报纸，也没看，脸上红红的，在那里发愣。何素芝本来是一肚子怨言的，一见刘治国这样，反倒不好再说什么埋怨的话了。
何素芝把茶杯递给刘治国，安慰他说：“人已经走了，也没罚有灯的款，也没带走有灯人，还算好。”
刘治国看一眼何素芝。何素芝连忙解释说：“我这话没有别的意思，我是说事情还不算太坏，要是再罚有灯一笔钱，再把有灯人带走，不是更麻烦吗？”
刘治国叹息一声，说：“事情怎么会弄成这样？只说靠力气吃饭，不偷税漏税就行了，怎么又弄出个私宰的问题出来了？”
何素芝说：“也怪我们自己事先没弄清政策，不知道养了猪不能随便杀，人家也是依法办事，连文件都拿出来了，不会有错的。”
刘治国把茶杯放回桌上，说：“素芝，你看这事已经出了，咱们是不是也有责任？咱们是不是也该检讨检讨？咱们是不是也该拿一笔钱出来，补贴一下有灯的损失？”
何素芝吓一跳，说：“二十几头肥猪，一两万块钱，咱们怎么拿得出来？”
刘治国说：“有灯从家乡来，喂几头猪不容易，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受这个打击，那我们算什么人了？”
何素芝想了想，说：“要不，我们给有灯两千块钱，不是我不愿意给，我们就那几个积蓄，还得留着养老，还得留着给大伟办大事，不能一下子都拿光了。”
刘治国坚持说：“这样吧，拿三千，三千不能再少了。”
何素芝就去银行里取了三千块钱，交给刘有灯。
刘有灯已经从早上的打击中缓过来了，坐在客房里愣愣地想事情。刘有灯坚决不收何素芝的钱。
刘有灯说：“三奶你家这是干什么？”
何素芝说：“这是你三爹的意思，你三爹怕你受不了，一定要我给你的。”
刘有灯说：“三奶这钱我不能收，我在家里喂猪，我又住你家，又吃你家，已经够麻烦了，我是知道这些麻烦的，我不能再要你家的钱。”
何素芝说：“有灯你就不用客气了，你就拿着吧。”
刘有灯说：“三奶你不要怕我受不了，我是受得了的，猪虽然被没收了，但昨天杀了三头猪，那三头猪的钱他们没有收走，本钱还是回来了的，无非是白养了一场，白费了些力气，白攒了一年高兴，别的也没有失去什么。我过去在煤矿上干活，也有拿不到工钱的事，我也没有受不了，我还遇到过鸭瘟的事。再说，我现在更明白道理了，我原来对城市幻想过多，现在我明白过来，城市就是城市，城市和乡下就是不同，它教育了我，使我茁壮成长了，这叫吃一堑长一智，也叫失败是成功之母，三奶你家放心，我会从头干起的。”
刘有灯坚持不要那笔钱，何素芝没办法，只好将事情如实汇报给刘治国听。何素芝告诉刘治国，刘有灯不是赌气，也没有灰心失望，他在和她说话的时候，显然人坐在那里，但头是昂起来的，目光很坚定，是真的茁壮成长的样子了。
刘治国对刘有灯说出来的那一番话很满意，尤其满意刘有灯说吃一堑长一智和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样的话。刘治国对何素芝说，如果有灯真的没有被失败吓倒，而是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那这一次失败，对他来说倒是有意义的事情了。刘治国和何素芝说完这番话，自己趿着棉拖鞋，去找了刘有灯，问刘有灯接下来有什么想法。刘有灯说他还想喂猪，他喂猪已经喂出经验来了，他不会被一时的困难吓倒，但是他会先去办一个杀猪证，还要问清别的手续，这样他辛辛苦苦喂肥的猪儿，就不会被人赶走了。刘有灯最后说：“三爹，城市是很教育人的，它能让人变得聪明起来，这不光是致不致富的问题，这是一个比致富更为深刻的问题，这才是城市真正的好处。”刘治国欣赏地点头，说：“有灯哪，你开始思考问题了，你能这么思考问题，你就没有白到城市里来。”
刘有灯想要继续养猪，可他最终没有养成猪。
工商部门以刘有灯没有武汉市户口和不具备规模性投资为由，拒绝给他办理屠宰手续，没有屠宰手续就不能杀猪，刘有灯算了一笔账，如果他自己不能杀猪，在城市里喂猪的成本大，虽说卖给肉联厂也能赚一笔钱，但大头是被肉联厂赚走了，划不来。
刘有灯决定放弃养猪的计划，改为做别的。
那以后，刘有灯离开了刘家，外出打工挣钱。他做过五建集团建筑队里的小工和大工，做过白沙洲木材码头上扛包的扁担，承包过汉南郊区农民的大棚菜，在长江和汉江里打捞过尸体，做过杨汊湖小区安居工程建筑工地的看场人，做过疏通城市下水管道的工人，还从几百米高的龟山电视塔上用绳子捆着吊下来，在风中荡来荡去地涂过广告油漆，总之凡是能挣钱的、别人不愿意干的事，他都争着抢着求着去干。刘有灯省吃俭用干了两年，有了一笔积蓄，就开始做生意。他首先从老家贩山货来卖，整天起早贪黑，进货出货，每天只吃两餐饭，上午水泡白饭，下午白饭泡水，夜里腆着脸挨门挨户往餐馆里送黄花木耳红枣莲子，生意做晚了，饿得厉害了，也炒一碗剩饭出来，让给自己打下手的帮工吃，自己硬挺着，说吃撑着了腰睡不着觉。后来生意做顺了，做大了，就开了批发店，从乡下带了一批亲戚出来，批量地往外批发货，不光倒来倒去，还根据市场信息，在老家买了林子，开发一些绿色食品，供给大商场和大饭店，生意渐渐红火起来。
刘大伟大学毕业的时候，正是刘有灯贩山货贩得有了些起色的时候，刘有灯想拉刘大伟一起干，被刘大伟拒绝了。刘大伟不明白刘有灯怎么会有这样的好兴致，他干什么事情都拉起架势来干，而且干什么事都那么卖力气，风吹不倒的样子。他有时候干成了，有时候没干成，但不管干成了还是没干成，他都兴致勃勃的，咬着牙，攥紧了拳头，吆喝着，自己给自己鼓劲，自己给自己喝彩，一点也不让自己接受打击，就连在长江和汉水里往岸上背尸体的时候，他也乐呵呵地唱着歌。刘大伟就是弄不明白这一点。刘大伟自己三年大学读出来，已经是少年老成了，人还没有走上社会，好像已经是身心疲惫，该做个退休金领取者了。刘大伟把这种未老先衰的现象，归结于对社会秩序的恐惧和排斥，归结于社会老年化趋势的提前。刘大伟弄不明白，不是城市人的刘有灯，怎么会对密不透风的城市生活那么有抗卸性，那么有热情。有一次两个人聊天，刘大伟就把这个问题提给刘有灯。
刘有灯想了一会儿说：“这种事我从来没想过，我最先到城市里来，实在只是赌了一口气，是想挣一张脸面回去让别人看看，把赌的那口气赢回来，我也不知道城市是个什么样子的，不知道城市会不会接受我。后来我才发现，城市其实很简单，一张面子下，遍地都是发展的机会，城市也不管你是不是城市人。如果要说城市有什么法则，最不适应那法则的反而是城市人自己，为什么呢？城市对农村人的白眼不过在先有的地位上，你有没有城市户口、穿什么、操什么口音、会不会随地吐痰，这样的白眼并不能把人真的怎么样。城市人自己有一种心态，总觉得城市是城市人的，做什么不做什么都应该，就像孩子对娘，说穿了，要的只不过是吃穿用住，只不过是习惯，真正的疼又有几分？真正的爱又有几分？城市人这么一认为，人就麻木了，人就懒了，觉得自己应该呀，就什么也不想干了，得了好也没有个感激了。”刘有灯停了一会儿，很有把握地说：“我要说干事业的话，你肯定会笑我，但我要不说干事业，我说干事情，你就不会笑我了。其实不管干事业还是干事情，终归一点都是做事，都是活一生，要从人活一生这一点说，我们这些人，谁又没有后辈人看着？谁又不是后辈人的祖先？祖先不分大小，只分样子。”
十
刘有灯真正把生意做大，是国家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后的事。刘有灯先是把一车车的粮食从乡下拖到城市来，然后他把更多的粮食拖到更远的城市去，在那里把粮食换成大把大把的钞票，很快就做了第一批粮食自由贸易暴发户。
刘有灯那天提着两只鸡来看望刘治国，刘有灯还从乡下给何素芝带来两双家做的厚底布鞋。刘有灯问过刘治国的身体情况，又问过何素芝的身体情况，然后撸了裤脚，半跪在地上为何素芝试鞋。刘有灯对何素芝说：“三奶，还是自家手缝的布鞋好，又软和又保暖，你家有高血压，穿布鞋最合适。”
刘治国那天留刘有灯吃饭，在饭桌上，刘治国提到从报纸上看到的国家放开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新闻，刘治国感慨地说，国家现在是粮多了，这是国家有能力养活老百姓的一个表现，这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呀，你们想一想，十二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强，那需要多大的魄力呀！刘大伟接过话说，爸，你也相信这个说法，报纸上的事情，听十分之一你兴许还能走路，听五分之一你就开始弱智，听三分之一你就变成傻子了，我们要有那么多粮食，干吗还要从澳大利亚和美国进口小麦？我们拿自己的粮食喂鸟去呀？刘治国说，你懂什么，那叫贸易配额逆差，世行叫你买，你不能不买，我们不是也有粮食出口吗？我们还喂着那么多牲口呢。刘大伟说，我们的粮食出口叫什么粮食出口，出口粗粮，进口细粮，白让人家赚高额加工费，那是傻瓜做的事，国家放开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国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既不能垄断粮食市场的自由贸易，又负担不起巨额粮食政策性补差，没办法，不如干脆放开了事。
刘治国刘大伟父子俩在那里争论的时候，刘有灯正喝着汤。刘有灯现在已经不像刚从乡下来的时候那样，喝汤抱着汤碗喝，让一旁的人看了目瞪口呆，他喝过汤别人再不好往汤碗里伸勺子了，他现在已经学会用汤勺一勺一勺地舀汤喝了。刘有灯打了个激灵，汤勺里的汤水滴答下来。刘有灯抬起头来盯着刘治国问，三爹你刚才说什么？刘治国说，我说国家放开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刘有灯追问道，那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买卖粮食，国家再也不管了？刘治国把酒杯放下，说，有灯呀，我先前就对你说过，要你养成看报纸的习惯，看报纸是什么？看报纸是掌握党的大政方针，是了解国家都发生了一些什么情况，你要发家致富，不看报纸，你就好比是个聋子瞎子，寸步难行。刘有灯用力点头，表示同意刘治国的看法，然后说，三爹你好好给我说一说粮食的事。
那天晚上刘有灯没有走，留在刘家，和刘治国睡一个房间，爷孙俩几乎聊了一个通宵，聊的全是有关粮食方面的事。
第二天一大早，刘有灯和去单位上班的刘大伟一起出门。刘有灯对刘大伟说：“大伟叔，我有一个想法，如果国家放开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事是真的，那我想试试做粮食生意。”
刘大伟给自己的自行车打着气，说：“你想得太容易了，粮食生意需要很多钱来做，你拿不出钱来怎么做？粮食做起来利薄，要大批量做才有赚头，你既没有粮食生产基地，又没有粮食需求网络，你去哪里收购粮食，再去哪里把粮食卖出去？再说，国家就算放开了政策，那些国营粮食部门比你有条件，他们要做起来会铺天盖地，哪里还会有你的机会？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卖你的蘑菇吧，卖好了也能当个小财主，趁早别打这个主意。”
刘有灯站在一旁点头说：“大伟叔你到底有文化，说得有道理，但我揣摩，事情并不完全像你说的那样，现在需要粮食的人很多，你像我们这种从农村到城里来找生活的人，我们一直就是吃市场粮，我们在城市里该有多少人呀？粮食基地的事也好办，我们邻县就是产粮区，粮食一直不好卖，每年愁得要命，能帮着把粮卖出去，他们还不高兴得什么似的？国营粮食部门我知道，他们当惯了主子，一时半会儿放不下架子来。一边需要粮食，一边有富余的粮食，这不是机会是什么？”
刘大伟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说：“你呀，也就是敢想。”
刘有灯天真地问：“敢想有什么不好呢？”
刘大伟说：“好到是好，可惜不是你。”
刘有灯问：“那是谁呢？”
刘大伟打完气，放好气筒，推了车子出门，偏腿上车，蹬出老远，风中甩一句回来：“那是幼儿园的孩子！”
刘有灯居然就做了刘大伟说的那种幼儿园的孩子。刘有灯当天就跑回乡下去了，一个星期时间，刘有灯沿着鄂东跑了一圈，果然联系到大量的粮食专业户，都是愁卖粮愁得头都白了，连国库粮单位都央求他把新粮入库后换下来的陈年粮找地方卖掉，而且说好，先卖后结账，不用付定金。刘有灯从乡下回来时试着带了两车粮食，在市场上没用十天就卖光了，这使刘有灯很兴奋。
刘有灯往家里给刘大伟打电话，说大伟叔你出来，我请你喝茶。刘大伟笑，说你原先不是喝自来水吗？怎么学上喝茶了？刘有灯说，我还喝自来水，但我请你，总不能让你喝自来水呀。刘大伟说，我正看书呢，我看书考研，茶就不喝了。刘有灯说，看书不在乎一会儿的事，考研也不在乎一会儿的事，出来吧出来吧。刘大伟缠不过刘有灯，就按着刘有灯说的地方去了。
两个人在茶馆里一坐下，刘大伟点了一壶毛尖，刘有灯嫌那个淡，又不能真喝自来水，自己要了一壶大叶。茶上来，刘有灯问刘大伟还要点什么点心之类。刘大伟说免了吧，我倒是想消闲，没有消闲的心情，你有两个钱，却不是消闲的人，还是说话，你有什么事就说事。
刘有灯见刘大伟真不是客气，就给刘大伟沏上茶水，把茶壶放下，然后说：“大伟叔，上次我找你说话，你把我挡回来了，你说我是幼儿园的孩子，结果我有一句话没有说。这一回我回乡下去，情况也摸清楚了，货源我也联系上了，我这次带了两车粮食回来，几天工夫就卖光了，这说明粮食是可以做的，而且可以做大。我要和你说的话是，你现在单位里不是不景气吗？你不如办了停薪留职，和我一起做，你有文化，又聪明，你来做老板，你只替咱们出谋划策，动动脑子动动嘴，我给你打下手，我来出力气，我们一起发展，我们干一番事业出来。”
刘大伟听罢呵呵地笑。刘大伟还把手中拿着的一本人大复习资料卷起来，做了个望远镜，罩在眼睛上，隔了茶桌看刘有灯。刘大伟笑过了刘有灯，看过了刘有灯，把杂志做成的望远镜放下，正色说：“有灯，不是我驳你的面子，你做粮食生意，要说赚钱，肯定能够赚一些，但那毕竟不是正道，不是长远之计，或者说，不是我想要干的事，我单位里现在的确不景气，我在单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干，但那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对自己也有一些设计，要么考研究生，回到学校里去，要么换一份有前景的工作，但肯定不是卖大米，我可不想把自己的未来埋没进大米里去。”
刘有灯说：“这怎么是把未来埋没进大米里去呢？你这样说，难道说大米就没有前景呀？难道说大米就不是事业呀？老辈儿都说了，民以食为天，中国几亿农民，世世代代不就是种大米？他们的生命就是大米的生命。还有，国家早些年改正错误，这也放宽，那也放宽，就是不放宽大米，还不是把大米看得重要，害怕我们这些人担负不起大米的重担来，现在国家把大米放宽了，这个事业，我们不干，让谁来干？”
刘大伟摇头说：“有灯，你呀，实在是太幼稚，太幼稚了。”
刘有灯瞪大眼说：“你老是说我幼稚，我哪里幼稚？”
刘大伟说：“你过去叫我叔，我不爱听，现在你叫我叔，我还是不爱听，但不是我说你，我觉得你生来就是做小辈的，怎么呢？想问题老是那么天真，干事情老也成熟不了，比如养猪的事，再比如异想天开做粮食生意的事，那不跟做小辈的差不多？”
刘有灯仍然瞪大了眼，问：“那你说说，要怎样做才不算天真呢？要怎样干事情才算成熟呢？”
刘大伟本来对刘有灯是有了认定，话都在嘴边了，刘有灯那么一问，他就打算把他的认定告诉刘有灯，可张了嘴，却不知说什么，是不知道他原先的认定是什么，嘴张在那里愣了半天，想了半天，终究没能把他原先的认定想出来。刘大伟摆了摆手，说：“算了，这种事，说不说都没意思。”
刘有灯说服不了刘大伟，他感到很遗憾，但他一点也不觉得卖大米有什么不好，他也不觉得他不成熟有什么不好。刘有灯这一回咬了牙，刘大伟不愿和他一起干，他就自己干。他一边回乡下去联系人往城里拖粮，一边央求刘治国利用老关系帮他联系业务。刘治国先前不肯答应，说那是开后门。刘治国说：“我关系有，但那些关系全是组织关系，不属于我私人，我一个共产党员，我怎么能把组织上的关系拿出来帮你做生意呢？”这回轮到刘有灯启发刘治国了。刘有灯说：“三爹不是我说你，你这就是老脑筋了，你这就是跟不上形势了，我做生意是为什么？还不是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发家致富，奔小康，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这是当前最大的组织要求呢，相反该得到组织大力支持，组织不支持才不对，组织不支持就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织，就应该被淘汰掉，换一个新鲜的组织。三爹你在我们刘家就是组织，你退了休还是组织，你不能让我们这些做老百姓的失望呀。”
刘治国毕竟是受党培养教育多年的老干部，退下来以后又长期坚持看报纸，脑袋瓜子一点就通，何况他什么事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做让老百姓失望的事。刘治国当下就翻出当年使用的工作笔记来，按着地址一个一个地给老关系打电话。刘治国给老关系们打完电话，刘有灯记下地址来，一个一个地挨家挨户去跑，有的有结果，有的没结果。不管有结果还是没结果，那些刘治国的老关系，经刘有灯那么一跑，都一一成了刘有灯的关系户。后来刘有灯干脆直接给关系户们打电话。刘有灯每次打电话都是在刘治国房间里打的，先说工作上的事，生意上的事，说完工作和生意的事，就说，我三爹再和你说几句，然后把话筒递给刘治国，刘治国就接了话筒，和对方说几句叙旧的话，再说几句身体上的话，说完，意犹未尽地放了电话，免不了要坐在那里发上一阵愣。刘治国坐在那里发愣，是觉得自打退休以来，自己和外界联系少了，耳目闭塞了，精神和身体都显出迟钝和僵化的趋势，现在有了刘有灯做中介，和外界恢复了联系，虽说那种联系只不过是电话联系，毕竟是一种渠道，使他重新有了一种耳聪目明的爽朗感，很好。
刘有灯真的就做大了。他做粮食生意发了一笔大财。等到大家都发现粮食生意能赚钱的时候，刘有灯已经开始做粮食深加工的买卖了。刘有灯登报招聘大学生，在闹市区置办了写字楼，在郊区办了他的粮食加工厂，提着鼓鼓囊囊的公文包回到乡下去，买了地，雇了人，让人给他种芦荟和黑李子，正式挂牌成立了他的农贸公司。
刘有灯做生意也不是一帆风顺，辛苦之外，还有不少风云不测和担惊受怕，那和养猪又不是一样的。
有一次刘有灯做生意吃了大亏，他从天门收了两车皮货，发往贵州，结果天门方面偷梁换柱，以次充好，等货发到贵州后，贵州方面拒绝付款，货也不给退回来，刘有灯跑到贵州去讨债，正好让人家逮住，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连人带财大大地蚀了一笔，气得他差点儿没吐出血来。
还有一次刘有灯得罪了黑道。黑道找刘有灯收保护费，刘有灯不交。刘有灯不明白，他租房交房租，乘车买车票，吃饭给饭钱，上街吐痰让卫生纠察抓住了也不犟，老老实实地掏罚款，他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又没有到处张扬过，又没让谁保护过他，凭什么交保护费？刘有灯不交。黑道再次上门收钱的时候，刘有灯报告了派出所。黑道觉得刘有灯不懂事，拎着板刀大棒砸了他的门面。刘有灯想要拦，黑道顺手把他连同五六个乡下来给他打工的亲戚一块儿给修理了。黑道出手狠，门面砸得稀烂，人修理得伤筋动骨，在医院里躺了半个多月，光医药费床位费就付出一大笔去。等人出来以后，黑道又找上门来，问刘有灯是继续去派出所报案呢还是乖乖地交保护费，刘有灯只好交了。
刘有灯最倒霉的一次是有一年过年前的事，武汉市清理流窜人口，查户口查到刘有灯租住的地方，刘有灯刚从乡下拖了一批货来，卸了货，蓬头垢面没来得及洗，他屋里横七竖八睡了二十多个累瘫了的乡下打工仔。警察敲开门，要刘有灯出示暂住证。刘有灯没有暂住证，他听说过那玩意儿但没往心里去。警察就把刘有灯和那二十多个乡下来的打工仔一起带到收容所里关着。刘有灯解释说自己来武汉已经好些年了，是合法在武汉生活的，从来没有干过违法乱纪的勾当。警察说，你来了好多年都没办暂住证，可见你是老油条，而且你还带了那么多没证明的人来武汉，十分可疑，我们还要查一查你有没有案底呢。刘有灯申辩自己是个老老实实的生意人，从来没有做过损人利己的事。警察阴笑着说，哦，还有这样的事？那我们知道了，你是第一个没有做过损人利己的事的生意人。刘有灯抗议说，那是你们有偏见。警察一拍桌子吼道，给我退到后面去！蹲在那里不许说话！你们这种人，好事也做了，坏事也做了，属于又可怜又可嫌的那一类，把你们赶走吧，马路没人扫，市政府不答应，不把你们赶走吧，全市人民过不好年，老百姓不答应，谁不答应都拿我们当警察的出气，我找谁出气？老实告诉你，我现在光和你们这种人打交道了，我参警五年，一口乱真的黄陂话、孝感话、黄冈话、荆州话、沔阳话，都能上台演小品了，我手上现在十七个案子，十二个是你们这种人乡下人干的，你还在这里给我说偏见不偏见！你要我怎么才能不偏见？
那一次刘有灯和他的工人被关了五天，又冷又饿，年三十让一辆车给拉出武汉，丢回乡下，丢还不给丢到正经地方，丢在回县里的半路上。驾驶员振振有词地说，我要把你们丢在正经地方，你们下车以后找亲戚借点钱，今天就能返回城市，大年三十的，谁耐烦去捉你们？丢你们在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们往回走吧，三百来公里，得三天才能走到，那时我们也过完年了，该上班了，有心情对付你们，你们现在只能往县里走，走回县里，找地方对付一夜，明天各自回家，守着炉子烤你们的火去，到野外放你们的炮竹去，你们该怎么过年怎么过年。
刘有灯发达后，花三万块钱，买了一个城市户口，正正经经做了城市人。刘有灯咬牙切齿地说，这回看谁再赶我走。
刘有灯的这个做法让刘大伟很瞧不起。刘大伟说刘有灯，你这是一种暴发户心态，你就是买十个户口，又能改变你什么呢？刘有灯说，它能改变我的身份，它能表示我是武汉人了，我还要它改变什么呢？刘大伟说，警察当年清理盲流人员，警察那是公职，警察说的也是实话，现在城市里犯案率高，和乡下人大量进城有着直接关系，你现在买了一个户口，好像是城市人了，你那其实是金钱和身份之间的交易，你能拿金钱买身份，就能拿金钱买别的东西，也就潜伏了犯罪的动因，发展下去，迟早会进监狱的。刘有灯呵呵地笑，说，按你们城市人的说法，我们乡下人，穷也要犯罪，富也要犯罪，反正只要到了你们城市，我们的下场只能是进监狱，对啵？刘大伟经刘有灯这么一说，也觉得自己刚才的话说得过激了，忍不住自己发笑。笑过以后又想了想，不得不承认刘有灯的话是对的，他的确不需要改变什么，他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呢？
十一
吃晚饭的时候，刘有灯才从刘治国的房间里出来。晚饭时一家人围着饭桌边吃边聊天。何素芝见刘有灯来了，特意做了几样好菜。刘治国见有好菜，要何素芝拿酒，自己酌上一杯，要刘有灯也来上一杯。刘有灯说，三爹你家喝，你家慢慢喝，我不喝。刘治国说，怎么，都当上企业家了，还不喝酒？刘有灯老实说，喝是喝的，一般是陪客户，要不然就是工商税务的人来了，大家闹一闹，弄点气氛，平时不喝，平时喝那叫糟蹋，再好的酒喝了也肚子疼。刘治国就对刘大伟说，你有灯侄这一点你得学一学，你看你当个穷教师，钱没挣几个，整天和朋友去泡什么吧，还花二百块钱买一张票去听什么音乐会，你那叫穷烧。何素芝就在一旁替刘大伟解围说，大伟怎么是穷教师呢，大伟的课题在国家教委都挂了号的，现在有钱的人多如牛毛，有几个能比得上大伟，大伟才叫国家栋梁呢。刘有灯也在一旁附和，说，三奶说得对，大伟叔这样的人，全中国也没有几个，大伟叔的确是国家的栋梁。
刘有灯肚子里的信息很多，他现在学会看报纸了，他订的报纸比刘治国订的报纸还要多，他还招了一个电脑工程师，把自己弄到网上去了，再加上他整天在社会上跑，隔三差五的还要往外地跑，不久前还去了一趟韩国和越南，去那里联系做买卖的事，跑的地方多了，哪儿的消息他都知道一些。刘有灯和刘治国说一些报纸上的事，刘有灯再说一些社会上的事，刘大伟在一边有时候插嘴进来，说几句高屋建瓴的话。刘治国什么样的经验，听了不以为然，刘有灯却听得津津有味，刘大伟说完，他就学着说，还问刘大伟是不是这个意思，刘大伟若说是，刘有灯就十分满意，一副慨叹的口气对刘治国说，三爹，我大伟叔到底是读过十几年书，读出了研究生，他懂得的事情，比我们不知道要多几多倍，不知道要深几多倍，我要是有大伟叔这样的水平，那就好了。这样一顿饭吃着谈着，一家人其乐融融。
吃完饭，刘大伟去自己房间收拾东西准备回学校。刘有灯跟着刘大伟进了刘大伟的房间，在床边坐下，敞了美尔雅牌西服，嘬着牙花，说：“大伟叔，有一件事情，我想和你商量商量。”
刘大伟说：“还有什么事，饭桌上咱们不是说过那么多了吗？”
刘有灯说：“饭桌上的事，那都是国家大事，国家大事当然也很重要，但国家大事只能佐饭，不能真当饭吃，我要对你说的事那是我自己的实事。”
刘大伟说：“怎么，你是不是要在武汉置地呀？”
刘有灯咧了嘴笑，说：“我说过文化了不得吧？我说过这样的话吧？我早就知道，文化这种东西，它看问题厉害得很，不能轻视。还真让你给说中了，地我已经置了，在青山区置下的，准备做一单房地产生意，也给自己正正经经弄一个窝，当然不是我一个人做，几个朋友合着一块儿做，大家做股东，银行给贷款。我说的不是这个事，我说的是我那公司里的事。”
刘大伟说：“你说吧，快说，说了我好回学校。”
刘有灯说：“别忙，回学校我打的送你，误不了，我们先来玩一把游戏。”
刘大伟说：“玩什么游戏？”
刘有灯笑吟吟地说：“怎么，你忘了？猜中指头呀？”
刘大伟说：“还猜呀？”
刘有灯说：“猜猜吧，就猜一次。”
刘有灯也不转过身去，也不躲躲藏藏，当着刘大伟的面，右手把左手握了，伸到刘大伟面前。
刘大伟瞟了一眼刘有灯伸出来的手，又瞟了一眼，然后他的目光就定在那里不动了。
刘有灯伸出来的手不摇不晃，五根手指头全在，一样大小，一样高低，簇成一朵饱满的花。
刘大伟迷惑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抬起头来，看着刘有灯说：“不好猜。”
刘有灯说：“不好猜是什么意思？”
刘大伟说：“猜不中。”
刘有灯淡淡地笑了笑，松开手，结束了游戏，然后说：“前些日子，有一家广告公司来揽活，要给我做CI，我让他们给做了，可他们做的活我不满意，他们做的活不像我，像那些报纸上的事。我想这事也很重要，这事能让我往下改变改变。我早想过了，我也不能老是以一个农民企业家自居，我可以乡音不改，可以卷着裤脚和人砍价，可以管秘书叫丫头，但生意上要发展，还得正正规规地做，认认真真地做。我就想，我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你最了解我，我怎么发起来的，你比谁都知道，你又有文化，水平又高，不如这个事就由你来帮我做，我呢，我也不亏待你，我按市场规矩，付给你费用和酬金，你看这个事怎么样？”
刘大伟先没说话。刘大伟已经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可以走了，回学校去了。刘大伟在学校里还有一些事，他这段时间比较忙。刘大伟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学校里教书，要说报酬，每月工资奖金外加课时费，吃穿够用了，要说事业，他现在是副教授，除了教大本另外再带几个研究生，学校里还有几个省部级的学科课题，他都是骨干，也算是年轻有为的青年知识分子了。刘大伟两年前结了婚，妻子最近刚怀上孩子，本来学校在他毕业留校时给他分了一居室，两个人住，要不想跳舞翻跟头，勉强也够住了，这个学期，学校里为了奖励有贡献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又分给他一套两室半的新房指标，房子属于奖励性质的，只要他掏五万块钱，房产就归他，可他这些年光读书了，没顾上挣钱，别说五万块钱的存款，就是五千块钱他也掏不出来。房子是个机会，不要可惜，妻子一直要他找父母开口借钱，说是不为自己，也得为孩子着想，他们俩可以不翻跟头，孩子你不能不让他翻跟头吧？他下了几次决心，打算找父母借钱，就是开不了这个口。刘大伟并不心甘情愿，但想了想，如果给刘有灯做了这套方案，五万块钱也就差不太多了，他带着学生，学生可以帮他干一些零碎活，不管怎么说，事情是摆在那里的，这是一个机会。
刘大伟想过了，就对刘有灯说：“行，你先把你公司里的材料给我看一看，连广告公司替你做的CI资料一块儿给我，我看过了再说。”
两个人出门的时候，刘大伟突然站下了，转过头来问刘有灯：“对了，那个柳芽儿，她现在怎么样了？”
刘有灯一时没反应过来，问：“你说哪个柳芽儿？”
刘大伟说：“就是老家那个，有一年，她来过家里。”
刘有灯盯着刘大伟看，看一会儿，想起来了，说：“哦，你说她呀，不就是有富家的二丫头吗，她怎么了？”
刘大伟说：“没怎么，我只是一时想起来，随便问问。”
刘有灯说：“她早出嫁了，嫁给有财家老四，生了两个孩子，都是女儿，有一个有点毛病，有点痴，是文痴，不闹事，大概是你们城里人说的，近亲结婚的原因吧，谁知道呢。”
刘大伟若有所思地说：“哦。”
刘大伟说过那个哦字以后，就骑上自己那辆破自行车，也不要刘有灯打的送，丢下刘有灯，自己先走了。
2000年2月2日于汉口花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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