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陲兵事-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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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母亲拉着我的小手,初入校门时,阿不都就挥舞着大扫帚清扫门口的树叶;如今我回母校当教师三年了,他还守着传达室那间小屋。除了腰弯背驼,额头的皱纹更深而外,时代在这个貌不惊人的老校工身上,似乎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再说他还给人留下了既抠又贪的印象,因而一天天更招人讨厌了,大家都叫他“小鼻眼儿”。

    大凡给人起外号,总要有点根据。要不是每次不等星期六大扫除,他就把各班的废纸篓腾空,上废品收购站赚几个零钱;要不是大伙儿凑份子祝贺一位同事的女儿新婚大喜时,他抖抖索索掏出五毛钱,还犹犹豫豫不忍释手,人们怎么会对他如此蔑视呢?

    我讨厌他,是从一张报纸开始的。穷小学,少经费,鸡毛掸子轮着用。尽管老师们呼声很高,校长还是只批准订了几份报纸,所以每次人还没看完,阿不都就鸡屁股等蛋似的,催着要收回去。那天,几个爱抽莫合烟的朋友来看我,不一会儿就把当天的《参考消息》撕得只剩巴掌大一块儿了,他发现后眼睛瞪得溜圆,眉头蹙成个典型的“川”字,腮帮鼓得像吹黑管的演员:

    “公家的报纸嘛……”

    “我赔你!”当着朋友的面,我可丢不起这个人,尽管我并不赞成他们这粗莽的行为。我随手掏出一张硬铮铮的大十块扔在桌上,“给,这比卖到收购站合算多了!”

    阿不都讨个没趣,气得眼白翻了几翻,胡子翘了又翘,最后也没说出话,只好在我和朋友的揶揄笑声中,红着脸走了。

    打那以后,我看这个老校工总不顺眼,看报纸时也不同他打招呼,还嫌他在炉子上煮饭有味儿。有时他讨好似朝我笑笑,我也懒得理他。哼,还是个当过兵的人呢,一点男人的大气都没有!

    一个多月前,我们班的调皮鬼吐洪江一进校门就嚷:“阿不都,要不要冰棍杆儿?”

    “怎么不要,十支一厘钱呢!”阿不都笑容可掬地迎上去,拍拍吐洪江的肩膀。他无儿无女,只身一人,最喜欢孩子了。可是吐洪江不等他接住冰棍杆儿,就把没吃完的冰棍扔到路边的沟渠里,坏笑着跑了。阿不都痴痴地站在地上,眼里涌出两串老泪。

    “活该!谁叫他那么小鼻子小眼儿呢?”我有点幸灾乐祸,可不能表现出来,因为吐洪江的恶作剧显然超出了道德规范,是一个小学生不该有的行为。我照例批评了吐洪江几句,这件事就风吹云散了。倒霉的是新来的校长安排我今年负责夏令营,而他同时竟然要阿不都当辅导员,什么老战士呀,老荣军呀,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英雄呀,溢美之词一大堆,让人推又推不掉,带又不乐意,心里老大不爽。

    更气人的是阿不都竟然摆起架子来了。出发这一天,同学们都集合在操场准备上车了,他还没有露脸。我让司机使劲儿按喇叭,传达室的门还是紧闭不开。这个宝贝!时间观念如此之差,也不知当年的战士是如何当的。我气冲冲地踹开虚掩的门:“阿不都,你还要磨蹭到啥时候?”

    “噢?”昏暗的角落传来这么一声。等那人转过身来,我不由大吃一惊:背身坐在墙角出神的,原来是校长。只见他面色冷峻,神情愕然,眼里闪着激动的光。他没跟我说什么,却把一部“声宝”牌立体声收录机和一盒磁带递给我,手里捏着一张发黄的纸,急匆匆出去了。

    “同学们,”校长站在整齐的队列前说,“我们尊敬的阿不都大叔,他不能跟大家一起去欢度夏令营了,他给我们留下了这张纸条,这是比他送给我们的收录机,还珍贵一万倍的礼物……”

    我的心一震,仿佛有一种出事的预感,而怀中的收录机也变得越来越沉,沉得我几乎拎不动了。只听校长深情而沙哑的声音在操场回荡——“同学们,可恶的战争创伤夺去了我做父亲的权利,可我把每一个同学都看得跟自己的巴郎一样。我本想和你们一起去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但我接到了一封信,因而决定去湖南,看望一位汉族战友的老母亲。二十多年前,她心爱的儿子为掩护我,牺牲在喀喇昆仑高原。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替战友尽孝心,虽然我做得不够好。过些天就是她老人家八十大寿了,老母亲召唤我,我一定得去……这里留下一部收录机,是我二十多年在校园里捡废纸、收冰棍杆儿和许多破烂积攒的钱买的,希望它带给你们欢乐,带给你们纯真……”

    “哇——”吐洪江哭了,许多同学都哭了,我身旁几位老师的脸上也挂着泪花。

    我的心突然酸楚楚的,泪眼婆娑。激动,愧疚,悔恨,各种复杂的感情,猛烈地抽打着我的肝,我的肺,我身上的每一根肋骨。我不知自己是怎么坐上车的,但见窗外楼舍渐渐隐去,一片生气盎然的绿洲就在眼前。天上阳光明媚,地上树木葱茏,园里花草含笑,蕊间蜂蝶舞动。一个高大的身影,隐约就在绿树红花之中。

    (原载一九八四年六月三十日《喀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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