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日本鬼子的孽种！”

    老郑开口第一句，就把我吓了一跳。他是宾馆的服务员硬塞到我房间的，说是跑了几家酒店都没住上，这个宾馆也没有别的空房了。

    “住就住吧，都是出门人，谁还没个作难的时候！”我在K市参加文艺座谈会，住的会议包房，对加人的事情当然反感，但是人已经进来了，还能说什么呢？

    客人四十来岁，个儿不高，略显富态，一双不大的眼睛笑眯眯的，见人就躬身施礼，看上去像个“笑面虎”。他放下旅行包就同我拉上了，还掏出平常人难得一见的“中华”牌香烟，用拇指从后面顶出一支，敬烟的礼貌很是老道。

    我表示了感谢，但用手做了个停止的动作。

    “真不会？”他摇摇头，“这就怪了，写文章的人不会抽烟，那你闷了怎么办呢？”

    我告诉他：实在闷得慌时，就拿本书翻翻，或者找几个朋友喝喝茶、聊聊天，不过我这人闷的时候不多。

    他听了我的话，立时眉毛一扬，脸上露出了欣喜的表情：“好啊，太好了，这就太好了！你一定能帮我开解难题。贵姓？姓郎！不是大灰狼的狼！鄙人姓郑，郑兴业，叫老郑就行。你们写文章的人读的书多，对上面的精神吃得透，你说眼下国家会不会让私人办水电，或者买下国营的水电站自己经营？”

    这个问题太复杂，不是一句话就能说得清的。我说：“照现在的情形看，商业、服务业国家已经放开了，手工业之类的也基本可以，至于工业类的企业，要涉及到所有制形式和传统既得利益集团，甚至与社会安定和政权的稳定息息相关，可能要慎重一些，哪些能放，那些不能放，哪些规模的能放，就是能放的，步子也可能会走得稳一些，但总归这是个方向。”

    “嗨！一听你这几句话，就知道对政策有研究。”老郑打了个响指，夹起时髦的黑皮文件夹出了门。不大会儿，又就回来了，一到门口就招呼我帮忙。这人也真是舍得花钱，小香槟直接买来一箱，还有一只羊头，一包麻辣牛肚，以及花生米、皮蛋和鸭脖子，茶几上都摆不下了。“来，你不抽烟咱喝汽水，遇上您这样的人算是缘分。”

    “老兄的性格像个北方爷们！”我看他挺率直，也就不再有敌意了，寒暄几句后问道，“老家是那儿的？”

    “你咋一开始就问到这儿了？”老郑的吃相真不讲究，嘴里正嚼着羊头肉，笑起来喷出些许肉末，然后喝一口香槟压一压。“我老家是河北保定，汉奸窝子——抗战时期出过不少汉奸。那不是被日本人占了吗，又是平原地方，老百姓总得生活吧！”

    这话儿怎么说的？有说自己家乡不好的，但没这么糟践乡亲的。

    “因为我是个日本鬼子的孽种！”没想到老郑是这样的经历，我惊愕之余，有点欲说无词，一看他大大咧咧，没什么不自在，就坐下来听他从头道来。“在我们老家，日本鬼子丧尽天良，没少干坏事。我们一个村子的女人都叫日本鬼子糟蹋了，我母亲那时候还是个大姑娘，过几天就要出嫁，谁知日本鬼子进了村。鬼子将村里的男人们集合起来敲打训话，将女人们分别到几个院子强奸。我可怜的母亲，被鬼子糟蹋后，又遭男家嫌弃，退了婚，已是五内俱碎，偏偏又怀上了我，你说倒霉不倒霉？家里找了个老郎中开方子打胎，因为人走时说‘这胎打了以后，将来再也不能怀了’，一句话，我的外婆就做主，让我含着羞辱来到人间。”

    “日本投降的时候我四岁，村里的孩子骂我日本种，我也骂他们日本种，反正也不知‘日本种’是什么意思，后来上了学才渐渐明白其中的缘故。那时一看到日本的字，就蔫头耷拉，如刺在身，不要说别人骂我，就是我自己个儿都嫌弃自己。耻辱啊，羞愧啊，怨恨啊。然而，这不是原政府窝囊、军队肉头，才让老百姓遭那么大的灾难吗？这能怪我不幸的母亲吗？记得上高二那年，学校搞数学竞赛，我得了第一名，领奖下来，就听班上有人说长道短。回到教室后，一个叫吕大鯀的同学竟当着我面说：‘同学们，我们是不是要给学校提个意见？咱们的数学竞赛，不是国际性的吧？不能什么美利坚种、法兰西种、日本种都参加吧！’我知道他母亲也被日本鬼子强奸过的，只没给他生个日本血统的哥哥姐姐而已，凭什么这么恶心我！不由得怒火中烧，冲过去朝他就是一拳。擦！竟然把人一只眼睛打瞎了。这还了得！我很快就被学校开除了。”

    这人也够鲁莽的，不过年轻人谁没有血气方刚的时候呢！

    “你问我怎么到了新疆？你想：我一个日本孽种，一个连同母异父的弟妹都不待见的异类，在那个环境还能有什么好日子过？接二连三的招工招干招兵，我根本过不了政审关。有个亲戚说我书读得不错，让我在村里当代课老师。可咱一节课只开了头就回家了，没法上课呀！学生上课不起立，还挥着拳头喊叫‘日本鬼子滚出去！’我当时那个难堪，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地缝找不着，又不想立即上吊自杀，就寻思找一个没人知道我是谁的地方。想来想去，想到钻深山老林。有一天趁家里没人，我偷偷撬开母亲的宝贝匣子，把家里卖猪的十几块钱全部揣上，打点几件衣服就跑了。去那儿？狼牙山。我从地理书上看，那儿山高沟深，人迹罕至，山上有各种野果和野兽，应该可以活命。可是刚出保定，在一家大车店遇上几个准备闯新疆的，说天山南北到处都是黄金，连个捡的人都没有。我想有这么好的地方，不去不是傻嘛！就跟他们搭伙儿，西出阳关了。”

    “人这东西怪得很，怕什么东西，怕极了也着魔。那时候内地自流新疆的人很多，大都去了北疆，而我为了离家远一点，彻底脱开日本孽种的奇耻大辱，从大河沿搭了一辆去和田的卡车使劲往南跑，也不知跑了几天，就给司机一脚揣下去了。因为几天来我由于没钱买饭，专吃别人剩下的，把肚子吃坏了，频繁地要停车解手，那司机实在不耐烦了。”

    “我躺在路边的小树林边，浑身困乏，四肢酥软，一阵发热，一阵发冷，苍蝇爬到脸上都没力气驱赶。树林的阳光忽闪忽闪，仿佛到了奈何桥边。我想这下完了，金子没捡着，命丢在这地方也不会有人知道。一时有些后悔，也很伤心。你说我外婆护着我娘生养我一场，连我一分钱的孝敬都没享，我就这么死了，是不是太不孝顺？可转念又想，死就死了，总比活着让人骂日本种强！”

    “我就这么胡思乱想，隐隐约约觉得有人来到跟前，睁眼一看，是个维吾尔族老太太。她呜哩哇啦说了半晌，我也听不懂。她摸了摸我的额头，惊叫了几声，就把我扶到家里，请医生给我开了几服药，见天一日两次把药熬好，用嘴唇试试不烫，才递给我喝。我的感激可想而知，几次泪流满面，可是语言不通，我说什么她都听不懂。我叫一声娘，他拿给我一块馕；我说遇上你是我命里的贵人，她给我几颗干杏子。我摇了摇头，她就又比划又唠叨起来，也不知道说些什么，我真恨自己是个笨蛋。”

    “我在维族老太太家住了三天，病情略微好转就要走，老人死活不让。她不知从哪儿请来一个会说几句汉语的人，问了我许多情况，当她知道我是从口里跑出来，一时还没有着落时，执意要我留在他家。那个二把子翻译告诉我，老太太家里没有外人，老头儿在镇上开个玉石店，外出订货去了，独生女儿在文工团工作，下乡演出去了，老太太人好，想让我多养几天，彻底养好了再走。”

    “我到底没答应。我一个大小伙子，在人家老太太家白吃白住，太丢人了。我决心到外面去闯，干什么呢？打零工啊？脱土坯，扛大包，还跟着驼队拉了几次骆驼。一天，我在街上听说县里要修一个水电站，正在招募民工，就打听着报名。那时候吃喝不愁的农家人，守着自家几亩地，没有几个愿意出门干活的。于是我没费吹灰之力就被招上了。我在第一时间跑到老太太那里，把这件事告诉她，想让她高兴高兴。可比划了半晌，她也没听懂，无奈我只好将这几个月挣的钱全部留给她，按照家乡的习惯给他磕了三个头，走了。”

    “水电站规划在一个山口，地名叫巴西拉玛克，翻成汉语就是‘源头’的意思，距县城三十多公里，没通公路，十分荒凉，抬头是一片光秃秃的山峦，低头是无边无际的戈壁沙滩，一条小河从山里流出来，河边偶尔长几簇红柳和芦苇。第一期工程是在两山间修一条大坝，截住河水，这事情几千年前古人就干过了，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工地上只有碾压机等几样机械，所有的土方、石方都靠人用麻袋背、毛驴车拉，够艰苦的了。我那时候年轻，有的是力气，不在乎苦不苦，有事儿干给饭吃，多少挣几个钱就行。最恼人的是寂寞，民工中只有我一个汉族人，干一天活想跟谁唠扯几句都不行。工地干部倒有几个汉族的，可我跟他们说话总是提心吊胆，怕他们盘根究底。这样的生活过了三年，大坝修好了，我的维语学了个七七八八，日子才好过一点……”

    有人敲门。是会务人员，通知去跳舞。文化人聚在一起，自然有文化特色。我本来想晚上加班写明天的发言稿，不准备去跳了，谁知老郑对跳舞比谁都积极，替我抢过舞票，还给他也要了一张。

    “集体活动嘛，舞还是要跳的。”老郑显得很兴奋，一口气跟我说了跳舞的很多好处。“我的第一个老婆就是在舞场认识的。你有孩子了吧，老婆干什么工作？你们不在一起！唉，这可不好，我就是吃了夫妻分居的亏，才犯罪被判了刑的。这事儿咱们回头再说，走，跳舞去！”

    宾馆的舞厅其实就是个大会议厅，临时布置些灯光彩带，但乐队还是比较专业的，尤其是萨克斯手的演奏堪称完美。老郑进去不大一会儿，便成了引人注目的舞星，他的舞姿优美，乐感强烈，又打扮得风度翩翩，许多女的都邀他跳，而我因为想着他刚才撂下的话头，思想不集中，几次踩上舞伴的脚，讨了个没趣，早早退场了。

    我回到房子也没睡，赶紧铺上稿纸写发言稿。十二点舞会结束后，老郑才回来。一进门就数落我过于矜持。我对他的故事还是挺感兴趣的，先洗澡上床，等他上床就熄了灯，催他继续述说。

    “水电站第一期工程完成后，大部分民工都回去了，只留下二十几个，转成正式工，我算一个。不久，县上从西安请了一个工程师，指导电站建设，让我帮他料理生活，兼当翻译。工程师姓苏，是个瘦大个儿，带一幅瓶底一样的眼镜，五十来岁，脾气又暴又古怪，动辄就发火，连工地党总支书记、就是几年后的第一任站长老刘都敢骂，至于那些施工员技术员，更是常常被训得狗血淋头。”

    “苏工有两句口头禅，一发火就不离嘴：你们懂个屁！不要胡日鬼！人们都有点怕他，只有我例外，说他怪也就怪在这里。这老头对我特别好，县上照顾他，常送些瓜果点心什么的，他总要我同他一起吃，而且一有空就跟我拉家常，我的话当然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这你能理解吧？”

    “那年中秋节食堂会餐，他多喝了点酒，眼睛红红的，一回到房子就抓住我的胳膊，让我喊他爸爸。我叫不出口，刘站长和我一起送他回屋休息，这时就狠劲的用白眼挖我。我一想老人家远离故土也不容易，自己个儿又是个流浪汉，就低低叫了一声。谁知苏工答应的声音却很大，惊得刘站长打了个趔趄。我不知他是恶作剧还是脑子有病，把我的胳膊抓得紧紧的，生怕我会逃跑似的。他用发红的眼睛痴痴的盯着我，看了好大一阵，突然倒在床上大哭起来，嘴里不停的呼喊着：‘儿呀，儿呀……’我和刘站长都有点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老工程师早年丧妻，只有一个和我同年生的儿子，与他相依为命！不幸的是两年前，儿子上高中，正赶上全国性的大炼钢铁，在山上找矿时摔死了。人嘛，谁在世上没有个牵挂，特别是不幸的人，他们的牵挂就更显得深沉和强烈。”

    “了解到苏工的不幸后，我仿佛犯了罪似的，心里很愧疚。终于有一天，我鼓足勇气认他做干爸，并将自己的事一五一十地倒给了他。他被我的诚实感动了，两只手扶在我的肩上，低着头不说话。过了好长时间，突然抬起头问我：‘永远不回口里去了？’我点了点头。他说：‘也罢，也罢！哪里水土不养人，你就在这儿干吧！不过你还年轻，得换个干法，赶明儿起，我教你学点手艺。你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这里技术人员又这么缺！’”

    “打那以后，我和苏工就成了父子加师生关系了。在工地上学专业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手捧着书，一手摸着机器零件，很容易记下。这样过了两年，电站建成了，我已经能看懂全部图纸，对设备也是门儿清。站上进行技术考核，我的成绩压倒了所有的技术员，被任命为技术股股长。苏工又带了我半年，看着我结了婚后才回了西安，临别前，我俩在自己安装的发电机房坐了一夜，我从来没有得到的父爱，这个老工程师给了我。你问我老婆的事？好，这就说。”

    “前面已经告诉你，我那老婆是跳舞时认识的，没忘吧？维吾尔是个擅长歌舞的民族，要跟他们交朋友，最好先学他们跳舞，跳起舞来大家都是朋友，尽管语言不同，民工们都愿和我玩儿，接触多了语言也学会了，语言一通，他们更是有舞必教我跳。水电站是全县的重点工程，领导很重视，经常来工地慰问，每次都带文工团来演出，演完了演员就同大家一起跳舞联欢。演员中有一个伊萨汗的姑娘，长得美极了，眼睛一眨，就像要勾你的魂儿，我们一起跳过几次舞。她什么舞都会跳，民族舞也会，交际舞也会，而且都教我男步。这样三教两不教，觉得个把月儿不见，我就有点儿想她，这就是俗话说的爱上了。苏工和刘站长也都支持我们亲事，我们就结了婚。”

    “戏剧性？离奇？还有更奇的呢！你也没想到吧，伊萨汗的母亲竟是镇上那个救我的恩人！你想，我们这一家人的感情该有多深？有天夜里一点多了，我在配电室跟好友吐尔逊闲聊，刘站长突然来喊我接电话。我进到他房子，一拿起听筒就听出是伊萨汗的声音。她常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她外出演出的日程，以便我安排回家的时间，免得扑空，夫妻间嘛！以往打电话都是白天，这次可是在深夜。是什么重要事儿呢？我对着听筒问，你在哪儿？听筒传出她的声音：我在团里。我又问晚上演出了吗？怎么还没回家？她的声音一下子就变了，抽抽搭搭的说：‘刚才卸了妆回家，走到小树林边，有一个黑影……’她干脆什么都不说了，听筒里只有呜呜的哭声，我怎么问也问不出一句话，只听咔嚓一声，电话断了，要了足有半个多钟头才接通，是文工团的看门老头儿。他只说伊萨汗哭了一阵儿，回去了，什么原因却不知。这下，我的心里忐忐忑忑，更加不安了。小树林那地方人比较少，什么事儿不会出！”

    “我央求刘站长派卡车，连夜将我送回县城，一见伊萨汗就攥住她的手，问发生了什么事儿。她羞赧地一笑，就转过身去也不看我。我的疑心更重了，走过去扳着她的肩膀，怔怔地盯着她的眼睛。她的泪水一下子滚出了眼眶，顺势往我身上一靠，双手紧紧搂过我的肩膀，眼泪灌了我一脖子。过了半晌，她才说：‘你光知道躲得远远的图省心！晚上演出结束后也没人接我回家，今晚回来时小树林里蹿出一条狗，擦着我的身子跑了……’咳，虚惊一场！”

    “你老婆很会撒娇嘛！”我望着暗夜的屋顶，忽然有一种对别人幸福的羡慕和嫉妒。遥想自己几千里之外的妻子，此刻也正独守空房，那种无助和落寞，岂是“军嫂”的称谓所能弥补的。我翻个身，由衷地说，“你应该理解人家！”

    “理解！”老郑也翻了个身，觉得不得劲儿，我们又都翻过来。“其实，狗只是吓了她。从此她落下一个心病。久而久之，她真让邻居一个无赖给糟蹋了，而且是在家里。那无赖夜里撬门而入，伊萨汗睡得迷迷糊糊，还以为是我回了家，在床上来者不拒，事毕才发觉不对劲，担心惊动父母，蒙头哭了半夜。第二天强打精神上班，回家时又给那个无赖堵上，要挟晚上给他留门，否则把她舌头上有香味告诉别人。她狠狠地挖了无赖一眼，回家在被窝里藏了一把剪刀，等那家伙进被窝时照肚皮捅刺。谁知天不助人，她只伤着无赖肋下一点皮肉。无赖将她揍个半死，欲行强奸，被赶过来的父母撵走了。”

    “伊萨汗连惊带吓，精神恍惚，天亮后她没去上班。没承想一帮半大小孩敲锣打鼓，将一双破鞋挂在她家门环上，还绘声绘色地向左邻右舍传扬她是如何勾引男人。这时候的女人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一气之下，她用剪刀绞断了自己的喉管，给我连一句话都没留下。妈的！还有什么比杀人父母、辱人妻女更叫人气愤的呢？安葬了伊萨汗之后，我就告到公安局。那时候局子里管事的人都靠边站了，一帮新贵上任，那个无赖自己就是第三把手，谁还听我的冤屈呢？我一看申冤无门，只好自己解决。我在公安局院子里捡了一块砖，冲进那流氓的办公室，照面就是一砖。那家伙当时可能吓傻了，也没躲，顿时脑袋开花。人在气头上失去了理智，这一来，有理变成无理，我第二次被同一块石头绊倒。我立马就被五花大绑，后来判了十五年。悲催啊，气愤啊，悔恨啊！我从此便陷入了人生的苦海之中。”

    “好在命运自有命运的安排，我没熬那么长时间。到劳改农场有半年吧，一天，我正在地里插稻秧，一辆吉普车开到田头，从车上跳下两个人，一个是管教干部，一个是刘站长。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照规矩傻愣愣地站着。刘站长告诉我：电站出了重大的事故，断电一个星期，设备还没检修好。县上领导出面交涉，要将我从劳改农场接出去，立功赎罪。我当天就跟刘站长回去了。”

    “这是一起纯技术故障，我三天就让全县的电灯重放光明。从此我被“监外执行”，让我继续在电站上班，还干原来的工作，不同的只是不再当技术股长，不发工资，而且要每月汇报一次改造情况。好在刘站长和工友们不另眼相看，岳父岳母也经常来安慰我，精神就没有垮下去。”

    “还真得感谢你干爸苏工，要不是他教你技术，你恐怕就没有这般走运了！”我觉得一个人立于世上，有本事总会派上用场，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预备的。

    “可不是嘛！”老郑说，“乱的那些年，不管哪派掌权，还都照顾我，不就是因为咱技术好，对他们有用嘛！记得那一年，一帮被政治运动膨胀了脑袋的小青年冲到电站，夺了刘站长的权以后，不懂业务，胡整乱来，三天两头出事故。这样，我立功的机会也就多，刑期也就一减再减，最后减到五年。”

    “后来又发生了另一件事，使我彻底伤心了。那是冬天，一个寒夜，我正睡得香甜，忽然被一阵急促的敲窗户的声音惊醒。为啥不敲门？敲门声音大，怕别人听见啊。我开了灯，打开窗户一看，是刘站长，赶紧让他从窗户爬进来。他那时是被打倒的干部，境况比我还不如，成天被派到戈壁滩上，刨石头，筛沙子，掏厕所，还三天两头儿挨斗，人们都不敢和他接近。我俩过去的关系最好，但当时身份都不好，为免人闲话，私下接触也不多。这倒霉的刘站长半夜三更来干什么呢？我一下子愣住了。他进门后随手关了电灯，警惕的向外张望了一阵，只见月光朦胧，不见人影跟踪，他才关上窗户，压低声音告诉我：这些家伙要炸电站！为啥？我这人啥事都爱问个清楚，也不管什么时候。他一听急了：哎呀，你别问为啥了，快想办法，怎样把这消息传出去？我说最快就是打电话。他连连摆手，说电话机在人家办公室，能打得出去吗？我又提议叫司机开车出去。刘站长急了，骂我是个呆子，发动机一响势必引起别人怀疑。”

    “那可怎么办呢？三十多公里，走路要多长时间呀？他见我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急得在我屋子里打转转。转了几圈，突然问我调度室的麻木提靠不靠得住，能不能用他们与供电局的专线电话。不等我回答，他又自己否定了：供电局和发电站都是一派的。说着就要走，被我一把拉住了。我以人头担保麻木提没问题，肯定能帮忙。他于是告诉我：明天造反派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委员会只给他们这派一个第三副主任，他们不干，要在委员会成立的当天夜里，使全县陷入一片黑暗。这不是拿人民的财产泄私愤吗？他刚说完，我的一条计策也想出来了。我们到调度室，悄悄叫醒了马木提，跟他说借电话机用用，让他绝对保密！这个人几年前在水库游泳时，双腿抽筋了，是我在危急时刻救了他，他一直记着我的救命之恩，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我和刘站长背着电话机，顺山根往下走去！隆冬之夜，寒风呼啸，天气冷得撒尿成冰，可我俩却急得一身身出汗。我们从院墙的豁口翻出去，来到一棵电杆前。我爬上去，他在下面帮着，把电话机接到通往县城的电线上，正要摇铃，我突然犹豫了。因为这一摇，电站这边的铃也会响。不行，得剪断电话线！当时没带卡线钳，跑回去取又耽误时间，说不定还会被人发觉！正在这时，刘站长叫我把电话机取下来，说他有办法。你知道他啥办法？把两个人的裤带系到一起，带着爬到杆上，把裤带往电线上一搭，把身子吊上去，人跌落在地的同时，电话线也断了。”

    “我们就这么着，把情况及时报给了县革委会筹备组。半个小时后，他们就派几辆摩托和拉人的卡车来了，其时炸电站的准备工作还没做好，两家真枪真弹的打了一阵，那些准备炸电站的死了两个，伤了几个，其余全部被俘。电站保住了，我俩都立了赎罪的大功，他重又当了站长，我也重新当了技术股长，刑期当然也就服完了。”

    听老郑讲的这一段，显然是沾了两派争斗的光。这让我联想到“叛徒”、“卧底”“特务”之类的角色，也想起“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古话，俄顷又觉得这些词语有损老郑的形象，毕竟他们的告密，是一件为国为民的正义之举。而这一阵他还有点左右逢源的意思，怎么能说彻底伤心呢？

    “唉，兄弟，你不知道！这次失利的那一派，并没有完全被打趴下，仅仅几天，他们就纠集一帮人，汽车上架着机关枪，气势汹汹来电站报复来了。他们把刘站长和我抓起来，吊在电杆上，准备集合全站职工，当众‘审判’。我当时吓得把棉裤都尿湿了，喊着刘站长的名字，说咱俩一同上路，你也罩着兄弟点。没想到‘革命委员会’的情报工作还不错，不等站上的职工集合起来就及时赶到，将我们救下了。死里逃生！”

    “死里逃生的滋味可不好受。”老郑上了一趟卫生间，似乎对人生的感悟也更深了。他说：“没面对过死亡的人不知道生命的可贵，没在阎王殿门口走过的人不知道害怕。不管什么人，不管你的官多大，命没了，死翘翘一个，什么都白瞎。我这次虽然大难不死，难保下次还能这么幸运。只要两派的争斗不结束，我的命随时都可能被人拿去。想来想去，三十六计走为上。刚好前不久收到干爸一封信，说是病重住院了，我便打点了一下，启程往西安去了。”

    “到西安已是1970年的元月初，天气冷得很，干爸的病已经很深沉，医生说恐怕难过春节。我一听鼻子光发酸，恨只恨自己来晚了。我这个干儿子，对老人没尽到一点义务和责任，内心有愧。老爷子从新疆回来第二年就被打倒了，这些年一直受着煎熬，罪名是‘反动技术权威’，只是他没把这事告诉我，像我没把自己的事告诉他一样。本来就很不幸的人，这样一来还能有什么好呢？干爸只让我照顾了一个月零几天，就在那个除夕离开了人间。他临终前问我想老家不，想母亲不？见我光摇头，他似乎动了感情，问我真的不想？说实话，他这一问问得我喉头直发哽。出来十来年了，哪能不想家呢！平心而论，尽管我发誓永远不回家，但家乡的山水却时常出现在梦中，这是一种刀子也无法割断的感情。”

    “处理完干爸的后事，我按照他临终的一再嘱咐回到了故乡。我的心情十分复杂，一踏上故乡的土地，就有一种游子归来的亲切感，可常常梦见的家乡并未对远方的游子张开热情的怀抱。家没有了，一座空落落的院子里只剩下几堵断壁残垣，院子正中堆着一堆煤渣，旁边卧着一条死狗，好几只死鸡。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忙向邻居打听。村里人都不搭理我，见我过来或者远远走开，或者回家关上门，一个老太太没躲得急，和我相遇了，就一个劲儿的催促：快走，快走！问啥她都不说。不一会儿从街上涌来一帮戴红袖章的人，连拉带打，将我架走了。原来他们这些年一直在找我，说我是日本特务。母亲在我出逃后连饿带病，不久就死了。养父一个人拉扯不过来三个弟妹，便将他们分送亲戚，自己去很远的地方当了上门女婿。”

    “那些年的事情真是荒谬绝伦，我一个连日本是啥模样都不知道的人竟然是‘日本特务’，难道是日本鬼子在精子里植入了间谍因子？我被扣押在村里，监督改造，直到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才恢复自由，落实政策，补发工资。就在这个时候，当年被我打瞎一只眼那个吕大鯀，不顾我的反对，将我的身世和遭遇登在报上恶心我，我没敢将他另一只眼睛也打瞎，臭骂了一顿，踢了几脚。谁知这家伙成了滚刀肉，只一味嬉皮笑脸，死乞白赖要领我去北京逛逛，算是道歉。我想北京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居住的地方，砖头瓦片都一片伟大，就接受了他的提议。他那时在一家报社当记者。”

    “我跟吕大鯀逛了故宫、景山、颐和园，动物园、北京展览馆，还到八达岭长城上照了像。我想杀人不过头点地，得饶人处且饶人，这王八蛋当个记者也不容易，就原谅了他。谁知他的文章竟然被日本大使馆的人看到了，而且他们居然很快找到了我的所谓‘亲生父亲’。那个叫犬养敬二的家伙，突然跑到北京来接我。我这才意识到吕大鯀和日本鬼子是一伙的，他会说日本话，他才是真正的‘特务’。”

    “犬养敬二个头不高，据说和我的样子挺像。初看西装革履，穿得人模狗样，头发不多，留着一绺儿仁丹胡子，拄着一根拐杖，是我从小在电影里看惯的日本鬼子形象。我觉得他的名字跟狗娘养的差不多，干脆就这么称呼他。他略通中国话，说这样的称呼很不礼貌。我才不管你礼貌不礼貌，揪住狗日的领子就打，左右两记耳光，已见鼻血直流，早有宾馆的保安跑上来，架住我要送派出所，但被犬养敬二拦阻了。据吕大鯀说，犬养敬二战后在一家电子株式会社做工，后来跑去德国当技术间谍，被打断了一条腿。因为偷到了核心技术，回国后成了大功臣，当了这家企业的次长。而这家电子企业的产品，目前已是全球知名品牌。我这才明白日本鬼子都是贼，专靠盗窃别人家东西过日子。”

    “犬养敬二有四个女儿，唯独没有儿子，这次来中国还带着他的小女儿，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小姑娘操着生硬的汉语叫我哥哥，向我鞠躬，拉着我的胳膊拍照，甚至拥抱我。可我怎么也无法找到和她的亲近感，甚至对她身上浓郁的香水味儿过敏。他们不停地向我道歉，对我的遭遇表示同情和慰问，将我接到豪华气派的涉外宾馆，吃大餐，看中国人看不到的电影，还领我到王府井买衣服，最后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要我跟他回日本。”

    “按说去日本也可能是改变我命运的一次机会，毕竟日本比中国发达得多，多少人削尖脑袋想出国，有些年轻姑娘甚至委身给外国老头儿，求的就是好日子。可是我从小就被日本鬼子害惨了，对日本有刻骨铭心的仇恨，刚刚洗刷了‘日本特务’的嫌疑，怎么能跑到日本去，坐实‘日本特务’呢！再说他个狗娘养的，当年是强奸了我的母亲，我只是个意外的杂种，心里根本没有他这个父亲，我怎么能跟他去那个陌生的国度呢？我突然觉得应该马上回新疆，那里有我亡故的妻子，有善良的岳父岳母，还有刘站长、麻木提等能过命的同事和的朋友，那里才是我的家乡。”

    “这次回来，我被捧为爱国典型，由县上的几个局长领着，到小学和中学作报告。我一个土包子，哪里会做什么报告，只好将痛打狗娘养的之痛快，如实说给他们，博得孩子们一阵阵欢呼。之后，我因为爱国而不是有能力，被任命为水电站第三副站长，心理挺别扭的。一上任，才看清情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刘站长早已升任县水电局长，接替他的是一个二十八九岁的王姓新生力量。站上干部都换成一帮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我是名副其实的老字辈儿。我跟这些人总是别别扭扭的，尿不到一个壶里，几次建议检修设备，都未受理。我看有些设备带病运转，很快就会出故障，就写了一份正式的《检修报告》，送给站长。他说要开党总支会研究。这个会，我是没有资格参加的，不是党员，现在也没入。”

    “人家开会那天晚上，我一直坐在宿舍等散会，想得个准信儿。一直等到半夜，会议室的灯还亮着，踅过去趴窗户一看，支委们聚精会神打扑克。我气呼呼地跑进去，问《检修报告》批没批。你猜怎么着？没人看我一眼，我的那份报告还躺在桌上，不过下半截已被人撕去卷了莫合烟了。我气得拍桌子骂道：上级瞎了眼了，要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来管理电站！就这一句，便走了板，让人家抓住了把柄，扭送到县上，说我辱骂组织，说我放着日本的好日子不去过，偏偏安居于边疆的小电站，肯定是在日本人那里领受了秘密任务，回来潜伏。”

    亏他们想得出！我又被扣上“坏分子”的帽子，批斗了几场，之后投到看守所立案审查，查来查去，还到吕大鯀那里取证，直到改革开放也没查出个子丑寅卯，又把我放了。放的时候还警告我：没查出问题不等于没有问题，思想改造一刻也不能放松！妈的，又是五六年啊！想我老郑从未有过危害国民的思想，一心只想把电站搞得像个电站，却不料命运之神故意作弄，几经周折，先后被关押了十二年。十二年呀，占我当时三十六岁生命的三分之一……

    说到这儿，郑兴业突然停住了。黑暗中，他扑扑簌簌点上一支烟，猛吸了几口，那烟头的火光能照亮半个房间。我听见他的喉管咕嘟咕嘟响，不禁起了恻隐之心。但是理智告诉我：动乱是一个国家的不幸，受难的何止他一个！

    “我第三次回电站是五年前，”老郑接着说，“这次回来，我几乎不认识电站了，老职工大都调回城里，剩下的大都是近几年招上的知青。技术股，只有一个技术员还记得名字。姓王的站长，前不久被调离审查。他的后任姓马，原是县委机关工作人员，比我大四五岁。人生，更生的是机器设备，损坏的损坏，糟蹋的糟蹋，发电机转转停停，已经难以维持生产了。第一次见面，马站长跟我说，老郑，你是行家，你看这烂摊子还能不能收拾起来？能，咱们就一起干，不能我就回机关，不当这个站长了。”

    “我一听，他对我寄了这么大的希望，心里很高兴，想就是费多大劲，也要帮他把这个摊子收起来。整整半个月我都泡在车间班组，摸情况，搞调查，终于拿出一个设备更新和检修方案，接着又跑水电局找刘局长要钱，要材料，回来后又带着工人干，前后一个多月，完成了大部分设备的检修任务。这以后，三个月没断电，这在县上已经是几年没有的好成绩了。马站长成了拨乱反正的典型，被请去到处做报告，讲经验。他要讲成绩的取得，是靠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努力，也就罢了，可恶的是他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到哪里都说自己舞马长枪，出五关斩六将。擦！设备是我带人检修的，他只到现场转了几次，现在屁大的成绩吹破天，他倒成功臣了！我这人不求谁表扬奖励，但眼里容不下沙子，直接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马大炮”。好在马站长如此一红，没在电站待几天，就升任工交局局长，这事儿就翻篇了。”

    “马站长之后，又来了个高站长，这人是个老干部，‘文革’前当了近十年公社书记，在领导和群众中很有威信，他一来先整顿了组织，把我这个第三副站长排列第一，还让我列席党总支会议。我感激涕零，暗自下决心帮他管好电站。但这个人固执己见，又很主观，他定的事情谁都不能提意见，为了创造一部发电机连续运转三百小时的记录，硬叫技术股长在不停机的情况下，切断冷却水，指挥一个女工焊接冷却水管出水口的裂缝。我说万万使不得，两台发电机，要检修安排到晚上用电低谷，停一台也不大影响供电，何必要冒这个险呢？他满不在乎，还说这个女工技术好，可在半分钟完成任务，弄好了就是技术创新，创新啊！我们的革命事业总不能停留在原地固步自封，螃蟹总得要有第一个人吃才行。我说螃蟹没吃过，但这样违章操作，是拿人民财产当儿戏。他恼了，说我倚老卖老，自以为是，太骄傲。”

    “好吧，你胡整吧，吃不了你兜着！我一生气，转身就走。刚走到机房门口，就闻到一股焦臭味儿从背后冲过来。不好，我赶紧跑过去按动离合器开关，谁知就在这刹那电机冒烟，转子卡死了。惯性强大的水轮机可不是轻易停得下的，咔嚓一声，不等离合器打开，联结轴断了，拧断的钢轴飞起来，正好砸在女工的头上，当场就砸死了，人家才结婚三个月，听说腹中还有个小生命，你说可惜不可惜？”

    “事情发生后，县里很重视，派了工作组来调查，那高站长一口一个不懂业务，把责任全推到技术股长身上，又说我身为分管业务工作的副站长，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制止他的错误行动，也有责任。技术股长是个工农兵大学生，名声本来就不好，这下还能不倒霉，被撤了职，我记了大过，而高站长才受了点党内警告处分，简直黑白颠倒！我不服，告他，官司打到县上，正赶上清理‘文革’中的案件，高站长死死咬住一条，说我钻了两派争斗的空子，服刑不到刑期的三分之一，不符合新《刑法》的规定，应该继续回监狱去。我想这下玩完了，还不如跟那个狗娘养的去日本。多亏法院、检察院主持公道，高站长的意图没有得逞，我才没被重新弄回监狱。”

    “这次事件把我折腾够了，担了近半年的惊。事情有了结果以后，两位老太太就缠着让我辞职。哪两位老太太？你看我竟忘记告诉你了，是我的两位岳母，一个维族，一个汉族。我二回新疆后，前妻的父母，几乎把心全都操到我身上，他们非得要给我重找一个女人。你说维吾尔的感情真挚不真挚，伟大不伟大？感动和悲伤之余，我一次一次又一次想起伊萨汗，她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就像黑夜的一盏明灯一样，在我心中闪烁。有一天我想她想得流了泪，老岳母看见，便来安慰我。我说一辈子也忘不了你一家的恩典，都是我不好，害了你的女儿，我对不住你们！”

    “老人家替我擦干泪水，说道，‘快别这么说了，难道这些年你受的罪还少吗？’说着，老人也老泪纵横了，我们两代异族亲人抱在一起痛哭了一场。她说老羊不死就要护好羊羔，兴业你放心，我们老两口一定要让你过上幸福的日子。这话说了没过多久，他就托人给我物色了一个对象。这女的叫黄金娥，在种猪场当饲养员，小我三岁，因为长得丑，家庭出身又不太好，一直没有嫁人。据说她父亲是个‘反动商人’，在国民党政府完蛋时被新政府镇压了。刘局长说，老婆丑，能活九十九。诸葛亮那么厉害的角色，还娶个丑媳妇呢！丑是丑，本颜色！丑点安全，只要能生孩子过日子就行。再说，人家还是个大姑娘呢！”

    “我想了想，自己也就是个社会的弃儿，人糙，命苦，没有挑人的权利，尾巴一提是个女的就行。婚后感情很好，黄金饿很爱我，说我看得起她，她为我受再大的苦也心甘。他这话没白说，我结婚五个月，就身陷囹圄了，他一直没变心，还时常去探望我。她给我生了个儿子，今年十岁了，长得挺机灵。原来女人脸丑心不丑，生的孩子也不丑，你别见笑！哦，对了，她还有个老母亲，跟我们一起生活，所以我现在有两个岳母，一个岳父。”

    “家庭负担这么重，你辞职后一家人生活怎么办呢？”我想了想问。

    “好办！”老郑“嘿嘿”一笑说，“什么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我原来多少还是顾忌一些黄金饿的家庭出身，却不想这事儿竟然给翻了，你说我是不是因祸得福？就在电站出事不久，北京一位大领导来新疆视察，突然间提出要见黄金娥的父亲，说是当年他在新疆搞地下工作，曾得到黄先生的资助和庇护，要没有老黄，他早就不在人世了。这下地方的干部坐不住了，支支吾吾，大领导问得急了，才说这个人早都不在了。大领导提出要见家属，我的妻子母女被要求只能说老黄病故多年，不能说被枪毙。但大领导还是从老太太的眼神里读懂了，叹息一声‘可惜了’。”

    “大领导这一声叹息，小官员心领神会。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核实，当年老黄的案子的确是搞错了。有错必纠，这是咱政府的精神。平反昭雪之后，原先没收的财产全部折价赔偿，合人民币五十多万，还归还了工商局占的私宅。这样我就成了全县第一号富翁，虽然人还被审查，但连办案警察都眼红我，说我人财两得。这话不假，还是说正题吧！”

    “老婆和丈母娘都说有那五十万，一家人也够吃了，死活不让我再工作。我一想，我这人性子直，拐不过弯，这么多年来，除了刘局长，我跟哪个领导都合不来，不干也罢，免得又节外生枝，再给弄到监狱那种地方去。那段时间，我成天吃了逛，逛了吃，晚上回来就跟老婆干那事，干太勤了也就寡淡了。这时候我才发现，我这个人根本闲不下，四十刚挨上，就这么坐吃等死啊？不行，我得找点事情干！干什么呢，开饭馆，照相馆，修理部，政府的政策都允许，回去跟家里人一商量，维族的同意，汉族的不同意。黄金娥的母亲说，要搞就搞冷门，现今边疆卖工艺美术品的很少，开个工艺美术店，最赚钱。老人家不愧是商人的老婆，很会看门道。”

    “老太太的主意说服了全家人，我当下便跑去跟刘副县长商量，就是过去的刘局长，新选进县政府班子的。他很支持，还让我有困难找他。我于是收拾了几间屋子，拿出二十万元，找工商局办营业执照。办好执照，就启程往内地采购商品，三个多月时间跑了十四个省市，净进当地特产，什么北京琉璃，景德镇青瓷，苏州的丝绣，天津的杨柳青画儿，安徽的歙砚，等等。我不光进一次性货，重要的是与商家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我还按照丈母娘的指点，跑了几个大城市的古玩店和工艺美术店，签订了联营合同，回来后有什么需求，及时向他们调货。这一趟跑下来，几十万元的货就进上了。你猜怎么着？生意简直不是一般的红火！开张一个月，就卖掉差不多一半，老本已经回来了。后来商店名声远播，外县外地区的人都跑来光顾，我和老婆最高兴的事就是晚上算账数钱。”

    “挣了钱，我拿了几千块给刘副县长，他不敢要。我说娶媳妇开商店都是你帮着拿的大主意，总不能老让我欠着你的人情吧！他说身份关系，纪律管着，酒可以喝，钱不能要。我当初支持你开商店，是怕你闲着，闷出病来，没想到你会发财。你要有心，我家女儿两次高考落榜，在家待业，她还有两个同病相怜的同学，眼下县里就业困难，你给招到你那里，算给县里帮忙，也就是感谢我了。”

    “我其实正愁帮手难找呢！当时的商店里，除里我就是两个岳母一个岳父，老人家年龄渐大，手脚不太利索，难免怠慢顾客。老婆呢，又怕政策变，还上着班——一家总得有一个人吃公家饭。谁承想人家一个县领导，竟然不嫌弃我这个体户庙小，把女儿送上门，真是雪中送炭！我除了说好话感谢，还能说什么！老刘又说黄金娥也可以停薪留职，单位保留其身份，只是不发工资了，万一哪天想回去上班，还是回得去的。有老刘这句话，我心里踏实多了，回家就将了老婆一军：一个女人家也不害骚，成天看着公猪给母猪配种，叫人笑话！她说当姑娘都过来了，现在成了婆娘还怕什么，人和猪没多大不同，只要你不嫌就行了。我说我要是嫌呢，她说那你就别跟我一个床睡，睡到你那店里去，没治，还是随她吧！”

    听了半晚上，老郑就是个暴发户，虽然他的经历有些曲折，我却没有多少兴趣了。我翻个身说：“睡吧，明天还有事呢！”

    “哪能这么就睡呢？前面尽扯了咸淡，我还没说正事儿呢。”老郑竟然坐起来，开了床头灯。灯罩透出的淡淡光亮，映着他兴奋的脸膛，返回来些许红晕。他干脆盘腿坐在床上，我出于礼貌也坐起来听他说。“办商业虽然来钱，我却越办越没劲，倒是水电站对我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哦？你不爱钱？”我还真得刮刮目，仔细看看眼前这个人。“现如今到处都是‘向钱看’，连报纸都宣传越有钱越光荣，越受穷越狗熊，难道你真是个另类？”

    “你看啊，这两年我发了，电站可是垮了，已经停机两个多月，请了几个专家会诊，说没有一百万元恢复不起来。老刘又让我去看，我看差不多就这个数。老刘一年才挣一千多一点，县里财政每年都亏损，靠上级拨款发工资。这么多钱，县里定不下投资方案。有人说，老亏损的企业，养着是个无底洞，还不如关了算了。我一听就着急，一个县就这么一个水电站，还算个大点的工业，总不能这么收拾了摊子！我急忙找到刘副县长，他担心没有个合适的领导，不下马，就是无底洞，县里哪有那么多钱往上贴。我说没了水电站，一到晚上县城就黑灯瞎火了，我就不信，一个县找不出个站长了。老刘说找不出就是找不出，有什么办法呢？咱们县没人嘛！”

    “老刘这么一说，我就更不服气了，说领导要是看得起，我老郑去收拾这个破摊子。刘副县长转忧为喜，其实他是故意将我的军，县里是想请我出山当站长，主管业务，另派一名书记去挂帅。我一听又泄了气，说来说去，我还是当副的，说了不算数，有劲用不上，我不同意。他问我到底有什么条件，我说要我干我自己对县里负责，至于具体方案还没想好。他让我想好后再来。”

    “我回家和岳母一说，她说当什么站长，干脆租赁经营，当经理。以前的资产打个包，是公家的，往后的投入是咱家的。将来咱不干了，公家折价赔给咱，或者咱送给公家都可以。咱接手后发电卖给县里，定一个利润分配比例。老职工咱还用着，但干啥活得咱给他派。县里可以派人监督，你跳得太高了给你拽吧拽吧，别摔着了，但不能干涉你经营管理。这样的条件能答应你就干，不答应你就别干。你这性格，没法给别人打工！”

    “我这才知道岳母出身商贾大户，是个独生女，其丈夫曾是她家伙计中的翘楚，后来就成了她家的上门女婿。她家的生意涉及丝绸、布匹、皮革和瓷器和驼队运输等，不但在南疆各地有分号，中亚和西亚也有她家的采办机构。国民党政权倒台前，她家被军阀和土匪明敲暗抢，金银珠宝所剩无几，只留下外强中干的商铺房子。新政府成立后，由于人人都能理解的原因，她们家成了专政对象。岳母从小被当家族接班人培养，在商海里耳濡目染，对经营之道颇有心得，生意上的决策都让她参与，老爷子过世后她更成了丈夫的主心骨。丈夫遭难后，她含垢纳辱，闭门不出，靠给上层人家做高档服装维持生计。”

    “自从我和黄金饿结婚后，老太太就开始观察我，研究我。她说我挖了水电站建设的第一锹土，在干爸手把手的教导下，亲手安装了水电站的所有设备，大半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梦里都说水电站的胡话，说明已经和水电站割舍不开了，所以挣多少钱都不开心。眼下水电站改造的投资规模，咱把家底都搭上，也差不多够了。这些钱有政府赔的，有从老百姓身上赚的，都是身外之物，咱几十年没有这些钱不也过来了，你这会儿拿出去投给政府投给百姓，就当是做善事，善有善报，最坏的结果就是打了水漂，拿不回来了，还能坏到哪里去！就是真没饭吃了，政府也不会不管。”

    “真是个深明大义的老太太！”我由衷地祝贺他遇到了天下最好的丈母娘，她是曾经沧海，更加珍惜桑田啊！不像许多俗人家，巴不得女婿围着她女儿转。

    “是啊！你说我咋这么好的运气呢？我将岳母的想法和刘县长一说，他当时就汇报给书记。书记马上放下手里工作，领着一帮县太爷到家向老太太致谢来了。刘县长说，‘县里研究了，你家也别砸锅卖铁，你们投一半，县里担保在银行贷一半，前几年利润先还贷款，还完贷款，剩余利润以奖金的形式给你百分之二十，就算是变相分成。眼下的政策还没有说让搞股份制，咱也别走的太远！至于经营管理，就按老太太说的办，量你也不能把电站卖到外国去！’”

    “事情就这么定了，县里将报告送到市里，市里领导都说是好事，但迟迟没有批。据说有人质疑私人投入的固定资产性质，到底是姓‘社（会主义）’还是姓‘资’（本主义），怕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犯错误。刘县长让我亲自来市里，给主管部门解释解释。解释啥呀？我跟一个年轻小科长说了一下午，我说我的钱算借给县上的，我不占有固定资产行了吧？他说借钱给县上利息怎么算，会不会扰乱金融市场？这又是一个新的政策问题，政策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市里根本没权批，只能逐级往上报了。我在市里跑了这一趟，也算看明白一些，有些事上面不说话，底下再急也没用。一个县的老百姓用不上电，在县里是大事，到了市里就没有那么大了，再往上，呵呵，可能就不是啥事儿了……”

    这老郑，都想这么明白了，还问我？我的情绪也跟着他急转直下，有点担心，也有点惋惜。不过我细细一想，事关老百姓生活的事儿，越往上越接近政治核心，越会受到重视，否则还怎么体现人民政府为人民呢！

    “……巴西拉玛克……巴西拉玛克……”老郑不知在喃喃自语，还是在说梦话。

    我突然有些失笑：你明明没放下，刚才还装出无所谓的样子！

    睡不着的时候，我将老郑的故事重新梳理一番。我觉得他还真是个人物，虽然名不见经传。他不在官场，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也不说什么理想事业之类的空话；他不是个合格的商人，因为他不以赚钱为最大追求；他就是热爱电站，想把电站建设好、经营好。他这个人具体，实在，看似嘻嘻哈哈，貌不惊人，实则脚踏实地，追求有恒。我觉得他比自己更像一个忧国忧民的人，他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一九八三年秋草于新疆喀什

    二〇一七年冬改于海南琼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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